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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孙晓燕(1961―),女,汉族,江苏苏州人,副教授,研究方向:网络教学;
叶蓓(1979―),女,汉族,安徽六安人,讲师,研究方向:促红细胞生成素影响因素。
摘要:社会调查是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有效形式。本文介绍了课题组11级药学班的大学生,在两位指导老师的帮助下进行了网络搜索,储备知识,设计调查问卷,线上线下调查市民对于骨髓捐献认知度情况的活动,并在社会实践中得到了锻炼。
关键词:骨髓捐献;认知度;社会实践;线上线下调查
多年来,苏州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在白血病治疗方面所获得的可喜成绩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作为在苏州学习的医学院校的大学生,自然也会关注身边事,且听到越来越多的人,在骨髓捐献前悔捐,最终导致白血病患者无缘延续生命。我们课题组的同学已在校学习了一年多,初步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医学知识,我们打算通过此课题的研究,了解人们对骨髓捐献认知度是多少?为何导致捐献者悔捐?并借此机会向被调查者普及骨髓捐献的基本知识,让市民更多地了解骨髓捐献的相关知识,让市民知道通过骨髓捐献可以挽救更多白血病患者的宝贵生命。
1调查前准备
我们课题组的师生首先学习了发生在2001年苏州的《生命20小时》“”拯救陈霞行动全直播,伴随着凤凰卫视主持人吴小莉从台湾花莲全程跟踪至苏州的报道,使我们了解到,那是第一例台湾同胞捐献骨髓给大陆病人的事件。来来往往的“生命相髓”使我们课题组的同学深刻认识到,苏州是一座很有“髓缘”的城市。苏州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也成为全国著名的白血病治疗医院,收治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白血病患者。
课题组成员分头进行网络搜索以了解现状,得知我国每年有四百多万患者等待着造血干细胞移植,仅白血病患者,全国每年新增四万人,其中50%的患者是35岁以下的青壮年和儿童。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独生子女较多,如果患上了白血病,没有亲兄弟亲姊妹可以与之配型,即使有配型的话,HLA配型成功的几率在25%左右。非亲缘关系的人与患者配型成功的几率大约在二十万分之一。截至 2012年8月31日,中华骨髓库库容总计1496160人,捐献造血干细胞人数总计 2983例。能够得到配型成功的患者是微乎其微的。有一项 “我国代表性城市造血干细胞捐献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的统计调查得到“供求缺口非常巨大、人们认识上存在较大偏差、志愿者反悔率较高”的结论,目前骨髓捐献的悔捐率为20%~30%。
2调查中实践
课题组的成员到位于苏州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东南角的吴山岭苏州遗体捐献纪念园,瞻仰百余名遗体捐献者,面对着一面弧形纪念墙,体会“生命永恒、光明长存”的深刻意义。在着手进行社会调查前,课题组成员首先讨论、设计问卷。课题组成员借助学校网络教学平台进行课题研究,建立QQ讨论群。在进行相关知识储备的同时,初步了解我国骨髓捐献的现状,设计问卷,决定调查的方式方法。在校内选择一些班级,首先进行两次预调查,通过预调查修改问卷,提高问卷的质量,最终确定了调查问卷,如:您知道我国骨髓捐献志愿者有年龄限制吗?您是通过什么途径了解到有关骨髓移植知识的?等等。
在车站、码头、商场等人员密集处发放问卷,被调查者当场填写,及时回收,同时在“问卷星”网站上公开问卷,通过微博、QQ群吸引苏州的网友填写提交问卷。“问卷星”网络问卷的线上调查,延伸并扩大了我们的线下调查范围,有效地扩大样本的容量,帮助分析出较为客观、真实的结果。调查对象涉及的职业有学生、个人、农民、白领等。与此同时,应用所学的解剖生理学等知识,进一步了解熟悉骨髓捐献的相关知识,撰写宣传广告,印在广告袋上,作为调查时的小礼品分发给被调查者,在提高问卷回收率的同时,也帮助市民了解骨髓捐献的相关知识,提高市民的认知度,使更多的市民加入到骨髓捐献的队伍中来,从而挽救更多白血病患者的宝贵生命。
今天上午9时15分,北京市检一分院的两名检察官把100多本案卷从车上搬到一辆手推车上,拉进北京市一中院第23法庭。这100多本案卷的内容都是“坚石”诈骗案两嫌犯于波、蔡敏作案的口供、证据、侦破经过等。15分钟后,市一中院开始审理这起诈骗了房主和房客共计552人次的大案,由于案情复杂、证据繁多,法院将连审两天。
刚一开审,今年31岁的黑龙江人于波就全部否认了检方的指控。于波在自我辩解时条理清晰,显得早有准备。他辩解说,2003年6月23日他开始担任坚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潘石坚转让坚石公司之前,他发现坚石公司注册资金达1千万,是北京首批“放心中介”,是经营房屋中介的好载体。但是,于波接手坚石公司时,该公司有50万元的负债,而且在接手后一周之内,坚石公司人去楼空,只留下一个空壳子,他只好赶快找人,恢复经营。据于波介绍,他接手坚石公司时,同时也接手了该公司此前与房主签订的数百份合同,这些合同多数是在“非典”暴发前签订的,合同租赁价远远高于接手后的市场价。“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以接手后的市场价租出去,否则就要支付房主大额违约金。”于波对他高价租来房主的房屋,再低价租给房客的行为作出如此解释。
于波曾用名司正、周占魁、吕宜柱,实际上他所持的周占魁和吕宜柱的身份证均是他伪造的。于波是原北京坚石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28岁的蔡敏则是坚石公司出纳员,也是于波的女朋友。根据检方的起诉,2003年6月至11月,于波、蔡敏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高价租入房屋、仅向房主支付少量房租,再以低于租入价出租房屋、而向房客收取多月房租的手段,诈骗房主和房客等552人次,骗取房屋租金及其他费用共计421万余元,该款除用于支付坚石公司工作人员高额提成和公司日常费用外,大部分被于波和蔡敏挥霍,两人作案后携款潜逃,并于去年2月25日在海口被抓获。检方认为,于波和蔡敏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均已构成合同诈骗罪,于波还伪造居民身份证,构成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罪。
截至上午11时记者发稿时,庭审仍处于公诉人询问于波阶段。百余本案卷尚未派上用场,此后两天内,庭审的主要内容将是对百余本案卷的质证。
北京晚报·杨昌平 司文博
[关键词] 在线考试系统;对应分析;交卷时间;考试成绩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6. 13. 126
[中图分类号] TP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6)13- 0225- 04
0 引 言
随着信息技术在教育各领域不断发展,在线考试应用范围越来越广。在线考试与传统考试相比具有许多的优点,可以节省组卷、批阅试卷的时间,降低人为组卷及批阅试卷的错误,节省印卷的纸张等。考试最主要的是考试的公平与公正,在线考试在组卷、考试和批阅试卷等过程中,可以避免了人为的失误,能够最大程度给考生公平的成绩。本文首先对在线考试的自动组卷、考试安全和自动阅卷进行分析,然后采用对应分析算法对我校在线考试系统中的数据库原理与应用考试科目的交卷时间与考试成绩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分析。
1 在线考试研究现状
在线考试的技术、方式、方法趋于成熟,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开发技术、考试安全及自动组卷等方面。
1.1 开发技术
在线考试系统可以由不同的开发技术来完成,设计模式也不尽相同。在线考试不仅可以在局域网(LAN)范围内进行应用,也可以在互联网范围内进行应用。在线考试大部分都是基于Brows/Server(B/S)结构,很少采用Client/Server(C/S)结构。许多学者采用基于Web、J2EE、云计算等都是基于B/S结构,B/S结构可以大大减少客户端维护的工作量,在客户端只需要浏览器即可,而重在服务器的开发和设计,开发技术如NET、JSP(JAVA SERVER PAGE)、PHP(Hypertext Preprocessor)等。随着手机终端的不断发展,有的基于Android开发在线考试系统,有的基于云计算的SaaS模式开发在线考试系统,云计算的在线考试是一个发展趋势,但要在教育界进行推广,还需要社会各方的支持和协作。
1.2 考试安全
安全主要是指考生不能够作弊,保证考试的公平与公正。许多学者从设计过程中来防止作弊,有的从自动组卷算法和基于ActiveX控件的防作弊策略。有的局域网内设置监控服务器,负责监控局域网内数据包,并对数据包进行分析,若发现有非法的数据包,就切断连接,从而实现在线考试的监考功能。有的通过Delphi编程对Windows底层API的USB端口管理方法能有效地监控和管理USB端口,从而保证考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1.3 自动组卷
在线考试系统中重要的是考生试卷,考试试卷由不同类型的试题组成,一般在线考试的主要题型是单选、多选、判断等客观题型。考试的试卷可以是相同的试题,也可以是不相同的试题。自动组卷是在线考试系统的关键的一个功能,许多学者采用遗传算法进行组卷。
综上所述,随着新技术不断出现,设计在线考试系统的开发方法会更加广泛,对在线考试系统研究的方法也越来越多,但对考试数据进行分析的较少,基于此,本文采用对应分析的方法,对在线考试系统中的交卷时间与考试成绩数据的进行对应分析。
2 对应分析的基本原理及步骤
2.1 对应分析基本原理
对应分析是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技术,也是强有力的数据图示化技术。研究由定性变量构成的交互汇总表来揭示变量间的联系。交互表的信息以图形的方式展示。主要适用于有多个类别的定类变量,可以揭示同一个变量的各个类别之间的差异,以及不同变量各个类别之间的对应关系,适用于两个或多个定类变量。对应分析是将R型因子与Q型因子分析结合起来进行统计分析,将R型和Q型分析内在的联系同时反映到相同的坐标轴的一张图形上,以便于对问题的分析。
2.2 对应分析算法步骤
(1)对不同指标的量纲不同,对指标进行处理得到原始数据阵X=(xij),计算概率矩阵P。
最后,在两两因子轴平面上作变量点图,并对二维图进行分析。
3 交卷时间与考试成绩实证研究
在线考试系统最主要的作用是衡量考生考试科目的学习效果,考试成绩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一般情况下,主要查看成绩是否符合正态分布即可。本文以我校2012年研发的在线考试系统为例,采用J2EE及AJAX技术设计的在线考试系统,本在线考试系统可以对多考试科目进行在线考试,主要功能有试题的管理、考生的管理、自动组卷、自动阅卷及考试成绩分析等。我校采用集中场地进行在线考试,每次考试配备2~3名监考人员,以保证考试的公平与公正。在多年的应用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考试数据,本文对2013年至2015年的数据库原理与应用考试科目的实证数据进行研究,共计2 065名考生的考试成绩及其他辅助数据进行综合分析,采用对应分析方法对交卷时间及成绩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实证分析。
3.1 数据形式及处理
我校在线考试系统从考生开始考试后每15秒将服务器的时间进行更新,考试时间以秒计算,考生可以自行交卷,也可以“考试时间到0”自动交卷。对于数据库原理与应用这门考试科目,考试时间共计2 700秒,试卷结构有单选题、多选题、填空题、SQL题四种题型,满分为100分。
原始数据中考试时间是0~2 700,考试成绩是0~100。将原始数据的考试时间设定为9个定类尺度,详见表1。
最后在因子轴平面作变量点图,如图1所示。
3.2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科目的结果分析
由于检验交卷时间与考试成绩两个属性是否有显著关联性的假设检验。原假设“H0:交卷时间与考试成绩没有显著相关性”,而从表2检验结果中的Sig.=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因此在显著性水平为0.05的条件下,拒绝原假设H0,认为“交卷时间与考试成绩间存在显著相关性”。
从表2中可以看出,奇异值代表行变量与列变量的相关系数,第一维度上的相关系数为0.287。惯量指的是特征值,用来说明各个维度能够解释列联表中两个变量之间的关联程度,在第一维度和第二维度的惯量分别为0.083和0.050,与之相对应的贡献比例为53.5%和32.5%,累积贡献比例为53.5%和86%。说明两个维度能够解释信息总量的86%80%。因此,可以在二维图形反映二者之间的关系。
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考试时间15分钟之内交卷的考生非常少,得分在“G20~30分”与“T5~10分钟”距离较近,表明一些考生在5~10分钟之间交卷,并没有认真答题,考试态度不认真,成绩比较低。“G60~70分”与“T15~20分钟”距离较近。得分在“G20分以下”,“G30~40分”和“G40~50分”与“T40~45分钟”距离较近,表明许多考生能够坚持到考试的最后,但成绩并不是很高。反而“G70~80分”“G80~90分”和“G90~100分”与“T30~35分钟”距离较近,表明能够考高分的考生不会坚持到考试的最后。“G50~60分”与“T15~20分钟”“T20~25分钟”“ T35~40分钟”“T40~45分钟”距离相差不多,表明考生在规定的考试时间达到50~60分是能够做到的,表明考生的态度端正,认真答题的情况下达到50分以上的成绩是可能的。
总体反映出在考生认真答题的情况下,在规定的考试时间内应该能够及格。考得高分的考生并不一定是答到最后的考生,在30~35分钟(占考试总时间的66.67%~77.78%)交卷的考生得到高分的比例较高。
4 结 语
本文通过对应分析的方法及计算步骤进行分析,以数据库原理与应用考试科目进行分析,发现交卷时间和考试成绩之间存在显著性相关关系。但实证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本文选取的考试科目试卷结构与其他考试科目不相同,是不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在今后的应用过程中再扩展一些试卷结构相同的考试科目,更深层次挖掘在线考试系统中的数据。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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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冷轧重卷检查机组 PLC控制 优化策略
中图分类号:TG33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42-0017-01
重卷检查机组包括的构件较多,长度长于重卷机组,而且中央部分无张力辊,一定程度上影响生产稳定性。近年来,PLC技术发展迅速,被广泛应用在生产活动中,不仅提高了企业生产管理效率,而且提高产品质量,因此,应结合冷轧重卷检查机组实际,采用PLC对其进行优化控制,以显著提高控制水平与效果。接下来从开卷机、机组停车、圆盘剪处以及带头卷取四个方面对PLC控制优化策略进行分析。
一、开卷机PLC控制优化策略分析
因机组中不存在张力计,因此使用开环张力控制方式对卷取机、开卷机的张力进行控制,这种控制方式无法实现张力实际值的反馈,通常在设定速度值的基础上加上另外的附加速度,速度调节器因此能够达到饱和,而后借助转矩限幅的发送对传动转矩进行控制。
一般情况下,机组正式投产前,受机组比较长的影响对卷取机、开卷机实施张力控制。传动装置受PLC下发转矩限幅影响,同时,含有附加速度的速度设定也由PLC下发。机组运行时中央段下压的仅有夹送纠偏辊,以达到将出口、入口两段张力隔断的目标。不过纠偏夹送辊功率比较小,且没有包角,因此无法将出入口张力隔断,受卷取机与开卷机张力的影响,导致运行的稳定性较差,尤其带钢时抖动较为严重。为避免开卷机、卷取机同时进行张力控制造成较大抖动情况的发生,可在机组焊接结束后将切卷机转换成速度控制。
机组进行穿带时,应注重开卷机速度与张力的设定,其中转速设定按照公式:(工艺速度+机组线速度)×减速比/辊径,进行设定。转矩按照公式:摩擦惯量+张力转矩,进行设定。当焊接结束后全线投入运行时设定开卷机速度与张力时应依据以下公式进行,利用公式减速比×机组线速度/辊径对转速进行设定。设定转矩时,使其与最大转矩限幅数值保持一致即可。
另外,利用相关程序软化处理速度与张力的切换,当机组全部运行后逐级延时撤掉开卷机张力,并对速度控制设定进行斜坡处理。
二、机组停车PLC控制优化策略分析
重卷检查机组运行期间,只有卷取机负责张力的控制。实际生产时受其他因素影响,机组可能中途中断。尤其当在低速状态下暂停时,传动辊压辊会处于压下状态。当机组停止后,传动装置中除卷取机外控制使能均会消失,而且抱闸处于关闭状态,机组入口段及中央段的张力无法保持。当机组重新启动后会产生一定的波动,原因在于传动装置收到使能信号后,抱闸并非立即打开,机组张力由出口至入口稳定需经过一段时间,期间机组抖动较为严重,划伤带钢表面,给带钢产品质量产生不利影响。
为有效避免上述不良情况的出现,当机组需进行暂停操作时,应确保传动辊控制使能仍能够很好的保持。而且当机组重新启动时,速度给定发出后传动装置应能及时响应,缩短稳定时间。另外,如机组停止时间稍长,应清除传动装置及开卷机的控制使能。例如,判断机组停止时间是否超过30min,当超过时清除使能,反之,机组开始运行。
三、圆盘剪处PLC控制优化策略分析
机组投产前期,遇到圆盘剪剪切效果无法满足要求的情况时,通常在出口段减掉带尾、带头的部分,浪费比较严重。分析发现这一不良现象的发生多由圆盘剪处张力不足引起。
考虑到开卷机运行期间需进行速度控制,卷取机张力经立式检查台后圆盘附近容易出现张力缺乏的现象,该种情况下,卷取机处张力相对稳定,基本能够满足相关规范标准要求。但总的来看,通过对卷取机张力的调节,无法更好的解决圆盘张力不足的问题。研究发现,与机组速度相比,使夹送纠偏辊以比较低的速度运行,可有效改善圆盘处张力缺乏的问题。因此,在PLC程序中可对夹送纠偏辊加以修正。即,依据公式:(机组线速度-修正速度)×减速比/辊径,实现对转速的设定。
采用此种控制方式对机组进行现场调试,并对速度大小进行修正,可使圆盘处剪力,满足圆盘剪剪切的实际要求,使圆盘剪切效果得以进一步提升。
四、带头卷取PLC控制优化策略
卷取机包括上卷取和下卷取两部分,其中上卷取出口摆动导板摆上,带钢经皮带助卷器带头卷取依据逆时针方向进行,而下卷取刚好与其相反。不同的卷取方式卷取效果并不相同。例如,当卷径比较小时采用上卷取方式可获得较好效果,而下卷取容易出现带钢打滑情况。
卷取前,带钢经静电涂油机进行涂油操作,导致带钢打滑的机率大大增加。研究发现,当卷径比较小时下卷取打滑现象多因带钢包角太小引起。当上卷取带头进入到卷取机中,机组张力建起,出口转向辊压下,促使带钢包角增加,有效避免卷取张力波动情况的发生。下卷取时出口转向辊禁止和带钢碰触。
依据工艺运行要求,机组运行后出口夹棍才打开,但经认真观察不难发现,卷取机具有较小的卷径时,如不将出口夹送辊打开,打滑现象并未显著。同时,考虑到出口夹送辊电机功率比较小时,仅在穿带时才被使用,当高速运行需保持较长时间时,电机无法承受如此大的负荷,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应不断优化控制方法。例如,下卷取时采用压下出口夹送辊的方法将带钢打滑引起的张力波动消除。同时,对上限速加以控制,有效防止出口夹送辊电机具有较大功率,如此不仅带钢打滑的张力波动得到有效解决,而且很好的满足机械设备设计目标要求。
五、PLC控制优化策略应用注意事项
为实现PLC控制优化控制策略充分发挥优势,为冷轧重卷检查机组的稳定、安全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在采取PLC控制优化策略时还注重以下内容:
首先,考虑到冷轧重卷检查机组结构比较复杂,生产过程中经过的环节较多,因此,在运用PLC控制优化策略时应将重点放在影响产品质量较为严重的环节上。同时,注重一些细节问题,根据冷轧重卷检查机组实际状况,努力寻找PLC控制优化策略与实际机组的契合点,达到两者间的良好融合。其次,考虑到机组的控制对技术人员的专业水平要求较高,因此,采用控制优化控制策略时,应有综合技能扎实的权威认识进行充分的论证,确保控制优化策略的可行性。同时,在具体操作时应给予技术人员专门的技术培训,使其严格按照规范标准实施生产。最后,技术人员应根据PLC控制优化策略具体实施效果,不断的总结与反思,寻找改进与提升控制优化策略质量与水平的办法,为机组更好的运行创造良好的条件。
六、总结
冷轧重卷检查机组电气控制实现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尤其在投产的初期出现的问题严重影响生产质量。因此,应结合机组实际工作情况,注重从开卷机、机组停车、圆盘剪处以及带头卷取方面入手采用相关的PLC控制优化策略,不断提高机组速度及张力控制效果,提高了产品加工质量,避免材料的浪费,对解决成本促进企业长远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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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是亲人离世的悲伤,一面是患者有了生还的希望,处于中间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他们难受,他们觉得无法用言语表达那种心情。
清晨走在北京佑安医院的水泥路上,王璐和记者说起今年年初时的器官捐献情况,心里依然很难受,“眼看着一批批病人在等待合适器官的过程中绝望死去,那种无力感,现在想想心里都受不了。”王璐揪心地说。
那时候,也就是从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去世以后自愿捐献器官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供体来源的突然减少以及公民对去世后器官捐献的接受度不是很高,导致一时间器官非常紧缺。“但经过将近大半年的缓冲,现在器官移植的情况好转了许多。”此时,王璐的眉宇间才由紧绷转向舒展。
随后,2015年8月,我国首部《中国器官捐献指南》,意味着我国器官捐献慢慢步入正轨。
器官移植于上世纪70年代进入我国,直到2003年,我国公民去世后的器官捐献数字仍然是0。根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1月9日,已登记器官捐献志愿者39516人,已见证成功捐献案例4867例,已救治器官衰竭患者13745名。
这些数字不仅展示了我国器官捐献事业的发展成果,更蕴含了全国1154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默默付出。
“协调员”来了
曹燕芳每天都在生离死别的环境中工作。2015年10月27日下午,她在电话的那头,用极其柔和的声音向记者讲述她作为一名协调员的感受,并还原她所接触到的一些场景。每谈到一个捐献案例,她都能非常清楚地把细节讲出来。
5年前,曹燕芳是重症监护室的一名护士,她所接触到的病人都处于死亡的边缘,涉及脑死亡、车祸死亡、重大疾病死亡等情况,其中既有适合捐献的病人,也有等待受捐的病人。“当时我们只知道有遗体捐献、角膜捐献,对于器官捐献这块并不知道,平时也没有关注。”谈及此,曹燕芳非常惭愧。
2010年初,曹燕芳听到中国红十字会招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消息,她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于是,她就报了名从事这份工作。
此后,她一边做着器官捐献的宣传工作,一边开始接触一个个潜在捐献者,并和家属沟通。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没有经验,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曹燕芳这样描述她当时的心情,心里无比纠结,“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曹燕芳思忖了好一会儿,也没想出合适的词语来表达她当时内心的煎熬:一边是急需救命的病人,一边是正处于悲痛状态下的家属。“在那种场合下,说什么都是不合适的。”
曹燕芳接触的第一个案例是这样的:一位40多岁的男子从高处坠落,生命危急。这位男子的小舅子提出是否可以捐献眼角膜。当时曹燕芳想的是,“既然他们同意捐献角膜,会不会也同意其他器官捐献。”出于这样的考虑,曹燕芳连夜赶到医院所在地,却得知男子的妈妈不同意捐献,原因是“眼角膜捐献之后,孩子可能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这位男子的妻子和其他亲戚在家属室休息,曹燕芳又走到了他妻子的对面,试图沟通,她说:“我是红十字会的志愿者,想和您谈谈。”男子的妻子知道是怎么回事,直接就说不同意。最后,这名男子没有捐献。
就这样,最开始的半年,曹燕芳一直都在做器官捐献理念的传达和相应的沟通。2010年10月,浙江省完成了首例器官捐献。
也是在同样的时间,北京佑安医院的医生王璐也加入到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队伍中。
那时,全国有10个省市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共有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50位。
随着宣传力度的进一步扩大,协调员的培养力度开始增强,协调员的人数每年也在不断增长,到2014年底,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人数达到1154人。
与时间抢生命
一般情况下,能进行器官捐献的人,其年龄在65岁以下,而且必须是处于脑死亡或即将脑死亡状态。器官捐献的流程也非常严苛,首先医生要根据病人的生命体征来判断他是否符合已死亡并同意捐献的条件,然后签署相应的医学文书。随后,交由伦理委员会审核,之后签订法律文书。最后进行器官获取。
在这个过程中,器官获取必须遵循当事人的意愿,协调员要保护好器官捐献人的合法权益。另外,在捐给谁的问题上,根据伦理学原则,同样情况下,捐献者的家人优先获得捐献者的器官。儿童和老人都需要的情况下,儿童优先获得。
值得注意的是,器官获取的过程和病人死亡的时间非常接近,这个过程中每位协调员必须要争分夺秒。
对此,王璐作为医生,深有感触。也正是因为如此,王璐加入了协调员的队伍。“我以前接触过等待器官的患者。”王璐解释说,作为医生,也可以在死亡判定或危机情况时,为患者节省时间,不至于因为器官衰竭而无法移植。
王璐介绍说,在确定患者脑死亡到器官移植给合适的人,这中间的时间最快也需要12小时的时间准备。在这个过程中,既要保证脑死亡患者的全身系统循环是稳定的,“这个稳定比正常人要苛刻得多,一点风吹草动都受不了,”还要尽快找到合适的受体。现在有了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肾脏和肝脏的移植能很快找到受体。“但如果是心脏和肺脏,有时需要从外地运过来,要考虑到航班往返的时间、病人的情况等多种因素。”
很多时候,王璐他们都是接到消息后,一边需要有协调员守着捐献者,保证器官的正常,一边需要有协调员去安抚家属,一边需要有类似王璐这样的协调员紧锣密鼓地准备手术。“为了尽可能考虑到患者,多数手术都是在凌晨三四点的时候进行。”王璐说,“这对我们来说都是家常便饭了。”
器官捐献成功了还好,至少努力没有白费,救活了生命。有时候,捐献案例频繁,王璐要脱下白大褂,一天接连跑3个地方。去年王璐出去了130多次,而真正能捐的只有20多个。“很多无用功都是看不到的。”王璐说,捐献成功的比例很小,有些家属临时改变主意,到了现场患者不符合捐献条件等都影响着捐献。
“所以,当有适合捐献的时候,几乎用到所有可以动用的力量,争分夺秒,在与时间的赛跑中,抢回一条条生命。”王璐说,自从做了协调员之后,每天要额外占用自己50%的时间。
王璐2010年刚做协调员时,她的孩子刚好两岁,之后每次她接到电话,孩子就直接说“妈妈你又要走了。”说到这里,王璐心里有些酸涩,眼眶也渐渐湿润了。
死的悲伤与生的希望
最让协调员备受煎熬的不是劳累和辛苦,而是每天都处于悲伤的状态。
悲伤在协调员接触的圈子里,一点也不陌生。曹燕芳接触的每一个案例都是悲伤的。
当初开始接手这项工作的时候,曹燕芳的部门主任就告诉过她,“在你接触的100个捐献者家庭中,有1个家庭同意捐献,就很不错了。”可见,这项工作的难度之大。曹燕芳在工作过程中,对接触到的不同病人,或者医生,都会提器官捐献这样一件事情。有的家属会直接就说“不考虑”,有的家属碍于曹燕芳是这个科室的护士,会采取委婉的方式,比如,再考虑一下,“但往往都是没有下文的。”曹燕芳说。
不仅如此,每次曹燕芳去问家属是否愿意把患者的器官捐献的时候,整个环境氛围就处于非常悲伤的状态。“看着别人流眼泪,自己眼泪也会止不住地往下流。”曹燕芳说,心里非常沉重。
遇到情绪激烈些的家属,曹燕芳有时会被骂出来。
一次次的失败总是会让人想要放弃,曹燕芳也不例外。在2010年下半年的时候,曹燕芳就感觉这个事情没办法再做下去了。“太悲伤。”曹燕芳说,有时候半夜会自己一个人用哭来发泄这种悲伤的情绪。
随后一次次生的希望,让曹燕芳坚持了下去,她体会到了这份工作的意义。
曹燕芳记得,她接手的第7例捐献者委托她去看望受捐者。“如果受捐者过得不好,或者有什么困难,捐献者的家属愿意帮忙一起渡过难关。”曹燕芳解释说,捐献过程中,捐者和受者采取双盲的原则,因此,捐者不能和受者见面。但很多捐者事后都会有这样一个心理,看看受者过得怎样。“有点像精神的寄托。”
这第7位捐献者是个16岁的孩子,也是家里的独子。周五晚上7点他正要穿过马路回家,发生了车祸。周六上午,医生打开抢救室的门,对孩子的父亲摇摇头。当时,那位父亲的心就沉下去了,他知道自己的孩子救不了了。当时这位父亲就想到了器官捐献。他在手术室门口等着的时候,就在想:“可能很多孩子的家长像我一样在手术室门口等着,希望自己的孩子或者亲人能有一个康复的机会。”这位孩子的妈妈也同意孩子的器官捐献。最终,这个孩子捐献了角膜、肝脏和肾脏,共帮助了5位患者。
曹燕芳见证了150多例器官捐献,而这次是唯一一次父母双方同时想到捐献的情况。
这5位受者中,其中一位是10岁的孩子,一位是40多岁的妇女,曹燕芳去看望的时候,这两位住在隔壁床。医生告诉曹燕芳,这个10岁的孩子还有一位姐姐,因为同样的病已经去世。对他们那个家庭来说,这个孩子是他们全家的希望。
实际上,器官捐献解救的不只是一个人,很多时候解救的是整个家庭。
对这位妇女来说,也是如此。她从2005年开始生病,确诊为尿毒症。此后,她每个星期都要做3次血透,家里还有一个小孩和丈夫。她自己觉得“这么多年来,我整个人都不对了。”她小孩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把粥搅凉了再端给她喝。她丈夫一个人挣钱养家。她因为长期生病,整个人变得易怒、情绪暴躁、憔悴、自私……
她做了肾脏移植之后,没到一个星期,整个人看起来都不一样了。她说“一定要好好保护好这颗肾脏。”
这是曹燕芳去看望他们的时候,她流着泪告诉曹燕芳的。当时她虽然很需要这颗肾脏,但她同时也很希望那个16岁的孩子能够有奇迹发生,她非常理解做父母的心情。
每次都是一边是生的迫切希望,一边是死亡带来的悲伤。“有的家长会因为孩子出事时天气是晴天,觉得这就是好报,因此同意捐献;有的家属因为想留个念想在世间,让自己觉得亲人还没有走,还活在世上,所以同意捐献……”曹燕芳在这个过程中,有悲、有喜、有感动、有辛酸,更多的是她看到了人性,看到了温暖的可贵。
很多时候,对于即将离世的人来说,很多东西是不再需要的,但就是这些东西,对仍活在世界上的人来说,是一种奢求。
不仅仅是协调
他们虽然是协调员,但所做的工作远远不止协调这一项。他们更多的是桥梁、纽带,是信息的传递者。
这5年来,曹燕芳做得非常精细,从最开始的器官捐献宣传动员到去和家属沟通、见证器官捐献的公正、帮逝者擦身体穿衣服等她都全程参与。
曹燕芳介绍说,作为一名协调员,首先要明确自己的合作伙伴――医生。“因为协调员的人数有限,医生是最直接接触这类群体的人,因此,要先把理念传达给医生,通过他们来发现潜在捐献人群。”然后,当出现紧急情况时,协调员还要帮助病人家属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提醒家属应该怎么做,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应该给逝者买什么衣服等。在器官捐献的环节,协调员要去办理相关手续,核查捐献者的相关情况等。
捐献完之后,还要和两边的家属保持长期的联系,做后续的服务工作。“有时候是一个电话、一声问候。”
现在最让曹燕芳放心不下的是捐献者走后,留下的孩子。根据这些年的经验,曹燕芳告诉记者,在浙江省,捐献者40%都是因为车祸,20%左右是因为脑血管意外,而且大部分都是年轻的捐献者,多数都有孩子在世上。
为此,曹燕芳今年年初自己开了“协调员杂货铺”,主要卖一些牙膏、奶粉等生活用品,盈利的钱都用来帮助捐献者的孩子,9月份已经完成了第一批救助。“金额不多,1500元,但是我们的一份关爱,让这些孩子们觉得不是没有人管他们的,是有人惦记着他们的。”曹燕芳说。
此外,浙江省红十字会前段时间也在腾讯公益上发起了乐捐项目,获得的资金也是用于资助捐献者的孩子。
根据曹燕芳提供的数据,现在这类孩子共有50多位。她的初步规划是协调员店铺对孩子们的资助是1500元每学期,红十字会发起的乐捐项目是针对不同年级的孩子进行资助:小学和初中是1000元每学期,高中是1500元每学期,大学是2500元每学期。
做了这么多,曹燕芳有时候心里也很没谱。她说,随着时间的流逝,也不知道自己再打电话去问候捐献者的家属是否合适。“也许别人不愿意再揭开这个伤疤。”
前段时间,她打电话给一位2010年捐献的捐献者家属,电话接通后,曹燕芳只说了“我是红十字会的志愿者。”对方就说,“很高兴接到你的电话。”
这时候,曹燕芳觉得心理暖暖的。她认为,自己做的这项工作,这么被人惦记着。通过自己,捐献者帮助了别人,但他们觉得能接到协调员的电话,很温暖,很开心。“这份工作挺让人放不下的。”曹燕芳说。
现在的曹燕芳已经能够很熟练地做一些相关的事情,“这几年对我来说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她总结说。
回归到“现实”中
“做协调员对自己的生活影响是挺大的。”王璐、曹燕芳都有这样的感受。王璐现在依然是医生,兼职做着协调员的工作。曹燕芳现在已经是一名隶属于浙江省红十字会的全职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一方面是时间上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是整个人的情绪多多少少都会感染一部分给家里人。有时候,要跟踪一个捐献者从病危到最后死亡、成功捐献的过程,会花上三到五天的时间,情况复杂的甚至需要半个月。“所以出差是经常的。”曹燕芳说。
谈及此,曹燕芳说以前没觉得自己对家里小孩的疏忽,上次小孩的班主任打电话来说,“你孩子这次考试考了多少分,你知道吗?”曹燕芳说,“噢,我也不是很清楚。”小孩的班主任觉得挺不能理解的,这个家长怎么连自己孩子在学校的情况都不知道。
将近两个小时的聊天,只有在谈到这里的时候,曹燕芳笑了。
曹燕芳反过来想,实际上还是对孩子有积极影响的,他很关心“协调员杂货铺”,在生活中,也很懂得照顾别人。
而且至少在曹燕芳的影响下,她的父母对器官捐献的态度,从最开始的不接受,到现在的慢慢接受。从自己家人观念的转变,曹燕芳就明白了,“很多时候,不是别人不愿意捐献,而是我们没有做到足够的传递。”
以浙江省为例,目前全省实现的捐献是402例,如果平均每位捐献者有5位家属的话,器官捐献的理念就传达到了2000人。全省的志愿者是3600人,这5600人是详细了解器官捐献的人。如果以1:4的比例来计算实现捐献和拒绝捐献的人数,那么,有10000人已经了解到了器官捐献的理念。
理念在慢慢传递,协调员的队伍也在不断壮大。他们在协调员的岗位上孜孜不倦地付出,但回到现实,有些事情就不得不考虑。这份职业的社会认可度还不够,协调员的职业规划、心理、长期培养等方面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这都是协调员所担心的事情。曹燕芳说:“我年轻的时候干5年可以,那10年呢?20年呢?”
为此,记者专门采访了高新谱,他也承认,“这是现实的问题,会逐步解决和完善。”
对于协调员的培养,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每年6月到10月都会有定期培训并进行资格认定,2013年协调员的通过率是67%,2014年的通过率是79%。目前每次的培训时间由两三天增加到了一周。培训的内容包括法律法规、伦理学、心理学、红十字会活动等知识,并聘请国外的专家进行案例讲述。“整个协调员的队伍呈现复合型工种的特点。”高新谱说。
在全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机构建设上,目前有9个省成立了省级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未来会增加到更多。此外,高新谱下一步还将向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国家卫计委申请“十三五”经费,用于协调员的体系建设,使与家属沟通、伦理判定和相关文件签署等环节能做到无缝衔接,并经常对协调员进行培训,提升素质,加强业务能力。
协调员的职业规划,高新谱打算在“十三五”的时候争取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去申请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这个职业,随后借鉴西班牙的经验,把这个职业做为一个工种,分为初级、中级、高级,并进行系统性、阶梯性的培养。“这样协调员也会做着安心一些,做一辈子这个事业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