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耳影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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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耳影评范文第1篇
关键词： （中）关键词 城镇青年；生育二孩；家庭冲击工作
中图分类号： （中）中图分类号 C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6）02-0001-09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602001
工作家庭冲突不仅影响员工的工作情绪和精力分配，甚至还会对劳动参与率产生影响。近年来，社会支持不足增加了女性家庭负担，有婴幼儿的职业女性容易产生家庭冲击工作的矛盾。二孩政策的实施，是否会给符合二孩政策的城镇青年女性平衡工作家庭带来更多挑战？究竟哪些因素会影响有两个孩子的城镇青年工作家庭平衡？按照《北京行动纲领》和《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的目标要求，为了给职业女性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政府需要采取哪些积极措施？如何才能促进男女平衡工作与家庭？对以上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无论对于促进女性职业发展，还是对于推动单独二孩政策顺利实施，都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女性既是生育的主体，又是重要的人力资源。二孩政策的实施，将会对女性就业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分别从二孩政策对女性就业影响和平衡工作家庭两个方面进行文献回顾。
1有关二孩政策对女性就业影响的文献回顾
有学者认为，单独二孩政策必将给女性带来更大的生育压力，使女性发展机会受限和劳动权益受损[1]。很多用人单位对女性生育二孩增加用人成本的担心，使女性在入职、升迁和终身发展中雪上加霜[2-3]。实证分析表明，生育二孩会显著降低城镇妇女的就业可能性[4]，已婚已育、有工作经验的职业女性，在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前，曾经是企业招聘中的强势群体，目前在重返劳动市场时，因存在再生育可能而面临更加严峻的就业挑战和性别歧视[5]。不仅如此，单独二孩政策还增加了用人单位对应届女大学生的就业性别歧视。2014年针对招聘性别歧视行为的平等就业监管机制研究课题组调查发现，有5848%的女大学生“被问及是否独生子女或生育二孩事宜”，被问及次数平均达到288次[6]。
对于如何消除单独二孩政策给职业女性带来的不利影响，有学者建议提高生育成本社会化程度，减轻单独二孩政策给用人单位带来的生育负担，加强对劳动力市场和用人单位招人用人的监管力度。同时，政府应将托儿服务纳入公共服务范畴，减轻单独二孩政策给职业女性带来的育儿负担，推动男女两性共同发展[7]。
2 有关平衡工作家庭的文献回顾
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内外已经围绕工作家庭冲突开展了很多研究。凯恩（Kahn）等学者认为工作与家庭领域的需求在客观上互不相容，导致相互冲突[8]。格林豪斯（Greenhaus）等认为，个体在同时扮演不同角色时，一种角色的责任可能会影响其他角色，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压力，会使工作、家庭角色难以协调；同时他们基于压力的来源不同，分别提出了工作冲击家庭（workfamily conflict）和家庭冲击工作（familywork conflict）两种具有指向性的冲突方式[9]。
国内调查发现，家电行业销售人员的工作安排和家庭支持，对工作家庭平衡具有显著影响[10]。在工作家庭冲突的性别差异方面，陆佳芳等学者对北京部分需要照料孩子的员工调查发现，男性员工的工作冲击家庭比例和家庭冲击工作比例均大于女性[11]。而格瑞兹瓦兹（Grzywacz）等研究则发现，女性的工作冲击家庭比例高于男性[12]。佛斯曼（Fursman）认为虽然美国女性在工作领域取得了诸多成就，但其社会文化仍然要求女性首先应扮演好母亲角色[13]，女性照料孩子并承担家务劳动比职业发展更为重要[14]。正是基于这种文化要求，美国职业女性经常被塑造成既能出色工作又能很好地平衡工作家庭的超级妈妈[15-16]。实际上，女性参与社会劳动后，其配偶并没有相应的加入到家务劳动的大军[17]。与配偶相比，女性除了承担有酬劳动外，还要承担更多家务劳动[18]；与家庭妇女相比，职业女性照料孩子的时间并未因工作而减少，为此她们只能通过压缩睡眠时间来应对工作和家庭的双重负担[19]。
实际上单纯依赖个人或家庭力量，难以解决工作家庭冲突问题。虽然美国中产阶级可以把孩子送到日托机构或日托中心，通过购买孩子照料服务来缓解工作家庭冲突[20]。但是在美国低收入家庭中，单身妈妈比例较高，她们不但没有经济条件购买照料服务，而且还因其工作缺乏灵活性和稳定性而加剧工作家庭冲突的矛盾[21-22]。在中国现阶段托儿所短缺、社会支持不足的情况下，部分无法协调工作家庭冲突的职业女性，只能中断工作、回归家庭。在2010年城镇18-29岁女性中，有0-6岁孩子的女性就业率比未婚或已婚未育女性低84个百分点。八成未就业女性不是不想工作，而是由于需要照料3岁以下孩子而不得不放弃工作[23]。
近年来，国外很多雇主已经认识到雇员在较好平衡工作家庭后，能够为雇主带来更多利益，工作场所的育儿辅助设施有助于改善员工情绪、减少生产事故和缺勤情况[24-25]。在职场或职场附近提供婴幼儿照料服务，也能减少工作家庭冲突[26-27]。此外，带薪休假、在家工作或提供灵活的工作时间[28]，以及上司和同事提供的支持[29]，不但有助于平衡工作家庭，而且还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减少误工风险[30-31]。
以上研究对于本文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然而，有关二孩政策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因缺乏相关实证调查数据，已有研究多为理论性探讨。有关平衡工作家庭的研究，以往多使用区域性调查数据，缺乏对全国的代表性。此外，以往研究对象的年龄从18-60岁不等，实际上生命周期和职业生涯不同，在平衡工作家庭时面临的问题各异，特别是对于40岁以下、已生育一孩或二孩的城镇青年女性，其工作家庭平衡状况如何？哪些因素影响了她们的工作家庭平衡？政府需要采取什么措施促进城镇青年女性平衡工作家庭？研究这些问题对于顺利实施二孩政策，解决职业女性“生”与“升”的纠结，具有参考价值。
二、研究设计
1研究假设
角色冲突理论认为，职业女性在工作和家庭领域扮演不同角色，个人时间精力的有限与人们对不同角色的期待，致使不同角色间发生冲突。同时受“男主外，女主内”传统性别角色分工的影响，男性作为主要养家者，更多在外边打拼而很少管家里的事情；而女性即使就业，也要承担大部分或全部子女照料责任。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二孩对女性平衡工作家庭的冲击大于男性。
时间是稀缺资源，职业女性照料孩子的时间越长，越有可能产生家庭角色对职业角色的冲突。“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等商业宣传，进一步加重了父母对子女的照料与养育负担。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2a：城镇青年家庭冲击工作的风险与孩子的数量相关，与只有一个孩子的城镇青年相比，生育两个孩子需要的照料和养育时间更长，家庭冲击工作的风险越大。特别是随着中国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托幼机构福利性质淡化，0-2岁孩子的照料责任几乎全部由家庭承担。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2b：城镇青年家庭冲击工作的风险与孩子的年龄相关，孩子的年龄越小，需要的照料和养育时间越长，城镇青年的家庭冲击工作风险越大。
2.数据来源
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是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开展的重要的国情、妇情调查，最新一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以2010年12月1日为调查时点，在全国范围内采用省、县、村/居委会三阶段PPS抽样方法，通过调查员和被访者面对面的问卷调查，共获得来自31个省区市的29696份有效问卷。此次调查的个人主问卷被访者年龄在18-64岁，调查内容除了样本群体的人口、经济、社会等信息外，还提供了样本群体的生育数量、最小孩子年龄、最小孩子3岁前白天的主要照料者、家务劳动时间、平衡工作家庭、“男主外，女主内”传统性别分工观念等信息。调查内容丰富，数据质量高、代表性强，能够较好满足本研究的需要。
本文的研究对象需要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年龄在18-39岁，二是孩子数量为1-2个，三是调查地点在城镇。据此共筛选出符合条件的城镇青年3815人，其中，有两个孩子的被访者583人，占符合筛选条件的1528%，低于宋健和周宇香的最新研究发现，即在18-49 岁城镇女性中，有两个孩子的比例为1951%[4]。样本基本特征见表1。
由表1可见，与样本群体相比，二孩样本群体同时具有“三高三低”的特征：“三高”表现在平均年龄较高、农业户口比例偏高、乡城流动人口比例较高；“三低”特征表现在受教育程度偏低、国有单位比例偏低、机关事业单位比例偏低。此外，在二孩样本群体中，既有非独生子女被访者生育双胞胎情况
在583位有两个孩子的城镇被访者中，两个孩子年龄相同、子女属于双胞胎的被访者共38位，占652%。，也有双独被访者生育第二胎情况，同时也可能存在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超生现象。
3研究方法
在测量工作家庭平衡方面，最新一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包含了工作冲击家庭和家庭冲击工作两个方面的内容，调查问题如下：
近年来，下列情况在您身上发生过吗？
结合本文研究主题，本文将工作家庭冲突进一步聚焦在为了家庭而放弃个人发展机会方面上。同时，考虑到“有时”、“经常”为了家庭而放弃个人的发展机会，容易给个人和职业发展带来较大不利影响，本文将“有时”、“经常”选项进行合并，赋值为1。将“偶尔”和“从不”进行合并，赋值为0。
在研究方法中，首先使用分性别比较分析方法，展示城镇青年男女在不同生育状况下家庭冲击工作的现状；其次，使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城镇青年的性别、孩子数量、孩子年龄对平衡工作家庭的影响。同时，为了考察个人因素、经济因素和家庭因素对工作家庭平衡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如下回归分析模型：
模型中的因变量FWC为虚拟变量家庭冲击工作。PFi为个人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4个子变量。EFi为经济因素，包括单位类型、所有制2个子变量。FFi为家庭因素，包括孩子数量、孩子年龄、家务劳动时间和孩子在3岁前的主要照料者4个子变量。模型的自变量为性别、孩子数量、孩子年龄，控制变量为年龄、受教育程度、孩子数量与户互项等8个变量。
相关分析表明，因变量家庭冲击工作既与性别、孩子数量、孩子年龄这3个自变量显著相关，也与其他8个控制变量显著相关。表明上述自变量和控制变量适合纳入模型并进行回归分析。
三、主要研究结果
1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
（1）超过1/4的城镇青年男女因为家庭而影响工作，女性比例高于男性。在城镇青年中，有2667%的人有时或经常“为了家庭而放弃个人的发展机会”，城镇男女青年因为家庭冲击工作的比例分别为1337%和3620%，女性“为了家庭而放弃个人的发展机会”的比例是同类男性的271倍，男女具有显著性差异（PearsonSymbolcA@ 2=226255，渐进Sig（双侧）=0000）。
（2）二孩女性家庭冲击工作的比例超过半数，性别差距悬殊。图1显示，有2个孩子的城镇青年女性“为了家庭而放弃个人的发展机会”的比例高达5098%，比只有1个孩子的城镇青年女性家庭冲击工作比例高17个百分点以上。与有2个孩子的同类男性相比，城镇青年女性“为了家庭而放弃个人的发展机会”的比例是同类男性的335倍，性别差距非常悬殊。从家庭冲击工作带来的就业影响看，在有2个孩子的城镇青年女性中，有过工作中断经历在最新一期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中，工作中断经历是指半年及以上既不工作，也没有劳动收入的情况，带薪产假不属于工作中断。的比例超过半数以上，达到5033%，其中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城镇青年女性，有过工作中断经历的比例分别为5309%和4718%。从工作中断原因看，因结婚生育/照顾孩子而中断工作的占7386%，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的二孩女性分别为7093%和7761%。二孩对城镇青年女性的平衡工作家庭的影响之大可见一斑从有2个孩子，并且有工作中断经历的城镇青年女性单位类型和所有制看，在企业、民办非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体工商户等单位就业的比例达到9281%，在机关事业单位就业的比例占719%；在国有含国有控股单位就业的比例为1176%，在其他所有制单位就业的占8824%。。
（3）城镇青年女性在孩子3岁以前家庭冲击工作的比例最高，性别差距最大。在公共托幼服务短缺的情况下，孩子年龄越小，需要的家庭照料越多，城镇青年女性“为了家庭而放弃个人的发展机会”的风险越大。由于我国缺乏公办托儿所，0-2岁孩子无法获得公共照料服务，高达4875%的年轻妈妈在孩子3岁以前，不得不“为了家庭而放弃个人的发展机会”，比同类男性高36个百分点以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城镇青年女性在孩子3岁以前，曾经有过半年以上工作中断经历的比例达到4293%，其中由于结婚生育/照顾孩子导致的工作中断比例高达8086%。随着孩子年龄增加，需要家庭照料的时间减少，城镇青年女性“为了家庭而放弃个人的发展机会”的比例明显减少。但对于有6岁以上孩子的城镇青年女性，其家庭冲击工作的比例有所提高的原因，主要与孩子放学时间较早、部分城镇青年女性因接送和照顾孩子而放弃个人发展机会有关。
2回归分析结果
本文通过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后，研究了城镇青年男女、孩子数量、孩子年龄等因素对平衡工作家庭带来的净影响。
（1）城镇青年女性家庭冲击工作的风险是男性的2倍左右。表2显示，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模型中城镇青年女性家庭冲击工作的风险是男性的207倍。表明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仅由于性别差异，城镇青年女性家庭冲击工作的风险比同类男性高107倍，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第一个研究假设。之所以存在城镇青年女性家庭冲击工作的风险显著高于同类男性现象，主要与“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有关。其中，越是认同“男主外，女主内”传统性别分工的城镇青年女性，其家庭冲击工作的比例越高，反之，其家庭冲击工作的比例越小；而同类男性则无论是否认同“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其家务劳动时间都较少，反映了家务劳动女性化、女性因照料孩子而影响工作的现实情况。
（2）二孩带来的家庭冲击工作的风险大于一孩。在p
（3）孩子年龄越小家庭冲击工作的风险越大。在p
（5）家庭因素对家庭冲击工作具有显著影响。家务劳动时间越长，家庭冲击工作的风险越大。家务劳动时间每增加100分钟，家庭冲击工作的风险可显著增加近1个百分点。此外，孩子在3岁以前由谁来照顾，也会对城镇青年的家庭冲击工作产生显著影响。孩子3岁以前由城镇青年女性或同类男性的妻子照料者，城镇青年产生家庭冲击工作的风险可显著增加7069个百分点，即在公共托儿所缺位的情况下，3岁以下孩子不仅对城镇青年女性职业发展产生影响，也会对城镇青年男性职业发展产生影响（见表2）。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1研究结论
对最新一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在城镇青年中，“为了家庭而放弃个人的发展机会”者超过1/4，城镇青年女性家庭冲击工作的风险是同类男性的2倍以上，二孩对城镇青年女性平衡工作家庭带来的冲击更大。
孩子的数量和年龄与平衡工作家庭密切相关。生育二孩以及有3岁以下孩子的城镇青年女性，家庭冲击工作的比例更高，性别差距更大。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孩子数量、孩子年龄对城镇青年平衡工作家庭具有显著性影响。孩子数量越多、年龄越小，家庭冲击工作的风险越大，部分城镇青年女性因此而被迫中断工作。此外，单位类型、所有制、家务劳动时间、孩子3岁以前由谁照顾等控制变量，也对城镇青年平衡工作家庭具有显著性影响。
2政策启示
二孩政策实施后，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家庭生育二孩，孩子数量和年龄对家庭冲击工作的影响，将会减少城镇青年女性的工作投入。在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公共托幼服务紧缺的情况下，部分城镇青年女性可能因此而中断工作。根据《北京行动纲领》和《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的目标要求，政府应该从支持女性平衡工作家庭层面，重新审视公共托幼服务政策及其实施效果。在制定公共托幼政策时纳入性别视角，既要考虑儿童的发展，又要考虑母亲的发展，为减轻青年女性育儿负担、促进女性职业发展、增进家庭和谐提供社会支持。
为了满足二孩政策带来的公共照料需求，政府应首先通过新建扩建公办托儿所、幼儿园，增强托儿所、幼儿园的服务与福利功能，解决二孩家庭特别是生育二孩的城镇青年女性在平衡工作家庭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其次，政府应增强用人单位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和能力，倡导用人单位善待有家庭照料责任的男女员工；鼓励用人单位实施家庭友好型人力资源战略，在可能条件下推行弹性工作制度，为城镇青年特别是为生育二孩的城镇青年提供照料孩子的缓冲时间。最后，提倡有家庭责任的男女共同承担孩子照料责任，为城镇青年女性平衡工作家庭创造有利条件，降低城镇青年女性因生育而中断工作的风险，促进城镇青年男女共同发展。
最后，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受调查数据可得性影响，本文在无法获得城镇青年因生育照顾孩子而放弃个人发展机会这一指标的情况下，只好使用“为了家庭而放弃个人的发展机会”指标进行替代。虽然在有工作中断经历者中，结婚生育/照顾孩子的比例占照顾老人/病人、支持配偶发展等“为了家庭而放弃个人的发展机会”的9543%，但是由于这两个问题并非完全对应，同时本文无法对结婚生育进行拆分，可能造成结果的部分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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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耳影评范文第2篇
【关键词】 血清特异性烯醇化酶;婴儿痉挛症;视频脑电图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whether children had brain injury when suffered with infantile spasms.Methods Twentyeight patients were enrolled for therapy， 16 of them get remission. All of 16 patients received both 24h videoEEG examination and serum NSE concentration test.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24h videoEEG examination， we pided them into two groups (negative group and positive group)， and compared their NSE level with normal control group respectively.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24 videoEEG negative group and normal control group in serum NSE concentration((9.88±1.84)μg/L vs (9.13±1.23)μg/L ，P=0.28); On the contrary， 24 videoEEG positive group had higher serum NSE level than that of normal control group ((13.73±1.93)μg/L vs (9.13±1.23)μg/L，P
【Key words】 Serum NSE; Infantile spasms; VideoEEG
婴儿痉挛症又名West综合征，是一种年龄依赖源性或症状性难治性癫综合征。本研究主要目的是通过对临床下发作的IS患儿进行血清NSE的测定，来判断临床下发作的IS是否存在脑损伤。
1 对象及方法
1.1 对象 (1)实验组：200609～200806在郑州市儿童医院神经内科病房及门诊就诊的IS患者，入选28例，男18例，女10例，发病年龄平均4.5个月(2～18个月)，初诊年龄3～18个月，详见表1。首诊均经临床和24h视频脑电图确诊，所有患者均除外代谢病。28例患者脑电图均显示高幅失律。经过ACTH、维生素B6、丙戊酸钠、托吡酯或氯硝基安定等治疗2个月，16例临床症状完全消失，在痉挛症状完全消失1个月以后，进行第2次24h视频脑电图及血清的NSE检测。见表1。(2)对照组：正常体检儿童10例，平均年龄5个月(4～12个月)，男5例，女5例。
1.2 方法 使用北京太阳SOLAR1848系列24h视频脑电图仪，24h视频脑电图均由专业副主任医师以上医师诊断。24h视频脑电图后采集空腹静脉血液2ml，4℃离心20 min(3000 r/min)，取上清，-70℃保存待测。对照组体检时采血2ml，处理同上。NSE定量检测采用ELISA方法，应用美国MARKET公司生产的试剂盒。操作由专人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表1 实验对象的一般情况
1.3 统计学处理 均采用SPSS 11.5统计软件包完成，数据均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P
2 结果
实验组28例患者在本实验中的第1次24h视频脑电图均显示高度失律波形，其中9例为典型的高度失律，19例为变异型高度失律;其中后者3例只在临床发作时有高度失律现象，而背景节律正常，智力落后不明显，其NSE值为(9.74±0.44)μg/L，与对照组(9.13±1.23)μg/L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43)，详见表2。临床症状缓解的16例做第2次24h脑电图，7例脑电图正常，9例脑电图异常，详见表3。表2 28例患者首次24h视频脑电图结果表3 16例患者第2次的24h视频脑电图结果
9例临床下发作的IS患儿，NSE血清浓度(13.73±1.93)μg/L，高于对照组(9.13±1.23)μg/L，两者有显著差异，P
3 讨论
婴儿痉挛症是一种年龄依赖性难治性癫。90%以上的患儿具有智力低下的特点，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原发疾病导致的智力低下，这部分患儿在出现癫症状之前就已经具有智力低下，还有部分患儿患癫后出现智力停滞或倒退，或其他脑功能的损害。智力低下或其他脑功能损害除原发病造成外，是否IS本身也继发脑功能损害，目前尚不是十分明确，国内外对此研究比较少。烯醇化酶同工酶分为αα、ββ、γγ、αβ和αγ 5种二聚体，γγ亚基组成的同工酶属神经元和神经内分泌细胞特有，所以被命名为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是糖酵解途径的关键酶，特异性地存在于神经元和神经内分泌细胞的胞浆中。血清及脑脊液中NSE的增高是各种不同神经系统疾病造成急性脑损伤的灵敏指标，并与脑损伤程度呈正相关，为公认的反映脑损伤及其严重程度的敏感和特异的指标。一般认为，脑损伤时神经细胞受损而发生崩解坏死，血脑屏障受到破坏及通透性增加是该酶释放进入体液导致血清NSE升高的原因，故其改变反映了中枢神经系统的病理变化。
上个世纪90年代末，Suzuki Y等[1]曾对IS患儿进行了脑脊液和血清中NSE的检测，实验组是临床发作时的患儿，实验组与正常对照组血清和脑脊液中的NSE水平无显著差异。但高超等[2]对婴儿痉挛症脑脊液和血中NSE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在临床发作后NSE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有显著差异，提示IS本身可能造成脑功能损害。IS患儿除了原发病导致的智力停滞，甚至落后的现象，提示IS本身可能造成脑功能损害。
长程脑电图，除了对IS的诊断起主要作用外，对于判断预后、评估疗效也有很重要的作用。本研究发现首次24h视频脑电图为典型高度失律的患者，比较易于控制症状，而变型高度失律患者的临床症状相对难以控制，与文献报道相符。本研究还发现仅在临床发作时出现高度失律的患者的NSE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无显著差异，且其智力落后不明显。
1936年Gibbs等[3]报道EEG样放电(如棘波、尖波，伴或不伴慢波等)但不伴发临床症状的现象，这种脑电活动称为“临床下”放电。传统观念认为除非有临床癫发作才进行治疗，而对所谓“脑电图表象”近似者一般不采取措施。Aarts等[4]首次应用视频EEG监测技术结果发现5O%患者存在短暂性认知损害(transient cognitive impairment，TCI)现象。Aldenkamp等[5]在其文中提到已有的病因学资料显示样放电时认知损害发生率较低，运用当代最精密的仪器，在专业癫中心进行的一次研究中EEG记录的患者仅2.2%显示出样放电和TCI间有肯定的联系。实验发现，样放电在认知损害中有附加而又独立的作用，但轻微且限于短暂而机械的认知过程(警觉、思维速度)。不谋而合的是相关的临床研究也报道仅有轻微作用。Aldenkamp等[6]的研究还表明，样放电可能存在一个时间积累效应，后者甚至会影响更高级的认知功能，如学习和智力(常影响日常生活能力)等。
综上，临床下发作是有可能造成脑损伤的，所以采取干预措施是合理的。国内外目前尚无对IS的临床下发作是否造成脑损伤进行研究，本实验填补了这一空白。结果证明，IS临床下发作时也存在脑损伤，同时为临床工作者对临床下发作的IS进行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本实验不足之处，IS的原发因素可能造成持续的脑损伤，虽然我们尽力把能检测到的遗传代谢病等这类因素去除，但是由于目前技术水平原因，可能无法做到绝对去除所有干扰因素。
【参考文献】
[1] Suzuki Y， Toribe Y， Goto M， et al.Serum and CSF neuronspecific enolase in patients with West syndrome[J].Neurology，1999，53(8):17611764.
[2] 高超.婴儿痉挛症血清NSE、S100B水平动态变化[J].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2007，10(6)：3233.
[3] Gibbs FA， Lcnnox WG， Gibbs EL. The electroencephalogram in diagnosis and in localization of epileptic seizures [J]. Arch Neurol Psychiatry， 1936， 36:1 2251 235.
[4] Aarts JHP， Binnie CD，Smith AM， et a1.Selective cognitive impairment during focal and generalized epileptiform EEG activity[J].Brain，1984，107:293308.
左耳影评范文第3篇
[关键词]钻完井方式；二次就位；火炬设计
中图分类号：TE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29-0277-02
自升式钻井平台是一种可移动式钻井平台，一般无自航能力。在海洋油气资源开发过程中，自升式钻井平台主要用于打探油气井，生产井及进行修井作业。由于季节、工期、钻井平台作业能力、开发方案和规划等原因，部分海上生产平台需要钻井平台进行二次就位完成作业任务。海上平台的火炬一般布置在平台主导风向的下风向，且远离人员居住区[1]，因此对于带井口中心处理平台，火炬往往布置在井口区附近。对于钻井平台一次就位作业方式，通常是在海上平台投产前，钻井平台在导管架就位一次完成平台所有井口的钻完井作业，相应的海上生产平台火炬设计一般只考虑火炬对平台生产的影响。而对于需要考虑钻井平台二次就位作业方式的海上平台，当钻井平台进行二次就位作业时海上平台往往已经投产，因此在进行火炬的设计时，除了要分析火炬对中心处理平台的影响，还需要进行钻井平台就位作业期间，火炬燃烧泄对钻井作业中的设备与人员影响的分析，以确保在钻井平台作业期间人员及设备的安全。
1 火炬工艺计算方法
火炬的设计主要包括火炬头内径和火炬臂长度的计算。目前，国内外大多采用的火炬工艺计算方法主要为美国石油协会的标准API STD 521[2]，即根据泄放量、马赫数、热辐射强度限制和噪音限制，确定火炬头尺寸和火炬臂长度和布置。对于海上平台，还可结合美国雪夫龙公司《海上油气工程设计实用手册》[3]中推荐的方法。雪夫龙公司设计手册中推荐的火炬计算方法，以API STD 521为基础，增加了海上平台火炬设计的经验和推荐作法，更适用于海上平台火炬系统设计。
1.1 火炬头尺寸的计算
大量的实验资料报道说明，火炬的燃烧情况同燃料气在火炬出口出的气速有关[1]。马赫数是火炬出口气速与声波在此燃料气中的传播速度之比，因此火炬头的尺寸可通过对马赫数的计算和校核获得。
由表3～4和图1～2可知，由于正常生产时的去往火炬的连续泄放量很小，火炬计算的控制工况为紧急放空工况。由火炬臂长度计算结果可知，按钻井平台一次就位作业计算得到的火炬臂长度为28m，但若考虑钻井平台的二次就位，火炬臂长度需增加至33m才能满足热辐射强度限制要求。
通过对比不同钻井方式下各检查点的热辐射强度可知，对于新建中心处理平台，当火炬臂设计未考虑钻井平台二次就位作业，而在油田生产过程中实施二次就位钻完井作业时，钻井平台司钻台处的热辐射值可达到6.251 kW/m2，远远大于4.73 kW/m2的热辐射强度限定值。这说明对于按钻井平台一次就位作业进行火炬工艺设计的中心处理平台，因其火炬臂长度限制，可能无法实施钻井平台二次就位作业，或者在钻井平台实施二次就位作业期间，需对中心处理平台实施停产或减产，对热辐射强度不满足要求区域进行遮蔽防护并限制人员进入等措施，这不仅大大影响了油田的效益及生产，还给平台带来了安全隐患。因此，在进行火炬的工艺设计计算校核时，需充分考虑油田开发的钻完井方式，使火炬的尺寸能够尽可能满足油田全生命周期内的开发生产安全需求。
3 结论及建议
（1）火炬是还是海上平台生产的重要的安全设备，由于海上油气田生产的特殊性，平台火炬后期改造的难度和费用以及对油气田生产的影响十分巨大。因此在火炬工艺设计过程中，应充分分析油气田开发生产全生命周期内平台生产的各种工况，合理选择计算校核检查点，以确保计算所得的火炬头及火炬臂尺寸能够满足平台生产要求。
（2）由于油气田开发过程的不确定性，对于最初设定钻完井一次就位作业的海上平台实施钻井平台二次就位作业的现象十分常见，因此，为了增强平台火炬的适应性，确保油田开发生产及作业人员的人身安全及油田效益，建议在火炬工艺设计时，增加钻井平台二次就位作业工况的分析和校核，尽可能避免因火炬尺寸不足而引起的平台生产的调整及火炬系统的改造。
参考文献
[1] 《海洋石油工程设计指南》编委会，海洋石油工程设计概论与工艺设计[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7.229-246.
[2] ANSI/APISTANDARD 521. Pressure-relieving and Depressuring Systems[S].5th Edition，2007.76-95.
[3] 美国雪夫龙公司，海上油气工程设计实用手册（第十分册）[M].李志军，等，译，北京：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1992.196-226.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职业卫生标准.GBZ/T 189.8-2007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第8部分：噪声[S].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07.
左耳影评范文第4篇
关键词：悬移支架；炮采；放顶煤；工作面；应用
平禹煤电公司一矿地理坐标为：东经113°28′26″~113°34′4″，北纬34°11′35″~34°13′31″。井田东西长8公里，南北宽2.5公里，面积约为11.04平方公里。井田位于荟萃山—凤后岭背斜南西翼的中段，构造形态为单斜，地层走向110~290°，倾向200°，地层倾角浅部10°~15°，深部25°左右，东南部局部大于40°，区内地质构造以高角度正断层为主。井田内有二层可采煤层，分别是二1煤，二3煤。其中，二1煤厚度为0.99~12.95米，平均厚度5.69米，一般4~7米，倾角10°~40°，一般20°左右。由于我矿井田内地质构造复杂，同时地面村庄较多，一直采用“条带开采”，采煤工作面支护方式采用单体柱配π型梁支护，炮采放顶煤开采，职工劳动强度大，作业环境差，安全性不强，单产较低，月产只有1.5万吨~2.8万吨，为此我于2009年开始推广悬移支架炮采放顶煤，经过三年多的推广应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我矿二1-13010工作面月产达到4.5~5.5万吨，单产水平有大幅度的提高，切眼未发生一起冒顶事故，大大提高了职工的安全作业环境。
1．二1-13010工作面的概况
二1-13010工作面位于三采区东翼，北临矿区露头保护煤柱，南临二1-15030工作面（未采），西临东井二广保护东至南水北调运河保护煤柱。工作面主采二1煤，二1煤厚3~9米，平均煤层厚度5.5米，煤层倾角28°~32°，平均30°，煤层较稳定，二1煤层伪顶为泥岩，平均厚度0.8米，直接顶为细粒砂岩，平均厚度2米，直接底为细粒砂岩，平均厚度3.2米。二1-13010工作面可采走向长800米，平均采长145米，斜面积为116000㎡，工作面工业储量85.5万吨，工作面可采储量80万吨。
2．二1-13010工作面配套设备
（1）支架。采用ZH1600/16/24ZL型顶梁组合悬移液压支架。该支架长度2600毫米，宽度960毫米，移架步距800毫米，支架工作阻力1600KN，最小采高为1600毫米，最大采高2400毫米。
（2）工作面运输机为SGB630/150C型运输机，使用长度145米，运送能力250t/h，装机功率2×75KW，电机型号DSB-75A，额定电压1140V，转速1480r/min，减速机型号JS-75，额定功率75KW，减速比1:24.44。
（3）机巷转载机采用SGB620/80T，使用长度40米，运送能力150t/h，装机功率2×40KW，电机型号DSB-40A，额定电压1140V，转速1470r/min，减速机型号JS-40，额定功率40KW，减速比1:24.56。
3．安装前准备
（1）安装悬移支架前要对切眼进行清理，扩帮，要求切眼高度2米，下宽宽度3.5米，上宽3米，切眼达到高、宽、平、直、净，对部分不安全的棚架，必须在安装前加大密集柱，戗柱等，确保安全。
（2）风巷安设无极绳绞车，以便于运送支架。
（3）上切口安设一部25KW的稳车，下切口安设一部11.4KW的绞车，保证支架在切眼内运输的安全。
（4）在工作面准备5吨手拉葫芦3个，3吨手拉葫芦2个，用于工作面安装起吊悬移支架。
4．设备安装
（1）2011年10月3日开始安装工作面SGB630/150C运输机及机巷转载机SGB620/80T，于10月6日安装完毕。
（2）2011年10月7日开始安装悬移支架，采用自下向上安设悬移支架经风巷运入，每日安装9架，10月23日悬移支架安装结束。
（3）10月24日至10月31日，安设上下端头支架，调试设备，支架，11月1日正式开始初采初放。
5．使用中出现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自二1-13010工作面投产以来，回采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及时对其进行改进。
（1）工作面坡度大，造成老塘侧窜矸伤人，切眼平均坡度32°，个别地段特别107至123架坡度达到35°，所以在回采过程中，各工序平行交叉作业时，老塘侧的矸石不但容易滚落伤人，而且也影响煤质，为此我们参照了门框的设计原理，采用一寸钢管及钢筋，扁铁焊接的悬移工作面防滚矸网，尺寸800×500毫米，使防滚矸网与悬移支架立柱紧密的箍在一起，有效地防止矸石滚落伤人，且又不影响行人及通风。
（2）采空区窜矸，降低了原煤质量，且造成不安全因素，由于切眼坡度大，老塘侧挡矸板不能有效的防止矸石窜出，为此我们用破旧皮带，制作成软式挡矸板，尺寸是：600×500毫米，既能保证把顶煤放出来，又能及时密闭，防止矸石窜出。
（3）支柱易钻底，造成支架困难。由于我矿主采的二1煤是“三软”煤层，支柱易钻底，移架困难，增加了工人的劳动强度。解决办法，支柱穿铁柱靴（250mm），这样既能保证支柱的初撑力，又增加了工作面的支护强度。
（4）由于煤层倾角大，支架极易下滑咬架，为此我们把切眼调成伪斜，伪倾斜94°左右，防止支架下滑，同时每5架，加打一根戗柱。
（5）悬移支架液压系统配件密封易损坏。解决办法：每星期必须冲洗泵箱，同时保证乳化液浓度达到3%以上。
6．效果
（1）安全可靠。悬移支架是通过移动梁和悬挂系统被联成为一个整体，稳定型好，工作面完全避免了歪架倒架冒顶现象，工作面的安全性大大提高。
（2）节约材料。悬移支架配有翻转梁及挡矸板，因此，回采过程中基本不用竹芭，小棍等支护材料，同时悬移支架采用的进回液双管路，每月仅乳化液可节约300kg以上。
（3）工作面单产提高。工作面使用悬移支架后，与π型梁配单体柱支护的工作面相比，月产增加2万吨以上。
（4）降低劳动强度。移架，支护等工序全部实现液压控制，大大降低工人的劳动强度。
（5）支护力调节范围大。由于采用了移动梁结构，使支柱力达到大型液压支架的支护能力满足大压力顶板工作面的使用要求。
左耳影评范文第5篇
关键词：喜炎平；消旋卡多曲；轮状病毒肠炎
婴幼儿发生急性腹泻的诱原多半是轮状病毒肠炎，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全球约有95%的5岁以下儿童都曾患过轮状病毒肠胃炎导致的急性腹泻，这不仅给婴幼儿的身体健康带来了损伤也对社会和家庭带来了一定的负担问题[1]。在近年的相关临床实践中发现，想要有效治疗轮状病毒肠炎就需要一些微生态的制剂，例如蒙脱石、双歧三联活菌制剂、双歧杆菌四联活菌制剂以及枯草二联活菌等[2]，而在一些抗腹泻药中起效快且疗效高的就是消旋卡多曲颗粒。消旋卡多曲是由法国的Bioproject公司研究开发的一种胶囊剂，用来对抗腹泻，其适用范围广泛且没有依赖性，也不会影响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因此在婴幼儿的轮状病毒肠炎治疗过程中也可以进行使用[3]。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研究案例中的某市妇幼保健院，将2012年10月~2013年4月期间的60例轮状病毒肠炎患儿，进行随机分组，分别是对照组和观察组且每组平均30人。其中对照组中有女14例男16例，按照月份来分有10例是小于6个月、13例是介于6~12个月，有7例是大于12个月，按照患儿的症状区分是10例发热、8例中度脱水、19例轻度脱水、15例蛋花汤样便、15例水样便；而观察组中则有女13例男17例，按照月份来分有11例小于6个月、12例介于6~12个月之间，7例大于12个月，按照患儿的症状区分是9例发热、7例中度脱水、18例轻度脱水、14例蛋花汤样便、16例水样便。总体来说对照组和观察组的患儿在病情的轻重、性别和年龄等方面并无太大差异，因此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其相关研究数据具有一定的价值。
1.2方法
1.2.1研究标准对照组和观察组对患儿的诊断，依据全国小儿腹泻病会议所指定的相关疗效标准。轮状病毒肠炎的诊断标准，参照一些相关文献资料。确保研究对象的年龄分布在6个月~3岁，且轮状病毒抗原检测为阳性，要对其他引起患儿腹泻的原因进行排除，且相关资料齐全，避免研究结果出现偏差。
1.2.2分组研究根据中度、轻度脱水情况，对照组和观察组均需要对患儿给予补液的治疗，来纠正电解质紊乱和脱水。其中对照组的患儿采用的是在10mg/（kg・d）至1510mg/（kg・d）的毒唑注射液中加入5%葡萄糖进行中静脉的滴注治疗，而观察组的患儿采用的是在200mg/（kg・d）中加入5%葡萄糖进行中静脉的滴注并且让患儿3次/d口服大约1.5mg/kg的消旋卡多曲颗粒，在3d后对两组所有患儿的治疗效果进行观察和记录相关数据。
1.2.3观察指标对观察组和对照组中患儿的疗效和平均止泻时间进行及时记录，相关的判定标准分为无效、有效和显效，其具体内容分别是，患儿在经过72h后的治疗后，并未缓解腹泻且需要改用其他的方案进行治疗工作，即为无效；患儿在用药后的48h~72h，腹泻的次数少于4次/d且大便的性状有所好转，而水分减少明显，临床症状也有消失，即为有效；患儿在用药后的24h至48h间，腹泻的次数少于3次/d，且大便的性状恢复正常，而临床症状也消失，即为显效。
1.3统计学方法该院采用的是STATA7.0的系统软件对相关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其中技术资料是用χ2检验而计量资料则是t检验确保其符合正太分布。
2 结果
见表1，表2。
根据表1和表2的相关数据显示，采用联合喜炎平与消旋卡多曲颗粒的观察组患儿,治疗有效人数,要比只采用喜炎平注射的对照组患儿,治疗有效人数多,且总的有效率也高于后者。该院调查发现观察组的止泻时间是（48.92±3.02）h而对照组的止泻时间是（100.23±3.16）h且具有统计学意义，此外观察组中出现便秘的患儿只有2例且停用消旋卡多曲颗粒1~2d之后就不再便秘，总体来说消旋卡多曲颗粒的副反应不是非常明显，不会对婴幼儿的健康造成严重损害，且具有较好的疗效帮助婴幼儿恢复身体健康。
3 讨论
婴幼儿的腹泻重要病因就是轮状病毒，且在秋冬广泛流行，威胁其健康。具体来说就是轮状病毒会侵入婴幼儿的肠道，并在小肠的绒毛顶端柱状上皮进行细胞复制，从而使细胞出现空泡变性并坏死，使小肠黏膜的电解质能力和回吸收水分能力受到损伤，造成婴幼儿的电解质紊乱和脱水[3]。而作为纯中药制剂的喜炎平，其作用大致是能抗真菌、抗致病性细菌、抗病毒、清热解毒等，其副反应较小，不会过多影响肠道的内环境，避免肠道菌群紊乱的发生。而消旋卡多曲颗粒的亲脂性较好，在患儿口服吸收之后，可以迅速水解转化并对物质转运功能和肠道运动不产生影响，其特点就是不会产生腹痛、腹胀、便秘、无明显的不良反应、耐受性较好、疗效确切、起效快等。在治疗婴幼儿的轮状病毒肠炎中联合喜炎平和消旋卡多曲颗粒，可以有效保证治疗效果且对婴幼儿更为适用值得进行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郭辉,延永,周燕，等.喜炎平注射液联合消旋卡多曲颗粒治疗婴幼儿轮状病毒肠炎疗效观察[J].中国中西医结合儿科学,2010,02(4):336-337.
[2]潘斌,吴叶健,吴月超等.喜炎平联合消旋卡多曲颗粒治疗病毒性肠炎的疗效[J].实用医学杂志,2009,25(2):276-2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