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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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管制范文第1篇
[DOI]1013939/jcnkizgsc201711277
1研究背景及意义
资本管制是指政府或中央银行所实施的一种货币政策工具，用以管理和控制资本从国内或国外资本账户的流进或流出。资本管制的实施对资本流动、国际收支平衡施加影响，同时也通过汇率、利率等因素的作用对整个宏观调控产生深远影响。历史经验表明，特定历史时期的资本管制对消除经济中存在的扭曲因素、增强货币政策效果和实现经济稳健发展都是必要的。2009年至2015年6月期间，中国逐步取消了资本项下直接投资、外债和跨境担保等领域全部或绝大部分行政审批，资本项下行政许可由59个子项目减少至12个子项，下降80%，资本项下外汇管理方式由过去以行政审批为主转向以登记为主，资本项目可兑换取得重大进展，从而基本实现可兑换。积极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既定方针和必由之路，但从维护宏观经济金融稳健发展出发，目前国际上普遍认同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不再等同于自由放任的观点，支持从流入和流出两个维度根据经济体的现状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较严的资本管制走向资本项目基本可兑换，正确评估这一时期管制措施的有效性不仅是对改革历史的总结，更是为下一步在继续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中如何有效防范风险提供借鉴和参考。
2中国资本管制强度测量
国际上测量资本管制强度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对跨国贸易投资管制政策进行直接评估的约束性测量法，也被称作直接分析法；另一种是通过模型检验（包括储蓄投资相关性模型和利率平价模型等）确定管制强度的开放型测量法，也被称作间接分析法。第二种方法原理由于和检验资本管制有效性的模型原理较为相似，都是从政策效果出发通过相关性分析而分别测算资本管制强度和资本管制有效性，而这种相关性易于受到太多外生经济变量影响。我们认为第二种方法实际上是混淆了资本管制强度和资本管制有效性这两个概念，资本管制强度是对政府政策和执行力度所做的单方面测量和评估，而资本管制有效性是对市场主体行为政府主体行为相互作用结果的测量和计算，不应该混为一谈。故笔者在文章中主要采用第一种方法即约束性测量法来对中国资本管制强度进行测算和评估。
国外学者常用的约束性测量法的基础主要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年的《汇率安排及外汇管制年报》，其涵盖了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政策信息。其关于资本项下分类共有包括货币市场工具、资本市场证券、衍生品交易等在内的13项内容。中国对本国资本项目的分类有所不同，国家外汇管理局于2009年12月了《外汇管理概览》，根据该书的分类，当前中国的资本项目管制内容分为以下三个大类，分别是直接投资管理、信贷业务管理和证券投资管理，在这三个大类下面，又包含外商直接投资管理、股票直接投资管理、外债管理等7个小类。
通过直接分析法测量资本管制强度首先要确定指标项目，再对每一项指标进行评估打分，然后再汇总平均。文章在综合考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汇率安排及外汇管制年报》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出版的《外汇管理概览》分类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确立了直接投资（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和境外直接投资）、外债及对外担保（包括借入外债和对外放款）、证券市场投资（包括股票及债权市场）、其他投资（包括个人项下、不动产、衍生品等其他资本项目）四个评估子项，每个项目有分别按流入和流出两个方向进行评估，每一项分值区间为0至100，0分为完全无管制，100分为完全管制。由于本文采用时间序列评估1994年至2015年22年间的管制强度变化，考虑到1994年前资本项目可兑换已经起步，但开放的程度不高，故将1993年的管制强度确定为80，以后每一年如政策有一项加强，则视政策的力度增加5分或15分，反之则减少5分或15分。因为证券市场投资项目和其他投资在2000年几乎没有开放，故对这两个项目在2000年前的数据就不予打分，也不计入权重。直接分析法的难点就在于为每一个强度赋值，由于赋值主观性较大，为了增加评分的科学性，我们在这里采用专家评分法，通过对每年的主要政策变化进行整理分类（见下表），选取了十位专家分别在对历年各项政策调整进行评估和打分，最后汇总平均就得出了中国1994年至2015年资本管制强度评分表。
将这22年的资本管制强度得分和资本金融账户收支差额放在图1中，可以看出资本管制强度得分和资本金融账户收支差额的一个总体趋势。
从图1可以看出，资本金融账户收支差额从1994年开始先保持小幅增长，但在1997年因为亚洲金融危机下降，在1998年达到最低点，后稳步增长，在2004年超过1000亿美元后，有所下跌，并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时，达到一个相对低点，后因为中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吸引了大量资本涌入，资本金融账户收支差额迅速增长，并在2010年达到一个相对高点，2010年后，资本金融账户收支波动加剧，在2012年甚至出现318亿美元逆差，但在2013年创造了3262亿美元顺差，为历年最高，随后快速下滑，并在2015年创下逆差1424亿美元的逆差。与之对应的是，对资本流入管制强度从1994年开始随着资本流入增加略有增高，从1996年开始下降，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下降幅度加大，并随着资本金融账户收支顺差稳步增加在2003年至2005年达到一个阶段性底部，后出于打击套利资本，防范“热钱”涌入的目的，资本流入管制强度有所增强，并在2010年前后达到一个高峰，随后在资本项目可兑换步伐加快的大背景下，资本流入管制强度有所下降。对资本流出管制强度走势则有所不同，从1994年开始保持了4年平稳，后因为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爆发而导致大量资本外流，资本流出管制强度迅速加大，并在1999年和2000年间达到峰值，而后随着我国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管制强度不断降低，对流出管制放松步伐明显快于对流入的管制。
3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有效性评估
影响资本管制措施达到预定目标的因素很多，其中对外经济的发展水平、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套利空间的存在都是影响管制效力的重要原因。一般来说，一国经济的开放程度越高，金融市场越发达，投机套利成本规避资本管制的可能性越大，管制措施的有效性也就越低。文章将结合中国外汇管理改革的进程，运用“储蓄―投资相关法”、从储蓄投资角度对近三十年期间我国资本管制有效性进行综合评估。
“投资―储蓄相关法”是基于实体经济中投资与储蓄间的相关性对资本管制有效性进行检验。Feldstein和 Horioka（1980）提出通过研究投资和储蓄的相关性来衡量资本流动程度，该分析方法被称为“投资―储蓄相关法”（或称为F―H模型）。其核心思想是：若资本流动受到控制，外国资本无法进入，则国内投资完全依赖于国内储蓄，则一国的储蓄与投资具有很高的相关性。若资本允许自由流动，外国资本可以进入或本国资本可以流出，则投资和储蓄的相关性将大大降低。据此，笔者提出假设1：若存在有效的资本管制，一国的储蓄与投资间存在正相关。
31数据描述和单位根检验
文章以1985―2014年中国储蓄率和投资率（图2）为研究对象，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官方数据库。其中，储蓄率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增加额与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值，投资率指资本形成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比值。
图21985―2014年中国储蓄率和投资率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整理。
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在5%显著水平下，储蓄率与投资率均为非平稳序列，且两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I（1），即储蓄率与投资率的变动率具有平稳性。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显示：储蓄率变动率是投资率变动率的格兰杰原因，而投资率变动率对储蓄率变动率不存在显著影响。
32模型构建
进一步考察投资率与储蓄率之间的动态关系，本节使用Jansen（2000）误差修正模型进行检验。模型如下：
33模型结果分析
根据模型中相关系数，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回归系数α1=100且非常显著，表明当在其他条件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当期储蓄率每发生1个单位变动，就会造成当期投资率同样单位的变动。回归系数α2=-036，表明如果上一期储蓄和投资每发生单位偏离，则当期投资发生036个单位调整。α1>α2，短期效应显著强于长期效应，说明在样本观测期内，资本流动性在短期内较弱，而在长期则会增强。这表明了中国资本管制在短期内有效性较强，在长期内则会减弱。
4政策建议
41资本管制虽然不能作为长期性的常态化措施，但是可以成为特殊时期应对风险的重要手段“投资―储蓄”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日益复杂以及外汇管理改革进程的逐步推进，中国资本管制的强度正逐渐减弱。虽然从长期来看资本管制的效果是减弱的，不能作为常态化的调控手段或措施，但是如果是短期内作为应对突发风险的手段和措施，资本管制仍然是一种重要而有效的管理手段。
42加强风险预警机制和体系建设，增强政策调控的及时性和科学性从长期、有效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来看，加强风险预警，增强政策调控的及时性和科W性必不可少。要加强各监管部门的有效信息沟通和政策配合，避免信息不对称和政策矛盾，要加强实时监测，提高预警能力并开发适合中国国情的预警体系。
43推行中国版托宾税，采用市场化手段引导资本有序流动由于资本管制往往采取直接的行政管理手段，更适宜作为一种临时性的风险应对措施，因此，从长期来看必须选取更为市场化的间接管理手段才更为有效。而实施托宾税作为一种间接管理手段，应当成为今后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主要选择手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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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大伟，翟珊珊“托宾税”国际经验做法及对我国的启示[J].特区经济，2014（9）：127-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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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何德旭，姚战琪，余升国资本流动性：基于中国及其他亚洲新兴国家的比较[J].经济研究，2006（9）：4-15
资本管制范文第2篇
关键词：资本流动 资本管制不对称
资本项目管制，是指国家通过法规和有关政策及相应的方法，对国际收支中资本项目下外汇资金的流出入、兑付及资本交易等行为和行为人实行的管制，在我国也称资本项目管理。依据三元悖论，在固定汇率体制下，资本自由流动与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相冲突。为了确保国内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改善能够提供行之有效的保障，我国对资本的进出实行相当程度的管制。此外，资本输出入管理对当前中国的外贸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民族经济的保护及金融体系的稳定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资本管制的形式及相关模型
资本管制的形式可分为，数量型管制和价格型管制，对流动方向而言可分为流入管制和流出管制。资本管制的内容从广义上讲，主要是指资本输出和资本输入的管制。资本输出管制，一般指对购买外汇、对外投资、贷款、存放国外，以及有价证券和基金的购买等方面的管制。资本输入管制，主要指对外债、境外证券融资和非居民购买本国有价证券以及引进直接投资的管制。世界各国都经历过或正在实施严格的资本管制，其资本项目的开放是与宏观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尤其是一国金融市场的成熟相一致的。国际上控制资本流动的方法包括：官方制定法律，对资本项目进行严格控制。制定相关条令，制约资本的输出入，如美国的“利息平衡税”。干预市场，调节利率和汇率，引导资本的流出入。实行事后监控。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对资本项目的严格管制已经基本取消，仅仅采取间接的方式进行统计监控和政策性引导。
出于防范金融风险、确保宏观稳定的目的，当前我国对资本金融账户仍然实行着较为严格的管制：审批和登记资本输出入，控制外债规模、目的和流向等等。1978年破茧而出的对外开放政策使得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迅速扩大，我们遵循的外资利用策略是倾向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长期投资，而对短期资本流入控制较严。前者有利于生产技术、管理经验的引入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后者则更多可能带来富有杀伤力的金融风险。此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资流入管制趋松，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FDI）逐步增大。另一方面，我国对资本流出还有着严格的管制，外资“进来容易出去难”的局面长期存在。总之，货币当局在资本的流入和流出过程中实行着不同程度的管制，称之为“资本管制的不对称”。
众所周知，资本流动量与利率差呈正相关，与资本管制程度呈负相关。若以CF代表资本流动净额（或资本项目余额），则有：
CF=CF(i-if),dCF/di>0。 （1）
其中，i 代表国内利率；if 代表世界利率水平。在线性函数的假定下，令a、b分别表示国内利率高于和低于世界利率时的资本管制水平。那么，资本管制不对称可表达为：
dCF/di=a>0 当i>if时
dCF/di=b>0 当i 根据资本流动与利率差呈正相关这一前提，a、b分别表示对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的管制水平。a>b 时，资本流出的管制水平高于对流入的限制；adCF/di=（a+b） / 2+(a-b)/2* i-if/ ( i-if) （3）
代表两种情况的资本管制不对称模型。根据（3），可得：
CF=（a+b）/2* (i-if)+(a-b)/2* i-if（4）
资本管制政策意义
近年来，我国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出现双顺差，人民币升值预期吸引了全球游资，试图进入国内投机。亚洲金融危机的惨痛教训警醒中国政府对短期游资给予高度关注，对资本流入的管制趋于严格。同时，国内优势企业为拓展国际市场加大了对外投资力度，政府也为民族企业的理性扩张提供支持，相关的资本流出都能获准。由此可以预见，短期里，货币当局资本流入管制力度大于流出管制力度也是具备其可能性的。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我们用IS-LM-BP曲线的变化来分析资本管制不对称条件下财政、货币以及汇率政策的效果。假定价格不变，则有：
Y=A(Y,i)+NX(Y,E)
M=L(Y,i)
B=NX(Y,E)+CF(i) （5）
其中，Y为总产出；i为国内利率水平; E为汇率水平；NX为经常项目余额；M为货币供应量；L为货币需求量；B为国际收支；CF为资本项目余额。
由（5）可知，dB/di = dCF/di。所以，资本管制不对称条件下BP线CF曲线类似，是一条折线。
由于我国实际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安排，故政策效果分析局限于固定汇率条件。固定汇率下，货币供给内生。
资本流出管制大于流入，即a>b
财政政策（以增加财政支出为例） 当i>if，此时资本流动的利率弹性较小，有理由假定BP曲线比LM曲线更平坦。扩张的财政政策带来政府支出增加，从而IS。线右移至IS1。此时均衡在BP线上方，国际收支盈余。由于人民币汇率固定，所以货币供给增加，LM线右移，直到三线相交（E1点），最终结果是中国利率上升，国民收入增加。财政政策产生较强的效果。当i货币政策（以货币供给扩张为例） 当i>if，BP曲线比LM曲线更平坦。扩张的货币政策使LM右移至LM1,均衡点Q在BP线下方，国际收支赤字使得固定汇率下的货币供给收缩，LM1又回到LM。货币政策无效，利率和产出无变化。当iif时相同，均衡点Q在BP线下方，国际收支赤字使得货币供给减少，均衡又回到E点。货币政策失效。
汇率政策（以人民币贬值为例） 当i>if，BP曲线比LM曲线更平坦。假定中央政府调整汇率，实施人民币贬值，当中国将固定汇率由e0贬值到e1，则BP线与IS线均右移，这时均衡点处于BP线上方，国际收支盈余。在固定汇率制下，货币供给内生，国际收支盈余使得货币供给量增加，所以LM线右移，最终三线相交于E1点。这时，国民产出增加较多，但利率变化不能确定，取决于BP与IS线移动幅度的相对大小。当iif时相同，利率变化不能确定，总产出增加。姜波克认为，所不同的是，总产出的增加幅度要小于BP曲线比LM曲线更平坦时的产出增长。因为贬值幅度相同，BP与IS线各自移动幅度也一样，但BP线斜率较小时产出的增加较之于BP线斜率较大时产出的增加幅度要更大。但笔者认为，情况并非如此，虽然产出会增加，但增加的幅度也是不能确定，取决于BP与IS线相对移动幅度以及BP与IS线的相对斜率。
资本流入管制大于流出，即a分析方法同前面类似，只是当i>if和i财政政策（以增加财政支出为例） 当i>if，此时资本流动的利率弹性较大, 有理由假定BP曲线比LM曲线更陡。政府支出增加，从而IS 线右移至IS1。此时均衡T在BP线上方，国际收支赤字。由于人民币汇率固定，所以货币供给减少，LM线左移，直到三线相交（E1点），最终结果是国内利率上升，总产出增加。当i可以看出，在相同程度的财政支出增幅条件下，iif 时更大的产出量，同时，iif 时的利率增长。
货币政策（以货币扩张为例） 当i>if，资本流动的利率弹性较大, BP曲线比LM曲线更陡。当ib）时的情况相同，无论国内利率是否高于世界利率，在固定汇率安排下，货币扩张后系统会自动恢复到原有均衡点，货币政策失效，对利率产出无影响，也与资本管制水平无关。当i>if，BP曲线比LM曲线更陡。当i两种情况下，本币贬值由e0到e1，则BP线与IS线均右移，临时均衡点处于BP线上方，国际收支盈余。维持固定汇率使得货币供给增加，LM线右移，三线重新交于E1点。本币贬值，出口增加，产出水平上升。但是，i>if和 i
参考文献：
1.姜波克.人民币自由兑换和资本管制.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2.金桩，刘海龙.资本管制不对称模型及财政货币政策研究―以资本流入管制大于流出管制为例.农金纵横，2003年3期
3.施兵超.利率理论与利率政策. 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4.吴晓灵等.中国外汇管理. 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资本管制范文第3篇
近来，由于全球过剩流动性的输入，中国无疑已经卷入了这一轮货币过剩的漩涡。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大肆渲染，使得全球资本以各种名目进行直接投资、间接投资和战略投资。以各种身份出现的房地产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还有改头换面的对冲基金，一拨一拨涌进中国。在房地产市场上，在收购兼并市场上、在股票市场上，大量各类外资和热钱进入中国市场.
除此之外,地方政府投资冲动与流动性过剩的环境结合，过度投资得到各类资金支持，推动资产价格膨胀，通胀预期上升，可能使经济失衡更加严重。
在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如此巨大变化的今天，宏观经济的管理和调控要从静态走向动态，要适时变化，顺势而为。
在美元本位相适应的全球金融体制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仍然处于弱势，短期内还很难改变这种被动应对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格局。我们可以控制的是管理资本的流入和流出。我们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同时，充分认识到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内部结构矛盾和经济失衡比较严重，流动性的大规模输入，加剧投资过度、贸易顺差过剩、资产价格膨胀，通胀的各种矛盾和经济失衡，我们不可能承接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全部后果，应保留一些资本流进流出的制度实施的灵活性。
对内针对近期比较突出的通胀预期，过度投资和过大外需推动的总需求增长是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避免总需求推动通胀的影响，保证较高的实际利率，是必要的。也就是说利率累积提升超过平均通胀水平的上升是很有必要的。
要从根本上解决贸易失衡的矛盾，必须从内部经济失衡着手。宏观经济的均衡条件必须达到一个衡等式：外贸顺差＝储蓄-投资,也就是说外部的不平衡主要原因是内部经济的不平衡。
从理论上来说，如果政府、企业和居民行为都按照经济规律正常循环，“储蓄-投资”差异逐渐缩小，最后会达到外贸平衡，进而达到国内储蓄＝投资经济的“充分就业”的整体平衡。如果贸易顺差不断减少，达到理想的贸易均衡状态，相应的外汇积累速度会明显放缓。在降低“储蓄-投资”的差异和贸易顺差的同时，消费会相应增长，更多依靠内需而不是外需推动经济增长，推动投资增长和依赖外需增长的模式向消费增长模式的转移。这是解决经济失衡问题的根本途径。
另外，要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推动全要素增长模式，包括公共职能的转移、政绩评价体系改变，也包括不断检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体制障碍和现阶段已经不相适应的政策等，以制度改革、自然生态恢复和环境保护成本下降、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靠不断加大固定资产投资来促进可持续增长。
近期尤其需要注意的两点是：
资本管制范文第4篇
[关键词]商业银行 资本监管 风险控制
一、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现状
资本监管是当今世界监管当局对商业银行实施审慎监管的核心内容之一。我国于2004年制定和颁布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初步构建了我国的银行资本监管制度框架,并推动了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和抵御风险能力的全面提升。但其所体现的监管理念仍然停留于1988年巴塞尔协议所确立的单一资本充足率考核指标上,并未全面考虑金融创新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商业银行内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制度安排和设计存在局限性。针对这些情况,本文从加强资本监管弹性、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加强信息披露等多个方面提出了完善我国银行资本监管制度的策略和方法。
二、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制度存在的问题
1、资本监管制度存在设计缺陷
目前,我国监管当局按照资本充足率达到8%的考核标准,对我国各类商业银行实行统一资本监管。这种单一的制度设计很难符合各个银行的不同的资本状况,因此,虽然这种监管制度在初期对促进商业银行达到资本充足标准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做法忽视了各类商业银行在经营规模、资本结构、经营状况和风险管理能力等方面的差异,从长远来看不利于监管当局对商业银行抗风险能力进行准确判断,更难以利用其对银行业务进行分类指导和监管。资本监管的设计缺陷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管理办法》在指标设计上过于简单,容易导致监管资本套利行为。现行的《管理办法》中只使用了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两个指标来衡量银行资本充足程度,指标数量过少,容易使银行机构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方式进行监管资本套利,从而掩盖真实的资本状况。其次,《管理办法》未将操作风险纳入资本监管范围。近年来,来自银行系统内部的操作风险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商业银行最大的风险隐忧。但《管理办法》并未将操作风险纳入资本监管范畴,我国商业银行普遍都未提取操作风险资本。第三,《管理办法》对市场风险资本提取不足。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我国银行业面临的市场风险不断加大,而目前只有极少数银行提取了市场风险资本。第四,《管理办法》对信用风险权重的设置不够全面,存在很多不合理之处。如:缺少对零售业的债权以及逾期贷款、高风险债权的规定;在风险缓释处理上未规定抵押品风险权重的底线。
2、整体监管水平偏低
第一,从监管结构方面来看,银监会的监管资源与其监管对象的发展水平不适应。证监会目前只在各省会城市及个别其他城市设立了派出机构,保监会在全国设立31个派出机构,对于监管所需力量来说都比较缺乏。第二,在监管重心方面,银行业监管表现为重市场准入管理,轻持续性监管,重合规性监管,轻风险性监管。证券业监管重市场准入,还无力顾及监管对象经营合规性和风险性的检查。保险业的监管表现出重行为监管,轻资本监管的倾向。第三,监管人员的素质和能力偏低,我国在金融监管中存在着监管理念保守、监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和复合型人才匮乏的情况,某些监管者的不作为和腐败行为也严重影响着资本监管的效率。
3、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
第一,市场约束力不足。由于银行业属于政府信用潜在担保的特殊行业,以及对不利信息披露会造成机体羊群效应的担忧,监管当局对银行信息披露的要求不高,各银行也缺乏动力分析自身的风险状况。第二,信息披露质量存在差距。目前,我国各家银行的资产负债分类有很大的差别,资产质量五级分类准确性不高,对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各项准备的计提也不尽相同,造成财务信息缺乏可比性和不透明。第三,信息披露的广度和深度不够。《管理办法》规定,资本充足率的信息披露包括风险管理目标和政策、并表范围、资本和资本充足率、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等五个方面的内容,从广度上看,披露的项目相对较少。从深度上看,信息披露没有涉及具体资本构成要求,且定性定量较少,并缺少对非财务信息的披露。
4、缺乏有效的存款保险制度
我国虽然未建立显性的存款保险制度,但政府一直实行着隐性的存款保险制度。无论是剥离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还是向它们注资,以及向被关闭银行机构提供再贷款偿还私人债务,都可看作是政府为国民提供了一种变相的存款保险服务。这种隐性存款保险制度隔断了各银行资金运用收益和资金筹集成本之间的制衡关系,使资本监管的作用缺失。
三、完善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制度的策略
1、实行弹性资本监管
银行的规模、资产风险程度以及一国经济环境等都会对银行所需的资本数量产生影响。从我国目前的金融环境看,各银行资本充足率基本达标,应该考虑推行弹性资本监管。实行弹性资本监管,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实行弹性资本充足比率。对不同性质、不同规模、不同资产结构以及不同内部控制水平的商业银行应设定不同的风险资产的权重,同时分层次规定不同的最低资本充足率比率要求,从而在实质上设定更加适宜的资本充足率比率标准。第二,要保证监管的有效性和差异性。对于公司治理比较完善的商业银行,可以完全按照资本监管一般原理实施监管,对公司治理不完善的商业银行,应该引导和加强其内部管理和风险控制,强化市场的约束作用。第三,加强对商业银行资本状况的评估。在评价资本充足状况时,监管当局应查明银行资本金水平是否符合有关量化标准,对一些定性要素进行评价。
2、全面提高资本监管水平
(1)构建科学的资本监管模式
我国监管部门可借鉴综合监管与多头监管并存的监管模式,将中央银行设立为负责金融控股公司集团整体监管的综合监管机构。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在现有的分业监管职责上根据功能监管原则增加对金融控股公司集团下子公司的监管职责。由中央银行负责三会之间的协调工作,建立三个监管主体之间的磋商和协调机制。对于专业性金融机构,仍根据其主营业务分别由三会分头监管。但其经营过程中涉及的交叉业务和交叉性金融衍生工具可由中央银行根据业务的服务功能性质来指定相应的监管机构进行监管。
(2)适时转变监管方式
一方面,要将监管方式由合规性监管向风险性监管转变。首先,规定的资本金规模要和资产中包含的风险相匹配,实行资本监管。其次,要严格执行准备金制度,以确保资金的流动性和偿付能力。第三,必须在金融机构内部建立起风险预警和防范机制并监督和检查其运行,评定风险等级,强化机构的风险防范意识。此外,还要尽快建立和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对金融机构吸收公众存款实行强制保险,以防范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将静态金融监管变为动态监管,主要包括:变事后控制为全程控制,注重事前防范,一旦出现问题及时发出预警从而化解风险。健全会计审计制度,加强信息的披露,增加市场透明度。充分运用现代化的监管技术和手段,提高信息的获取和整理能力。
(3)建立有效的商业银行检查和监测体系
要进一步完善对商业银行的现场检查操作规程,制定统一的现场检查手册,对检查范围、频率、内容、程序等进行具体规范,强化后续现场检查,对以往现场检查发现的问题进行跟踪并督促整改,并建立外部审计的沟通机制,充分发挥外部审计对监管工作的补充作用。此外,要建立统一规范的非现场监测工作标准和程序,明确监管信息要求,增强非现场监测的分析、预警、指示功能,提高资本监管的效率和水平。
3、构建和完善信息披露体系
第一,要统一信息披露标准,推进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在推进实行新会计准则的过程中,应鼓励商业银行对一些重要指标,如资本充足率的计算、贷款损失准备金的计提和资产证券化等,按照新准则的要求重新确认后进行信息披露。第二,要逐步引入市场约束机制,增强银行监管的有效性。鼓励社会权威中介机构建立对商业银行的评级制度,使稳健经营的银行能以更为有利的价格和条件从投资者、债权人、存款人和其他交易者手中获得资金,而风险程度高的银行筹集资金时必须支付更高的风险溢价或提供额外担保。第三,加快构建独立审计与内部审计相结合的监督体系。发展和完善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确立权威中介机构的独立审计职能,提高商业银行会计信息的可信度及与国际大银行信息披露的可比性。第四,充分利用网络信息化技术,加快商业银行数据库建设和信息系统建设。构建金融监管电子网络系统,通过积累和完善数据资源,不断提高数据信息资源的开发、产生速度和利用程度,以保证对外信息披露数据的统一性和实效性。
4、建立完备的存款保险制度
存款保险是指为从事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建立专门的保险机构,当金融机构面临支付危机或经营破产时,保险机构向其提供支持,或者代替破产机构在一定限度内对存款者给予补偿的制度,目的是为金融体系提供一定的制度保障,防止存款者因个别金融机构的支付危机而造成挤兑,引发银行恐慌和金融危机。长期以来,由国家承担对银行信用担保以及资本注入的作用,激发了银行经营者的高风险投资欲望,进而降低了资本监管对提高银行抵御风险能力的作用发挥。因此,以存款保险制度代替国家的声誉担保,是银行资本监管制度完善的必然要求,这样能够有效促进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的市场化,提高资本监管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起草小组.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资本监管制度[J].中国金融,2004(16)
[2]罗平,王胜邦.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国际经验[J].中国金融,20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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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耿亚梅.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银行信贷风险成因分析及治理[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5(13)
资本管制范文第5篇
山寨现象的本质是民营资本的商业投机，山寨文化的本质是草根文化，这决定了山寨机只能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不能融入到手机产业正常的生态系统中来。然而，MTK“破坏式的创新”搭建了民营资本玩弄主流产业的舞台，赋予了山寨机叫板品牌厂商的实力，也为山寨文化注入了挑战主流商业文化的勇气。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山寨机异军突起的诀窍有三，一是机海战术，二是低价，三是市场反应速度快，这三点都与山寨机特有的运营手段息息相关，因而不可能是对手机行业本质的诠释。依托于深圳在手机行业的产业集群效应，山寨机集成速度惊人，在价格上也占有优势；另外，由于山寨机不送检，因而可以大批量推出新产品，在产品推出的数量和速度上都远远超过了正规手机品牌。由此可见，山寨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民营资本在特定的行业政策管制下的投机成功，而不是源于山寨机对手机行业本质的理解和把握，但即使这样，山寨机现象仍然是手机行业值得研究的经典案例。
与山寨机相比，正规品牌的手脚受到束缚，在价格、成本和速度上与山寨机相比就输在了起跑线上。牌照制度曾经是保护手机产业玩家利益的防火墙，然而当具有投机特性的民营资本冲破了牌照制度的樊篱，使原先在牌照制度掩盖下的既得利益分配体系遭到摧残和颠覆，传统国产品牌接连倒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