过年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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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音乐范文第1篇

音色是音乐形式的基本要素之一，它体现了物质形态内部质料的基本特征。音乐中音色的表现力主要体现在不同的乐器和人声的特征上，是一种表现情绪化的综合性因素。音乐艺术中的音色审美实践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

很多学者认为，相比中国人对音色的鉴赏力，西方音色审美意识的觉醒就晚的多。纵观西方音乐史我们可以发现，巴洛克时期前西方音乐发展比较重视人声，如圣咏、经文歌等等，巴洛克时期后乐器从人声里解放出来，但是种类不繁多。浪漫主义时期以后管弦乐队的规模扩大，也加入了打击乐。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模拟各种音色的电声乐器、电子合成器兴起，创造新的音色，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

有些学者认为，中国人对音色的重视先秦时期就已存在。如乐器分类“八音”的提出，八音是指“金、石、丝、竹、匏、土、革、木”。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音色的分类，因为不同材质的乐器会发出不同的音色。早在两千多年前，我们的先辈就已总结出一些关于音色的审美经验。如“，君子听竽、笙、萧、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鼓之声欢，欢以立动，动以进众，君子听鼙鼓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在这一描述中，不仅揭示了钟、磬、丝弦、竹管、鼙鼓等多种乐器的音色性质、情感表现特点，而且还阐明了各自的社会功能。

下面，笔者从中国音乐音色的“近人声”、“多样性”来粗略谈谈中国人对音乐音色的审美观念特征。

一、近人声

中华民族是一个讲究人情味的民族。中国文化是以人为本体，注重感性。中国人对音乐的重视真切情感的表达和人的情感体验，认为只有“近人声”的音色才可以引发、表现浓重且真实的人情味。

“贵人声”的观念, 最早在先秦两汉时期就已经初见端倪，《礼记·郊特牲》中就有“歌者在上，袍竹在下, 贵人声也”的记载。“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这一美学范畴直接反映了中国人的音色审美观念, 认为“丝”（这里指的弹拨乐器）的音色不如“竹”（指发出连音的吹管乐器）的音色美，即竹类气鸣乐器以其悠长的音调, 比发出颗粒性音响弹拨乐器更接近于人声。而“竹”的音色又没有人自身的嗓子直接本文由收集整理发出的“ 肉”声真切、迷人。中国人有崇尚自然的哲学理念，比起西方人的上帝，中国人更相信“天道无常”，“法贵天真”。中国的音乐注重人的情感表达，认为只有人的嗓音才能真实自然的表达内心的感受，也就是“肉”声。“竹” 和“丝” 虽同为人造乐器, 由于管乐器是用人的生命之“气” 吹奏的, 弹拨乐器是用人的手弹奏的, “气”比“手”更接近于人的内在生命本体, 所以, 在表达人的内心情感上, “竹”比“丝”显得更直接、更自然，这就是所谓“丝不如竹”。

也正是如此，中国的乐器音色较之西方更具有拟声性。这首先体现在材质的不同。中国人的传统文化讲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乐器的材质大都是一些木头、皮革、石头、竹子等自然材料。这些乐器演奏出的乐曲音色自然，没有受到人为的机械的改变，保持了原本材质的音色特质，符合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西方的乐器大多是人工的、标准化的材料，大都是些金属或是人工合成材料。这样的乐器演奏出的音色，除了弦乐如小提琴的音色类似于人声的吟唱，其他乐器诸如铜管乐都带上了金属的味道，不是来自自然的声音。因此欣赏中西乐器音色的立足点有着明显的差异。我们可以从萧曲《寒江残雪》中听出人的声声叹息，从琵琶曲《海青拿天鹅》中听出鹅扑打翅膀不停逃窜，可以从二胡曲《赛马》中听出马蹄声和长啸嘶鸣。

此外，在中国民族音乐中， 声乐不但是器乐的先导，而且是器乐发展的基础与源泉, 亦是为例证。在中国几乎所有的人声演唱的艺术中，则都是共同地以保持嗓音的自然状态来获得一种首先是真实的、人的肉质的自然的嗓音。当然从文献中记载，宋代之后, 拉弦乐器得到一定的发展, 无指板的胡琴类弓弦乐器能演奏出无断续的音腔变化细腻丰富、流畅悠扬的音色, 能更有效地模拟人声, 并逐渐成为中国民族乐器巾最重要的歌唱性旋律乐器。近现代中国民乐的发展，由于刘天华等人对弦乐的改进，由于大众审美标准的改变，人们对传统乐器音色的审美取向转向了对技巧表演的追求，已是后话。

二、多样性

曾经有人这样形容过中国的民族乐器，像二胡、琵琶、古筝这样的乐器，无论哪一种拿来独奏音色都是很响亮，而放在一起合奏就没了声音。我们也听过西方气势恢宏的交响乐，不禁感叹国人乐器是不是“落后”于西方呢？不可否认西方管弦乐合奏无论从规模还是从场面上都明显优于中国的民乐，可这只能说明西方乐器的音色与中国民乐的特征不甚相同。

说到中国民族乐器音色的多样化，绝对比西方优越的多。西方的交响乐队，弦乐、打击乐、铜管、木管，只要一个族群，音色就是接近的，所以合奏时浑然一体。如同中世纪的教堂音乐（20世纪现代主义音乐除外），西方音乐追求不同乐器、不同声部的和谐圆满。中国民族乐器则呈现出音色的多样性、独特性，不同种类的乐器音色迥异，如二胡的苍劲有力，古筝的柔美清脆，就算是同一类的乐器，音色特征也不尽相同。正如有人曾这样描述胡琴家族中这几位成员的音色内涵：二胡是南国的温婉缠绵、京胡是北方的高亢激越、板胡是西部的嘹亮阔远、坠胡是中原的粗犷热烈。中国有上百种的打击乐器。有人说中国的打击乐器的种类也许是世界上最多的。那么上百种的打击乐就有上百种不同的音色。有一个作品《鸭子拌嘴》，就全部是打击乐演奏，形象生动的描述了一群鸭子打闹的有趣场景。

中国音乐中对音色多样性的追求，并不仅仅反映在乐器方面，在中国传统的声乐艺术当中同样也讲求对多样化音色的追求。与西方歌剧中男女演唱声部只有花腔(女) ，戏剧、抒情的高、中、低(无女低) 的几种主要依据音区、音域的基本划分不同，中国戏曲中如京剧就更多地是按照严格的音色约定性来对生、旦、净、末、丑不同角色类型行当进行划分。针对这些具体角色, 在实际演唱时, 音色上也有着细致而丰富的要求。再看外国的歌剧，比如《图兰朵》，一个侍女的音色和公主的音色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中国戏曲不同角色音色的不同，听者在脑中形成的形象感觉也不同。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能听戏，即使闭着眼睛也能听出角色的不同。

过年音乐范文第2篇

关键字：理想国 柏拉图 音乐教育

《理想国》是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重要的对话体著作之一。书中以苏格拉底为主角用对话的方式探讨了哲学、政治、伦理道德、教育、文艺等等各方面的问题。《理想国》产生于古希腊民主制时代的奴隶社会。该书是奴隶制城邦经济的繁荣，商品贸易的发展，斗争中建立的民主政治以及对自然科学的重视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表现。其中音乐教育的观点，值得我国现行的教育体系借鉴。笔者从四个方面分析书中所含音乐教育理念以及启示。

一、音乐是真实性、理性与和谐的统一

柏拉图认为音乐艺术反映生活要像照镜子一样，“拿一面镜子四面旋转，你会看见太阳、大地、草木、你自己、动物以及你刚刚看到的一切”，不管自然界中的事物是美是丑，都应真实的反映，否则就歪曲了自然、社会和人生。同时，他认为音乐是具有数与比例这一理性特征的。他认为“数是万物之源，全宇宙也应是个数，并应是个和谐的乐调”。音乐教育是理性的教育，求知求真性是《理想国》中音乐教育思想的基石。

二、音乐教育的途径：

柏拉图根据“音乐必须引导并约束青年走向正确”的教育原则，采用了阶梯化的理想教育途径：

高等教育包含哲学、音乐；

中等教育包含数学、天文学、音乐；

初等教育包含数学、音乐、体育。

由此途径可以看到随着年龄的增长，教育的侧重点随之变化，但是，音乐教育贯穿始终。那么，为什么柏拉图认为音乐教育是其它教育无法取代的呢？总结为以下几个原因，一方面，音乐能够深入人心并留下深深的烙印；另一方面，学习音乐让人变得更具敏感性，观察力和吸收能力增强；再者，音乐使人从善。“音乐具备使人认识节制、宽宏、高原之类品质形象的功能，无论这类品质形象的本体还是影像，无评论他们散在何处，变大变小，都不再会被忽视”。 即“掺合着音乐的理性，这是人一生美德的唯一内在保障，存在于拥有美德的心灵里。”

三、音乐教育作用和影响

音乐教育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要起到调节国家中各个阶级的关系和塑造思想人格的教化作用。柏拉图认识到音乐要起到教化作用必须对音乐曲调的性质有所选择。他反对哀婉、凄惨、萎靡、懒惰的靡靡之音，提倡保留使人“从善如流、毫不骄傲、谦虚谨慎、顺受其正”的音乐。柏拉图认为，人们在幼年时期经过音乐的教育，塑造成维护国家利益的思想人格，这种人格伴随他们健康成长，一旦国家发生什么变革，他们就会奋起反抗，维护国家利益。这也充分说明音乐的教化作用影响深远。

四、我国音乐教育现状与调整措施

过年音乐范文第3篇

关键词：古诗词；月意象；团圆；概念隐喻

中图分类号：G718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1578（2013）08-0006-01

月意象是中国古诗词中最经典的意象之一，其不同的意象组合传达不同的含义，并且经过长期的文化传统的影响形成特定的涵义，其中"团圆"是最常见的一种。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从文学的角度来分析月意象，本文尝试以认知语言学中的概念隐喻为理论基础来探索"团圆"这一最为常见的月意象。

概念隐喻理论是认知语言学派重要人物Lakoff和Johnson在他们1980年的开山之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中提出的，他们认为隐喻的实质就是通过另一类事物来理解和体验某一类事物。 是用我们所熟知的、具体的概念去理解、思考和感知抽象的、难以理解的概念，其方式就是把源域的结构映射到目标域上。源域和目标域是概念隐喻所包含的两个部分。一般来说，源域较具体，目标域较抽象。以概念隐喻人生是旅程为例：在结构隐喻人生是旅程中，"旅程"作为一种易于理解的概念被当做源域，"人生"这一抽象的概念是目标域，下面列表具体展示了"旅程"和"人生"之间的对应关系。

Lakoff & Johnson根据源域的不同，将概念隐喻分为三大类：方位隐喻、本体隐喻和结构隐喻。

1.方位隐喻

方位隐喻是以参照一个概念体系组织另一个概念体系的隐喻，因为它们中的大多数与空间方位有关：上-下，里-外，前-后，开-关，深-浅，中央-边缘。我们生而拥有我们的身体，而且我们的身体在我们的物理环境中起着它们本来的作用，这就产生了空间的方位。 人们将这些具体的概念投射于情绪、身体状况、数量、社会地位等抽象的概念上，形成以下的方位隐喻 ：高兴是上，悲伤是下；多是上，少是下；地位较重要是上，地位较次要是下；好是上，坏是下等等。

2.本体隐喻

在这类隐喻概念中，人们将抽象的和模糊的思想、感情、心理活动、事件、状态等无形的概念看做是具体的、有形的实体，因而可以对其进行谈论、量化、识别其特征及原因等。 例如将通货膨胀看做实体，这就产生了以下的说法：

①通货膨胀降低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②通货膨胀是我们要时刻警惕的敌人。

③由于通货膨胀，这个国家的经济濒临崩溃。

3.结构隐喻

所谓结构隐喻就是通过一个结构清晰、界定分明的概念去构建另一个结构模糊、界定含混或完全缺乏内部结构的概念。 这两个结构的认知域不同，但它们的结构保持不变，即各自的构成成分存在着有规律的对应关系。比如在时间就是金钱这个概念隐喻里，人们可以"花时间"、"浪费时间"，还可以"节约时间"。 下面就以概念隐喻来分析一句脍炙人口的宋词。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这一句千古传唱的名句，以最浅显明了的景象传达人世间最深奥复杂的情感，劝慰人们以豁达的心态看待事物，充满了对人生的思考。

这句词中分别描述了人生及月亮的四种状态：悲、欢、离、合及阴、晴、圆、缺，不难发现这四种状态是一一对应的，月亮映射了人生，构成了结构隐喻--人生是月。

自古文人们就习惯以阴沉、晦暗，昏暗等词汇来描写自然景观，借以表达自己悲伤、失落等消极低落的心情；与此相反，当风和日丽或者月朗风清时，文人多表达出欢快、积极乐观的心情。因而，源域"月"中的"阴、晴"分别映射目标域"人生"中的"悲、欢"，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分别映射了"人生"中消极低落和积极向上的两种心态，而月"圆、缺"自然分别映射人的"合、离"， 月圆象征着人团圆，月缺暗指人别离，这一点可以说是为所有国人所认可的。杨万里在《念奴娇・中秋》中也曾写过"人念爱俦！阴晴圆缺，月常有，人亦总历烦休。悲欢离合，不人由，盈月空明照当楼。"

由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以月的圆缺映射人的离合这一结构隐喻（人是月）在中国古诗词中较为常见，如吕本中《采桑子》的下阕"恨君却似江楼月，暂满还亏。暂满还亏，待得团圆得几时？"词人借月的暂满还亏，比喻他跟君（他的妻子）的暂聚又别。在这句词中，源域"君"与目标域"江楼月"都很明显地表达出来了，并且同样是以月相"满、亏"来理解、映射人的"离、合"。除此之外，末句"暂满还亏，待得团圆得几时？"还传达了一层含义--团圆的时间就如那月圆一般转瞬即逝，分别却似月缺一般漫长。因而，此处的结构隐喻人是月是以"短暂的月圆"映射"短暂的团圆"，以"长久的月缺"映射"长期的分别"。

"团圆"作为中国古诗词中最常见的一种月意象，"圆缺"月相常被心思细腻婉转的人们与亲朋之间的"团圆、分别"联系起来。这种天体现象与心理之间的莫名联系在大量的诗词作品中充分表达出来，从概念隐喻的视角来说，圆缺的月相映射了人的合、离，而圆月的短暂，缺月的漫长也映射了亲朋之间的聚少离多，人们盼月圆何尝不是暗含了对团聚殷殷期盼的心情。

参考文献

[1] Lakoff， G. and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P.5.

[2] Lakoff，G. and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P.14.

[3] 彭增安.隐喻研究的新视角[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30页.

[4] 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09页

过年音乐范文第4篇

也就在“滚石餐厅”的同一时期，向子龙（那时已办过第二次“摇滚大餐”，在武昌街精工艺廊）和余为彦及四五个股东也恰好开了那有名的“稻草人”，位置相距“滚石”不过几十步路远。时间是1975年秋天。

谈“稻草人”之前，且来谈谈那开得更早的“艾迪亚”（Idea House）。

1973年夏天，我们上成功岭受训，我被分到第九连。操练极严；但究竟多严，却因没法与别连比较，所以不知道。直到有一天。蒋经国、谢东闵、于豪章等好些个大官到我们连上吃午饭，才知道我这一连是真的“魔鬼连”。那时姜家龙、余为彦所在的隔壁第八连，据说很轻松，常常几个人围在一起弹吉他。其中有一个辅大的学生，吉他也弹得很好，并且会吹Blues口琴。有时下了课，大家会到福利社喝一罐“爱如蜜”。这个辅大学生戴一副眼镜，蛮斯文的，讲起话来，颇有几分魅力，声音沉厚，然嘴形的动作却很小，而讲出来的话仍很清楚。那时觉得印象深刻，过不久才知道是他小时讲很多英文之故。这个年轻人叫赖声川。他后来组了一个团，叫North Country Street Band，另外成员是陈嘉隆、林明敏，在“艾迪亚”演唱。

当时“艾迪亚”是台北很主要的一个民歌现场，歌手先后有You & Me（霍壬鲲、邵孔川），有Trinity（汤宇方、张大修、刘绍梁），有胡因子（那时还不叫胡茵梦），有胡德伟，有杨祖。“艾迪亚”所在的地点，是在忠孝东路“顶好”旁边，算是现在所称的东区正中心。

至于“稻草人”这个名字，其来由当然和1973年的一部电影Scarecrow（台湾译为《流浪奇男子》）有关。刚开幕的那几个晚上，当然，一沿前例，有些16厘米影片及幻灯片伴同精选过的音乐一起播放。那面红砖砌成的裸墙挂着张照堂他姑婆多皱纹的脸之大照片。

除了放唱片之外，后来也有歌手现场演唱。像康福国（喜唱Neil Young，往往唱到后来，总要激动落泪）、陈荣贵（常唱Jim Croce、The Grateful Dead等）、沈吕遂（常唱Harry Chapin）、美国人Bill Savage（常唱Mississippi， John Hurt那类的蓝调）、刘建国与阿村（擅长好几家的双重唱）等等。但真正生意鼎盛，有时甚至座无虚席的节目，是周六夜的Bluegrass团体，由弹Banjo的Roger、拉小提琴的周嘉伦、一个日本人及另一个记不得是谁的共同组成。这个“青草”乡村音乐当年吸引极多的老外在周六于此共聚一堂，热闹非凡，啤酒一瓶接一瓶地开，算当年“稻草人”的主要收入来源。直到有一个周六晚上，那天我没去，事后听说有附近太保在店里滋事，把一个华裔美国人的手指割了几根。据说后来在桌子底下找回二三根急急到医院接了回去，只有一根找不到。这事发生后，“稻草人”的生意冷了下去。

作者系台湾知名作家

何华：邬达克――上海老建筑的“洋爸爸”

何华

最近因工作关系，常跑上海。和上海的朋友聊天，他们经常会提到一个洋名字“邬达克”（László Hudec，1893-1958），说起来兴头十足，什么这幢建筑是他设计的、那幢也是他设计的。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熟知的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吴同文住宅（绿房子）、沐恩堂、诺曼底公寓（武康大楼）等杰作都是他的手笔。我去过的汾阳路150号日式烧烤餐厅仙炙轩（白崇禧公馆）原来也是邬达克操刀的。一天，和朋友逛“外滩源”，朋友随手一指：看，这幢真光大楼也是他设计的。

“邬达克热”在上海持续有些年了，民间有一群“邬粉”，为他设计的老建筑痴迷，豆瓣网上的“邬达克的老上海”小组，人气极旺。这群邬粉对老建筑的爱护之心，甚至开始感动并左右了相关机构对邬达克作品的保护与开发计划。

邬达克，匈牙利人。1914年，21岁的他毕业于布达佩斯皇家约瑟夫技术大学建筑系。后应征入伍，参加“一战”。1916年被俄国军队抓获，送往西伯利亚的战俘集中营。1918年，25岁的邬达克逃离集中营，经哈尔滨流亡到上海，没有人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任何人，为了谋生，加入克利洋行，成为助理建筑师。7年后，32岁的邬达克在上海拥有了自己的建筑设计事务所，开始了他职业生涯的黄金期。1918―1947，二十九年里，他为上海建成的项目不下50个（单体建筑超过100幢），至今大部分保存完好。那个时候的上海气度不凡，心胸开放，为各色人等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和空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是远东最大的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工业中心，快速的城市化带来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蓬勃发展。有人分析，邬达克传奇产生的原因就是：他在适当的时间，来到适当的地方，从事了适当的职业。想想，真的就是这么回事。天时地利人和，造就了邬达克。

其实，邬达克真正的兴趣是宗教和考古，1947年离开中国后，曾参与罗马梵蒂冈教堂地下圣彼得墓的秘密考古工作，晚年定居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潜心宗教研究。他在上海设计了沐恩堂（之前叫慕尔堂）和息焉堂等宗教场所，由于邬达克的虔诚之心，他笔下的教堂庄严瑰丽，每次经过路上的沐恩堂，我都会多看几眼，仿佛能从中汲取到某种东西。

和邬达克建筑最亲密的接触，就是走进大光明电影院。犹记三十年前，我考进上海复旦。从合肥一脚踏进大上海，自然少不了“朝拜”一下大光明电影院。当时它是中国最高档的影院，位于繁华的南京路上，和号称“24层楼”的国际饭店挨得很近。在大光明第一次看的电影是龚雪主演的《大桥下面》，她那副楚楚可怜的样子，至今不忘。

小时候，经常看到国际饭店（“24层楼”）的图片，它是上海的标志。当年合肥最高的建筑只有7层，所以24层楼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是多么高不可攀遥不可及呀！国际饭店在1934年落成，即刻赢得“远东第一高楼”的美誉，“仰观落帽”的夸张故事，则在民间广为流传。贝聿铭也声称年轻时途经国际饭店，为其设计风格的完美独特而折服，促使他未读完圣约翰大学便远渡重洋去美国学建筑，一代建筑大师，正是受到邬达克的间接影响而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邬达克建筑中的诺曼底公寓（武康大楼）住过的名人最多，吴茵、赵丹、秦怡、孙道临、王文娟、上官云珠、王人美、郑君里都曾是这里的居民。“”中这幢楼里住的很多名流和高知不堪折磨，跳楼而亡，人们把它称为“上海跳台”。上官云珠就是在此跳楼的。那个年代的演员中，上官最有韵致，她演戏的节奏感掌控得最好。最近又看了遍《早春二月》，开场时，上官云珠在船上的侧影乃至背影都戏味十足，看得出这个失去丈夫的寡妇的悲伤和绝望。好的演员，背部都会演戏，确实。

年初的上海之行，我特地去新华路211弄和329弄寻访，两条弄堂相互连接，构成一个规整的马蹄形。1930年后，由邬达克设计，在此兴建了二层高级花园住宅二十多幢，风格多样，环境幽雅。当年，这一带属于“哥伦比亚住宅圈”的精华部分，因居民多为外国侨民，故有“外国弄堂”之称。当初的独门独院，如今有的里面住着七八户人家，有的闲置颓败，有的成了酒吧，有的则重新翻修成豪宅。和我一起探访新华路外国弄堂的好友，小时候就住在这一带，他每天骑车上学都要经过新华路，他说那时根本没闲情钻研弄堂里藏着的乾坤。一是上海老洋房太多，见多不怪；二是那会儿房子大多被糟蹋得不成样子，外立面破败不堪，谁会留心这些。

如今的上海，高楼大厦越盖越多、越盖越高。可人们还是钟情于民国年间的老洋房，那时候的房子，包涵了设计者的诚意和心思，充满了美感和质感。时代的步伐越是迅速，我们越是怀念那些端庄沉稳的老建筑。但我明白，是“时光”让邬达克的老建筑变得益发令人赞叹和向往。是的，真正的原因是时光。

过年音乐范文第5篇

关键词：音乐艺术；中国传统音乐；社会和谐；和；音乐美学；文化

中图分类号：J601　文献标识码：A

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意蕴深厚、以“和”为价值取向的传统音乐，它主要包括民间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宫廷音乐四部分。“中和”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审美形态之一，也是我国传统音乐的核心思想。“和”作为一种审美品格，构成了传统音乐特有的气质和艺术魅力，它凝聚了华夏民族的社会和谐理念：音和――心和――人和――政和――社会和谐。“和”据《辞源》释义为“和顺”、“谐和”；“谐”为“和合”、“协调”。和谐就是指人的自身、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应处于协调、适宜、恰到好处的一种状态，而和谐社会更是人类所追求的崇高理想。在我国传统音乐的发展进程中始终体现出这一人生理念，和谐社会实际上就是指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和谐发展状态，它包括人自身思想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及社会结构之间的和谐等。

一、人的心性“和谐”

我国的传统音乐文化观念具有突出的人文内涵，先秦时期的儒家所提倡的“中和”、“礼乐”都是以人为中心的音乐美学思想。“和”是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核心思想，也是传统文化意识与精神在美学领域里的集中体现。子曰：“乐以治性，故能成性，成性亦修身也。”这就是说音乐能够促进人的性情修养陶冶人的情操。孔子既重视音乐中的人格内涵，也重视音乐在人格培养中的作用，他认为音乐的本质就是“仁”，“仁”是人的最高道德境界，因而提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歌乐者，仁之和也”(《孔子家语》)的观点。音乐对人性情好坏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传统音乐教化人抛开个人功利、提高内心修养、成为一个“和”的人。从思想史上看，先秦儒家思想提出以“仁”为思想基础的人性理论，体现了人的审美意识从“神本”转向“人本”，突出了人文精神特征。道家的“无为”思想虽主张听任于自然，但其“无为而无不为”思想却是通过否定的方式从反面表达了对人性情的关怀，与儒家以互补的形式共同反映传统人文内涵。

传统音乐的价值突出表现在对人文精神的关怀和伦理政治制度的建构上，认为人的全面修养与音乐是分不开的，优美的音乐能提高人的情操，使人达到“和”的心境，在人文精神上得到深化和升华。从欣赏的角度看，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多在清静、优雅的环境中独享传统音乐之美，从而能深刻地体味和感悟人生意境，体现心境之“和”。此外，音乐还具有一定的医疗功能，可调节人的神经活动和生理节律，“和谐”人的性情。传统音乐不但能给人以审美愉悦，还能改善人的心性，塑造理想人格以实现“仁”、“和”，从而促进人自身的和谐。

二、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音乐的产生与大自然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人们对大自然感悟的反映。《礼记・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表述了我国的传统音乐美学思想，从心理学的角度阐释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反映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展现出平和、自然、恬静的东方音乐审美情感。

我国古代美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所谓“天”并非指神灵主宰，而是“自然”的代称。它注重人的自我完善，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说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一切人和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先秦儒家和道家都主张“天人合一”，《礼记・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这都表明了人与自然的一致与相通。“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哲学与艺术之间的“枢纽”，它认为人与自然不是彼此孤立存在的，而应当在相互渗透中达到和谐统一。主张在主体内部寻求自然之道，将个体投身到自然中去，实现人与自然的融合统一。传统音乐注重人与自然之间和谐性，重视音乐作品的整体神韵，从总体意境上把作品各部分要素联系起来，从而展现音乐的整体美。

孟子的“心性论”与庄子的“法无贵真”都是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传统美学思想，自然界是一个包罗万象、形态各异的集合体，传统音乐以情感性表现着自然界。它是人的思维创造和自然万物之间的完美结合，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因此，中国传统音乐具有对于大自然意境的模仿性，如古琴曲《高山流水》、唢呐曲《百鸟朝凤》、古筝曲《渔舟唱晚》及各地的民歌都展现出各异的自然生态和人文思想体现着中国传统音乐中的人与自然之“和”，是人的精神在自然景物中的融会贯通，是美与善的有机统一。在《高山流水》巾既能体会到山水变换的自然美，又能透过自然美映出人的坦荡胸怀和高远抱负，使天、地、人在“和”中得到统一，形成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

孔子认为思想的审美是朴素、简朴、含蓄的，是自然与人心的交融，他主张在音乐审美中保持“和”的情感态度；道家倡导“天地之和”，老子崇尚朴素自然，追求平和，庄子提出：“与天和者，谓之天乐”。这些观点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在传统音乐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大自然与传统音乐的关系，更感受到了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如《春江花月夜》、《月儿高》、《关山月》、《渔舟唱晚》等曲目不仅诠释了自然美，也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

三、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在人类的生活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是一切和谐因素中最为基本的因素。音乐是人感性与理性统一的体现，是人心理情感的外在反映，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因此，它必然会对人的思想意识产生一定的影响。孟子认为：“仁言不如仁声之人人深也。”(《孟子・尽心上》)荀子说：“夫声乐之人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这表明音乐对人心具有较强的感化作用，它能促使百姓和睦相处，遵守国家的法度。

传统音乐的“中和”是“乐在人和”的“中和”。传统音乐不仅能够使人愉悦，也能调整人的思想情绪、塑造人格，使人与人之间实现和谐共处。《乐记》在论述“中和”音乐时说：“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知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庄子・天道》中论述：“与人和者，谓之人乐”，这里的“人和”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欧阳修也曾说：“七情不能自节，待乐而节之；至性不能自和，待乐而和之。”古人的这些音乐美学思想都说明音乐对人具有较强的教化作用，通过音乐的调节作用最终可以达到“人和”的境界。在我国传统音乐作品中，这种“人和”理念得到较多的体现，将 “和”的意识用音乐的方式渗透到人们的思想之中，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理解，从而达到和谐相处的状态。

四、社会结构之间的“和谐”

音乐与社会结构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是社会结构形态变化的反映，它不仅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同时也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音乐能够进一步促进政治的和谐、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起到安邦治世的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音乐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我国的传统音乐从不同的方面反映着人类社会的和谐思想，从以“和”为美的理念出发，中国古人在音乐的审美功能上提出“礼乐”、“仁”的主张，主张利用“礼乐”思想使社会得到稳定和发展，即“安善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孝经》)“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仪礼・祀记》)；利用音乐塑造理想的人格以达到儒学中的“仁”，如《乐论》中记载“故乐者，治人之盛者也。”“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音乐不但具有审美愉悦性，而且还能通过心理的作用规范人的性情，增进社会交流、影响社会风俗、改变社会面貌，从而增强社会政治的和谐性，促进经济和文化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