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散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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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散文史范文第1篇

唐诗是中国诗歌发展的峰巅，是一代文学的标志。

清人彭定求等所编《全唐诗》共收集有唐一代2200余位诗人的48900多首诗歌。唐诗的作家上有帝王将相、下有渔夫樵人、僧道伶工；唐代诗坛上不仅涌现了初唐四杰、陈此文来源于文秘站网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白居易、韩愈、孟郊、柳宗元、刘禹锡、李贺、李商隐、杜牧等璀灿的群星，而且升起了“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两位光照千秋的诗坛巨星。唐诗在诗体上日臻完善，以五七言为主，四言、杂言的古体诗、乐府诗乃至律诗、绝句无不具备，许多诗人对近体诗体制的掌握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唐代诗歌流派众多，风格多样。著名诗派有山水田园派、边塞派、韩孟派、元白派等，风格上呈出雄浑、冲淡、纤禾农、高古、典雅、洗炼、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疏野、清奇、飘逸、旷达等多姿多态之景象，唐诗意象的选择、摄取极为广泛，举凡社会生活、人物内心世界无不涉及，真实记录了有唐一代的社会史实，表达了不同阶层人物的情感和愿望。唐诗以其意象的组合、意境的开拓，创造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审美境界，取得了后人难以逾越的艺术成就。

唐诗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动态的流变过程。明人高木秉的《唐诗品汇》把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是大体符合唐诗发展历程的。从唐王朝建立到睿宗延和元年618712是初唐时期，这一段也可称作唐诗的徘徊时期。本期诗歌大抵沿袭了齐梁余风，题材狭窄，格调纤弱。到唐初四杰出，诗风始有所振起。稍后陈此文来源于文秘站网昂力倡汉魏风骨，诗风为之一变；从玄宗开元元年到代宗永泰元年713一765为盛唐时代。本期名家比肩接踵，诗歌创作如日中天，形成了令后人追慕不已的“盛唐气象”。李白是唐帝国国势鼎盛时期的歌手，杜甫是唐帝国大厦倾覆之际的忧患之士；李白诗歌是青春的颂歌，杜甫诗歌是乱世之悲歌；李白诗歌飘逸豪放，杜甫的诗歌沉郁顿挫。田园山水诗派、边塞诗派和其他诗人一道将盛唐诗坛装扮得千姿百态，气象万千。代宗大历元年到穆宗长庆四年766—824为中唐时期，大历年间，诗歌创作跌入低谷，大历十才此文来源于文秘站网缺乏雄浑之气。中唐后期诗坛再度辉煌，元白等人掀起新乐府运动，韩孟诗派刻意求新，柳宗元、刘禹赐、李贺等优秀诗人无不形成了各自的艺术风格。从敬宗即位到唐末825—907为晚唐时代，大唐帝国日薄西山，诗歌创作亦如同返景入林之残照。李商隐杜牧为唐诗抹上了最后一层金光。

唐诗之所以如此高度繁荣，原因是多方面的。与有唐一代政治经济的发展，与思想的自由和对外文化交流的宽松环境，与统治者的此文来源于文秘站网好提倡、科举诗赋取士、与中下层士人活跃等因素密不可分。另外，从诗史的内在流变历程看，《诗经》、《楚辞》、汉乐府和魏晋南北朝诗歌为唐诗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古代的唐诗选本中，清人孙沫的《唐诗三百首》最为流行。今人喻守真有《唐诗三百首详析》中华书局版，对艺术特色的讲解甚为详切。今人唐诗选本较多，兹介绍两种：一是葛兆光《唐诗卷》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唐诗282首，凡七十八家，选诗颇具眼量，小传、注释新见迭出，自成一家；一是马茂元《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选诗500余首，按体例排列，注释简明，分析详备。

中国古代散文史范文第2篇

一、更新观念,增强古代文学教学的现代意识

近几年来,随着经济大潮的冲击与现代西方思潮的涌入,中国古代文学这一古老的学科日受冷落,古典文学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一度有所动摇,部分学生产生了古典已成过去,没有必要再钻故纸堆的想法,厌学的情绪有所增强,这不能不引起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者的深思。而在反思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过程中,不少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观念的落后和教学方法的陈旧,是导致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滑坡的重要原因;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只有站在历史的高度,更新观念,增强古代文学教学的现代意识,运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才能激发出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兴趣。古代文学这一学科其内容凝聚着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结晶,其知识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封闭性,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变动性。说它稳定、封闭,是因为古代文学的基本框架、基本体系是已经成型了的。说它变化、开放,是因为对古代文学的诠释都会有那个时代的影子,因此,在挖掘古代文学课程中精华的同时,运用现代意识对古代文学进行诠释就成为本学科课程的主要内容。古典文学教学内容的重点在于通过对古代作家作品的阅读,把握文学发展的进程。早在战国时代,《孟子》就提出了“知人论世”的批评原则,指出与古人对话不仅要“颂其诗,读其书”还要“知其人”“论其世”。然而古代作家生活的年代距离现代已经相当遥远,古人的思想观念、处世原则、文体形式甚至语言习惯都与当今现实生活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因此我们与古人对话的障碍不仅仅是文字上的。

在教学中找到一些至今也仍有现实意义的话题切入,不失为消除障碍,进而激发学生兴趣的途径。例如讲授《离骚》以及先秦诸子散文,就可以把表现在屈原、孔子、孟子、墨子、荀子、庄子身上各有侧重的那种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责任感,对现实的积极参与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的豪迈气概,忧世与愤世精神凸现出来,而这些正是当代知识分子依然承袭着的美德。可见知识分子阶层与它诞生时期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士阶层之间有着割不断的血脉联系。当今知识分子的许多优秀品质,正是士阶层某些特质的延续。这样便拉近了古代与现代的距离。学生会理出从屈原的“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到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东林党人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样一条一脉相承的红线,从而理解了古人对“士”的种种解释,如“士,事也”,“凡能事其事者曰士”,“通古今,辨然否,谓之士”等等;也更加深切地认识到弘扬古代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在当今振兴国家与民族大业中的现实意义。在讲述古代文学作品时,要着重于对作品的现代阐释,发掘其民主性的精华和艺术上的创造性成就,突出对于现实和未来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这就要求我们能运用现代意识观照古代文学中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例如《老子》有云:“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我们不能只认为它是玄而又玄的玄学,其实这里含有宇宙形成的科学。试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世界科学报告〉摘要》中这样一段话:“(宇宙)大爆炸以前是什么样子?严格地说,什么也没有,就连空间或时间也没有。”这段话的意思与两千多年前的老子的认识竟有着惊人的相似!这正说明我国先哲的高度思辨的伟大成就。《诗经》中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古人这种提倡、崇尚、高度重视创新的思想正是推动我们中华民族进步和发展的动力。对此我们都要用现代意识加以阐发。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其实就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一种新的文学体裁的诞生、新的文学观念的形成、新的文学思潮的出现,无不包含着创新意识和创造活动。我们也要把古代文学教学视为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它的作用不仅在于阐明作者和作品原来怎么样,更在于阐明文本及各种文学现象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或者说,通过教师运用现代意识,创造性的阐释、激活作品,使之与现实世界发生意义联系,并转换成一种精神滋养。这样,古代文学教学也就成为一个创造性过程,一个审美过程。例如,苏轼脍炙人口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传统的解释是表达了苏轼思想的苦闷,反映了它出世和入世的人生矛盾。这个说法自有其道理,但仅仅这样理解显然是不够的。有一位老师通过对此词的深入钻研,联系现实的人生体验,在讲课时着重分析了它的动人之处:一是揭示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哲理:人生的缺陷是绝对的,我们不能指望人生和世界完美无缺,只能在绝对的缺陷中寻求相对的完满;二是苏轼以博大的胸怀对人们发出的深情的祝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因为人生的缺陷难以避免,人与人之间更需要互相关怀和抚慰。因此苏轼这一美好的祝福,才始终拨动着人们的心弦。由于教师注意用现代意识对古代作品作合乎情理的阐释,激活了作品的内在价值,拉近了古代作品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从而引起了学生的强烈共鸣,取得了育化心灵的效果。可以说这是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所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文史结合,加大与历史学科的横向联系

中国古代散文史范文第3篇

    这两方面的研究对象可以概括为传播的文学与文学的传播。从传播学的外延上说,文学传播学则是依照以传播内容划分出的特定传播种类,它是立足传播学立场,运用传播学理论和方法体系对文学传播这一传播内容种类进行考察、描述、说明、归纳和揭示等研究的学科,是传播学学科的分支领域。作为新的学术领域,文学传播学的开创应该是一个比较庞大的学术工程,因为文学本身包含着非常复杂的内容和多层面的构成:仅就文学自身而言,从国别上看,有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从时间上分有古代文学和现代、当代文学;从表达方式上说有口头文学和文本文学;就文学题材说,则有诗歌、散文、戏剧和小说。面对这样复杂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文学传播学的创建工作应该先从哪一方面和角度入手,要有一个科学的选择。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和认识,曹萌选择了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作为其文学传播学建设的奠基和突破点。

    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范围内,中国古代文学都堪称典型和范例,因此,在文学传播学尚为空白领域的学术背景上,进行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实具重大意义:既在国内外传播学界开拓出文学传播学这一独特学术领域,又为建设文学传播学学科奠定了基础。同时,还可以通过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具体研究成果,检验和完善一般传播学理论与方法,为探讨人类传播的方式、类型及规律提供更多的途径,从而丰富传播学理论方法体系,拓宽传播学领域。此外,从传播学立场出发,运用传播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现象、思想和发展过程,揭示古代文学传播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极大作用,以及立足传播学立场重估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价值,还能刷新当代人的“古代文学”观念,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创新提供参考和借鉴,进而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提供新途径和新范式。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是从传播学立场出发,以传播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为指导,结合文学史、文献学、社会学、美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主体、传播目的、传播方式、传播思想、传播类型,以及影响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重要因素进行描述和说明。二是开拓与创新。文学传播是经过学术嫁接产生的新学科。对于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带有突出的开拓与创新性。如上所说,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是以传播学的立场和视角对文学进行描述和说明,其主要研究对象是文学作为被传播的信息的传播过程和非文学的信息以文学作为传播方式而被传播。这样的研究方式和研究对象使它超越了既往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因此,就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它又是开拓与创新。

    在上述理论思考和学术战略鼓励下,曹萌首先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入手,展开文学传播学学科的创建,因此,汇编中国古代文学传播资料就成为这一学科开拓工作的先导性着作。在曹萌的主导下,他的研究生们利用传播学的知识方法和理论系统,将中国古代文学传播过程和现象,划分为传播行为、传播方式、传播目的、传播组织与制度、传播类型、传播思想、传播媒介、辅助文学传播的重要因素等类项,然后以这些类项为基本标准,在各类古代文献资料中进行甄别、发掘、钩稽,而后按时间排序加以编纂,就有了以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朝代为断代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文学传播资料汇编,再对所汇编的资料加以特定的评点,便形成了一套四卷本《中国古代文学传播资料汇编与评点》,该书于2006年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继之,曹萌出版了他的文学传播学领域的第一本学术专着《中国古典小说名着传播研究》。该着作选取中国古代几部代表性小说名着进行传播学角度的描述和分析,依据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这些已经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受过反复学术煎炒的作品,实施传播与影响的研究,从而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作品的传播方式、传播特征和扩散范围,以及传播类型给予提炼和概括,成就了一部文学传播学领域的开山之作。

中国古代散文史范文第4篇

摘　要：中国的文学“元典”具有深刻的特质和广泛的价值，其源头地位和典范作用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发挥着精神支柱作用，故在当代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中必须给予更有力的关注。为此，我们正着手进行的“先秦文系年注析”丛书的编撰工作，正是在钩稽先秦文资料源的学术研究之基础上，同时又为本科生、研究生提供一个较好的先秦“元典”文读本。

关键词：原典；元典；教学；系年；注析；编撰

我们这里所说的“元典”是与“原典”、“元点”有着密切联系而又不同的一个概念。

所谓“原”，即“本原”(《左传》昭公九年)；所谓“典”，即“经籍”(《尚书・五子之歌》伪孔《传》)，故所谓“原典”主要强调“原初”、“原始”的文献学上的原料价值，即文献学类别划分中的一次原始文献。所谓“元”，即“始”(《说文》)；所谓“点”，即某一时段与程度的标志，故所谓“元点”，即探讨“四时之变”、“万物之本”(《春秋繁露・重政》)，其具有哲学的“本原”、“本体”意义，是人们对客观事物追本溯源式的理性探讨与根本解释。此外，“元”还包含着价值取向上的倾向。《易・乾・文言》云：“元者，善之长也。”又有《易・坤》：“上美为元。”《正字通》云：“元，大也。”《尚书・舜典》载：“元，上也。”这些对“元”的解释又都包含着对人类终极性存在状态的关怀，表达了对人文精神和理想人性的追求和向往。

而我们要谈的“元典”则是属于文化学意义范畴上的，是哲学“元点”思维与文献“原典”史料的完美结合，更强调人类精神文化的源头意义、超越时空的典范意义和 民族精神的建构意义。这样，中国文学的元典性作品就是指那些既有深刻、广阔的原创性意蕴而又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长期发挥着精神支柱作用的书籍。研读这些“元典”作品体现出一种“原始要终”(《周易・系辞下》)的召唤和要求，在当代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中，需要我们更注重文学“元典”的教学，从而引导学生进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治学门径，力扬厚重务实的学风，提高学生的原创性能力。这种“知所先后”的训练，无疑对他们今后的学术研究乃至于整个人生进入“知本”、“知至”、“近乎道”(《大学》)的探索之路会大有裨益。

一、中国古代文学“元典”具有原创性、典范性和民族精神性特质

卡尔・雅斯贝尔斯(K．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指出，大约在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实现“哲学突破”的“轴心文明时期”，各民族的先哲不约而同地去探索宇宙和人生的诸多根本问题，产生了诸多文化“元典”。这这一时期的中国，正是先秦时期，更是一个“元典”葱郁的时代，它所产生的文明成果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首先，这一时期的经典作品大多具有原创性、典范性特质。如《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传》、《国语》、《老子》、《论语》、《孟子》、《庄子》、《楚辞》等一大批中国文化与文学“元典”的出现，奠定了中国文学几千年来的文体、意象、思想内容和情感基调。各种文体的萌生和孕育都可以在其中找到端倪。其语言艺术上的高度成功丰富发展了汉语的表现力，其完美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对后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如《诗经》作为中国诗歌的“元典”，牢笼千载，衣被后世，奠定了我国诗歌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后世诗歌的风雅精神、比兴手法、体裁结构、语言艺术和文体句式等无不肇兴于此。又如《尚书》、《逸周书》、《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为我国历史散文的典范楷模之作，它们标志着叙事文学的成熟，对后世的史传文学、散文、小说、戏剧等多种文学样式滋养尤甚。而且，中国文学的思想基础――儒、道两家的哲学、美学思想，在《老子》、《论语》、《孟子》、《庄子》等“元典”性著作中得以确立并持续地发挥着影响力。可见，这些“元典”作品虽然处在各个文学样式的发生和初创时期，但它们却显示出了巨大的文学魅力和精神文化力量，它们凝固成中国古典文学的坚固基石，它们是中国文学发展变迁的母体和种子，它们指示了中国文学的未来走向，确定了民族文学的美流和艺术型范。

其次，这一时期的“元典”作品大多含蕴着并表征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精神，故具有民族品格、民族魅力特质。如鲁卿穆叔为晋卿范宣子释“死而不朽”时日：“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此即春秋中期(前549年)人们的所谓“三不朽”。可见，当先秦时代的士人把“立言”作为使生命不朽的有效途径的时候，他们的文学创作不仅融入了自己的思想、情感和精神，而且囊括了这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文化追求。同时，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文学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囊括文史哲的“大文学”、“泛文学”观念。正是这种文学观念，使这一时期的“元典”作品大多兼有文化“元典”与文学“元典”的双重身份。这些作为一个民族创造力最卓越的青年时代涌现出来的文化“元典”，凝结了中华民族在以往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优秀的集体无意识。先民们将这些族类记忆和原始意象首次上升到自觉和理性的高度，又通过我们民族所特有的象征符号将民族的经验文明和文化智慧物化成文字作品，以典籍的形式固定下来，逐渐成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因此，这一时期的“元典”作品不仅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大厦“起顶梁柱作用的关键性构件”，而且也成为中华民族文明垂范久远的文化指针与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这便是积极入世、用世、济世的政治热情和忧患意识，以儒为主，兼融释老的思想情怀，诗性沉郁、创新求变的审美况味和创作追求，浓郁自觉的理论批评意识，包容雅俗、综合众体的浑灏大度等等。

中国古代文学“元典”的首创性、涵盖性、深邃性特质，不仅对中华民族之民族个性的后世直至未来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而且它们作为全人类共同的审美意识与精神财富，能够在任何地域、任何时代使人们获得强烈的情感共鸣和心灵震撼。

二、古代文学“元典”教学是克服当前教育弊端、培养原创力的重要途径

正如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序》中说：“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他进一步强调：“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这些呼吁在当代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的教学中更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热烈的响应。

首先，注重中国古代文学“元典”教学是克服现代教育弊端的重要途径。

20世纪初叶，随着“西学”传入中国，我国的学术体系与教育体系实现了改革和重构。在学习西方的急切态度和饱满热情中，我们快速地完成了对旧教育的革命性改造，建立了全新的高等教育体质和课程体系，这无疑是一种社会进步。可是，我们在“打倒孔家店”的一片欢呼声中，将在洗澡盆里的“婴儿”与“脏水”一起倒掉了，以传统经学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文学“元典”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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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更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当前高校中文系课程设置普遍存在多、空、旧、窄的问题，课程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空洞，专业越来越窄。讲析中国古代文学博大深厚的“元典”性作品的课时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则是对文学“史论”的高谈阔论。一些中青年学者常常以批判传统文化相标榜，而传统文化究竟是什么，他们却并不知晓，从而产生了严峻的“文化失语症”。我们的时代，成为了一个“没有学术大师”的时代。我们的前辈学者正是在熟读文学“元典”的前提下，遵循以小学通经学，再以经学通文学的优良治学传统，而成为泽被后世的一代“大师”。这些知识大家，无论是从事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他们的国学根底都很深厚，这也是他们能够成为大家的重要原因。十分遗憾的是，我们这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接受了现代学校教育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等，尤其是毕业(出站)后在高等学校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教授们和博导们，不懂小学，不通经学，也妄谈文学，甚至以国学“大师”自居，何其悲哉!当然，究其根源，这绝非个人一己之悲哀，而是整个浮躁时代之悲剧!

学习、承接包含着丰富民族文化的生命基因的文化“元典”，是实现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但我们的国学教育并不是在短时间可以奏效的一种技巧，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积累熏陶而来的底色素质。它将以不变应万变的姿态，给青年学子以深刻的内在影响力和整体塑造力。其次，注重中国古代文学“元典”教学是培养学生具有“支援意识”从而形成原创力的重要手段。

非常具有戏剧色彩的是，在我们忙着按照“西学”思想建构中国现代学术体制与教育体系的时候，早在20世纪初，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则开始创设“文学人文”和“当代文明”两门本科生必修课，鼓励学生致力于研读欧洲文学、哲学、社会理论等传统经典名著。到了20世纪40年代以后，美国的许多大学相继开始开设此类课程。此后，芝加哥大学鉴于当代大学训练研究生的方向越走越偏窄的弊端，而着手进行强调原创力的培养，他们规定研究生必须完成一定的经典研读课程。美国学者博兰霓(Michael Polanyi)又提出潜移默化积淀的“支援意识”是创造张力的重要来源。这种创造张力非简单的创造力，而是较深层次的开辟新境界的能力。是由深厚博识而水到渠成的内在爆发力，是致力于开展宏观、质变、大规模受众的飞跃性创造。而培养青年学子原创能力的最主要途径是使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学术生涯的形成期产生广阔的视野与深邃的探究、思维能力。元典性作品“抓住了特定文化乃至人类生存状态中一些最基本、最深层次的问题，并作出了最深层次的、最合时代要求、且最富有个性美丽的解答……它常解常新，既推动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又能够避在发展中造成文明的中断或解体。”正是它们，沉淀为我们所急需的“支援意识”。

正如博兰霓所说，尽管“在他们后来的专著中，可能根本不会提到研究生时代所读过的原典，所以读者无法知道哪些原典曾对他们发生过哪些影响；甚至他们自己在深入自己专业以后，也不能清楚地意识到早期熟读有限数目的原典对他们成熟时期的学术思想产生如何的影响。但事实上，原典中精微的深思与开广的观照对这些学生的影响是他们终身受用不尽的”。而在中国，即使是很多人文基础深厚的综合性大学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各院系的课程设置中”，也“极少有导读古今中外的经典为内容的课程”。这不能不让我们深思。元典阅读应是大学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加强元典教育应当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

同时，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人们在认识了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的同时，却形成了对技术和物质的盲目崇拜。社会上存在着明显的“重知识、轻修养，重科技、轻人文，重物质、轻精神”现象，自然会出现文化使命感的丧失和人文精神关怀的淡漠。这种阅读消费的感官化、平庸化、娱乐化，自然会造就一批“空心人”、“欲望人”和“物质人”。而元典作品都以完美的形式展现了一个民族最为优秀的、稳定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和审美理想，它们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和健康向善的感情基调，具有为现代社会“立人”价值功效。这些接受过正规教育的中文系大学生、研究生，不论他们将来从事学术研究还是从事其他社会工作，他们无疑是引导未来社会文化创造与消费的精英与脊梁。从这个意义来讲，注重中国古代文学“元典”教学不仅仅是个培养学生的问题，而是关系整个社会文化方向的大问题；不仅仅是关系当代社会的问题，而是关系未来社会的问题。

当前，越来越多的学者与教育管理者已经开始注意到中文系古代文学“元典”教学的重要性，许多学校也已经开始了有意的尝试。如笔者所在的上海大学中文系，已经被列为上海市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本科教育高地建设基地，并邀请全国数十名专家学者就“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这一命题进行了理论探讨，草拟了以文学“元典”导读为主、文学史论简析为副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体系。在已经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开设的9门专业学位课程中，有6门为以文学“元典”研读为主的学位课程。同时，我们也在进行上海市高等学校本科教育高地建设资助项目的“先秦文系年注析”丛书编撰工作，该成果将作为大学本科高年级学生的选修课教材。正是着眼于中国古代文学“元典”类作品的教学价值和意义，正是在为学术研究钩稽先秦文资料源的基础上，又能够为本科生、研究生提供一个较好的先秦文读本。尽管上述工作仅仅只是一个尝试，但我们相信这种尝试将来会显示可喜的效果和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古代散文史范文第5篇

古代文学是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主干课程，起着传承民族思想和文化的作用。当前，在全球化浪潮中，古代文学在外来思想文化和西方价值体系的涤荡下，需要调整视角重塑思想传承载体的作用。笔者结合教学实践，通过对古代文学教学现状的分析与研究，探寻培养创新人才的发展目标。

一、古代文学教学中片面地强调“以史为纲”

培养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在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帮助学生分析文学作品、督促他们认识文学史，让学生通过自己阅读作品，去亲身体会和感知，突出学生的主体探究地位。让学生多接触文学作品，在阅读的过程中理解和掌握文学史论，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目前，在多数高校的大学古代文学教学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片面地强调“以史为纲”的问题。需要及时在思想认识上和教材体例的编排上，以及教师的授课方法上进行全方位的变革，需要调整角度，发挥古代文学课的民族思想和精神的传承作用。

二、古代文学教学中轻视文学原典的分析

由于在各类古代文学考试中，文学史是主角，多数古代文学教师沿袭文学史的讲授方式，很少有能够从文学作品分析作为切入点的讲授。重视文学史讲授，轻视文学作品分析的培养方式，使得学生只会舍本逐末，以偏概全。文学史涉及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理论指导创作，文学批评与鉴赏是文学作品审视的基础。但这都依托文学作品而存在。学生只有了解了文学作品，才能从文学史上全面深刻地分析评价该作品。如，没有读过《诗经》的学生，就不可能对《诗经》的文学价值与文学技巧有更深刻的了解，就不会懂得赋、比、兴是我国古代诗歌的基本表现手法。不了解具体内容，就不能对该作品极高的美学价值有深层次的把握，更不能洞悉文学原典的真谛，这样培养出的学生严重缺乏文学评判能力。

三、古代文学教学目标脱离实践，落实不到位

大学古代文学课的教学目标在于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写作能力。大学生的气质情趣和意志道德等人文素养，不是背诵几首唐诗宋词就能提高的。人文素养需要精神体验的升华来实现。古代文学知识的积累，需要从圣贤留传承下来的经典文学作品中去体悟，在欣赏和品读中，感悟到生命的价值与存在的意义。

如今，大学生的写作能力普遍欠缺，究其原因，主要是学生的阅读量不够，经典文学作品读得少，不能很好的对文学作品做出鉴赏。大学古代文学课只学不用、只讲不练，忽视实践教学的现象普遍存在，造成大学古代文学课的教学效果离教学目标的要求相差甚远，落实得不到位。古代文学作品中都蕴含着一定的立身处事哲理。只有通过大量古代文学作品的认真研读，学生才能明白其深层次的道理，掌握作品的要义与艺术特色，达到对中国古代文学成就的深层认识，提高阅读与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这样才能在现实中应用于自身。最终使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得到提高。

如，以历史散文《战国策》选篇（《冯谖客孟尝君》）的教学为例，《战国策》生动地反映了战国时期策士们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冯谖客孟尝君》通过描绘冯谖和孟尝君的人物性格，突出表现战国时期“士”在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文章开篇采用铺垫手法展开人物形象，在结构布局上巧妙地做了安排，可见作者行文风格、艺术技巧的别出心裁。先描写冯谖“无好”、“无能”，因“贫乏不能自存”而“使人嘱孟尝君，愿寄食门下”。并且人物语言极富个性，这就需要引导学生深入思考“通过对这篇文章的学习，于自己的人生有何指引”。模仿经典范文去练习，目的是掌握各文体的写作规律，提升大学生的写作能力。因此，古代文学教学的整个过程需要及时在各类文体“读”的过程中，进行“写”的创作训练。

四、调整视角重塑古代文学传承载体

（一）构建新型教学模式

大学教育，不是突出技能的专项培养，也不是培养学生仅仅专于某领域，更多是强调对学生的人文教育。国学是古代文学的基础，是人文教育的主体。我古代先秦时期，文史艺术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古代文学虽然在时空上跨度大，但传承中华文化精髓，是继承与发扬中华文化的载体。因此，大学教育需要重新审视并构建古代文学课程改革体系。将传统的平面的知识传授模式，向新型的立体的综合培养模式转变，即“基础知识积累—思维训练—能力提高培养”。针对文学史，采用让学生以自学为主的学习方式。针对作品阅读与分析，采取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形式，节约教学时间，不断提高教学效率。

（二）构成网状教学体系

在传统的基础知识的积累与选修课的研究性与前瞻性中间，穿插专题讲座与专题讨论会使知识点得到不断的深化与提高，从而构建网状教学体系。如，魏晋文学史，文学嬗变逻辑、特质特点、概貌，笔者做详细的讲授，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同时开设专题讲座，组织学生讨论“玄言诗的产生渊源”，并在课下形成小论文作业，将知识点向纵深层次挖掘。构建立体网状教学体系，帮助学生梳理知识结构，训练逻辑思维，培养学生人文素养。

（三）完善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率

古代文学信息量大，需要细致的阐释，单纯的一支粉笔与黑板是不能解决的，需要辅之多媒体教学手段来节约教学时间，增加课堂上的信息流量，提高教学效率。如在讲授《锦瑟》一课时，运用电脑制作画面，将朦胧含蓄的场景清晰直观化，激发学生想象，起到增强对诗歌意象理解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