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力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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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指数范文第1篇
[关键词] 服务进口额 服务出口额 TC指数 RCA指数
随着经济发展，产业重心的切换，发达国家的产业支柱已转向服务行业。服务贸易即将成为今后主要的竞争领域。我国在服务行业起步较晚，尤其是一些新兴的高利润服务行业如：金融、保险、教育等。面临日趋激烈的国际服务产品市场竞争，我国应将如何应对？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当前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所处的现状。只有如此才能正确地发现问题，找到解决的方法。为此不少学者用各类不同经济指标来测量我国服务竞争力水平。文章在对这些指标的总结研究中发现：测量服务贸易竞争力水平应将绝对量指标和相对量指标结合，否则测量结果将存在片面性。
一、绝对量指标
绝大多数的学者认为实际的贸易量如出口额、进口额、差额等是最基本最充分的数据，反映一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水平。
1.是进口额、出口额及比重。(1)进口额反映了一国消费者在服务产品上的消费需求能力，进口额越大，说明该国对服务产品需求越大。(2)出口额反映了一国服务行业的供给能力及该国服务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显然出口额越高，该国服务竞争力越强。(3)利用比重数据和排名反映我国服务贸易在整个世界的竞争力位置。绝大多数学者都利用这三个数据进行分析。如孟静（2008.5）、赵书华、李光军（2005.1）、韩可谓（2006.3）等。
2.进出口差额数据。差额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当前服务贸易竞争力呈现“大进小出，逆差格局”，即劣势明显，发展紧迫：因为“大进”指出本国服务需求强劲但却必须从外部得到满足，即内部服务供给和竞争能力太差；“小出”说明相对进口，我国外部竞争能力太弱。所以“大进小出”合起来说明：在内部市场被外来服务占领的情况下，却无法抢占等量的外部市场进行平衡，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亟待提高，若延误时机，则当前良好的国内发展环境（较强的国内服务需求）将会被外国企业占去，从而本国服务企业失去当前发展的契机。
上述指标的优点是客观、真实。但由于滞后性，很多数据要比现在晚一年。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问题说明的及时性。(1)在分析过程中，很多学者对进口、出口数据不加区别，用它们笼统地来说明服务竞争力。进口、出口在反映竞争力状况方面侧重点不同。进口侧重于说明内部服务市场需求发展状况；出口则侧重于说明外部服务竞争能力。(2)运用绝对量指标说明还存在可比性问题。为了克服上面的问题，很多学者采用了相对数指标。
二、相对数指标
1.TC指数。TC指数即竞争优势指数（Trade Special Coefficient）。有的学者也把它叫做CAI指数，即比较优势指数（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 CAI）。该指数用一国贸易出口减去进口除以进出口总额来表示。公式为：
TC
TC指数是一个相对比值，这样就克服了服务部门和国与国之间的绝对量不可比问题。因为从公式明显可看出：不论服务部门和国家大小，该指数的取值范围为（-1，1）。通过计算TC指数发现：（1）从1995年到2004年，服务贸易部门的TC指数处于-0.04～-0.14之间，劣势稳定而明显；（2）服务贸易各部门从2004年的TC指数值看，TC值主要分布在（-1～0.3）之间，其中处于微弱的比较优势的部门有：旅游服务、建筑、电影音像、通信、咨询、其他商业服务；而在这些部门中只有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部门的弱优势是比较稳定的；其他部门的优势则很不稳定，TC值时正时负。除了上述部门外，其他服务部门则处于稳定的劣势。其中广告、保险、计算机、信息劣势极强，运输行业则存在较强的劣势，这些部门的共性就是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3）TC指数的国家间比较也指出：中国服务贸易处于微弱的比较劣势。以上这些结论可参见文章张如经（2007）、张德进（2004），邓世荣（2004）等。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TC指数能用相对值在各部门、各国之间进行灵活客观的比较，很好地克服了绝对量的弊端。但正因如此，TC指数也就存在了不足：即脱离了实际量，有时会使比较出现不科学的结果。如万红先（2005）计算得出：1991年以前，我国TC指数均为正，为比较优势；而1992年以来，TC指数均为负，从而得出结论“我国服务竞争力弱，而且服务贸易发展的趋势表明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下降。”这个结果显然不科学。仅仅从社会面貌来看，1991年前与现在是无法相比的，无论是旅游、通讯、建筑、保险还是广告、电影、信息、计算机，显然现在比十几年前强多了。而TC指数显示的结果却是相反的：前正后负。原因就在于TC指数虽然建立在实际量之上，但同时也脱离了实际量。1991年前TC指数为正，主要是由我国当时服务进口量很小导致的。说明我国当时服务市场（需求）很弱；而1991年后TC指数为负，是由于进口增长超过了出口增长所致，说明国内服务市场需求发展很快。TC指数之所以显现为相反的符号，就在于它只考虑了进口和出口额之和以及之差，而不考虑进口额和出口额本身大小。
2.RCA指数。RCA指数即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是巴拉萨创造的一个国际竞争力状况测量工具。该指数也是一个相对数指标。它用一经济体某种商品出口占世界该种商品总出口的比率与该经济体总出口占世界总出口的比例之比来表示，公式为：
RCA>1：一般显性比较优势；RCA>2.5：极强的显性比较优势；RCA(2.5~1.25)：强的显性比较优势；1.25~0.8之间：较强的显性比较优势；若RCA
比较RCA和TC指数可以发现：RCA指数进步了。TC指数只考虑了本国的进出口情况，而RCA指数将别国的情况也纳入指数中，根据m的不同取值，可以设定不同大小的经济体模型，更体现了指数相对性的特点。当然RCA指数也有其缺陷。该指数只考虑到出口而未考虑到进口，即公式中只有出口额，没有进口额。因此，一些学者又对这一指数作了改进。如沃尔拉斯（Vollrath, 1988）设计了一个显示性优势指数，即从出口的比较优势中减去进口的比较优势。但需要指出：指数的改进都是在出口的基础上剔除进口的影响。但正如前面所指出，进口也能反映一国服务贸易发展状况，尤其反映一国内部市场需求，并不一定要“剔除”：即可以将进口独立作为一个指数，结合RCA指数，综合反映一国出口和进口状况。
三、结论
以上对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现状实证分析中所采用的各类指标作了一个总结和评价。
从各类数据分析的结果看：我国服务贸易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增长很快，总量上已成为世界服务贸易大国，但并非强国。服务贸易发展成为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因为大国意味着潜力很大，吸收能力很强，市场容量很大，发展环境和前景很好。若此时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不加快提升的话，弱势将会使得这种良好的发展环境被外国企业抢走，从而我国丧失发展的极好机会。各服务部门内部发展极不平衡。一些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的行业如旅游，我国有优势；而对于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则存在明显的劣势。
从各类实证分析手段来看，各有各的优点和缺点。绝对量指标如进口额、出口额、差额及相关数据，虽然真实、客观，但却存在着严重的可比性问题――国与国之间的可比性以及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可比性。很难真正反映出相对的竞争力状况。指数――相对数的比较，解决了可比性的问题，但却出现了脱离实际数的缺陷。从而导致一些错误结论的产生。而且指数本身也会受到公式设计的限制。因此要真实、客观地把握我国当前服务贸易竞争优势的现状，还应将绝对数和相对数指标有机结合起来，综合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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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陶凯元:国际服务贸易法律的多边化与中国对外服务贸易法制[M].湖南：法律出版社，2000-8-1:75～90
竞争力指数范文第2篇
〔关键词〕技术竞争力；专利指标；评价框架；指标体系；竞争力评价；企业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6.10.004
〔中图分类号〕G25025；G255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821（2016）10-0022-06
〔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The paper is to discuss a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and practical method for enterprise technology competitiveness evaluation.[Method/process]The paper elaborated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nterprise technology competitiveness，discussed the advantages of enterprise technology competitiveness evaluation on the perspective of patent，established patent index system from six dimensions of technology activity，technology value，technology concentration，technology cooperation，technology potentiality and technology advantage，and presented an evaluation framework with inverted tree-like structure.[Result/conclusion]The results enriched the theory research of enterprise technology competitiveness，and had practical reference value for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evaluation of enterprise technology competitiveness.
〔Key words〕technology competitiveness；patent index；evaluation framework；index system；competitiveness evaluation；enterprise
1研究背景
知识经济时代下，企业技术竞争力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关系着企业能否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开展企业技术竞争力评价研究，为企业在研发规划、企业并购、市场预测和无形资产评估等方面，对企业技术竞争力水平进行科学、准确、可靠地测度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已有的关于企业技术竞争力评价的研究主要归纳为基于技术投入产出的视角和基于专利的视角。梁莱歆、周寄中、李显君等学者主要从企业技术活动的投入产出层面研究企业研发资源对企业技术竞争力的影响，其细化指标主要包括R&D经费、R&D人员、专利、新产品及其相关指标等技术投入产出的内容；谢新洲等[4]除了探讨科技人员比例及学历构成、创新投入产出情况等对企业技术创新力的影响之外，还将企业技术创新战略、创新环境和支撑条件等因素纳入评价体系。以周磊、钱良春、朱相丽、李姝影等为代表的另一些学者则倾向于直接利用专利指标来表征企业技术竞争力，具体可总结为单指标评价法[5-6]、多指标评价法专利组合分析评价法-13]。此外，也有一些学者尝试从推拉模型及人类技术共生模型的新颖与独特的视角来评价企业技术竞争力[4]。
总体来看，现有的评价方法都在一定范围内解决了企业技术竞争力评价的问题，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如，基于技术投入产出视角评价的指标种类繁多，其中不乏创新环境、政府支持、创新文化和企业战略等偏向定性的、不易获取的指标。基于专利视角的评价则是直接利用专利数量和质量等指标进行简单统计分析，采用的如专利实施率、专利引证及其衍生指标等的数据难以获取，不具可操作性；或是停留于对Holger Ernst提出的专利指标体系进行改进与完善，但该组指标应用在国内企业技术竞争力评价时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鉴于这种现状，本文提出基于专利指标的“倒置树形”结构的企业技术竞争力评价框架，从技术活跃度、技术价值度、技术集中度、技术潜力度、技术合作度、技术优势度等6个维度，多方位地测度企业技术竞争力，以期为政府和企业技术创新和战略发展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企业技术竞争力的概念
企业技术竞争力的概念是企业技术竞争力研究的核心内容，也是建立评价体系的基础和前提。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企业技术竞争力概念的界定已有一些探讨与研究，但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主要观点分为能力学派和资源学派两种。
能力学派认为，企业技术竞争力本质是一个能力体系，是企业有效整合、运用资源，从而形成持续竞争优势的能力。谢新洲等[4]认为它是企业特有的、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能够在技术上给企业带来长期竞争优势的能力，主要源于企业内在的技术创新能力；谢言等[5]认为它是企业运用自身技术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具体细化为技术研发能力、技术整合能力和技术独占能力；曾繁华等[6]认为它是技术创新竞争力、技术垄断竞争力和技术利用竞争力相统一及有机融合而形成的合力。资源学派认为，企业内部的资产积累，尤其是拥有的包括R&D经费、R&D人员及专利等技术资源的数量、质量和利用效率，是形成企业技术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和主要来源]。
由于企业本身就是资源和能力的结合体，没有资源，企业能力失去发挥的基础；缺少能力，企业资源无法自动形成竞争力。即，资源与能力并不是割裂开的。因此，笔者认为企业技术竞争力是指企业充分运用内外部技术创新资源，尤其是自身拥有的具备稀缺性、异质性、难以替代性的技术资产，以持续向市场提供相对于竞争对手的更有吸引力的产品或服务并长期从中获益的能力。
企业技术竞争力的特征
虽然学术界对企业技术竞争力的定义尚未达成统一共识，但综合来看，企业技术竞争力主要具有以下几点特征：
内在性
即企业技术竞争力主要由企业的内在因素所决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是企业技术竞争力最重要的部分内容[3-4]。然而知识是实现技术创新的根本保证，技术创新能力是企业在持有一定知识存量资源及增量资源的前提下所体现出的能力。因此也就是说，企业技术竞争力主要依赖于企业内部技术知识的累积。由上述企业技术竞争力的内涵也可以看出，技术竞争力内在于企业，是企业通过自身内部的技术资源，实现产品或工艺的突破性创新，进而取得自主知识产权，并最终从市场上获益的能力。此外，内在性还表明了外部资源或环境对企业技术竞争力的影响需要通过企业内在因素才能产生作用。
发展性
即企业技术竞争力不会一成不变，而是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当今技术快速革新、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企业技术竞争力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发展过程，当前技术竞争力的状况并不代表着企业将来能够一直维持这种竞争状态。因此，企业必须及时地把握和了解自身技术竞争力的变化趋势，有针对性地加强和调整资源配置，不断地创新、发展和培育技术竞争力，才能保持持久的技术竞争力，进而才能够在动态复杂的竞争环境条件下生存和发展，才能使占据的竞争优势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丧失。
协同性
自主研发和外部技术获取是当前企业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两种重要途径。然而随着协同商务的快速发展，企业单独依靠自身力量已很难胜任知识创新的全过程和获得所需的全部资源，而必须与协同链上的合作伙伴及时、有效地开展协同知识创新活动[8]。技术整合是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环节之一，企业有能力并有效实施技术整合是判断其技术竞争力的重要依据[9-20]。同时，企业之间频繁密切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形成了一个有效的学习网络，有利于企业间技术知识的碰撞、整合、扩散与转移，促进集成创新和渐进性创新的实现；有利于企业有效协同外部技术资源，并将外部信息、知识内部化，进一步活化内部资源，从而加快技术创新的速度。因此，开展合作研发与技术整合的协同知识创新是企业提高技术水平的一个有效途径，即协同性是企业技术竞争力的一个重要体现。
4相对性
企业技术竞争力只有在竞争的环境下才有意义，也只有通过与其他企业之间的横向比较才能体现出来。没有竞争，或没有竞争对手便不存在所谓的竞争力。因此，企业技术竞争力是一种相对概念，不分析竞争对手而单纯地从企业内部研究一个企业的技术竞争力是没有意义的。此外，企业技术竞争力的相对性还表现为，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具有的技术竞争力水平各不相同；或企业整体技术竞争力虽弱，但也可能在某些细分技术领域表现出较强竞争力。
3专利与企业技术竞争力评价
企业内部的技术知识资源是形成企业技术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与基础。专利作为企业研发活动的产出和产品生产的输入，是最重要的技术载体，也是企业赖以持续发展的重要技术资源。目前，已有学者尝试从专利角度探讨企业技术竞争力的评价，利用专利测度企业技术竞争力表现出了特有的优势。
专利数据具有的独特性质可以满足企业技术竞争力评价对数据源的需求技术资源属于高度知识密集型的无形资产，专业性极强，一般难以完全编码化[21]；一般采用的R&D投入、人力资源状况、新产品等评价指标的具体数据不易获取和建立统一标准。与其他数据相比，专利数据具有以下特点：①数据公开透明、易于获得，市场丰富的专业专利数据库资源也大大增加了其可获取性；②内容翔实客观，包含技术、法律、市场等丰富信息，而且专利申请文献由专业的人同发明人共同完成，并经过专利局的严格审查，能够客观地反映企业的技术研发活动；③分类标准统一、格式规范化，便于检索、查阅及分析。因此，专利数据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最有效、最客观的衡量技术产出、技术变革和技术创新的数据源，对其进行深入挖掘可用以分析和评价企业技术竞争力。
不是每一个企业都能够从技术创新中获利，只有能够独占技术创新收益的企业才能从真正意义上获取技术竞争力专利制度的基本功能之一是通过法律的手段赋予专利权人在一定时期内的独占使用权，使专利权人可以实现对技术实施的垄断，以及确保独占技术扩散和转移的收益，从而形成技术竞争力。因此，专利可以直观地反映出企业的技术独占情况，利用专利资源对企业技术竞争力进行评价显得更直接、更有效[5]。
4企业技术竞争力评价的内容和指标
41评价内容的确定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以企业技术竞争力的内在性、发展性、协同性和相对性等4个特征为切入点，结合专利指标与企业技术竞争力评价之间的内在关系，从技术活跃度、技术价值度、技术集中度、技术潜力度、技术合作度、技术优势度等6个维度构建企业技术竞争力评价的内容框架（见图1）。图1企业技术竞争力评价的内容框架
依据企业技术竞争力的“内在性”特征，从技术活跃度、技术价值度、技术集中度3个维度，注重考察企业内部拥有的专利资源的累积及实力情况。其中，技术活跃度是从专利活动规模层面衡量企业技术竞争力，其是对企业开展新技术或新产品研发活动积极性的一种测度；技术价值度是从专利质量层面衡量专利技术对企业竞争力形成的重要程度；技术集中度表征的是企业所拥有的技术知识领域的集中化程度，也就是技术专业化程度。一般而言，技术专业化程度高，说明企业技术专注度高，较容易在特定或相近领域内累积技术知识，从而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占据有利地位。
依据企业技术竞争力的“发展性”、“协同性”、“相对性”特征，分别利用技术潜力度、技术合作度、技术优势度，进一步深入评估企业专利资源的实力，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企业技术竞争力的水平。技术潜力度表征的是企业的技术成长能力，即企业持续投入创新以扩大技术规模、壮大技术实力的潜在能力，其是企业保持持久技术竞争力的基本保证；技术合作度考察的是企业与其他机构进行合作的紧密程度，以及在合作过程中对外部知识的使用效率；技术优势度衡量的是企业通过与竞争对手相比较而体现出的具有相对性的技术优势。
4专利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在上述建立的企业技术竞争力评价的内容框架基础上，按照专利测度指标体系应符合实际需求，以及兼顾系统性、可获性、可比性、实用性等指标体系设计的基本原则，笔者提出一套全面测度企业技术竞争力水平的专利测度指标体系（见图），对评价内容作进一步量化。
4技术活跃度
专利数量可以反映企业开展技术研发活动的积极性及其具备的研发实力，常见指标包括专利申请量和专利授权量。但专利授权与否不只是取决于企业单方面的专利活动，还受诸多申请者不可控因素的影响，而且专利授权需要一图企业技术竞争力的专利测度指标体系
个较为漫长的过程，指标时效性稍显不足。因此，笔者选取专利申请量作为企业技术活跃度的基础表征指标，能够更准确地测度企业研发活动的产出和谋求专利保护的意向。
为了便于后期的综合评价而不体现出指标的量纲，此处采用技术份额（基于专利申请）来表征企业的技术活跃度。其定义为，企业专利申请量与技术领域内所有竞争者专利申请量之和的比值[22]。
4技术价值度
目前在国内外专利质量指标的研究中，专利引证指标、专利维持指标和专利范围指标的研究比较深入，此外如发明专利比例、受让人数量、专利异议或诉讼情况等也常被学者提及或使用。鉴于专利质量主要取决于专利技术的先进性和重要性，专利质量指标设计应主要考虑专利的技术质量以及兼顾专利经济价值[24]，笔者选取专利授权率、发明专利率、专利有效率、平均专利寿命、平均技术范围5个指标来表征专利质量，进而反映出技术价值度。
（1）专利授权率。即专利授权量与专利申请量的比值。只有满足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要求的专利申请才能获得授权，因此专利授权率被广泛认为是衡量专利质量的基础指标之一[25]。授权专利包括法律状态为授权、届满和终止的专利。
（2）发明专利率。相比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发明专利申请还必须要通过实质审查程序才能获得授权，而许多专利申请可能在实审阶段被驳回，无法获得专利保护。因此，发明专利申请具有更高的技术含量，技术创新程度更高。发明专利在企业所有专利申请中所占的比例，即发明专利率，也是表征企业专利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
（3）专利有效率。又称专利存活率，是指专利有效量与专利授权量的比值。从经济角度出发，只有当专利权带来的预期收益（由专利质量决定）高于专利年费时，专利权人才会继续缴纳专利年费以维持专利权；授权专利也可能因为未满足专利三性要求而被无效导致专利权的终止[26]。因此，专利有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专利的重要性和技术水平。
（4）平均专利寿命。专利寿命又称专利维持时间，是指专利授权后保持有效性的时间期限。学术界从专利寿命角度评价专利质量已取得许多成果。由于维持专利效力需要支付一定费用，维持时间越长，费用越高，因此专利寿命指标可以体现专利的经济价值，进而反映专利质量。尤其是较长的维持时间更能体现出专利的创新水平和技术先进性。本文采用平均专利寿命来衡量企业在该指标上的情况，即企业授权专利的维持时间之和与企业专利授权量的比值。
（5）平均技术范围。技术覆盖范围是指专利涉及的技术领域范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技术的复杂性。Lerner提出用专利说明书中的前四位国际专利分类号的个数来表征这一指标[27]，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一件专利涉及的IPC分类数量越多，表明其所代表的技术越复杂，专利质量就越高。因此，拥有技术覆盖范围大的专利越多，企业的技术水平越高。为便于计算，本文采用平均技术范围来衡量企业在该指标上的情况，即企业所有专利的总IPC数量与企业专利申请总量的比值。
4技术集中度
钱良春构建了基于IPC分类号的技术专业化指数模型，以用于企业技术竞争力评价，但该指标依赖于专利引文数据，实际应用范围受到限制。国内外许多学者利用CRn指标从中宏观层面对区域或行业的专利集中度进行测度[28]。本文借鉴CRn指标的含义，定义技术专业化指数为，企业专利申请中依据IPC分类排名靠前的n个技术类别的专利申请量与专利申请总量的比值。其中，排名所依据的IPC分类级别的选择与该企业所处行业的总体情况有关，对技术交叉性较强的行业选择较高的IPC分类级别；对技术领域较窄的行业，则选择较低的IPC分类级别。具体计算公式为：
上式中，Xi表示依据IPC分类排名第i位的技术分支的专利申请量，N表示企业专利申请中的所有的IPC分类个数。
44技术潜力度
专利增长率又称专利成长指数，被广泛应用于衡量一段时间内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发展的变化快慢情况[8，25]，本文借以表征企业的技术成长能力。具体计算公式为：
专利增长率=（近期专利量-前期专利量）/前期专利量×100%（2）
其中，专利量是指企业专利申请量；时间跨度的长短依赖于分析目的和技术革新周期，不同行业对应的技术变革周期不同，一般在2～5年。
45技术合作度
采用专利合作强度和科研密度两个专利指标来表征企业的协同创新能力。
（1）专利合作强度。即企业与其他创新主体联合研发的专利申请量与企业专利申请总量的比值。专利合作强度指数越大，说明企业对外的技术合作能力越强。
（2）科研密度。即企业与科研机构开展研发合作而共同申请的专利数量与企业合作研发申请的专利总数的比值[25]。产学研协同创新对提升企业技术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是时下学术界研究的理论热点和政府关注的重点[8]。科研密度越高，说明企业的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力越强，技术竞争力相对越强。
46技术优势度
企业技术竞争力是通过与竞争对手相比较而体现出来的，本文采用相对技术份额和相对技术优势两个指标加以表征企业相对于竞争对手的技术优势。
（1）相对技术份额（基于专利申请）。定义为，企业专利申请量与同一技术领域内最多产的竞争性企业专利申请量的比值，反映出企业与领域标杆企业的技术差距[22]。
（2）相对技术优势（RTA）。该指标由Schmoch教授于1995年提出，用于衡量企业在不同技术领域的相对专利强度和技术比较优势，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应用[29]。本文对 指标进行改进，实际算法是以企业在特定技术领域下某一技术类别的专利申请量占企业专利申请总量的比重与所有竞争者在该技术类别的专利申请量占该技术领域所有专利申请总量的比重，二者之间的比值来考察企业在某一技术类别的相对技术能力，进而对企业所有技术类别取均值即代表了企业整体的相对技术能力。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人总数，M表示某个企业i所涉及的细分技术领域数量。RTA的值越大，表示在该企业的相对技术能力越强。
5基于专利指标的企业技术竞争力评价框架设计
为了直观体现出专利测度指标数据如何运用于企业技术竞争力评价，笔者在此采用“倒置树形”结构设计了基于专利指标的企业技术竞争力评价框架（见图3），评价结果由技术竞争位势和技术竞争实力两个方面综合体现。图3基于专利指标的企业技术竞争力评价框架
评价框架由4个层级构成。第一层级即末端的专利指标层，可看作树形结构的叶子节点；第二层级是由6个评价内容构成的子指标层；第三层级是由第二层级指标分析而来的结果，可在广义上视为最后评价结果的子指标层；第四层级为树形结构的根节点，即企业技术竞争力评价结果。
整个评价过程从最底层的叶子节点开始，由下及上逐层进行，具体过程如下：①通过专利计量法获得末端专利测度指标的评价值，这一层级指标的评价是整个评价过程中的基础及关键环节，关系着整个评价的科学客观性；②对技术活跃度、技术集中度、技术潜力度等直接以构成的单个专利测度指标进行表征，对技术价值度、技术合作度、技术优势度等由多个专利测度指标构成的评价内容指标，通过运用综合评价法计算其评价值；③对技术竞争位势由技术活跃度和技术价值度两个指标通过专利组合分析法进行定性分析而得其评价结果，对技术竞争实力由下一层级的4个评价指标通过综合评价法计算其评价值；④最后评价结果由技术竞争位势和技术竞争实力两个定性与定量的分析结果共同表征。
51技术竞争位势分析
位势差异是指从一个既定角度对比两个不同对象所表现出的彼此之间的差别，当双方存在竞争关系时，随即转化为竞争优势或劣势[30]。竞争位势理论对企业发展定位以及竞争力培育具有重要指导作用[31]。因此，本文技术竞争位势分析的主要目的在于客观地揭示企业在行业竞争中表现出的技术实力差别及各自所处的竞争地位。
专利组合分析法中公司层面的分析模型已被广泛应用于判断企业研发水平和技术实力情况，以及判别技术领域的竞争格局和企业所处的竞争地位[2，32]。本文对原有的公司层面的专利组合分析模型稍作改进，分别以技术活跃度和技术价值度为横、纵坐标轴，并以研究样本相对应的平均值为区分点划分象限，构建了企业技术竞争位势分析模型（见图4）。
二维结构矩阵将企业所处的竞争位置划分为4种类型，代表了企业具有不同的竞争优劣势。①技术领先地位，说明企业研发活动很活跃，技术价值也很高，拥有同行业领先技术水平；②潜在竞争地位，说明企业整体研发活动不是太频繁，但技术价值较高，具有较强的潜在竞争力；③技术落后地位，说明企业无论研发活动积极性还是技术价值都不高，技术竞争力薄弱；④研发活跃地位，说明企业研发活动积极，但技术价值不高，整体技术竞争力不强。
5技术竞争实力分析
技术竞争位势大致反映了企业技术竞争力的整体情况，但不足以全面体现出企业技术竞争力的真实水平。为此，笔者通过技术竞争实力分析，利用技术集中度、技术潜力度、技术合作度、技术优势度，进一步对企业技术竞争力评价进行补充与完善。需要说明的是，此处的技术竞争实力是一个狭义的概念，技术竞争位势同时也是对企业技术竞争实力的一种表征与评价，二者共同构成了企业技术竞争力评价的完整框架。
由于专利指标基本上都是定量指标，模糊性和人为主观因素的干扰比较小。因此在分析方法上，采用综合指数法对企业的技术竞争实力进行比较研究。具体计算公式为：
式中Wi表示第i项指标的权重，假设各项指标对企业技术竞争力的影响相同，此处采用同等的权重值；Pi表示第i项指标的评价值。
式中Xi为第i项指标的实际值，xi为第i项指标的基准值（基准值为研究样本的平均值）。当竞争中的企业处于同一竞争地位时，综合评价值q越大，表明企业技术竞争力就越强[33]。
6结论
本文探讨了企业技术竞争力的内涵及其特征，初步构建了企业技术竞争力评价的专利指标体系以及评价框架。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企业技术竞争力评价的理论研究，而且对科学合理地测度企业技术竞争力具有实践参考价值。在后续研究中，笔者将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企业技术竞争力的专利测度指标体系，对选取的专利指标的效度进行验证和分析，并尝试探讨提出的6个评价维度对企业技术竞争力影响的差异，进而调整和完善评价的分析框架以及采取的评价方法。此外，还将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验证本研究成果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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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良春，汪雪锋，黄颖，等.基于技术专业化指数的企业技术竞争力评价研究[J].情报杂志，2015，34（7）：84-88.
竞争力指数范文第3篇
关键词：附加值出口竞争力；外贸结构；国内附加值率；附加值技术复杂度；对外开放度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17（03）-0048-11
一、引言
众所周知，中国对外贸易获得了长足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资源性产品出口为主到当前的制造业加工出口为主，从工业产品进口为主到资源和中间品进口为主的对外贸易格局，并在2013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由此引起了对中国外贸结构及贸易利益获取的关注，特别是本世纪以来，与中国制造相关的“大进大出”贸易模式尤为引人注目――进口原料和中间品并出口最终产品，正是全球价值链分工铸就了中国的“加工装配”及低成本、低附加值贸易利益。但是，随着新一轮国际分工格局的调整和国内成本的上升，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质量提升实现中国外贸优化升级势在必行。同时，中国正面临着高端产业向发达国家逆向转移和低端产业向其他发展中国家顺向转移的双重竞争压力。如何有效度量和科学评价出口商品技术结构，实现产业结构从低端向高端、从低附加值到高附加值的跃升，对于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实现外贸优化升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现有文献主要从技术密集度和技术复杂度的视角考察出口技术结构对出口商品结构和竞争力的影响，并运用传统数据构建出口复杂度和出口相似度，分析具体行业、地区或国家之间的出口竞争力差异。从技术密集度的角度看，主要集中于出口产品和行业的研究，高技术密集度产品或行业更有利于出口贸易的增长和出口竞争力的提高。一是从产品密度出发，发现经济体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密度越高，出口结构升级能力越强，有利于形成高密度、高增长的良性循环机制，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反之亦然。二是从产品品质人手，分析中国出口产品技术密度结构。施炳展等人指出，中国出口产品品质呈现下降趋势；行业资本密集度越高，技能密集度越高，产品品质阶梯越长，中国出口产品品质越低；相对于单位价值和技术复杂度指标，品质能准确反映中国国际分工地位。三是从生产要素分解角度考察产品要素及行业技术结构。蒋庚华等研究发现，中国出口所使用的国内生产要素仍集中在资本和低技术劳动上，主要体现在最终产品和对东亚地区的出口；资本和高技术劳动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出口中占比更高，主要表现在对欧盟地区的出口。总体上，中国仍然处于劳动要素充足、资本和技术要素相对匮乏的状态，根据垂直产业链分布，中国在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上更可能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整体出口竞争力较弱。
在技术复杂度的相关文献中，主要围绕着出口复杂度的理论和实证展开了研究，一致认为，产品技术含量的高低影响着出口行业的地位以及竞争力的强弱。在理论方面，用贸易专业化指标（TSI）测度贸易产品的技术含量，并假设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与出口国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关；在此基础上，Haus-mannt对TSI指标进行了改进，提出了出口复杂度，分别运用PRODY、ESI、EXPY来衡量产品、行业与国家出口复杂度，反映一国出口商品结构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当投入要素数据难以获得时，部分文献提出用国家或地区的收入数据来衡量产品技术含量，比如，杜修立等建立的产品技术含量指标是生产该类产品的各国收入水平的加权和。在实证方面，一般利用行业和国家层面的数据构建出口复杂度指标，以考察一国或地区出口行业、出口产品技术构成的绝对和相对变化。出口行业在价值链中地位、发展和收益不平衡与技术复杂度变迁密切相关，一方面，出口复杂度的变迁与行业要素禀赋结构和经济发展阶段相契合；另一方面，出口技术结构变迁是行业进步、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尽管技术结构对出口商品竞争力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但一致的观点认为，高技术复杂度和高质量产品有利于一国或地区出口竞争力的增强。传统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采用SITC（Rev 3.0）五位a分类标准下的产品数据、行业年度数据、国家层面的面板数据等来分析出口商品的要素和技术结构，并从行业或产品分类的角度出发展开分析。在产业间贸易为主的条件下，该方法和结果具有较强的现实性；而在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的条件下，该分析方法不能够准确评估一国或地区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一个国家或地区可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或高端生产环节上，并且产品差异主要体现在技术含量水平而不是品种差异上，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国家由于中间品的进口而拥有较高的技术复杂度，从而促进了出口产品结构的优化，但是实际的技术结构可能会被高估。同样，加工贸易的存在也可能导致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被高估。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如何有效估量中国附加值出口的技术结构、合理分析出口商品竞争力的影响因素，是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因此，本文以附加值出口代替传统的出口额，借鉴Hausmann等人的方法，尝试构建新的附加值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考察技术结构及其他因素对中国附加值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从供给侧视角为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和外贸优化升级提供对策。
本文剩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从行业角度分析中国附加值出口结构，第三部分根据修正指标考察了中国细分行业的附加值出口技术复杂度，第四部分用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出口商品结构和技术复杂度对中国附加值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第五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中国附加值出口行业结构与构成来源分析
本部分以WTO-OECD的TiVA数据为基础，分析中国附加值出口的国际地位、国内外占比及细分行业情况：过去20年，中国附加值出口总规模及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明显增加，但国内附加值率并未得到显著提高，甚至在本世纪初的前几年急剧下滑。其中，农业、服务业的国内附加值率相对较高，制造业的国外附加值率则高达40%以上。
（一）中国附加值出口的国际地位及国内外构成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国际产业转移进程的加快及东亚生产网络的形成，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不断提高。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的附加值出口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得到了明显提高。
表1给出了全球主要经济体附加值出口的国际市场占比情况，可以看出，1995-2011年期间，中国的国际市场份额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在全球附加值贸易中的地位日趋重要。1995年，中国附加值出口居世界第10位，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5%；2008年中国的市场份额为8.7%，超过德国（8.5%），居世界第二位。2009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但以附加值出口衡量，中国所占的份额为9.3%，仍低于美国10.5%的占比。可见，传统的贸易数据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中国的贸易地位及贸易利益。2011年，中国的国际市场份额为10.3%，首次超过美国（10%），即便如此，也并不意味着中国出口的附加值贸易利益高于美国，因为中国制造业附加值出口中有大量来自其他经济体中间品的附加值进口。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出口贸易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相对优势。那么，这些出口优势是否具有内生性？附加值出口市场份额的增加是否意味着中国出口商品和技术结构的改善呢？我们将在第四部分展开分析。
除2009年之外，中国的附加值出口总体上表现出增长趋势，但国内附加值占比则波动显著（表2）。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中国附加值出口下降明显，2010和2011年又回升，意味着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程度的提高，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与数量持续增长趋势不同，出口中的国内附加值率一直在62%～70%之间波动，2000年和2005年下降此后上升到2009年的高峰之后下降，国外附加值率则呈现出先升后降、再升趋势。总的来说，目前中国出口产品的国内附加值率仍然占主导地位，体现了国内生产要素的贡献和推动作用，“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战略在一定阶段促进了中国附加值出口总量和国际市场占比的提高，与戴翔、沈梓鑫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一致。但是，随着世界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中国需要积极参与新一轮全球价值链体系重构，中国未来的出口竞争优势不再单纯依靠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投入，而需要推动以创新、研发、技术进步为基础的产品质量提升。
（二）中国细分行业附加值出口情况
尽管中国总附加值出口已经高于主要发达国家，但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上，国内附加值率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较大，中国在产品核心生产环节的参与度仍然较低，不同行业的出口比重也存在差异。为了进一步把握出口附加值的贡献情况，本部分将从行业层面展开分析，从而更准确地了解中国各细分行业的附加值出口商品结构，明确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地位的变迁。
1.四大行业的附加值出口情况
农业、采矿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这四大行业的国内外附加值占比情况见表3，显而易见，农业、采矿业和服务业的国内附加值比重明显高于制造业。其中，服务业的国内附加值占比（即国内附加值率）最高，与中国服务业较低的开放程度和较弱的竞争力相关；农业的国内附加值率在90%左右波动，表明农产品的出口主要依赖于国内的资源要素和技术水平；与服务业和农业相比，采矿业的国内附加值率明显偏低，变动幅度较大，除2010-2011年之外，总体呈现增长趋势，说明该行业与国外的生产联系程度相对较高；制造业是这四大行业中全球价值链融入程度最高的行业，国外附加值率最高，部分年度的国内外附加值占比相当接近（1995，2000，2005），国内附加值率呈现出先提高后下降趋势，在2008-2009年超过60%，意味着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国内贸易利益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有所改善。行业的国内附加值占比既与一国或地区的资源禀赋相关，为了获得更多附加值利益，将选择更加专业化的生产、出口生产要素丰裕的产品，同时进口生产要素稀缺的产品，从而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优化配置，如中国的制造业对外贸易；也与制度环境。及开放程度相关，如服务业出口的国内高附加值率与低开放程度密切相关。
2.细分行业的附加值出口地位及结构
从表4可以看出，在主要的18个具体行业中，电子和光学设备，批发零售贸易和酒店饭店业，纺织品、皮革和鞋袜，化学制品和非金属矿品这四个行业在附加值出口中的比重较高。除2011年之外，电子和光学设备制造业的比重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电子属于分工合作程度较高的行业，随着贸易合作的加强，中国该行业的价值链逐渐向全球扩张，并创造相对较高的附加值，在附加值出口贸易中逐渐凸显其竞争优势。另外，批发零售贸易和酒店饭店服务业，纺织品、皮革和鞋袜制造业属于传统优势产业，1995-2011年期间，这两个行业占中国附加值出口总额的占比均呈现下降趋势，尤其是后者。由于越南等低成本国家的竞争，中国之前的廉价劳动力优势正在逐渐失去。一些低端产业和部分服务业的占比也下降，如农业，狩猎I，林业和渔业，采矿业和采石工程，食物生产，饮料和烟草，其他制造业，回收利用，运输储藏，邮电和通讯，其他服务业；而商业服务与高端制造业的比重则上升，如其他机械与设备产品，交通设备。这些细分行业占比的变化趋势与中国行业比较优势和开放领域相关，如木材、造纸业等行业比较优势不显著，金融等服务业开放程度较低；也与中国的产业结构从第一向第二产业、低端向高端制造业的调整政策相关。
以2011年各细分行业的国内附加值占比情况为例（图1），制造业的国内附加值率相对较低。其中，技术密集型代表的电子和光学设备制造业的国内附加值率最低为46.19%，劳动密集型代表的食品生产、饮料和烟草制造业的国内附加值较高为74.59%，分别体现了中国高技术和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附加值构成特征。前者对高、中技术劳动的需求相对较高而后者对技术要求较低。
各细分服务业仍然处于国内附加值率占主导的状态，其中，商业服务的国内附加值率最低为87.85%，金融中介该占比最高为96.59%。商业服务创造的价值较高，与国外要素的联系相对密切，2014年外商直接投资额占比为43%。受发展模式、发展环境及开放程度等因素的影响，金融中介服务业国外附加值率很低（低于7%）。由于行业特征、技术水平、外贸联系程度的不同，各细分行业的国内附加值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下一部分将针对行业的技术结构状况展开分析。
三、中国的行业附加值出口技术复杂度分析
随着国际贸易地位的显著上升，中国外贸竞争力的来源及影响因素受到V泛关注，基于传统贸易数据的技术结构是考察的关键因素。以附加值贸易为基础的中国出口技术结构如何呢？本部分将借鉴Hausmann等人提出的技术复杂度指标，用附加值出口额替代传统的出口额，构建附加值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
其中Yc表示国家C的人均GDP，代表着该国在i行业的显性比较优势；∑（xvi/Xv）表示世界上所有国家i行业附加值出口占附加值总出口的比重。因此，本部分将用1995-2011年中国以及世界各国的附加值总出口和细分行业的附加值出口、1995-2011年中国的人均生产总值等数据来构建和计算中国附加值出口的技术复杂度，原始数据来源于OECD-TiVA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年鉴》。
表5是根据（1）、（2）两式计算出的中国总体和各细分行业的出口附加值技术复杂度，可以看出，在1995-2011年期间，各行业的技术复杂度呈现上升的趋势，意味着中国出口的技术水平逐步提高。其中，电子和光学设备，批发零售贸易，酒店饭店业，纺织品，皮革和鞋袜，化学制品和非金属矿品，其他机械与设备产品是中国附加值出口技术水平最高的五大行业；制造业中的电子和光学设备业的VESI上升幅度最大并且超过了纺织、金属等传统优势行业，从1995年的1.3万上升到2011年的17.8万，上升了12.5倍数，体现出中国制造业的结构升级和行业发展导向更青睐于高新技术产业。另外，中国从日本、韩国等技术水平较高的国家进口零部件产品，其中包含大量的高技术附加值产品，间接增加了中国附加值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从部分生产环节上提升了该行业的整体技术复杂度，并为行业发展带来契机。虽然传统制造业的VESI也处于上升的趋势，但是慢慢显示出其竞争劣势，从长远来看仅仅依靠廉价劳动力、低技术水平所带来的发展动力和潜力是不足的。农业和采矿业的VESI处于中下水平，体现出中国农产品和矿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对较低，一方面与优势国家或地区在生产规模、技术水平、专业化水平等方面存在差距；另一方面出于战略资源储备的考虑，减少了部分矿物资源的开采活动，可持续安全发展的意识在增强。电力，气体与供水、金融中介、建筑业代表了VESI最低的三个行业，它们均属于服务业领域，体现了中国服务业出口规模小、技术明显处于低水平；随着服务业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和出口规模的扩大，服务业的VESI也逐步提高，服务业中的批发零售贸易和酒店饭店业慢慢崭露头角，在2000年左右其VESI超过了纺织制造业显现出外在潜力。
同时，各行业的技术复杂度在一定程度上对附加值出口地位的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VESI的发展趋势与行业的地位变化相一致。电子和光学设备制造业，纺织品、皮革和鞋袜制造业，批发零售贸易、酒店饭店业服务业的VESI都相对高于其他行业；电力、气体和供水，金融中介服务业这两个行业的VES1相对低于其他行业。总体上，制造业、服务业、农业和采矿业的技术复杂度提高对行业的促进作用依次减弱，高技术复杂度更利于出口行业地位的提高，高层次的分工合作更能推动价值链地位的提升。
四、行业技术结构对附加值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一）模型选择与控制变量
为了验证附加值出口商品技术结构（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对附加值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我们构建出国内附加值率影响因素方程，具体为：
其中，DV表示出口行业的国内附加值占比（国内附加值率）；VESI表示行业附加值出口技术复杂度，为影响附加值出口竞争力的核心解释变量；x表示除附加值出口技术复杂度以外的其他影响出口行业竞争力的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人均GDP增长率（GRGDP）、汇率水平（ER）、汇率制度（ERG）、经济开放度（OPEN）、外商直接投资额（FDI）等变量，控制变量的含义及数据来源见表6，其中，2005和2008年的ERG取当年月汇率制度平均值，1995-2010年的OPEN来自PennTable 7.1数据库，2011年的OPEN通过WDI中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计算得到；i表示出口行业，t表示年份，为了数据的可比性以及减少异方差现象，本文对相关数据进行了对数化处理。根据所获得的面板数据，分析各控制变量对附加值出口竞争率的影响，并构建如下方程进行回归：
（4）
（二）实证分析结果
1.无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分析
首先，考察无其他控制变量情况下，附加值出口技术复杂度对出口行业国内附加值占比的影响，回归方程如下：
（5）
对四大行业回归结果见表7。通过Hausman检验（即P>0.05）确定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这里将两种分析方法的结果都列出。其实，无论是随机效应还是固定效应模型，所得到的结果相似，其中个体效应相对显著、时间效应均不显著，因此主要对个体效应展开论述。总体来看，InVESI的回归系数为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有利于出口行业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行业技术复杂度（VESI）每提高1%，在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中各显示2.19和2.55个百分点的国内附加值率增加。在个体效应（行业固定）中，制造业的技术进步（MAN-InVESI）对有利于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而农业、采矿业和服务业这三大行业的技术进步（AG-lnVESI、MI-lnVESI、S-lnVESI）对国内附加值率提高起到反向抑制作用。四大行业中，制造业的出口比较优势明显，技术进步有效地推动了制造业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和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与第二部分出口商品结构分析相一致：一是加工贸易带来的国内制造业技术结构提升，推动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提高；二是国内对高新技术行业的政策倾向，提升了国内附加值含量。与资源丰富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农业、采矿业并不具有突出优势；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服务业发展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商业服务业除外），处于相对竞争劣势状态，技术复杂度提升并未增强这些行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细分行业的具体回归结果见表8。通过Haus.man检验确定采用随机效应模型，由于各细分行业的比较优势差异巨大，技术进步对行业附加值竞争力的影响各不相同，且本文选用样本的年度时间不连续，因此，随机效应也符合经济逻辑。尽管存在行业差异，lnVESI的回归系数多为正数，意味着多数细分行业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有利于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但除了批发零售贸易、酒店饭店业之外，其余服务行业（建筑业、通讯、金融、商业和其他服务业）的技术进步回归系数为负值，对国内附加值率起到抑制作用。其中，国内要素禀赋占比相对较高、开放程度相对较低行业的技术复杂度提升对国内附加值率促进作用较小，而国内要素禀赋占比相对较低、开放程度相对较高的行业技术进步对国内附加值率增加作用显著：首先，虽然农业和采矿业的回归系数为正，但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二者出口复杂度的提升对国内附加值率的增加作用不显著。其次，制造业的回归系数全部为正，回归系数从大到小依次是纺织、食品、电子、木材、交通设备、化工、机械、其他制造业、金属制造业，与各行业国内附加值率的增长情况相一致。尽管技术密集度不高，纺织品、皮革和鞋袜技术进步对国内附加值率的贡献度最大，此行业技术进步每提高1%，将促进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增加0.12%；电子和光学设备制造业、交通、化工、机械等中高技术密集度行业的技术进步明显，逐渐超过传统制造业，尽管这些行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占比较低，但对总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提高具有明显促进作用，意味着对附加值出口商品结构的改善和出口竞争力的提高。
无论是从四大行业还是细分行业的角度分析，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总体上有利于国内附加值率的增加，其中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的促进作用显著，农业和采矿业的增加作用不明显，服务业及其细分行业的抑制作用较显著。
2.有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分析
在方程（5）的基础上，将其他控制变量带入，分析变量之间共同作用对出口行业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回归方程如下：
（6）
具体的回归结果见表9。由于数据不完整，剔除了1995年年度数据；另外，由于制造业无细分行业完整数据，因此本部分主要对总行业和四大行业的数据进行了检验。
表9的结果显示，与无控制变量的结果一致，技术进步加速（lnVESI）对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添加了其他变量之后，技术进步速度依然是中国出口中国内附加值占比的关键因素。
其他控制变量中，人均GDP增长率（GRGDP）、汇率制度（ERG）、外商直接投资增长（lnFDI）和开放程度增加（lnOPEN）的回归结果也具有显著性，前两个指标的回归系数为正，有利于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后两个指标不利于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GRGDP代表着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快慢，人均GDP的增加有利于本土行业的发展和出口行业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与经济理论一致。汇率制度（ERG）越固定（弹性不足），越有利于中国出口中国内附加值率的增加，由此可见，稳定的汇率制度有利于国内出口行业竞争力的提高和贸易利益改善。
lnFDI的回归系数为负，意味着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增加并没有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利益相应的提高。过去20多年，在中国政府引资政策的推动下，外商直接投资数量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外贸的双向增长，但市场换技术的期望在中国并未真正实现，在某些低端制造业领域，外商直接投资可能使中国一度陷入“低端锁定”状态；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业相对开放程度高，外商直接投资对资源型、服务型行业的技术影响较小，而对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影响也主要体现在低端生产环节。如今，国内资金已经相对充足，因此在新一轮全球价值链重构过程中，中国不仅仅需要考虑资本数量的引入，更需要考虑引进外资的质量。另外，1995-2011年期间，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lnOPEN）明显提高，但并未带来出口中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也就是说，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仅仅促进了中国经济的粗放型增长，并未在进出口双向扩张和“贸易顺差”模式下提高对外贸易的国内附加值占比，与张杰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可见，为了提高出口行业的国内附加值占比，中国不能过多依附于国外的投资和技术引进，而需要练好“内功”，通过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推进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增加居民消费能力和实体经济投资效益，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大附加值出口，但并不代表获得最多的出口贸易利益，也并不意味着具有最强的附加值出口竞争力，因为总出口中包含大量的附加值进口。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国内附加值含量是衡量一国外贸利益和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技术进步则是关键影响因素。
根据OECD-TiVA数据库的附加值数据，本文分析了中国总体及细分行业的附加值出口结构及国内外占比情况。借鉴Hausmann等人基于传统贸易数据的技术复杂度指标，构建了附加值出口技术复杂度，以国内附加值率衡量行业的出口附加值竞争力，结合其他控制变量考察了1995-2011年期间中国附加值出口竞争的影响因素，得出了以下结论与政策建议：
（1）中国附加值出口总额及国际市场地位明显增强，四大行业中，只有制造业附加值出口占比增加，其余三大行业比重均下降，并未呈现产业间升级趋势。对细分行业地位及附加值构成的分析发现，初级产品、资源类产品、服务类行业对中国出口附加值的贡献较小，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贡献较大，贸易利益来源结构的变化与行业所创造的附加值含量相关；在制造业内部，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传统优势产业的附加值出口占比下降，电子和光学设备等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附加值出口占比上升，体现了制造业内部外贸优化升级趋势，高附加值含量更有利于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2）国内附加值占比并未随着中国附加值出口的国际市场地位而显著提高，高开放度更有利于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国内资源禀赋占比较高的农业和开放程度较低的服务业出口显示了较高的国内附加值率，而附加值出口占比最高的制造业国内附加值率却最低，意味着大量的中间品进口以及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也体现了高度的全球价值链融入。
（3）各行业的附加值出口技术复杂度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上升，意味着技术水平的总体提高。电子和光学设备等行业具有较高的附加值技术复杂度，部分服务业、农业、采矿业的附加值技术复杂度较低。可见，技术复杂度与出口商品结构一致，具有较高技术复杂度的商品具有较高的附加值占比和较高行业出口地位，因此推动行业技术进步是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的关键。
竞争力指数范文第4篇
关键词：融资约束 产品市场竞争力 最终控制人性质
文献综述与假设提出
（一）产品市场竞争与融资约束
深袋理论是产品市场竞争与融资约束关系研究的重要理论。深袋理论认为在位者通过采用掠夺性策略来提高竞争对手的融资约束程度，迫使对手退出市场。除此之外，产品市场竞争还可以通过调节公司内部成本的大小来降低自身的融资约束程度。产品市场竞争力是企业、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行业内竞争强度越低，企业竞争力提升的空间越大。陈胜蓝等（2012）指出市场竞争越激烈，公司的融资约束越严重。Paul Povel（2004）使用双寡头垄断模型来分析融资与产出市场决策之间的关系，该研究得出竞争对手融资约束带来的成本不利因素使未受到融资约束对手拥有更高的市场份额。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增强能够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这些能力的提高，一方面能够增加企业自有资金的积累，提高内源融资能力，另一方面透过这些指标，能够增强投资者的信心，降低投资者对于风险溢价的要求，从而降低外部融资成本，缩小内外融资成本差异。
假设1：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越强，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越小。
（二）最终控制人性质与融资约束
我国虽然直接融资的比例较之前有所提高，但是相对于发达资本市场国家，融资渠道仍单一，对银行借款依赖度较高。我国银行业以大型国有银行为主导，国有控股的企业与国有银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致的产权，因此国有控股企业能够受到更多的政策惠及。同时国有控股企业的国有背景，使其得到政府的支持，具有较低的破产风险，因此相较于非国有控股企业，国有控股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借款。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国有控股企业可以依靠其国有背景使其在与非国有控股企业的竞争中，获得成本与借款额度两方面的优势。
假设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有控股企业较非国有控股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更小。
样本选择及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色诺芬数据库、锐思数据库、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本文选取我国沪深两市1999-2011年主板上市公司数据，并将上市公司按照证监会2001年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的大类进行分类。 本文通过筛选剔除一些不符合要求的公司。
（二）变量选择
1.融资约束。融资约束涉及因素多，表现形式丰富，因此评价指标多样，无统一标准，主要可以分为单指标和综合指标两大类。公司规模、股利支付率、债券评级等是学术界普遍采用的单指标。这些指标大多建立在西方完善的资本市场基础上，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时间较短，部分研究对象因在数量和时间序列跨度上存在不足而导致数据稳定性差，反映的规律不合理。
考虑到上述因素，本文选择通过构建综合指标来弥补单指标存在的缺陷。借鉴国内外相关文献，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现状，本文选取财务冗余、现金流量占资产比例、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四个指标来识别融资约束状态。本文首先根据每个公司的利息保障系数的大小将样本分为高融资约束公司和低融资约束公司，其次利用分组得到的样本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计算得出相应的系数；最后利用得到的回归方程计算所有样本公司的融资约束系数。该系数越大，说明该公司受到的融资约束越强。经相关计算，最终建立以下综合指标：FC=0.897*财务冗余+1.389*现金流量占资产比例+1.603*资产负债率-14.474*净资产收益率。
2.产品市场竞争力。产品市场竞争力是市场结构、企业行为等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最终结果。参照何苏华（1996）构建的产品市场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本文从产品市场地位实现指标（市场份额）、产品效益实现指标（营业利润率、投入资本回报率、成本费用利润率）、产品成长实现指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市场份额增长率）三方面来反映产品市场竞争力（何苏华，1996）。产品市场竞争力综合指标值越大，说明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越强。同时本文通过熵权法确定权重来构建产品市场竞争力综合指标。经上述计算，本文得出产品市场竞争力综合指标为：
PMC=0.1665X1+0.1667X2+0.1667X3+
0.1667X4+0.1667X5+0.1667X6
3.最终控制人性质。目前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相较于西方发达经济市场，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的。最终控制人性质会对企业的经营、投资、管理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本文根据CCER数据库数据，采用二分变量，将最终控制人性质分为国有控股企业和非国有控股企业，其中国有控股企业为0，非国有控股企业为1。
4.控制变量。根据现有文献可知，公司股权集中度和总资产增长率对融资约束存在一定的影响，因此本文将这两个变量纳入模型。股权集中度是评价治理结构的重要指标之一，通过企业经营管理决策来影响企业融资能力。总资产增长率是企业持续发展能力的指标之一，影响投资者对企业风险的评估，是决定企业融资成本的因素之一。此外，为了避免行业特性和宏观环境变化对实证结果的影响，行业虚拟变量和年度虚拟变量也被作为控制变量的一部分纳入模型。
（三）研究模型设计
为了更好地考察最终控制人性质、产品市场竞争力、融资约束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在模型中引入产品市场竞争力与最终控制人性质的交互项，最终设计以下模型：
FCi=α+β1*FCt-1，i+β2*PMCi+β3*CTi+β4*PMCi*Cii+β5*control+ε
本文采用eviews6.0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在对数据进行面板数据分析前，为保证数据的长期稳定性和避免伪回归现象，在回归之前，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协整检验能有效检验数据是否具有长期稳定关系。本文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后发现数据同阶单整，同时采用kao检验方法对数据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数据拒绝小概率事件，即数据协整。因此本文可以对原方程进行回归。
（四）实证结果分析
1.描述性统计。本文分别对全部样本、国有控股企业、非国有控股企业进行描述性统计。从描述性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出以下两点：第一，非国有控股企业融资约束的平均值和标准差都小于国有控股企业，说明从整体上说，其受到的融资约束要小于国有控股企业，且各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分布较集中；第二，非国有控股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平均值要大于国有控股企业，说明非国有控股企业总体上具有更强的产品市场竞争力，但是其标准差较大，说明非国有控股企业的产品市场竞争力分布较分散，部分企业之间产品市场竞争力相差较大，实力较悬殊。
2.回归结果分析。从表1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产品市场竞争力越强，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越小。实证结果表明，产品市场竞争力与融资约束呈反向变动关系，即产品市场竞争力越大，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越小。这可能是因为产品市场竞争力越强，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越强，因此融资能力也越强。盈利能力的提高有利于企业自有资金的积累，提高内源融资比例，减少对外部融资的需求，从而缓解融资约束。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是投资者评估风险的重要指标，这两种能力的提高意味着向投资者释放积极良好的信息，降低投资者的期望报酬率。同时产品市场竞争力的提高有利于企业信誉提高、融资渠道扩大，减少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风险带来的风险溢价水平，降低外部融资成本。
二是非国有控股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要小于国有控股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实证结果表明，非国有控股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程度要小于国有控股企业。这个与假设相反，但与描述性统计结果一致。本文认为造成上述结果的原因为国有背景优势的弱化和缺点的放大。国有背景对企业来说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企业因为享有政府支持，能够获得政策的优惠和保护，具有较低的破产风险；另一方面，国有控股企业虽然经过多年改革，其组织结构、经营管理理念、激励制度得到改善，但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资源配置不合理、创新能力不足、产权不明确等劣势仍然大量根植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因此企业经营效率低下。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国有背景带来的好处不断被削弱，而其带来的不利影响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在市场竞争中被逐步放大。
此外，非国有控股企业凭借其在盈利能力、偿债能力、持续经营能力的优势及公司规模、企业声誉的加强，融资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受到的融资约束不断减小。
三是非国有控股企业中，产品市场竞争力对融资约束的负面影响要小于国有控股企业。实证结果表明，相对于国有控股企业，非国有控股企业在产品市场竞争力加强时，缓解融资约束的能力要弱。这说明相对于国有控股企业，非国有控股企业的融资约束对于产品市场竞争力的敏感度不够高。非国有控股企业本身已经具有较强的产品市场竞争力，因此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所带来的缓解融资约束的激励效果对企业来说缺乏吸引力。
综上所述，本文采用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来研究产品市场竞争力、最终控制人性质与融资约束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产品市场竞争力越强，企业的融资约束越小，且相对于国有控股企业，非国有控股企业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对缓解融资约束的能力较差。除此之外，国有控股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要大于非国有控股企业。因此，本文建议国有控股企业自身要不断健全激励制度和监督管理制度，减少成本，增强创新意识，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并不断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缓解受到的融资约束。而非国有控股企业则必须要不断加强企业信用，提高偿债能力、持续经营能力等影响融资约束的因素，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利影响，最终达到降低融资约束的目的。除此之外，政府应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资本市场，保障各个融资渠道的畅通性，同时出台相关法律，丰富信息披露平台，保障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完整性和有效性。金融机构则应积极建立企业信用数据库，加强信用评估时的独立性和公平性，为企业缓解融资约束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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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指数范文第5篇
[摘要]目的探讨立体定向手术治疗难治性精神分裂症的临床疗效。方法对546例难治性精神分裂症患者采用cT定位立体定向双侧杏仁核、内囊前肢、扣带回等多靶点组合毁损治疗，术中用电阻值和微电极电生理验证靶点。其中36例患者因首次手术后3-6个月疗效不佳而接受二次手术。术后1-2年由精神科医师对治疗效果进行评定。结果术后1年随访546例患者，恢复18例、显著进步421例、进步78例、无变化29例、恶化0例；术后2年随访393例患者，恢复15例、显著进步299例、进步52例、无变化27例、恶化0例。无严重并发症和后遗症发生。结论cT导向立体定向脑内多靶点组合毁损术是治疗难治性精神分裂症安全有效的方法之一。
[关键词]精神分裂症，难治性；立体定向术；温控射频热凝仪；靶点；毁损
近几年，我院采用脑内多靶点组合毁损对546例难治性精神分裂患者症进行立体定向手术治疗，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作者对术后1-2年可随访到的患者进行疗效评估，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选择
人选病例由精神内科医师依据DSM－Ⅳ和CCMD－Ⅲ诊断标准明确诊断。
患者年龄18－70岁，均经过正规住院、系统治疗2年以上，长期、足量服用3种以上化学结构不同的抗精神病药物，甚至电休克、胰岛素治疗仍不能控制症状，或者拒绝药物治疗者。排除脑器质性病变，主要脏器无严重功能障碍。患者本人或(和)其家人强烈要求手术治疗。经由精神科、神经外科、麻醉科组成的协作组讨论后决定是否手术。本组入选病例共546例，其中男291例，女255例，年龄18－68岁，平均28.6岁；病程2－32年，平均7.2年。
1.2 麻醉及手术方法
所有患者均采用静脉吸入复合麻醉。麻醉后安装Leksell定位头架，CT扫描定位，层距2mm。术中观察并记录电阻值和电生理变化。依据定位数据和手术计划，应用RFG-3CF温控射频热凝仪对靶点进行射频热凝毁损。射频电极部分为1.6 mm×3mm或1.6mm×5mm，热凝参数：时间60－70s，温度75－80度。手术靶点采用双侧杏仁核+双侧内囊前肢+双侧扣带回+一侧或双侧隔区，同时依据每个患者的靶症状特点，对各靶点的毁损范围作相应调整。本组中有36例因首次手术后3－6个月疗效不佳而接受二次手术。
1.3 疗效评定
由精神科医师对手术后1－2年的患者进行独立评定。总疗效按1988年全国精神外科协作组制定的疗效评定标准进行V级评价，疗效1-V级分别表示恢复、显著进步、进步、无效和恶化，I-Ⅲ级称为有效，Ⅳ、V级为无效。本组以疗效达到I-Ⅱ级作为疗效满意度标准。同时采用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BPRS)、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简明智力量表(MMSE)对患者进行评定，并与手术前的评定结果相比较。
1.4 统计学处理
所得数据表示，采用SPSSl0.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P
2 结果
2.1 总疗效评定
术后1年与2年的总有效率、疗效满意度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2 量表评定
(1)BPRS评定结果：术后1年BPRS评分(23.45±12.43)较术前评分(57.47±12.18)显著减低(P0.05)，说明手术疗效可保持2年以上。(3)MMSE评定结果：术后1年、2年MMSE得分分别为29.58±1.37(n=546)、29.39±1.52(n=393)，与术前得分29.68±1.46(n=546)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手术对患者智力无明显影响。
2.3 术后用药情况
本组病例术后服用少量药物即可有效地控制精神症状，术后平均服药剂量是术前的1／3左右。
2.4 手术并发症
(1)短暂并发症包括一过性高热、小便失禁、无动性缄默症、呃逆、构音障碍、肢体无力、定向障碍、近事记忆障碍及嗅觉减退等，上述症状在术后3－30d内消失。(2)脑内出血3例、脑梗死2例，除1例脑梗死患者遗留右上肢轻度偏瘫外，其余4例患者均完全恢复。
3 讨论
立体定向脑内多靶点组合毁损手术是难治性精神病的一种可选择的有效治疗手段。我们的观察结果显示，术后1年、2年的总有效率分别为94.69％、93.13％，疗效达I－Ⅱ级的患者的比例较高，分别为80.40％与79.90％，说明脑内多靶点组合毁损手术对难治性精神分裂症具有较好疗效。
本组有36例为首次手术后3－6个月疗效不理想的患者。二次手术时，我们主要对定位不准确、毁损范围不理想的靶点进行重新定位、再次毁损。二次手术后大部分患者的精神症状仍然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因此，难治性精神分裂症的疗效与脑内靶点定位的准确性及其毁损范围密切相关。隔区与扣带回的坐标位置相对固定，而杏仁核与内囊前肢的坐标位置个体变异较大，另外，杏仁核与内囊前肢的坐标位置常因颅骨钻孔后脑脊液流失而发生轻度移位，因此，术中对脑内靶点的定位必须由有经验的神经外科医师操作。
杏仁核在情绪的调节中起重要作用，选择杏仁核毁损适用于兴奋、冲动、攻击敌对、猜疑、幻觉妄想等精神症状。杏仁核的毁损坐标必须在CT片上直接定位。另外，杏仁核毁损灶大小与手术效果的相关性值得探讨。本组杏仁核毁损方法为：选择能够清晰显示杏仁核最大左右径的最下一层的CT片(此时Z=－16.0－20.0mm)，计算杏仁核内侧核群中心的各坐标数据(将Y轴向后移位1.0-2.0mm以纠正颅骨钻孔后脑组织结构轻度移位所造成的偏差)，采用电极部分为1.6mm×5.0mm的射频针，在首次毁损后将射频针上提5.0mm再作1次毁损，使毁损灶的上下径达10.0mm左右。由于每个患者的杏仁核大小有差异，电凝参数应有所变化，使毁损灶大小接近整个杏仁核体积的1／2。内囊前肢主要为神经传导束通路，毁损内囊前肢前1／3主要是干扰额叶一丘脑通路，目前主要用于治疗难治性强迫症、焦虑症和恐怖症。内囊前肢的毁损坐标也必须在CT片上直接定位。本组将内囊前肢纳入常规治疗范围，依据靶症状的多少决定毁损灶的大小。对伴有明显强迫、焦虑和恐惧症状的患者，内囊前肢毁损灶大小为10.0mm×10.0mm×10.0mm，否则毁损灶大小为10.0mm×10.0mm×5.0m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