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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利率市场化与存款保险制度的制定与执行将成为“十二五”期间金融改革的重要内容,而这也被视为中国下一步经济转型的原生动力。不论是利率市场化还是存款保险制度,都是推动银行业改革的举措之一。中国银行业的经营模式怎么改?民间金融如何办?改革又将带来怎样的经济和社会效应?《中国经济信息》就此专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院长助理王曙光。
混业经营在实践
中国经济信息:中国利率市场化时机是否成熟?
王曙光:从大环境看,现在应该是最好的时机。大部分金融机构对于利率市场化早已开始准备。从银行来讲,他们也在不断提升自己的定价能力。尤其从贷款定价来看,他们在采取多层次的浮动利率。
中国经济信息:利率市场化是否会对银行业带来冲击?
王曙光:造成冲击是假想。其中有一个前提,即银行是否具备足够高的灵活定价的能力来应对市场化的局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几年前,银行机构没有在定价能力方面取得任何进展,风险将会非常大。但根据我的田野调查,大部分金融机构,包括中小金融机构,在产品的开发与定价能力上已有相当多的实践和训练。
银监会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11年报》显示,2011年中国银行业利润同比增近四成,其中,利息净收入在银行业收入占比高达60%,与国际银行业平均水平相比,仍然过高,收入构成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这也正好表明了利率市场化的必要性。如果没有利率市场化,银行就没有动力通过更多的产品创新和差别定价来获取利润。中国银行业的盈利结构永远倚重在利差方面。
市场化之后,将倒逼金融机构更好地判断产品的风险、客户的信用,强化自己的定价能力。这样中国银行业内部就产生了竞争。这种竞争是金融创新能力的内功的较量,而不简单依赖于利差收入。
中国经济信息:从国家监管层面,内功较量的空间形成了吗?
王曙光:从存贷款方面来看,这样的空间已经形成。大多数商业银行已经意识到利率市场化的到来。
中国经济信息:在利率市场化推进的同时,有一种声音是,需要与银行的混业经营同步改革。您怎么看?
王曙光:从某种程度来说,银行的混业经营已经在实践,包括银行与保险的交叉运营,由大型的金融控股集团来做。有的银行则在内部设立证券投资部门,事实上,各个金融业务之间的界限,业界格局不像以前那样清晰。法律上没有完全禁止业界之间的相互渗透。
尽管在证监会、银监会的官方文件中,业界之间的互相渗透还不被提倡,但混业经营在实践中慢慢形成了趋势,市场在逐渐打破业界之间的间隔。
民间金融要出口
中国经济信息:民间金融改革的可能性方向在哪里?
王曙光:民间金融的规范化、阳光化、法制化提了很多年。尤其在去年,温州的民间金融风暴之后谈得更多。
首先,民间借贷的法律应尽快出台,来界定民间借贷的形式、利率水平、信贷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等。以往的法律认定相当模糊、解释的空间太大,法律上需要有清晰的界定。
温州金改试点推出了很多改革措施,很好,但一些措施往往是阶段性的,没有长期稳固的法律基础。
其次,金融改革最核心的问题就在于如何让大量的民间资本有一个出口。金融改革的措施很多,但对于一条却谈得很少,即如何让民间资本以较低的成本和门槛进入金融业。如果没有这样的出口,民间资本还会无序地流动。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金融乱象,包括一些金融犯罪现象,都跟这个出口的缺乏有关。
银监会近期推出措施,希望民间资本整合那些经营不善的农村金融机构。此后,民间资本可以利用手中的资金收购农村信用社,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难度却很大。
目前的情况,对于民间资本创建金融机构的举措可能要相对保守和稳健。但将来监管层应该允许民间资本通过兼并、收购、控股、参股金融机构,让他们有正当渠道进入金融业经营,尽量避免地下的借贷活动。
中国经济信息:您所谓的较低成本是指什么?
王曙光:金融改革方案中的一些措施,实际上对民间资本来说无法得到实惠。举个例子,从银监会等监管层来说,他们希望民间资本参与到村镇银行的建设、经营中。但后来的局面却是大银行控股和独资来办一家村镇银行,或者,当地的大型国有企业入股参与村镇银行。真正的民间资本参与村镇银行的案例非常少见。
在国外,这类中小金融机构都是由民间资本构成。中小金融机构完全可以慢慢放开,发挥私人资本的活力。更重要的是,私人资本的进入,对中小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有极大的改善。
中国经济信息:在中国,中小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会不会更弱?
王曙光:很多中小金融机构经营更加灵活,它的抗风险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比大型金融机构要强。
区域鸿沟待弥合
中国经济信息:有人形容金融业改革是一把打开下一次经济改革的钥匙。它是否会成为“十二五”新的增长极?
王曙光:很有可能,也希望这样的局面能出现。事实上,在整个经济结构当中,金融业的结构相对滞后。因为它竞争不足,产权结构单一。造成这种局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排斥民间资本。因此,金融业的整体效率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到经济层面的活动,如中小企业融资不足,活力不够。
一旦金融业活跃起来,经济层面也会有很抢眼的表现。
中国经济信息:您最近一次基层调研,看到中小金融机构的现状如何?
王曙光:最近一次到南方,看到了70%-80%的基层村镇银行、农村信用社发展很快,实力和规模在迅猛地增长。但同时也看到了一些问题,他们面临着很多的制度约束。浙江的农村金融机构资产质量管理得很好、资本很雄厚,如果想去资本相对不太充裕,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区域去开设分支机构,就面临着约束,法律上没有这种跨域经营的自由。
金融机构如果想把股权结构作出改变,让更多的民间资本进来,进行增资扩股,同样会受到或明或暗的政策限制。
从微观层面来讲,中小金融机构近几年的竞争能力提升很快,但宏观制度层面还有很多紧箍咒。产权结构与金融的地方割据都应该是下一步金融改革应该放松和改进的方向。
此外,这还涉及到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中国原来的发展战略是各区域各自为战,但实际上东中西部之间的金融交流可以弥合区域之间的差距,比如浙江中小金融机构的资本特别多,如果允许它们去西部放贷,在满足西部资金需求、推动西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获得了资本收益,释放了流动需求。
近年来,榆林市经济跨越式发展,民间融资规模越来越大,民间资本投资异常活跃。但是由于“草根金融”本身所固有的不确定性和潜在的风险,希望民间财富资本化金融化的愿望和要求也愈加强烈,需给予关注。
榆林市民间融资的基本情况
融资方式多元化。榆林的民间融资呈多样化发展态势,包括个人借贷、地下钱庄以及典当行、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寄售行和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等多种机构。个人及地下钱庄放贷大都以高利借给熟人,利率一般为月息10‰~30‰。这部分资金通过亲友熟人以集资或入股方式进行项目投资(以私营和个体煤炭、房地产行业为主),以固定收益或分红作为回报。而融资性担保公司、典当行、投资公司和寄售行(即“影子银行”)贷款期限相对较长,利率较高,月息一般在20‰以上。此外,企业互助基金及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民间融资组织最近也在榆林出现,相对涉及资金金额较少。
融资投向多元化。榆林市的民间融资按投资对象来分类,既有投向煤矿、房地产企业的,又有投向中小企业、农民等微利对象的;按投资产业来分类,主要投向能源工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其余主要投向农业和服务贸易;按用途来分类,有用于开矿办企业搞固定资产投资的,也有用于临时性周转弥补流动资金不足的;按区域分类,除了投向本地的以外,据调查估算,大约有近20%投向了内蒙古、宁夏、新疆、西安、北京等地。
资金来源多渠道。一是本地闲置资金。到2011年12月末,榆林市个人储蓄存款余额达796.37亿元,在消费没有明显起色、存款利率较低的情况下,有相当一部分储蓄存款变成民间资本进入了民间投融资市场,填补了中小企业的资金缺口。二是受金融危机影响,一些民营企业的经营资金退出生产流通领域,将资金抽出投到担保公司、投资公司等用于放贷,进入民间融资市场。三是外地资金的流入。特有的能源资源优势使榆林成了资金聚集洼地,外地资金中的一部分参与了民间借贷,进入了融资市场。四是银行信贷资金。受高利率的吸引,个别人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然后又借助担保公司、投资公司、民间借贷等平台将钱贷出去,以获取利差。
榆林市的民间借贷由一般社会主体(个人为主)借给民间中介,和由民间中介借出、被借款人用于“过桥贷款”、票据保证金垫款、验资垫款、票据承兑等短期周转的资金,并没有直接进入生产、投资等领域,而是停在了民间借贷市场和银行账户上。
加快民间货币财富的资本化
一般而言,民间货币财富的投资和运用整体上缺乏专业化,对风险识别和判断水平不够,往往会承担较高的风险成本。所以从提高民间货币财富使用效益的角度看,对其进行必要适度的资本化或金融化,对于进一步提高融资效率和投资水平,防范金融风险等,都是有积极意义和作用的。
继续发挥民间资本在大型工程和项目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榆林市能源化工基地已从载体建设和项目建设阶段进入当前的跨越发展阶段,可引导民间资本参与煤矿兼并重组、国有企业改革改制等,最大限度发挥工程和项目对民间资金的虹吸效应。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以供给侧改革为核心的调结构、去产能和以创新为驱动力量的产业升级、新型产业的培育,正如火如荼地推进,尤其是中央政府全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战略和政府推行简政放权的改革,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能源、交通、信息、生态环保、农业水利、市政和社会事业等重点经济领域,这给民间资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全社会的民间投资理应大幅上升,但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
民间投资为何下降?许多业界人士大多是从外部寻找原因,诸如政府部门下放的权力虽多,但真正“含金量”高的权力没有下放;金融改革不到位,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没有解决;政策执行不到位,尤其是中央政府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而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在一些地方执行不到位,存在着不作为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现在的行政环境、经济环境、法制环境,都远远好于过去。
依笔者看,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经济进入转型期以后,民间投资者的素质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患上了“迷茫综合征”,陷入了“找不着北”的状态。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民间投资之所以保持大幅增长的态势,是与整个经济依靠资源消耗和粗放式高增长相关,特别是矿业、房地产业等产业爆炸式增长,因其短平快,技术含量低,创新要求低,市场需求大,回报率高,进入了“有钱就能赚大钱”的时代,由此掀起了民间资本的投资浪潮,并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但现在的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国经济由资源消耗型的增长转变到依靠创新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增长。在这样一个大转变的时期,要追求更高的投资成功率和回报率,投资者的素质成为决定性因素。而我国的民间投资者的素质没有获得相应的提升,也就不可避免地迷失了方向,“找不着北”,虽然有钱,但却投资无道。
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今天,当传统产业的投资回报率持续下滑,民间资本一派茫然,大量资本握在手里找不到出路,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那样,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其实,好的投资项目很多,只是由于受民间投资者自身素质的局限,面对变幻莫测的全球市场,无法鉴别项目的好坏,尤其是面对一些新的投资领域,往往是看不懂,看不准,不敢投。现在,尽管政府鼓励民间资本进入能源、交通、通信、金融等领域,也不乏许多有投资价值的好项目,但民间投资者对其自身如何使用资本话语权,如何实现预期的收益,信心不足,不知道该怎么“玩”。
[论文关键词]民间资本借贷 问题 案例分析
民间资本借贷主要发生在企业和企业之间、人和人之间、企业和人之间,是一种以个人信用为基础而产生的借贷行为。民间资本借贷之所以会有着猛烈的发展势头,主要是因为资本的拥有者没有一个好的投资途径、中小企业存在资金不足的情况,我国虽然有正规的贷款组织,但是存在着手续复杂,门槛过高等情况,这也就必然导致了民间贷款的滋生成长。但是,民间资本借贷对国家宏观调控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它会破坏金融秩序的稳定性,会加大借款人的生活负担,同时借贷本身也隐藏着很大的风险。
一、案例分析
2011年7月中旬的某天,一家大型家电商场门面人山人海,商场店面紧闭,围观人员情绪激动,后经查实,这家商场的经理田某及家人一夜之间不知去向。田某在县城及至省城都有多家连琐家电商场,资产达数亿元,但在数亿元的资产背后是超数亿元的债务。原来田某家电市场做大后就想投资房地产行业,就通过银行、私人借贷从各方面筹措大量资金,后田某投资失败,资金链断裂,在巨额债务面前,田某选择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田某作为当地的一个私营企业家,从一无所有,到拥有数十亿的财产,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仰,但是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在他一手创建的商业帝国的身后,站着的是数千人的民间借贷队伍,他们用自己的财产帮助着田某。
田某的集团从民间开始借贷融资在2003年就已经开始了,根据统计的数据,田某的集团从民间借款规模已经超过了1500人,借贷金额少的几千、几万,多的上千万。按照20万以下的月利息为2.1%,20万以上月利息为3%。他每年需要归还的利息为本金的23%-35%,田某的集团从民间贷款金额为11.5亿元,从银行借款1.2亿元,共计人民币13亿多元。假如根据本金的35%来支付利息,仅仅归还民间资金的利息,一年就需要花费3.5亿多元。这就使得田某的集团有着非常大的一个资金缺口,也是因为这样,田某的集团走向了一条不归路。
民间借贷的这种流动情况,不可以简单的用好和坏来进行判断,从不好的方面来说,民间贷款存在着信誉和保障资金等方面的不安全因素;从好的方面来说,在面临市场萎缩、通货膨胀、金融危机等情况的发生时,就是因为民间资金借贷的存在,让很多企业在银行贷款等各种情况的限制下,顺利挺过了难关,没有走向倒闭。也间接的处理了地方群众就业和政府税收的难题。从上面可以看出,民间借贷有利有弊,不管是不按照规定私自进行揽储的企业来说,还是对于为了获取高利息而私自贷款的群众来说,民间贷款都存在着很大的借贷风险和借贷隐患。
二、形成民间资本借贷的因素
(一)从银行的角度分析
目前,根据我国的国情来说,因为金融系统不够完善,资本市场成长的也不好,国内的中小企业难以和资金市场做好拼接,使得我国的中小企业在集资方面有着很大的困难。一是因为部分中小企业存在素质和信誉方面的问题,比如在珠江地区有些小企业贷到资金后会携款逃跑,关掉店铺的情况,二是国有银行不愿意承担贷钱给小公司的风险,一般只接受大企业的贷款。
(二)从中小企业的角度来剖析
民间贷款资金主要都流向了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在人均工资不断提高、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生存状况并不乐观。在民间资金剩余较多,经济良好的地区,民间借贷是中小企业求助于银行之外外的另一个主要贷款来源,例如温州、东莞等地。但是,因为民间贷款的利息不断升高,对本来经营就不太理想的小企业无疑加重了负担。一般比较良好的民间贷款是可以推进私营经济的向上成长的,主要是在银行银根收紧、不好借贷时,民间贷款就给中小企业带来了希望。但是,如果民间贷款没有在严格的监督条件下进行,导致贷款的利息大于中小企业经营的正常利润的时候,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高利贷,会严重影响中小企业的发展。
(三)从投资人的角度来考虑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最新存款信息显示,2013年1月人民币存款减少6785亿元,银行行业分析存款降低的原因是商业银行吸纳存款的愿望降低。但是还有一些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群众的银行存款随着通货膨胀,都明显的产生了缩水,所以很多人都不愿意存款,而是把存款转向了各种理财产品的投资,当然还包括愈演愈烈的民间贷款也是资金流动的主要原因。
三、民间资金贷款存在哪些缺陷
(一)从政府的角度思考
从客观角度来说,民间贷款存在着盲从性、散乱性和不标准性,这几个方面对我国的金融秩序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 (1)很多的资金散落在外面,不利于国家进行宏观调控,会直接影响到国家金融利率的政策制定和金融调控的执行结果。(2)会对国家的税款造成一定的损失。(3)不好对其进行金融监管,会存在投机取巧、风险高、暗箱操控等风险。(4)会影响到正常的信贷市场,使银行的存款缩水,增加了资金供求间的冲突,同时也不利于有关部门的监督和管制。(5)很容易产生各种经济纠葛,导致社会不稳定
(二)从企业的角度来思考
很多中小企业都存在着资金链断缺的情况,导致企业如果不借钱,就会有倒闭的风险。在通过正规途径贷款存在很多困难的因素下,大多数的中小企业更加青睐于民间贷款。因此民间贷款是有很大的需求的,使得中小企业很容易聚集到资金,同时民间贷款是朋友和朋友之间的,存在着一定的信誉度,这两个方面使得民间贷款迅速的生根发芽。中小企业虽然可以非常容易的从民间融到资金,但是利息却非常高,远远大于银行贷款的利息,这样就无形中加大了企业的经营负担,也加大了经营风险。
(三)从投资人的角度考虑
大多数进行贷款的群众都深知这样的高利模式虽然赚钱,但是也存在着很大的资金风险,甚至贷出去的资金无法收回。但是由于自身没有一个很好的投资方式,再受到高利息的诱惑,很多人都愿意冒险进行资金借贷的。
四、处理办法
(一)从政府的位置来考虑
为了解决贷款难的问题,政府相继出台了很多的政策来应对小企业从银行贷款门槛高的问题,例如小额信贷的推行、创业板的推行等都是为了解决信贷问题才出台的比较好的政策,可以说是不错的一些民间融资途径。
对于民间借贷要组建一个来调控民间贷款的组织,同时还需要根据民间借贷的实际情况推行一些比较简单、实用的办法。比如可以组建一笔专门用于中小企业贷款的基金。政府在对中小企业进行贷款时,要根据中小企业的实际情况,去帮助一些整体信誉不错,企业有着一定的发展空间,仅仅是短期遇到资金困难的中小企业,还要建立多种多样的企业担保机构,来彻底解决企业的资金难题。
(二)从企业的位置来考虑
为了保证企业的整体产业结构可以向一个轻型化的方向发展,要不断地升级企业的产业链,不断地对产品技术进行升级,以最低的投资资金生产出附加值高的产品。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知识性产业。政府现在极力推行的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说白了就是让产品自身含有科技化。当然为了全面地提高企业的管理,还应该建立一个良好的企业信息管理体系。
一些中小企业在面对金融危机的情况时,要有升级的余地,对于贴牌代工、个体加工等企业不可以让其消失,因为这类企业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问题,需要让它生存下去。可以让它逐渐的升级管理才能、增加企业竞争力,扩大企业规模,提高管理水平,提高企业竞争能力,也可以充分积累企业老总的管理经验。并且,只有拥有了比较大的规模,才可以有主动权。所以,贴牌企业并不能作为一个企业好坏的依据,主要是企业是否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样,中小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就进行了提高,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前途,民间放贷者,当看到企业效益不错时,都会相继对企业进行投资,降低了借贷风险,取得更多的利润。
(三)从投资者的角度考虑
使民间贷款者有一个合法的金融投资身份。应该快速的出台例如《借贷人相关条例》之类的法律条例,通过法律明确地划分出中小企业民间正规集资和违法融资以及不正当吸取群众存款的分界线。
自3月28日国务院决定设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以来,各地金融创新改革渐成燎原之势。
4月12日,深圳前海出台系列金融创新措施传闻震动资本市场;17日,有消息称珠三角金融特区方案报国务院;天津滨海新区也出台18项金融创新举措;日前,又有传闻珠海横琴金融改革方案亦公布在即。
股权投资基金是各地金融创新改革的重头戏。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中,“发展专业资产管理机构,引导民间资金依法设立创业投资企业、股权投资企业及相关投资管理机构”被列入十二项主要任务之一。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也表示,深化股权投资体制改革,能够解决温州当前经济金融运行中存在的“两多两难”(民间资金多、投资难;中小企业多、融资难)突出问题,有利于充分发挥温州民营经济发达、民间资金充裕、民间金融活跃的优势。
对于温州来讲,股权投资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物。2007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修订)出炉后,温州首家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东海创业(下称东海创投)于7月16日宣告成立,但不到半年便告夭折。其后虽然也有一些创司在温州成立,但经营状况普遍不佳,温州的股权投资仍未走出“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
资本转移阵地
温州以民间资本丰沛著称。但从2009年开始,原本风生水起的“温资”遭到重创。山西煤改使得温州煤老板数百亿资金血本无归。“温州炒房团”也在调控政策面前败下阵来。
而国内股市的反复盘整也让温州资本徒呼奈何,忍痛割肉的比比皆是。自去年开始,“民间借贷风波”、“企业资金链断裂”、“老板跑路”等接踵而至,更是把温州推到了风口浪尖。截至今年2月末,温州涉及老板“跑路”的企业已达到了234家,仅2月份就新增了36家。
在饱受“跟风逐利”之害后,温州人逐渐将目光锁定在了股权投资上。于是大批温州“炒家”转变为“投资家”,创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温州。2010年6月,温州开始试行非上市公司股份转让。温州市股权营运中心获准成立,主要为未上市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提供托管登记服务,并为股东提供与股权相关联的各项登记服务。
据相关部门统计显示,截至2010年末,温州有各类民间资本平台1326家,其中担保公司186家,寄售行360家,投资咨询公司780家。温州创司超过300家,投资领域主要覆盖三四线城市房地产、矿产等,也参与大宗商品、定向增发和后期PE投资。
2011年7月,温州人股权投资基金壹号基金设立,该基金为首支政府参与引导、专注于温州地区股权投资的基金,注册名为温州红石天堂硅谷壹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规模为5亿元人民币。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温州股权投资行业协会于当年11月17日成立。首批会员包括34家机构,涉及多家股权投资公司、担保公司、银行、律师事务所等。目的是搭建温州本土企业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沟通平台,促进股权投资的规范和发展。搭建有效信息沟通平台,整合分散的投融资机构。
LP自主还是GP决策?
目前,股权投资在温州的发展依旧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是温州投资人自身的专业性限制。
温州的股权投资行业以聚集高净值人群和家族资金等LP群体为最大优势。目前,温州主要采取GP和LP合二为一的模式——该模式的最大好处是,既使双方的利益趋于一致,又能够降低运营成本。
中国的LP和GP的关系可谓特殊,除了LP要参与基金管理,GP还要承担很多其它“挑战”。可以说,GP与LP之间的博弈无处不在。在温州,GP与LP之间的问题则更多在于权责混乱。多数LP缺乏专业的分析投资能力,却过分强调自主性,要求在基金投资委员会中拥有决策权力。
而不具备专业投资能力的出资人对基金运作发挥影响可能导致基金盈利能力下降。由于出资人与基金管理者在投资项目上产生分歧而导致分道扬镳的事件时有发生。私募股权作为一种高风险、高要求的投资,如何破解民营资本非专业化运作的风险,也成为改革过程中的重中之重。
对此,北京大学金融和经济学博士刘魏表示,目前较大的问题在于,许多GP与LP之间无法找到平衡点。他认为,每个LP都有其投资理念,这种理念与GP固有的投资理念存在差异是难免的。GP要善于从LP身上汲取有价值的经验,并把自己的理念循序渐进地渗透给LP。
本地企业被忽略
温州股权投资的另一大困惑是,过分逐利的民间资本“无视”本地创投市场。在金融试验区细则落实上,落脚点应该是通过金融来服务实体经济,实现良性循环。但是通过对近年来本地创投市场的调查分析,不难发现温州本地企业对温州创投资金的吸引力远远不及外地项目。
自2009年以来,温州地区先后有金龙机电、正泰电器、森马服饰、温州宏丰4家企业登陆A股市场,但是其中均没有温州本地创投的身影。对此,上海一位PE人士表示,“温州本地资源匮乏以及产业面临‘空心化’,其它地方受国家政策鼓励,新兴行业要比温州当地低附加值的传统制造业、纺织业更受PE的关注。”温州创投不愿意投资当地企业,不是创投单方面的问题,这需要政府系统性地引导民间资金流向。
“实际上,温州本地企业,相对于外地的公司,有很大优势。”一位不愿具名的温州当地投资者对本刊记者说,投资者往往有“视觉盲点”,就如不见了某样东西,会去其它地方寻找,殊不知东西其实就握在自己手中。如今温州的创投资金就处于这种状态。
环亚资本董事长胡旭仓曾表示,温州本地企业不“吃香”,最重要的原因是企业很多,但拟上市的企业却不多,创投也就投得少。此外,温州的产业升级方面来看,传统行业依旧占据大半江山,对创投吸引力较弱。
在中美嘉伦咨询公司总裁潘朝金的概念中,政府在这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要引导资金的流向,另一方面还应该支持产业加快升级。本地企业应该向一些新兴领域如清洁能源以及环保领域投以关注。
除上述两方面难题之外,产权交易受限,股权投资退出渠道单一也是股权投资所面临的瓶颈。清科研究中心认为,随着IPO退出难度的加大,以及A股市盈率回归导致VC/PE基金收益空间的压缩,IPO至上的观念已然转变,退出方式逐渐向多元化发展。因此,加强场外交易市场的建设,不但将使我国资本市场结构更加完善和合理,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同时对于VC/PE来说将是新的退出渠道。且场外交易市场挂牌企业由于具有良好的成长性,较主板有更好的市盈率,预计未来会成为VC/PE退出方式的重要选择之一。
此外,有业内人士认为,作为IPO以外最重要退出渠道的并购,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占比仍比较低,这对中国私募股权投资行业的长期发展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这意味着想靠股权投资获得巨额的回报难度将越来越大。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温州中小企业多以制造业为主,缺乏较高技术含量、创新性较强的企业,目前可权交易的达标企业不多、种类不够丰富、交易存量不足。其次温州没有独立的产权交易所,无法进行快捷的产权交易。浙江产权交易所股权交易中心总经理吴博认为,温州独立操作主要存在三个难点,首先是政策的障碍。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对于产权交易都是以省或直辖市级别为主体展开的,单纯的地市层面操作面临不少困难。除此之外还有人才和企业资源上的制约。
桥梁很重要
针对上述问题,或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清除股权投资在温州发展的障碍。
首先,应建立以股权投资、兼并收购、投资银行、资本运营、投资管理和财务顾问等为主营业务的专业投资管理机构,形成股权投资产业链条。通过私人银行、第三方理财等专业投资管理机构为投资保驾护航。
这对于第三方理财机构来说十分利好。有分析师认为,在目前民间资本投资需求充分的情况下,第三方理财机构恰好可在国内高端客户和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之间建立桥梁,在丰富客户理财产品的同时,帮助基金完成募资。随着人民币基金市场化程度的提高,预计投资机构与第三方理财或金融服务机构之间的合作或将越来越广泛。此外,还可加大税收和政策优惠制度,吸引高端人才,同时定期举办股权投资知识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