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诗格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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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诗格律范文第1篇
1．引言
1．1汉语格律诗的界定
本文拟谈汉语格律诗的英译，那么什么是“汉语格律诗”呢？
根据王永义编著的《格律诗写作技巧》，格律诗又称近体诗，是在字数、韵脚、声调、对仗各方面都有许多讲究的诗。它规定诗有定句，句有定字，字讲平仄，严格押韵，而且律诗的中两联要对仗等。格律诗分绝句、律诗、排律三种。绝句为四行体，律诗为八行体，排律为十行以上的长篇体。
格律诗的成熟期在唐朝。下文中所叙述汉语格律诗的翻译方法大致为唐诗的翻译方法，所举的例子多为唐诗中的绝句与律诗。
1．2唐诗英译历史
关于唐诗英译的历史，马祖毅先生在他的《汉籍外译史》中有详细的论述。在这本书中，他分别谈到了英国、美国、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几个国家翻译介绍唐诗的情况。其中英国、美国这两大英语国家的情况介绍得尤为详细，在此笔者不再赘述。
1．3“方法”（method）一词的界定
关于“翻译方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和分类。除了经常提到的“直译”和“意译”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分类法。例如，德莱顿（John Dryden）在他的Preface to Ovid’s Epistles中提到了著名的翻译三分法，即逐字译（metaphrase）、意译（paraphrase）和拟作（imitation）。他认为逐字译和拟作这两个极端都应避免，正确的方法是介于两者之间，即意译。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在他的《翻译教程》（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中提到了八种翻译方法，即词对词翻译（word-for-word translation）、改写（adaptation）、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意译（free translation）、忠实性翻译（faithful translation）、地道的翻译（idiomatic translation）、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和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一些中国的翻译理论家也有他们自己的分类法。如张今教授在他的《文学翻译原理》一书中提到了历史上的三种主要翻译方法，即自由主义的翻译方法、现实主义的翻译方法和形式主义的翻译方法。
至于诗歌翻译，人们也提出了不同的翻译方法。比如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在他的《诗歌翻译：七项策略及方案》（Translating Poetry:Seven Strategies and a Blueprint）中提到的七种翻译法，即音位翻译法（phonemic translation）、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韵律翻译法（metrical translation）、散文翻译法（poetry into prose）、押韵翻译法（rhymed translation）、无韵诗翻译法（blank verse translation）和口译（interpretation）。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的陈善伟（Chan Sin Wai）博士在2000年第4期的《翻译学报》（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上发表的文章“Standards and Methods in Poetry Translation“中提出六种诗歌翻译的方法，它们是：音位翻译（phonological translation）、押韵翻译（rhymed translation）、散文翻译（prose translation）、韵律翻译（metrical translation）、口译（interpretation）和无韵诗翻译（blank verse translation）。
在本文中，笔者将根据许渊冲在《中国翻译词典》“诗词英译简史”一条中所说，把汉语格律诗英译的方法归纳为四种，即以韵体翻译的格律派、以自由诗体翻译的散体派、根据原诗内容进行创造性改写的创译派和散文诗译法。
2．汉语格律诗英译的四种方法
2．1以韵体翻译的格律派
以韵体翻译汉语格律诗的翻译家以英国的翟理斯、中国的许渊冲为代表。
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Giles，1845-1935）是格律派的代表。他在翻译汉语格律诗时采取直译押韵的诗体形式。评论家认为他译的唐诗是那个时代最好的诗，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请看他译的杜甫的五言《绝句》：“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
White gleams the gulls across the darkling tide，
On the green hills the red flowers seem to burn;
Alas! I see another spring has died...
When will it come――the day of my return?
译者采取直译法，忠于原作风貌。该诗一、三行用韵，二、四行也用韵，每行五音步。在译诗中既很好地传达了原诗的内容，同时也较好地传达了原诗的形式。
许渊冲先生在长达几十年的翻译实践中，先后出版译著50余部，其中大部分是古典诗词的汉英翻译。他主张以格律体译诗，请看他译的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From hill to hill no bird in flight;
From path to path no man in sight.
A lonely fisherman afloat
Is fishing snow in lonely boat.
译文采用AABB韵脚，第一、二行每一个单词都对仗，且都是单音节词，末尾的“flight”与“sight”又相对称。译文展现了原文的意美、音美、形美。
2.2以自由诗体翻译的散体派
以自由诗体翻译汉语格律诗的翻译家以英国的韦利、中国的杨宪益为代表。
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翻译唐诗的方法，与翟理斯大不相同，他的翻译方法是依据原文逐字逐句直译，而不是意译，采用不押韵的自由形式，而不用诗体的押韵形式，他认为译文如果勉强凑韵，势必损害原文。他不求格律，用词简朴精炼，虽采用自由诗体，但仍旧注意一定的形式与节奏。他对汉语和古典中国文化的理解，他自幼所受的良好的文学教育和良好的语言和文学的感觉，使他的译作富有诗的感觉，文体明净，语言充满活力。他最好的一些译作，往往使人浑然不辨其为译作。例如李白《春日醉起言志》中的前四句:“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所以终日醉，颓然卧前楹。”韦利的译文是:
“Life in the World is but a big dream;
I will not spoil it by any labor or care.”
So saying，I was drunk all the day，
Lying helpless at the porch in front of my door.
译诗既忠于原作的意思，在英语表达上又保持了一贯的明晰流畅，使英语读者对之油然而生一种亲切感。
杨宪益先生用自由体译诗。他十分强调忠实，认为翻译时不可作过多的解释，应尽量忠于原文形象，既不要夸张，也不要夹带任何别的东西。评论家认为他与戴乃迭合译的《唐宋诗文选》（Poetry and Prose of the Tang and Song）“把散体译文推到了空前的水平”。他的译文简单明了，朴实无华，自然流畅。请看他译的杜牧的《赠别》：“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Intimacy too deep for words，
Silent gazes across a wine glass
Even the candle shares our grief at parting
And sheds slow tears until dawn.
译者忠于原文的字面意义，译文所用的词语均为日常用语，如deep，share等更是习用常见的口语。译诗读起来似乎比原诗更为精练、上口。
2.3根据原诗内容对汉语格律诗进行创造性改写
根据原诗内容对汉语格律诗进行创造性改写的翻译家以美国的埃兹拉・庞德为代表。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3）1915年出版了英译中国古诗《神州集》，共收英文译诗十八首，实际包括中文原诗二十二首。书名Cathay下面有一条说明:“For the Most Part from the Chinese of Rihaku，from the Notes of the Late Ernest Fenollosa，and the Decipherings of the Professors Mori and Ariga.”庞德根据的是一个素未谋面的美国学者费诺罗萨学中国古诗的笔记，而费诺罗萨的笔记，又是在日本听日本学者讲解时作的。可见庞德译中国诗的途径多么曲折。
由于庞德本人不懂汉语，而他翻译《神州集》的途径又是如此曲折，他的诗歌译作翻译得很不忠实，所以有些评论家认为根本不能算是翻译。美籍华人学者James J.Y. Liu将《神州集》斥为“自由创作式的翻译”的极端。翻开庞德的译诗集，再对照相应的中国古诗，庞德的一些译诗确实存在很大的偏差。如庞德所译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Ko-Jin goes west from Ko-keku-to，
The smoke-flowers are blurred over the river.
His lone sail blots the far sky，
And now I see only the river，
The Long Kiang，reaching heaven.
将“故人”误译为人名，“黄鹤楼”音译（日文读音）为地名，时间（三月）、地点（扬州）都给漏译了，全诗中突出的意象是“长江”，连诗题也给改为“Separation on the River Kiang”（《江上送别》）。
2.4以散文形式翻译汉语格律诗
以散文形式翻译汉语格律诗的翻译家以翁显良（1924-1983）为代表。
翁显良出版有《古诗英译》（1985），该书是散文诗译法的杰作。他在《古诗英译》小序中说：“……译诗的难处，在于再现形象和改创声律。再现形象，不能背离诗人的本意，……然而再现绝不是临摹，似或不似，在神不在貌，不妨得其精而忘其粗……至于声律，语言不同，自然要改创，更不必受传统形式的束缚，押韵不押韵，分行不分行，一概无所谓，……可是，长短轻重，抑扬缓急，都要随义而转，却也不怎么自由。”所以他把古诗译成再现原诗形象的散文诗。以下是他用散体译的杜牧的《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Autumn Glory
Off the main road runs a narrow stone path，winding，climbing，vanishing into the cloudy heights where perch a few tiny cottages．
Here I pull up my carriage，entranced．For the twilit mountainside is ablaze with crimson maples more vivid than spring flowers。
译者采用散文体，不用韵。他也不一行对一行、一词对一词地译，而是完全将自己对原作的充分感受彻底融入到了译诗这一艺术空间，仿佛译者就是作者本人一般。
3.结语
法国有一句谚语“la vérité est diverse”（truth is diverse），有一位英国诗人这样写道：“Beauty is truth and truth beauty.”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la beauté est diverse”（beauty is diverse）。这句话也适用于汉语格律诗英译的各种方法。汉语格律诗可以比作一座美丽的山峰，而各种不同的汉语格律诗英译方法只是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在看这座山峰。我们相信汉语格律诗英译的方法越多，译文越多，也越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了解汉语格律诗这座美丽的山峰。
参考文献：
［1］Chan Sin-wai & David E.Pollard.An Encyclopaedia of Translation.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5.
［2］Giles，Herbert A.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Verse. London:Betnard Quaritch，1898.
［3］Lefevere，André.Translating Poetry:Seven Strategies and a Blueprint.Assen/Amsterdam:Van Gorcum，1975.
［4］Newmark，Peter.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5］Waley，Arthur.170 Chinese Poems.London:Constable and Company Ltd.，1986.
［6］林煌天.中国翻译词典［Z］.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7］刘象愚.从两例译诗看庞德对中国诗的发明［J］.中国比较文学，1998，（1）.
［8］吕叔湘编注.中诗英译比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2.
［9］马祖毅，任荣珍.汉籍外译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10］王永义.格律诗写作技巧［M］.青岛出版社，2003.
［11］翁显良.古诗英译［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12］许渊冲.如何翻译诗词――《唐宋词选》英、法译本代序［J］.外国语，1982，（4）.
［13］许渊冲.汉英对照中国古诗精品三百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4］杨宪益.略谈我从事翻译工作的经历与体会［A］.金圣华，黄国彬主编.因难见巧――名家翻译经验谈［C］.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
律诗格律范文第2篇
从古至今,诗:如清澈的一股暖泉,滋润着人们的心田，而且这股暖泉，永流不息,永盛不哀！诗人们通过不断的提取前人的写作精髓,到了唐代,诗,达到了空前的盛况.涌现出大批杰出的诗人.是他们，把诗推向了文坛的顶峰.而由先人们奠定的绝律诗,更是中华的魂宝.它运用平仄、押韵、 对偶来达到整齐错综之美 抑扬之美和回环之美。
时代在进步,一切在改变。1300多年后的今天,汉字在读音,结构上发生了好多变化,以前的繁体字换成了简体字,以前的字靠教书先生一个个的教，学生们只能一个个的死记。到现在有了拼音,不认识的字，只要翻翻字典，便一目了然。应该说，这样更方便了人们学习.然而这进步中,也残留有一些漏洞，有许多生僻字，现在渐渐的被人们所遗忘了。有好多字，声调在进步中被改变了。这对于写古诗的初学朋友来说,造成了许多不便.我也是一个格律诗初学者,在学写诗词的过程中,碰到好多次这样的情况。所以说，我们现在写格律诗，有很多地方不好撑握，我想，能不能改变格律诗中的一些小细节，让大家更容易学好格律诗和写好格律诗。我把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和见解写出来，供大家讨论。
一）声韵上的改变。
诗词声韵，就是格律诗中字音的声、韵、调。
1、四声。古代以平、上、去、入四字作为各类的调名，总称四声。按现代标准，其中平声为现在的一、二声，上、去为现在的三、四声。而入声，则里面一、二、三、四声都有。如入声，一屋：“屋”、“木”、“竹”、“卜”等等，其中，“屋”为一声；“竹”为二声；“卜”为三声；“木”为四声。这一点，是现代人不太看好的，也是最不好记的。以我看，入声里字的读音，对初学者来说，这是最不好撑握的，为了让更多人学好写格律诗词，能不能把入声字归入现代的一、二、三、四声。这样，大家写诗时就不用老记着还有入声要注意。这更方便大家写诗了。如果能改的话，写诗时，就去了一个不必要的程序。
2、平仄。平仄是汉字的声调，旧时，平指汉语四声中的平声，仄指汉语四声中的上、去、入三声。旧诗赋及其他韵文中所用的字音，平声与仄声相互调节，使声调协调，谓之调平仄。如果把入声分别按现代拼音 归入一、二、三、四声里，再以一、二声为平，三、四声为仄的标准定格。那写格律诗就省了好多不必要的手脚，那《格律校验》就要退休了。这样的好事，大家为什么就不愿意改哩！
3、押韵。韵，古为“均(yun)”，意即和谐的声音。格律诗押韵，一般韵部须相同或相通。为了检查诗词句末和联末押韵与否，古人编著了不少韵书。供大家参考。然而，按现在拼音标准来衡量，古代的一种韵里面，有时一种韵味里藏有两种读音。如上平，十一真：真、因、茵、晨、人、宾。。。。。。等。其中，真、晨、人韵部为en;而因、茵、宾韵部为in。还有一种情况，明明是一种韵，却要把它扯开，变成二种韵，如上平，十二文：分、焚，斤，筋。。。。。。等。也是一部分为en。一部分为in。既然这样，为什么不把en韵划入在一起，再把in韵也入同款，这样更加方便大家好记啊！
二）生僻字的改用。
在学习古代诗词时，常常会碰到好多不认识的生僻字。这也是现代人读诗中的一大障碍。如张九龄所写的《感遇》；“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里的“葳蕤”二字，现在一般很少有人用。第一次读这首诗时，这两个字我也不认识，更谈不上能知道字的意思了，最后翻了字典，才知道读weirui,是草木茂盛的意思。何不用“含娇”两字，这样用拟人的方法，更能把兰叶的那种娇嫩翠绿表达的淋漓尽致。格律诗词，它不像散文化那么柔和感人，一看就懂；也不像小说那样情节生动，引人入胜；它所表达的一种深沉的意境和暗藏的喻意。它所要表达的意思，要在那短短的几十个字里得到充分的体现，所以说诗不好写。可诗写好后，能让人看得懂诗意，也是很重要的，如果生僻字多，诗意又深，一般人看不懂，可以说，这是写诗的一大遗憾。现在青年人，没有几人喜欢古诗，原因有多种，其中诗里的字难认，诗意太过隐藏也是一大原因。我认为，在写诗时，尽量少用生僻字，用一些朴实经典的字词或成语，一语双关的把自己的想要表达的思想写出来，能再配上一幅同诗意相符的画，一首能表达诗情的歌，这样的诗，我相信，一定会人见人爱了。
《花香叶绿引客来》
蓬堆乱石艳呈开，鲜意浮浮满贱台。
更比佳园春色重，花香叶绿引仙来。
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
三）诗句的平淡，诗意的升华。
一首好诗，并不在于它的诗词是多么的华美和绚丽。而是在于它所表达的内容和意境的好坏。往往一些看似平淡的诗篇，却能更感动读者。 杜牧所写的《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花》“用的都是些平淡的字，可作者一气呵成的把心中的那份感受表达的淋漓尽致。而诗意，也是人看人懂，这样的好诗，有几篇华章能比得上？能用平淡的文字，写出大家都能看得懂的诗篇，这才是写诗的最好境界！这样的诗，才会广流民间。它不同与打油诗，格律有它的高雅之美，更有它的中心所在。这就如小品和相声，虽同为笑剧，可小品有一个中心喻意，而相声却是东拉西撒，纯虚逗人开心。
以上是个人写作时的一些浮浅心得和想法，希望大家多多指导！梦戈为谢！
律诗格律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古汉语诗词；格律；艺术性
众所周知，中国的古代诗词一直在世界上占据独一无二的地位，国外学者曾将我国古汉语诗词赞誉为“世界上最灿烂、最富有内涵的文化精华”，就是因为其具有声调交替抑扬之美、词语形象精炼含蓄之美、音韵回环流转之美，简言之就是具有格律美。
所谓格律，主要是指诗词在字数、旬数、押韵、平仄，句式和结构上的格式与规律。毋庸讳言，古典诗词格律具有显而易见的艺术性，其主要是通过押韵、平仄和对仗三个要素体现出来的。本文尝试从这三个角度分析古汉语诗词中格律呈现出的艺术性，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押韵
一般说来，古诗格律包括形式整齐与声调和谐两个方面的内容，具体说包括字数、押韵、平仄、对仗、节奏等几个方面。发展到后来，从句数来看，主要有律诗和绝句两种类型：每首八句的叫律诗，每首四句的叫绝句。在律诗和绝句中，每两句称为一联，每联的第一句叫“出句”，第二句叫“对句”。五律和七律各四联，第一联叫“首联”或起联，第二联叫“颔联”，第三联叫“颈联”或“腹联”，第四联叫“尾联”。五绝和七绝各两联，分别叫“上联”和“下联”。古诗首联第一句的尾字与偶联尾字一般用韵母相同的字谐韵，富有音乐感，读起来音韵和谐，朗朗上口。这就是古诗讲究押韵所造成的艺术效果。
我们都知道在古代汉语中，单音节词占绝大多数，即每个字就是一个词。而每个字，都是由声母和韵母组成的。押韵同声母无关，只同韵母有关。韵母最完整的形式包括介音、主要元音和韵尾三部分。
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我们所说的同韵字并非要求韵母完全一致，只要韵母的主要元音和收音相同，或者只要元音相同就可以了。至于韵头，可以不计。有时，主要元音近似，也算是同韵母。同时，由于古今读音的变化，有的字在古音中同韵，在今音中却不同韵。为了不损坏古诗的音韵美，我们可以读古音。另外，近体诗押韵严，韵脚在偶句尾不能换韵，只押平声韵，韵脚不重复；古体诗自由得多，可押平、上、去、入四声，也可换韵，可一一押韵，还可三句、四句一押韵。古代诗人为了增加诗的音乐美，读唱时产生一种高低起伏、抑扬顿的美感，熟练地使用了各种押韵，从而有效地引起共鸣，构成了声音回环的美。
二、平仄
与其他语言不同，汉字是单音字，每字一音，有些字就几种读法。与世界几种主要语言相比（如英、法、俄、德、拉丁等），唯汉语有声调之分，声调不同，意义有别。无论今天还是古代汉语都有四种声调，简称“四声”，它是由于字音的高低、升降、长短的不同而形成的。古代的四声与今天的四声不同。古代以“平、上、去、入”为四声，除平声外，其它三声统统称仄声；现代普通话则以“阴平（第一声）、阳平（第二声）、上声（第三声）、去声（第四声）”为四声。古入声是一种“短而促”的声调，在普通话中，入声字已经分化到其他三个声调中去，极大多数转到上、去声中去了，只有极少量的入声字转到阴平、阳平中来，无关大局。所以现在的普通话，阴平、阳平都标平声，上声、去声都标仄声。在古代诗词中，诗人、词人对作品的诗句用字格调都做出了严格要求。
其实，古代汉语诗词中平仄交错的规律是可以把握的，大致可以概括为两句话：平仄在本句中是交替的；平仄在对句中是对立的。为此，在朗读古代诗词时，要把握“音随义转”的原则，不要由于读音不对造成对诗句的误解，也不要因此就一定读古音，只要不以音害义就行了。
三、对仗
对仗，也叫对偶。在散文的写作中，这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手法，可在古代诗词发展中最后却逐渐成了格律。即要求把字数相等、句法相似、语气一致、内容紧密联系的一对句子或一对短语联成一对。律诗中，要求颔联和颈联必须对仗。对仗的使用主要是使诗歌音节和谐，符合美学上的均齐原则，因此能使诗歌产生整齐的美感，并能增强汉语语言的声音美。古代诗词中的对仗具有多种形式，各种形式具有不一样的用途，但都是为古诗词的音律美所服务。一般而言，对仗分为工对、宽对和邻对等几种形式。
只要是同类的词相对，就是工对。古人把名词分为天文、地理、服饰、饮食、器具武备、植物、动物、人伦等若干小类，同小类相对才算工。同时，反义词相对算是工对。
所谓宽对，指出句和对句只要求相对应的字词性相同，而不要求名词的小类相对。
流水对，即上下两句的意思连贯一气，包括递进、承接、转折、假设、因果等关系，单独一句不能把意思表示完整或表达清楚，就一句话分两句说。
总之，古汉语诗词的格律是为了使这些作品适合歌唱、吟诵和舞蹈的需要而逐步形成的，是我国诗人们长期积累的艺术经验的总结。我们掌握了古汉语诗词的格律，就能够更好地阅读和欣赏古代诗词，更好地继承古代文学遗产。掌握古代汉语诗词格律常识，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借鉴诗歌的传统表现形式，发展和繁荣新诗创作。
参考文献：
[1]滑艳.古诗词鉴赏方法刍议[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S2期.
[2]李长空.格律体新诗形式与内容的统一[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02期.
律诗格律范文第4篇
钱钟书先生在其著作《谈艺录》中认为，诗分唐宋。[1]而词亦然有分期。词的分期跟诗比，是有所区别的。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词分南北，既以南宋北宋为分期，这种观念是有缺陷的。我觉得宋以后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中所说的“词”，多特指文人词，而不是早期的吟咏词和曲子词。因此，想对文人词发展脉络有一定的认识，应该先了解文人词的含义。
今人之观点，大多认为词这一文学体裁，在初唐盛唐时期就已经出现，中国比较早被认为是词的作品，如敦煌书卷中的曲子词，，以及被认为是李白所做的《菩萨蛮》《忆秦娥》等，均早自中唐。抛开李白两首疑作不论，早期的词一般都是配乐演唱的。也就是所谓的“燕乐词”，而燕着宴也。顾名思义，就是用于宴会上歌伶配乐演唱合影应时之作。也有一种观念，将早期的词认为是民间词，是一种民间文学，取其语言质朴平实，不事雕琢之意。多数人认为这个时候词的创作既无体裁之规则，也无题材之限制。而事实上，我觉得这一时期的词，已经有了一些文人词的特点，就语言一点而言，词本身与诗不同，诗在大致上是没有文人诗和民间诗一别的，而所谓文人词和早期的词之间，差异也有略夸大之嫌。因文人词一直到北宋中后期，才基本完全与曲乐和民间吟唱独立开来，故在早期文人词和民间词，是没有太大的差异的。似不能认为中唐以前，就没有文人词存在。而词的文人化起自中唐。中唐文人，尤其是诗人，在逐渐认识到词这种体裁对扩大文学创作空间，抒发个人情趣有益后，开始逐渐加入到词的创作中来。进而就形成了词这样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文人词也就从此开源。这一时期词作虽然已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早期民间词语言粗俗，质朴的特点，但总的来说，词人立意仍保持了直观，浅显，平铺的特点，语言仍以通俗，朴实为特色。虽然有以诗入词，自中唐始说，但是中唐时期的词作，尚少受格律规则的制约，多有信手拈来，欣然天成的美感。代表作如张志和的《渔歌子》等，不失民间文学之风度。
晚唐以降，以花间词派为代表的，鲜明独立的词家开始出现，故有学者认为温庭筠是文人词之鼻祖。花间词派是为中国第一个独立的词人集体，对词这种文学体裁的完全独立和风靡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时期词作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对词格律规范开始有了一些要求，且产生了大量有格式限制的词牌名。如温庭筠现存有六七十首词作，所含曲调达十九种，其中如《诉衷情》、《荷叶杯》、《河传》等，句式变化大，节奏转换快，与诗的音律特点差别很大，必须熟悉音乐，严格地“倚声填词”，才能创作。这就将词与诗的区别划分的很清晰了。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词，并没有完全的文人化，仍然与声乐吟唱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有一些词律尚有浓重的民歌之气。例如温庭筠的《河传》：“湖上，闲望。雨萧萧，烟浦花桥路遥。谢娘翠娥愁不销，终朝，梦魂迷晚潮。荡子天涯归棹远，春已晚，莺语空肠断。若耶溪，溪水西，柳堤，不闻郎马嘶。”这是一首民歌气很足的叙事词，语言平实朴质，词意也十分直观。尽管这首词很有民歌气，但是通过长短句式的参差起伏，和韵脚的转换，呈现出一副明快而富于动感的语言美。我觉得将文人词产生归于某一个人的说法也许不确切，但是这一时期确实是词文人化的开始。
我以为中国文人词之发展，似可分为四个时期，元人词作，尚承南宋之风，而明清之气词作，则多拟古之作，可自成一派，然风格特点，也不脱于前三个时期。故只作浅析，而以有宋一朝做详述。宋朝文学，以词为滥觞，而对词创作风格和声律规范要求的文学观念，也盛于宋时。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苏轼“以诗入词”说和李清照“别是一家”论。同时，而评价词作，与评价诗文不同，所谓文人词观念的确立，是北宋中后期，故而词的评判不能以诗文为范。词长期以来，是一种与民间文学，与乐曲吟唱有关的文学体裁，所以词应该保持一些民间文学的特点。相对于诗文而言，词的风格应该更本色一些，更公众一些，更不落窠臼一些。词的语言应该以朴实，平直，通俗一些。诚然，国事，天下事，政事等题材，丰富了词创作的内容，以典入词，以志言词，亦对词作情志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但南宋以后文人词的发展，有逐渐走入严求格律和长于言志的误区，而词作为独立文体的一些个性和特质，则越来越为忽略了。对词社会性和声色美的要求，逐渐使得词本身的一些文学特性和清新质朴的语言要求边缘化了。最终导致词的创作鲜有文人从事，而风靡于民间的杂剧散曲，走上了中国文学的前沿。
二 以温庭筠，韦庄为代表的花间词— 文人词创作启蒙期
文人词自产生至北宋中期，是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的文人词，特别是唐末五代时期以温庭筠，韦庄为代表的花间词派，仍主张以曲填词，强调词曲之间的联系。词的语言，尚有较重的市民气息，清新雅致，长于写实写情，直抒胸臆。就词的题材而言，多以言情为主，尚不脱曲子词之旧范畴，但在格律规则上，这一时期的文人词，已经开始形成了独立的格律要求。大量词牌名和词调的产生，亦是文人词逐渐摆脱曲调和民间词风格局限的体现。到了宋后，以李煜，柳永为代表的早期文人词家，他们的创作和主张，对文人词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语言上，这一时期的文人词更加讲究语言风格的完整性，和整体情调的多样性。不精于一事一情，而开始重视景物等对总体情调的渲染和烘托。从词的整体性来看，亦规避了早期文人词多境象而少情怀的不足，讲求情境交融。从格律规则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文人词，亦不以严格的格律规范为重，行文亦洒脱本色，
温庭筠，韦庄，是花间词的代表词家，也是文人词早期的代表人物。因其词作多亦言情，叙情为主，风格取法艳丽，且多亦深闺，歌伶等入词，故有花间一论。温韦二人的词作，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构思精巧，且下笔简练，几句之间，而情境已出。语言清新朴实，而少有晦涩之语。当然，就二者比较，温词似晦涩一些，但是气韵悠长，尤能引发读者的想象和神思。温韦词，大量的采用了民间词作的创作技巧，交融了民间词作的语言风格。词作多讲究清新秀丽，不事雕琢，取其自然之美。如韦庄的《菩萨蛮》：“洛阳城里春光好，洛阳才子他乡老。柳暗魏王堤，此时心转迷。桃花春水绿，水上鸳鸯浴。凝恨对残晖，忆君君不知”诚然，温韦二人之词作，尚有个性之差异。温词长于应景，表意相对婉转隐晦，而韦词精于抒情，不求繁复之语而直抒己怀。然这一时代词家崇尚民间词作，好直截决绝之语言，以连续的片段去抒发鲜明的情感，风格气韵生动，婉转起伏的感觉，是一致的。
就格律规范而言，这一时期的词人已经开始逐渐重视格律对词创作的影响，已经不再简单的承袭民间词和曲子词，只限韵而不精于平仄的特点。早期文人词的格律，与近体诗相似。追求平仄交替，和谐平顺为主。这一时期的词律，多五七言句，平仄规律也取法律诗风格。如温庭筠的《梦江南》：“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苹洲”除了第一句外，后三句都是五七言句，且平仄与近体诗同。如第二句为平仄仄平平，和律诗的要求相近。这一时期，词的格律规范尚没有独立的要求，且总体而言，一些词作，亦不受近体诗律的局限，在不脱离整体声韵抑扬之感的情况下，多有变通。如韦庄的《女冠子》，“四月十七日，正是去年今日”首句四字皆仄，且为三连入声，同当时以近体诗律入词的要求格格不入。说明这一时期的词作，尚不以声律坏其写实，坏其本色。不以词害意，这一点是受民间词作影响的。不过总的来说，词律规范受近体诗的影响很深，但尚未完全形成词律的特有规范。
三 以李煜 柳永为代表的文人词创作成熟期
五代末期至北宋中期，是文人词走向成熟的时期，而这一时期，对词作为独立文体的风格和语言的，一些词人开始有了自己的认识和主张。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李煜，柳永和晏殊晏几道父子。王国维《人间词话》对后主评价极高，认为后主之词，开拓了文人词的境界。我觉得就本色二字而言，李煜的词可谓翘楚。虽李煜词的风格，在其被俘前后有很大的差异，但都是其个性的体现。李煜词作不假雕饰，语言明快，形象生动，性格鲜明，用情真挚，亡国后作题材广阔，含意深沉。可谓个性鲜明，且本色十足。以赋如词，长于白描。就像王国维作评：“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2]”李煜词作中。时常蕴含着一种力量，一种气魄，这是中国词作史上所罕见的。但就其语言风格而言，又不似温韦时代词人拘泥于画面自身，受缚于自身情节，其词浑然天成，直白而富于真情实感，因其写实，转为新鲜。因其不拘泥于法，亦不受缚于境，所以就体现出了神秀和气韵美来。后主词以其风格之本色，语言之清新雅致，开一代之词宗，对文人词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而柳永则充分体现了词作公众化和朴实化的风格。柳永词作中时时洋溢的市井情调，在多以贵族情调和文人气度为上的北宋时期，别具一格。柳永之写情，不同于温庭筠。柳永大量的以第一人称口吻而成的作品，更显鲜明直观的表达词人的情感际遇。给人以真实，真挚之体会。柳词语言平实，浅近，好以大众口吻，以叙事入词，使得他的作品有更广泛的欣赏基础。柳永词作的另一个鲜明特点，就是词作的层次分明，构思紧密。词语言和情感的整体性，胜于前人。柳永精通音律，或利用民间原有的曲调，或把小令扩展为慢词，或旧曲新翻，或自创新调，使慢词的曲牌大为丰富，词的体式至此相当完备，这样就增加了词的表现容量，扩大了词的表现能力。长调自此成为一代风气。也正因为表现容量的扩大，使得柳词不再是花间词般几段影像的描写，而时常是一整段情节的描述了。于一段词之中写情节的起伏变化，写感情的细腻转和。这是柳永词作的一大艺术特色。也就是司空图所说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情境美。
这一时期，是文人词的成熟和发展时期，也是词作为独立文学体裁格律规范形成的时期。前面提到，柳永精通音律，扩展了词的表现容量，同时，词的格律规范也逐渐摆脱了近体诗的捆缚，这一时期大量的词作，不在是刻意的去追求五言和七言句式，尤其是慢词产生以后，一改小令对近体诗格律规范的依赖，大量四言。六言句主导的杂言句，成为词的主要句式构成。同时对词的逗顿、节奏和停延层次等方面作了新的调整和划分，从而形成了句间音步上的新的节奏与韵律美。这一时期对词作格律规范的要求，基本也以追求词的自然音韵美为上，并不追求人为对语言清新，质朴的改造。李煜的词作，就格律规范和遣词炼句本身，是不如温韦词的，他在词句的工整对仗等修饰方面不如温庭筠、韦庄，然而在词作的生动和流畅度方面，则前者显然更为生机勃发，浑然天成，“粗服乱头不掩国色”。李煜词作有不合后期所谓词律之作，如《乌夜啼》：“昨夜风兼雨，帘帏飒飒秋声。烛残漏断频倚枕。起坐不能平。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 “起坐不能平”句以四仄声起，与当时崇尚的一句之中平仄相间的主张是不同的，而柳永尤倡导丰富多变的句法和节奏，几乎遍及于每一首慢词之中，任意拈出一首来都能见到这种错落有致的句法变化特征。但是这种变化，亦是基于语言本身的平实和清新的，这也就是柳永从民间词和曲调中汲取的营养，而这种韵律的要求，也是一种大众化的回归。 四 苏轼“以诗入词”和李清照“别是一家”的词论主张 北宋中期到南宋高宗孝宗相交，为文人词发展之第三阶段，这一时期，关于文人词风格，语言，声律规范的主张和认识，进入了百家争鸣的时期。文人词也逐渐的摆脱了民间词和曲调的影响，正式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而这一阶段对文人词发展产生最重要影响的，无疑是苏李之争，即苏轼的以诗为词论和李清照的别是一家论。
苏轼是中国文学和中国词学史上划时代的重要人物之一。《四库全书》评价苏词曰：“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故今日尚与花间一派并行，而不能偏废。”[3]旗帜鲜明的指出，苏轼以诗为词的主张，开拓了文人词的境界。词至苏轼开始，由晚唐以降的歌者词，逐步完成了向文人词和士大夫词的转变。苏轼的词，多感事之作，突破了前人词多以情，以景入词的桎梏，将诗的题材引入了文人词的创作之中，咏怀，感史，讽谏，言志等，不一而足。以诗人的句法入词，以议论入词，并在词中大量用典故，有意识突破音乐对词的约束。这种以诗的意境、创作方法写词的作法，促成了词体的解放，使词逐渐变成更充分表现文人精神风貌和审美情趣的独立的抒情体诗。而苏轼在真正沟通诗词的同时，又重视维护和保持词体声调协调、句式参差、用韵错落的特色，创造了词所独有的境界。
在对格律规范的认识上，苏轼主张，以诗为词，正其本源，以词还词，完其本色。将词的格律，与曲律加以区别，打破了音乐对词的束缚，苏轼认为，以杂言句式为主的词，其格律规范应该区别于齐言的近体诗。主张不能以词害意，以律限言。崇尚诗之境阔，词之言长的自然本色的语言面貌。例如他的名作《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语言风格质朴自然，虽以叙事为主，但寓志之情，以立于句间。苏轼之不拘泥于格律，并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文人词就可以不重声韵形式之美。我觉得，苏轼并非如一些后人理解，只要词家，就可以打破格律。苏词对格律规范的认识，讲究的是一种“不拘泥于方寸之间”的境界，既所谓非道弘人，是人弘道。为诗者，非诗显人，是人显诗。苏轼词论，始终是将词的自然本色，词人的个人情怀，放在创作原则的首位的。但是就词律而言，也是要重视的，只不过，苏词反对词律对词人情感流露的束缚，就像屈原诗中所云：“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法则。定心广志，余何所畏惧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思想性始终是重于声韵形式的。
与苏轼不同，宋代文人词的另一位大家李清照，则主张词的乐本位，主张词不能脱离与音律乐律的关系，应该严格遵守声律规范，应以协音律为先。尽管这种思想，在苏门学者晁补之，陈师道和另一位词论大家李之仪就已经先后提出。然乐本位观念的完善和系统论述，则起与李易安之《词论》。“唐人但以诗句而用和声抑扬以就之，若今之歌阳关词是也。至唐未，遂因其声之长短句，而以意填之，始一变以成音律。[4]”主张先重声律，后有诗文。认为词就应该是一种体现音乐性和音乐美的文学，不协声律，就不能为词。而她的作品，也是讲究声情，喜用双声叠韵，选辞注重声韵美的。也是颇为后代词论家推崇的，如张端义评价《声声慢》谓：“此乃公孙大娘舞剑手，本朝非无能词之士，未曾有一下十四叠字者。”徐轨《词苑丛谈》谓其音响之美，“真似大珠小珠落玉盘也。[5]”李清照善以寻常语度人音律，平淡人调殊难，奇妙而谐律，更是出神人化。以是万树《词律》云：“其用字奇横而不妨音律，故卓绝千古。[6]”
李清照的作品，尽管多如其主张的那样，以音韵声律为成词根本，但她对语言和情感的把握能力，也是别具一家的。所谓“真情是词之骨，词之言情，贵得其真。”李清照词重于细腻情感的表达和强烈个人兴怀的流露。李词，虽精于婉约，但其偶有壮怀激烈之情感，却为后世诸豪放家所难及。而且李词的语句，很难感受到刻意雕琢的痕迹，以声律规范为重，却又不着声律规范的痕迹，足说明李清照对声律技法的掌控，已经达到无迹可求的境界，如果说，李煜柳永的词，是因其写实，转为新鲜的话，那么李清照的词，则是另一种情怀，虽重其法，亦得真情。这就是易安词的超越之处。彭孙通在《金粟词话》中，认为李清照词“以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7]”，能在强调声韵形式的要求的前提下，尤写出词自然清新，朴实易通的感觉，这是李清照词的重要特点。例如她的《点绛唇》：“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 惜春去，几点催花雨。倚遍栏干， 只是无情绪！ 人何处？ 连天衰草， 望断归来路。”初句，直切主题，情感基调直观鲜明，整部作品画面简介，但并不单一。一种幽怨的情怀，一气呵成。出于自然，而读之辗转起伏，体现了声韵之美。
后人多认为苏李之争，是对词的功能性的认识不同。事实上，无论是苏轼的诗本位，还是李清照的乐本位，都是建立在强调文人词作为一种独立文学体裁的价值基础上的。其出发点，都是基于强调词的独立的价值意义的。从这一点上，他们是无争的。而有争的地方，只是法古还是取新而已。苏词主张扩大词的境界和题材，而李词侧重还原词的原始风貌和词曲相容的艺术表现性的。在对词重在追求表达纯真挚情，追求风格的完整性和反对以复杂的片段缠揉词的情感上，二者的主张也是一致的。苏李词论，对花间词那种多境像而少真情的创作观点是摒弃的，主张叙事要一事到底，叙情则一情始终。在表达方式上，也推崇直观鲜明的表达个人情愫，反对晦涩曲折的表述方式。这自然真诚的审美取向上，苏李词论是对文人词发展的继承，也是对文人词创作精神的总结。
我以为，苏李词论之所以有了所谓争，某种程度上是后人误解的结果。以为苏词讲求气势和情感抒发，则不重格律规范，李词讲求声韵形式美，而缺乏真情实感。特别是，以婉约，豪放风格论词，这一点可能是对这一时期词论和文人词创作最大的误解。虽然以豪放，婉约风格来区分词，最早始自明代，张綖在其《诗余图谱》中说：“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辞情酝籍，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在宋时，虽无以豪放婉约论词者，但是在南宋时期，一些词人刻意的或不经意的以风格来约束自己的创作。后世评他人之词时，亦好以婉约，豪放定词人之主要风格，而不重视或者无意忽视一些词人词作的价值。大多数人以为豪放词源于苏轼，苏轼主张以诗为词，但是基本没有所谓以豪放，婉约论诗者，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来看，唐人论诗，基本不以风格为限，而仅将风格作为一种审美倾向，唐诗多以题材分，所谓咏史，边塞，田园，山水等，而不以婉约，豪放，柔和，为准，说明以风格划分文学作品仅是一种文学考量的思路，而不应该过于局限于此。后世论词著词，过于强调风格，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词论的误解。尽管如上所述，苏李词论在终极追求上，是一致的，但若以豪放，婉约加以区分的话，就会有一些偏颇的理解。特别是如果只拘于一派的话，就有可能走向严求格律和长于言志的误区，将两种本不矛盾，本可融会贯通的创作风格和审美情趣刻意区分开来，进而造成了词境界和语言风格上的单调。这也是南宋中后期到清代词家以复古为道，却达不到先人词境，以苏李词论为法，却让文人词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一。
五 南宋以后文人词创作— 文人词创作衰落期
自南宋中期至元代，是文人词发展的第四时期，这一时期的文人词创作，开始不自觉的产生了豪放，婉约之分。且唱和之风兴起。和苏韵，和易安韵者众多。虽然偶有如辛弃疾，陆游者，有自己独特个性和创作风尚的词人，但是复古，法苏，法李之势已成。且南渡以后，以家国大业，兴亡感怀为题材的词作风靡百余年，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这一时期文人词的题材，创作理论和审美观念的革新。而文人词发展初期质朴，自然的情趣，大众，本色的特质，以及通俗，平实的语言色彩，在这一时期，也逐渐的被忽略和边缘化了。
南宋词家首屈一指者，莫过于辛弃疾。辛弃疾之词作，也是南宋难得的可与五代，北宋词人有共鸣者。辛词继承和发展了苏轼以诗为词的主张，善于通过描写气势恢弘的场景，和英雄色彩鲜明的人物，去壮大词的气势和感染力。辛词重张力，无论是气韵张力，还是思想张力，都是一流的。所谓英雄语，豪杰气，壮士风是也。辛词的语言，也更加的自由化和富于多样性，变化万千，而不拘泥于格律技法。既有严格严整的对句和规范化的正韵词，如《破阵子》“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也不乏充斥着民间俗语的兴趣词，如“些底事，误人那，不成真个不思家。”等等。辛词中大量运用了散文，诗赋中的表现手法，长于用典，善于比兴。[8]也可以说，辛弃疾是文人词发展史到达顶峰的标志性人物，文人词到了辛弃疾时代，无论在语言风格，表现手法，还是气韵生动，情感表达上，都走向了成熟。当然，辛词中所体现的过于逞才使气，炫耀学问；过于追求以议论入词，至使议论变得直露或陈腐；过于追求以文入词，至使词失去了应有的韵味，失去了通俗，自然的审美性情，也是南宋以后，文人词发展的一个特点。而政治兴亡的影响，也在辛词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辛词中对词言志和词兴怀的追求，也体现了江西诗派诗论拟古述时，诗以致用的思想。然而当词逐渐变成了言志之载体时，文人词大众化，本色化，民间化的独立特色，也就逐渐丧失了。
刘克庄和萨都剌，分别是南宋末期和元朝词人的代表，他们的词，可以说是唱和词和拟古的代表了。刘克庄词以用典为长，很多词甚至可以算是典故的堆砌了。具有极其强烈的现实性和时代性的色彩的作品，基本忽视了文人词早期的娱乐性和民间性的意义。虽然刘克庄的词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但是这种情怀的流露，也是相对生硬的，极缺少本色的一些东西。而萨都剌则长于和韵。他大量依苏轼韵的作品，诚然气势豪迈，情韵悠远，但仔细足读，就会觉得缺少了个人的特质。萨都剌的创作，固然题材丰富，不拘于一种风格，但以游山玩水、归隐赋闲、慕仙礼佛、酬酢应答之类为多，思想价值不高。
这一时期词普遍在格律规范上，过于苛求和律叶律，且多事雕琢之感。使得词的风格看起来十分生硬而缺少那种自然清丽，生动洒脱的审美情趣。这种对技法机械的苛求，对古人词风机械的复古，对词自身独特风格和审美要求的忽视，使得文人词在此之后，再无法达到以前的高度了。乃至在明以后，词的文学地位也逐渐下降，甚至成为一种唱和即兴之戏，而绝少有人专事词的创作。就像红楼梦里，仅仅是填词，都让林黛玉觉得新鲜，有趣，便足见词的创作，在当时文化阶层中的认同度了。
六 简短的总结
就文人词格律与近体诗的比较来看，词有大量不同音律句式的调和体，作者可以在极为广泛的范围内选择符合创作需要的词调。 词调与体的变化和创造原是没有限制的。懂得音律的作者可以自己创调与变体。词的格律宽严有一个发展过程。唐到北宋前期还比较宽松，而北宋后期至南宋则越来越严密。 然而，词律的某些自身特点，又在无形中，将词的创作推向一种精致化，而精致化到一定程度，就演变成了晦涩。如词虽然同样以律句为基础，但近体诗的律诗、绝句，只论平仄；而词的某些词调的某些句子，还要求从仄声中分出上、去、入；另外，近体诗讲究粘对，而词句却常常是不粘不对。因此，在《词律》一类书中，对某些句子的平仄，不是只标出平仄，而是注出某字必平，某字必上、必去、必入。这种要求无形中对文人词语言的贵真清新的风格，是有影响的。
文人词的创作走向低潮期，一种观点认为是因为词的格律规范过严，事实上我觉得，不能笼统地说词的平仄律比近体诗更严更细，只能说在某些地方要求得比近体诗要严要细。如近体诗只论平仄，而词的某些词调，还要从仄声中分出上、去、入，不能遇仄而以三声概填，这是比诗律严而细的地方；但在诗律中，上、入绝不能用来代平，而词律中却可以，何况词韵更比诗韵宽。这些，都是在平仄律上词比诗宽的地方。词的创作走向低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以诗入词的观念和对词律的理解的误区导致。一切的文学，都是以求真，求新，求本色，求独特为贵的，文人词毅然，如果因为一味法古，因为难拟佳句而落入形式和理论的窠臼中去，那这种文学走向衰落也就是必然的。
文人词从最初的质朴，清新，不脱民间气，形成独立的文学体式，到南宋以后的精致，晦涩，鲜有人专门从事创作的过程，实际上反映了，对以诗入词和词律要求的理解，压缩了文人词发展的空间，也限制了词这种文学体裁的发展。如果说讲究填词与曲律音韵和谐，在周邦彦秦观的时代，仅是不同流派格局所长特点的表现，那么在张焱的时代，就变成了一种严格的规范了，同样的，如果说以豪放婉约风格论词，在两宋之交，还只是一种审美情境和文学主张的证明的话，那么在南宋中期以后，也变成了一种界限分明的桎梏了。南宋以后，词人多以复古为风尚，却不懂古人精妙所在，故后世词作，空有古人之骨，而少有古人之神气。南宋以后，曲律多散佚，而词人仍苛求以曲律词律规范词的创作，久而久之，词的创作，就实变为了填词，而非写词，创作词。文人词有婉约豪放风格限制于前，词律格律限制于后，创新性就少了很多，更不论语言多样，声色性情，境界深远了，这也就是读北宋以前的词作，千人千面，而南宋中后期以后的词作，逐渐有千人一面之感的原因吧。
参考文献
（1）《谈艺录》钱钟书著，中华书局，1984年版
（2）《人间词话》王国维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3）《四库提纲总目提要》江庆柏辑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版
（4）《词苑丛谈》徐轨（清）著，唐圭璋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5月版
（5）《词论》李清照（南宋）著，刘永济辑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6）《词律》万树（清）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7）《词话丛编》（下卷）之《金粟词话》彭孙通（清）著，唐圭璋主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
律诗格律范文第5篇
十几年前，自从“黄金周”这样一个跨度长达七天的假期出现在我们生活里后，每个人都会面对一个“技术性难题”——去哪儿玩？怎么玩？那几年，虽然有三大“黄金周”，不过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春节长假应该奉献给回家，于是，五一节和国庆节，才是面对“技术性难题”的时刻。不过，随着五一长假成了“过去回忆”，这几年的国庆长假自然而言就成了一年中唯一的最佳旅行时刻。尤其是当有了中秋节小长假，又因为它与国庆长假相邻，以至于中秋、国庆一前一后如约而至两个假期就显得更加令人神往。
不过，此时此刻，我们首先面对的“技术性难题”不再是去哪儿玩。直白地说，这几年的9月份，我们都过着“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生活，像一位数学系的学生解题似的，按照网络上流传的“请X天假即可连续玩X天”的“偷假”版本，开始在日历表上做着各式各样的排列如何。算来算去，目的只有一个：怎样让假期的时间得到技术性延长！
我是一个“旅行随性论”的坚挺支持者，信奉着“别给旅行定时间”的态度。不曾想，却遭到身边众人的非议。他们觉得我把假期活生生地“毁灭”了，给出的理由很直白：“足足盼了大半年的假期，自然要为它找到最大的性价比”，这就是许多人面对长假到来，首先做的“算术题”。
但是，为了延长旅行时间施以的技术手段很是苍白无力，因为所有的“算计”随时会被老板云淡风轻的一句“不同意请假”而前功尽弃。
归根结底，我们最终需要面对的还是那道“技术性难题”——去哪儿玩？玩什么？毕竟旅行时间我们无法百分之百地做到“技术性延长”，但旅行的过程可以百分之百地做到“技术性丰满”吧！
因此，正捧着本期杂志津津有味品读的每一个人都很幸运，我们已经为大家解决了那道“技术性难题”：如果打算去驴行，重庆有十条堪称经典的徒步线，值得你用脚步去丈量；如果打算去峡谷，除了走栈道，还有另一种亲近峭壁深潭的方式；如果打算去城市寻幽，鲜为人知的重庆第一座公园，讲述着一段尘封的往事；如果打算去品尝美食，请暂时遗忘火锅，另一道美味会提醒你，重庆也是一座著名的江城……抱歉，我只能剧透这么多，本想给大家一五一十地娓娓道来，但思量再三，还是给大家留有阅读下去的余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