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污染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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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污染治理范文第1篇
环境治理这个议题突出而且生动地反映了现代社会治理形态的一种深刻变迁：现代国家的治理在尺度上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体现为国家的功能在三个向度上被分散了：向上、向下、向外。也就是说，国家的角色功能正在被重新定义，一种新的治理地理正在出现（Reed＆Bruyneel，2010：646－653）。具体而言，治理尺度的“上移”指的是，原来地方或者国家的功能越来越多地被更高一层级或者跨区域的组织和机构所承接。同时，重大议题也越来越超越地方国家甚或民族国家的界限，变得具有地区性或国际性的意义；治理尺度的“下移”指的是，人们开始把视线从自上而下的政治过程转向“在地化”的一些方面，意识到地方层面的权力、关系、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希望通过地方层面的审议、协力而达成更高效、更具有合法性、回应性的一种治理。这主要体现在更多的非政府组织、民间企业和公民逐渐参与到治理过程中来；治理尺度的“外移”涉及到很多维度，不仅指治理过程从国家机器更多地向社会开放，也是指行政和管辖边界层面的外移。环境问题通常是跨空间区域和时间边界的，因此就有必要在政府和相关行动者之间找到一个环境治理的合作模式。这种多层次的治理不仅强调水平的跨地理空间的联结，也强调垂直的跨空间层级和组织层级的联系，强调多层级政府之间的知识、信息共享以及合作、对话。同时，这一治理体系并没有削弱国家的地位，而是着重于国家在各种政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面孔”。引入治理尺度这个概念，是因为它能够很好地涵盖今天中国空气污染治理所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反过来，空气污染这个议题也十分典型地体现了现代国家治理尺度变迁的趋势和特征。首先，空气污染是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性议题，对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而言，空气污染问题也不能用特定的行政辖区加以区隔，那么，中央政府如何将空气污染的政策下放到地方以保障地方政府对空气质量问题负责，地方政府如何通过府际合作以实现区域污染的治理，这些都需要我们去思考治理尺度的变迁。同时，空气污染属于风险社会的一种表征，风险社会的来临呼唤更加开放、透明的民主机制的运行。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风险与民众利益的高度相关性决定了空气污染这类议题已经远远超出传统的政府行政管理的范围，而需要地方性知识、日常性知识的进入，需要公民社会、民间组织更广泛的参与，来共同化解其管理风险。这些也都需要我们去思考治理尺度的变化。
（一）发展型地方政府与空气污染治理的困境一般认为，中国现今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体制性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发展主义特性。由于地方政府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环境问题的产生和环境治理两者在空间尺度上具有较大不一致性。正如白雪梅分析城市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困境一样（BaiXuemei，2007：15－29），把类似空气污染的环境问题整合进地方政治面临着两个基本困境：首先，在紧迫度方面，发展中的地方面临着更加紧迫的地方经济发展问题；其次，在尺度方面，环境议题超出了地方政府的关注范围，地方政府处理环境问题在空间、时间和制度三个维度都是困难的。空间维度的困难是指，地方政府一般会认为环境问题超出了其管辖范围，应该交由全国性政府去完成；时间维度的困难是，地方政府一般会认为处理环境问题超出了其任期范围。环境问题的出现不是一朝一夕的，其治理更是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段，因此，政府官员并没有强烈的动机去在自己有限的任期内应对环境问题；制度维度的困难是，由于地方政府在纵向上要受到更高层级政府的约束，在横向上要面对地方经济社会组织的压力，因此环境治理对于它们而言已经超出了自身的职责范围。地方政府的发展主义和其在治理污染问题上的激励缺乏当然也反应在空气污染上。如果浏览中国近30年空气污染治理的历程，就会发现，空气污染的防控和治理总是在“疲惫地追赶”高速发展和变迁的经济状况。20世纪70年代，空气污染治理的主要对象是烟尘；到了80年代，中国大气污染防治进入以酸雨治理为核心的第二阶段，重点转移为对硫等污染物进行集中控制。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成为全世界聚焦的一个中心，温室气体的减排使得中国如何在能源消费方面采取节能措施、提高能源效率、调整工业结构成为新的问题。最近10年左右，中国大气污染的复合型特征日益增强，高浓度的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同时存在，城市灰霾天气不断增多。这种新的空气污染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关注，特别是从近两三年起，二次污染、复合污染、区域污染等这些名词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对政府和环保部门的环境绩效构成了较大的社会压力。但二次污染物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未被列入空气污染物指标体系，因为一旦列入则意味着中国七成城市的空气质量不达标，环保部门近30年来的空气污染治理又将面临一份“满纸黯然的成绩单”。总体而言，不同阶段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空气污染使得污染的控制策略不得不相应地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倒逼”机制始终太过滞后和低效。因此，要从目前的总量控制真正转向质量改善，真正从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公众的健康出发进行污染治理，把空气污染的议题维持在公共议程中，就需要把空气污染从一个地方性的议题变成国家性的议题，在这个过程中，国家需要发挥首要作用。
（二）复合型区域型空气污染形态和治理体制的困境中国近30年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多种空气污染问题在30年内集中出现。这些污染问题并不是国外上百年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污染问题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更加复杂的污染状况。因此，中国目前的空气污染呈现出“复合型”和“区域性”①两种特征。首先在“复合型”特征方面，中国现今的空气污染是发达国家各个污染阶段的浓缩体，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使得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同时集中出现。其次在“区域性”特征方面，关于空气污染这个议题到底更具有地方性特征还是更具区域型特征，其实在国外就早有争论（Switzer，1998：191－192）。空气污染在其源头上可能更多地来自固定点源污染，具有很强的地方性，但是空气污染物会随着气象条件而长距离传输，因而经常呈现出跨行政辖区界限的区域性特征。然而，相较于复合型和区域型的污染形势，中国现行的大气污染控制策略和管理体制却暴露出严重的弊端。首先，现行的空气污染控制是一种量化控制。在现行官员考核制度和激励机制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考核一般采用、同时也被认为最便捷高效的办法就是量化考核，抽象的、难以测度的指标往往无法被采用②。在这种指挥棒下，地方官员的目标是对上负责，完成指标、做足数字。就空气污染而言，政府关注的始终是“排放量”而不是“空气质量”。这也就是说，目前的空气污染控制和管理只是需要各级政府对现下有明确规定的某种污染物进行排放量的控制，完成其减排量。而这些污染物的选取并未见得反映空气污染的真实状况，真正的空气质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无人负责的。这种单一总量的考核机制很难用以应对复杂的污染现状，因此空气污染治理的实际效果非常有限；其次，中国的空气污染管理模式是行政辖区区隔的管理模式，以行政区划为基本单位进行考核和管理，各地之间难以进行真正的协调治理。空气污染监测数据表明，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使得中国地区空气污染一体化现象日趋明显，各城市的大气污染正逐渐从局地污染向区域污染演变。尽管大气污染越来越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特征，但是现行的环境管理还是没有太多突破行政辖区区隔化管理的窠臼。近几年，虽然中国也出现了一些区域性大气污染的试验，比如中国的四大城市在近几年的大型事件中，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联防联控”，通过联合相邻城市采取共同措施控制城市的空气质量。但是，这种区域性空气污染治理目前还远远没能形成一种长效的机制。目前，面对空气污染的区域性特征，中国现有的制度架构和政府体制中还没有一种相对常态和成熟的制度安排以解决这一问题。复合型、区域型空气污染时代的来临意味着治理尺度怎样的变化？它们对于现行空气污染治理体制，乃至整个治理体制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呢？首先，复合性的空气污染形态意味着以“指标”为核心的考核和激励机制将面临“失败”的局面。诸如PM2．5这种二次污染指标无法用单一污染物排放量限定的方法来控制，如果说原来的污染治理尚可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在的情况则是连这一点都难以为继了。也就是说，传统的通过指标、配额方式进行治理的方式已经越来越低效；其次，区域性的空气污染也意味着以行政辖区为区隔的治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将不得不被打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看到中央政府仍然试图在现有的考核体制下去解决辖区间的交互影响问题③，但是这种努力可以期待的绩效和适用性是值得怀疑的。在遭遇更复杂议题的情况下，这种区隔化的管理方式不可避免地走到尽头。空气污染就是这样一个议题：一个辖区的污染源可能对诸多其他地方带来污染，同时，任何地方也不可能视其他地区的污染为于己无关。各地之间互相污染、交叉污染，并且这种交互影响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要强过水污染等其他跨域环境问题。
（三）风险社会及其民主意涵空气污染是一种典型的生态风险。风险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更是一个社会和集体建构的过程。虽然风险必定部分地来自于事实，但其更重要的部分在于大众通过社会的公共交流对风险进行阐释、界定和认知的过程（Strydom，2002：84）。也正因为如此，空气污染对思考当今中国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形态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切入点。现阶段的中国，在空气污染控制和防治方面，出现了一种“民意已过河，政策摸石头”的现象，民众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走在了政府的前列。以PM2．5为例，民众是促使政府将这项污染物纳入污染评估指标体系的直接推动力。早在政府作出反应之前，民间就已经开始了各种形式的空气质量调查，公众、环保NGO和媒体持续关注PM2．5数值变动，甚至走上街头自主去监测PM2．5数据；一些活跃的民间环保人士通过社会媒体引导公民参与空气污染的测量，推动政府的污染数据公开以及空气污染立法进程。环保人士潘石屹等人在微博上发起关于空气质量立法的动议，倡议应该对清洁空气立法。社会的压力最终促使环保部拿出了空气污染治理的时间表，拟定在2016年前分阶段地将PM2．5纳入空气质量体系。为什么空气污染这个议题突出地展现了这一点？传统上，政府可以利用其对科学技术的掌握及其对话语的垄断，来阻止污染等风险事实进入公众的视野。对于政府而言，总是希望很好地去“管理风险”，对民众的风险意识进行引导，通过专家垄断技术知识的定义和解释，进行“安全叙述”（郭巍青、陈晓运，2011：95－122）。但是，在面对空气污染这样的新型治理问题时，民众却并不会一味受制于国家对风险的管理，民众作为环境风险的直接感受者，能够用自身的日常性知识，也就是“社会文化理性”（Fischer，2000：40－44），来对抗国家对于科学和技术理性的垄断。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这种新的力量格局，再加上长期以来国家对于公民表达的行政压制、体制运作中的协商不足等等，都更进一步地导致了公民对政府不信任的累积和发酵。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看到了现代国家治理尺度的下移，更重要的是，类似空气污染这样环境风险议题的出现赋予了人们加深和拓展民主的机会，推动人们去更加积极地进行政治参与、公开讨论和民主协商，理性面对危及公民切身利益和社会安全的风险，增强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对于自然问题以及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发言权，争取公共决策者、技术专家以及普通公民之间更加平衡的权力－责任的关系。
二、保障型国家———国家角色再认识
治理的尺度是一个描述性概念，但它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价值意涵。通过尺度的讨论，这一概念将治理的跨域化、在地化以及协力治理等多种治理的趋势整合起来。同时，这一概念也促使人们去思考：在面临诸如空气污染这类新的议题时，怎样在新的治理实践中对尺度和空间进行新的定义，治理的边界怎样被实体地和社会性地重构？而这些又为我们改进公共政策提供了怎样的启示？更重要的是，面对现代国家治理尺度的变迁，国家需要在治理的实践中怎样做出回应和应变？这一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但是，本文认为，事实上吉登斯所提出的“保障型国家（EnsuringState）”（吉登斯，2009：9）概念已经为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提出了一定的框架。“保障型国家”囊括了空气污染治理过程中我们所需要面临的最重要的三个维度的思考，即：国家独立于利益集团来倡导环境政策的自主性、中央政府对于环境政策的贯彻力以及在环境议题上国家与社会的有序互动问题。“保障型国家”是吉登斯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气候变暖的问题很多人都在谈，但很少有人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把自己的行为与气候变暖的问题联系起来”———吉登斯将这种现象命名为“吉登斯悖论（GiddensParadox）”（吉登斯，2009：2）。为了解决这一困境，吉登斯提出了“气候变化的政治”的概念框架。这个概念框架主要由两个概念构成：“政治敛合（politicalconvergence）”和“经济敛合（economicconvergence）”。吉登斯认为，如果政治敛合和经济敛合两者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就会系统性地推动气候问题的解决。为此，吉登斯提出了一种更为积极的国家的概念———“保障型国家”。他认为，国家应该在应对环境问题时扮演“催化剂”、“协调员”的角色，鼓励和支持多元的社会团体共同推动好的政策，同时确保环境治理的切实成效。为此，国家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要全力去提高政治和经济敛合度，比如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就是两个具有高度关联性的公共议题，是寻求政治经济敛合的一个典型例子；二是要让气候变化的关切深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三是要避免让政治资本流出这个政策领域。因为对抗气候变化需要长期的政策，那么就需要把这些政策一直置于政治关切的最前端，把它牢固地锁定在政治议程中。
保障型国家对于我们讨论中国的空气污染治理有着很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中国环境治理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问题，这个问题在本质上是吉登斯悖论的一种表现。保障型国家应该在这种矛盾中担当起环境议题倡导者的角色，致力于克服经济发展的盲目性。事实上，空气污染从一个地方性议题变成国家性议题也的确经历了一个过程。吉登斯在其语境下思考保障型国家的出发点是希望国家改变“去监管化”的态度，加强实质性的国家调节。对于中国而言，保障型国家首先是确保国家公共政策相对于地方保护主义利益、产业部门以及能源行业的自主性。其次，正如吉登斯特别提到的，中国治理气候变化的政策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央政府试图加强“政治敛合”和“经济敛合”的各项政策在上令下达的过程中，往往经过层层官僚制的过滤，再次被简化为GDP崇拜。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环境政策的贯彻执行问题，是中国环境治理中关键的一环。在中国，量化考核和目标责任制是国家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路径，国家希望藉此控制地方官员的晋升机会，从而确保国家的重大政策在地方的执行以及地方官员对上级政府的忠诚。但事实上，现有方式并不能适应环境治理中的诸多问题。一方面，环境指标很多时候是复杂的、不可量化的；另一方面，地方官员为了达到考核目标往往操纵和扭曲真实的环境信息，在缺乏公民参与以矫正这些信息扭曲的情况下，重大的治理问题往往得不到有效的处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量化管理和目标责任制等管理方式事实上是削弱了而不是加强了国家的能力（Gao，2009：21－31）。这也正是“保障型国家”的第二个意义向度。以空气污染为代表的环境议题为我们重新检视国家治理能力，加强国家能力建设提供了一个场域。环境治理需要政府努力寻求环境政策的政治和经济敛合，使得环境意识和环境政策能很好地与国家其他政治经济政策结合起来，保障环境政策的实现。
最后，保障型国家区别于早期环境主义以及环保运动中“对抗国家”的思想，认为应该从现有的体制中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这对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下思考空气污染等环境治理问题有着很重要的启示意义。虽然社会运动、抗争政治似乎是一个古老的政治话题，现有学术研究也有很多集中于关注环境抗争，但是这并不一定能反映问题的全貌，尤其在诸如空气污染这类的环境问题上，公民的相关行动很多时候并不是高度政治指向的。公民所诉求的并不是挑战现有政治制度的权威和合法性，而是希望帮助国家、也从国家那里寻求帮助，以改善自身基本的生活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民社会和国家在这类议题上的关系更接近于合作主义或者协同治理。因此，在保障型国家的框架下，国家寻求与公民社会的互动和互强，通过理性的协商和审议以共同推动高效的环境政策的产出和执行是解决环境治理问题的应然路径。这也是现有政治体制之下中国环境治理的应然方向。
三、结论
空气污染治理范文第2篇
关键词：空气污染治理；工业余能回收利用；节能减排
中图分类号：X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4）02017802
1引言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空气污染问题日益突出。长周期、大范围、爆表级别的雾霾天气不仅给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带来极大损害，还对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生产作业造成极大影响。目前加快我国空气污染治理的压力不断加大，并早已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关注。加快工业余能回收利用产业的健康发展，提升工业能源利用效率，减少工业污染物质排放，是我国空气污染治理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
2工业余能与空气污染治理的关系
2.1工业余能分类
三高工业（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各类余能，包括高温烟气余热、废汽废水余热、化学反应余热、高压流体余压、瓦斯与煤气等多种。按余能载体不同，工业余能可分为载热性余能（比如水泥窑余热、锅炉烟气余热、循环冷却水余热等）、可燃性余能（比如煤矿瓦斯、焦炉煤气等）和载压性余能（比如高炉煤气余压、加氢裂化装置中的热高分油余压等）。理论上也有专家将可燃性余能、载压性余能作为载热性余能的，即将工业伴生性可燃性气体与工业余压等余能换算为工业余热。工业余热按品位又可分为中高品位余热和低品位余热，低品位余热一般指300℃以下，用传统设备无法有效回收的余热，包括低浓度燃气。
2.2工业余能回收利用与空气污染治理的关系
治理空气污染的措施有多种，减少工业污染物质的排放是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加快工业余能回收利用产业发展，不仅可以减少一次能源使用量，减少大气污染物质的排放总量，还可以减少煤矿瓦斯、焦炉煤气、转炉煤气、氮氧化物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极大改善空气质量，从而达到空气污染防治的目的。
3我国工业余能回收利用现状
3.1世界最大的工业余能产生国家
煤炭是大气污染物质排放量最高的一次能源，其CO2、PM2.5的产生量远高于石油与天然气，但由于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化石能源储备结构特点，决定了煤炭在过去及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作为我国主导能源的地位不会改变。“十五”以来，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主要是以固定资产投资驱动的，而固定资产投资的高速增长又是以高耗能工业（煤基工业）快速扩张为基础。目前我国已有近40余个大宗工业产品产量居全球第一，其代价是产生大量的工业余能及工业污染物质，使我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余能产生国家，也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污染物排放国家。根据研究机构调查，我国各行业的余压余热总资源约占其燃料消耗总量的17%～67%，可回收利用的热能资源约为余压余热总热能资源的60%以上。表1列举了2012年我国六类大宗工业产品产量及占世界总产量比例。
3.2产业政策支持发展工业余能回收利用产业
“十五”以来，国务院、发改委等先后了《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十一五”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实施意见》、《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计划》等一系列文件，均包括鼓励工业生产企业加大工业余热、余压、瓦斯、煤气、煤矸石、煤泥等余能的回收利用，并在发电并网、税收、贷款、科技奖项评审等方面给予支持或倾斜，促进我国水泥窑余热、干熄焦余热、转炉余热、高炉煤气余压、煤矿瓦斯等中高品位余能的回收利用发展，对降低工业能耗做出了巨大贡献。“十一五”期间，我国以能源消费年均6.6%的增速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11.2%的增长，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由“十五”时期的1.04下降到0.59，节约能源6.3亿t标准煤，通过实施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形成节能能力3.4亿t标准煤。
截至2013年年底，我国已建成投产的水泥窑低温余热发电机组近800套，装机容量达700万kW左右；建成投产高炉煤气余压回收透平发电机组900余套，装机容量达800万kW左右；建成投产各类瓦斯（煤层气）发电项目近300个，装机容量达200万kW左右。考虑到干熄焦余热发电、玻璃窑余热发电以及液力回收透平等其他余能回收利用装置，目前我国已建成投产的各类工业余能回收利用装置回收总功率保守估计在2000万kW以上，相当于年节约标准煤5184万t，减少CO2排放1.36亿t，同时减少大量的PM2.5污染物质的排放。
3.3工业余能回收利用产业存在的问题
能源利用效率总体偏低。2011年我国GDP总值约占世界的8.6%，但能源消耗占世界的19.3%，单位GDP能耗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全国钢铁、建材、化工等行业单位产品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出10%～20%，工业生产过程中还有许多余能没有被高效回收利用，工业污染物的排放对空气污染的影响很大。以钢铁工业为例，国外先进的钢铁企业的余能资源（包括余热、余压及伴生性燃气）回收率一般在90%以上，而我国钢铁企业平均余能资源回收率仅在50%左右。
4工业余能回收利用产业未来发展重点
未来我国工业余能回收利用产业的发展重点是低品位余能（200℃以下的余热及低浓度瓦斯等）回收利用技术与设备的开发与推广。2012年全国煤层气产量125亿m3，利用总量仅52亿m3，利用率41.5%；焦炉煤气产生量近1900亿m3，其中30%没有很好利用。目前我国150℃以下的低品位余热大部分还没有被有效回收利用，还有部分中高品位工业余能的回收利用是季节性回收，比如有些北方企业将烧结余热或煤矿瓦斯的回收用于供暖，一到非供暖季节，大部分余能被排放掉。
“十二五”期间，螺杆膨胀机、工业热泵、低浓度瓦斯发电机等新型余能回收利用设备将得到迅速发展，其中回收利用工业低品位余热的工业热泵将被作为城市供热技术进行推广与普及，高炉顶压压差发电，干熄焦余热、新型干法水泥纯低温余热、玻璃熔窑余热发电等也将还有一定的市场空间。
2012～2017年，我国将会新增余能回收利用设备总功率在3000万kW左右，即每年增加节约标准煤消耗1亿t左右，减少CO2排放2亿t以上，同时减少大量的SO2、氮氧化物、其他空气污染物质的排放，对我国空气污染的治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5结语
目前我国整体上处于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在未来相对较长一段时间内，10年甚至是20年，煤炭在我国能源生产与能源消耗中的主导地位不会改变，重工业在推进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也不会改变。因此，加快工业余能回收利用产业的快速发展，是我国加快发展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扎实做好一次能源的减量化应用，减少工业污染物质排放的重要措施；是加快我国空气污染防治工作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 王华，王辉涛.低温余热发电有机朗肯循环技术[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空气污染治理范文第3篇
室内空气污染物来源于装修材料。甲醛的来源：室内装修或家具中使用的材料，诸如胶合板、细木工板、中密度纤维板、刨花板、贴墙布、壁纸、化纤地毯、油漆、涂料、黏合剂等等均不同程度地含有甲醛或可水解为甲醛的化学物质。这些残留的或分解出来的甲醛会逐渐向周围环境中释放，最长释放期可达十几年。苯及甲苯、二甲苯的来源：①作为有机溶剂，如油漆的添加剂和稀释剂；②防水材料添加剂；③装饰材料、人造板家具等使用的粘合剂的溶液。因为国家对苯含量控制比较严格，所以很多材料以甲苯、二甲苯替代苯，苯对人体的危害性大于甲苯和二甲苯。氨主要来源：建筑材料中的混凝土外加剂，在我们南方地区，防冻剂使用较少，所以氨的含量相对较少，还有来自于室内装饰材料中的添加剂和增白剂；总挥发有机化合物TVOC主要来源：各种涂料，粘合剂和各种人造材料等。氡是一种放射性气体，主要在水泥、沙石、砖块中形成后，一部分会跑到空气中来，各种污染物对人体都造成一定的危害。
根据《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室内环境甲醛、苯、TVOC、氨浓度进行检测时，对采用自然通风的民用建筑工程，检测应在对外门窗关毕1h后进行。门窗只关闭一小时时，时间太短，室内污染物浓度一般不会超标，但是人们在房间睡眠时间一般不会低于8小时，此时房间大都是紧闭的，所以家庭室内环境检测时，建议门窗关闭关毕8小时-12小时，这样才能真正代表室内污染物的浓度，因为门窗关闭时间直接影响污染物浓度的积聚。夏季，是甲醛、苯等装修“隐形杀手”活动最为猖獗的时期。高温、高湿、低压的环境加剧了潜藏在木地板、橱柜、墙面等各处的污染气体的散发，释放量比平时高出50%~70%。所以夏天7、8、9三个月是污染浓度最高的时候，一般建议新房装修后避开这三个月入住，至少空置3个月以上在入住，并且时常保持通风状态。
此外，虽然现在很多人装修时都打着“环保”的旗帜，但往往污染隐患也是层出不穷。这就涉及到一个家装污染的新概念“叠加污染”。据了解，目前很多人在装修时都以为采用环保材料就没有问题了，殊不知，即使采用是国家认定的环保板材，还是有一定释放量的，大量使用环保材料制作家具、吊顶、铺设地板等，过多地使用会令室内有害物质累积量增多，不利于有害物质挥发，加大空气污染，造成“叠加污染”，从而成为影响人体健康的元凶。
1.光触媒：光触媒技术是新近从国外引入，应用较多的一种，对重度污染具有治理见效快的显著特点，但价格也最高。而且，据资料，光触媒在进行光合作用，发生化学反应过程中，有可能产生少量二次污染，对壁纸、木制家具的油漆表面等会有所影响。
2. 臭氧：另一种被较多采用的治理技术是利用臭氧强氧化性，净化空气，杀除空气中的有害成分。这是目前国际公认的室内空气治理的一种常用、安全的物理方法，适用于中度、轻度污染。现在这一技术已经被医院等公共场所广泛采用。其最大的特点是不会生成任何残留物及二次污染。但采用这种技术对居室进行治理时，人要暂时离开房间，避免臭氧中毒。
3. 高压电负离子：还有一种利用高压电离分解苯、甲醛等有害气体的办法，主要是用一种产生高压电的仪器，使苯、甲醛等有害气体经高压电离，快速氧化成负离子，与空气结合后，还原成氧气、水和二氧化碳。这种办法有见效快，无污染，不留死角的特点。可以定期采用，作为定期集中治理室内空气超标问题的选择。
4. 炭竹炭、活性炭等都是利用炭的吸收异味、吸附有害气体的原理，来治理室内空气污染。成本低廉，无毒无副作用，但是见效较慢。建议这种办法可以作为室内空气轻微超标的房间长期治理采用。
此外，常打开窗户通风换气是清除室内废气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如果不是有害气体严重超标，一套居室在自然通风条件下，三个月左右，就能挥发掉大部分有害物质。另外，在居室内放一些抗污染的花草，也能起到“空气净化器”的作用。如：常青藤能让90％的苯消失；吊兰能“吞食”室内96％的一氧化碳、86％的甲醛和过氧化氮等；天南星的苞叶能吸收80％的苯、50％的三氯乙烯，仙人球、芦荟等都具有空气净化功能。
空气污染治理范文第4篇
一场被官方称为“力度最大”的治理大气污染行动，在北京开展。有人称之为：北京向PM2.5宣战。
各项任务和政绩考核挂钩
北京市环保局宣教处翟晓辉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其实以往北京市也一直都在阶段性的“大气污染控制措施”，但这一次的“北京清洁空气计划”堪称力度最大的行动计划。
该行动计划及任务分解由北京市政府，落实单位涉及北京市各区县政府（含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发改委、经信委等42个委办局以及中石油、中石化、北京市电力公司等23家企业，84项任务的具体内容以及牵头单位和责任人、责任单位等，在“首都之窗”等相关网站均能查到详尽的信息。
北京市环保局是“任务分解”的牵头起草单位之一。据翟晓辉介绍，这几天市环保局与84项任务相关的大气处、污防处、机动车排放管理处忙得不可开交，正在盯紧相关任务的落实。
“今年分外强调责任的落实，完成每一条措施对应的时间点都进行了细化，这是跟以往最大的不同。”翟晓辉告诉记者，“北京清洁空气计划”力度最大，重点不在于参与部门多，而是对追责的明确。
“北京清洁空气计划”的84项任务，每一条都列出了时间表和责任人。以机动车污染防治中出租车的更新换代为例，每一年要完成的工作都有具体的数字指标：2013年要新增850辆电动车和更新2000辆天然气车；2014年更新2000辆天然气车……这项任务的牵头单位是市交通委和商务委，责任人是交通委主任刘小明和商务委主任卢彦。
据翟晓辉介绍，监督任务执行情况的是北京市政府督查室，具体怎样操作还要看细化规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定会跟各单位的政绩考察结合起来。
民间环保组织——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认为，在治理大气污染过程中，北京其实在很多方面是走在其他城市前面的：第一个设立PM2.5监测站点，第一个出台空气重污染日应急方案……如今又较早且很细致地颁布行动计划，不仅因为这里是首都，更因为北京的大气污染相当严重，对城市产生了从形象到实质的影响。他举例说：“这样一座城市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在于吸引高端人才，但现在的灰霾让一些人才却步，甚至有些人来了也要离开，从长远来讲，对北京的损失太大了，北京如果有远见，就应该带起这个头。”
“治理大气污染，北京真的到了需要全民参与，大家共同努力治理、也共同享受成果的阶段。”翟晓辉说。
几乎囊括了全世界治理
机动车污染的所有措施
翟晓辉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北京市第三产业占比已经超过70%，领先全国很多城市，工业已经很少了，更多的污染来自生活中的排放，如燃煤和机动车尾气等。
在“任务分解”中，关于机动车排放污染防治有22项，包括到2017年，机动车保有量控制在600万辆以内，车用燃油总量比2012年降低5%以上，淘汰100万辆老旧机动车，研究制定提高用车成本、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的公共政策等。
这些措施有的已经启动。9月13日，496路公交车司机苑师傅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为了降低污染，这条线路上的14辆车在半个月前全部换成了电动车，没有尾气，也没有噪声。据了解，目前北京已经有多条公交线路已经或正在将汽油发动机车辆更换为天然气或电动等清洁能源汽车。
环保部机动车排污监控中心副主任丁焰称，“北京清洁空气计划”，几乎囊括了各国治理机动车污染的所有措施，已达到极致。
马军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对北京来说，控制机动车排放污染难度是相当大的，因为它的污染源数量巨大，且动态、分散分布。从表面看，机动车中私家车最难控制，因为它源头众多，不容易统一管理，但实际上，北京30万辆左右燃柴油的载重卡车排放氮氧化物达到50%，如果重点从这里去突破，还是能有相当大的改进的。公车、出租车和公交车，数量虽然不如私家车多，但使用频率很高，而且由于都是公司、单位的车辆，管理上更容易入手，将这块作为重点还是很有必要的。
记者了解到，为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北京市交通委、市环保局正在抓紧研究制定低排放区和排污拥堵费政策方案。对于收拥堵费这样的杠杆，有人理解有人抵触。有网友评价，这将变成有钱人的交通。
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温惠敏表示，交通的需求管理和控制有各方面的手段，经济手段的目的之一是让人们有一定的选择余地。另外，通过拥堵收费，也可以实现交通在时空分布上的更均衡。没有缴费的人可能在交通上受损失，但是在空气质量上受益了，这使得系统运转效率更高，对每个人都有利。
当然，治理北京的大气污染也不能只靠一个城市的努力。“从燃煤和工业污染来看，因为北京这些年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已经做了调整，很多被转到了外面，难度可能没有周边省市如河北、天津那么大，”马军说，“北京目前的燃煤有2200万吨，天津差不多7000万吨，而河北将近3亿吨，即使北京再做大幅度的削减，也是不够的，与周边的协同治理很重要，但各地发展阶段不同，治理目标的重点也不一样，协调起来会很不容易。”
空气污染治理范文第5篇
【关键词】室内空气 污染 治理
1前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收入水平不断增长，提高自身生活水准和生活质量和改善居住环境的欲求和期望越来越强，每个人都盼望拥有一个舒适、洁净、时尚的工作、生活空间，导致现在房屋装饰装修的标准、档次不断提高，样式层出不穷。但是建筑装饰装修和各种新型建筑装修材料带来的不仅是华丽、舒适的装修风格，同样带来了室内空气污染的主要污染物，对人体带来不同程度的危害。随着大众的环境意识、环保意识和健康意识的迅速提高[1]，身体健康与室内环境的关系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室内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
2室内空气污染的主要污染物及其危害
低劣的空气会使人注意力分散，精神不集中，工作效率低下，更甚者会出现头疼、恶心、疲劳、皮肤红肿等症状，统称为“病态建筑综合征”在北京儿童医院的调查显示，该院接诊的白血病患儿中有九成患儿家庭在半年内曾经装修过，有专家据此推测，室内装修材料中的有害物质可能是小儿白血病的一个重要诱因[2]。国内外环保专家做了大量研究，室内可测得的有毒有害物质达到数百种之多，最常见也是危害最大的主要的，也是我们经常监测最多的是甲醛、苯及苯系物、TVOC。
2.1甲醛
甲醛又称蚁醛。无色气体，有特殊的刺激气味，对人眼、鼻等有刺激作用,易溶于水和乙醇。甲醛的主要危害表现为对皮肤粘膜的刺激作用,甲醛在室内达到一定浓度时，人就有不适感。大于0.08m³的甲醛浓度可引起眼红、眼痒、咽喉不适或疼痛、声音嘶哑、喷嚏、胸闷、气喘、皮炎等。新装修的房间甲醛含量较高，是众多疾病的主要诱因。甲醛低浓度即可嗅到，人对甲醛的嗅觉阈通常是0.06-0.07mg/m3。但有较大的个体差异性，有人可达2.66mg/m3。长期、低浓度接触甲醛会引起头痛、头晕、乏力、感觉障碍、免疫力降低，并可出现瞌睡、记忆力减退或神经衰弱、精神抑郁。
2.2苯及苯系物
苯系物，即芳香族有机化合物为苯及衍生物的总称，是人类活动排放的常见污染物，完全意义上的苯系物绝对数量可高达千万种以上，但一般意义上的苯系物主要包括苯、甲苯、乙苯、二甲苯、三甲苯、苯乙烯、苯酚、苯胺、氯苯、硝基苯等。许多苯系物对生物体具有毒性，对人类健康能够产生直接危害。长期接触可以导致人体患上贫血症和白血病，会使人昏迷，甚至死亡。
2.3总挥发性有机物（TVOC）
VOC在室内空气中是异类污染物，由于它们单独的浓度低，但是种类多，一般不予逐个分别表示，以TVOC表示去总量[3]。TVOC可有嗅味，有刺激性，能引起机体免疫水平失调，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功能，出现头晕、头痛、嗜睡、无力、胸闷等自觉症状；还可能影响消化系统，出现食欲不振、恶心等，严重时可损伤肝脏和造血系统，出现变态反应等。
3室内空气污染来源
室内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包括：建筑材料、室内装修材料、家具办公用品等三大块。其中建筑材料自身释放的有害物质是氡和氨，氨产生于建筑施工中使用的混凝土外加剂，氡产生于建筑石材、砖、泥沙等等。我们日常装修过程中使用的主要材料包胶合板、复合板等人造材料，以及使用的油料、涂料、稀释剂、胶粘剂、防水剂等等物质中都含有苯、二甲苯和甲醛[4]。室内家具释放的游离甲醛，主要来源于人造板的胶黏剂。在家具制造过程中使用的胶、漆、涂料含有大量的苯、甲苯、二甲苯，会在室内缓慢释放。
4室内空气污染的预防治理措施
4.1正确认识室内空气污染的危害，选择环保材料
人们要正确认识到装修所带来室内空气污染的原因和程度，不要过于紧张和掉以轻心，任何装修都会造成室内污染，所以真正绝对的“绿色家装”是不存在的，只有超出了国家标准的范围，才会造成伤害，因此我们在装修的选材上要尽量减少污染，选择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环保材料，装修适度，做到美观、大方即可，现在都提倡简约美。
4.2物理化学法
这种方法治理室内空气不会带来二次污染，而且效果尚佳。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开窗通风，有条件的新房装修完毕后每天都开窗3-4个小时，最好经过一个夏天和一个采暖期后再入住。或者使用活性炭等进行吸附，需要注意的是活性炭在吸附一段时间后会出现一个吸附平衡状态，需要我们拿到太阳底下晾晒后，才可继续循环使用，也可以直接更换新的活性炭。化学法即使用化学试剂与有害气体进行反应，这种方式成本较高，同时也容易产生二次污染。
4.3植物治理法
采用植物来吸收空气中的有害气体，根据中国室内环境监测工作委员会的推荐，一叶兰、龟背竹可以清除空气中的有害物质，虎吊兰和吊兰、芦荟可以吸收室内大量的甲醛气体；米兰、腊梅等能有效地清除空气中的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等有害物。另外，兰花、桂花、腊梅等植物的纤毛能截留并吸滞空气中的飘浮微粒及烟尘。同时植物也可以美化居住环境，形成一种天然和谐美。
5结语
室内空气质量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人们要正确看待室内空气污染这个问题，不要夸大也不要不在乎，加深对空气污染的成因了解和认识，积极采取措施去预防和治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护我们的健康，才能创造一个良好的室内环境。
参考文献：
[1]梁欣.浅谈室内装修污染及其防治[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9,19(03):158~160.
[2]徐晓琴,刘文君.浅议室内环境空气污染现状及防治对策[J].甘肃科技,2014,30(07):48~49.
[3]茹庆霞.浅析室内环境污染的来源危害及防治对策[J].科技致富向导,2012(26):365~3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