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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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全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控股股东;股权性质;分类;企业价值

股权结构是影响公司治理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股东的持股比例和所有权属性对企业价值有很大的影响。由于中国证券市场股权分置状态的长期存在,按照国有股、法人股和流通股传统方式进行分类的做法有很多不足,最主要的问题是法人股本身的所有权属性不明确,它究竟是属于国家所有还是非国家所有;若它属于国家所有,那它是由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控制等等,都不得而知。所以将法人股作为一个独立的持股主体与国有股、流通股并列则是不合理的。在此基础上所作的研究就可能误入歧途,致使研究结果的代表性不够。La Porta等(1999)追寻终极控制股东的新研究模式正好可以解决法人股的所有权属性问题,之后刘芍佳等一大批中国学者都应用该方法对中国上市公司的控股主体重新进行分类,明确了法人股的所有权属性,开拓了研究范围,并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所以本文希望通过文献梳理,分析传统分类方式的不足及以终极产权论进行分类的优越性,并希望能将这种新的研究模式应用到股权结构研究的其他方面。

一、控股股东的股权性质按照传统的方式分为国有股、法人股和流通股

(一)控股比例与企业价值成线性关系

许小年(1997)对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国有股比例越高的公司,绩效越差;法人股比例越高的公司,绩效越好;个人股比例与企业绩效基本无关。周业安(1999)对股权结构的属性与净资产收益率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得出A股、国有股、法人股的比例与净资产收益率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B股与H股比例与净资产收益率之间有负相关关系。张(2000)对1998年的385家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认为,前五大股东与公司价值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法人股的存在也有利于公司价值的增加,但是他也指出,由于大股东基本上是国家股和法人实体,所以研究结果解释为国家股和法人股东的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并不代表一般意义上的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的关系。陈晓、江东(2000)认为,国有股对公司绩效的负面影响,以及法人股和流通股对公司绩效的正面影响都只有在竞争性较强的电子电器行业成立,而在竞争性相对较弱的商业和公用事业并不成立。陈小悦和徐晓东(2001)发现在非保护性产业,流通股比例与企业业绩负相关,国有股和法人股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则不明显。但朱武祥和(2001)发现,在竞争性激励的家电行业上市公司中,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没有显著影响,他们认为增强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战略、经营绩效业绩和公司治理质量的评价功能和控制权收购功能,可以促进上市公司选择有利于驱动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和股东价值增长的股权结构。杜莹和刘立国(2002)发现国家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显著负相关,法人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流通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不相关。Sun和Tong(2003)发现,国家股对公司绩效有负面影响,法人股对公司绩效有正面影响,外资股对公司绩效没有显著影响。张国林和曾令琪(2005)采用与张(2000)相同的业绩衡量指标,但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们通过对沪深股市171家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国家股比例与公司业绩成负相关关系,法人股比例与公司业绩成正相关关系。因此他们认为,应当适当减少国家股的持股比例,增大法人股的持股比例,以改善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进而提高公司的经营业绩,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和国民经济的高效运行。徐向艺和张立达(2008)借鉴Wei,Xie和Zhang(2005)的分组检验的做法,对第一大股东持股和大股东性质的分组描述和回归分析发现:当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东时,公司价值显著降低,而第一大股东为一般法人可使公司价值提高,但结果不显著。

(二)控股比例与企业价值成非线性关系

吴淑琨(2001)在对1997―2000年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中提出: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是一种“U”型关系,即国有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呈曲线相关。当国有股持股比例较低时,国有股比例与公司绩效负相关;而当国家持股较多时,与公司绩效负相关;而当法人股比例较高时,与公司绩效呈正相关。孔爱国、王淑庆(2003),在2001年的大环境下,由于委托矛盾已经不是公司面临的主要问题,所以得出国有股为第一大股东与企业业绩正相关,法人股与企业业绩表现为“U”型,流通股与公司业绩呈现“U”型结构。他们发现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的所有权性质不同,其公司业绩不同。当第一大股东为非国有股股东的公司具有更高的业绩,在经营上更具有灵活性,公司治理的效率更高,有更多的来自企业内部和市场的监督与激励。另外他们还发现流通股并非越多越好。Wei,Xie和Zhang(2005)发现的结果则是:国家股和法人股都与Tobin’s Q值显著负相关,且呈明显的非线性、正U型关系,外资股则与Tobin’s Q值显著正相关。

综上所述,控股股东的股权性质与企业价值的关系没有统一的结论。基本的研究结论是:国有股比例与公司价值负相关,而法人股比例和流通股比例与公司价值正相关。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可能是线性的或非线性的,也可能会受到行业竞争状况的影响。

二、控股股东的股权性质根据终极产权论来区分

由于中国证券市场股权分置状态的长期存在,中国传统的股权结构研究是在流通股、法人股、国有股的分类基础上进行的,虽然出现了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这种股权分类方式也有很多不足,其中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它没能清楚地表明法人股本身的所有权属性:作为具有法人地位的企业或经济实体,这些法人股东究竟是国有的还是非国有的尚不得而知,这些法人股东很可能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最终控制的企业或机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将法人股作为一个独立的持股主体与国有股、流通股并列则是不合理的,因为既然政府控制法人,而法人又控制企业,所以企业的终极所有者应是政府而不是法人实体本身。而将国家控制的法人股作为一个独立的控股主体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做法势必使许多从事股权结构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误入歧途,致使研究结果的代表性不够。

La Porta等(1999)追寻终极控制股东的研究新模式出现后,刘芍佳等(2003)应用该方法对中国上市公司的控股主体重新进行分类,并分析了政府最终控制的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此后有许多学者采用这种新的分类方式去研究公司的控股结构与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

(一)公司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分离程度及不同的法律环境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许多学者根据终极产权论去重新划分公司的最终控制者,通过研究公司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看其分离程度对企业价值的影响。邓建平等(2006)发现当控股股东的控制力和其现金流量权分离越大时,公司价值越低。股权制衡和控制权竞争程度越高时,公司价值越高。说明在目前我国对小股东保护不完善的情况下,合理安排股权和控制权结构非常重要。

叶勇,黄雷(2007)基于法系的差异性,对中国上市公司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上市公司作了进一步的比较发现:不同法系国家和地区上市公司的平均现金流量权、控制权及现金流量权与控制权的偏离是有较大区别的。英美法系国家上市公司的现金流量权与控制权的偏离也是最小的,而德国法系的偏离度是最高的。说明英美法系国家拥有较好的法律制度和执行环境,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更好。

(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股权性质及不同的控股机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徐莉萍等(2006)通过追溯中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实际控制人和股权性质,并将中国的上市公司分为四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股的上市公司,中央直属国有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地方所属国有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和私有产权控股的上市公司。他们发现,不同的国有产权行使主体对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有明显的不同,国有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要比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股的上市公司有更好的绩效表现,中央直属国有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要比地方所属国有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有更好的绩效表现,私有产权控股的上市公司的绩效表现仅仅与一般水平的国有产权控股的上市公司的绩效表现相当。这说明在一个法律基础薄弱的转型经济中,上市公司的私有产权控股同会面临比较严重的问题。

夏立军和方轶强(2005)首次将上市公司细分为非政府控制(即民营、乡镇或外资资本控制)、县级政府控制、市级政府控制、省级政府控制以及中央政府控制这五种类型,并构建各地区公司治理环境指数。研究发现:政府控制尤其是县级和市级政府控制对公司价值产生了负面影响,但公司所处治理环境的改善有助于减轻这种负面影响。他们建议:政府应继续“抓大放小”,并从根本上改善公司治理环境;而研究者需要更多的关注公司受政府干预程度和公司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及法治水平,加强对公司治理环境的分析。

总体而言,中国对终极控制权的研究已经出现了部分成果。但以上的文献都是针对控股股东的研究,由于中国的法制基础比较薄弱,多个大股东之间的股权制衡也许有助于保护中国的小股东的利益(陈信元、汪辉,2004),若能将终极控制权应用到股权制衡的研究中,也许能获得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三、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1.国有股比例与公司价值负相关,而法人股比例和流通股比例与公司价值正相关;2.公司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分离程度越大,则企业的价值越低,同时法系对企业价值有一定的影响;3.层级越高的控股机构控制的上市公司有更好的绩效表现,私有产权控股的上市公司的绩效表现仅仅与一般水平的国有产权控股的上市公司的绩效表现相当;4.中国目前的法律基础薄弱,应该加强法制建设、加快市场化进程、减少政府干预,从根本上改善公司治理环境。

本文认为今后相关研究可以对以下方面进一步地深入:

1.企业价值的替代指标选择。外国学者多数所采用的是Tobin’s Q值,而我国有的学者采用的是Tobin’s Q值,有的则采用的是财务指标。外国学者采用Tobin’s Q是因为在国外股票是全流通股,其中股票权益市价可以直接用流通股股票价格代表。而我国的股票包括国家股、法人股和流通股,国家股和法人股是不流通的,无法直接用流通股股票价格来表示股票权益市价,所以在中国一般使用的是修正的Tobin’s Q值。在我国还有学者用财务指标表示企业价值,因为他们看到了Tobin’s Q值的缺点,但是这些财务指标如ROE、ROA等无法反映风险结构对投资回报的影响,而且大多数管理当局会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盈余管理,从而使财务指标失去客观性和真实性,但若能仿效徐莉萍等(2006)采用一个综合性的经营绩效评价指数,财务指标或许是比较切合我国实际的一种考虑;2.研究样本的选择。多数研究者是使用一年的数据进行横截面分析,这就容易存在异方差现象,使模型的可信度受到影响。为了克服以上缺陷,应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分析;3.在研究股权结构对企业价值影响研究中,应该全面考虑影响企业价值的控制变量和企业的终极控制者及其股权性质。由于中国证券市场股权分置状态的长期存在,将股东性质分为国有股、流通股和法人股的做法有很大的缺陷。因此在研究控股股东对企业价值影响研究中,应该考虑企业的终极控制者及其股权性质;4.在研究股权结构对企业价值影响研究中,应该考虑股权结构的内生性问题。如果不同的股权结构会影响公司价值,在有效市场中市场会自动淘汰公司价值较低的公司;然而在现实中,我们仍能观测到差异显著的股权结构。所以公司股权结构本身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外生变量,而是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内生结果,它更多地依赖人类社会“自发的秩序”。

【主要参考文献】

[1] 陈晓,江东.股权多元化、公司业绩与行业竞争性[J]. 经济研究,2000(8):28-35.

[2] 陈小悦,徐晓东.股权结构、企业绩效与投资者利益的保护[J].经济研究,2001(11):3-11.

[3] 朱武祥,.股权结构与企业价值――对家电行业上市公司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1(12):66-72.

[4] 刘芍佳,孙霈,刘乃全.终极产权论、股权结构及公司绩效[J].经济研究,2003(4):51-62.

[5] 邓建平,曾勇,李金诺.最终控制、权力制衡和公司价值研究[J].管理工程学报,2006(3):26-32.

[6] 叶勇,黄雷.基于法系差异的终极控制权、现金流量权比较研究[J].管理科学,2007,20(5):31-39.

故乡全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股权结构；R&D投入；风险投资；股权制衡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15-0100-02

1 引言

现代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产生了问题，包括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委托问题以及大股东与小股东的委托问题。而企业研发投资具有风险高、周期长和规模大的特点，研发投资这些固有特征与现代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产生的问题决定了企业研发活动同样存在严重的问题。在市场不完美和不完全契约的情况下，股权结构是对企业施加影响和控制的基础。企业股权结构直接关系到企业战略的制定与有效执行，研发投入必定会受到股权结构的影响。从公司治理角度探索制约我国企业R&D投入不足的主要原因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众多学者的重视。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国内外学者关于股权结构与企业R&D投入影响的研究主要是从股权集中度和股权性质两个维度探讨企业所有权结构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还有部分学者从股权制衡角度进行了探究。为了更好的了解股权结构对企业R&D投入影响的研究现状，为未来该领域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持，本文将从股权结构的“股权性质、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三个微观层面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2 股权结构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主要研究

2.1 股权性质因素分析

关于股权性质方面对企业研发投资影响的研究，以国外企业为样本的研究中，Madden and Savage通过研究发现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有更多的R&D投资动力。Liddle研究中指出非国有企业有着更高的创新效率以及更多技术创新动力的原因是具有国有背景的企业存在着更为复杂的委托关系。以国内企业为样本的研究中，学者冯根福，温军（2008）、任海云（2010）、陈海声，卢丹（2010）等人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的研究发现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的研发强度要显著高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此外，也有学者在此基础上对股权性质进一步分类进行了研究，比如，国内学者文芳（2007）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对上市公司R&D投资强度的激励效应由强到弱的股权类型依次为：私有产权控股、中央直属国有企业控股、地方直属国有企业控股、地方所属国有企业控股、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股。然而，也有一部分学者持有其他观点：例如，吴延兵（2007）利用制造业统计数据研究发现，国有产权相比私有股权性质对企业研发有促进作用。

2.2 股权集中度因素分析

股权集中度是指股权集中或分散的程度，股权集中度方面，国外众多观点认为企业股权相对较为集中时，企业经营者具有较强的研发创新动力，投资决策也倾向于企业研发投入。Hill和Snell（1988）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此后，Shlerifer（1986）和Hosono（2004）等学者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Yan-nan Gou（2009）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实证研究也发现股权集中度与研发支出正相关，而Yafeh和Yosha在2003年的研究中得出结论表明，股权越集中，企业研发投入越少，即股权集中度与企业R&D投入成负相关关系。Czarnitzki和Kraft（2003）则认为股权集中度和研发支出这两者关系并不显著。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两者之间关系不能确定。Madden等（1999）认为股权集中度与企业创新积极性相关的假设得不到证实。还有Leech和Leahy（1991）研究证实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研发投资强度呈“N”型曲线关系。可见关于股权集中度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至今还没有一致结论。国内关于股权集中度与研发投入关系的研究所得结论不一。国内学者杨勇等（2007）通过江苏省具有省级以上技术中心的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越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投资越多，即股权集中对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得出同样结论的还有张子峰（2010）、任海云（2010）。还有学者没有得出股权集中对企业创新活动有促进作用的结论，学者杨建君和盛锁（2007）的研究指出，在中国现有经济环境中，股权集中度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投资之间存在微弱的负相关关系。

2.3 股权制衡度因素分析

股权结构第三刻画指标是股权制衡度，又称股权控制度（IDX），是指通过设置多元化的股东，在股东之间形成一个制衡机制，其他大股东对控股大股东的有力制衡可以抑制大股东对企业和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占。La Porta（1999）认为理想的股权结构需要多个大股东同时存在，股东之间互相制衡和互相监督能力会增，并认为他们之间的相互监督可以内部化控制权私人收益，也就是说股权制衡有利于促进企业R&D投入。目前国内从股权制衡角度研究对R&D投入的影响相关文献较少，研究结论也相差较大。白艺昕等（2008）研究证实了在堑壕效应与利益趋同效应的交替作用下，股权制衡与R&D投入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任海云（2010）根据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一定的股权制衡对R&D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一股独大是不利于R&D投入的；学者靳洁（2011）通过对生物医药企业的研究发现股权制衡度与R&D投资强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此外，刘胜强，刘星（2010）根据2002-2008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数据研究发现，公司R&D投资额随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呈现出先减少后增加的"U型"关系，第二至第五大股东能够对第一大股东的R&D投资决策起到有效制衡作用。

3 述评

本研究梳理了股权结构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的国内外相关研究的脉络框架，并从中总结出一些重要的研究结论，股权结构与企业R&D投入存在一定的关系，只不过由于国别差异、行业差异以及公司经营管理人员的决策体制方面的差异，在梳理的过程中发现现有研究存在一些问题和空白，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以促进理论上的发展和对实践的有效指导。

第一，在股权性质方面，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国有控股企业由于经营目标多元化、多层委托关系的存在、产权主体虚置，加之技术创新的专业性、复杂性以及非程序性等特征，导致国有企业股东及其人的监督动力和监督能力不足，容易形成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现象，从而不利于国有企业研发投入。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则认为，研发活动所需要的资源大部分由国有企业占有，国有企业比私有企业更有条件增加研发投入。以上总结中我们发现，现有研究大多数是简单地将股权性质分为国有和私有两种，而现实中，股权还可以分为很多具体形式。如股本性质可以分为国有股，社会法人股，内部人持股，社会公众股及其他股份，不同属性的股东对公司治理的态度和能力是不同的，因此，对于股权性质对企业研发投入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对于股权性质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还值得深入探讨。

第二，在股权集中度上，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主要认为股权集中度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分别为正相关、负相关、“非线性”关系。对两者之间持正相关关系观点的研究学者认为大股东监督经营者的积极性会随着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从而能防止经营者为了短期业绩而损害公司长远利益，在降低成本的同时，还可以防止经营者减少企业R&D投入。对两者之间关系持负相关观点的学者认为股权集中度越高，大股东就越有机会侵占中小股东利益，因为大股东们会将更多精力放在掏空公司利益上，而疏于对经营者的监督，不利于研发投入的增加。最后，认为两者之间呈现“非线性”关系的学者通过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过高或过低都对企业的研发投入是不利的，集中度过低会导致股东不能有效监督经营者，股权集中度过高，将有可能导致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越严重，不利于研发投入的增加。从股权集中度方面，企业需要以新的视角看待“一股独大”问题，从而建立有利于技术创新的股权结构安排。

第三，在股权制衡度上，主要存在两种观点。大部分学者认为一定的股权制衡可以促进研发投入的增加，随着股权制衡度的增加，股东们可以相互牵制，互相监督，防止大股东对小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的发生，使他们把更多精力放在增加公司长远利益上。少部分学者研究表明股权制衡度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不明显。目前关于股权制衡度与研发投入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对于不同行业是否存在相同的结论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股权结构属于公司治理中的核心制度框架，股权结构作为一种对人的行为的规范准则，通过特定的激励机制与监控机制的设计，避免组织中人的行为的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保证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国外学者对股权结构对企业研发的影响研究起步较早，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方面都较为全面。国内目前有关股权结构对企业R&D投入影响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股权性质、股权集中度以及高管持股方面。对于股权性质的研究还存在一定不足，对股权制衡的研究比较缺乏，且多是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更是显得相对滞后与不足。最后，从总体来看，已有研究徘徊于变量间统计检验的简便模式，并未探讨股权结构与研发投入之间的传导机制，并且由于影响研发投入的变量很多，因此也未能在理论探索方面形成显著贡献性价值。未来的研究应该更多探究股权结构作为公司治理核心部分影响企业R&D投入的传导机制，并且针对不同行业进行企业股权结构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对于给企业提供参考更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任海云.股权结构与企业R&D投入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J].中国软科学，2010，（5）：126-135.

[2]陈海声，卢丹.股权性质、资本结构、现金流量与研发强度[J].科技管理研究，2010，（21）：230-232.

[3]文芳.控股股东与公司研发投资―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软科学，2007，（06）：50-54

[4]吴延兵.市场结构、产权结构与R&D中国制造业的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07，（05）：67-75.

[5]Gary Madden， Scott Savage.Telecommunications productivity， catchup and innovation[J].Telecom mutilations Policy，1999：200-214.

[6]白艺昕，安灵.所有权结构对R&D投资决策的影响[J].统计与决策，2008，（5）：131-134.

[7]任海云.股权结构与企业R&D投入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J].中软科学，2010，（5）：126-135.

故乡全文范文第3篇

夏商是巫史，西周春秋是公卿，战国以后是宰相。宰相的官职起源要更早，楚国设置“令尹”，齐国、秦国设置“相”，宋国设置“大尹”，吴国设置“太宰”即是。辅助齐桓公建立霸业的管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杰出的宰相。丞相作为官称，始于秦国，后来也被他国采用。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宰相制度的普遍实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对政治制度进行改革时，便确立宰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使之成为正式官制。秦朝的宰相仍沿袭统一前的叫法，称“丞相” 、“相国”。秦朝开始实行一相制，也曾置左右丞相。

在秦统一中国、实行丞相制度后，相权日强。到西汉初期，宰相的权力更是迅速膨胀，并很快达到鼎盛时期。丞相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所不管，与当时的皇权基本上处于平等状态。萧何、曹参等一批名相出现，在西汉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西汉时期宰相的职责无所不统、无所不包，几乎参与所有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还掌握选用官吏、总领百官朝议和奏事、执行诛罚、主管郡国上计与考课、封驳与谏诤等权，还有一定的立法、司法和军事权。在两汉时期，宰相涉权之广、职权之重，是后代宰相无法比拟的。但就在君相“坐而论道”之时，相权和皇权之间的矛盾开始暴露出来。由于相权的膨胀使皇权受到威胁，皇帝便想办法制约相权，宰相也就很快迎来厄运。仅西汉初期到汉武帝时期的百余年间，相权虽然很大，但宰相被杀的也达30多人。而且在汉武帝之后，由于加强了皇权，抑制了相权，将政务中枢从三公府移入内廷，提高尚书台的地位，由尚书协助皇帝裁决庶政，尚书台便成了皇帝的机要秘书处，尚书台长官尚书令则成了直接对皇帝负责，总揽一 切政令的长官，成为实际上的宰相。西汉末年，改宰相为大司徒，与大司马、大司空一起为三公，亦称三司。三公并相时期，宰相办公处称为“三府”：丞相府、大司马府、大司空府。最后改定为太尉府、司徒府和司空府。东汉的三公是司徒、 司空、太尉，为共同负责军政的最高长官。

魏晋以后，尚书台从内廷独立出来，成为中央执行政务的总机关。尚书台的长官、副长官都是宰相之职。尚书台由内廷文书机关变为外廷的行政机构以后，为收发文书、起草和传达诏令的需要，另设中书省为文书处理机关，其长官为中书监和中书令，中书监和中书令也是宰相之职。中书省因掌管机要，接近皇帝，其地位比尚书省更为重要，古时有“凤凰池”和“凤池”之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宰相之职，分属于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所以三省的长官并称宰相。

隋唐确立三省制度，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的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就是宰相。中书令隋代称内史令、内书令，唐代称右相、凤阁令、紫微令等。唐朝是宰相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宰相机构之变化与宰相名称之多变均较复杂。三省制度是在魏晋南北朝和隋朝时期逐渐形成的，到唐朝才真正得以确立。在唐代的中枢机构中，真正握有实权的是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尚书省是中央执行政务的总机构，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其长官称尚书令，左、右仆射为之副。中书省是秉承皇帝意旨掌管国家机要大事、政令的机构，其长官称中书令。门下省与中书省同掌机要，并负责审查诏令，签署章奏，有封驳之权，其长官称侍中。凡朝廷有军国大事，则中书出令（决策），门下封驳（审议），尚书受而行之（执行）。所以人们也简称尚书省是执行机构，中书省是决策机构，门下省是审议机构。又因尚书省下设有六部，故习称“三省六部制”。唐初右仆射加“知政事”身份，参加政事堂会议，也是宰相。中书令迁右仆射，不加“知政事”亦为宰相。李世民继位后，尚书省的左、右仆射与侍中、中书令均成为宰相。唐初因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前当过尚书令，以后臣下不敢居此职，尚书省的长官由原来的副职左右仆射担任，执行宰相职务。唐中叶以后，皇帝另选重臣数人，授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职衔，意即与中书、门下长官商量处理国务之官，是事实上的宰相。五代、宋代均沿袭唐制，在北宋前期，中书门下的长官为正宰相，亦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副宰相称“参知政事”。后来参知政事与正宰相基本无差别，使正宰相事权更为分散。宋太宗后，一相四参或二相二参是常事。北宋神宗元年改制，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南宋孝宗以后，又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元代废三省制，实行一省制，即以中书省为政务中枢，其中设左右丞相、平章、参政等，行宰相职权。

故乡全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稳健性；股权集中度；对外投资；高管薪酬

[中图分类号]F2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2 — 0148 — 03

1 引言

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的金融危机，这次金融海啸异常猛烈，在这次危机中，一部分学者将引发此次危机的原因归咎于公允价值计量这一会计体系上来，由于应用公允价值计量会产生逆周期效应，加重了此次金融危机对上市公司的影响。现在虽然时过境迁，很少有文章还在苛责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但对于公允价值起到一定约束作用的谨慎性原则即会计稳健性是值得人们思考和研究的。

在以往研究会计稳健性的文章中，多是根据我国上市公司独有的特点——国家控股上市公司占我过上司公司比重的一半以上——区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来研究债务、资产减值损失等因素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

考虑到国家近年来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进行的股权分置改革、银行体制改革及加强对地方政府行政干预的监督等，本文不再区分国有控股和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而是以股权集中度为标准对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及其产生的经济后果进行研究，从而得出不同稳健性条件下企业投资情况的差别。

2 文献回顾

稳健性是会计人员对好消息（收益）的确认要严于对坏消息（损失）的确认，在本质上，稳健性强调盈余更及时地反映损失，更谨慎地反映受益，其长期结果是净资产的持续低估。Watt（2003）认为，稳健性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稳健性是一种重要的签约机制和治理机制。稳健性降低了盈余被高估的风险，提高了基于会计指标的薪酬契约和债务契约的监督效率，从而更好地在事前保护资本所有者（股东或债权人）的利益。唐雪松等（2007）证实，由于债务融资之后支付利息将减少经理人可支配的自由现金流，因此举借债务可以约束过度投资。刘运国（2010）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当企业总体债务比例较高是，债券人的风险意识就会增强，更有动力去约束企业内部人的行为，因此银行要求借款比例高的公司采取更加稳健的会计政策。江伟（2007）利用2000-2005年沪深两市全部上市公司的数据得出，公司管理层薪酬——业绩敏感度对“坏消息”和“好消息”的反应呈现出不对称性，从而表明在我国存在薪酬契约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曹宇、孙铮（2005）的研究显示，当大股东持股达到一定的比例可以控制上市公司时，会延迟公司内部不利信息的披露程度或较早披露有利信息，这种行为使公司对“好消息”的反应时间的长度要比“坏消息”反应时间的长度短，会导致较低的稳健性。修宗峰（2008）的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高的上市公司将不利于会计盈余信息质量的提高，少数大股东可能通过及时确认“好消息”以及滞后确认“坏消息”的方式来掩盖对中小股东的“掏空”行为，会计盈余稳健性较低。Ross L. Watts（2009）拥有更稳健会计政策的公司更容易从银行或其他债权人处获得资金，这样不会使公司投资不足。

3 研究假设

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高，表明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在一个或少数几个股东的手中，他们对上市公司有着绝对的控制权，存在着大股东兼任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大股东们和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沟通可以私下进行；随着股权集中度的提高，大股东可能为了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而要求更低的会计稳健性。因此，从契约理论方面，公司的会计稳健性将会降低。

假设H1：公司股权集中度的提高会降低会计的稳健性。

股权集中度高的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较低，当这类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时，银行面临的是非对称的收益，更关注企业的最低价值，而稳健的会计信息能够缓解管理层对资产和利润的高估，由于这类公司的会计信息的稳健性低，银行会加强对这些债务人的监管，从而会相应减少对这些企业的借款数额，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这些企业可用资产的减少，致使企业的对外投资减少。因此对于股权集中度高的企业，对外投资少，表明企业的会计稳健性低。

假设H2：股权集中度高且对外投资率低的企业的会计稳健性更低。

由于股权集中度高的上市公司，大股东参与到公司的治理中，提高了对总经理等高管人员的监督，对高管人员的薪酬产生负影响，高管人员的激励政策也倾向于与经营业绩相关，而经营业绩又主要由会计盈余来衡量，尤其是受当期的会计盈余的影响，会导致高管的短期行为，因此高管人员为提高其薪酬，具有延迟反映（甚至隐藏）损失、提前反映（甚至虚增）盈利的动机，更及时的确认好消息，会使股权集中度高的公司的会计信息更不稳健。

假设H3：股权集中度高的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薪酬高的企业的会计稳健性低。

4 研究设计

4.1 样本选择

本文以2010年上市公司为样本，仅选取正常经营的公司，另外还剔除了金融保险行业的公司，剩余样本数为1522。

4.2 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Basu（1997）股票价格反映了影响公司价值的所有相关信息，股票收益率可以表示公司的经济收益，会计信息的及时性意味着当期的会计盈余是否完全反映了公司的经济收益。如果股票收益的正负可以代表影响公司价值的“好消息”和“坏消息”，稳健性就要求当期的会计盈余反映当期的“坏消息”，而不反映当期的“好消息”。因此，负的股票收益与会计盈余之间的关系要显著强于正的股票收益与会计盈余之间的关系。

NIt=β0+β1DR+β2Rt+β3Rt*DR+ε…………………①

其中，NIt=EPSt/Pt-1，EPSt和Pt-1，分别是第t年的每股收益和第t-1年期末的股票收盘价格。

Rt为第t年度1月至12月的年股票收益率，Rt的正负代表了“好消息”和“坏消息”。

DR为哑变量，当Rt

Basu （1997）模型主要考察系数β3，该系数代表了会计稳健性的程度。β2表示会计盈余对“好消息”的反应系数，（β2+β3）表示会计盈余对“坏消息”的反应系数，因此当β3大于零时，会计盈余对“坏消息”的反应系数大于对“好消息”的反应系数，表明会计盈余对“坏消息”反应比“好消息”更迅速，则会计政策是稳健的。根据Basu的分析，稳健性可以用倍数CONV=（β2+β3）/β2来表示，该指数表示会计盈余对“坏消息”反应系数相对“好消息”反应系数的倍数。

本文在Basu（1997）模型的基础上，添加自变量与其他变量的交叉项，使其能适应所要验证假设的需求：

NIt=β0+β1DR+β2Rt+β3Rt*DR+OwnCon*（θ0+θ1 DR +θ2 Rt +θ3 Rt*DR）+ε…………………………………………②

θ2代表股权集中度对好消息的影响，θ3代表股权集中度对稳健性的影响。

NIt=β0+β1DR+β2Rt+β3Rt*DR+Inv（α0+α1 DR +α2 Rt +α3 Rt*DR）+Inv* OwnCon*（μ0+μ1 DR +μ2 Rt+μ3 Rt*DR）+ ε…③

μ2代表股权集中度和投资对好消息的影响，μ3代表股权集中度和投资对稳健性的影响。

NIt=β0+β1DR+β2Rt+β3Rt*DR+AS（α0+α1 DR +α2 Rt +α3 Rt*DR）+ AS*OwnCon*（μ0+μ1 DR +μ2 Rt+μ3 Rt*DR）+ε……④

μ2代表股权集中度和高管薪酬对好消息的影响，μ3代表股权集中度和高管薪酬对稳健性的影响。

5 实证结果

5.1 股权集中度对稳健性的影响

在表2中，回归（1）未区分股权集中程度时，盈余对好消息的反映系数是0.033，对稳健性的反映系数是0.029与0.033的和0.062，因此会计盈余对好消息的反映大于对坏消息的反映，盈余总体上具有稳健性。回归（2）考虑了股权集中程度对稳健性的影响，盈余对好消息的反映系数为0.020，对稳健性的反映系数为0.020与-0.037的和为-0.017，会计盈余对“坏消息”的反应系数小于对“好消息”的反应系数，且对会计盈余对稳健性有负向影响，说明股权集中度高的企业的稳健性很低。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股权集中度高的企业，大股东可能会操纵企业的利润，加速对好消息的反映，推迟对坏消息的反映，以实现自身目的。因此，这验证了假设1，股权集中度高的企业稳健性低。（见表2）

5.2 投资率与稳健性的关系

回归（1）中，Inv*Rt和Inv*Rt*DR前的系数分别为-0.008和-0.030，且都在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不考虑股权集中度时，投资水平低的公司对好消息和坏消息都存在推迟反映的特点，但相对好消息反应的更及时。回归（2）中，在投资率和股权集中度的交叉影响下，虽然对好消息和坏消息的反映仍然存在推迟的现象，但对坏消息的反映速度要明显的慢于好消息的反映速度，且这在0.1的水平上是显著的。这也验证了假设2，股权集中度高且投资率低的企业的会计的稳健性低，会计稳健性的降低又进一步的导致了投资的减少。

从理论上，企业对好消息的反映速度不会出现推迟现象，这可能由于以下几点原因：其一，由于所选的数据过少，产生了回归过程中的不准确或产生了共线性；其二，从所搜集的数据可以看出，企业的投资率是很低的，企业并没有将投资作为企业的主营业务；其三，选择的数据是2010年的数据，我国2010年的投资市场整体是不景气的，可能导致大部分企业在这一年的投资中没有好消息。（见表3）

5.3 高管薪酬与稳健性的关系

从回归（1）中，AS* Rt和AS*Rt*DR前的系数分别为0.007和-0.019，说明在企业中，随着高管薪酬的提高，盈余的稳健性降低，管理层为了提高和经营业绩相关的薪酬，使对好消息的反映更迅速，推迟对坏消息的反映。从回归（4）中，AS*Rt*DR和AS*OwnCon*Rt*DR前的系数从绝对值上要大于AS* Rt和AS*Rt*DR前的系数，说明在股权集中度高的企业中，高管薪酬高越高，会计对盈余的反映是越不稳健。从而证实了假设3。（见表4）

6 结论

本文从股权集中程度，和股权集中程度条件下的对外投资和高管薪酬三个方面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股权集中度高的企业的会计稳健性低；在股东和债权人要求其提高稳健性的前提下，高股权集中度低对外投资率的企业具有更低的会计稳健性；高管薪酬的高低依赖于企业的经营业绩，高管薪酬高的企业稳健性低，在股权集中度高的企业中，这种表现更加明显。

从文中所表明的情况，我国上市公司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改善，从而使企业对盈余的反映更加稳健：首先，降低企业的股权集中度是关键，企业要快速发展，需要大量资金和先进的技术，可以通过引入其他公司的资金和以股权交换技术等方式来降低企业的股权集中度，这是一举两得的方式；其次，企业的薪酬激励制度需要改进，增强对高管人员长期的激励，这会在一定程度避免高管人员提前确认收益，延迟确认损失的短期行为。

〔参 考 文 献〕

〔1〕 刘运国，吴小蒙，蒋涛.产权性质、债务融资与会计稳健性——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10，（01）：44-50.

〔2〕 刘凤委，汪扬.公司治理机制对会计稳健性影响之实证研究〔J〕.上海立信会计学院报，2006，（05）：17-22.

〔3〕 张敦力，李琳. 会计稳健性的经济后果研究述评〔J〕.会计研究，2011，（07）：19-23.

〔4〕 杨丹，王宁，叶建明.会计稳健性与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基于资产减值角度的实证分析〔J〕.会计研究，2011，（03）：27-33.

〔5〕 李增泉，卢文彬会计盈余的稳健性：发现与启示〔J〕.会计研究，2003，（02）：19-27.

〔6〕 毛新述，戴德明.会计制度变迁与盈余稳健性：一项理论分析〔J〕.会计研究，2008，（09）：26-32.

〔7〕 春，孙林岩.银企关系、股权特征与会计称健性——来自中已上市公司的任脸证据〔J〕.财政研究，2006，（07）：70-72.

〔8〕 朱茶芬，李志文.国家控股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研究〔J〕.会计研究，2008，（05）：38-45.

〔9〕 杨华军会计稳健性研究述评〔J〕.会计研究，2007，（01）：82-88.

〔10〕 修宗峰. 股权集中、股权制衡与会计稳健性〔J〕.证券市场导报，2008，（03）：40-48.

故乡全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公司外部治理 产品市场竞争 股权制衡度 会计稳健性

响会计信息质量的因素有很多，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和治理效率的提高是提升会计信息质量有效而又现实可行的途径。近几年，国内许多学者大都从分析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入手，强调公司股权结构、管理层持股激励、董事会特征等内部治理因素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从整体角度来看，公司治理不仅包括内部治理因素也包括外部治理因素。因此，本文从公司外部治理因素角度对会计稳健性进行研究。

一、文献回顾

自Basu（1997）提出度量稳健性的计量模型之后，国外涌现出诸多有关会计稳健性的实证研究文献，会计稳健性也被广泛的用作盈余质量和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Watts（2003）认为稳健性是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司内部治理因素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上，许多研究表明流通股比例、机构投资者持股、独立董事比例以及是否存在两职合一等公司内部治理因素对会计稳健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司内部治理主要是以产权为主线的内在制度安排，其治理载体就是公司本身；而公司外部治理则是以竞争为主线的外在制度安排，其治理载体是市场体系。公司外部治理因素主要有经理市场、控制权市场、产品市场、法律法规体系及其他对经营者的约束机理五个方面（王成昌，刘升福，2003）。目前，对外部治理因素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研究较少，部分研究表明股权制衡度、债务契约等外部治理因素对会计稳健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孙铮、刘凤委（2005）将债务契约作为公司治理因素，研究发现其与会计稳健性存在正相关关系。张菊朋（2012）研究发现产品市场竞争在我国具有积极的公司治理效用，能够缓解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对稳健性的需求。本文主要研究控制权市场及产品市场两个外部治理因素分别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同时研究两个外部治理因素的综合作用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

二、研究假设

产品市场竞争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一方面，产品市场竞争作为一种外部治理机制，能够促使管理层减少败德行为、提高经营效率，同时竞争还以标杆方式向外界传递管理层经营绩效方面的信息，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成本，从而降低对稳健性的需求。但另一方面，由冲突引起的管理层的决定会损害股东的利益，尤其是处于激烈竞争的环境中的企业，因为竞争加剧了企业的清算和灭亡。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产品市场竞争与会计稳健性正相关。

股权制衡是指控制权由几个大股东分享，通过内部牵制，使得任何一个大股东都无法单独控制决策，达到大股东相互监督的股权安排模式，既能保留股权相对集中的优势，又能有效抑制大股东对上市公司利益的侵害。股权制衡程度越高，外部股东相对于控股股东的势力就越强，相应地外部股东监督的动机和能力也就越强，控股股东侵害的能力越弱，从而股权制衡对维护企业价值的积极作用的效果就越好。另外，股东披露不稳健会计信息需要付出成本，不稳健的会计信息带来的收益与其成本相比不经济，也就是说，提前确认收益和资产，延后确认费用和负债，不会使大股东获取太多的“超额收益”。由此可见，股权制衡对会计稳健性产生影响。由此，本文提出假设2：股权制衡度与会计稳健性正相关。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产品市场竞争、股权制衡度共同作用对会计稳健性产生影响，从而提出假设3：股权制衡度提高的情况下，产品市场竞争与会计稳健性的正相关关系得到增强。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及来源

本文选取2008-2010年沪深两市A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业上市公司，并按以下顺序进行筛选：（1）剔除ST上市公司；（2）剔除相关数据缺失的样本公司；（3）剔除数据明显异常的上市公司。最后得到85家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公司三年255个混合数据样本，全部样本数据来自于CSMAR数据库。

（二）变量选取

（三）模型设计

四、分析过程与结果说明

（一）描述性统计（见表2）

（二）相关性分析（见表3）

（三）回归分析（见表4）

回归结果显示，产品市场竞争与会计稳健性显著正相关，假设1得到证实。股权制衡度与会计稳健性负相关，但不显著，与假设2不符。这可能与房地产行业的市场环境及特征有一定的关系，我国房地产行业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不属于自由市场，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它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我国法律政策变化的影响。在股权制衡度一定的情况下，产品竞争与会计稳健性负相关，但不显著。此外，公司规模与会计稳健性显著负相关，与目前的研究结论一致；财务杠杆与会计稳健性正相关，这表明会计稳健性确实具有债务需求特征；表征无条件稳健性的市账比与本文所研究的应计条件稳健性显示正相关关系，但非常不显著，而相关性分析中显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因此笔者认为市账比与会计稳健性显示负相关关系，与现有文献中关于无条件稳健性和条件稳健性之间的关系的结论一致。

五、结论

本文针对公司外部治理因素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进行研究，主要研究市场竞争、控制权这两个外部因素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发现房地产经营与开发行业的产品市场竞争与会计稳健性呈正相关关系；由于房地产经营与开发行业具有一定垄断地位的市场特征以及很大程度上受我国法律政策影响，其股权制衡度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呈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股权制衡度提高的情况下，产品市场竞争与会计稳健性的正向关系得到增强，这表明产品市场竞争与股权制衡度这两个外部治理因素共同作用促进了会计稳健性。同时，本文的研究结论进一步表明了产品市场竞争确实具有公司治理功能，能够缓解公司内部人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矛盾。因此，一方面在我国可以提高市场竞争度来有效约束管理层的行为，另一方面在今后研究会计稳健性的动因时，要考虑产品市场竞争的影响。而从公司外部治理的控制权角度来看，本文选取股权制衡度基于房地产经营与开发行业的研究不具有代表性，其受其他外部治理因素的影响较大，尤其是法律政策因素，这表明公司外部治理因素之间的共同作用影响会计稳健性。本文为以后研究公司外部治理因素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提供了思路。X

参考文献：

1.刘凤委，汪扬.公司治理机制对会计稳健性影响之实证研究[J].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2006，（20）：16-22.

2.伊志宏.产品市场竞争、公司治理与信息披露质量[J].管理世界，2010，（1）：133-141.

3.赵自强，顾丽娟.产品市场竞争、会计稳健性与融资成本——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2，（11）：4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