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桑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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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桑实验范文第1篇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梅奥等人进行的“霍桑实验”了从泰勒以来，把人单纯地看做“经济人”的假设，开始重视人、研究人的行为。实验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证明了：“在现代社会的复杂因素影响下，在各类正式群体中，非正式群体的自发产生是不可避免的。”[1]对此，梅奥教授概括为：工厂车间内除了存在按照公司制定建立起来的非正式群体外，还存在另一种形式的非正式组织。这种组织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有序协作做好自己的工作，并且即使在下班后，也能经常聚集在一起组织各类活动，无形中自然形成了一个特定的积极的非正式组织。组织内部有它特殊的情感和倾向，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其成员的行为，并对正式组织的工作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简而言之，“霍桑实验”表明：在官方组织的正式群体之外还存在着一个较为庞大的非正式组织，成员之间因有共同的爱好、志向、经历等因素而聚集在一起，组织自身在运行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成员都相互遵从的无条文规范。因此，企业管理者在日常的生产活动中必须重视非正式群体的存在及其重要的作用。
梅奥教授认为非正式组织广泛存在于工厂与企业内，其实不仅如此，只要有群体的存在，非正式组织就有存在的可能性。当代我国高校内部就存在着大量的非正式组织。所谓高校“非正式组织”是指“处于学校、院系、党团组织、学生会等各类正式团体之外的，鉴于大学生们共同的爱好、兴趣、志向、特长及其他共同因素，在感情与友谊的维系下自发形成的小群体”。[2]高校内的非正式组织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满足了学生心灵的需求，更在无形中适应了现代大学文化多元性的要求。因此，这需要高校管理者积极接受这一特殊群体，并加以正确引导、有效管理。
一、高校非正式组织的特点
非正式组织不同于正式组织，它的形成跟大学生的性格特点、心理状态、生活经历等相关个人因素有关，它的管理者并非学校的领导者，而是组织内部自发涌现的“核心人物”，负责其所在的非正式组织的日常事务。因此，高校非正式组织根据其形成、发展及运行过程，可以概括为以下特点：
（一）形成的自发性。
高校非正式组织是以相近的心理特征为前提条件，在平等自愿、相互交往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是由于大学是一个较为开放、自由的场所，大学生的主动性更加强烈，为了追求共同的兴趣爱好，找寻自己的价值定位，积极地寻求可以归属的组织。此外，“新时期的各种思潮对大学生的思想冲击很大，使大学生非正式组织的自发性表现得更为突出”。[3]
（二）共同目标支撑的凝聚性。
高校内的每一个非正式组织都有其共同的目标或者理念支撑。例如，高校内的读书者协会，协会里的成员都爱好读书，交流读书心得、分享最新的好书等是他们共同的追求。他们之间的交流、有序合作已经上升为非条文的默契，没有外在约束的心理认同感让非正式组织内部的凝聚力更加强烈。
（三）“核心人物”组织的有序性。
高校非正式组织中的“核心人物”在团体中起着重要的组织、指导的作用。每个非正式组织往往有多名“核心人物”，他们各有特长，在学校的知名度比较高，具有一定的号召力与影响力。他们的特殊地位与组织本身类似，同样具有自发性，是在同组织成员的相互交往和共同活动中自发形成的，当然这也与他们自身的能力与威信密不可分。高校非正式组织的有序发展离不开“核心人物”的领导作用，他们对组织具有非常大的贡献[4]。
（四）迎合多元化社会的时代性。
当今社会文化纷繁复杂、人们的精神生活比以前更加丰富多彩，多元化的社会因素也渗入大学校园。当代大学生不再是墨守成规的“书呆子”，更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的老学者形象。而是充满活力、喜欢标新立异，密切关注社会现实的新青年。比如街舞社团、行为艺术协会、爱心协会、大学生创业组织等都是他们在自发组织的非正式团体。无论是在组织方式，还是活动过程中，都体现了新时代大学生张扬的个性与贴近生活的时代性。
（五）面向全体大学生的开放性。
民主、自由、开放是高校各类非正式组织共同理念追求。组织内的成员面向大学校园里的每一名大学生，只要你愿意加入，并且遵守其无条文的规则，拥护自己的团体组织就可以成为成员之一。总之，高校内的非正式组织向所有的在校大学生敞开大门，成员自己策划活动，自主管理组织内一切事物，从学生的要求出发，并为学生的学习与生活服务。
二、高校非正式组织的作用
“非正式组织对高校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它既可能淡化高校内正式组织结构关系，影响高校教育目标的实现，又可能增进群体成员心理与情感的满足，增强组织信息的沟通与反馈，弥补高校正式组织存在功能的不足”[5]。其主要原因在于高校的非正式组织按其对高校教育活动所产生的作用性质主要可以划分为：积极型、中间型、消极型。积极型的非正式群体与正式组织目标靠近，对学校的教学活动及学生的学习生活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中间型的非正式组织对学生的学习与生活没有产生明显的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如老乡会。消极型的非正式群体是指违背学校的法规政策，与正式群体的目标相背离的组织。它的存在对学校及学生有不利的影响，有的甚至触犯法律，威胁到社会的安定。正因如此，关于高校的非正式组织的作用可以概括为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
（一）积极作用。
1.情感上的自我满足。高校非正式组织成员因为各自共同的兴趣爱好等因素聚集在一起。在群体中，成员产生归属感，主体性得到充分体现，与其他成员在相互交流、协作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定位与目标追求，满足“爱”与“被爱”的情感需求，消除自己离家独立生活的孤独感。
2.生活上的自主提升。大学生作为独立的社会人，必须通过与他人的交流合作才能真正实现蜕变。社会化的过程需要借助高校非正式组织这一媒介，帮助其更快地实现。“在一定程度上，高校非正式群体可以使其成员在交往中看到其他成员的能力水平、性格品质，又可以了解到他人对自己的真实评价”[6]。通过这种方式，组织成员的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增强对自己的认识，发现自身的优缺点，从而及时地进行自我反思，不断地完善自己。
3.学习上的互动交流。一直归属于某一班级或者某一系（院）的学生个体，无疑局限了其学习范围。广泛的知识、全局的视野不仅需要博览群书，还需要与其他方面的专才讨论交流。高校的非正式组织里有着来自不同专业、不同学院甚至是不同学校的学生，这为他们之间的学习交流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通过接触不同专业类型的学生，扩展自己的知识面，真正实现自主学习。
4.组织上的相互补充。高校的正式组织由于受到学校的统一规划与管理，在灵活性、自主性方面较差。而非正式组织由于自发形成性的特征，在很多方面会优于正式组织。例如，当大学生在正式组织中不能满足某项活动的需求时，可以借助非正式组织的力量组织各种展现新时代大学生风貌的活动。高校非正式组织就是为了适应当代大学生的特点及大学生活的多样性而产生的，它可以弥补正式组织的不足，并与其相互配合，为学生服务、活跃大学校园文化。
5.信息上的沟通传播。“在一个社会组织的内部，正式的意见沟通总是有限的，许多意见和观点反而是通过各种非正式的渠道进行传递的，即所谓的‘小道消息’”[7]。高校非正式组织在与组织成员、其他外部组织，以及高校非本组织成员的交往中逐渐形成一个“非正式沟通传播渠道”。这种特殊的渠道在沟通上具有灵活性、自由性，满足学生广发言论，自由表达的需求。此外，它的信息传播速度快，涵盖面广，尤其活跃校园的信息文化。因此，高校的教育者可以有效地利用这种沟通与传播方式来传达消息及宣传积极的教育思想，将其与正式的信息沟通方式相结合，弥补非正式沟通方式的不足，形成便捷的沟通系统，传达准确的校园信息。
（二）消极作用。
1.自我团体意识强烈，可能会与正式组织的目标相违背。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非正式组织的成员明确自己归属于某一组织，进而对其他组织产生抗拒心理，将自己封闭在单一的生活圈中。当其在本组织之外受到批评或者是因自己的过错受到惩罚时，他就会退回所归属的非正式群体，寻求其他成员的安慰与关心，这愈发加剧对外界的不信任与恨意，不利于其健康成长。其次，高校非正式群体由于缺乏明文规定的约束与法则，因此有些组织呈现散漫性的特征，有时会与正式组织的目标相违背，拉帮结派，暗地操作一些校内评定活动甚至打架斗殴，对学校内的安定造成很大的威胁，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发展。
2.散布舆论，易成为不良思想的传播工具。高校的非正式组织会根据自己团体利益的好坏或者个人主观意识的好恶传播一些小道消息和谣言，这些不真实的信息容易影响之后正式渠道传达的信息的有效性，学生先入为主，易对真实的消息产生抗拒心理。此外，那些具有破坏性性质的非正式群体，会在高校内传播一些不良的思想内容与价值观念，大学生受外界的影响较大，这容易导致他们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偏移，也对高校的教学活动及学术风气造成恶劣的影响。
三、正确认识与合理利用高校非正式组织
高校内既然存在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行政力量的正式组织，必然就会有大学生自主管理的非正式组织。对此，高校的领导者不仅必须在思想上接受这类组织团体，还要在行动上予以支持与引导。因为高校的非正式组织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并且合理利用会对高校的学生工作产生积极的影响，更有利于建设生动活泼、充满青春与朝气的和谐校园。因此，笔者对合理利用高校非正式组织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
由于没有特定的具体规范对高校非正式组织的成员进行约束，其成员完全靠自觉性维护组织的正常运行，因此，加强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显得十分重要。通过此类思想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提高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抵制校园内可能存在的歪风邪气。此外，还要增强正式组织的吸引力与凝聚力，让正式组织成为思想教育的一个重要载体，发挥对非正式组织的引导作用。
（二）区别对待高校非正式组织，因势利导。
不同类型的非正式组织会对学生及学校产生不同的作用，前面已经分析了高校非正式组织大致分为积极型、中间型、消极型，针对这三种不同类型的非正式组织，高校管理者应给予不同的领导方式。对于积极型的非正式组织要加以保护，促进其不断地壮大，与正式组织相互配合，形成合力。还要经常关注他们的需要，对于他们组织的有意义的活动给以支持与宣传，帮助他们克服组织在发展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对于中间型的非正式组织，要积极地加以引导，他们的行为暂时没有危害性的偏向，但是如果高校领导者不及时加以引导，在遇到不良思想或者是破坏性非正式组织的影响时，他们就有可能转化为消极的非正式组织，与正式组织相背而驰。因此，要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对他们加以指导，帮助其向正式组织的目标靠拢，成为积极的非正式组织。最后，对于消极的非正式组织要坚决扼制，不能任其发展。首先要对其进行正面教育，纠正其偏激之处。只要对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行，耐心教育，就是可以促使其向积极型非正式组织转换的。对不服从教育管理、转化难度大的非正式组织应当采取强制性的措施，予以解体[8]。
（三）注重对“核心人物”的引导与教育。
每一个非正式组织中都有几个关键性的起领导作用的“核心人物”，他们的能力较强，通过各自分工管理好组织内部的大小事务。“核心人物”的言行举止及他们的某些思想观念会对整个组织及成员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高校工作者应该经常与学校内的非正式组织中的“核心人物”保持联系与交流，取得他们的信任，跟他们成为朋友，以便了解更多有关他们的信息，把握他们的组织动态及组织的理念追求。此外，还要加强对“核心人物”的思想教育，促使其成为有品格、有素养的大学生，避免其被不良的思想观念“侵蚀”。并且利用“核心人物”的权威性与号召力，形成群体内良好的精神风貌，进而提高非正式组织内成员的整体素质，协助正式组织为实现高校的教育目标而不断奋进，为构建和谐的校园增光添彩。
（四）非正式组织与正式组织相互配合。
高校正式组织在学校工作中占据主导地位，具有明确的规范与条文约束学生的行为，为高校教学、学生的学习生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的地位与作用不可小觑。但是，大学是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地方，这里的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性格特点及爱好特长。为了让每一个大学生都能在这个舞台上展现自我风采、实现自我价值，非正式组织的出现并不断发展是必然的。它为大学生的一系列“实现”提供了可能性。在这里，组织成员不仅找到了感情寄托，而且能力得到了提高。更重要的是，在同其他成员的交往中，可以看到自己的性格、能力、缺陷，并以优秀的榜样为“镜”，照见自己的同时，也能不断地“整理”自己，最终实现自我完善。因此，在高校的学生管理中要将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有效地结合起来，充分利用非正式组织在协调人际关系、联系情感、自我提升、心理慰藉、相互协作等方面的积极作用[9]。
“霍桑实验”实验在80多年前早已经向我们证实了非正式群体存在的重要性，当今高校建设中更要认识到这一点，高校非正式组织是不可或缺的。承认它的存在，合理引导它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丰富高校学生的大学生活、充实他们的心灵，而且会为高校注入新鲜的血液，帮助实现高校教学目标、活跃校园文化，最终实现构建和谐大学校园的目标。
参考文献：
[1]理查德·L·达特.组织理论与设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3.
[2]杨连俊.对高校非正式组织的正确认识与合理利用[J].高教高职研究，2011（43）：198-200.
[3]张明艳.高校大学生非正式组织的发展趋势及其引导对策[J].科技创新报，2010（5）：245.
[4][8]曹国杰.高校学生非正式组织探析的功能研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工作，2010：55-57.
[5][7]许平.关于高校非正式群体的研究[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4）：68-71.
霍桑实验范文第2篇
关键词：语言修辞 《红字》 写作特征
《红字》是美国小说家纳撒尼尔·霍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内容深刻，构思新颖，手法独特，标志着美国长篇小说在创作上的一个重大突破，被认为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浪漫主义作品，更是被誉为美国第一部象征主义小说，并因此为作者赢得了一代象征主义大师的称号。与此同时，该书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解读《红字》具有多义性和模糊性，之后在“新批评”的影响下，重点转向了对小说结构的分析，现代研究则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向，霍桑传记、超验主义影响、美丑善恶与是非真伪、红“A”象征意义的阐释、女性的解放、自然人与社会人、宗教与圣经的溯源等问题都做出了讨论，而在语言风格、创作技巧方面研究虽有涉及但不够细腻和广泛，并且常常局限在《红字》的象征意向以及对之后波德莱尔、现代派象征主义的影响等方面。因此笔者从语言修辞的视角出发，力求细致全面地对《红字》的写作特征进行分析，从而让读者对这一作品有更深刻、更全面的把握，这便是本文的立意所在。
一、修辞的概念
人们运用语言传播信息、交流思想时，总是充分利用语音、词汇、语法等要素，力求把信息内容、思想感情表达得更好些，修辞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人们知识储备的丰富和视野的扩大，语言学研究者们对修辞有了越来越深入的认识，对其定义的阐释更加科学合理。“修”即修饰，“辞”即言辞，修辞就是对言辞的修饰、润色和美化，也就是充分调动各种语言手段和表达方式来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早期对于修辞的这种看法很容易把修辞局限于运用修辞格使语言表达形象生动的范围之内，特别容易把修辞的研究局限于书面语，尤其是文学作品的语言之中。事实上，非文学作品的书面语甚至是口头交际语言中，也包含着大量修辞上的运用。因此，一些研究者扩大了对修辞概念的理解，如陈望道、刘焕辉等学者将修辞看成是语言的调整、选择和组合，进一步接近了修辞的本质。近些年来，诸如宗廷虎、李军等学者认为修辞包括表达和接受两个方面，修辞学既要研究表达，也要研究接受、领会，提倡将表达修辞和接受修辞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从两个方面给修辞下定义，指出修辞是言语交际参与者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下，确切地组建和正确地理解话语，以达到理想交际效果的活动。明确了修辞的概念，就能更好地从语言文字视角下对霍桑的《红字》进行解读。
二、霍桑《红字》概述
小说《红字》讲述了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跟丈夫从英国移居到当时尚属英殖民地的美国波士顿，中途丈夫被印第安人俘虏。海丝特只身到美国后，迫于生活，被一青年牧师诱骗怀孕，被迫站在示众台上受审，并终身佩带象征耻辱的红色A字。海丝特宁愿一人受辱，誓死也不招供出那个男人的名字。为了女儿珠儿，在屈辱的处境中，海丝特孤苦顽强地生活着，全仗刺绣为生。海丝特这种忍辱负重、代人受过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使让她怀孕的青年牧师丁梅斯代尔大为感动和大受刺激，不久他便心力交瘁地病倒了。而一直在暗中侦察底细的海丝特的丈夫罗杰·奇林渥斯医生，也基本了解到了实情，并欲置丁梅斯代尔于死地。最终，丁梅斯代尔携海丝特和珠儿走上示众台，当众宣布了自己诱骗海丝特的事实，并死在海丝特的怀抱中。海丝特带着珠儿远走他方，在珠儿长大成人、安家立业后，才又一人再回到波士顿，仍带着那个红色的A字，用自己的“崇高的道德和助人精神”，把耻辱的红字变成了道德与光荣的象征，直到老死。
三、语言修辞视角下霍桑《红字》的写作特征
（一）语境的限制。修辞是运用语言增强效果的活动。任何修辞活动都要依据具体的环境去运用语言表达手段恰切组建话语和透过语言表达手段正确理解话语，才能达到预期的交际目的和效果。修辞寓于语言的具体运用之中，语境对修辞有着一定的选择作用与限制作用。
《红字》不仅能够紧扣特定的语言环境来制定个人的语言风格和特点，使人物语言不光与其身份地位、内心思想等主观语境相符，而且还充分反映了特定的历史背景、说话对象等客观语境因素。在第二章市场中，描写那些挤在人群中，等待看海丝特·白兰被宣判的好戏的几个妇女时，她们的语言与自身的行为、素养高度一致，她们一个个粗鲁彪悍，嗓门极大，说起话来必定也是直截了当、粗声粗气的，比如一位妇人开口闭口就是“娘儿们”，她们把白兰称作是“破鞋”“”，认为她伤风败俗，当白兰走出监狱佩戴的红字像修饰一般让她光彩照人时，妇女们却说“还有哪个女人，会像这个不要脸的想到用这来露一手！”而那个红字，“她缝得那么稀奇古怪的红字，我倒愿意给她一块我自己患风湿时裹关节的法兰绒破布，那样做起来才更合适。”这与白兰出场时，尽管胸前戴着象征着耻辱的红字A，却优雅如贵妇人一般的言行形成鲜明的对照，人物形象的描写和语言的修饰很好地融合在主观化的语境中。与此同时，《红字》的语言描述还充分反映了当时客观的语境因素。综合考虑小说中人物所处的地点、场合以及他们说话的听者等动态因素，选择最具符合语境要求、最具有说服力的语言形式以达到描写的最佳效果。
（二）象征手法的充分运用。小说《红字》中象征手法的运用丰富而独到，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自然环境的描写和红字A内涵的阐释时，都运用了象征的手法。
在人物刻画上，象征手法运用得极为突出，四个主角分别象征着不同的使命，珠儿在小说中的象征意象尤为典型。珠儿既象征“罪恶”的产物又象征爱情的结晶。珠儿和红字关系的日益密切，红字被不断赋予新的象征意义。“孩子是另一种形式的红字，是被赋予了生命的红字！”与红字相比，珠儿带给了白兰更大的惩罚。然而，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也是珠儿使白兰勇于认罚从而得到拯救。对丁梅斯代尔来说，珠儿同样具有象征意义，她的存在让后者因为良知的谴责而时时颤抖，当丁梅斯代尔在白天公开承认自己和她们的关系后，珠儿身上的象征意象任务也顺利完成。此外，在小说中我们能够经常感受到自然与社会彼此交融的场面。霍桑采用象征的手法赋予动物、植物以及普通物体人的思想和感受，借它们的反应和行为象征人类的内心世界。监狱、野花、小草、大海、刑台、太阳、茅屋、刺绣等不胜枚举，例如，监狱是文明社会里的一株黑花，象征了社会的阴暗面和丑恶之处，而门限处的那丛野玫瑰则“能够象征道德之花的馥郁，读者在读完故事阴森凄惨的结局后，仍可以得到一些慰藉。”公开表明小说中的环境带有丰富的象征意义。红色字母A首次出现时是通奸罪的代名词，是耻辱与罪恶的象征。经过故事的发展演变，女主人公的善良、隐忍和对爱情的坚贞逐渐得到人们的原谅，红字成为能力的象征与美德的标志。在小说尾声部分，一座新坟的碑石上面刻着：“一片墨黑的土地，一个血红的A字。”A成为这块土地上每一个人的一部分，并且预示着美好未来的曙光。象征的手法赋予了红字A丰富的内涵和多义性。
（三）对比与反衬的贯穿。与四位主要人物相比，《红字》中的其他人物应该是一种陪衬，用以强化故事的背景和彰显人物的反差。贝灵汉总督和约翰·威尔逊牧师分别代表着那个时代和那个社会的世俗和宗教权势，他们或严厉或仁慈、或奢侈或简朴、或以权取威或德高望重，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自以为是和妄自尊大，以凡人的躯体冒用上帝的名义，对同种同类滥施惩罚，这与海丝特的低贱和丁梅斯代尔的自卑构成强烈对比。至于城镇当中广大的清教徒，特别是那几位自封为法官的妇女，他们起初尖酸刻薄的评论，甚嚣尘上的叫骂，以及随后残酷无情的嘲讽、白眼、拒斥、虐待，不过只是印证了他们的愚昧、狂妄、褊狭、虚伪。他们崇拜丁梅斯代尔之流的高尚，殊不知他们是伪善的化身；他们蔑视海丝特之类的堕落，忘记了清教的阐释，他们自己也是以赎罪之人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他们在信仰上反对浮靡的生活和自负的情结，却常常喜欢炫耀荣华富贵，爱慕虚名实利，舞弄人世间的权杖，僭越天庭里诸神的位置。直到最后，只是在罪人丁梅斯代尔和海丝特的感召之下，他们才开始自我反省，渐渐培育起人类相互理解、同情和共鸣之心，从而在自己与他人的苦难中获益。这些人物对主人公的反衬，以及人们对白兰的看法从堕落、、为人所不齿到美德表现出的对比，还有人物自身行为的对比贯穿于整部作品中，深化了小说的内涵。
四、结语
高度的艺术成就使得《红字》这部长篇小说历经岁月长河的淘洗沉淀下来，在美国乃至世界小说史上独树一帜，大放光彩，百余年之后仍受到各国读者的广泛喜爱。同时，小说的主题、人物形象、象征寓意、艺术手法、宗教情结和文化思想等多方面的论文也层出不穷，但这些研究成果还远远不够，学界亟需研究者们运用扎实的语言文字功底，开阔的评论眼界和集文学、历史、哲学和宗教于一身的文化素养全面地解读作品，为读者呈现一部真实的《红字》。
参考文献：
[1]霍桑.熊玉鹏，姚乃强译.红字[M].燕山出版社，2000.
[2]胡壮麟.语言学高级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霍桑实验范文第3篇
一、霍桑的《怪医之女》
霍桑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写短篇小说的作家，被誉为美国短篇小说之父。《怪医之女》是霍桑早期最为著名的短篇小说，这部作品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故事发生在中世纪某个小城之中，拉帕奇尼医生在当地小有名气，不是因为他医术精湛，而是他与众不同。一般的医生总是在研究如何治病救人，而这位拉帕奇尼医生几十年都在潜心钻研毒药。因此，他被当地人称为“怪医”。甚至很多离奇的事件都被认为是这位怪医的“杰作”。因此，当地人对他敬而远之。拉帕奇尼医生在自己的后花园中种植了数以千计的有毒植物。对于这些含有剧毒的植物，拉帕奇尼总是小心翼翼，避而远之。每当需要去处理这些植物的时候，他总是全副武装，深怕受到伤害。相反，他的独生女儿贝德丽丝却钟爱着花园中的一切，她将这些有毒的植物视为自己的朋友，成天陶醉在这些毒花毒草之中。贝德丽丝的美丽引起了当地青年乔万尼的注意，尽管他对于这些有毒植物也感到恐惧，但是贝德丽丝的美丽让他忘掉了潜在的危险。尽管贝德丽丝有着超凡的美丽，但是由于自幼与这些毒花毒草接触，她成为了一个毒美人。她甚至不能够离开这些毒花毒草，否则的话，她就无法活下去。痴情的乔万尼不顾危险进入花园与贝德丽丝相会，他得到了爱情，但是也步步走向死亡。身中剧毒的乔万尼寻求医学教授白家利翁尼的帮助，白家利翁尼所配制的解药虽然能够拯救乔万尼的生命，但是无法化解贝德丽丝身上的剧毒。但是执著的乔万尼一意孤行，最终亲手害死了自己最爱的人。悲痛欲绝的乔万尼在后花园中燃起大火，将一切都化为灰烬，自己也葬身于火海之中。尽管霍桑的这部作品的知名度无法与《红字》相提并论，但是《红字》这部作品中的思想渊源完全可以追溯到这部作品之中。两部作品都围绕着“罪恶”展开。可以说，霍桑小说最大的创作动机就是如何理解“罪恶”这个问题。正是在此基础之上，霍桑创造性地提出反理性的文学思想。
二、霍桑文学中的罪恶伦理
西方伦理学长期以来是以“善”为核心的，很少有人会关注“善”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圣经》中曾有一则关于人类偷食禁果的寓言。人类偷食了智慧之果，因而知道了善恶，知道了美丑，知道了真假。但是偷食禁果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罪”。因此，人类正是因为犯罪才知道了何为“善”，因为“恶”才有了“善”。尽管如此，西方伦理学家始终认为，人只有消除了“恶”，才能够拥有“善”。事实上，“善恶”是一体的，任何消灭罪恶的行动本身也可能是一种“罪恶”。在《怪医之女》中，女仆明知道后花园里充满剧毒，但是为了成全乔万尼的痴心，引导他进入后花园。这个行为究竟是善还是恶的呢？乔万尼试图给贝德丽丝解毒，结果导致贝德丽丝死亡。这个行为究竟是善还是恶的呢？霍桑在这里给我们设置了一个巨大的伦理悖论：为什么善的动机却产生了恶的结果。当代法国思想家巴迪欧就此类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并且撰写了《对罪恶的理解》一书。在这部作品中，巴迪欧提出了两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外部情势（outside condition）与内部情势（inside condition）。在巴迪欧看来，之所以会存在善恶的区分，正是因为人始终站在一个情势（condition）上去判断问题。在女仆看来，乔万尼一片痴心，而小姐终日孤独地生活在后花园中，因此让乔万尼进入花园是善的。在她的心中，前者的善远远超过乔万尼可能因此中毒并且丧命的恶。如果读者仅从外部情势来理解的话，无疑会认为女仆是一个居心叵测之人。同样，乔万尼深爱着贝德丽丝，他不希望她永远生活在这些毒花毒草之中，他认为解毒是一种拯救，同时，他也没有意识到贝德丽丝已经和这些毒花毒草融为一体了。他做的是他认为善的事情，他并没有从内部情势中去思考贝德丽丝是否需要这种拯救，因此他犯下了罪恶。当然，这种罪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罪恶。一切因爱而生的罪恶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罪恶。
霍桑的这部作品，从根本上颠覆了我们对于罪恶的理解。他的这种伦理思想具有明显的反理性特征，同时也是霍桑文学的基本特征。在霍桑的文学作品中，“罪恶”是一个反复被探讨的伦理问题。如在《胎记》这部作品中，主人公埃尔默的妻子美丽动人，令人遗憾的是她的脸上有一块胎记。霍桑正是用这块胎记来隐喻人性的不完美。正如乔万尼一样，埃尔默始终试图消除妻子脸上的胎记。最终他的妻子因为他的偏执而失去生命。在霍桑的名著《红字》中，海斯特因为佩戴了具有耻辱性标志的红A标记意外地获得了可以观察人类本身的秘密，在自己另一种高贵的能力促使下，她开始明白其实每个人都能够无愧地佩戴红A字。通过这些作品，霍桑表现了一种全新的伦理思想。这种思想与基督教所确立的伦理思想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在霍桑看来，每一个人生来都是不完美的，都是有罪的。即便宗教不去宣判一个人有罪，任何人都是不完美的。因此在面对“罪恶”时，我们无需感到厌恶，或是想要采取一种极端的方式去消除它，而是尽可能地与其共生共存。
三、霍桑文学中的罪恶心理
在霍桑的文学作品中，对于“罪恶”的探讨并不仅仅局限于哲学的手段，或是伦理学的手段。霍桑的作品中蕴涵着丰富的心理学思想。作为心理研究的开拓者与心理小说的创始者之一，霍桑的作品充满了心理实验的意味。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将《怪医之女》视为是一场心理实验。霍桑与现代心理学家一样，将我们放置到一个情景之中。如果是乔万尼，我们将会做怎样的选择呢。如果我们按照我们所处的情势去思考问题，或者我们会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多数人可能会放弃，也有人可能会尝试其他的方法，也有人会选择柏拉图式的爱情。但是如果我们从乔万尼所处的情势去思考，会发现他没有更好的选择。在乔万尼所处的中世纪，宗教思想对人性的压制更为严酷。像贝德丽丝这样的毒美人，在伦理上具有不可磨灭的罪恶。乔万尼如果不能够将她身上的毒性去除，他们将永远无法在一起。因此，乔万尼的内心充满了挣扎与矛盾。霍桑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乔万尼的内心活动，开创了心理主义描写。霍桑的心理主义与伍尔芙的精神主义、乔伊斯的意识主义是截然不同的。霍桑的心理主义更为偏重的是精神分析，而不是情感体验。霍桑通过这种方式，将所有的读者都置入到一个内部情势之中，让读者和作品中的人物共同去思考相同的问题。霍桑没有直接给出答案的意图，事实上对于罪恶的理解是永远不会有一个标准答案的，因为人总是站在一个情势上去思考问题的。
在此后的创作中，霍桑延续了这种风格。他将人物的心理活动作为表现的重点。因此在霍桑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身份极为普通之人，也有着极为深刻的思想冲突。霍桑通过一个又一个人物，不断地丰富和完善他的心理。他的创作充满了大胆的想象，并且深刻地解读了人类的心灵，从而丰富了近代美国文学的创作思想。
四、霍桑文学的罪恶美
法国作家波德莱尔创造了“恶”的美学。波德莱尔是纯粹描写罪恶来获得的作家，他的美学具有极为强烈的颠覆性与冲击性。霍桑的“罪恶”美学与波德莱尔的“恶之美学”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差异。霍桑虽然描写罪恶，但是他所描写的罪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罪恶，而是处在善恶中间地带的伦理状态。霍桑的罪恶之美，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伦理悲剧之美。霍桑一方面很好地继承了古希腊悲剧美学思想，另一方面又有所发挥。在古希腊悲剧中，悲剧是因为不可抗拒的宿命，其中最为著名的有俄狄浦斯悲剧。在《怪医之女》中，霍桑设置众多悬念，从而产生了戏剧性的悲剧效果。对于伦理悲剧，霍桑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在他看来，一定的社会道德准则是造成悲剧矛盾冲突的根源。因此，对于“罪恶”进行思考，抑或是描述，从本质上而言，是一次重要的美学体验。霍桑的这种美学观点在他的小说中得到的了充分的运用和体现，从而使得霍桑的小说在故事的发展与冲突上达到前所未有的统一。霍桑将悲剧的冲突点设置在伦理道德之上，从而使作品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因此，霍桑的这种“罪恶”美学实际上就是希望人类能够在自身的实践中获得解放的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同时，在社会意识中提高自己的审美超越能力。在这个故事中，霍桑所树立的人物形象大部分是模糊的，这种模糊的形象为人提供了很好的自省空间，通过在自由中处理命运的考验，这是美学殊的一种超越。霍桑在小说中通过对人物的模糊刻画来增加生动的特性，并激发人类的自我完善欲望，鼓励他们摆脱沉重的束缚，走进自由自在的思想领域，在灵魂和肉体之间做到自己的人生定位。这是霍桑罪恶美学思想的价值所在。霍桑的这种美学思想也是一种反理性的思想，它从根本上颠覆了宗教对于美的定义。美不再具有神圣性，美本身也不等于真与善。美成为人最为重要的一种主观实践活动。
霍桑实验范文第4篇
关键词：儿童心理护理；罗森塔尔效应；霍桑效应【中图分类号】B84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02（2013）12-0015-01
众所周知，心理护理是护理学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而儿科护理对象则是儿童，因此掌握一些儿童心理方面的知识是非常必要的。下面具体探讨几条心理学规律在手足口病护理中的意义。
1罗森塔尔效应在儿科护理中的意义
罗森塔尔效应是罗森塔尔实验的理论总结：1968年，罗森塔尔在某小学一至六年级的儿童中进行"预测未来发展的测验"，然后实验者将认为有"优异发展可能"的学生名单通知教师。其实，这个名单并不是根据测验结果确定的，而是随机抽取的。它是以"权威性的谎言"暗示教师，从而调动了教师对名单上的学生的某种期待心理。8个月后，再次智能测验的结果发现，名单上的学生的成绩普遍提高，教师也给了他们良好的品行评语。这个实验表明，赞美、信任和期待具有一种能量，它能改变人的行为，当一个人获得另一个人的信任、赞美时，他便感觉获得了社会支持，从而增强了自我价值，变得自信、自尊，获得一种积极向上的动力。这对于儿童护理来说具有启发意义。第一，这有利于转变护理人员的观念，因为常识普遍这样认为，小孩子不懂事，更不懂得"暗示"，而罗森塔尔效应罗森塔尔效应还表明，儿童尽管年龄小，看似不懂事，其实还是非常有能力"察言观色"的，也就说，他们可以分辨积极的和消极的心理期待，而且"心理期待"对于孩子的成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积极的期待可以产生积极的效果，消极的期待则可以产生消极的效果。第二，既然心理规律如此，那么在儿童护理过程中就要按规律办事。具体说来，这要求护理人员"多用安慰、支持、鼓励、积极暗示、果断、明确的解答等治疗性语言，避免用讽刺、嘲弄、刺激、消极、暗示、犹豫、粗暴、含糊其辞的解答等伤害性语言，同时重视语调、表情、姿势、动作、态度等非语词性沟通技巧。"[1]这对于患儿的康复来说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桑效应在儿科护理中的作用
霍桑效应或称"宣泄效应"，起源于1924年至1933年间的一系列实验研究，由哈佛大学心理专家乔治・埃尔顿・梅奥教授为首的研究小组提出此概念。美国芝加哥郊外的霍桑工厂是一个制造电话交换机的工厂，有较完善的娱乐设施、医疗制度和养老金制度等，但工人们仍然愤愤不平，生产状况很不理想。后来，梅奥专门对其进行了一项试验，即用两年时间，专家找工人个别谈话两万余人次，规定在谈话过程中，要耐心倾听工人对厂方的各种意见和不满。这一谈话试验收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霍桑工厂的产值大幅度提高。霍桑实验表明，"情绪的宣泄"可以极大地提高工厂的产值，这其中的奥妙就是通过谈话等形式的宣泄，工人可以排解心中的不满与怨愤，从而心情舒畅，这无疑对于工作来讲具有意义作用。同样的道理，儿童特别是病患儿童也需要及时地宣泄情绪，而考虑病患儿这一群体的特殊性，即年龄小又患病，必然会形成恐惧、紧张心理，如有学者发现，"此年龄段患儿，对住院误认为是惩罚，对医院环境不熟悉，生活不习惯，而缺乏安全感，出现哭闹踢打等行为。"[2]这其实就是心理极度紧张的表现，如果不能及时地帮他们消除这个心理压力，也就难以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这其实启发我们在病患儿护理过程中要注意两点，第一，要正视病患儿紧张、恐惧心理的存在，即正视这一事实的存在，不要把病患儿看成是一般的儿童，他们具有特殊性。除了要把他们区别于一般儿童之外，还要区分他们不同的病理，比如同是手足口病患儿，其病理不一样，他们的情绪也会不一样，研究发现，"EV71感染组的热程明显长于其他肠道病毒感染组，且患儿体温峰值更高，平均峰值达到39.1℃，提示EV71感染患儿的病情比其他肠道病毒感染更严重。"[3]第二，认识到病患儿是个特殊的群体，就要采取特殊的措施对待他们。他们年龄小，就要面对陌生的护理人员，这要求护理人员具有亲和力，在第一时间取得他们的信任，让他们把自己当家人，当然这首先要求护理人员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小弟弟小妹妹或小孩。
罗森塔尔效应和霍桑效应共同表明心理规律对于护理的重要意义，护理界应该形成这样的共识，即"良好的心理护理有助于消除不良的心理刺激，防止心身疾病的恶性循环，有助于协调各种关系，使患者适应医院环境，增加对医护人员的信任……"[4]因此在护理过程中应该以"病患"为本，这其实也是"以人为本"理念在护理行业的具体体现，如果说"人之所以成为人，离不开真爱。世界之所以成为世界，依赖于真爱。"[5]那么，护士之所以为护士，更是依赖于真爱。为了更好地履行"爱"之天职，护理人员善于学习，善于从护理实践中总结、反思经验，特别是要不断地体会如何与各色病患交流沟通的技巧与策略，从而不断提升自己的行业修养及业务素质。
参考文献
[1]王福军，试论心理护理的特点及临床应用[J]，职业技术，2012，3：129.
[2]张桂珍，杨秀萍，手足口病患儿的护理干预[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3：231-232.
霍桑实验范文第5篇
1、社会背景
19世纪末，美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部分行业中的大型企业应运而生。但是对于这些大型企业来说，如何提高生产效率成为企业管理的薄弱环节。通过标准化的大规模生产并没有解决当时社会的劳资矛盾。显然，泰勒的管理方法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对生产率的提高已经显不出明显的作用。梅奥通过霍桑实验发现，影响生产效率的因素不仅包括外界的环境因素、生产设备条件，劳动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劳动者对工作环境的满意程度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生产效率的提升。梅奥认为把职工简单的看做“经济人”是不符合时展的。通过霍桑实验，梅奥提出“社会人”假设来解释生产率的提高。
2、理论背景
20世纪20年代，在资本主义社会，尽管许多企业采用泰勒的科学管理，但是劳资纠纷和罢工依然此起彼伏，这种情况促使资产阶级的管理学者们开始深入反思真正决定工人劳动效率的原因是什么。于是，在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的赞助下就开始了霍桑实验，通过实验梅奥认为工作条件和福利对生产效率的提高并没有明显的作用，而和谐的工作气氛以及“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却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明显提高。通过霍桑实验，梅奥从当时的主流理论当中走出来，提出了社会人管理理论。
二、梅奥的人本管理思想
1、职工是“社会人”而不是“经济人”
古典管理理论把人当作“经济人”看待，认为职工是理性的和逻辑化的，金钱是刺激他们积极性的唯一动力。为此，各式各样的奖励工资制就由泰勒及其继承者设计出来了。而梅奥通过霍桑实验发现：工资、作业条件、生产效率之间没有那种绝对的关系。于是，人际关系研究者提出了“社会人”假说，取代了“经济人”假说。人是“社会人”，影响人的劳动积极性的因素除了物质利益之外，还有人的社会的心理因素，而且后者更为重要。因此企业应把职工当作不同的个体对待，当作一名“社会人”对待，从社会心理的各个方面进行合理的组织和管理，而不能单纯从物质利益的刺激出发，把工人当成无差别的机器或机器的一部分。
2、企业中存在着非正式组织
非正式组织是相对正式组织而言的。企业不仅是一个由各种生产要素构成的经济体系，而且是一个由不同特点的单个人构成的综合性社会系统。科学管理只注重正式组织的作用，而实际上这种正式组织并不能表现成员之间相互影响的社会关系。非正式组织是成员在长期的直接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关系亲密的小群体，它们能起到满足正式组织所不能满足的诸如安全、心理、精神等方面需求的作用。
三、我国人本管理的现状及困境
1、我国人本管理的历史发展
纵观我国几千年的文化历史，其中包含着丰富的人本管理思想。在儒家看来，一切的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治人而展开的，并提出了“仁”、“德”、“礼”的管理思想。这与现代企业所提倡的人性化管理不谋而合。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优秀企业顺应市场的发展潮流，结合自身的企业特点，积极尝试以人为本的管理机制，人本管理的实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我国的人本管理还存在明显的不足。
（1）在人本管理中，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脱节。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本来就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虽然各自的着重点不同，但是究其本质，两者唇齿相依、密不可分。随着我国经济长足有效地发展，人本管理的理念逐渐深入，也取得了优秀的管理成果。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一个问题，在我国的人本管理中，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脱节，形成两大互不来往的派别。管理理论研究者明确强调人本管理的重要性，大部分的企业家也意识到人本管理是我国企业改革的必经之路，但是，由于利益的驱动，管理的实践工作者仍然淡薄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忽视员工的利益和企业的社会效益，阻碍员工和企业的全面发展。
（2）忽视员工的发展，其权益受到威胁。尽管有相当多的企业已经意识到了员工的价值，也已经认同了人本管理的思想，但不尊重员工的行为还依然普遍存在。企业管理者并不去认真分析员工自身的特点，在不考虑其特长和才能的情况下，就把一份对于他来说完全陌生的工作交给他，一旦出现失误，就狠狠的批评他，甚至辞退他。在大多数企业当中，员工并不能参与管理当局的决策，对企业的发展规划一无所知，对企业实施的行动方案也盲目无措，这样的工作必然会造成资源的浪费，阻碍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对于员工的福利待遇实施“一刀切”，以岗位工资作为主要的薪酬标准，这显然会使承担更多的工作、工作范围更广的员工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被大大挫伤。
（3）制度管理与人本管理相隔离。就我国管理界的现状而言，制度管理仍然是绝大多数企业选择的根本的管理方法。很多企业盲目的迷信制度化，一味的追求制度的尽善尽美，甚至坚信只有最完善的制度才能保证工作的高效运转。他们也明白人本管理是企业改革的必经之路，但是出于短期的利益的驱动，管理者仍然会将制度管理与人本管理相隔离，用规章制度去威慑员工，对人实行管、卡、压等缺乏人性的管理方式。这样的结果必然是组织变成没有活力的“死东西”，最终被社会淘汰。
2、我国人本管理的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