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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之眼》从慰安妇后代的视角来看待“慰安妇”问题,通过祖孙三代的相遇、相认、相爱,横跨时空,开启一个特殊群体――“慰安妇”的史诗生命档案。这是“慰安妇”题材电影首次登上大银幕与全国观众见面。电影以三代人的眼光再现战争时期“慰安妇”的史实,不仅大胆披露“慰安妇”们被蹂躏摧残的非人惨象,同时也将历史延伸到“慰安妇”的家庭以及后代――在“慰安妇”耻辱的阴影笼罩下,他们的生活状态更加引人深思和同情。
电影以其特有的影像方式揭开一段对于中国人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的耻辱史,走进影厅,在银幕上重温那些交织着血、泪与生命的画面,能做的只有正视,正视战争的残酷,侵略者的暴行,同胞的苦难,正视那些我们不愿再触碰但永远也无法也不能遗忘的历史的本来面目。铭记,让我们铭记那段中国的血泪史,中国女性的耻辱史。铭记是为了更好的控诉,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惨绝人寰的罪行,日本当局必须要正视那段历史,要为中国女性道歉。
在观看影片之前跟导演吕小龙有过短暂的交流,《黎明之眼》的诞生就是为了让中国人清晰的铭记那段历史,也要让日本当局正视那段历史为曾经的罪行赎罪。“慰安妇”历史是留给中华民族的伤痕,全景呈现那段不堪回首的真实岁月,铭记不能忘却的民族记忆。电影画面中,日本军队大规模入侵,男人惨遭刺杀,女人则被迫充当“慰安妇”,残暴的日军甚至连幼小的女童和羸弱的老人都不放过……黑暗岁月,借战争之名,让生灵涂炭。
岁月的脚步匆匆走过60年。黄河边上的硝烟已随风而散,历史仿佛已经远去。但是,从卢沟桥头卷起的那场战争留下的教训却是刻骨铭心的。对于中华民族来说,那是永远的国耻,永远的奋争,也是永远的追思。
历史是一面映照现实的明镜,也是一本最富哲理的教科书。将那段历史仅仅理解为灾难与愤怒,而不从中寻找其内在逻辑,理解其复杂性,则同样辜负了那些身经灾难的一代人的流血付出。”
那段历史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悲痛欲绝的哀伤、洗刷不尽的血泪、永志追思的英烈和伟岸壮阔的史诗,更是追求和平的渴望、永不再战的期盼、强国富民的决心、和睦邻友邦的祝愿。
落后就要挨打
血色黄昏:偶然背后的必然。
68年前,一个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的日子——1937年7月7日,枪炮声震惊了卢沟桥。日军以士兵失踪为借口,要强行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拒绝后即枪炮相加,全面发动。英勇不屈的中华民族也开始了长达8年的全民抗战。
“”仅仅是近代日本侵华野心的总爆发。在此之前,日本已经对中国这块富饶的土地相视已久。早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在建立近代天皇制的同时就制定了以鲸吞中国为核心的所谓“大陆政策”,在之后的70多年里,日本曾发动了14次侵略战争,其中多次是对华战争。1894年蓄意挑起中日,迫使战败的清政府签订《》,割让辽东半岛、台湾与澎湖列岛;10年后又在我国东北土地上发动日俄战争,强迫清政府承认日本在东北的势力范围。“进入大陆”的迷梦、畸形膨胀的野心,使得这个受中国传统文化恩惠最重的国家成为近代以来祸害中国最深的国家。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抛出了对华侵略总战略: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趾高气扬的日本,已掩饰不住要彻底征服中国的野心。
“9.18”这个国耻的日子也同时提醒我们,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对于国家和民族振兴是何等的重要。我们曾经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一个宏伟的计划,中华民族在经历了自1840年以来的屡次屈辱之后,无数仁人志士,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为的就是这一目标。但是,每当外敌入侵之时,也是我们的民族凝聚力最脆弱之时,各自称王,各霸一方,内部矛盾重重,这也给别人入侵创造了条件。由此观之,实现民族复兴,如果国家不统一,民族不团结,实现这一目标肯定是一句空话。“9.18”是一个历史的教训,如果你是一个中国人,这个日子你记住了吗?可是,记住了又能怎么样?笔者以为,不仅仅是记住,每一个中国人要的是从自己做起,你为这个国家和民族做了些什么?还打算怎么做?你最起码是一个爱国者,然后,你是一个建设者。爱你的国家,爱你的民族,为她添砖加瓦。国家统一强大,民族团结兴旺,看天下谁能敌?
国耻象大山一样压在中华民族的头上,压得几亿人民透不过气来,也在我们这些少年人心灵里灌注了铅一样沉重的忧愁和哀伤,中国,我们古老的中国,生我养我的中国,地大物博却遭人欺凌宰割的中国,什么时候才能挣断身上的屈辱锁链,铁骨铮铮地站起来啊!
整个八年抗战期间,侵略者的铁蹄践踏蹂躏祖国的胸脯,其中有几年在上海这个“国中之国”中,也看到英国,美国士兵耀武扬威地走在马路上,外国军舰在黄浦江上任意来去……只有尝尽失去自由和被压迫的滋味,才能深切地懂得“勿忘国耻”这四个字的含义。现在,每当唱起“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时就会联想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句古训。
多少年风雨沧桑,河山巨变,我们的祖国早已摆脱了屈辱和苦难。然而,我们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许多发面还处在落后地位,落后是现实,安于落后就是可耻了神州大地的一些角落里,权欲观念,愚昧思想,腐败堕落作风,惟利是图,崇洋……种种可鄙的现象,更使正直的人感到可耻。也许这些可以算作新的“国耻”吧,这些有损国格,有损中华民族形象的“国耻”,我们一天也不能容忍!
回顾这段以人力和火力相拼的历史,我们除了对血肉拼搏的感动,更有对实力不济的无奈。在强大的物质力量面前,精神力量固然可贵,但总呈现出一种苍白无力的悲壮。曾对那场战争感慨: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实力政策,对付帝国主义却不能不讲实力。只有在国家总体实力包括军事实力方面能追赶上世界水平,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落后就要挨打,自尊必先自强,发展需要安定。这,就是那段屈辱与悲壮同行的历史留给我们的最为深刻的启示。
历史的风尘掩盖不住岁月的痕迹,当年的星星之火已经燎原,我国日益强大,繁荣富强,是谁换来的?没有错,正是革命先烈,是他们用身躯为我们的幸福铺路,是他们用鲜血为我们的未来造桥,没有他们,又岂会有我们的今天?
还记得,他们在风雨中生存,在血与火的考验下,在战火连天,硝烟四起的战场上,他们,无所畏惧,大义凛然前仆后继,,,江姐,一个个烈士相继倒下了,可是,明天,依旧会有别人站起来,为人民而战,为中国而战!
“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不必说什么,我们的圆明园便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第二次期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10月6日,占领圆明园。从第二天开始,军官和士兵就疯狂地进行抢劫和破坏。为了迫使清政府尽快接受议和条件,英国公使额尔金、英军统帅格兰特以清政府曾将英法被俘人员囚禁在圆明园为借口,命令米切尔中将于10月18日率领侵略军三千五百余人直趋圆明园,纵火焚烧。这场大火持续了三天三夜,使这座世界名园化为一片废墟。
雨果曾这样评价:“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洗劫,另一个放火。似乎得胜之后,便可以动手行窃了……两个胜利者,一个塞满了腰包,这是看得见的,另一个装满了箱箧。他们手挽着手,笑嘻嘻地回到了欧洲。将受到历史制裁的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他们共同‘分享’了圆明园这座东方宝座,还认为自己取得了一场巨大的胜利!”这段话代表着千百万正直人的心声。
同样,让我们刻骨铭心的还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华日军于1937年12月13日攻陷中国的南京之后,在南京城区及郊区对中国平民和战俘进行的长达6个星期的大规模屠杀、抢掠、等战争罪行。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的有关判决,在大屠杀中有20万以上至30万以上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杀害,南京城的三分之一被日军纵火烧毁。
《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中写道:“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他们“单独的或者二、三人为一小集团在全市游荡,实行杀人、、抢劫、放火”,终至在大街小巷都横陈被害者的尸体。“江边流水尽为之赤,城内外所有河渠、沟壑无不填满尸体”。
那三天三夜的大火,那一场起心动魄的屠杀,教会了我们什么是耻辱,什么是践踏的尊严,更是告诉我们,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人,落后了就要挨打!
以“永远的莎士比亚”为主题的第三届中国国家话剧院国际戏剧季,促成了《明》的诞生。对长期致力于舞台表现形式探索的田沁鑫来说,如何在莎士比亚“大前提”下做足文章、做足风格,是她“向莎士比亚的戏剧精神致敬”的最佳方式。
莎士比亚的很多悲剧作品,曾被作过喜剧化、现代化的大胆移植,惟《李尔王》是个例外。此次,话剧《明》将李尔王的故事移植到中国明朝,并在形式上显得更为自由、轻松、喜悦和幽默。为更好地搭建起《李尔王》与《明》之间的桥梁,李尔王的三个女儿被大明皇帝的三个儿子替换。大明皇帝为传位的问题极为忧虑,太监于是向他推荐了莎士比亚讲述有关退位与传位的作品《李尔王》。由此,《明》与《李尔王》发生亲密纠葛,继而在“分江山”这同一命题下走向了完全不同的结局――李尔王分出了江山,遭遇了命运的曲折;而大明皇帝是“三选一”,择其强者王之,天下却还是“合”的。由此看来,话剧《明》是借莎士比亚《李尔王》之形,讲大明王朝的“那点事儿”,或更明显地说是讲中国人伦道德的“那些事儿”。
从这个角度看,与其说《明》是有创意的莎士比亚改编剧目,不如说它是一台以想象力和表现力为主的创意话剧。莎士比亚剧作精神的烘托,让观众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印象更为深刻。
《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是话剧《明》的编剧。至于为何选择这一位很红却连一部话剧都没看过的作家,田沁鑫表示说,她正是看中了当年明月对明朝历史的了解,其文字又比较轻松活泼。话剧延续着小说的调侃,半文半白的台词在字里行间透着明月味儿。当然,舞台效果还是田沁鑫的。“导演需要考虑观众和舞台之间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这是我一直喜欢研究的课题。”田沁鑫说,《明》的舞台结构始终具有“间离”效果,包括将演员台下暂歇的“落脚点”也安排在舞台上,通过“间离”营造出犹如在排练场一般的舞台形式。
“排练场戏剧”对于田沁鑫来说已是驾轻就熟。在她的作品《红玫瑰・白玫瑰》、《赵平同学》中,都有类似的尝试,但此次《明》如此大舞台的表现,则是“大胆而空前的”。演员在这样的结构下需要完成“双面夏娃”的任务――在自身和角色间穿越,在莎剧和《明》剧的角色间转换。
聚光灯下,表演人物;走出光影,变回自我。这种表演方式在观众和专业人士中引起不小争议,有觉得“有新意”的,也有认为“太随意”的。田沁鑫则认为,这是一种充满了游戏感的中国式舞台呈现,相信观众是很能分清这“台上”、“台下”的区别的。她说,现在大多数作品给观众看什么就是什么,是强迫性的;而她希望直接与观众交流。
出戏、入戏,跳进、跳出,在戏服与便服之间转换角色,这样的结构注定会给演员带来很大难度。主演郝平和陈明昊两人,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和国家话剧院的“台柱”,在剧中分别扮演老皇帝和三皇子。一南一北两位实力派演员不约而同地感言“这戏难演”,排练常常延续到凌晨4点。陈明昊扮演的三皇子不但有大段独白,还有许多动作场面,“这个戏对体力的要求太大,加上每天不停歇地排练到凌晨,每个演员的精神和体力都几乎透支。”“这是我排过的最难的戏,我们到现在还在尝试新的表演、交流方式。”演过多部黑色幽默戏剧的郝平,也感慨自己“误上贼船”:“太难了!排《秀才与刽子手》时,我觉得突破了自己的极限,现在以为演个皇帝能舒坦点儿,没想到导演是要故意折腾这个可怜的老皇帝,让演员和角色一起‘不得安生’!”
即便很难、很累,但“排练场戏剧”还是让这两位演员大呼过瘾,得到了极大的自由度和发挥空间。“郝平,你休息的时候就睡吧。”休息的时候,田沁鑫给演员的要求,就是真的休息。然而,郝平“真找不到休息的感觉,休息的感觉其实还是像在演戏。直到最后,在一场场的演出中才真正学会了放松。没轮到我表演的时候,我就坐在台上观察观众;到我了,就继续表演。”这是他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演法,这种演法让郝平觉得自己在舞台上有了更多“当家作主”的感觉。“演这个戏时,我并不只是将排练时的一套套既定的程式拿出来,而是要有我作为演员的‘活’的东西在里面,我由衷感到了一种表演的愉悦感。”出戏、入戏的自如感让演员的状态得到提升,“在《明》的舞台上,你会发现许多火花的片段其实都来自演员即兴发挥。它让演员能琢磨演点什么,给观众看点什么,这就是这种形式的生命力所在。”郝平说。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骄傲自满是我们的一座可怕的陷阱;而且,这个陷阱是我们自己亲手挖掘的。
只有一条路不能选择——那就是放弃的路;只有一条路不能拒绝——那就是成长的路。
(来源:文章屋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