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词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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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词全集范文第1篇

我居清空表,君处红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

现在通行的《李白集》,一般也因此将其作为一首佚诗,辑录于集后的《诗文拾遗》中。(注:参见中华书局印行的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三十《诗文拾遗》后的《补遗》部分、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下册第1772页,詹yīng@①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八册《集外诗文》。前二者皆将“度君多少才”之“度”误而为“废”,詹着已据《东观馀论》改正。)对于这首诗之真伪,清代王琦曾说过:“按此诗首二句,亦似观化之后所言,非生前所作而遗逸者。疑其出自乩仙之笔,否则好事者为之欤?”[1](卷三十六,P1650)这里,所谓“观化之后”,是指人死了以后。对于王氏此言,学术界一方面应者了了,另一方面一般也只是因袭王说,而未有发挥。安旗先生主编的《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在辑录此诗后所加的按语中,引述王说,并以“王说是也”[2](下册,P1772)加以肯定,除此之外,则未置一词。詹yīng@①先生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在此诗后所加按语中这样说:“王说或为得之,然乩仙云云,却涉荒诞不经。”[3](第8册,P4519)这里,詹yīng@①师比安旗先生显然进了一步,一方面批评王琦疑此诗为“乩仙之笔”是“荒诞不经”,而似同意是“好事者为之”,另外亦惜乎未能再作更深一层的探讨。检讨王琦所言,他否定此诗为李白所作,又进而推测其出自“乩仙之笔”,或“好事者为之”。但是,王琦的这一结论并非立足于确凿证据的基础之上,而只是基于阅读印象所作出的判断,缺乏细致的考察,因此难免过于草率,而未足以使人信服。同时依据王琦所言,我们对于这首诗的作者似乎也已经无从考索了。实际上,断言此诗不是李白所作,是有确凿的证据的;而且其作者也是有名可考的——他就是宋代大诗人苏轼。下面试详为说之,不足之处,尚乞方家予以批评、指正。

根据现有文献,最早将此诗视为李白所作者,是宋代的黄伯思。在所撰的《东观馀论》卷上《论书六条》的第五条中,他这样说:“‘我居清空表,君处红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此《上清宝典》李太白诗也。”这里,黄伯思明确指出了此诗为李白所作。然而,黄氏虽作此说,就如同王琦否定此诗为李白所作一样,对其持论之理由与依据却并未作任何说明。在《东观馀论》指出此诗为李白所作之后的很长时间内,这一说法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从宋元其他文献资料中,也未见到有人提起《东观馀论》中所记的此则内容。一直到了明代,胡震亨在《李白通》中才注意到黄氏此说,并援以为据,并在《李诗通》卷二十一的《附录》中,将这首诗辑录其中而题以《上清宝鼎诗》。《全唐诗》卷一百八十五《李白集补遗》也是据《东观馀论》而辑录的,也题以《上清宝鼎诗》。但是对此诗细加分析,我们不免疑窦丛生。疑问之一,此诗在内容上意脉模糊不清,颇不完整,不仅给人有头无尾之感,诗句间也并不连贯。诗中作者以“君”、“我”对举,又说“度君多少才”,这与诗题《上清宝鼎诗》显然不合。如果把“我”看成是作者自指的话,那么,“君”又该作何指呢?这一点按照诗题来寻求,也难知所云,不得其解。疑问之二,此诗从形式上看,既非古诗,又非近体,音律上也较为混乱,读来颇觉不类。疑问之三,此则资料出于《东观馀论》中《论书六条》,检其他五条资料,内容上皆为论书,只有这一条则是论诗,内容与论书毫无牵涉,置于“论书”之中显然不合适。所有这些疑问归结起来,使我们不能不对黄伯思《东观馀论》的说法产生怀疑。而后世在收集李白佚诗或整理《李白集》的时候,仅凭借《东观馀论》中这则疑问颇多的资料,未作仔细辨别即引以为据,盲目信从,将此诗作为李白的佚诗辑录,这不仅使上述疑问未能得到解决,而且使得问题又进一步复杂化。

今按,黄伯思《东观馀论》认为由李白所作的《上清宝典诗》,我们在苏轼诗集中,又看到了它以《李白谪仙诗》为题,完整地保留其中。(注: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三十六《外记》也曾引录此诗。然而,令人颇为费解的是,他对苏集着录此诗竟然未置一词,即以“似观化之后所言”为据,而视此诗为“乩仙之笔”或“好事者为之”。我们怎样因为李白不可能作此诗,而否认苏轼作此诗的可能呢?其实,所谓“我居清空表,君隐黄埃中”,乃是我——君、阳——阴对举,不能将“居清空表”理解为“观化之后”。)整首诗是这样的:

我居清空里,君隐黄埃中。声形不相吊,心事难形容。欲乘明月光,访君开素怀。天杯饮清露,展翼登蓬莱。佳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对面一笑语,共蹑金鳌头。绛宫楼阙百千仞,霞衣谁与云烟浮。

苏轼词全集范文第2篇

内容摘要：苏轼商业思想反映了苏轼对宋朝当时改革的态度，主要集中于《东坡易传》和各种政论文章以及诗词之中。苏轼特别注重发展生产，认为这是商业的前提，由此，要通过各种手段加强商品资本的流通，为了更好流通务必进行市场建设。可以说，苏轼商业思想的本质就是经世济民理念的自然延伸，其目的在于稳健渐进地促进老百姓生活质量的提升，藏富于民最终富国。

关键词：苏轼 商业思想 东坡易传

苏轼的立身处世受到我国《周易》的影响，这在学术界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有学者认为：“东坡人格的文化底蕴正是《东坡易传》中的易学思想和哲学智慧”（耿亮之，1996）。但是，对苏轼商业思想的研究还比较薄弱。鉴于此，本文拟探讨苏轼及《东坡易传》里面的商业思想。

苏轼与《东坡易传》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州人，唐宋家之一，中国古代一颗文坛巨星。苏轼三大学术著作之一的《东坡易传》的完成历经艰辛，据清纪昀编著《四库全书〈东坡易传〉提要》时，引用苏籀《栾城遗言》的话：“苏洵作《易传》未成而卒，属二子述其志，轼书先成，辙乃送所解于轼”。可以说，《东坡易传》是苏氏三父子长期坚持的集体智慧作品，苏轼在父亲、兄弟解易基础上创作整理而成，对完成作品的贡献最大。

王水照也认为《东坡易传》虽是三人合撰，但苏轼贡献最大，苏洵、苏辙之说只供参考而已，所以“《易传》可视为苏轼的个人著作，是他的哲学思想体系的集中表述”。从时间来看，《东坡易传》大致完成苏轼贬琼期间，苏轼在晚年获准北归写给李之仪的信里说：“所喜者，在海南了得《易》《书》《论语传》数十卷，似有益于骨朽后人耳目也”（苏轼著，龙吟译评：东坡易传，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类似的话他在北归路上写给苏伯固的信里也有：“某凡百如昨，但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苏轼文集•答苏伯固四首其三，中华书局，1986）。

苏轼商业思想的内容

苏轼商业思想主要体现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苏轼的思想汇集儒释道诸家精华，尤以儒家为最，其商业思想也主要源于儒家义利观。苏轼三部学术著作《东坡易传》《书》《论语说》也多是对儒家经典的梳理，其中以《东坡易传》里面对商业思想表述最多。实践上主要散见苏轼从政为官、治理经济的具体言论中。

（一）重视生产、发展经济是商业贸易的根基

苏轼重视商品生产，表现在对待手工业者问题上。他认为“自古为铁官商贾所聚”提出较多的保护措施以发展包括冶炼在内的各种手工业生产。在苏轼看来手工业是社会不可缺少的商品生产，没有手工业几乎就没有商品流通的可能性，手工业与商品经济休戚与共。

苏轼为官生涯里多半时间做地方官，先后在定州、杭州、徐州、海南儋州等地，不论在哪里，苏轼都十分注重发展生产。要发展生产，首要的是修道保法，与老百姓同心同德。对此，苏轼在《东坡易传》有较多阐述，比如论及“同人”时，苏轼认为应该做到诚同，即内心的认同，诚同必须心正，上下同心同德。实践中苏轼也是这样做的，他率领当地民众治理黄河、整修西湖、防治蝗灾，甚至在海南儋州，苏轼还引进内地先进的医药技术改善当地民生。诗《赠王庆源》有句：“吏民莫作长官看，我是识字耕田夫”。可以体现出苏轼与民众同心同德的真实写照，客观地说，体察民情、发展生产这一点上，苏轼是杰出代表。

（二）生产、流通以义为先

苏轼很重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但不是说苏轼对生产流通没有原则。苏轼对待谷贱伤农、谷贵伤末的态度可以看出端倪。如果一个地方货物少价格高，自由的市场流通可使各地的货物自发调节价格和供求，完全可以防止货物大幅涨落，这一思想可以说是很早的“市场经济”的作用体现。又如，苏轼认为：“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予钱，其卖也后期而取值。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坡集•奏议集（卷一）•上皇帝书》）。通过赊买赊卖，多方相济，只要能够增加商品资本流动性也可以采用。但是，各种方式方法终究有个尺度，苏轼结合儒家经典特别是《周易》中正思想提出看法，苏轼在《东坡易传》无妄卦里有此阐释，认为做任何事情，都不应该过于苛刻吹毛求疵，但又要心怀中正，即儒家提倡的义，有义然后言利。

（三）商业领域鼓励竞争

商品资本有大有小、有弱有强，但是可以通过竞争引发改变，或赢得竞争由弱而强，或输掉竞争由大变小，甚至被其他商品资本消灭。整个竞争中的商品资本如同一条条的龙，最好的状态就是群龙无首。苏轼在《东坡易传》对乾卦“群龙无首”理解为时位变化而生的良好状态，在商品资本通过“潜龙勿用”的隐忍奋斗，到抓住“见龙在田”的机遇，再到竞争如鱼得水的“或跃在渊”，直至较好格局的“飞龙在天”，都不应该冒然去当群龙之首，与道家思想“不敢为天下先”颇相似。在实践中，苏轼注意到大商品资本在竞争中压倒小商贩的情况，“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财以罔市利，而贩夫小民终莫能与之竞者，非智不若，其财少也。是故贩夫小民，虽有桀黠之才，过人之智，而其势不得不抑而人于千金之家者何则？其所长者不可以与较也”（《坡全集（卷五）》），苏轼就此未加批评，可以看出他的态度是让市场自己决定竞争的结果。

苏轼旗帜鲜明地反对官方垄断的经商模式。官方垄断带来的巨额商业利润成为国家富裕的途径，官方运用政权力制定商业规则，攫取分割商业利润，尤以专卖途径获得大量收入，所谓此消彼长，官方垄断极大限制了自由商业的发展。苏轼反对官商专卖，他认为王安石的“均输法”、“市易法”、“青苗法”都行不通，因为这些办法都与自由商业竞争格格不入，会压制商业经济的发展。当然，在经济法制远不健全的宋代，苏轼让其自然竞争的态度有其积极和消极的地方，反对官方垄断的经商模式也比较苍白。

（四）注重市场建设

生产是商业贸易的前提，没有物质产品的产出，当然不可能有商业经营。然而，仅有生产是远远不够的，从商业经济角度看来，商品资本的流通才是主题，流通需要市场的支持。《东坡易传•系辞传》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可见，苏轼很注重商品流通的市场建设，市场的好坏涉及国家、民众的民生。设市富民不论哪种方式，只要利于商品流通、利国利民，苏轼很能够坦然接受并鼓励。

比如批发或者零售这一问题，苏轼以榷盐交易为例说：“且平时大商所苦以盐迟而无人买，小民之病以僻远而难得盐。今小商人不出税钱则所在争来分买，大商既不积滞，则轮流贩卖，收税必多。”（《坡集•奏议集（卷二）•论河北京东盗贼状》）表明苏轼很精准意识到批发和零售各自的优缺点，市场的建设在于两者集中起来和谐发展。

影响苏轼商业思想的因素分析

（一）天时

苏轼商业思想的产生是和宋朝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紧密相关，同时也受到社会意识形态和个人经历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宋代商品经济较前朝有所发展。农业、手工业发展较快，加上政府比较注重鼓励商品流通，所以，商品经济呈现出勃勃生机，也逐渐形成了一支商人队伍，从事商业不再感到羞辱。同时，宋朝财政紧张，从上到下厉行改革，尤以王安石变法为最。苏轼针对王的变法提出不同见地，或者说，在与变法的争论中丰富和发展了苏轼的商业思想。

（二）地利

苏轼生长在四川，因为益州工商业发达，眉州离成都很近，地利优势使得眉州成为大的丝织生产和交易中心。苏轼一家也有市场商业交易行为的丰富经历，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利于苏轼商业思想的形成。任职以后，苏轼既有朝中履历，更有各地任职的地方父母官的经历，在儒家思想的指引下，遵循易经中正思想和处世哲理，看到各地老百姓的真实生活，时时刻刻为各地的农业生产、手工业经济、商业经济的发展努力不止，这为其商业思想形成提供绝佳地利优势。

（三）人和

前继古人，苏轼精通易理，博览儒家经典，加上反思和质疑的精神，苏轼对儒家“重义轻利”思想有着自己的见解。如前所述，苏轼的商业思想很多从《周易》里面寻找的理论依据，所以《东坡易传》里面阐述一些卦爻的时候，苏轼的商业思想也有所体现。提出义利相辅的看法。此外，苏轼一直以《东坡易传》的思想立身处世，特别是苏轼很注重中正理念，以立功立德立言作为自己人生的标杆，所以长期在地方任职的时候，苏轼把当地老百姓的疾苦看得最重要，鼓励适度发展商品经济，反对过多征收赋税。可以说，为老百姓谋福利、赢得人们的支持是其商业思想最大的人和因素。

苏轼商业思想特征

（一）苏轼商业思想本质是经世济民

儒家认为理想天下是为公的大同社会，为了发展经济就务必以义礼为先。孔孟认为不能为了满足欲望而丧失人的尊严，也不能为了一己的利益而损害他人以至公众的利益。换句话说，儒家主张的经济理念是为了更高更大的社会理想服务的，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经世济民。荀子认为经世济民贵在礼义：“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荀子•礼论》），遏制争乱应以礼义定夺。

经世济民在于两手抓，一手发展经济，一手注重礼义。苏轼在从政期间，立足当地实际情况，注重稳健发展经济。针对王安石变法带来的种种弊病，苏轼不惜再三建言献策提出了一整套富国强兵的改革方案。苏轼心正有义，怀着民众疾苦和国家富强而坚持经世济民。究其根源，在于《东坡易传》表达出中正理念、进德修业的君子信仰。

（二）苏轼商业思想的目的是藏富于民

儒家经济思想主张首先富民，次则富国，《尚书》有“民为邦本，本固则邦宁”的思想，孔子更是认为：“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家语•贤君》）。苏轼继承易经思想，在《东坡易传》里肯定“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东坡易传•系辞传上》）。实践中，苏轼通过大量调查发现当时青苗法的不足，尤其是进一步加剧了农民赋税，这根本与藏富于民相悖，于民于国都不利，所以冒死进谏，他说：“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乱亡随之”。苏轼提出的发展生产、商品流通、轻徭薄税的目的就在于藏富于民而富国。

（三）苏轼商业思想的特征是稳健渐进

苏轼的商业思想受到《周易》和更多儒家经典的影响，力主稳健渐进式发展商业经济，稳健渐进的发展轨道就是顺性自然。苏轼在《东坡易传》里表达了很多顺性自然的观念，很在意事物发展必须持中守正。苏轼的经世济民、藏富于民等经济思想和商业理念自始至终都有一股不变的旋律：一切为了人民的福祉和国家的利益。历史上，苏轼与王安石因改革而产生矛盾并不是改革与保守的矛盾，而是王安石变法的激进导致改革效果不佳，反而更加强了苏轼走稳健渐进的思路。

结论

苏轼的商业思想是其经济思想中的闪光点。体现了苏轼以《周易》等儒家思想为指导的仁政爱民、中正刚健特性。苏轼比较注重商业思想的不偏不倚的中间路线，既不太赞同王安石变法的激进，又反对顽固派的守旧。苏轼一反传统，强调义先但是也可以言利。可见，苏轼商业思想打破了抑商的传统，在许多方面有所创新。究其思想根源在于苏轼对《周易》有着深刻的理解，在《东坡易传》里面可见他的商业理念。

参考文献：

1.[宋]苏轼著.龙吟注评.东坡易传.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

2.[宋]苏轼.苏轼全集.中华书局，2008

苏轼词全集范文第3篇

关键词：理学绘画艺术文人画

一、理学之兴

宋代最高统治者提倡以文治天下，政治上虽未达到预期的文治效果，但却造就了一个相对繁荣的文化时代，成就了一批文人志士。理学的发展是宋代文化的一个亮点，虽不能肯定地说理学肇始于宋代，但却是集大成于这个时期。宋以前，宗教极为盛行，唐代三教鼎立，其中道教沿南北朝以来的符箓、丹鼎二派发展，而佛教也是宗派林立，各有师承，其著作也大量涌现；为了与佛、道抗衡，儒学兼取南北经学流派，并进一步发掘传统儒学中深层次的东西，促使孔子儒学发展到了一个更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新高峰。①新儒学把自然规律主体化、伦理道德本体化，构建了以自然、社会、人生为一体，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的哲学体系。入宋以后三教思想修养方式发生了变化，理学逐渐兴盛，并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宋初三先生”孙复、胡瑗、石介认为“明体达用”，开理学之先声。其中影响更大的理学代表人物周敦颐、邵雍都引道教思想入理学，又将宋初处于转变中的佛、道修养方式、目的、对象移入新儒学。随后理学经二程、朱熹、陆九渊等人的发展，得以大成，“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理学贯穿了宇宙论与伦理学，又因其“在世间”的地位区别于佛、道，故理学对知识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国哲人是富于探索精神的，《周易大传·说卦》云：“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宋学家们认为必须先就天下之物研究所有道理，然后才能达到心性的自我认识。从宋代初年起就有一批文人志士坚信只要对事物进行精深透彻的研究，就能够达到对于宇宙原理的了解，这就是理学中“格物致知”的原则。这一原则介入绘画领域成就了宋代绘画极端写实主义的高峰，同时由苏轼所倡导的写意文人画也受北宋理学的影响，其思想之中产生出了诸多富于哲学意味的理论。而理学在其后的发展，无论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也无论是后来两派互相渗透而出现的朱陆合流的趋势，都支持了苏轼所倡导的文人画的艺术思想。

二、画学之言“理”

理学在宋代文化界具有重要的地位，其精神也就不自觉地渗透到文化的各个支脉中。颇受宋代统治阶级关怀的绘画艺术，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中国绘画在此间出现了两种发展趋势——写实主义和写意主义，这都与理学的一些思想有着剪不断的渊源。“理”在中国古代画论中,含义是宽泛而多变的，有时指道理，有时指哲理，有时物理连用，有时地理连通，有时以文理、神理、至理……出现，这使“理”字不能达诂，也使后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提供了各种不同解说的可能。总的来说，在宋代绘画中，“理”大体涵盖两个层次，一是自然世界中，事物所遵循的、客观存在的、科学的规律，即《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一文中的“依乎天理”的“理”，即必然规律和法则。二是现实社会中，人所依从的、由人文社会内省而逐渐形成的，主观上的某些既成的规定。如不同民族有各自的风俗习惯一样，并非先天就具有这种规律，而是后天形成的一种原则。第一种“理”，如同科学一样，是可探索却不可改变的理，是事物外在表现和内在规律的整体体现。第二种“理”在宋代绘画中尚处于自我完善的发展阶段，主要表达于文人画中，属于一种情理。

1.写实主义绘画中的“理”

历代画家一直在为写实而究物之“理”，到宋代达到高峰。我们知道，宋代的儒者是最为忠实的自然观察者。在中国古代，宋代文人对自然界的了解非常细致深入，对自然界也亲和贴近，宋代绘画是用极端的写实主义倾向来表达这种科学的探询精神的。写实就是求真,那么合自然之“理”这一要求必在其中，沈括曾在《梦溪笔谈》中记载过这样一件事：“欧阳公尝得一古画牡丹丛，其下有一猫，未知其精粗。丞相正肃吴公与欧公姻家，一见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时花也。猫眼黑睛如线，此正午猫眼也。有带露花，则房敛而色泽，猫眼早暮则睛圆，日渐中狭长，正午则如一线耳。’此亦善求古人笔意也。”宋代文人画的倡导者苏轼在论及文人画之外的其他绘画时，也使用了极端的现实主义的标准，这些都说明宋初绘画的现实主义风气十分盛行。苏轼在《东坡题跋》中说：“蜀中杜处士好书画，所宝以百数。有戴嵩牛一轴，尤所爱，锦囊玉轴，常以自随。一日曝书画，有一牧童见之，拊掌大笑日：‘此画斗牛也，斗牛力在角，尾搐入两股间，今乃掉尾而斗，谬矣。’处士笑而然之。古语有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不可改也。”又说：“黄筌画飞鸟，颈足皆展。或曰：‘飞鸟缩颈则展足，缩足则展颈，无两展者。’验之信然。乃知观物不审者，虽画师且不能，况其大者乎？君子是以务学而好问也。”北宋宫廷绘画更是将这种自然之“理”体现到了极致，《画继》记载：“宣和殿前植荔枝，既结实，喜动天颜。偶孔雀在其下，亟招画院众史，令图之。各极其思，华彩灿然，但孔雀欲升藤墩，先举右脚。上日：‘未也。’众史鄂然莫测。后数日，再呼问之，不知所对，则降旨日：‘孔雀升高，必先举左。’众史骇服。”

2.文人画之“理”

这种穷自然之“物理”的风尚并非只存在于写实主义绘画中，文人画也是它的一种体现形式，只不过写实绘画对事物外在之“理”上表现得更多一些，并借助对事物外在写真之“理”达到对内在“事理”的挖掘。文人画主张不求形似，但并未忽视事物内在之“理”，它是将事物内在之“理”从特殊化为一般，以文化人的身份与手法将其凝聚起来，并通过文人不求形似的绘画方式将其表达出来。

文人画“画意不画形”的倡导者苏轼，论画总是言“意”说“理”，如《书吴道子画后》《跋吴道子地狱变相》都有“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之语，其在《坡全集·净因院画记》中更将“常理”与“常形”对举，且颇有“一物须有一理”的意味：“余尝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晓画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盗名者，必托于无常形者也。虽然，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当，则举废之矣。以其形之无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谨也。”②这里的“理”，是形式创造的先导，指客观事物的内部规律，即生命的自然构造、运行变化和由此产生的自然无常的情态。因为自然界中许多可视之物是“无常形”的，如“山石竹木水波烟云”，其形态会随时间、地点、天气等条件发生变化，但这些事物是有“常理”的，再变也有一定的规律。只有深入体会这些客观事物的变化规律，才能将物象的活的精神凝聚于笔墨形式之间。在苏轼看来，“常形”之失不算大毛病，而“常理”之失则会导致整幅画的格调和气韵都随之不复存在，他把对“理”的重视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韩拙也在《山水纯全集·论观画别识》中说：“天地之间，虽事之多，有条则不紊；物之众，有绪则不杂。盖各有理之所寓耳。观画之理，非融心神、善缣素、精通博览者，不能达是理也。”张怀在《山水纯全集·后序》中亦有论述：“而人为万物最灵者也，故人之于画，造乎理者，能尽物之妙；昧乎理，则失物之真。何哉？盖天性之机也。性者天所赋之体，机者至神之用，机之一发，万变生焉。惟画造其理者，能因性之自然，究物之微妙，心会神融，默契动静，挥一毫，显于万象，则形质动荡，气韵飘然矣。故昧于理者，心为绪使，性为物迁，汩于尘坌，扰于利役，徒为笔墨之所使耳，安足以语天地之真哉！”文人画主张的写意，是通过依“理”而化特殊为一般来完成的。因“理”而化的形，并不曾离开形，但比一般的形简明扼要，有生动之致、无细碎之弊，能够帮助观察者明察秋毫、纠正不辨舆薪之谬，这是合乎天然的艺术概括。梁楷画的《泼墨仙人图》，虽然造型狂怪、笔墨放纵，然而揣摩起来却合情理。这种“怪而不怪”，实际上就是文人画体现的以“理”为依据幻化物形和笔墨的法度，目的是使画面更传神，更能抒画家胸中逸气，这是艺术达到化境的一种表现。

在苏轼的倡导和启发之下，士大夫画家们苦心孤诣地探索，在形似与神似、写实与写意、主观与客观中寻求其平衡的支撑点，使画家与观者之间能突破对象的表象而进行心灵的交流，提高了绘画的审美境界。宋实绘画和写意绘画都以能表现事物内在之“理”为最高宗旨，不同的是前者延续了传统的写真手法，后者则采用了当时文人提倡的“不以形似”为准的写意手法。

三、“理”在宋代绘画中的发展

北宋后期，随着理学的发展，文人画开始出现内省态势。宋学，无论何种派别，研究的中心不外乎“人性”与“天理”。朱熹说“心与理一”“一心具万里”。③到了陆九渊那里，则发展成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④宋代中后期，理学家们对于研究世界可以获得真理的信念开始动摇，认为求知的目的不在宇宙的终极真理而在于人自身。理学的发展也愈来愈趋向于内省，愈来愈凭直觉来把握事物之理，这种信念支配了其后数百年的学术思想，也为宋以后文人画的渐趋成熟提供了思想凭借。⑤这时在文人画中，多了些“情理”，文人画不仅体现事物内在的物理、妙理，而且成为张扬画者内心性情的一种手段，更强调画家的主观感情与客观物象的有机结合，开始将艺术美指向内心。这也就是文人画在元代达到时“不过逸笔草草，聊以写胸中逸气耳”的前兆。文人画家们不仅以体现物之“内理”为己任，更追逐于自我价值的表现，使自己的作品更能够抒情达意，体现自我。苏轼的《枯木竹石图卷》看似荒怪，但是不论从物形还是从物性看都是合乎“物理”的，此图是表现画家内心“郁结”的典型之作。再如他画的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看似随心所欲，其实是他经常观察竹自寸萌之时起，至剑拔十寻迎风傲立止，节叶皆生而有之的生长过程，再融入他自己仕途多舛而傲然不屈的心情后才形成的画法。石涛曾批评他的画说：“东坡画竹不作节，此达者之解，其实天下不可废者，无如节。”这是石涛深受亡国之恨，强调气节才发的议论。颂扬气节也在文人画的“情理”之中，如宋代文人画家在花鸟画上一般都逃脱不了梅、兰、竹、菊等这些人格写照的绘画题材，常常借助这些题材来体现自己超凡脱俗的人格。郭若虚就认为文同的墨竹写出了神韵和性格：“文同……善画墨竹，富潇洒之姿，逼檀栾之秀，疑风可动，不笋而成者也。”⑥由此可见，宋代文人画的理学精神已经开始从关注外在事物规律转向内在人文关怀，以体现人的主观情感为最高追求，这也正是宋代后期写实绘画跨越高峰走向曲终雅奏、写意画渐趋高涨的内在动力因素。

继苏轼以后。宋代绘画把“理”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即“理”以前是为儒家写实主义服务的，以形似的“真”来达到教化的作用。后来，绘画抒情达意的作用日渐抬头，则“理”又为达到内质外形的融通服务，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理”的作用并没有被减弱，而且在抒情写意为基本审美趣味的绘画中，“理”反而成了主客观对话的重要中介。

注释：

①邓乔彬.中国绘画思想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第358页.

②同上，第360页.

③朱熹.语类卷5、9.

④陆九渊.象山全集卷22.杂说.

苏轼词全集范文第4篇

摘 要：苏轼自古以来被认为是豪放词的开创者，然而也有观点认为苏词与其说是“开创”，不如说是“复古”。本文通过比较苏词与中唐文人词的异同，来详细分析苏词的“复古”意味，从而对苏轼豪放词有一个更为深入的认识。

关键词：词；苏轼；中唐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05-0175-01

一、前言

词上承古乐府，发展于唐五代，成熟于宋代。文人“倚声填词”，是从中唐开始的。刘禹锡、白居易、张志和、韦应物、王建等都为我们留下了一些清丽质朴的词作，虽然尚处词的发展初期，但依然不失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经过晚唐五代及宋初一批词人的努力，词逐渐确立了以“婉约”为正宗的风貌。然而苏轼的出现，在词界刮起了一阵革新的旋风。其词“无事不可入、无意不可言”，尤其以《江城子・密州出猎》为代表的豪放词一反柳七郎式的婉约词，极大扩展了词的书写范围。然而就其开创豪放派这一点，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中却说：“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曾枣庄先生也在《三苏全书・导言》中说：“词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走了一个‘之’字路，来了一个否定之否定。” 确实，在中唐文人词中，词的表达领域是比较广泛的，并未局限于儿女情长；且词风十分清丽质朴，带有浓厚的民歌风味。与晚唐宋初词相比，苏词显然更加接近词的本初面貌。本文将中唐文人刘禹锡、白居易、韦应物等的词作与苏词作以对比，分析“复古”之说的缘由，并对这一说法作以适当补充。

二、质朴清丽的民间色彩

“中唐文人俗词多取调于民间，并继承源自乐府传统的‘本题写本事’，带有原题赋咏的泛化倾向。”纵观中唐清丽短小的文人词作，这种带有民间色彩的原始质朴是广泛存在的；而《东坡乐府》中继承这一特点的词作亦不占少数。苏轼对中唐文人词民间色彩的复古具体表现在对乡村民风的描写方面。

中唐文人词中存在很多对乡村民风民俗的描写，“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刘禹锡《竹枝词》其八）描写了春日里农民劳作的忙碌场面。“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刘禹锡《竹枝词二首》其一）描写了民间踏歌的风俗。“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纥那披绿罗。”（刘禹锡《竹枝词二首》其二）生动展现了地方风土，“而能得六朝民歌之真谛”。这些词作不但将农民入词，而且生动地描写了乡村风物，展现了质朴欢快的民风民俗。

词发展至宋代，城市经济繁荣，市民阶层扩大，词人大多描写城市市井生活，已极少有将乡村、民风民俗入词的现象。而苏轼在这一点上明显有向乡村回归的表现，许多描写民风民情的词作都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一反城市繁华香艳的色彩。如《浣溪沙》五首，描写了途经乡村的所见所闻，展现了农民质朴纯真的乡村生活，质朴明快。

苏轼在这一点上依然是有承于欧阳修的。《渔家傲》等词作生动形象地塑造了采莲女的形象，表现出丰富多彩的乡村生活。欧苏的这些乡村词作在晚唐宋初词中是比较罕见的，而苏轼对乡村生活的描写及民风民俗的展现与欧阳修相比题材更加广泛，且数目更多，不得不说这是他对中唐文人词民间色彩的复古方面十分重要的体现。

三、填词酬唱赠答的爱好

“中唐时期，诗坛上酬唱赠答之风颇为兴盛，受此影响，中唐文人填词唱和也蔚然成风。”刘禹锡与白居易的《杨柳枝词》《忆江南》、张氏兄弟的《渔父》等，都是唱和酬答的佳作。

这一填词酬唱赠答的现象在晚唐五代及宋初是比较罕见的，只有欧阳修《朝中措・送刘仲原甫出守维扬》、晏殊《山亭柳・赠歌者》，张先《渔家傲・和程公辟赠别》等鲜有的几篇。然而翻开《东坡乐府》，却发现酬唱赠答的词作比比皆是，几乎占了大半部分：《临江仙・送钱穆又》《鹊桥仙・七夕送陈令举》《八声甘州・寄参寥子》《江城子・湖上与张先同赋》《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何满子・湖州作，寄益守冯当世》《更漏子・送孙巨源》等等，而寄赠子由的词更是不胜枚举。这种唱和酬答的方式也反映出苏轼“以诗为词”的主张，与中唐时期未从诗中严格分化出来的词作表现出相似的特点。

四、词境的广阔

正如刘熙载所说，词在中唐初兴的时候，所表达的内容是比较广阔的，并未仅仅局限于儿女情长。

在咏史怀古方面，有刘禹锡《潇湘神》二首,词咏湘妃故事；窦弘余《广谪仙怨》记咏唐玄宗与杨贵妃的凄美爱情，既有微讽，又有惋伤。在边塞词方面，有韦应物《调笑令》，咏物同时写景，气象旷大，风格质朴；戴叔伦《转应曲》表达了戍卒长期戎边生活的愁怨。在闺怨方面，有白居易《长相思》二首，表现出闺妇对夫君缠绵悱恻的相思之苦。

同时，中唐文人词并非晚唐五代的“代言体”，而经常在词中慨叹身世，抒怀。如张志和《渔父》，在风景描写的背后，抒发的是个人高远淡泊的情怀；刘禹锡《浪淘沙》：“莫道谗言如浪来，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沥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其八）直接表达出被贬谪后的重振士气，表现出作者乐观上进的精神。然而这些开阔的词境在晚唐五代至宋初的发展中，都被“言情”所取代了。

苏轼正因不满于词境过于狭隘，力图打破其在抒情言志方面的局限、摆脱晚唐五代婉约词的樊篱，从而“复古”出“无事不可入、无意不可言”的豪放词，回归到词初兴时自由而广阔的词境。也就是说所谓的“豪放词”并非与“婉约词”完全对立的，而是包括婉约风格在内，且在其基础上将词境大大扩展。苏轼在豪放词之余不仅有大量的婉约词，而且其一首词内也呈现出豪放与婉约相交织的意味，是某种复杂感情的感发。如《望江南・超然台作》,上阕写景几乎与婉约词无异，而下阕却鲜明地体现出其一贯的旷达风格，实难简单断定豪放与婉约。故愚以为与其说苏轼开创了豪放词，不如说其扩大了词境，使词不仅局限于“”，而可以如诗般自由抒情达意，从而回归至中唐词体初创时期的自由广阔。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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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白居易全集》白居易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4]、《张王乐府》张籍、王建著，徐澄宇选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苏轼词全集范文第5篇

关键词： 雅词 以诗为词 变革型 主体风格

文学自古有雅俗之辩，宋词产生于民间，一开始就带有俗文学的特征。宋词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其不断雅化的过程。这一雅化过程体现在宋词发展的各个方面，包括总体风格雅化、题材内容雅化、词体形式雅化、词体功能雅化等。具体的雅化过程又分为两种倾向，即杨海明先生所说的“主体风格”和“变革型”，他把“主体风格”概括为“真”“艳”“深”“婉”“美”几个字，准确传达出了这一类唐宋词的总体风格。[1]山谷存词一百八十余首，其中有将近四十首词，这些词即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亵诨不可名状”者。[2]除去这些词，山谷其余词作都为风格雅正之作，其中包括“变革型”士大夫词，也有少量“主体风格”型词，后期情词即为代表。

一、“变革型”词的创作与“以诗为词”。

“绍圣初，议者言《神宗实录》多诬失实，召至陈留问状，三问皆以实对。责授涪州别驾，黔州安置。”[3]苏门子弟在党争中先后遭受迫害，又多以文字罗织罪名，“乌台诗案”是最好的例子，这样的残酷局面使得被贬谪的苏门子弟不敢多创作诗文，从宋词发展来看这无疑是个莫大的损失，但另一方面却促进了宋词的发展。山谷在南贬的十余年中可查年份的词作即有八十余首，这些词构成了山谷雅词的重要方面。其中的咏怀唱和词尤其可以看做是对“以诗为词”词学观念的实践，并进行了一定的创新和发展。

（一）形式上“以诗为词”

山谷在词学观念上继承苏轼的词学观，赞成“以诗为词”，创作也与这一观念相呼应。具体表现有以词唱和，扩大词体功能，提高词的地位。黄庭坚雅词中唱和词占了很大比重，其中有给谪居地地方官员的赠词，如《鼓笛慢》“黔守曹伯达供备生日”、《洞仙歌》“沪守王补之生日”、《雨中花》“送彭文思使君”、《忆帝京》“黔州张倅生日”、《定风波》“次高左藏韵”“次高左藏使君韵”二首、《减字木兰花》“距施州二十里，张仲谋使君……用前韵先往。”“丙子仲秋，奉陪黔阳曹使君伯达玩月，作减字木兰花，兼简施州张使君仲谋”、《木兰花令》“用前韵赠郭功甫”“次前韵再呈功甫”等。也有和赠亲友的如《鹊桥仙》“次东坡七夕韵”、《减字木兰花》“用前韵示知命弟”、《南乡子》“知命弟去年重九日在涪陵作此曲”“今年重九，知命已向成都，感之，次韵”等。可见贬谪期间山谷已把词作为赠答的主要工具。北宋文人视作词为“小道”，只有娱宾遣兴的作用，认为词不登大雅之堂，他们的词作内容也无非是有关男女之情的无病，表达相似的矫作情感。苏轼领起“以诗为词”理论，举凡入诗的内容皆以入词，黄庭坚在这方面继承了苏轼，并以创作进行了实践，提高词体地位。在扩大词体功能方面，也学习苏轼，追求多样化的题材入词，黄庭坚咏怀词《水调歌头》“游览”，缪钺先生称“写出了黄庭坚潇洒超逸，卓然自异，不同流俗的襟怀，与东坡有相似之处”。[4]这首词风格意境都与苏轼《水调歌头》“兼怀子由”非常相似，以描写清冷的月夜景色表现深邃的情怀，相对苏轼表现很明显的思念亲人之情，黄词所表现的性感不是直接抒发的，而是将所咏之情寓于景物描写中。所写景物并不单指现实中所见之景，而是化用，用以表现词人情怀的典故和诗句，这是“以诗为词”的另一个方面。

“以诗为词”形式上的具体表现有用典，化用诗句等，这在山谷雅词中也均有体现。上面说的《水调歌头》，其中的“春入武陵溪”用陶渊明《桃花源记》典故，“花上有黄鹂”、“红露湿人衣”、“明月逐人归”均化用前人诗句，“金徽”“谪仙”“白螺杯”也都是作诗常用的典故。黄庭坚论词继承苏轼“以诗为词”的理论，又有所发展，他认为“词诗高盛，要从学问中来”，[5]把“以诗为词”进一步发展为“以学问为词”，这也可看做是黄庭坚诗学理论向词学的渗透。他的一些隐括、集句词都可以看作是“以学问为词”的实践。隐括词《浣溪沙》前三句化用顾况诗句“新妇矶头明月，女儿浦口潮平，沙头露宿鱼惊。”后三句则取自张志和《渔父词》“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这样的做法与江西诗派“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等作诗方法非常相似，苏轼称赞曰：“鲁直此词，清新婉丽。问其最得意处，以水光山色替却玉肌花貌，真得渔父家风也。”[6]这一评语既是对这首隐括词的赞赏也是对“变革型”词风格的总结，宋词经过苏门词人的变革，终于打破了唐五代以来“玉肌花貌”一统天下的软媚词风，为词坛吹进了新空气。

（二）题材内容上“以诗为词”

苏门词人“变革型”词的一大特点就是题材广泛，上文分析了山谷咏怀唱和词，现在再来看看其咏物词。咏物词在宋初就有，但没有形成风格，到南宋才达到全盛，苏轼及门人对咏物词的贡献表现在题材和词境的扩大化上，这一点亦可从黄庭坚咏物词中看到。黄庭坚咏物词对题材的拓展与苏轼有所不同，与他自己的论词也有所偏离。他评价苏轼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说：“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俗尘气，孰能至此？”[7]这条评语论词观点与山谷论词大抵相同，强调“学问”和“高雅脱俗”，苏轼豪放词确实符合这样的特点，因此应为恰评。但黄庭坚本人的咏物词没有突出地表现出自己的词学观，而是呈现出另外的特点。山谷咏物词中最受好评的是茶词，宋代饮茶兴盛，山谷被胡仔誉为“最佳”的茶词《品令》，[8]此词上片细写饮茶的过程，末二句“汤响松风，早减了、二分酒病。”带出宋代饮茶的另一个目的：解酒。宋代“在燕饮风俗中，酒与茶往往是相伴而行的”。[9]下片“醉乡路、成佳境。恰如灯下，故人万里，归来对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清黄苏评价：“以茶比故人，奇而确。细味过，大有清气往来。”[10]关注的是作者丰富的想象力，以茶喻故人，新颖而贴切。而从文化角度考察它还有着更丰富的内涵，这几句词表面写饮茶的感受，实际上是写“饮茶解酒后的‘快活’感觉”，[11]也就是说以“故人”喻茶是一层含义，而以遇故人的快活感觉喻饮茶解酒后的快活感觉是更深一层含义，是作者所咏的真正所在，实在妙不可言。黄庭坚另一首茶词《看花回·茶词》也描写了宋代“歌妓在酒阑后歌词侑茶”的风俗，[12]上片先写醉酒“夜永兰堂勳饮，半倚颓玉。”而后写歌妓奉茶，“催茗饮，旋煮寒泉，露井瓶窦响飞瀑。”下片继续写歌妓劝饮茶的姿态，继而联想到“满瓯银粟”“杯中绿”如此清香，“似粤岭闽溪，初采盈掬。”将现实中的茶香与酒醉微醺状态下的想象所带来的满足感浑融起来了。山谷茶词存词11首，为其咏物词之冠，可见饮茶在宋代文人中间的兴盛情况，其词内容描摹出士大夫集会交游的场面，反映出宋代文人独特的生活状貌。也就是说相对于苏轼咏物词把所咏之物与身世之感、人格追求紧密结合的特点，山谷咏物词更多的表现出与生活的紧密联系，但又不失文人雅士的审美情趣，因此从另一个角度拓宽了词境。

黄庭坚雅词中也有风格悲惋、情感动人的作品。作于崇宁三年的《千秋岁》，前面小序道：“少游得谪，尝梦中作词云：‘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竟以元符庚辰，死于藤州光华亭上。崇宁甲申，庭坚窜宜州，道过衡阳。揽其遗墨，始追和其千秋岁词。”秦观原词用春景的今昔对比感慨时光的流转，引起苏门门人的群体唱和，苏轼、李之仪均有和作。黄庭坚和词创作时秦观已去世四年了，词中不仅感叹过去共同交游的胜景不再，“苑边花外，记得同朝退”，更有“人已去，词空在”的深切悲痛。上下片构成鲜明的今昔对比，上片回忆过去同在京城为官，把酒唱和，下片痛言而今不只是时空的距离，而是阴阳永隔，如俞陛云所说：“先叙同官之乐，后言长别之悲，结句极沉痛”。[13]山谷共有两首《鹊桥仙》，一首自序云：“席上赋七夕”末句言“若得海上白头翁，共一访，痴牛騃女。”苏轼与山谷于绍圣元年江上一别就再也没见过，山谷以牛郎织女不能相见的痛苦比拟自己对东坡的思念，再次相见遥遥无期的无奈隐含在其中。此词作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七夕，苏轼恰好逝于这一年的七月二十八日，实在令人唏嘘不已。另一首自序为“次东坡七夕韵”，此词创作时间有不同说法，《增订注释全宋词》说这首词“作于元符元年七月，时至戎州不久。山谷因元祐六年六月持母丧回家，未再返京。”[14]可见是从元符元祐六年开始算起，至元符元年正好八年，判断依据是首句“八年不见，清都绛阙”，指山谷不见京都八年。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认为这首词与上面提到的另一首作于同一时间，也就是靖国元年七夕，山谷与东坡最后一次见面是元祐九年也是绍圣元年七月，至靖国元年正好八年。可见郑认为山谷“八年未见”的是苏轼，这样的解释从整首词表达的感情来看有一定的道理。此词仍然是以牛郎织女喻自己对苏子的思念和牵挂，上片写牛郎织女隔河相望，想见难见，这也可以理解为难见京都的无奈感慨。下片就明显表现对苏轼的挂念了，“百钱端欲问君平，早晚具、归田小舫”句除了表现对苏轼的牵挂，更升华为对苏子人生态度的追随之意。

二、“主体风格”词的创作与认同传统。

（一）创作“主体风格”词

早年山谷与宋初大多数文人一样持诗庄词媚的态度，绍圣以后，政治上遭受打击，生活发生了很大变迁，山谷心境亦有了很大转变，此后他开始大量创作词，词风趋于雅正，词学观念也发生变化。黄庭坚的词学观念基本上可以总结为继承并发展了苏轼的“以诗为词”词学理论，认为学问是作词的基础，此外风格上崇尚雅正豪放，情感上追求真实动人，题材方面要求广泛。这些也均可以看成是“变革型”词作的特点，然而山谷词并非都是这一类型，也有近于“主体风格”型的词作，其后期所作的高雅情词就典型的带有这样的特点。

崇宁三年黄庭坚被贬宜州，经过衡阳时结识营妓陈湘，曾写过三首词相赠。清叶申芗《本事词》卷上：“鲁直南迁，过衡阳。曾敷文为守，相留数日。营妓有陈湘，善歌舞，知学书，曾亦盼之，尝乞小楷于鲁直，为赋《阮郎归》，别时又赠以《蓦山溪》，到宜州后又寄前调。”[15]山谷晚年的情词一改前期的俚俗风气，格调高雅富有情致。《阮郎归》是初见陈湘时所作，以溢美之语赞陈湘才貌，嵌陈湘之“湘”字在词句中，结句发出“他年未压白髭须，泛舟归五湖”愿望。临别时山谷又写一首《蓦山溪》赠给陈湘，如果说前一首还只是停留在欣赏陈湘的层面上，这首词中山谷的感情已经有所升华，把陈湘看作同病相怜之人，充满了深婉的情感。此词上片描写陈湘美貌与气质兼具，下片则拟陈湘心理表现对词人的爱慕，并为有情人不能结合而深深遗憾。这里的遗憾包含着两层涵义，表面上是对“不由人”的情感的慨叹，“只恐远归来，绿成荫、青梅如豆”则是贬谪人生里困苦心境的曲折表达。陈湘虽品貌出众却沦为歌妓，自己则不断遭受贬谪，命运对他们相似的折磨更增进了惺惺相惜，末句“君知否。千里犹回首。”恰当表现出了这种情感的升华，似有切肤之痛。

到达宜州后，山谷复作一首《蓦山溪》寄赠陈湘，上片描写衰残景色，奠定整首词低沉的基调，“风尘里，不带风尘气”一语双关，既是写残花也是写陈湘，延续前词对陈湘的怜惜之情。下片对景怀人，酒宴仍在，然而意中人已不在，空留相思独守，通篇充满无可奈何之感。《古今词话》载陈师道曾赞赏黄庭坚这首《蓦山溪》曰：“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耳，馀人不逮也。词家以秦黄并称。然秦能为曼声以合律，形容处，殊无刻肌入骨语。黄时出浅俚，可谓伧父。然黄有‘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时候’，峭健亦非秦所能作。”[16]《词学集成》载陈师道也曾言：“东坡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17]由此可见陈师道认为苏轼词非“本色”，而黄庭坚、秦观当为“本色”词手。很多学者都认为这样评论有失公允，最权威的代表要数四库馆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山谷词一卷》：“补之著腔好诗之说，颇为近之。师道以配秦观，殆非定论。”[18]秦观是婉约词的代表作家，这是无可非议的，学者反对的是将黄庭坚列为“本色”词手。其实以上面提到的高雅情词为例，黄庭坚确实有些“本色”之词，其前期俗词虽格调低俗，但总体风格上趋近于“主体风格”类型词。后期词风虽有所改变，但仍有少数风格上接近婉约词的作品。秦观情词有“将身世之感打并入”之评论，[19]黄庭坚的《蓦山溪》“鸳鸯翡翠”也带有这样的特征，词人与陈湘同是天涯沦落人，借写两人感情上的遗憾抒发对命运颠沛流离的感慨，使人读来不胜唏嘘。

（二）认同传统婉约词

从词学观角度看黄庭坚也表现出对传统“主体风格”一定程度的认同，他曾作悼亡秦观诗曰：“少游醉卧古藤下，谁与愁眉唱一杯，觞作江南断肠句，只今唯有贺方回。”首二句隐括秦观《好事近》词“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前面所提和秦观《千秋岁》词小序中也提到这句词，山谷慨叹友人一语成谶，抒发深挚的怀念之情。后句指出而今能与秦观一样写出好句子的只有贺铸了，贺铸是典型的婉约词人代表，山谷对他表示赞赏，可见他对传统婉约风格的词还是持一定的认同态度的。

总之，山谷在词学理论的构建上，既对“以诗为词”继承，又有反拨。其创作是对其词学观的践行，既有运用“以诗为词”理论、方法的“变革型”词，也有风格接近“主体风格”类型词的“本色”词。黄庭坚从理论和实践上很好地继承并发展了苏轼的词学变革理论，为苏轼词学改革后来在南宋的长足发展做了进一步的铺垫，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同时他对传统词的认同态度也顺应词的发展，整个宋词的发展过程是一个雅化的过程，苏轼首开“变革型”词后，走出宋词雅化的另一条路，此后两种风格类型词共同发展，共同造就了宋词的多样化和全盛局面。这一过程中山谷的雅词创作兼及两种风格，论词也兼顾两种风格，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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