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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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基础范文第1篇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随着股票、债券、期权、期货以及衍生品市场的蓬勃发展，以有价证券为标的物的现资学作为金融学的重要分支在以流动性为主要目的的金融市场中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一方面能够为投资者转移风险，一方面又能够凭借市场的波动获取客观的超额回报，如何专业化进行投资以及构造低风险高利润的资产组合作为一个重要的课题受到了包括企业政府和个人投资者在内的普遍重视。

从广义上讲，现资学有两个重要的理论分支，其一是以格雷厄姆在其聪明的投资者一书中提出的以价值评估为核心的价值投资，其代表的投资策略使用者是著名的投资大师巴菲特。而另外一个重要的分支就是量化投资学，其基础理论是借助数学建模的理论基础，广泛使用概率测度，统计原理和计算机技术对投资标的物进行模型建立，设定投资策略并由程序来进行择时，估值和选股。其理论基础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由马克维茨提出的投资组合模型理论。

二、量化投资的理论基础

事实上，量化投资理论是严格基于经典投资理论的两个假设而建立的，这两个假设分别是市场有效假设和无套利机会原则。市场有效假设认为，在现代有效金融市场中，市场是不可能被打败的，也就是，不存在超额回报，回报与风险必然成正比。市场中天然蕴含着一个风险与收益交换的机制，其中投资者提出需求而市场提供供给，在一个有效地市场中，风险回报机制也意味着超额回报由承担超额风险而来。

与市场有效假设紧密相关的是无套利机会原则，也就是金融市场是不可预测的，无风险套利机会并不存在。主流的金融理论主张市场是不可预测的，因为一旦市场能够被预测，那么它就不再有效，获取超额回报可以不再承担多余的风险。而投资者会蜂拥而至，最终抹平无风险套利机会，市场将重新恢复有效。

事实上量化投资在的基本核心在于其从理论上完成了关证券价值和交易流程的完整概念梳理，并且通过数理模型的方式用计算机程序模拟了出来。最关键的是，量化交易理论认为投资在市场中关于收益与风险的机制是动态的，它并没有排除掉资产回报是有可能超额并且可以预估的这种可能性。在以市场有效假设和无套利机会原则为基础的理论上，量化投资对市场风险和收益模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三、量化投资的发展现状

从量化投资的角度，为了更好地测度和衡量金融市场风险回报架构，研究者提出了一个量化模型概念，也就是beta回报和alpha回报，其中beta回报用于测度市场风险敞口，而alpha回报用于测度超出市场回报的那部分收益。所有的证券和投资组合收益都可以被看做由市场部分的beta回报和非市场部分的alpha回报组成，市场部分的beta回报是源于投资者所承担的投资风险敞口的基于市场基准风险的收益，与量化模型无关。而alpha回报则是那些超过平均市场回报的超出收益，这取决于量化投资的主动投资水平。

理论基础范文第2篇

然而目前,由于种种原因,道德示范接受性有所下降,许多人因此便认为道德示范在新 时期已不再适用｡此外,近年来我国学界关于道德是否可教的争论也加剧了一些人对道德示 范合法性的质疑｡道德示范究竟是否可能?道德示范的理论基础是否存在?对这些问题的回 答,不仅关系着道德示范理论的丰富,更直接影响到道德示范实践的开展｡因此,深入研究 道德示范的理论基础,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道德示范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道德示范的伦理学论证

道德示范是否可能,是道德示范存在的首要理论前提｡而道德示范的可能与否又直 接取 决于道德教育是否可能｡因此,美德是否可教这一问题便成为道德示范的首要理论前提｡

道德是否可教?自苏格拉底起始,在西方一直是一个古老但至今尚争论不休的问题｡然 而在中国,道德是否可教,似乎从未成为一个问题｡近年来学界关于“道德是否可教”的争 论,不仅没有动摇广大教育工作者对德育可能的信念,反而使这种信念建立在更加理性的基 础之上｡道德可教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

(一) 道德可教,是因为知识可教｡“道德是什么?”与“道德是否可教?”这两个问 题,可以说是如影随形､相伴相随｡对道德本质属性的理解直接关系着对道德是否可教的判 断｡历史上,苏格拉底提出“美德即知识”的观点后,遭到后人的大量抨击｡亚里士多德､ 康德､叔本华､包尔生､赖尔等人都提出了不同于苏格拉底的观点｡但是道德究竟是什么, 学界目前仍无定论｡尽管如此,在道德与知识具有相关性这一点上,却无人能够否认｡知识 不等于道德,因为有知识不一定就有道德,甚至道德先生有可能最没道德｡但是道德却始终 不能离不开知识,这不仅是因为道德过程本身就包括道德之知,更因为知识还可以赋予人的 情感和行为以理性,而理性恰恰就是现代道德生活的基本精神｡知识的获得离不开教育,道 德的养成更离不开教育｡如果说知识是道德的催化剂,那么教育便是道德的助推器｡因此, 道德可教首先源于知识的可教｡

(二) 道德可教,是因为道德可以间接地教｡如果说前面的论证是从美德是什么这一问 题出发,那么接下来的论证将主要从什么是“教”着力｡教育学中,“教”一般分为“直接 的教”与“间接的教”｡“直接的教”,主要是针对知识学习和技能学习而采取的口授和训 练等教育方式｡而“间接的教”,则是指采取比较间接､隐蔽的方式使人获得进步｡

由于现在,人们逐渐认识到,“美德学习”或“道德学习”虽不免涉及知识和技能问题 ,但其核心是“态度学习”或“情感学习”｡这是一种有别于“知识学习”和“技能学习” 的特殊学习类型｡单纯用口授和训练等方式不能直接教人以道德,但是,通过直接的教有意 识地间接渗透种种道德影响,却不是不可能的｡从“教”的直接意义上说,道德是不可教的 ;从“教”的间接意义上说,道德是可教的｡

总之,中国人对道德可教之笃信一方面形成了中国德教至上的重要传统,另一方面也造 成了中国德教的轻率与长期低效｡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各种怀疑道德可教的思想观点 ,并不是学校德育的敌人｡它们实际上比那些‘道德可教’的盲目信念更富理性｡”〔1〕??所以,通过对道德是否可教的探讨,同样也能使我们对道德示范的信念更加坚定｡

二､道德示范的哲学支持

哲学是各门具体科学的基础,它从宏观上为各门具体科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 导｡ 道德示范的可能,不只有着伦理学的支撑,更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其中,的辩 证唯物主义观点,直接为道德示范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的环境论,是道德示范得以可能的理论前提｡认为:环境决 定人的主观世界,人对环境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与环境的关系表现出 不同的特征｡首先,环境决定了人的主观世界｡认为,人的思想､观念的形成是 外部客观环境影响的结果｡“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2〕??同时,“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 条件､人 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3〕??在影响人们思想观念的环境 因素中, 起决定作用的是一定的经济关系｡正如恩格斯所指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结底总 是从他们的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 己的伦理观念｡”〔4〕??恩格斯这段论述揭示了思想品德观念产生于社会关系之中, 从而把人们的思想品德观念与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联系起来了｡

其次,认为,人在环境面前并不是完全被动的,人既决定于环境,同时也可以 认识并改造环境｡正如马克思在对机械唯物主义的环境论进行评析时指出的:“关于环境和 教育起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 ”〔5〕??因此,人在自然界面前并不是完全被动的｡人们完全可以根据需要,发挥主 观能动性 来对环境进行一定的改造｡而道德示范就是人对环境进行改造的一个典范｡我们知道,情境 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式之一｡“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就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 中教育主体予以规定和把握的环境｡” “而通过榜样,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具体化就是 我们党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比较成功地体现一定教育内容要求的教育情境｡”〔6〕?? 虽然情境 与环境相比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是相对于受教育者而言,教育情境和环境一样都是影响其 思想和行为的外部条件｡因此,利用榜样这种情境进行道德示范是完全完全符合科学规律的 ｡

(二)关于事物发展不平衡的观点, 为道德示范的存在提供了深层论证｡唯 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发展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事物发展的不平衡是由矛盾和 矛盾双方地位的不平衡性决定的｡所谓矛盾的不平衡性是指在由许多矛盾构成的矛盾体系里 ,各种矛盾力量发展不平衡,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区别｡主要矛盾处于支配地位,对事 物的发展过程起决定作用的矛盾;非主要矛盾处于从属地位,对事物的发展过程不起决定作 用的矛盾｡二者的辩证关系表现为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并在一定 条件下相互转化｡

事物发展不平衡这一原理直接为道德示范的存在提供了论证｡由于事物发展具有不平衡 性,生活中每个人的道德水平发展也就呈现出差异性｡不管是在何时还是何地,善与恶､美 与丑､先进与落后､高尚与低下总是相互并存,如影随形｡其中,善与美､先进与高尚由于 符合道德发展的规律,因而在任何社会中总是占据主流,并居于主导地位｡而所有的恶与丑 ､落后与低下最终都将在和善与美､先进与高尚的斗争中或走向灭亡,或实现转化｡道德榜 样作为时代道德先锋,是一定社会道德内容的具体化身｡道德示范借助道德榜样进行教育, 不仅能体现社会主流道德,更能促进社会道德风貌的良性发展｡

三､道德示范的心理学基础

社会学习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一种理论｡其创始人是美国新行为主义心理学 家A •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是以人､环境和行为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观点为基础,阐明人怎 样在社会环境中学习,从而形成和发展他的个性的理论｡其中,示范观察学习是其研究的一 个重点,正如班杜拉所言:“大多数人类行为是通过对榜样的观察而获得的”,并且“很多 社会学习都是通过观察他人的实际表现及其带来的相应后果而获得的｡”〔7〕??因此 ,我们在这里所谈的道德示范的心理学支撑也主要是指社会学习理论中的相关论述｡

理论基础范文第3篇

关键词：排污权交易 理论基础 经济学 管理学 法学

引言

理论基础是指理论依据和来源。排污权交易作为一种有效控制污染的政策和措施，其产生和发展都有着宽广而深厚的理论基础。对排污权交易理论基础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分析排污权交易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这方面，而缺乏分析排污权交易的管理学、法学理论基础，并且已有的理论基础研究大多是介绍性的，缺乏全面的深入分析。

2011年10月17日《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35号）明确指出“推行排污许可证制度，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建立国家排污权交易中心，发展排污权交易市场”。 2011年12月20日《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也提出要健全排污权有偿取得和使用制度，发展排污权交易市场。拓宽排污权交易理论基础研究的视角和范围，可以为我国排污权交易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撑。

排污权交易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一）外部不经济性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环境问题主要是经济问题。在西方经济学中，经济活动的外部性是解释环境问题形成的基本理论。对外部性的探讨从古典经济学时期就已经开始，但外部性作为一个正式概念，最早是由马歇尔提出，并由福利经济学家庇古丰富和发展。庇古区分了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庇古在解释二者时指出：“此问题的本质是，个人A在对个人B提供某项支付代价的劳动过程中，附带地，亦对其他人提供劳务（并非同样的劳务）或损害，而不能从受益的一方取得支付，亦不能对受害的一方施以补偿”（ 庇古，1971）。可见，外部性是指某个微观经济单位的经济活动对其它微观经济单位所产生的非市场性影响。

所谓非市场性，是指这种影响并没有通过市场价格机制反映出来。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分为外部经济性和外部不经济性两方面，外部经济性是指正面的，积极的，有益的外部性，即未被反映在产品价格上的那部分经济活动的副作用，对社会而言是有益的。如蜂农养蜂的直接经济效益是生产蜂蜜，但蜜蜂采蜜时为果树授粉而给果农带来了好处，这就是蜂农养蜂活动的外部经济性（蔡守秋，2002）。

外部不经济性又称负面的，消极的，有害的外部性。如生物化工厂的直接产品是化工产品，但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许多废气、废水、废渣等污染物，这些污染物对环境造成了污染，但在化工产品的价格中却没有将这些污染造成的损失计入市场交易的成本中。庇古非常重视外部的不经济性，他认为，在商品的生产过程中存在着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的不一致性，这两种成本之差就构成了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外部不经济性与造成污染的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没有直接联系，污染不影响该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不能在市场上自行消除。

外部不经济性理论深刻揭示了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分析环境污染行为的外部不经济性原因，并寻求内部化的途径，也就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办法。排污权交易制度正是建立在将排污成本内部化，并有效配置环境容量资源，达到有效环境治理目的的机制和措施。

（二）“公地悲剧”理论

“公地悲剧”这一概念来源于哈丁的同名论文，它描述了一个向所有牧民开放的牧场的经营情况：该牧场是公有的，畜群是私有的。自然法则是草场对牲畜的承载力是有限的，每增加一头牲畜都会给草场带来某种损害，但是这一损害由全体牧民分担。而市场法则是每个牧民都力求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牧民尽可能地增加牲畜头数，因为每增加一头牲畜，他将获得为此带来的全部收入。作为“经济人”的牧民，他们只考虑如何扩大畜群以增加收入，完全不考虑整个草场的破坏和退化，最终导致了草场报废，使全体牧民都不得不从草场撤出，从而酿成“公地悲剧”。 哈丁“公地悲剧”理论说明了产权不明使得企业和个人使用资源的直接成本小于社会所需付出的成本，从而会导致资源被过度使用。

“公地悲剧”说明了资源环境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对污染物的净化能力是一种环境资源，对这种公共物品的自由使用，每位排污者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无节制的排污行为便导致了环境公地悲剧的产生。排污权交易以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为前提，总量控制确认了环境容量资源的国家产权属性，需有偿使用而不再是公共物品。排污许可确认的污染物排放量则界定了排污者的排污权产权属性，既实现了对排污行为的有效监管和控制，又通过不同排污者之间排污权交易实现了容量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科斯定理

1960年，科斯在芝加哥大学《法与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分析了法律制度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理：若交易成本为零，无论法律对权利如何界定，只要交易自由，资源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得到有效配置，换言之，当交易无成本时，法律权利的任何分配都能产生有效率的结果。此为科斯第一定理。但在现实世界中，交易成本总是大于零，由此又推出科斯第二定理：即在交易成本为正的情况下，不同的法律权利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因此，能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法律是最适当的法律。

对外部不经济性问题的解决，科斯定理不同于庇古理论。庇古理论认为，外部不经济性无法通过市场来解决，需要政府介入以克服“市场失灵”，如通过政府实施税收的方式，将污染成本增加到产品的价格中去，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由于政府的干预也是具有成本的，即禁止污染也会产生社会成本。因此科斯提出了“非干预主义”方案：认为政府干预行为是非理性的，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外部性内化问题。

因此科斯定理推论出，在交易成本高昂时，采用一种替代性的经济组织形式可能以更低的成本达到同样的结果，从而使效益增加，企业就是这样一种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形式。但是科斯并没有简单在市场、企业与政府之间进行取舍，而是重视政府在特定交易发生的制度环境中的作用。排污权交易制度就是通过明确排污权的产权属性，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环境容量资源的优化配置，调动了排污企业治理污染的积极性，同时，通过政府的制度安排减少了交易的成本，从而实现外部不经济性的最优解决。

（四）资源稀缺性

资源稀缺是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将经济学定义为：它“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产品，并将它分配给不同的个人”。同时，经济学还认为，只有稀缺资源才具有交换价值，才能够成为商品。环境是一种资源，不仅仅体现在作为生产的资源要素方面，它还具有对污染物质的净化能力，形成环境容量资源。在人口较少，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环境的容量资源显得十分丰富，无论在资源的价值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既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同时又能满足人们的生产需要，因此它被认为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经济迅猛发展和人口的迅速增长，污染物排放已远远超出环境的可容纳能力，导致环境容量资源的稀缺程度急剧上升。这种环境功能资源的稀缺性和环境容量资源的稀缺性正是总量控制的理论基础，也是排污权交易的前提。

管理学理论基础

（一）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

市场失灵是指由于市场的内在功能性缺陷和外部条件缺陷引起的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的某些领域运作不灵，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或低效率。产生环境问题原因的外部性因素实际上是市场失灵的表现。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也使得在环境资源领域，市场机制不能很好的发挥它的作用。

当市场失灵的时候，人们希望通过政府干预来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用“看得见的手”去解决“看不见的手”办不好的事情。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看得见的手”并没把事情办好，甚至比“看不见的手”处理得更糟，由此便产生了政府失灵。政府失灵主要是指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不能有效地发挥自己的作用。政府失灵的主要表现有：代表性的局限、信息的有限性、对私人部门控制的有限性、决策的时滞性和实施的有限性、决策程序的有限性和政府干预的失控性等。

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可以看出，单纯依靠市场手段或单纯依靠政府手段都不能有效解决环境问题。只有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各自的优势，使二者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取长补短，才是正确的解决之道。排污权交易是在政府管制失灵情况下利用市场机制来达到控制污染的目的，但它不是纯粹市场性手段，而是政府管制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产物。排污权交易制度中，从污染物总量的设定、排污权的初始分配以及交易市场的构建、运行、监督，政府的职能都必不可少，但此时政府管制的理念、手段和对象都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如政府的角色从排污（配额）交易的主体变成排污权（市场）交易的监督者和保护者，从“运动员”转变成“裁判员”。因为单靠刚性管制手段并不能引导排污主体的积极性，更需要法律确认的具有财产属性特征的排放权利及交易制度来进行利益引导，达到环境保护和经济效益的最终目的（王清军，2009）。

（二）公共选择理论

狭义的公共选择理论将公共选择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公共行政管理领域，既把官僚看成是理性的经济人，也把官僚机构作为生产者纳入公共选择的供给模型，关注的重点是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因而被称为“官僚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认为，西方社会出现的诸多问题，并不是市场制度的失败，而是政治（政府）制度的失败，准确地说，是政府制度安排的失败。所以，有必要以改革为基础，建立一个能够有效制约政府公共行为的政治决策体系，即公共选择制度（张国庆，2007）。

公共选择理论对政府失败的分析也合乎逻辑地得出矫正政府失败的方法，其结论是：一要通过社会制度的改革，约束和限制政府权力。二要用市场的力量改进政府效率。进行政府改革，并不是要否定政府干预，而是有效把握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及限度问题，确定好政府干预的范围、内容、方式及力度，使政府更好地履行其职能。

因而，在市场经济下，政府也要利用市场机制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将市场调节与政府控制结合起来，在市场机制运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政府环境管理作用。排污权交易制度正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是政府在环境管理过程中公共选择的结果，它实现了政府与市场的有效结合，使政府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来高效控制环境污染（吴玲，2007）。

（三）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是调整人们行为规则的总和。制度并非一成不变，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而变迁。所谓制度变迁是指制度诸要素或结构随时间推移、环境变化而发生的改变，是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制度变迁是制度需求诱发的结果。诺斯在 1971 年与兰斯·戴维斯合著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的经济增长》一书中提出，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具有相似性，同样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源泉。诺斯指出，推动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的行为主体都追求利益最大化。当然，不同的行为主体如个人、团体或政府推动制度变迁的动机、行为方式以及产生的结果可能不同，但都要服从制度变迁的一般原则和过程。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对于促进或者推动制度变迁起着关键作用，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况下，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直到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反之亦然（卢栎仁，2010）。

制度变迁理论为排污权交易制度替代传统的末端控制制度及直接管制的命令控制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从排污权交易产生的制度动因来看，是环境问题日趋严峻需要有效制度应对的结果。传统的浓度控制、排污收费等制度属于末端控制方式。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末端控制方式下污染物排放总量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环境污染恶化的趋势得不到有效缓解。直接管制的命令控制方式也因其高成本、低效率的弊端而无法有效改善日益严峻的环境状况。

排污权交易体现了总量控制的要求，相对于排污收费的末端性特点而言是一种全过程控制的措施，相对于直接管制的命令控制方式而言是利用市场机制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是一种有效的环境经济政策。从排污权交易的制度目标来看，是通过激励机制促使污染者减少排放，从而实现环境治理的高效率。

（四）新公共管理理论

20 世纪 70 年代，公共管理出现了新的范式转换，西方各主要国家掀起了一场“政府再造式”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等级僵化的科层体系向着一种更加灵活、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管理转变。这场转变是在适应全球化、信息化以及提高政府效率为背景下开展的。新公共管理亦称管理主义，近似的称谓还有“后官僚制理论”、“市场化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管理有这几个中心学说：以管理而非政策为焦点；以业绩评估和效率为焦点；将公共官僚机构分解成各种建立在使用者付费的基础上的处理事务的机构；准市场的使用和合同承包以培育竞争；一种强调产出目标、限制性项目合同、金钱诱因和自由裁员的新管理风格（陈振明，2000）。排污权交易是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政府环境管理领域的生动体现，是政府在环境管理中引入市场机制，注重污染控制的总量目标和环境管理效率的实现。

法学理论基础

（一）环境权理论

所谓环境权，是指公民及其相关主体对影响其生存和发展的各种环境因素所享有的各种权利。从权利的内容上来说，环境权是一个包含有多项子权利的权利体系，如环境使用权，即主体有开发、利用环境资源进行生产的权利（李爱年等，2004）。污染物的排放是人类正常生产活动的副产品，在目前的科学技术条件下，完全无污染是不可能的，只能是采取措施减少人类活动中污染物质的产生。因而，要进行正常的生产活动，排放一定的污染物也是环境权的内容之一，即对环境容量资源的一种利用。在环境容量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要保证环境质量必须对排污行为实施有效的制度安排，因而确认排污权并通过排污权的交易以实现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也是保障人们环境权的要求。

（二）法律价值理论

博登海默（1999）说过：“任何值得被称为法律制度的制度，必须关注……某些基本价值”；“一种完全无视或忽视上述基本价值的一个价值或多个价值的社会秩序，不能被认为是一种真正的法律秩序”。可以说，价值是一个法律制度存在与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其中，公平和效率是法律的两个基本价值，是法应当促成实现的价值。法的效率价值是指法能够使社会以较小的社会资源投入，获得较大的社会实际效果；法的公平价值是指依照自然法则或自然权利的正义。这两种价值可以和谐共存，但又经常处于深沉的张力之中，是一对既相适应又相制约的法律价值。一方面，以效率为标准配置社会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高层次的公平，即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如果把效率绝对化，不考虑公平，就可能导致收入悬殊，两极分化，造成社会不稳，影响以致从根本上损害效率。这就需要运用各种机制来衡缓平价值，尽可能和它们之间的张力，扩大它们之间的互补性。

排污权交易是以经济手段刺激企业减少排污量和充分利用环境容量资源，它既体现了效率优先原则，又同时具有公平的价值取向，涉及到在社会成员间公平地分配经济和环境的费用以及利益。

首先，通过排污权交易，可以实现对环境容量资源使用的合理负担，使生产活动的外部性问题得以公平解决。如排污者由于超量减排而剩余排污指标，出售排污指标而获得的经济利益，就是市场对有利于环境的外部经济性的激励。如果排污者无法按政府要求减排，则需支出的费用以购买排污指标，就是市场对不利于环境的外部不经济性成本的内部化。因此，排污权交易制度既能控制排污总量又能有效地配置环境资源。

其次，通过排污权交易为新的污染源提供一个获得排污权的较为公平的机会，并在竞购排污权时可以公平自由地竞价；再次，排污者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在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必然会采用先进的污染治理技术并不断地开发更加有效的技术，由技术进步而带来的排污权节余又会为企业带来收益，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王育红，2009）。因而，排污权交易制度既具符合公平效率价值的内在品质，又具保障公平促进效率的价值取向。

参考文献：

1.庇古.福利经济学（上册）[M].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71

2.蔡守秋.论排污权交易的法律问题[EB/OL].（2002-10-10）[2012-03-29]. http：///article.asp？id=24876

3.Ronald H.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Law and Economics， Volume 3，October，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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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清军.排污权交易若干问题之思考—以水污染为视角[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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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吴玲.排污权交易制度研究的理论基础[J].中国农学通报，2007（4）

8.卢栎仁.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J].产权导刊，2010（1）

9.陈振明.评西方的“新公共管理”范式[J].中国社会科学，2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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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12.王育红.科学发展观视角下论我国排污权交易法律制度[J].河北法学，2009（11）

作者简介：

理论基础范文第4篇

一、引言

关于公允价值的理论基础，中外学者都有研究，西方国家对此研究较为全面，代表性的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产权理论、价值理论、会计目标理论、会计计量理论等。国内对公允价值理论基础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现在文献主要从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陆宇建，张继袖，刘国艳，2007）、决策有用观与会计信息质量方面对相关性与可靠性的权衡加以论述（夏成才，邵天营，2007）。

众所周知，价值是经济学的精髓，收益、产权与价格也属经济学范畴，这些理论基础不仅时间上先于公允价值，而且实质性的催生了公允价值，具有直接的决定作用，笔者把这些因素称为内涵或内向性理论基础。同样的，价值增值是管理学的永恒追求，会计从属于管理学，会计相关理论基础有会计目标、会计要素、确认、计量、信息质量与财务报表，这些理论基础也是客观事实，但对公允价值的产生并没有必然联系，其实质是公允价值在具体应用中的恰到好处的表现或者说优点，笔者把这些会计理论基础称为外向性理本文由收集整理论基础。

二、内向性理论基础

内向性理论基础，主要基于经济范畴，主要基于价值、产权与收益三方面因素，在时间点上是先于公允价值，是公允价值会计产生的前提，大致可归纳为价值理论、产权理论与收益决定理论三种。

1.价值理论

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是价值理论的核心。均衡理论从供需二方面与价格的涨落关系加以论述的：一般而言，需求量与价格成反比，价格高则需求量少，反之亦然，此时实际需求价格存在一个合理的最佳值，也就是边际效用价格；同样，供给价格也是由实际的边际成本所决定，价格高则供给多，价格低则供给少。供需求曲线相交之点就是均衡价格。

公允价值强调公平、公允、公正，也是一种效用价值，追求理想状态下的一种最佳值。这种价值可以是现实活跃市场中的交易价格，也可以是基于无交易或假定的交易，或者说公允价值是理想状态下的完美表现，而这种表现是在交易各方自愿并熟悉情况达成的一种理想价值。从这个角度看，公允价值与均衡价格异曲同工，只是价值理论中的均衡价格偏向客观存在，而公允价值更偏向主观意愿，因此价值理论无论巧合还是必然，都将成为公允价值理论基础的选择。

2.产权理论

产权理论以斯科为代表，以交易费用为其理论基础，认为市场与企业是可相互替代的二种形式，包括产权与契约理论等内容。产权理论认为，一切市场经济活动都以产权为基点，通过产权来界定市场主体各方责、权、利，明确而清晰地界定各利益相关者应遵循的行为规范、不同主体间权利与义务关系，并通过一系列契约要约来约束各行为主体履行相关承诺，从而保证利益相关者之间尽可能公平、公正。公允价值作为一种计量属性，最终还是服务于特定主体，公允价值计量的准确程度势必影响到产权界定、维护以及资源有效配置。一方面计量属性的不同选择将一定程度决定产权计价、产权利益分配的不同结果；另一方面产权理论又能促使公允价值实现会计目标，二者相得益彰。因此，产权理论自然就成了公允价值会计计量观念形成及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3.收益决定理论

收益理论主要包括会计学收益与经济学收益二种。其中会计学收益基于权责发生制，公式为“收入-费用=利润”；经济学收益中收益是更广意义上的收益，既包括会计学收益，也包涵已实现和未实现收益，归根到底，经济学收益是一种全面收益，其公式为“期末净资产-期初净资产=全面收益”。

收益法是公允价值会计计量方法之一，它是基于经济学中的全面收益，其中计算收益中最关键的在于确定现金流量以正确使用现值法。收益内容划分的准确性，现值方法的合理性，都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到公允价值应用的可行性。从这个角度而言，公允价值与经济学中收益理论可以互补，全面收益则是公允价值会计形成与发展的内在推动。

三、外向性理论基础

外向性理论基础是从公允价值在实际应用中的角度来研究的，主要基于会计目标、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和资本保全三因素，大致可归纳为会计目标的迁移、相关性与可靠性会计信息质量的抉择与资本保全论等三种成因。

1.会计目标的迁移

无论从会计理论还是从会计实务的角度，会计目标都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任何国家的会计准则制定与实施都要以相应会计目标为转移，可以说，会计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准则的内容体系，是会计理论与实务维系的桥梁。历经多年研究与发展历程，当今会计界开成两个不同会计目标学派：受托责任学派和决策有用学派。

那什么是受托责任观？受托责任观又是怎样产生的？受托责任观会计目标下将选择什么会计计量属性？从现有文献可知，受托责任主要由受托方向委托方报告相关会计信息，用恰当方式和真实有效地向委托方反映经济管理责任及履行情况是受托方义不容辞的会计目标。从历史眼光来看，所有权与经营权“二权分离”是受托责任形成的客观基础，“二权分离”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进一步产生了委托关系，而委托—理论便成了受托责任观的理论基础，它强调以事实数据为基础并具有可验证性。这种关系下，委托方提供资源，有权利知道相关资源运用的相关信息；受托方承担日常经营管理，有义务对委托方资源保值增

值并提供相关信息。从时间上来看，会计主要面向过去，财务报表看重利润表为中心，强调对受托者业绩的准确计量，重在提供有关经营者受托经营业绩的相关信息，从而在会计计量上采用历史成本法担当此重任。

那什么是决策有用观？决策有用观又是怎样产生的？决策有用观会计目标下将选择什么会计计量属性？文献表明，决策有用观主要是就相关性的会计信息质量而言的，其观点认为会计目标应是为利益相关者（包括现实的或潜在的的投资者、债权人、政府、公众与企业职工等）在进行投资、信贷等相关经济决策时提供合理有效的相关的会计信息。如果说，受托责任之所以产生，在于“二权”小规模的分离，直接的委托关系是受托的基础，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会计环境也随着发生重大转变，进人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资本市场快速发展与金融工具的创新，使得委托方与受托方交流、沟通机制发生了与以前不同的变化。理论上说，拥有资源优势的所有者一方在发达资本市场上有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所有者有可能不再固守一家经营者，他完全可以在资本市场上自由进出，通过股票的买卖灵活选择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案。这样导致的直接结果是，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委托关系逐渐弱化，而如何在瞬息万变的股市上把握机会便成了所有者头等考虑的大事，会计信息相关性的质量成了最重要的会计目标。

因此，会计目标理论是公允价值应用的外向性理论基础，同时，会计目标的实现也依靠公允价值计量。

2.相关性与可靠性会计信息质量的抉择

厦门大学吴水澎认为，会计信息应为实现会计目标而所需要的最基本质量要求，会计系统应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加经约束。会计信息质量包括相关性、可靠性、可理解性、可验证性等，而争议最多的、在会计信息质量居于最高层次的是相关性与可靠性。

一般而言，历史成本具有可靠性，在会计界都得到认同，而公允价值具有相关性也无可厚非。可靠性与相关性在一定范围里还是可能兼容的，但矛盾在实务操作中也可能大量存在，抉择的关键在于主体所需博弈，本文前面论述了受托责任观侧重可靠性并选择了历史成本，而决策有用观侧重相关性并选择了公允价值，则选择了公允价值。与历史成本相比，公允价值具有明显优势：公允价值紧随市场，能充分快速反应市场及其变化信息，这在决策有用观大环境条件下，更具有相关性而备受推崇；而历史成本除初始确认与处置时才考虑相关信息，平常都固执地保留着过去的历史信息，有时可能误导投资者相关决策。

公允价值应用最大的诟病就是它的可靠性，认为公允价值主观性、波动性过强。（王志亮，2009）有学者从“忠实反映性”、“可验证性（vedfiability）”与“中立性（neutrahty）”特征三方面入手，论证公允价值也有相当的可靠性，他认为，“忠实反映”就是反映企业经济事项未来的现金流量及其风险，这也正是会计信息外部使用者进行投资、信贷和其它类似决策所要依据（对决策有用）的基础；“可验证性（vedfiability）”是通过计量者之间的共识（consensus）来保证会计信息能够（忠实）反映其意欲反映的经济事项，或选择的计量方法在应用中祛除了错误和偏见；“中立性（neutrahty）是

在所报告的信息中没有偏见，这些偏见试图得到一个既定的结果或诱导一种特定的行为方式。因此，公允价值也具有可可靠性，公允价值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使可靠性与相关性二者达到融合。

理论基础范文第5篇

【关键词】公允价值；理论基础；综述

理论基础作为一门学科的依据，引导学科的产生、发展和完善。公允价值计量的理论基础是坚实的。对公允价值计量理论基础的研究，直接关系到公允价值概念内涵的界定和运用。而且对于正确认识公允价值、准确应用公允价值，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笔者从会计学、经济学、计量学和契约学四个不同视角对公允价值计量的理论基础进行了综述。公允价值的应用不仅能满足各种学科理论发展的需要，而且还能够适应新经济活动发展的需要。

一、经济学视角

（一）公允价值计量符合现代产权理论

作为制度经济学中的重要理论，现代产权理论强调产权的界定、产权利益的维护，即要明确哪些产权属于企业，企业拥有什么权力。现代产权理论在市场的运行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以历史成本计量的企业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等会计信息仅仅能够反映企业经济业务发生时的产权及其利益，不能反映企业现在和未来的产权及利益；而以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信息更能够明确产权主体的界定及产权主体所拥有的经济利益，以便做出正确的经营决策，从而有助于产权资源配置功能的实现。

（二）公允价值计量符合经济收益的概念

经济学中的收益概念是指一个人在期末与期初保持同样富有的情况下，可能消费的最大金额。收益是随着未来服务的现值的增加而同时产生的。因此，要计量经济收益，在会计上就要采用现值计量。由于公允价值是对现值概念的体现，所以公允价值符合经济收益的概念，它顺应了经济学家对会计计量的要求。

二、会计学视角

（一）公允价值计量符合现代会计目标

关于会计目标，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会计目标不同，对会计信息的要求也不同，进而会导致计量属性的不同。

受托责任观强调：为了减少资源受托者对会计信息的任意操纵，会计信息必须是客观的、可验证的。而历史成本就是根据原始资料记录过去经济业务发生时的全部过程，具有可核性和可验证性。因此，历史成本计量属性更符合受托责任观的会计目标。但是历史成本计量属性下的会计信息缺乏及时性和相关性，不能满足会计报表使用者的需求。

决策有用观符合现代会计目标的要求，该观点认为会计目标是向投资者和债权人等提供对其未来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它认为会计信息的最高质量特征是相关性和可靠性，并且相关性的重要程度要高于可靠性。公允价值是面向现在和未来的，能够及时反映环境的变化，并且还能够客观的反映资产和负债的真实价值，因此决策相关性高。

（二）公允价值计量满足信息的相关性要求

相关性要求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与投资者等财务报告使用者的经济决策需要相关，有助于投资者等财务报告使用者对企业过去、现在或未来的情况作出评价或者预测。历史成本计量只是数据的可靠、真实，未考虑经济市场变化对未来经济利益的影响，既无法反映企业的真实经营业绩，也不能提供对经济决策有用的信息，因而历史成本计量提供的会计信息不能够满足投资者等财务报告使用者的需求。公允价值计量提供的会计信息因为其动态性，面向现在和未来而更具有及时性、预测性和反馈性的特点。因此，公允价值计量满足信息的相关性要求。

（三）公允价值计量符合配比性要求

会计配比要求某个会计期间或某个会计对象所取得的收入应与为取得该收入所发生的费用、成本相匹配，以正确计算在该会计期间、该会计对象所获得的净损益。收入与费用之间的配比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根据收入与费用之间因果关系进行直接配比；二是根据收入与费用项目之间存在时间上的一致关系进行期间配比。卢永华、杨晓军（2000）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研究》中强调：配比方式还有第三种，即在计量方面进行配比。虽然收入和成本、费用在计量的单位方面是配比的，即都是采用货币计量单位。但是在计量的属性方面却不配比，收入是按现行市价计量，成本、费用却是按历史成本计量。当市场存在物价变动时，为了使收入和成本、费用在计量属性方面配比，应该使成本、费用也按照现行的成本计量，即应该把物价变动因素考虑在内。同时，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也满足了收入与费用的因果关系和时间上的配比。

（四）公允价值计量符合未来会计确认基础

我国的会计确认基础经历了收付实现制和权责发生制两个阶段。收付实现制主要是基于交易的观点，即只确认交易的影响；权责发生制是从时间上规定会计确认的基础，即企业的一些交易或事项，不论其是否已经发生，只要对企业的权利和义务已经造成影响的，均应该予以确认。葛家澍、刘峰（1998）在《会计理论》一书中作出了“未来会计确认的基础是权责发生制与现金流量制的融合”的结论。现金流量制是用盘存法确定收益，即收益是期末净资产与期初净资产的差额。现金流量制彻底地摆脱了交易与事项的限制，而从盘存思想出发，这样，任何实际已发生的交易和事项，都不是会计确认的对象，只有期初与期末净资产的现金等量（现行市价或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才是会计确认直接处理的内容。

（五）公允价值符合全面收益概念

全面收益建立在“资产负债观”基础之上，是指在报告期内企业与所有者以外的其他各方之间的交易或事项所引起的净资产的变动额。传统会计收益不能反映所有积累至今的收益，也不报告资源的价格变化，与未来的决策相关度很小。而全面收益突破了传统收益的局限，把全部已确认但未实现的利得或损失纳入财务报表中。例如采用公允价值对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地产的价值变动等未实现的收益进行计量，不仅完整全面的核算了企业利润和所有者所拥有的权利，而且还使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因为采用了公允价值计量办法而具有高度相关性。

（六）公允价值计量符合资本保全理论的要求

资本保全理论认为：企业真正的收益应当建立在保持企业生产经营能力的基础之上，并使企业资本完整无损。资本保全分为财务资本保全和实物资本保全，在物价稳定时期，按照历史成本计算，二者的收益结果基本一致。但当物价不稳定时，若仍采用历史成本计算，将会使二者的收益结果不一致。如在物价上涨的经济环境中，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将无法购回原来相应规模的生产能力。企业的生产只能在萎缩的状态下进行。但是如果采用公允价值计量，那么所耗费的生产能力是按现行市价或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计价，能够使企业的实物资本得以保全。

三、计量学视角――公允价值计量符合计量观的要求

计量学的目的主要是利用技术的法制手段，保证测量准确的一门科学。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均属于计量，但历史成本侧重于业务发生时的计量，具有可验证性；而公允价值侧重于对现在和未来的计量，具有预测性。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新产品、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企业原有资产的价值也会随之不断变化，经济业务发生时的计量信息，对会计信息使用者的作用越来越小，因此，企业更偏重于现在和未来的计量信息，以便预测未来的发展，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企业为了能够提供更加准确的测量信息，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成为其必然的选择。

四、契约学视角――契约是公允价值应用的前提

契约学研究的是经济主体如何通过特定的契约安排来维护企业契约人的契约权利和剩余权利的一门学科。契约强调的是在签订契约时双方的剩余权利，契约各方借助信息做出决策，不同的信息会导致不同的决策，形成不同权利的分配。历史成本计量的是业务发生时的信息，不能反映契约签订时的价值信息，而只有反映现在和未来信息的公允价值才能满足契约双方的信息要求，从而做出正确的判断，成为有效契约。因此，契约才是公允价值应用的前提，这是公允价值契约特性的表现，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提供的会计信息才会使契约更加公平公允。

五、综述

通过从会计学、经济学、计量学和契约学多个角度对公允价值的理论基础进行剖析，可以看出公允价值与各个学科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即公允价值的理论基础是非常深厚且多元的。公允价值作为一种新的计量属性，其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能够适应新经济环境下各个学科对它的要求。由此可见，公允价值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必将会对新经济背景下的理论研究与实务应用产生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1]张素蓉,司晋娟.基于契约视角的公允价值计量的环境分析[J].财会通讯,2010(2).

[2]卢永华,杨晓军.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研究[J].会计研究,2000(4).

[3]葛家澍,刘峰.会计理论[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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