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雎相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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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雎相秦范文第1篇

范雎相秦范文第2篇

巴、蜀相攻击①，俱告急于秦。秦惠王欲伐蜀②。以为道险狭难至，而韩又来侵，犹豫未能决。司马错请伐蜀③。张仪④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

仪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①，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翟，去王业远矣！”

司马错曰：“不然。臣闻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愿先从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请论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谓危也。不如伐蜀完。”

王从错计，起兵伐蜀。②十月取之。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①。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

（卷三，周纪，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

2.范雎献策：远交近攻

按：秦国执政大臣穰侯魏冉“使伐齐，取刚、寿以广其陶邑”。从魏国逃难而来的范雎，化名张禄，求见秦昭襄王嬴稷。

王见之于离宫②。雎佯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③，王来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谬曰：“秦安得王！秦独有太后、穰侯耳！”④王微闻其言，乃屏左右，跽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对曰：“唯唯。”如是者三。王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拜，王亦拜。范雎曰：“以秦国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诸侯，譬若走韩卢而博蹇兔也⑤。而闭关十五年，不敢窥兵于山东者，是穰侯为秦谋不忠，而大王之计亦有所失也。”王跽曰：“寡人愿闻失计！”然左右多窃听者，范雎未敢言内，先言外事，以观王之府仰。因进曰：“夫穰侯越韩、魏而攻齐刚、寿①，非计也。齐王②南攻楚，破军杀将，再辟地千里，而齐尺寸之地无得焉者，岂不欲得地哉？形势不能有也。诸侯见齐之罢敝，起兵而伐齐，大破之，齐几于亡，以其伐楚而肥韩、魏也。今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若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楚强则附赵，赵强则附楚，楚、赵皆附，齐必惧矣，齐附则韩、魏因可虏也。”王曰：“善。”乃以范雎为客卿，与谋兵事。

（卷五，周纪，赧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70年）

3.李斯：谏逐客书

范雎相秦范文第3篇

关键词：史记；秦昭襄王；互见；典型细节；对比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虽是一部史书，但其在文学上的成就同样也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可永雪在《史记文学研究》一书中就指出：“司马迁和《史记》对中国文学的另一重大贡献，是在广泛吸取和融会先秦文学在写人叙事上一切精华成果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开创了传记文学。它不但为我国的传记文学确立了规模，树立了样板，而且在塑造人物、刻画性格等方面为后世小说和戏曲创作提供了活生生的范例和题材宝库。”[1]从中可知，作为传记文学的《史记》，其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自然是司马迁苦心经营的产物，成就亦是颇高。前辈学人已经有过很多关于《史记》中对于主要人物形象塑造问题的讨论。其实，《史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不仅仅成功地刻画出了一系列传主形象，就是一些仅仅作为某些列传配角出场的人物，同样也会有鲜活、立体的例子出现。从这些配角人物中，我们更可以看出《史记》对于人物塑造方面的典型手法运用之纯熟与成就之卓越。下面我们就以秦昭襄王形象的塑造为例，简单进行《史记》人物塑造时的多“面”成一“人”分析。

一、通过互见的方式来表现人物

秦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是一位颇具雄才大略的君主，其在《史记》中并没有单篇的传记，事迹仅散见于数处。而这些地方也没有过多的正面描写，只是作为某一事件的参与人物出场，往往只有两三句话、三四个动作而已。虽然仅仅从这寥寥数语中看不大出昭襄王之形象，但我们却可以通过他处关于具体史实纪录的参照，互见出一个昭襄王形象。

比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那段被世人所津津乐道的“蔺相如庭叱秦王”一段，其曰：

大王欲得璧，使人发书至赵王，赵王悉召群臣议，皆曰：“秦贪，负其强，以言求璧，偿城恐不可得。议不予秦璧。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国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强秦之欢，不可”。于是赵王乃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书于庭。何者？严大国之威以修敬也……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2]

一般人多认为“司马迁在这里流露出对有作为，有骨气的壮士的崇敬”。的确，司马迁对于蔺相如这样的人物的赏识，使得其不吝啬笔墨地渲染出蔺相如的铮铮铁骨与凛然正气。相应地，秦昭王就呈现出一种贪婪、软弱的形象，似乎猥琐不堪。但这只是从此传中得出的结论，我们如果参照他处的记载，则会得出一个与之不同的秦昭王形象。首先让我们想一想，秦王为何提出“十五城易璧”之说？

原因很简单，这是对赵国的试探！赵国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军事实力大增。但此时赵武灵王已死，赵国现今的实力以及即位者赵惠文王本人的性格，对秦昭王来说都是未知的，故他借此机会提出“以城易壁”，实则为察看赵国反应。

若赵王毫不理睬，想必实力强大，那今后还须同赵国修好；而蔺相如已经说了，赵国是“悉召群臣议”，“斋戒五日”，表现出一种对秦十分恐惧状态。至此，秦昭王的目的已经达到，其余诸如“十五城易壁”之事，已不重要。

况且若秦王真欲得璧，完全可刺杀蔺相如于馆舍中而夺璧，但他没有，可见其意不在璧。

果然，此后，据《史记・六国年表》记载：赵惠文王十七年，“秦拔我两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十九年“秦败我军，斩首三万”。[3]秦昭王立即着手展开军事行动，三次伐赵，皆获大胜，而之前五年内，秦赵没有发生过大的摩擦。

同样，黾池之会，蔺相如再屈秦王，秦昭王同样没有因此而击赵以泄愤，为何？“赵亦盛设兵以待秦”，[4]秦昭王已经发现赵国目前实力还较强，若逞一时之勇，尽管可击破赵军，但已方想必也损失巨大。秦昭王完全清楚这一利害关系，故他先与赵修好，将兵力集中在楚、韩、魏等实力稍弱的国家上，不断开疆拓土，扩大实力，然后才在整整十九年后的秦昭襄王四十七年，“白起破赵长平，杀卒四十五万”[5]，一举消灭了赵国的主要力量。

通过这样的对比分析可见，司马迁笔下的秦昭襄王，是一位多谋，善思，能忍，收放自如的雄才大略之主。而这样的形象，并非如同塑造项羽那样以本传大篇幅大事件大场面来正面完成，而是通过《廉蔺列传》中数笔言行、他人对待秦王的态度和《六国年表》中的史实相互映照来塑造的。之所以在《廉蔺列传》中呈现出一个贪婪、软弱的形象，那是由于《史记》互见法的体例所致。朱东润先生就说过：“太史公的办法是首先认定这个人的主要部分是好的，那么在他的本传里叙述他的优点而把他的缺点放在别的部分叙述了。”[6]王树范更是以刘邦为例，详细阐述了互见的特点，其云：“按《史记》的体例，一般地说，读其传则可以知其人了，然而对于刘邦尚需通过其他许多有关人物传记加以补充、验证。这是因为人物非凡、事关重大，有奈难言者，有不可不讳者。于是写《汉高祖本纪》，虽然基调不离‘帝王中心论’及歌功颂德模式，但却巧妙地利用了组织剪裁上的此详彼略和此舍彼取等‘散见’手法，才赢得统治阶级关卡放行。例如刘邦在鸿门宴上的表现，《汉高祖本纪》不宜‘实录且无隐’，所以仅以短短的百八十字略过，而在《项羽本纪》则以十倍的文墨作了非常详细的描述，把刘邦虚伪狡诈，嘴甜心狠的性格刻画得栩栩如生。再如《高祖本纪》置酒洛阳宫一段，崇扬刘邦知人善任而得天下的美德，但在《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以及英布、彭越、等一些功臣名将的传记里，却把他的妒贤嫉能、可以共患难而不可以共安乐的种种行径做了淋漓尽致的表现，给人留下难忘印象。”[7]因此，这篇列传作为蔺相如的本传，蔺相如的人格又是司马迁所推崇与欣赏的，故而在这里自然会极力地烘托出蔺相如的伟岸人格，作为蔺相如映衬者出现的秦王，自然需要一种软弱、猥琐的面貌。因为如果将秦昭王心中的算计在这里公布出来，那么蔺相如的形象不仅其高大性会大打折扣，而且极有可能被扣上审时不明，徒逞匹夫之勇的帽子，这自然不是司马迁所想得到的。

二、通过典型细节的把握来展现人物形象

除去上述这般跨越篇章界限的表现外，司马迁对于秦昭襄王的塑造也常用对于特殊细节的反复强调的手法。通过细节来表现人物形象，是《史记》中常用的方法，韩兆琦在《史记讲座》中就明确指出：“司马迁写人物传记，除了抓住人物一生中的重大事件作浓墨重彩的渲染外，还非常注意选择一些典型细节作精雕细刻，从而很好地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揭示出人物的精神风貌。”[8]如陈胜辍耕陇上发出之“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慨叹，陈平为乡里分社肉而想到分天下，韩信早年忍辱负重钻市井无赖之裆下等等，皆是能够体现人物的个性气质与才干 抱负的典型细节。在秦昭王这么一个人物形象上，《史记》中也能发现通过典型细节的把握来体现突出其个性特征与情感状态的例子。且来看《范雎蔡泽列传》中“秦王五跪得范雎”一节，文中道：

秦王屏左右，宫中虚无人，秦王跽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间，秦王复跽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国辟远， 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于此，是天以寡人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庙也。寡人得受命于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弃孤也，先生奈何言若是！事无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愿先生悉以教寡人，无疑寡人也。”

（史记《范雎蔡泽列传》）[9]

此篇中秦昭襄王亦非传主，只是作为传主范雎生平事件中的一位配角出现，但“跽而请曰”这一细节在这短短的段落中重复出现了四次，很好地将秦昭王求贤若渴的急迫心情给展现出来。再加上秦昭王所言语气的诚恳、态度的谦恭，一个尊重贤士，气度不凡的秦王形象就这样塑造出来了。可以说，这段文字中的细节描写是司马迁精心选择的结果，秦昭王的言辞与跽请的频繁也确实是秦昭王在那个时候内心情感的必然外现。毕竟，作为一位由大臣拥立的新晋君王，怀着高远的抱负志向，但面对的是内有太后和大臣的局束限制，外有东方六国欲乘此机将秦国势力一举打灭，其怎不会为自己的处境而感到心急？怎不会去努力寻找一位属于自己的贤人辅佐？现在范雎来了，正好是一根救命的稻草，因此其内心的活动就不断地在一言一行中显现出来。这正是张新科在《〈史记〉与中国文学》中所提到的“司马迁能准确地把握人物性格，为人物安排一些言辞动作，让其内心自我暴露。”[10]的人物塑造手法之特色。

三、在对比中见人物

除却上述两点之外，《史记》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时候还有一个非常典型与普遍的手法，就是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比，以此将人物的性格更加鲜明地展现并在对比之中蕴含对于人物的褒贬。如项羽与刘邦，信陵君与平原君，窦婴与田等均是《史记》中有名的几组对比人物。温瑞萍亦云：“司马迁常常运用比较的方法表现人物的悲剧，迎合社会、迎合世俗的人，往往得到幸福；反之，坚持理想、追求光明的人，往往遭遇坎坷。劳苦功高、骁勇善战的李广横刀自刎，而平庸无为、名声不佳的李蔡却步步高升；才能杰出的苏秦被人刺死，他庸庸碌碌的弟弟苏代却得享天年……比较是随处可见的，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物有对比，身份经历相似的人物也形成比较，使我们对那时的风云人物有形象立体的认识。”[11]在秦昭襄王这位论述不多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能发现使用对比手法的影子。且来看《楚世家》中关于“秦楚之争”的叙述：

秦昭王初立，乃厚赂于楚，楚往迎妇。二十二年，怀王入与秦昭王盟，约于黄棘。秦复于楚上庸。二十六年，齐、韩、魏为楚负其而合于秦，三国共伐楚……二十八年，秦乃于齐、韩、魏共伐楚，杀楚将唐，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复攻楚，打破楚，楚军死者二万，杀我将军景缺。怀王恐，乃使太子为质于齐以求平。三十年，秦复伐楚，取八城。

（史记《楚世家》）[12]

此处，明是秦楚两国相争，实则是秦昭王与楚怀王之争。秦昭王工于心计，先与楚约黄棘，散其合纵之盟，再待国力已复，挥兵强袭，连克楚城，楚怀王的软弱无能由此也一览无余。试想，秦惠王方卒，秦昭王初立，秦国的实力定然大损。此时合纵之盟若乘虚而入，秦必遭大祸。然而秦昭王通过“厚赂于楚”，先同合纵之盟中的楚国修好，这样不仅保证了局势的暂时稳定，还成功地把斗争的矛头引向了楚国，散了合纵之盟。秦国也得以休养生息，以图再战。楚怀王目光短浅，便衬出秦昭王眼光长远；楚怀王见利忘义，便衬出秦昭王老谋深算；楚怀王左右支绌，便衬出秦昭王指挥若定。虽是《楚世家》，秦昭王的形象便在这同楚怀王的对比中被塑造出来，这就是对比手法的效果。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可谓是驾轻就熟，以至于在秦昭襄王这样一位在整部《史记》中所占篇幅极少的人物上亦能体现出多种典型的艺术手法，从而使得这位君王的形象立体、丰满。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写到：“（司马迁）发愤著书，意旨自激……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故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故能如茅坤所言：‘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贾列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也。”[13]正是司马迁成功地运用了包括本文所述方法在内的各种艺术方法，才为后人塑造了如此光辉的一道历史人物画廊，而这道画廊也一直焕发着动人的异彩。

注释：

[1]可永雪.史记文学研究，张大可，安平秋，余璋华.史记研究集成・第九卷.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2.

[2][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75：2446.

[3][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75：739-741.

[4][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75：2452.

[5][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75：745.

[6]朱东润.传记文学能从《史记》学到些什么，施丁，廉敏.史记研究（下册）.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73.

[7]可永雪.史记文学研究，张大可，安平秋，余璋华.史记研究集成・第九卷.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27.

[8]韩兆琦.史记讲座.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56.

[9][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75：2406-2409.

[10]张新科.《史记》与中国文学（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93.

[11]温瑞萍.《史记》悲剧人物形象的塑造.太原大学学报.2004，5（1）：16.

[12][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75：1727.

[13]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 第八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308

参考文献：

[1]张大可.史记十五讲.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0.

[2]施丁，廉敏.史记研究.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3]杨树增.史记艺术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

[4]汪耀明. 挥笔传神――《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写人艺术谈.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

范雎相秦范文第4篇

从战国七雄的确立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为止，这个时期纵横家的发展，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战国七雄确立的初期，各国虽都纷纷称王，但立国尚未稳固，大都忙于巩固内政而无力外战，各国之间的兼并战争规模还不太大。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以众弱联合来攻伐一强的合纵运动为主。代表人物是惠施、公孙衍。

第二个阶段：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大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日愈激烈，国际政治形势变化迅速而频繁，纵横家的作用更加重要，影响也更为巨大。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形成了东西方各以齐秦为核心的两大政治集团对峙的局面，合纵连横的盟主在齐秦之间变换，双方都企图通过合纵连横运动有效地遏制对方的兼并战争，阻止对方过分强大。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合纵连横运动适应着各国之间政治、军事、外交及经济形势迅速而复杂的变化，从而达到了。这个在整个纵横家发展历史中，是第一个，其标志一是产生了众多的纵横家代表人物，最为著名的有苏秦、张仪、陈轸、楼缓、郭隗、虞卿、甘茂等人；二是纵横家的行为模式基本形成，而其思想与文化的内容也发展成熟，终于确立起独具特色的纵横家思想及学术流派。

第三个阶段：战国时期以统一中国为目的的兼并战争已经接近尾声，秦国由于成功地实行了纵横家范雎提出的以“远交近攻”为特点的新的连横政策，经过长期的政治和外交攻势，发展成为最大的强国。秦国的统一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纵横家长期努力的结果。这个阶段纵横家发展的特点是以秦国纵横家的连横运动为主。这一阶段纵横家的代表人物是范雎、蔡泽与早期的李斯。

（二）代表人物

鬼谷子：姓王名诩，又名王禅，号玄微子，一说是春秋卫国人，一说是战国卫国人，生卒年不详。传说他常入云梦山采药修道，隐居周阳城清溪的鬼谷，故自称鬼谷先生。他是诸子百家中纵横家的鼻祖，也说是兵家鼻祖。有人概括他通天彻地，兼顾数家学问：一是神学，日星象纬，占卜八卦，预算世故，十分精确；二是兵学，六韬三略，变化无穷，布阵行军，鬼神莫测；三是游学，广记多闻，明理审势，出口成章，万人难当；四是出世学，修身养性，祛病延寿，学究精深。主要著作有《鬼谷子》及《本经阴符七术》。《鬼谷子》侧重于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技巧，而《本经阴符七术》则集中于养神蓄锐之道。曾授苏秦、张仪、孙膑、庞涓四大弟子，后习鬼谷纵横术的人众多。

范雎相秦范文第5篇

今天，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优胜劣汰日益残酷，掩卷深思大秦的张力，或许会有借鉴和启迪。

先进的制度

秦在自己的领地内首先设县，县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通过县的设置，把领主的权力收归中央。此举为秦以后所有的变法，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使后来的变法避免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避免了“单兵冒进，各个击破”，避免了“旗帜高扬，执行无力”等一系列极易出现的问题，使整个变法在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系统，形成合力，形成潮流，最终浩浩荡荡，无往不胜。

后来，秦在新占地区设郡，郡的范围较大，又有边防性质，因之郡的长官称郡守。郡内形势稳定后，郡下再设县。

再后来，秦在天下一统之后，在面临“封建”与“郡县”的讨论、彷徨、争执中，始皇赢政力排众议，大刀阔斧，把周室天下的诸侯国，分为三十六郡。才有了“四海一家”，才有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深刻的革新

有史以来，土地和农业政策始终是所有政策的核心。秦大胆废除了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井田制”。允许土地私有，允许开荒垦土归自己，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允许农民按照自己的意愿经营土地。秦化公为私的境界，秦放权让利的胸怀，秦解放农民的智慧，在战国时代的西北一隅，划出一片晴朗的天空。

不仅如此，秦还要继续废除。那些靠祖宗功劳世袭俸禄的人，好日子到头了，现在的秦只认业绩不认人。这些在其它诸侯国可能是难题，但是在发奋图强的秦很简单，更关键的是：标准客观、考核简单、流程清晰，可操作、好执行，拿出军功，按量封赏；既不含糊，更不拖欠，其它免谈，其它不问。

正确的战略

苏辙指出秦完成统一大业是因为它坚持正确的战略。首先夺取韩、魏，再图它国。而六国的接连失败，也是因为他们始终没有坚持正确的战略。

为秦谋划这一战略的范雎，在自己的国家招人猜忌、受人陷害，被打断肋骨，打落门牙，扔进茅厕，供人屎尿。终于，他有了慷慨陈词的机会：“以秦卒之勇，车骑之众，用以治诸侯，如同良犬搏兔。”“越韩、魏而攻齐国，非计也。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多出师则害于秦，大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王释此而远攻，不亦谬乎!”

与范雎同属魏国的张仪，也投奔而来，他的连横之谋击中六国的软肋，苏秦的合纵之策宣告破产。韩人吕不韦，楚人李斯，在秦这个海纳百川的团队里也同样如鱼得水。

彻底的执行

车宽六尺，冠高六寸，天下分为六六三十六郡，秦始皇每天阅批的文件(竹简)必须达到一百二十斤。今天传世的“商鞅量”上，不仅可以看到铭文上准确的数字，甚至还有秦孝公监造的字样。由此可见，秦对于统一的规格，相同的数字，该是多么重视。今天，我们说这是对中华民族统一的贡献，这只是今天我们站在自己的角度所发表的观点，秦恐怕还没有那个高度。在那个时代，面对统一六国的艰巨任务，面临以少胜多的严峻形势，秦举国推行统一的规格与数字，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执行力。

商鞅变法前，秦国各地的度量衡并不统一。商鞅变法后，秦统一了包括斗，桶，权、衡、丈、尺等在内的一系列度量衡。这恐怕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早关注执行力的时刻，因为执行力的根本是可执行，而可执行的前提是标准化。一心图谋霸业的大秦必须高度关注自己的执行力，而执行力建设的最基本动作就是标准化。

不仅如此，秦还规定居民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将伍、什作为基层行政单位。按照编制登记，并编入户籍，责令互相监督。这种标准化的思路贯彻在了秦的各个方面。时至今日。秦的做法都符合标准化最基本的要义：简单，统一、通用，方便组合、形成系列。

充盈的财力

大秦的经济改革，把关注点放在了调动人们创造财富的热情上，设计种自觉的创富制度，形成社会整体到个体的充分调动，在公元前这无疑是一种对激励机制的大胆探索，大胆实践。结果十分明显――“积粟如山丘”，“积蓄殷富”(《战国策》)；“民以殷富，国以富强”(《史记》)。与当时的六国相比，“秦富天下十倍”，远在西部的秦远远走在了六国的前面。

废除井田制，打破的是锁在那个时代对农民而言最宝贵的财富――土地上的枷锁，激发的是农民追求这一最宝贵资源的冲天热情。废除分封制，过去人口连同井田一起分封给了大小贵族、领主，现在人口不再被贵族、领主占有，而是属于日渐强盛的大秦。这不仅可以提供大量的劳动力，而且也使税源、兵源得到了保障。

“訾粟而税，则上壹而民平”。就是按照国家统一的政策征税，按照收获多少定额征收，使税赋趋于公平合理，使税收调整经济运行的杠杆作用发挥。巧妙的是，在供养军队的军赋设置上，采取了按人头征税，而不是按亩征税，一方面限制了贵族、领主这些豪门供养人口偏多的问题，另一方面有效保护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古人使用税收政策的水平，与那些今天还被人诟病的政策比较起来，实在是让今天的人们赞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