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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题】比较教育研究
【关 键 词】高等教育/大众化/东南亚/比较
东南亚各国独立后不久,在发展中国家掀起的“经济救国”浪潮推动下,开始制定和实施雄心勃勃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并取得出乎意料的成绩。经济持续增长,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随之也出现了人才短缺的问题。技术力量不足,劳动力素质差,限制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使东南亚各国意识到,要发展经济,必须有各级各类人才。由于人才必须通过教育来培养,大力发展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培养各级各类人才,对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而从20世纪60年代起,东南亚各国根据各自的情况,相继制定了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增加受教育的机会、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策略和措施。
一、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策略
1.老校挖潜与兴建新校并举
为了快速发展高等教育,东南亚国家首先在原有的高等学校身上做文章,具体是给这些学校增加经费、设备和师资,增设专业,逐年增加招生数。例如,泰国的朱拉隆功大学、菲律宾的菲律宾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都是在这个阶段迅速发展起来的,后来都成为了亚洲知名的大型高等学府,每年招生逾万人。
为了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东南亚各国政府还兴建了一大批高等院校。例如,印尼在独立之初只有3所学院,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已有243所高校,到1986年时有44所国立大学和650所部立、私立高等学校。菲律宾1946年时只有十几所高校,到1987年则有1169所。泰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只有5所官办高等学校,到1983年时已有各类高等学校241所,1998年为630所。
2.鼓励私人办学,放宽对私立院校的控制
允许私人办学是促进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重要措施。私立院校在满足广大民众接受高等教育需求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对于菲律宾和印尼来说,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菲律宾、印尼和泰国的私立高等学校数所占比例分别为72%、93%和11%,在校生人数所占比例分别为85%、67%和39%(Unesco,Statistics Yearbook,1987)。
在东南亚国家中,菲律宾私立高等学校的历史较长,印尼和泰国私立高等学校的历史则较短。印尼和菲律宾的私立高校在二战后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泰国则在70年代以后才开始有所发展。这是由于在1969年以前,泰国一直不允许私立院校的发展,只是到了政府实在无法满足社会需要的时候才有所松动。
泰国私立院校由大学事务部统一管辖,并通过下设的“私立大学委员会”对私立院校实施严格的监督与控制,学校除了只有内部行政管理权外,各种学术活动和教育指标都必须接受政府的统一“指导”,从而保证了私立高等院校的质量。私立高等院校的一些专业,如大众传播、统计和工商管理的毕业生比历史悠久的公立大学毕业生更受劳务市场的欢迎。
菲律宾政府一直鼓励私人办学,但在70年代以前,政府对私立院校采取放任自流的政策,没有严格的规章,致使很多私立院校乱收费,滥招生,教学质量低下,受到社会的责难。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菲律宾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对私立院校进行整顿。首先,规定所有私立院校都要先取得教育文化体育部的批准,才能颁发毕业证书、文凭或授予学位等。其次,支持几个民间的“认可委员会”对私立院校定期进行考核认可,以控制私立院校的发展,保证最起码的教育质量。
1961年11月,印尼公布“高等教育法令”,该法令同时为私人办学大开绿灯。为保证私立院校的教育质量,从一开始印尼政府就对私立院校的设立、教学计划、经费及师资等作了明确的规定,并成立了“私立高等学校委员会”来加强对私立院校的领导和监督。1978年,印尼政府决定对私立院校进行整顿,以加强质量管理。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原来几乎没有私立院校,但是为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两国也开始允许私立院校的存在与发展。新加坡从1987年起在中等教育阶段推行自主化政策,后来逐步推广到初级学院和高等院校,并且在1994年将新加坡管理学院升格为大学,这是一所私营性质的大学。1996年马来西亚的高等院校开始私营化。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尔说:过去,由于马来西亚私人没有提供教育设施的能力,所以政府有责任为人民提供大专教育。现在,私营经济已经具有这种能力,我们可以将它交由私人去发展。不过,他也强调,有关大专私营化的政策将由政府制定。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政府政策的调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高等教育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从清一色的公立院校,逐步向公、私立院校兼有的方向发展。据马来西亚教育部2001年5月31日公布的数字,2001年马来西亚已有各级各类私立院校666所。新加坡除了已有一所私立的新加坡管理大学以外,还有若干所私立学院。
3.创办开放大学,办学形式多样化
“开放式”大学是发展中国家值得借鉴的发展高等教育的模式。开放大学投资少,容量大,教育方式灵活,采取宽进严出的入学政策,既使有志求学的人有门可进,又能保证毕业生有一定的质量。开放大学这一模式对高等教育不甚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东南亚第一所开放大学是1971年泰国创办的兰甘亨开放大学。兰甘亨开放大学实行开放式招生的政策。凡是高中毕业生、受过中等教育的公务员或同等学力者都可申请入学。该校以培养具有学术水平的人才为目标,当年招生3万多人,1983年最高峰时,在校生曾达到80多万人,以后逐步下降稳定在45万左右。兰甘亨大学现已成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开放大学。第二所远距离教学系统的开放大学—素可泰探玛提叻大学成立于1978年,办学的宗旨是:使高等教育民主化,促进终身教育,满足人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现有在校生12万多人。
两所开放大学规模如此庞大,国家的投资却是很少的。兰甘亨大学校长塞坤·暖沙功1984年5月10和11日在泰国《淡炎叻》报上所发表的《兰甘亨开放大学究竟是造成问题还是解决问题?》中谈到国家拨给两所开放大学的经费时说:当前,国家拨给两所开放大学的预算2亿余铢,而两校承担培养50多万学生的任务。与此同时,国家拨给其他12所大学的教育经费超过58亿铢,但它们仅承担培养5万学生的任务。因此,开放大学是在国家投资人均只及民办小学生人均数字(人均364铢)的情况下进行教学的。
泰国的经验引起了许多国家的关注,有的国家开始设立自己的开放大学。印尼于1984年9月在雅加达开办了一所全国性的开放大学,第一学年就招生6.5万。人们把开放大学的设立说成是印尼政府及教育工作者的一系列富有创新精神、雄心勃勃的计划之一。新加坡于1994年建立开放大学;马来西亚在1996年建立开放大学。开放大学灵活的办学方式和开放性的招生政策,的确是满足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好办法。
4.放宽招生政策,入学途径多样化
高等教育大众化使高等学校的入学途径也趋于多样化。为适应高等学校扩大规模、增加学生人数的需要,东南亚各国在招生政策方面也进行了许多改革。
以前,泰国大学不多,因此各大学大都单独组织考试。20世纪60年代以后,泰国大学迅速发展,报考大学的人越来越多,于是,从1962年开始,改由国家组织联合考试等方式选拔招收学生。目前,泰国大致上形成了5种招生方式:①国立大学联合招生;②学校自行招生;③定向招生;④免试推荐入学;⑤免试入学。任何高中毕业生,除获得毕业证书外,都应通过某一种招生方式,才能进入大学学习。但国立学院或私立大学可自定资格,最低下限应有初中文凭。持有职业技术中学和普通中学文凭者均可报考。
菲律宾高等学校除要求报考学生有中学毕业证书外,还需参加入学考试。1973年以前,入学考试由各校自行组织,从1973年开始,规定必须通过全国统一考试。统一考试最初是由私立考试促进基金会(FAPE)和教育文化部合作举办的。1975年教育文化部新成立了“国家教育测验中心”(NETC),统一考试就由该中心负责。统一考试的目的是为了保证高等教育的质量,保持国家各种类型人才的平衡。现在菲律宾全国设有1300个考试中心,每年9月26日举行考试。每年大约有97%的中学毕业生参加统一考试。
新加坡政府规定,受过中等教育(包括大学预科和初级学院)并获得高级考试普通考试证书的学生,才能进入大学学习。从1975年开始,所有报考者都须通过由新加坡教育部与剑桥地方考试委员会联合举行的新加坡—剑桥普通教育证书高级考试。由于各个学院都有各自的入学标准,因此考生被接受进入某一学院或学科学习之前,还必须参加与所学学科有关的科目测试,达到规定的标准,才能被正式录取。例如,报考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考生,按规定要在大学预科学满3年,通过新加坡—剑桥普通教育证书普通级考试并加试有关科目后,方可入学。而艺安技术学院则只要求考生能通过普通教育证书的普通级考试就可以录取。从2004年开始,新加坡将实行新的大学入学标准,使进入第三级教育机构学习的途径更加多样化。
二、经验与教训
首先,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与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新加坡可以说是这些国家中最为成功的范例。独立之后,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视发展高等教育,但反对脱离国家需要的盲目发展,强调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相配合。根据这一原则,新加坡政府制定了比较实事求是的高等教育发展目标和实施计划,并及时根据国家的需要调整专业设置和招生人数,从而使新加坡高等教育专业结构及总体发展水平与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需要基本相适应。例如,1980年新加坡共有大学生22511人,其中理工科占62%(而同年菲律宾和泰国理工科学生分别仅占21%和19.5%)。相反,菲律宾和泰国则屈从于社会压力,不顾社会的供求关系,大量开设人文、社会、工商管理、法律等花钱少、易上马的学科和专业。菲律宾工商管理学科的比例竟达40%,1986~1987学年,主修文理、师范、工商管理和法律的学生占在校学生的63%。泰国开放大学中修习上述学科的学生占98%。上述状况不仅使菲、泰两国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失调,也造成这些学科毕业生的失业。
其次,在数量大发展时要维持高等教育的质量。20世纪70、80年代是大部分东南亚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高等学校数和在校学生人数都迅速增加,但这种发展往往是无序的发展,并以低质量和大量专业人才的失业为代价。特别是在菲、印、泰三国,低质量、低效率问题比较突出。从数量上看,菲律宾可以算是一个高教大国,但是这一成就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质量为代价的。除少数几所水平较高的院校(如菲大)外,大部分高等学校的水平普遍较低,甚至还有一些所谓的高等学校就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学店”和“文凭工厂”。印尼和泰国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泰国两所开放大学的招生数约占其全国学生总数的70%,所设专业大多数是一些投资少、容易上马的,加之采取开放式招生,要求过低,其教育质量就难有保证。而印尼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也放松了对私立高校和开放大学的质量控制,导致了教育质量下滑。
从以上对东南亚国家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策略的简要介绍和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在推进高等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根据本国的国情和实际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措施。高等教育的发展不可脱离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的需要,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与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在发展过程中,要时时关注数量发展与维持高等教育质量的问题,不可为了追求数量而降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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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特色,就是不面面俱到,而是充分利用地域优势、学科比较优势,在东南亚研究的某一个领域或者对东南亚某个国家的研究中形成较为明显的优势。东南亚有11个国家(东盟有10个成员国),多样性非常突出,历史、民族、语言、宗教、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因此,几乎找不到对东南亚研究的各个学科领域以及东南亚所有国家都很熟悉的专家。所以,特色研究几乎是国内外所有东南亚研究机构的共同特点,如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以研究华人华侨和中外关系史为特点;北京大学东南亚学研究中心以东南亚历史、东南亚政治和国际关系为优势;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则注重研究当代东南亚国际关系和华人华侨;广西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以印支半岛研究为传统;云南省社科院重点关注东南亚半岛国家。当然,由于东盟这个地区组织的重要性不断凸显,现在国内几乎所有的东南亚研究机构都关注它。在这样的夹缝当中,云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一开始就把对缅甸和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合作的研究作为自己的优势、特色,加以培育。缅甸过去是冷门,很少有人关注,但缅甸与我国有2200多公里的边界线,是我国进入印度洋的最捷径,它在中国对外开放中的重要地位迟早会显现出来。基于这样的认识,云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组织了多名精通缅甸语和英语的年轻学者,静心投入对缅甸的长期调研和跟踪研究。2004年,东南亚研究所的几名学者联合提出了修建中缅油气管道的建议并最终为国家所接受。2009年,该所自筹经费开始出版缅甸研究丛书。2011年底,又根据形势的需要,在聘请多名校内外专家的基础上,成立了云南大学缅甸研究中心,从而在国内外竖起了缅甸研究的大旗。GMS合作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第一个次区域合作机制,也是迄今为止成效最为明显的次区域合作机制。云南从1992年开始代表中国参与这一合作机制,广西在2005年也加入了进来。
所谓的研究有深度,就是要能运用合适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克服视野不宽、就事论事的传统缺失。我国的东南亚研究队伍中,理论功底好、研究能力强的人多数不懂对象国语言,而学东南亚国家语言出身的学者,往往英语不好,知识面窄,理论基础和分析能力偏弱。云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这几年自觉地补课,努力培养一支语言好、理论功底深刻、写作能力强的研究队伍。
所谓接地气,就是强调书面调研与实地调研相结合,即必须掌握第一手资料,与研究对象国的社会各界有着十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能够与国际学术界接轨。而不接地气在我们国内的东南亚学界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过去是没钱,去不了东南亚国家;现在则有很多学者吃不了苦,不愿意较长时间呆在一个国家,尤其是相对艰苦的缅甸、柬埔寨、老挝和越南,我国愿意到这些国家访学或留学一年以上的学者或学生越来越少。这些年云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和缅甸、泰国、老挝、越南以及新加坡的交流较多,有的学者一年能去缅甸五次,并和缅甸的官员、智库、大学建立了机制化的沟通与合作;还有的学者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在国外调研和访学。
随着华尔街金融危机的蔓延,其发展需求已经并将继续出现下降,这些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暴露出日益严重的问题,甚至还有出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可能。东盟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的简称,目前有成员国10个,为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东南亚各国经济开始出现放缓迹象,股市波动加大,货币贬值加剧。金融危机始于1997年7月2日的泰国货币危机,此次金融危机蔓延的广度和深度出乎意料,2002年开始东南亚经济出现复苏的态势,并逐步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热点地区,2008年又一次的金融危机蔓延的广度和深度出乎意料,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料。
马来西亚。近几年来马来西亚海外订单大幅下降,例如:2001年,马来西亚林吉特年度内累计贬值达7.3%;其马来西亚吉隆坡证交所指数比年初大幅下挫40%,就证明了它不可能不受危机的影响。掀起金融危机第二波,2008年10月17日,这些国家刚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美国信息产业就骤然降温,进而导致电子类产品大幅度缩水,东南亚经济因此又一次陷入新的困境。
印度尼西亚。在全球金融风暴袭击下,金融危机后迅速扩散到整个东南亚并波及世界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也是目前东南亚股市最激烈动荡的,同时也是东南亚石油储量最多的国家。据估算、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印度尼西亚还有一些机构和个人因投资于和雷曼兄弟相关的债券和票据而蒙受了惨重的损失。
泰国。这场危机首先是从泰铢贬值开始的,泰铢年度内累计贬值高达17.4%,泰国被迫宣布泰铢与美元脱钩。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泰国SET50股票指数在过去的一年内下跌幅度高达50.2%,尽管对全球金融动荡影响的担忧加剧,这标志着泰国货币危机全面爆发。与泰国具有相同经济问题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迅速受到泰铢贬值的巨大冲击,泰国央行负责人表示目前还没有迹象显示泰国经济明年将陷入衰退,泰国工业联合会作出的一份预测说,由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再加上所谓的“接触传染”效应以及国际投机者的不断狙击,100万泰国工人明年将面临失业的风险。
从总体上看,由国际投资的巨大冲击以及由此引起的外资撤离,泰铢已累计贬值114.78%,马来西亚林吉特贬值76.53%,韩元贬值96.95%,撤离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外资高达400亿美元。实际上它表明两国进出口的相互牵连。依据2011年的数据,统计的结果是:印尼0.57,日本0.76,韩国0.64,马来西亚0.54,菲律宾0.54,新加波0.58,泰国0.60。
2. 东南亚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
随着全球性的经济放缓,东南亚各国的通货膨胀压力都有所缓解,这次危机对东南亚国家来说是被动的、外来的影响,但是各国股市的波动使得危机不断通过股票价格的变化而释放和蔓延,以目前情况来看,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不会引发东南亚金融危机历史重演,这种波动反过来又影响 到该国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不过目前这场危机对东南亚国家的金融领域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马来西亚。但是由于近年来马来西亚的棕榈油、橡胶、木材、原油和天然气出口逐年稳步增加,马来西亚成功的实现了经济社会向多元化转型,但是国际收支始终保持这经济项目顺差,但是货币贬值和股市大跌,不仅使东南亚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部分国家受到的影响程度甚至大于金融危机期间,而且引发了包括美国股市在内的大幅下挫,减少了国际资本抽逃可能对本国金融市场产生的负面影响。
印度尼西亚。为了稳定本国货币和股市,东南亚各国相应得采取了各 种政府救助和干预措施。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贬值幅度高达30%~50%,最高的印尼盾贬值达70%以上,同时华尔街金融危机导致国际原油价格剧烈下跌,印度尼西亚在这次金融危机下,在股市持续暴跌之后,受汇市、股市暴跌影响,印度尼西亚政府宣布无限期休市,经过数日的调整受冲击的国家为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不愿意向商业机构提供贷款。
泰国。尽管危机对东南亚各国所造成的影响也不可低估,海外需求下降而导致的出口急剧下降;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有可能将东南亚出口导向型国家的经济拖入泥潭。为了抑制全球危机的冲击,东盟博览会的各界纷纷表示,提振市场信心,稳定本国金融市场,才能更有效地应对这轮金融海啸带来的危机和风险。
在此轮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东南亚五国的出口增长速度大幅放缓。在东盟自由贸易框架的指引下,从贸易的角度看,东亚各国的货币贬值,增加了进口的成本,它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程度之深为世人所始料不及,危机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从外部原因看,东南亚各国除了在传统的农业、橡胶、木材、纺织等领域继续保持出口增长势头外,是国际投资的巨大冲击以及由此引起的外资撤离。据统计,危机期间,东南亚还进一步将对外合作领域扩大到汽车、电子、资讯、航空以及旅游等方面,
关键词:中国与东南亚国际服务贸易发展情况
一、中国和东南亚服务贸易发展的基本情况
中国是服务贸易出口比较多的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处于领先的地位。领先地位不仅表现在规模处于首位,也表现在具备优势产业和良好的发展基础。在国际服务贸易市场上,随处可见的是中国建筑业、旅游业、运输业等相关的服务行业相当靠前的份额排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进一步加深合作,无形中扩大了对外服务贸易的开放程度,吸收了许多科学合理的经营方式和理念。近几年来,我国服务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地提高,为服务贸易的科学、有序地发展增添了动力。中国与东南亚地区服务贸易的发展虽然取得了令人惊喜的效果,但是在发展的各个方面,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
二、中国与东盟发展服务贸易中面临的问题
(一)中国服务贸易区域发展极不平衡
受服务贸易特殊性的影响,加上我国经济发展的格局,我国的服务贸易大多实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中原地区几乎没有,出现了发展极度不平衡的局面。因为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都很优越,所以在运输、保险、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咨询服务和广告宣传等领域的发展比较突出,相较于内陆地区而言,优势特别明显。沿海地区也是目前中国最主要服务贸易出口地,浙江、天津、上海、宁波、深圳和广东等地区服务贸易出口一直占全国服务贸易出口很大的比例。根据相关资料显示,沿海地区的服务贸易出口占总量的百分之九十左右,这种局域发展严重不均衡的状况,给中国与东盟的服务贸易发展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
(二)中国服务贸易管理体制与发达国家相比较落后
中国在服务贸易发展的管理体制相对落后,缺乏科学性、合理性。无论是部门的相互协调,服务贸易发展的政策环境;还是与服务贸易发展相关的法律法规,统计制度都迫切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关于服务行业的理解和对服务贸易的范畴划分标准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因此统计出的数据就缺乏一定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如果数据不够全面准确,在与东南亚国家进行出口服务贸易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就无法制定出科学合理有利于我国和他国发展的策略和方案。
(三)东南亚各国服务业水平存存在很大差异
东南亚地区国家经济发展不均衡;服务业水平差异较大;而且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些问题无疑为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发展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因为各国服务行业水平层次的不同,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相互开放服务行业难度很大,比开放货物贸易还要难上很多,对各国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目前东南亚各国的服务贸易政策也存在不小的差异,在外资出资比例上印尼是马来西亚的四倍左右。由此可见各个国家之间的服务贸易出口政策的巨大悬殊。这样的这样的外资政策差异对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服务贸易制度建设增添了很大的障碍。
三、确保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服务贸易快速发展
中国理应利用与东南亚国家合作的契机,积极推进与东南国家之间的服务贸易发展,对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发展和服务贸易的发展深入研究分析,有选择的与东南亚的国家进行合作。制定科学合理的合作机制,不断的加强互相交流,提升服务贸易水平和质量。政府应该晚上与服务贸易相关的措施和法律法规,改变管理体制落后的局面,加大对服务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引起和开发先进的技术设备,改善国内落后的服务手段,转变服务供给的方式,增强专业知识,提升服务的质量和效益。提高我国服务业整体的国际竞争力,以此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经济竞争力。
首先,要建立良好的信息交流平台,加快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信息交流,充分发挥信息对双方服务贸易的引导作用。如今的社会是信息化的社会,信息在国际贸易的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自由贸易区内的服务业信息进行采集、存储、分析、管理和应用,实现信息交流、信息共享,对推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服务贸易的进一步发展的意义重大。要注重信息的更新、信息传播的强大力量。对于大量的信息要擅于整合,利用好信息的超强的引导作用。通过多种渠道整合信息,集合重点内容,把握好信息流通,让东南亚国家能更加清晰、全面、准确地了解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服务贸易的发展和合作情况。引导中国和东盟的资金、技术、项目、政策和人才等各种要素向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领域聚集。
其次,改变现有出口的模式,扩大服务行业的出口。继续发展我国的出口导向型贸易形式。相关的数据显示,我国每年与东南亚国家的服务贸易领域高达六十几亿美元;中国是存在很大逆差的情况,想到改变这一现状,主要的途径就是发展对东盟的出口导向型服务业。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协议》的签署,给中国的服务出口贸易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很大的机会。中国不仅可以成为东南亚各国服务贸易的出口地,增加服务贸易出口的整体收入,还可以进一步提升我国的服务业在东南亚地区的综合竞争力。中国政府还可以借此机会扶持和发展国内那些亟待发展的服务行业。更可以引起外资,推动我国企业的拓展,这样不仅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解决我国人才过剩的问题。还可以增加我国的整体经济收入,提升国际竞争力,对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其他产业对外投资以及吸收外资也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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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英国在亚洲外交举措频频。除了首相卡梅伦对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越南进行了连续访问之外,外长哈蒙德也于近日访问了中日两国。在这一系列动作的背后,是英国对其亚洲战略的重新布局。
相比于日本、美国的亚洲战略,英国的亚洲战略布局体现了其外交的现实主义作风,手段更加务实灵活,并且似乎也没有了欧洲传统的道德优越感,追求的是经贸、文化与安全上的共赢,而非单方面的“霸权”。
提升经贸关系是卡梅伦访问东南亚的主要目的
2012~2015年,东盟的经济规模从世界第12位上升到第7位,并预计在2030年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亚投行的建立以及亚洲国家在基础设施与制度建设上的一系列进展,东南亚的经济发展会不断加速。
而由于欧洲经济的停滞,英国近几年与欧洲邻国的贸易受到了很大影响。同时,在与欧洲大陆国家的竞争中,英国在一些领域处于不利地位。这让其国内“转移贸易重心”的呼声逐渐增大,卡梅伦也在相当程度上支持这种观点。他在《每日邮报》上表示,“全球经济变革的风向正在向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转移。在下一个20年里,全球90%的贸易增长将来自欧洲以外的地区,英国必须准备好利用自身优势抓住这一机遇。英国需要改变策略,与世界的另一端开展商品贸易,重拾成就大国的外向型企业精神。”在卡梅伦成功连任之后,他雄心勃勃地表示“要把英国商品卖到世界的尽头”,并计划在2020年让英国实现出口翻番的目标,达到一万亿英镑。快速发展的东南亚国家则自然被卡梅伦政府视为英国货物、服务贸易未来最为重要的市场。
值得指出的是,英国对于东南亚的重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洲对东南亚的定位。近年来,欧盟将东南亚视为仅次于中国和印度的世界第三大劳动力市场,与东南亚的关系迅速升温。1993~2013年期间,欧盟―东盟双边贸易年均增长7%;欧盟还是东盟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者。2010~2013年,欧盟在东盟地区的投资额占整个东盟投资额的22%,2014年欧盟又对东盟投资达290亿美元,同比增长30.5%。欧洲各国已经认识到谁先占领了亚洲市场,谁就有可能在21世纪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占据主动和优势。这促使英国这样的国家全面反思并调整其亚洲战略,加强与东盟的关系,并利用殖民时代积累下来的文化与人脉上的优势,试图恢复失去的地位,避免被其他大国挤出东南亚。
保持多边平衡是英国“重返亚洲”的基本原则
对于国力已经大不如前的英国来说,它非常清楚自己已经丧失了在东南亚地区曾经的宗主国霸权地位。在今天的东南亚,中、日的经济影响力与美国的安全影响力是英国重返东南亚必须接受的客观现实。英国希望在扩大自己在东南亚地区影响的同时,不刺激到东南亚已有的权力秩序,从而让自己的进入能够更灵活地与各方取得利益上的平衡。
一方面,英国积极呼应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并带头加入了亚投行以争取中国的好感。外长哈蒙德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表示,英国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有浓厚兴趣,主席10月的访英将开启中英“黄金时代”;另一方面,英国又对日本积极示好,哈蒙德不仅对安倍政府力争在本届国会通过安保法案表示支持,而且在同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会面后表示,鉴于东亚地区的安全局势,双方就加强合作以贯彻“法治”达成了共识。此外,英国还试图通过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合作,来为美国的全球安全体系出力。卡梅伦在访问印尼期间就表示,“如果对英国安全构成威胁,英国政府将对‘伊斯兰国’采取一切措施进行打击。”
可以说,英国的策略是力争通过与在东南亚进行角逐的各方的合作,来营造游刃有余的战略环境。这的确是英国作为一个老牌外交强国值得我们学习的一面;但坦率来说,这种策略也有其无法回避的局限性,即英国并不是东南亚地区权力架构的主导者,在安全上摆脱不了美国的影响,在经济上,如果它想分享亚投行带来的红利,那么必须尊重中国的考量。如果美国仍然试图利用日本与东南亚一些国家来遏制中国,那么英国游刃有余的空间可能会越来越小。
软实力是英国与欧盟“重返亚洲”的重要依托
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英国或欧盟都已经不具备与中、美、日在东南亚竞争的实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英国与欧盟在东南亚全面处于劣势。由于欧洲诸国在殖民时代曾经营过多个东南亚国家,它们在文化、人脉等软实力上有其独到优势。甚至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当地许多精英还对与欧洲的联系感到亲切与骄傲。在这种情况下,欧盟诸国采取了更为长线与柔软的方式,逐步从文化与人才方面加深与东南亚国家的联系。
欧盟国家在东南亚地区积极推广发展援助和教育培训等民事项目,培训政府官员和媒体的英文,在社会层面积极扩大欧盟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这些“规范外交”不仅扩展了欧盟的规范,而且增强了欧盟在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存在与影响力。据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任琳总结,为促进东盟与欧盟的文化交流,2002~2006年,东盟与欧盟共完成了175个项目,2007~2010年,欧盟又继续提供900万欧元支持东盟与欧盟的文化交流。目前东盟有至少212个研究机构与欧盟机构建立了联系。在2014~2020年最新的预算周期中,欧盟将支持东盟一体化和秘书处共1.7亿欧元,超过前一周期的两倍以上,重点将援助互联互通和可持续发展领域。此外,欧盟还将为东盟经济监控与统计能力建设提供资金援助,对高等教育、统计能力培训、知识产权保护、航空一体化等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欧盟计划于2017年前建立一个东盟大学网络。新方案将提高东盟大学学历的可比性,使在一个东盟大学获得的学分能更容易转移到另一个大学,从而更好地促进人才流动,而这实际上将成为欧盟对未来东南亚精英施加影响的孵化器。
作为世界上殖民经验最丰富的国家,英国在同东南亚地区的地方精英打交道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心得。而且由于其在殖民时期比较注意与当地精英保持良好关系,这让它在东南亚的形象要优于法国、西班牙、荷兰等国,在进入东南亚方面更具有相对优势。在东南亚地区诸国的精英教育中,英文教育极为普及就是一例;不少精英亦通常会选择去英国留学。这种人脉与文化上的渗透,会让英国在东南亚地区更有持久力。
坦率而言,在中美、中日关系日趋微妙以及日益复杂的大背景下,英国以及欧盟的进入使东南亚政治经济秩序中又出现了一支力量,也在一定程度上让东南亚的局势更为复杂。对于东南亚各国而言,英国以及欧盟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新的资源,让它们缓解了可能在中美之间选择站队的焦虑;但对于已经深陷东南亚棋局的中、美、日而言,英国与欧盟的出现却在一定程度上让各方的竞争出现了更多的变数。虽然英国以及欧盟在价值观上与美国接近,在反恐上与美国立场相同,但与美国相比,英国与欧盟对中国相对友善且政策、态度灵活,这实际上加剧了东南亚地区权力的多元化,有助于让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疏离美国主导的亚太秩序。对于日本来说,英国与欧盟的出现,则让日本在东南亚地区面临更为强大的经济与文化竞争,日本的“质量”优势会因为欧洲制造的进入而显著下降,其在东南亚的人脉也会面临英国这样长于软实力的欧洲国家的激烈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