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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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条件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近年来在多个领域政府监管屡屡失灵。本文对乳品行业质量监管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为：初次发生食品安全事件时，公众对政府治理效果具有良好预期，消费者对违规企业的信任能迅速恢复；但财税分权的制度设计决定了地方政府与地方企业利益的高度契合，质检机构纵容、偏袒、保护违规企业是经济生活的常态，只有爆发大的食品安全事件危及社会公共安全时，政府才会对违规企业进行运动式打击；食品安全事件的频繁爆发导致消费者不断修正对政府治理的预期，最终导致消费者对政府和企业都丧失信任。政府监管频频失控比市场自发调整对消费者信任的损害更为严重。
一、引言
近年来在衣食住行领域，“房价居高不下”，“假药”、“假疫苗”、“毒奶粉”事件轮番爆出。治理机制有多种，但由于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制转轨路径依赖，公众对政府依然具有强的依恋情结，所以每当爆发大的公共安全事件时，公众都把有效治理的重望寄托于政府，一系列的行政性治理手段也会应运而生，但政府治理效果并不显著。以近几年频繁发生的“三聚氰胺”事件为例，在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之后，中央政府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颁布了新的乳品标准、下发了《奶业整顿和振兴规划纲要》，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成立了以国务院副总理领导下的食品安全委员会等措施，但是2008年的“三聚氰胺”的阴霾尚未褪去，2009年底、2010年“三聚氰胺”事件再次卷土重来。
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对于频繁爆发的食品安全事件，政府能否真正彻底治理？如政府不能有效治理，这将会对消费者信任修复起什么作用？本文通过主成分分析的方法，以乳品行业“毒奶粉”的治理为例，探寻政府在不同阶段所出台的政策措施对消费者信任修复、乳品行业发展的阶段性影响、最终影响，并提出相应对策。
二、适应性预期与政府调控效果的关联性分析
预期在经济学中被定义为经济主体对与其决策有关的未来经济变量所作的预测或估计。预期成为影响经济活动的重要变量，在现代经济研究中，它经常作为一个内生变量被纳人到经济模型中。预期根据形成机理的差异分为静态预期、外推性预期、适应性预期和理性预期。按照适应性预期理论，经济主体在对经济变量进行预期时，不仅会考虑他们以前对该变量所作的预期，而且还会对他们过去的预期误差进行修正。以价格预期为例，pte=pt-le+η（pt-l-pt-1e）
式中，pte代表经济变量p的预期，η为适应系数（0<η<1）。该式表明，经济主体对经济变量所作的预期是在上期预测的基础上，通过修正上期预测误差而实现的。经济主体可以不断地通过学习、积累预期经验，调整预期使之接近于实际情况。如果被预期变量一直处于平衡变化中，修正机制将有助于形成正确预期；反之，如果被预期变量发生了系统性变化，经济主体的预期将会发生失灵。
适应性预期与政府调控效果的关系为：只有公众预期的价格和实际的价格变化不一致时，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才能起到作用；如果两者相一致，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失效。如图1中的C点，如果实际的通货膨胀率为6%，而公众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只有3%，在短期内由于企业和工人并不能观测到其他人的价格变化，企业会觉得价格上升是来自公众需求的增加，同时由于工人实际工资的下降，企业会增雇工人，增加产品供给。
图1：适应性的政策效果
本文以实证的方式，以乳品行业的政府调控为例，说明由于政府目标函数局限，政府并不能对食品行业进行长期、有效的监管，只能在食品安全事件爆发的高发期通过运动式的、间歇式的打击使得食品安全事件暂时得以遏制，食品安全事件将频繁发生；只要地方政府目标函数不变化，政府治理效果必将处于平衡变化中；频繁爆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将导致公众不断调整对政府治理效果的预期，最终公众将不再相信中央政府的食品监控，进而陷入对乳品行业、政府的低度信任陷阱；由于政府无效的治理，公众对乳品行业的信任将坠人更低层次。
三、政府监管效果与消费者适应性预期的逐步调整
（一）初期公众对政府监管具有良性预期，政府监管促成消费者信任的迅速恢复
2008年9月“三聚氰胺”事件首次公开曝光。在事件初期，消费者对国产乳品企业的信任降至冰点，消费者拒绝购买任何国产乳制品，各大知名企业由巨额盈利转为巨额亏损，一度面临破产、被收购的威胁。严重的产品质量危机后，消费者信任修复本是件极为困难的事情，但是，非常奇怪的是自2009年的第三季度开始，国产乳品行业竟然起死回生，多家企业出现了过10亿元的净赢利（表1），消费者重新恢复了对国产乳品企业的信任。
表1：大型乳品企业的净利润（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奶业年鉴》（2010）的相关数据整理得到
消费者信任修复是外界诸多因素通过影响消费者心理而起作用的。从2008年9月到2009年9月，各相关利益主体都作出了反应。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追究三鹿企业领导的刑事责任、在全国开展查处销毁问题奶粉的专项活动、启动行政问责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成立国家食品安全委员会），企业也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公开生产视频邀请公众监督、加大产品质量宣传、开办自己的牧场、整顿奶站向奶站派驻质检员、企业领导的公开道歉和承诺、扶持奶农鼓励奶农更换奶牛品种等）。
表2：样本特征信息
为了确保每个多重量表测量特性概念的充分性与适当性，本文在做主成分分析之前，还做了模型内部一致性信度与效度检验。（1）KMO检验。KMO检验是取样适当性度量参数，KMO值越大表示越适合进行因子分析。KMO检验结果为0.875（表3），大于学者Kaiser给出的0.5取值标准，适合因子分析。另外，从巴特利球形检验给出的相伴概率为0.000来看，非常显著，适合因子分析。（2）信度检验。信度检验是为了测度量表的可靠性和稳定性。经检验所有变量以及整体模型测量量表的克隆巴赫内部一致性系数a都大于有关研究建议的可接收水平0.7，显示了很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表3：KMO检验和巴特利球形检验
根据主成分分析方法的原理，运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计算出了各因子所对应的特征值、贡献率、累计贡献率与各指标变量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表4为计算得到的影响消费者信任修复的主成分方差贡献率，前四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达到86.095%，所以原来的15个变量反映的信息可由前四个主成分来反映。通过删除各变量的因素载荷阵表中loading≤0.5的小载荷量后，变量与因素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清晰，然后，通过直角转轴法把载荷阵表中交叉、重叠的变量剔除后，可清楚地看到第一、第二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达到了67.600%（表4），这说明2008年食品安全事件后，消费者对大型乳品企业的信任能得以迅速修复，第一、第二主成分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
表4：影响消费者信任的主成分方差贡献率
在主成分分析中，问项（可测变量）的相关系数的大小可以表示可测变量的重要性。第一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反映了问项对所研究目标的贡献，该值越大说明问项与所研究问题的关系越密切。本研究的第一主成分为：中央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主抓领导负责制和《食品安全法》及新标准的颁布。它表示了在2008年食品危机后，中央政府向公众展示了中央政府强力打击的决心。长期的集权制管理体制使公众依赖于相信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强力打击的决心和态势给了公众食品暂时安全的预期。
表5：旋转成分矩阵
（二）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决定了监管的局限性和公众预期变量的平衡性
中国的食品监管检测机构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但绝大多数产品的检测是由地方政府质检机构进行。在检测技术可得的条件下，检测结构是否严格检测，检测结果真实、可靠、及时的前提条件是各级政府质检机构以消费者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但在财政分权的财税体制下，两级监管机构的目标函数都与消费者利益最大化不相吻合。通常情况下，中央政府质检机构的目标函数是通过执法投入和执法方式的变化使总成本最小，即min：c=h（e，u）+c（h（e，u），u）+e（其中h同时考虑到损害者、受害者利益和损失后，事件所造成的净损差，e为执法投入，u为执法方式，g为地方经济增长率，c为总成本），而处于官僚层级结构中的地方质检机构的目标函数则是职务晋升。在改革开放后，经济绩效成为官员晋升的最重要影响变量，即地方短期GDP增长率的最大化是地方政府追求的目标，max：g=g（h（e（u）））。
（三）食品安全事件频发促成公众预期不断调整，公众信任水平走低
l、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导致公众不断调整预期
通过分析可知，自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首次爆发后，消费者信任迅速修复的主要推动力是政府的大力打击，是公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但是由于地方政府目标函数与公众祈求食品安全目标并不一致，地方政府与当地企业利益高度契合，宽松的食品安全监管必为常态，食品安全事件必将频繁发生。2010年初期和2010年7月份“三聚氰胺”奶粉再次流入市场就是见证。反复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使消费者对政府治理食品安全效果的预期不断降低。
2、公众调低预期导致消费者对企业信任进一步降低的验证
消费者购买国产奶粉、进口奶粉的愿望的前后变化可验证消费者信任的再次走低。笔者在2010年的4月份和2010年7月份（最近的一次“三聚氰胺”事件后）两次对消费者对进口奶粉和国产奶粉的购买愿望、奶粉品牌的更换频率、如果国外知名企业进驻中国生产液态奶且价格相同，消费者更换液态奶的愿望三项内容做了调查。
表6：消费者对奶粉的购买愿望（单位：%）
从消费者对奶粉购买品牌的更换状况对消费者信任走低进行验证。持续购买是衡量消费者忠诚度的最重要的指标。2010年4月份的数据显示，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首次发生后，消费者在国产与进口、国产与国产奶粉品牌的更换率大幅度上升，经常更换品牌的比例竟然高达41.46%，而经常更换品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竟然是“还不相信奶粉的质量，经常更换可以避免风险”，其比例高达74.47%（表7）。这么高的更换率充分说明了消费者内心深处潜在的不信任。2010年7月份的数据显示消费者经常更换的比例又上升为53.2%。
表7：对国产奶粉和进口奶粉的更换比例（单位：%）
从消费者液态奶的更换愿望对消费者信任走低进行验证。目前液态奶由于还没有国外企业进行本土化生产，并没有形成实际竞争，是大型乳品企业赢利的主要支撑点。消费者可能是考虑到液体奶的保鲜技术、并没有切实体验到国外本土化生产的液态奶等原因，所以目前消费者愿意更换的愿望比例并不是很高，在2010年4月份的调查中，有30.02%的消费者表示愿意经常换成国外的液态奶，在2010年7月份的调查中，该比例上升为41.06%（表8）。这说明频繁发生的“三聚氰胺”事件导致消费者内心最深处的安全也被触动了。
表8：对外国液态奶的更换愿望比例（单位：%）
四、实现公众良性预期的监管条件的构建
（一）中央政府应进行一些根本制度改革，改变公众预期的系统环境
信任重建的一个重要的条件是，信任危机后低信任度的企业除了应受到政府的严厉惩罚外，还应受到市场的惩罚，即长时间退出市场；高信任度的企业能够享受品牌、或信任溢价。市场强的硬约束才能使企业重视质量，对企业形成正向激励。要实现地方政府对违规企业的有效监管、从根本上减少食品安全事件，必须在财税制度、官员考核方式等诸多方面进行彻底改革。
监管条件范文第2篇
关键词:银行业;对外开放;银行监管
有2003年以来,中国银行业坚持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齐头并进,在提高中资银行竞争力的同时逐步扩大开放,在大量引进外资银行的同时有效加快了改革进程;但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日益开放和国际化,金融监管部门面临的考验也愈加严峻。如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尽管从目前看对中国银行造成的损失并不大,但在某种程度上却暴露出中国商业银行在信息披露、风险控制、问责制度等诸多方面存在的问题。中国银行业只有进一步加大对外投资的监管力度,不断提高相应风险的控制水平,才能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
一、中国银行监管存在的问题
(一)监管体制落后
从理论上说,一个有效的银行监管体系应该由3部分构成:市场约束条件下的银行内部风险控制系统、政府监管系统和社会监督体系。但目前这3个体系均存在问题:监管职能向人民银行过度集中,全国合计近4.3万家银行或准银行的金融机构全部由人民银行负责监管,并且基本上由人民银行总行直接负责,造成人民银行总行监管工作的严重超负荷,而外资银行的大量涌入,使得人民银行沉重的监管工作无疑是雪上加霜。政府监管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全局观差,随意性大,当银行监管触动地方利益时,就横加干涉,反而会弱化人行监管作用,而目前在华外资银行绝大多数未成立同业公会,即使少数地方有同业公会,其主要作用也仅限于加强彼此间的联络与交流,缺乏行业自律制度,对外资银行的外部审计等社会监督体系长期以来也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
(二)监管的法规建设滞后
中国对银行业的监管长期以来一直依赖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通常以计划行政命令并辅之以适当的经济处罚形式表现出来,法律手段较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过于笼统和简单,其实施细则也有一些不甚合理的地方。尽管中国的银行业监管法规较多,但法规建设仍较滞后,存在法律空白、短缺、模糊、不适应银行业发展等问题。如《商业银行法》中规定商业银行不能对企业参股投资,但事实上债转股作为银行重组不良贷款的一种较有效方式在商业银行中已在运用;《贷款通则》中规定贷款人经营外币贷款必须持有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发的《经营外汇业务许可证》,但目前人民银行已将经营人民币业务和外币业务实行两证合一,除结售汇业务外的其他外币业务由中国人民银行审批等。
(三)监管缺乏创新,衍生工具监管不足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大量金融业务和金融工具的创新,特别是大量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对促进银行业竞争,增强银行体系活力,改善银行业服务,规避市场风险,改善资产与利润结构以及推进银行监管体制和方法的改革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由于竞争的加剧,银行机构内部控制、银行监管的滞后,金融创新也给银行机构及整个金融体系带来了很大的风险。2005年中国银行由于其在新加坡的期货公司从事巨额金融期货交易,投机失败造成约1亿美元的亏损,同时暴露出中国和新加坡在对衍生金融工具监管方面的缺陷。由于衍生交易技术非常复杂,来自各方面的投资人往往缺少对风险的全面认识,加之部分投资人以投机为目的,所以,衍生交易风险难以全面纳入有效管理之中,并已成为国际性难题。
(四)监管人员的专业配置和培训问题
银行业开放形势的发展对监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目前银行监管人员素质还不能适应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对其实施严格监管这一客观现实的需要。外资银行业务范围广,金融创新多,技术手段复杂,管理先进,而国内恰恰缺乏懂得金融工程而且熟练掌握资产定价模型的技术和管理都很全面的高级监管人才。中国在监管人员专业化培养方面也比较落后,没有建立实用有效的监管人员培训机制。
二、改善中国银行监管的措施
(一)改进监管手段,突出监管重点
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必须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风险监管做法,比如在考核资本充足性、资产流动性、资产质量、准备金政策、内部控制、国际借贷的标准和原则、监控市场风险、利率风险、金融衍生产品交易风险的模型技术等方面。同时,为及早、有效地对金融风险进行识别和预警,还必须进一步完善金融信息报告与披露制度,增强银行经营及财务状况的透明度。在此基础上,银行监管当局要建立一套科学的风险识别和预警方法体系,包括指标体系和评估体系等,及早向金融机构发出风险预警信号,及早采取防范和控制措施。一是要尽快实现稽核监督规范化、制度化和现代化,运用计算机对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进行现场稽核,建立一套先进的现场稽核处理系统,实现稽核信息的快速、准确传递,用现代化手段对现场稽核数据进行整理分析。二是应抓紧建立集资料收集、整理、分析、反馈为一体,反应灵敏、处理及时的非现场监控和风险预警系统。制定以外资金融机构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为中心的风险监督体系。三是要建立健全金融违法违规举报制度和银行监管的信息披露制度。对少数严重违法违规的外资银行可通过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介曝光,充分发挥监管的惩戒、警示和教育作用。
(二)完善监管法规体系,提高监管人员素质
针对中国银行监管法律体系不健全,已出台的法律又过于原则化等问题,有必要进一步完善中国的银行监管制度。建议制订《银行监管法》,从总体上规范银行监管,主要规定监管机构、监管原则、监管内容或对象、监管手段、法律责任;同时,建议制订《银行业协会条例》,加强对银行业的行业管理;特别应该提出的是,应尽快出台《外资银行法》以及《外资金融机构监管条例》,以保证外资银行经营的合法、合规,减少银行体系的震荡,对快速流动的国际资本实施管制,以避免对中国国内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冲击。银行监管人员能否正确掌握运用银行监管职权,直接影响到其职能作用的发挥。发达国家一般要求从事银行监管的业务人员具有审计工作经验或商业银行工作经验,必须经过系统的专业培训方能从事银行监管工作。其监管人员大多数是高薪从会计师事务所或著名的商业银行聘请过来的专门人才。中国银行监管人员缺乏金融业务经验,对各项监管指标的内在联系无法确认,只能逐一对照,无法作综合分析。检查不出实质性问题,只能听凭被监管者解释。因此,充实中国的央行监管队伍是当务之急。一是要从现有的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中,从会计师事务所或其他中介机构中,从有关的高等院校中选拔一批经验丰富,既懂外语又懂计算机,熟悉各种监管技术手段的人才到央行监管队伍中来;二是加强现有监管人员素质的提高和技能的培训,定期地进行有关知识、技能和经验的轮训和提高,争取在较短时间内达到监管目的要求。
(三)放松管制,构建更为有效的监管体系
银行在竞争的压力下,会积极的寻求新的业务切入点和需求主体,进行业务的整合,如混业业务;同时也会对机构资源进行整合,如分拆、并购。过于严格的管制已成为银行业向前发展的桎梏,放松管制将是大势所趋,监管当局应着重研究有关放松管制时机的选择、方式的选取以及顺序的先后。银行体系包括其业务、机构的复杂性,以及经营环境的复杂性,使监管当局单纯的依靠外部监管显得力不从心。事实上,外因要靠内因才起作用,银行本身的内控制度是银行监管得以有效实施的基础;而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给银行施加的市场约束,是监管当局能够加以利用的重要资源。
传统的银行监管往往忽视或低估监管的成本。银行监管的成本不仅包括监管机构运行的成本以及金融机构为满足各种合理或不合理的监管要求所产生的成本,还包括可能对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行带来效率的损失。在开放竞争的金融环境下,过多的管制很有可能会抑制竞争和静态效率的提高,同时还更有可能抑制创新和动态效率的提高。因此监管当局应在安全与效率之间进行权衡,并注重其政策与银行经营目标的相容性。
参考文献:
1、霍海龙.关于中国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的几点思考[J].经济师,2006(7).
2、郭宏超等.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利弊考[N].经济观察报,2006(3).
3、徐宪平.关于美国信用体系的研究与思考[J].管理世界,2006(5).
监管条件范文第3篇
关键词：安全价值；网络监管；网络伦理；逻辑延展；信息丰富
自2010年底发生QQ软件与360软件不兼容的冲突之后，对于网络软件规范的呼声就不断响起。不曾想到的是过去人们曾经一度认为计算机的使用权在用户手里的看法从此将打上问号。那么，让我们重新审视的问题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安全价值在计算机网络中的体现、网络监管的意义、网络伦理的探索。
一、安全价值在计算机网络中的体现
在网络处于突飞猛进的今天，给网络立法已经成为了众多法律专家、学者的头等工作。不同于传统法律规范人的现实外在行为，网络法律面对的是网络行为虚拟性的一面。在此基础上，有学者将网络法律的基本理念概括为“秩序维护、权利保护和自由共享①”。
也就是说，在网络环境下，人类的基本价值依然显现着重要的作用。同时，笔者认为在以上三种基本理念的基础上，还应该存在更高一层的理念――安全。
按照百度百科的解释，安全是指不受威胁,没有危险、危害、损失。人类的整体与生存环境资源的和谐相处，互相不伤害，不存在危险的危害的隐患。是免除了不可接受的损害风险的状态②。这也就是说安全应该是能够避免正在发生的危险以及更进一步的可能遭受的风险。同时，安全又是相对的。我们常常理解的安全就是能够处于一个暂时的远离风险的可能。
当安全的概念迁移到网络中时，人的整体概念作为安全的主体仍然存在，只是这时人的一切安全表征都信息化了。这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隐私的保护。现实生活中盗窃一只手表与盗窃一台笔记本电脑从刑法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如果这台笔记本电脑中有所有者的隐私？而且因为盗窃者将隐私公布了呢？结果将会大不相同。亦或者，电脑使用者将自己准备发表的重要电子文件利用网络软件发表到自己的网络空间。然而由于软件的错误，电子文件遗失了，同时作者又没有备份。作者将陷入不能及时发表带来的一系列危险之中。的确，计算机网络技术本身给人类带来了免于现实交流的不便，但同时没能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安全，反而拓展了不安全的范围。你在使用电脑的同时遭受着辐射的侵害，你发送的信息包可能已经被黑客截获，你所使用的系统可能已经由于没有及时更新补丁而陷入危险中。不可否认的是，在互联网设计过程中，关于物理设备、网络结构、系统稳定等因素都是有漏洞的。这些漏洞带来的危险不亚于现实生活中所遭受到人身侵害的危险。因此，技术不仅由于它所带来的一系列诸如环境和生态危机等问题对人的生存环境构成了威胁，技术还由于其对自身自然地干预也对人构成了威胁③。
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明确“安全”这一理念无时无刻地影响着现实与虚拟的生活。在虚拟网络中，即便我们希望构建一种充满秩序、保护权利以及能够自由的分享的世界，首要的因素也应该是让网络用户体验到对其安全的切实保护。
二、网络监管的意义
网络监管，即对互联网网络的监督、监管和检查，以达到维护网络安全、保护网络上的公共利益的目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经历从萌芽到繁盛，互联网也不例外。我国的互联网发展经历了从1987年第一封“越过长城，走向世界”电子邮件到2009年12月底，网民规模达到3.84亿人，中国手机网民则达到了2.33亿人。网络的发展必然带来诸多问题的显现。
从个人行为上看，主要有通过网络诋毁他人、散布非法言论等。从企业行为上看，主要有通过网络进行虚假宣传、进行诋毁其他企业的行为等。针对这样的问题，国外已经有了值得我们借鉴的方案。例如，韩国设立有信息安全署(KISA)，负责打击垃圾邮件、钓鱼网站、网络攻击，甚至是网络犯罪。新加坡的网络管理在法律上则更为严格，单从法律条文上看,在新加坡设立任何网站,原则上需要部长签名同意。即使在你建立了网站之后，如果了涉及黄、赌、毒的内容，则会被政府强制关闭。严重情况时，开办网站的当事人也会受到严厉的刑事处罚。
相对于技术的迅猛发展，法律总是相对滞后的。网络监管，就是要基于国家的强制力对网络中新问题加以解决。这种解决方式不仅是针对个人的网络危害行为，也是针对企业之间由于不正当竞争导致的对用户权益和整个互联网经济发展的危害行为。由360软件与QQ软件之间进行的不兼容事件正是这样的问题。企业在市场占有量上充斥着竞争。因此，必须充分考虑网络经济条件下垄断的具体特征及其影响，并采取相应措施，既能维护市场的有效竞争，又能促进经济效率和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又有利于提高消费者的福利水平，实现尽可能好的市场绩效④。因此，要实现上述的经济增长并不能单纯依靠相对滞后的法律，而必须辅之以政府出台的网络监管政策以及互联网民间协会的协助。也就是说，网络监管本身蕴含着来自网络法律的出台、国家政策的导向以及网络企业间互相监督的综合，而它的根本目的则是共同维护网络中安全、秩序、权利和自由这些价值。
其实，网络经营商之间的竞争直接关系到网络的普及与发展。在此期间，如果没有对网络经营商的监管，网络经营商对网络使用者的免责条款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网络使用中的安全体验。比如，QQ2011 beta版软件中条款“4.2 腾讯特别提请用户注意：腾讯为了保障公司业务发展和调整的自，腾讯拥有随时自行修改或中断软件授权而不需通知用户的权利，如有必要，修改或中断会以通告形式公布于腾讯网站重要页面上。”从中可以发现，网络经营商作为提供网络服务的一方，虽然它提供了对于用户免费的服务，但是它对建立在自己发展基础上而限制用户体验的免责条款的确很不公平。所以，无论是从互联网协会角度，还是政府角度，针对网络经营商的格式条款的监管必将成为一种趋势。
三、网络伦理的探索
信息时代的伦理学应该如何建设？“新工业革命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造福于人类……它也可能损害人类，如果不能明智地使用它，他将朝着这个方向越走越远。”罗伯特•维纳的话给了读者很深的印象――任何技术都要限制在合理的范畴内使用！那么，在不断扩张的信息时代，特别是网络技术和应用与日俱增的时代，我们如何更好的使用网络将是一个问题。特别是当网络法规的影响力还不足以覆盖所有网络领域的时候，计算机伦理就显得如此的重要。
为什么会存在计算机伦理学？计算机伦理学的形成来源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早期，麻省理工学院罗伯特•维纳教授奠定的基础。然而，他的工作却被埋没了二十多年，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被重新发现。在发现的过程中，沃尔特•曼纳、黛博拉•约翰逊、詹姆士•摩尔、特雷尔•拜纳姆和唐纳德•哥特巴恩这样一批人的观点重新梳理了计算机伦理学的研究路径，并给出了不断完善的定义。既有曼纳利用传统伦理学的应用的影响，又有拜纳姆对社会价值与人的价值的遵从。在笔者看来，摩尔的理解更加具有开创性和影响力。他认为，之所以产生典型的计算机伦理问题，是因为存在关于应当如何使用计算机技术的政策真空。技术不仅由于它所带来的一系列诸如环境和生态危机等问题对人的生存环境构成了威胁，技术还由于其对自身自然地干预也对人构成了威胁。
同时，按照摩尔的思想路线，我们可以发现计算机伦理学不能简单的套用常规伦理学去理解。主要是由于计算机具有逻辑延展性，即它们可以被定制和塑造，几乎可以在输入、输出的形式下完成任何工作。因此它们最接近通用工具，这会使我们习惯性的将因它们的使用而产生的伦理问题与日常的工具不加区分。比如，有人偷钱包，有人偷计算机。二者都是盗窃行为。但是如果放在一个特殊情境下，还会如此么？当计算机里的内容是一份机密文件或是使用者的隐私，结果将会很不一样。也许你会反驳我，钱包里也会有机密文件或是用户的隐私。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计算机除了存放文件以外，还具有诸多可以利用的方面，如炒股、游戏、交流、甚至科学研究等。而在这些领域，钱包的功能显得狭隘的多。因此，盗窃一个计算机将会比盗窃一个钱包更具有伦理研究价值。
计算机的另一个特征是它的信息丰富性。这一点可以很好的解释当今日益盛行的网络购物与电子信用的发展。在过去，我们还习惯从银行取钱，然后进行消费。然而，今天一切都不同了。我们可以用装有电子芯片的信用卡进行即刷即购的活动，也可以直接敲击键盘对我们心仪的商品进行线上购买。这种网络连接上的芯片或是计算机或多或少的携带着用户的个人信息。在这种买卖过程中我们会面临信息交换的情景，这种信息的交换将不再像传统买卖活动那样容易隐藏。然而，问题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将自己的信息泄露给他人。在技术主导的时代，恐怕不是某个人可以决定是否将信息泄露出去的。另一个让人担忧的问题是知识产权的保护。最近的例子是百度文库的侵权事件。网络用户将具有版权的资料上传到百度文库，然后所有利用计算机网络的用户都可以免费看到。这将使版权的保护面临更大的困难。
在强调了计算机伦理的特点之后，如何解决则主要分为专业责任和伦理准则。专业责任主要是计算机职业者的责任。他们的责任如果律师、医生、教师和会计人员一样，在拥有与专业身份相称的特殊资格和技能的同时，专业协会和组织是维护计算机职业者伦理的重要因素。因为，单纯依靠技术的专业能力将可能回避对社会公众的责任。这种责任的缺失问题已经在最近的“3Q大战”中通过隐私的可能泄露与软件的不兼容而暴露出来。这之后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秩序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与互联网协会草拟的《互联网终端软件服务行业规范》都是基于对以上问题的解决和计算机伦理的重视而的。这就说明，无论一款功能上多么有利于用户的软件，都不应该是公然或是隐蔽的违背用户自由使用的意志，即使那是“免费”的软件。当软件设计者在设计软件时，难道只是遵循公司的要求么？试想如果所有会计人员都只是尊崇企业领导的指令而不对会计账簿的真实可靠性负责，那将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何等地影响？当使用者开心的应用着“免费”的软件时，软件设计人员的关于“由软件所造成的任何不利后果由用户自行承担”将不会是使用者看都不看就点击“同意”安装软件那么简单吧！所以相对次要的责任将由用户承担。起码是在用户使用软件时候，仔细阅读使用说明的义务。当然，即便是这样分担责任，用户仍然由于其自身固有的技术局限性而受制于软件的“陷阱”。譬如，软件故意留下的“后门”程序，或者是软件自行为用户勾选的合作伙伴的软件下载服务。显然，前者的危害性更大，那就好比家中的保姆随时可以偷走家里的一切财物。虽然现在的网络使用者大多没有形成网络隐私权的概念，但是在计算机应用的不断普及过程中，人们在使用计算机时的伦理问题将必然包含日常生活中的一系列伦理问题，这当中自然就有隐私的保护问题。
对伦理准则的强调主要体现在计算机专业人员的伦理原则。正如塞缪尔•约翰逊所言，“诚而无知，软弱无用；知而不诚，危险可怕”。计算机专业人员必须具有尊重、诚实、不偏见、专业胜任、适当关怀、公平、社会成本、效率与效果的伦理原则。这里笔者要阐述的伦理原则虽然不是法律，不具有解决纠纷的强制力；不是完备的伦理框架或算法，发生伦理价值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不是毫无遗漏的清单，不能提供给使用者所要面对的所有重要伦理问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只有在伦理准则的指导下，大多数计算机专业人员才能形成一个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不是在法律强制性的指导下能够生成的。同时，必须强调的是不完备的伦理准则比没有更糟。因为，伦理准则很可能把焦点放在最有意义的伦理问题上，这样可以很好的突出重要的问题。但是，也不能遗漏了其他问题，为其他方面的不道德行为留下余地。因此，在伦理准则中没有明确规定的领域，也要有与时俱进的谨慎思考。
结语
计算机技术是具有发展潜力的技术，同时，发展计算机技术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也逐渐凸显。然而，我们在对待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应用与解决它暴露出的问题这两方面上却不能同步发展。归其原因，在笔者看来主要是计算机所具有的逻辑延展性带来的广泛适用与信息丰富性带来的问题多元化。因此，计算机伦理作为一种道德制约因素，将为解决计算机法规滞后导致的规范缺失问题提供很好的途径。（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61）
参考文献：
［1］ ［美］特雷尔•拜纳姆 ［英］西蒙•罗杰森 主编 李伦 金红 曾建平 李军 译《计算机伦理与专业责任》 北京大学出版社
［2］ 梅绍祖 《网络与隐私》 清华大学出版社
［3］ 张秀兰 《网络隐私权保护研究》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4］ 张震 《网络时代伦理》 四川人民出版社
［5］ (美)马特斯尔斯•W•斯达切尔(matthias W. Stecher)编辑 《网络广告:互联网上的不正当竞争和商标》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注解
① 夏燕 网络法律的法理学分析 《社会科学家》 2008年10月 第10期
② baike.省略/view/4547.htm#sub4547
监管条件范文第4篇
一、民营银行基础理论简述
（一）民营银行概念之争
什么是民营银行？也即关于民营银行在学理上的界定，一直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目前而言，比较有影响力的有三种学说。
产权结构论，即强调产权结构，认为由民间资本控股的银行就是民营银行。国外多数学者都赞同这种观点，认为民营银行就是与国有银行相对的银行，也就是私人控股的银行。霍德明、李纪珍（ 2002） 结合台湾地区的经验，认为民营银行的标准在于公股数量低于50%。资产结构论，即强调银行的资产结构，认为以民营企业作为主要服务对象的银行就是民营银行。部分学者将民营银行视为为民营企业服务的专业银行，认为中国民营银行目前较合适走社区银行之路。邓薇（2010）认为在民营经济较发达地区要发展民营银行主要为中小企业输血。公司治理结构论，即强调民营银行的治理以及市场化机制经营特点，认为民营银行应该是以良好的治理为基础，采用市场化经营的现代股份制商业银行。巴曙松（2001）认为民营银行是指在银行内部建立良好的治理结构和市场化的经营机制。
（二）民营银行的理论基础
民营银行要健康、持续地发展必然需要完备的理论基础作为支撑。关于民营银行的理论基础，有三种学说。
（1）金融中介理论。这一理论主要Benston和Smith（1976）、L-eland和Pyle （1977）、Diamond和Dy bvig （1983）以及Allen和Santomero（1998）等所创立和完善的，并且主要通过模型的方式来论证。认为由于存在管理者的自我利益、税收的非线性、财务困境成本和资本市场的非完美性四个原因，企业需要金融中介为他们规避风险提供相应的避险产品和增值工具。国内学者冯斌星、何炼成、窦尔翔（2005）将效率观作为分析出发点，解释在不同经济形态下各种金融中介之所以存在和发展的真实原因，区别于以前研究采用的结构观和功能观。
（2）金融结构理论。这一理论最早是由Goldsmith （1969）提出的，他从各种金融现象出发，并归其为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结构等三个方面，同时从金融的职能来探讨其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随后，金融结构研究者则主要关注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和产业成长的相关性。如King和Levine （1993）、Levine和Zervos （1998） 的研究发现一国经济的发展与金融体系发展是正相关的。国内学者则主要借鉴国外的分析指标分析我国经济结构与宏观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及其存在的问题，如王广谦（2002）和杨再平（2002）。
（3）金融深化理论。Machinnon （1973）和Shaw（1973） 指出在经济欠发达国家，存在着利率管制、金融结构严格管理和金融效率低下等问题，金融效率的低下制约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M achinnon 提出经济货币化率指标M2/GNP作为衡量一国金融中介体的总体规模。金纯（ 2006） 通过对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程度和经济货币化程度及金融相关率的线性分析，证明融资渠道的拓宽和金融深化程度的提高将极大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陈凌佳、顾雪娟、杨剑波（2008）则认为“中国金融深化的数量化指标达到较高的水平，而其发展的内在质量不高，金融资产发展的规范化程度较低”。
二、民营银行从设立到运行过程中的动态制度监管
我国较早提出民营银行一系列监管措施的是徐诺金（2003），认为金融监管的第一目标是维护存款人利益，而危及存款人利益的唯一因素就是银行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风险。一是没有对金融机构形成正确的认识。二是既然民间资本办银行是为了盈利，就要围绕这个动机去明确产权、明确责任。王晋、任吉武（2003）从“风险意识”从发，认为民营银行存在信用风险，道德风险，经营风险，管制风险，从而提出建立完善的存款保险制度，加强信息披露， 提高透明度，合理鉴定民营银行的准入条件，按照巴塞尔协议要求加强监管，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祝健（2004）则认为确立最低的资本充足率、准备金要求，创新金融监管、提高监管效率、健全信息披露制度、以加强对风险的市场约束、建立对存款人风险补偿和对有问题机构的救助机制才是合理监管民营银行发展的关键。朱怀庆、丁力（2005）从民营银行市场准入的监管角度，认为民营银行在设立之初，应审查民营银行注册资金来源的合规性，审查经营者的合格性，审查是否具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
监管条件范文第5篇
[关键词]条款费率，监管，公众利益，产品创新，偿付能力，信息披露
保险条款是保险公司与投保人关于保险权利义务的约定，是保险合同的核心内容。由于保险合同是一种定式合同，一般而言，条款由保险公司单方面制订，且内容复杂，专业性强。保险费率是特定保险险种中每个危险单位的保险价格。为避免投保人接受不公平的条件，保护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权益，也为减少保险公司因竞争压力对投保人作出不合理的承诺和防止保险费率上的恶性竞争，确保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部分国家(地区)保险监管机构对保险条款费率进行严格监管，也有的国家(地区)对保险条款费率放松监管。
一、从监管理论分析保险条款费率监管的动因
(一)公众利益理论
监管的公众利益理论认为，政府监管主要是寻求修正源于市场失效的资源误配，进而对社会福利进行再分配的一种机制或方法。人们购买保险是为了通过交纳固定的保费获得未来的保险保障，保险条款费率是否合理科学，直接影响到保险客户的利益。保险客户交费在先，保险公司赔款或给付保险金在后，保险公司能否依据条款履行合同承诺，关系到社会福利和公众利益。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保险经营主体能自由进入和退出，不存在进入和退出障碍；买方和卖方都具有完全的信息，不存在信息不对称；所有的卖方以同样的价格提供同质的产品和服务，价格和价值不偏离。在这种市场条件下，由于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保险公司的要价(边际收入)会趋于边际费用，达到社会资源最佳配置和社会福利最大化。但理想的完全竞争市场实际是不存在的，市场并非万能，市场失灵问题难以避免。如不合理条款费率对消费者利益可能造成侵害，还容易产生外部效应，一种产品的问题可能造成消费者对其它产品的不信任，严重的还可能引发连带效应或集中挤兑。市场中还存在“免费搭车”问题，在不成熟的保险市场中，客户从众心理严重，对保险条款费率不加以研究，对自身的利益漠不关心等。市场失灵也可能导致保险公司破产和偿付能力不足，损害广大被保险人利益。为了保护公众利益，维护保险体系的安全和稳定，政府有必要对保险条款费率进行监管。
(二)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只有完全竞争的市场，买者和卖者才可能拥有与交易有关的充分信息，但这种条件是不存在的。况且，保险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一般而言，保险条款费率由保险公司单方面制订，保险公司根据自己积累的信息、数据，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设计条款费率时更多考虑自身的利益，客户只有买与不买或买何种保险产品的选择。为确保保险合同的严密性和科学性，保险条款往往复杂难懂，保险费率的精算更不是一般社会公众所能做到的。客户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和资信状况也往往了解甚少。另一方面，保险公司对保险标的风险情况的掌握远不如保险客户，很大程度上依靠客户“如实告知”，现实中存在较多的客户有意无意地隐瞒保险标的的真实状况，逆选择问题突出，有的甚至恶意骗赔。为防止保险公司以信息资源优势侵害客户利益，必须有一个代表公众利益的监管机构对保险业进行监管。为减少和控制保险客户利用对保险标的的信息优势欺诈保险公司，也必须由监管机构加强对保险产品的科学性和严密性及产品销售环节的内控进行监管。
(三)破坏性竞争理论
破坏性竞争理论认为，在市场不成熟的情况下，市场主体往往存在破坏性竞争行为。破坏性竞争主要表现为两种方式：过度竞争和价格不适当。保险业的过度竞争会使成本不合理攀升，产品价格与承担的风险责任严重不匹配，产生经营亏损，削弱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侵害公众利益；价格不适当，不论是价格太高或太低，都会对公众产生直接或间接的不利影响。从保护公众利益和促进保险业健康发展出发，有必要对保险条款费率进行监管。
二、国际上保险条款费率监管的几种模式及启示
(一)国际上保险条款费率监管的主要模式
由于各国(地区)的市场条件和监管理念差异，对条款费率的监管采取不同的模式。从世界范围看，保险费率及条款监管制度大体可以分为3种模式：以市场自律为主导的松散型模式、以政府监管机构为主导的严格型模式以及两者兼而有之的混合型模式。松散型模式指国家一般只规定保险公司有一定的接受检查义务和资料公开义务，而对其经营不直接进行干涉，松散型模式以英国及我国香港地区为代表。严格型模式指国家颁布了完善的保险监管法律、法规，保险监管机构也有较强的权威，对保险公司的整个经营过程和全部经营活动进行具体而全面的监管(如统一保险市场的条款和费率)，严格型模式以改革之前的日本、德国为典型。混合型模式指国家以法律形式规定保险业的准入条件，规定保险公司从业遵守的准则，对某些重大事项进行直接监管，混合型模式以美国、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
英国：采取松散型模式。该模式的特点是重点监管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避免保险公司经营失败、破产，损害广大投保人的利益，保险条款费率由保险公司制定，不受任何监管和控制。英国的保险市场具有高度的竞争性，其监管机构注重发挥市场自身的调节作用，促进竞争，强调市场效率。主张承保条件、承保费率自由竞争。
日本：采取严格型模式。以前日本的保险法对保险条款费率有严格的规定。日本的保险公司作为保险费率算定会的会员，有义务遵守算定会厘定并经大藏大臣认可的费率。随着日本新《保险业法》的颁布，从1998年7月1日起，废除了保险公司必须遵守算定会费率标准的规定。算定会只提供纯费率，保险公司在纯费率的基础上，依据公司的经验数据和管理水平拟订附加费率。纯费率加上附加费率构成产品费率，保险商品仍须送交金融厅审核后才能开始销售。金融厅对保险商品条款和费率进行实质性审查，而对于商业保险领域的商品则采取核备制。由于算定会提供的纯费率是在全国保险数据的基础上精算出来的，如果保险公司不使用，应向监管部门说明理由。说明日本保险监管机构对费率依然实行监管和调控，并非放任自流。
美国：采取混合型模式。美国的保险监管是通过州监管当局来实施的，各州制定保险监管法律，美国保险监督官协会(NAIC)在统一各州保险监管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各州保险法内容上已无多大差别，对条款费率的监管采取审批制和备案制。保险公司的条款费率必须报监管机构审批或事前备案，也有产品采取边呈报边使用的事后备案制。如纽约州的车险条款费率实行审批制，监管机构不仅对公司提出的费率进行审核，还要对条款的可读性进行审查。
(二)国际保险条款费率监管模式的启示
1.对保险条款费率采取何种监管模式，取决于市场条件。在接近完全竞争的较成熟的市场条件下，市场机制完善，保险经营主体、消费者理性成熟，偿付能力监管到位。保险产品将适应市场的需求而极为丰富，信息透明，消费者可以获得且有能力去挑选适合自己的产品，同质保险标的的平均损失率对保险费率驱动起决定性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放松乃至放开条款费率监管都具有可行性。如英国，首先是有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崇尚自由竞争；其次是有发达的经纪人制度，英国90%以上的保险业务是由经纪人介绍成交的，能够通过经纪人在纷繁复杂的保险条款费率组合中选择最经济的一种；再者，在监管手段上有完善的数据搜集系统、偿付能力监控系统和法定会计制度，监管机构可以及时了解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和偿付能力状况，对偿付能力不足的公司及时予以处理。
2.从全球监管来看，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对条款费率的监管呈放松监管的趋势，逐步走向市场化，由事前监管为主向事后监管、由合同条款和价格监管向偿付能力监管为主转变。但在强调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仍实行适度的政府干预，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市场化不等于完全自由化，不等于放任自流。
3.随着我国保险市场的不断发育成熟，公司治理逐步完善，内控逐步健全，保险公司能够真正以“经济人”理性经营；保险信息披露增强，保险客户日益成熟，能够理性选择公司和产品；保险中介市场不断发展，保险中介能够真正帮助保险客户做出正确投保选择；偿付能力监管逐步到位，能够及时预防和处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出现的问题。我国未来保险监管的发展方向应是逐步放松对保险条款费率的监管，促进市场竞争，增强市场活力，提高市场效率。但目前我国保险业处于初级阶段，市场参与各方不成熟，市场失灵情况多，资源配置效率不高，保险公司非理性经营行为仍较普遍存在，中介市场不发达，投保人对条款费率缺乏足够的了解，偿付能力监管尚处于探索阶段。如果放松条款费率监管，可能导致产品价格上的恶性竞争，也难以保证条款费率的公平性，被保险人的利益难以保障，保险公司也可能出现偿付能力不足甚至破产，所以，尽管条款费率的监管费时费力，监管成本高，从长期来看，监管也难以左右费率的走势，但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仍有必要对保险条款费率制订和执行进行必要和足够的引导和干预。
三、我国保险条款费率制订及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2003年之前，我国主要险种的条款费率由保险监管机构制订，其他险种的条款费率由保险公司制订，报监管机构审批或备案。从2003年1月1日起执行的新《保险法》规定，关系社会公众利益的保险险种、依法实行强制保险的险种和新开发的人寿保险险种等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保险监管机构审批，审批的范围和具体办法由监管机构制定。其他保险险种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保险监管机构备案。恢复国内保险业务20多年来，我国保险业为满足社会对保险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不断研制开发保险新产品，保险产品体系初步形成。但部分公司保险条款费率的制定和执行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产品雷同多
由于保险产品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新产品一经面世，很容易被竞争对手模仿，造成有的公司对产品开发重视不够，投入开发成本少，采取“拿来主义”的办法，照搬照抄，或对保险责任和费率简单微调，市场上产品雷同现象多，不能完全满足市场上差异化、个性化的保险保障需求，特别是面向“三农”的保险产品严重不足，因产品“拿来”容易，抑制了产品创新的积极性，也挫伤了创新产品的公司的积极性，不利于保险市场的繁荣，也不利于保险公司创新人才的培养和核心竞争力的提高。
(二)相当部分产品适销性差
产品设计方面存在市场营销理念不足的问题，往往“以我为中心”，片面强调风险控制，条款中责任范围窄，罗列众多除外责任，造成产品不能适销对路，在一些责任险产品中表现得尤其突出。由于产品设计的职能主要集中在总公司，保险分支机构对产品创新的积极性不高，市场需求信息不能及时完整地反馈到总公司，产品开发方面存在市场调查和可行性论证不足和上下脱节、供需脱节的问题，虽然各公司向监管机构备案的产品数目众多，如产险公司报备的产品有1000多个，但真正适销对路的产品少，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三)有的产品条款通俗性不够
条款内容复杂，专业术语多，晦涩难懂，投保人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保险展业人员对条款进行解释说明，如果展业人员自身素质不高或因利益趋动不尽职履行说明义务，则容易造成误导，埋下日后纠纷的隐患。特别是面向“三农”的产品与在城市销售的产品未加以区分，通俗性不够，农民看不懂，难以激发市场需求。
(四)有的产品定价不合理
一是有的产品定价高，多年的赔付率处在低水平，而且属小额分散险种，经营效益稳定，不会产生巨额风险，而有的险种连年亏损，产生不同险种的客户保费的交叉补贴，造成不公平。对于高赔付的险种，有的公司进行严格限制，有的干脆“一刀切”，不经营该项业务，制约了业务的均衡发展。二是有的相同险种在不同公司之间的条款差异化不明显，但价格差异悬殊，且价格高低与公司服务质量没有明显相关性。这些情况容易引发违规经营，对价格虚高效益好的险种进行返还或支付高手续费，相同险种不同公司之间费率差异太大，费率高的公司的产品销售困难，也容易导致费率上的违规打折。
(五)有的条款费率执行随意
有的保险公司分支机构人员依法合规经营意识不强，在执行经总公司精算制订和经监管机构审批或备案的产品方面存在较大随意性，依照核保人员主观判断任意扩展责任和调整费率，有的总公司内控不严，在内控方面为违规行为留下操作空间，造成市场的无序和过度竞争，导致市场资源浪费，使保险价格在资源配置中的杠杆和信息功能受到干扰而扭曲，使行业发展出现高增长和低效率并存的状况。
上述问题存在的原因错综复杂，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产品创新的激励机制不健全。由于产品同质化严重，价格竞争占主导地位，引发一系列违规问题、内控问题、效益问题。造成保险产品创新不足既有企业内在的原因，也有外部原因，在制度设计上对产品创新的激励和引导功能不足，缺乏对产品创新的保护机制。二是偿付能力监管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目前保险市场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公司经营中盲目扩展责任、随意降低费率和从其他渠道套取资金支付高手续费、高返还等问题屡禁不止，监管机构花费大量的监管资源去查处，但收效甚微，治标不治本。这些恶性竞争的结果必然会从财务数据中反映出来，通过加强对公司财务真实性的监管和偿付能力变动情况的监测，对偿付能力恶化的公司及时采取惩罚性措施，可以引导公司更加理性经营。三是市场约束机制不完善。成熟的保险市场，市场约束与市场监控在产品管理中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在市场约束机制下，信息披露加强，产品同时接受众多潜在监控主体的监控，主体包括：投保人、同业公司、行业协会、中介机构、评级机构等。目前我国保险市场透明度不高，信息披露不充分，市场约束机制的作用还发挥不充分。
四、加强我国保险条款费率监管的对策建议
(一)从制度上鼓励产品创新，增强保险产品创新动力
一是对于新开发的产品规定适当保护期，保护创新公司的创新利益，避免同业不投入创新成本照搬照抄，挫伤公司产品创新的积极性，改变一家公司承担创新成本，整个市场分享创新利益的不公平局面；二是经过监管机构审批或备案的新产品，规定其保障范围和保险费率应作为同类保险产品的基础保障范围和基础费率，各保险公司开发的与新产品保障功能类似的产品，应统一使用该基础保障范围和基础保险费率，也可根据市场需求适当扩展保险保障范围并同时合理提高保险费率，但不得缩小保障范围或降低费率，也不得以增加特约条款等方式变相降低费率或采取其他规避管理的方式；三是通过向各保险公司收取一定的费用，在保险行业协会建立产品开发奖励基金，协会组织专家组对公司新开发或修订的保险产品每年进行评审，对于突破现行保险领域、有利于促进保险业做大做强的新产品给予奖励，弥补公司产品创新的成本，在整个行业营造鼓励产品创新的环境。
(二)加大偿付能力的监管力度，抑制非理性价格竞争
偿付能力监管是保险监管的核心，偿付能力监管和市场行为监管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通过严格的偿付能力监管，促进公司更加审慎经营，确保在任何时点上满足最低偿付能力要求、符合保费总规模和承担单一危险单位的保险责任的限制要求，从而避免片面追求规模，防止总公司的错误导向造成基层公司及员工不惜成本、不顾效益甚至不负责任地以违规扩展保险责任、降低费率和高手续费、高贴费的方式掠夺市场资源，跑马占荒，从源头上扼制非理性价格竞争问题。当然，由于公司治理不完善，内控机制不健全，保险从业队伍参差不齐，仅靠偿付能力监管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还需从市场行为的层面上加强对各公司条款费率执行、费用支付等方面监管，对不严格执行经监管机构审批或备案的条款费率，无精算依据和未履行规定的程序，随意扩大或缩小保险责任，随意提高或降低保险费率的行为进行严肃查处，维护市场秩序。
(三)加强保险行业协会建设，提高对公司产品设计的支持力度
加强保险行业协会数据基础建设，由保险行业协会搜集各主要险种损失数据，建立数据库，供整个行业共享，为公司特别是新公司厘定产品纯费率提供更多数据支持，同时为监管机构在审批和受理备案保险产品过程中提供数据依据。对一些重点领域、重点险种，加大行业协会制订指导性条款费率力度，对于责任范围相近，但费率与行业指导性费率差异悬殊的，监管机构在审批或备案保险产品时应重点审查。避免同质产品费率差异太大，价格与价值偏离。
(四)加强对保险附加费率的监管控制，扼制高手续费、高贴费
目前我国的保险市场处于初级阶段，存在以高费用进行市场竞争的问题，特别是“限折令”出台、条款费率监管加强后，部分公司转向以高费用冲击市场，对业务员采取费用包干方式。有的总公司下达分支机构高营业费用率，加上手续费、营业税金及附加、保险保障基金等近40%，另加上总公司本级的费用、公司预期利润率，产品的附加费率要达到40%才能满足上述要求。这一方面方面造成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对投保人来说不公平；另一方面，保险分支机构可以从宽松的营业费用中套取资金用于争抢市场，使市场无序竞争加剧，保险业的成本和社会成本增加。所以，通过对保险产品附加费率的控制来抑制高营业费用是必要的。通过控制附加费率，在产品中降低预定费用率，执行中对超出预定费用率的予以查处，促进保险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