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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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价值范文第1篇

当你漫步于幽静的公园，流连于琳琅的柜台，置身于繁华的街道，驻足于林立的大厦，无不为每一个设计感到惊叹。当谈及某位明星最近的衣着打扮，新上市的iphone5以及新出的某款跑车，大家都会感性地抒发一下心中的那份情感。对于美的东西，每个人都想拥有，没有人不喜欢美。但是当被问及美具体是什么的时候，恐怕没有人能够说出确切的答案，每个人都在感受美、欣赏美以及追求美但很少有人知道美是什么。

造物起源与设计审美意识的萌动

造物是人类自觉意识启蒙的结果，本杰明.福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曾经这样说：“人是创造工具的动物。”可以说人类的创造活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当早期原始人有目的、有意识的选择第一件石器作为使用工具的那一刻起，人类便开始了自觉的创造性活动，其中就蕴含了设计意识的萌芽。设计是人类根据自身生活目的、需要进行预先筹划的过程，是人心理底层结构的外在表现，因此可以定论所有器物的设计最初还是建立在实用功能的基础之上，早期的原始人类制造各种工具首先是以有用性为前提的。

认识设计审美

1.设计审美的含义

阐述设计审美，有必要将设计与审美分而述之。因为，设计与艺术原有的渊源关系，使它本身具有了美学性质。而审美设计与设计审美既是客观见诸主观的感性活动，同时也是由感性到理性的创造性活动。它既包括了设计者、设计过程、设计物，也包括使用者、功能评价和社会效益。阐述设计问题必然要从器物入手，但是探讨设计审美就不得不从其目的性和中心问题着手了。

设计审美理论是把美学原理运用到生产技术领域，使美学与技术达到和谐统一的一门应用美学。它主要研究物质生产和技术领域中所有有关生产和物质文化领域的审美关系；关注设计产品和器物文化领域中有关设计、生产和销售对设计审美的影响；揭示技术因素对人的审美心理和情感世界的作用机制。因此，它既是横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艺术等学科的新兴边缘学科，也是现代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产物。

设计的目的就是要创造更适合人类发展的生活方式，设计的美学力量是令人惊讶的，当我们阐述设计美学时，无法回避这种力量的感染力。

2.设计美的本质特征

现代设计作为艺术设计审美研究的主要范畴，它概括了人类现代生产和日常生活中一种全新的造物过程，既有同艺术领域审美活动共同的本质特点，也有与艺术活动不同的表现特征。如果说艺术的审美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那么，设计则是直接的合目的性，追求人的自由自觉活动同是和艺术美和设计美的本质的深刻根源。设计美是总结设计、改造人的生存品质的美学规律，其最终目的也是要在科技文明和现代工业生产的支撑下从生存的困扰、物质的重负下解放出来，不为外界环境所累，能自由地生产、生活、生存。设计美是一个有机的复合体。

审美活动是一种社会现象。一方面，“美”是物质的感性存在，与人的感性需要、享受、感官直接相联系；另一方面，“美”又有社会的意义与内容，与人的群体和理性相连。设计美是社会美的体现。社会美还包括自然美，因为有了人的存在，才能赋于山川河流美的本质。

设计审美的价值判断原则

在某种意义上，艺术设计作品是设计师审美意识的集中体现。艺术设计师的审美水平、审美观点以及审美趣味对他们的设计作品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总体来说，对设计审美的判断需要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1.社会性原则。社会性是设计审美的最基本原则，审美判断要受审美主体个人的审美能力、审美趣味、审美情感等个性因素，以及时代、阶级、民族等社会因素的制约。因此，设计审美判断与逻辑判断一样，都要以社会实践作为检验其真理性的标准，所以它必须具有社会的普遍性。

2.经济性原则。经济性是衡量设计审美的重要标准之一，它不仅要求设计产品符合时尚、简洁、耐用的原则，符合人体工程学需要的同时，还要尽可能去避免一些没有必要的浪费。设计审美的经济性原则是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的必然要求，体现了真正的发展是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发展。

3.美观性原则。设计审美应该考量产品的品质和美观性，不论是在外观或细部设计，以及使用者在操作或使用上都应该要注重美感的呈现。在视觉享受或材质触感等方面要能吸引使用者的眼球，要让使用者产生拥有或购买的欲望。

总结

审美价值范文第2篇

【关键词】大学；书法教育；审美观；人格塑造

【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2）12-0188-01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意在提高全民素质的教育改革，已成了时代的呐喊和教育的主旋律，如何使当代大学生成为活生生的、有智商、有情商。在大学书法教育的过程中，随学生逐步提高鉴赏能力。从古今名家的作品中汲取美的精华和神韵，感悟自然之美、生活之善、情感之真，在学生学习书法技法的同时，训练心的智慧、眼的敏锐、手的灵巧，从而形成自己的审美体验和审美观念。

1大学书法教育是审美教育的最佳选择

书法之美是建立在汉字之上，更是建立在中华文化五千年的演变之上的。“它是最古老的文字，也是最年轻的文字。“无色而具有图画的灿烂，无声而具有音乐的和谐”有人比之为“纸上的舞蹈”、“凝固的音乐”等，令欣赏者产生种种意象，浮想连翩，从而构成美妙的意境。

11审美观照：在老师的引导和诱发下，使学生在对古今佳作的静观中，捕捉审美意象，使理性与感性合一，对色彩、线条、构成、章法、比例等知识在感性空间建立起印象，感悟形式美法则，建立优秀的时空观。

1.2心灵对照：随着作者的情绪起伏而起伏，与作品交流，以“心斋”、“坐忘”的虚静状态，“潇散怀抱，驱弥内障”，让学生在手心配合，练习用毛笔的过程当中实现一种独特的心性训练，让内心沉静下来克服涣散习性。

1.3情感体验：挥毫走笔，阴阳虚实，刚柔枯润，莫不随其性情，塑造意象，开拓意境，体会真、善之性，在教学中，很多学生是第一次使用毛笔，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激发学生的最初对学习对象的兴趣和美感，感受到毛笔在运行中的速度，墨色的枯湿，感受腕力和运气，在流动的情感历程中，动情的投入使观念性内容在形式中获得感性的深切的感受，培养对现实功利的超越，培养审美的敏感能力和完形知觉能力。

1.4培养情趣：在观赏和体验中培养鉴赏力，创造力，实现自我的价值。以新、奇、特为特点的笔墨形象，在时间的沉淀中升华为理性的评判，通过接受者的想象、联想去补充、完善原作品的形象，进行审美再创造，培养一种雅逸的情怀。

2大学书法教育有助于大学生之人格塑造

大学书法教育应是大学生全面提高素质的艺术教育，不仅仅是单一的技法训练，也不仅仅是单一的审美教育。书法通过黑白线条和空间的运动产生出无穷的变化，酣畅淋漓地表现出书者的胸襟怀抱，表现生命的活力、意志以及无限的情愫。书写时要心静气和，端正姿势。如果没有长期刻苦的磨炼，就难以敲开艺术之门。

参考文献

[1]蒋勋.汉字书法之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27

审美价值范文第3篇

线条的艺术

中国造型艺术传统源远流长，蔚为壮观，是中国哲学思想的体现。在中国美术中，非常强调对线的运用。中国艺术提倡“逸”，因此不追求再现自然之美，而是用某种风格样式来书写心情，追求“象外之致” 、“韵外之味” ，客观现实已不是艺术表现的目的。而在线的运用中，又更一步强调刚柔虚实、明暗枯润、色墨方圆、向背浓淡……其中渗透着玄学的“阴阳”观念。唐宋以后，绘画更以书法之学为前提，书法技巧从此成为中国画的重要法门。因此，讲究线的哲理与禅趣成为书与画共同的美学原理。

由于“书画同源”的渊源历史，古代汉字书法能够以极简练的线条组合，把繁复自然万物概括成抽象的图案形象，赋予线条以更深的哲理内涵和象征寓意。中国书法艺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线的艺术，书法家在挥毫作书时一气哈成，天衣无缝，其流动的笔锋，走势成龙，仿佛在纸上跳舞，它的运动，就是符合美的规律的。做为姊妹艺术的中国绘画的线条演变，决定着中国传统线描由具象再现创抽象表现的发展方向。因此，我们对线的感受、领会、认识就带有很多想象和理解的成分，线的审美价值在于不仅恰当的表现出客观对象本质特征，同时也真实地表达出作者的思想感情，这样的线，早已成为“有意味的、有内涵的形式”。

无声的音乐

线的艺术之所以在中国绘画中有着如此悠久的历史和蓬勃的生命力，这与绘画工具的使用有着一定的原因。中国画使用的是特制的毛笔，它尖中有圆，柔中有刚，可以通过指腕的提按、转换、顿、戳、揉，行笔中的轻重、疾、徐，使线条具有粗细、强弱、飘逸、枯涩等不同变化，再加上笔墨的干、湿、浓、淡、焦，造成用线的形式变化无穷，从而具有极强和较为丰富的表现力。画家不仅用线去画轮廓，也用它去表现质感、明暗、情调，以及画家的个性与情思，进一步体现了中国画的线条具有相对独立的美学价值。从敦煌壁画、永乐宫壁画和《八十七神仙画卷》等线描艺术杰作中，我们看到画中用于勾勒衣纹、发髻等线条，已经具有图案化的优美结构，单看起来，画中的每一线条都经过精心的锤炼、推敲；若从整体看去，满壁线条穿插交织，疏密有致，此伏彼起，你呼我应，有如交响乐的和声效果，蔚为壮观。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笔下的人物衣带飘扬，如有风动，为后人所称道。其传世的《天王送子图》所采用的线不太繁复，轻重顿挫，好象有韵律的线条，有粗细钢柔、长短虚实的特点，由于用线有组织规律，表现出衣纹的高、侧、深、斜、卷、折、飘举的复杂变化，收到飘逸、柔软的效果，得到了“吴带当风”的美谈。宋代画家李公磷最著称的画法是一种“扫去粉黛、淡毫轻墨”的“白描”，它的效果是不施丹青而光彩动人。他所画的人物，往往只凭几条起伏而有韵律的墨线来完成，达到对复杂形状与特征的概括。元代画家倪瓒作为一个典型文人画家，对线的手法应用也是独具匠心的。他的画往往是“不过逸笔草草，聊以写胸中逸气耳”。这种线条毋庸说是艺术家的主观情感的真挚抒发，更象是一首抒情的音乐和赞美是诗章。

线条的审美

作为中国画特定的绘画语言，线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和独立的审美价值。中国画用线讲究雕刻感、金石感，要像“折钗股”那样包含力度，要像“屋漏痕”那样沉着稳定，要像“吴带当风”那样飘逸潇洒。中国画用线的艺术，凝结着无数艺术家的心血，那些闪耀光辉的大师们倾毕生精力，孜孜以求地探讨线的运用，从而形成了名目标新、迥然相异的艺术风格。他们的用线或觉雄伟劲健，或纤秀柔美，或凝重古拙，或圆润流畅，各具特色，终于成为独具我国民族风格的一枝奇葩，屹立在世界艺术之林。长期以来，“线”积淀为更深刻的社会内容和人们的审美情结，都是历代艺术家的实践、认识、再实践的结果。

线，在一幅绘画作品中是依附着形象而存在的，正如人云：“形之不存，线将焉附。”但当我们把线条作为一种独立存在的绘画因素从作品中提取出来进行单独研究时，就会发现，线又具有单独的审美价值。现代画家李可染先生的作品用线如犁耕田，沉着入纸，每一根线从头到尾，力量贯穿，给人一种深厚有力的感觉；而方增先、程十发先生的用线又让人感到清新淡雅，飘逸轻松和柔美。这些画的风格与画家的用线有很大的关系。当这些线不是完全地直接反映客观对象的外在形态，而是间接反映其内部的某种规律时，它因此可以会有更大的寓意和象征，也更能够启发人们对它作出种种抽象的联想。直线，使人想到平静、耿直、钢硬、力量、规矩、庄重；垂直线，使人想到下落、上升、端庄、肃穆、想到檐下壁立的廊柱；水平线使人想到海面、天平、静寂。通过绘画的实践又告诉我们，线的魅力并不全在于单个线条本身，而更在于线与线之间的不同组合。如直与曲、粗与细、长与短、急与缓、疏与密、浓与淡等不同的组合变化。粗线显刚，曲线见柔，转折表示锐利，波弯显示绵软，不同的组合和表现方式会产生动静、悲喜等不同的感觉，正是这种不同的线条运用成就了中国画“线”的象征意义和审美价值。

心灵的印记

“心”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指相对于物质世界而言的人的精神世界，精神世界包括：性格、气质、意志、品德、情感等等。每个人的精神世界是不同的，所以书画才有不同的流派、体式、和风格。一幅成功的中国画作品是画家高尚的品德、情感、性格和笔墨技巧的物化。中国画线形结构还具有一定的“写意”性，线的起笔、落笔、韵律、提按转折、抑扬顿挫、虚实轻重无不体现出画家的心性和气质。俗语说，画如其人，就说明了这个道理。许多大师都有这样的体会，不同的对象须用不同的线条去表现，不同的心情须用不同的线条去抒发。古时有南北分宗，现代也有“南北两派”之说，都是说明了两种不同情趣和风格，而线的运用在其中是有着重要作用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道理。由此可见，线的生命只能存在于主观(作者)与客观（对象）的相互默契、融会贯通之中，缺乏真情实感的线条则会感到空洞、浮滑、僵硬。在长期的艺术创作和实践中，线做为中国画的基本造型要素之一，它不单纯是一般的线条，它已升华为作者的思想和感情，富有着“生命的暗示和表现力量的美”。由开始的写形，发展到写意、写神，直抒作者的胸襟，线的流动具有感发人心的作用，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综上所述中国画“线”的特质与内涵，证明“线”在中国画表现过程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审美价值，并早已为人们所重视。随着艺术潮流的发展和艺术家们孜孜不倦的追求，线的内涵会更丰富，更具有魅力，以线组合的空间感会向更深的心理空间发展，真可谓扑朔迷离、气象万千，在“线”的世界中遨游其乐无穷。

参考文献

[1] 李浴著《中国美术史纲》辽宁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

审美价值范文第4篇

民俗是人类古老文化的遗存，孕育并滋润了现代影视艺术。影视通过复制式、点缀式、点化式对民俗进行了艺术整合。在点缀式作品中，民俗只作为陪体而存在，为叙述故事、渲染环境、塑造人物服务，表明民俗意识尚处于萌生状态。而在点化式作品中，民俗已成为影视表现的主体和中心，表明民俗意识的高度自觉。从点缀式到点化式的演进，影视艺术自身的审美特性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一是改变了影视的叙事机制，突出了影视艺术的影像性；二是削弱了影视的理性成份，提升了审美娱乐性。

【关键词】民俗/影视/整合/复制式/点缀式/点化式

民俗是一种在人类生存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并与人类相始终的古老文化，它集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情感与理智、实用与审美于一体，扩布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很强的渗透性。而影视是高科技的产物，它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声、光、电、化、自动控制等)手段将大众生活与艺术审美融为一体，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因而，民俗与影视的结合实乃出于必然。一方面民俗孕育并滋润了现代影视艺术。我国古人发明的“走马灯”和“皮影戏”，被某些电影史学家认为是电影发明的先导。自从电影产生之后，民俗便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电影在发展过程中，一直自觉不自觉地从民俗中吸收养份，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以《黄土地》、《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黄河谣》、《双旗镇刀客》等为代表的“新民俗电影”。这些影片以中华民族特有的民俗、风情向全球展示了东方艺术风范，为中国电影赢得了国际声誉。电影的民俗化已成为全球化语境中民族电影拓展生存空间的文化战略。另一方面，影视也在对民俗进行艺术整合，满足了当代人的审美欲求，同时也使自身的审美特性发生了变化。本文就影视整合民俗的几种形式及审美价值，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

诚然，影视与民俗的结合，归根结底是影视对民俗的整合。这里的整合包含如下几层含义：第一层意思，就是主体对某一现象进行整理、加工使之有序化、条理化；第二层意思，在整理、加工的过程中必然包含着主体的创新和改造，会融入主体的理想、情感、愿望等主观因子，并可能使整合对象扭曲、变形，发生质的变化；第三层意思，整合的最终目的是一种现象与另一现象相一致，二者有机地结合成为一种全新的现象。据此，如果对众多的反映民俗的影视作品进行整体的考察，不难发现所谓民俗的影视整合大致可分三种类型：即复制式、点缀式和点化式。

所谓复制式，即影视通过其特有的声像系统(视听语言)对民俗事象进行机械复制。影视凭借电子高科技赋予的记录优势与传播优势，为当代人提供了展示和了解民俗的窗口。从80年代初开始，一些记录片制作者常常远离人群，远离我们熟悉的现实生活，深入荒凉的、人迹罕至的地区，到边远极地去探幽访古，到边缘文化圈中去揽胜猎奇，对我们民族的古老民俗进行重新确认，大型记录片如《丝绸之路》、《话说长江》、《话说运河》、《万里长城》等则是他们的硕果，向观众展示了丰富而又翔实的民俗事象。这些民俗事象内涵丰富，形式多姿多彩，与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成为古代文明的结晶，散射出久远的光辉，而其自身则形成一个完整的民俗的认知体系。显然，影视整合焕发了民俗本身原有的活力，正如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所说：“复制技术把被复制的对象从传统的统治下解脱出来，它制造出了许许多多的复制品，用众多的摹本代替了独一无二的存在。它使复制品得以在观众或听众自己的特殊环境里被观赏，使被复制对象恢复了活力。”[1](P243)

由于复制式整合主要体现在纪录片中，无可挑剔的真实性、真人实物的现场感，使其具有了文献价值。而就文艺民俗来说，无论是民间文学还是民间舞乐，都是民众喜闻乐见的传统艺术形式，通过影视的声像系统得以发扬光大。尽管如此，从艺术创造和审美的角度看，复制式属于民俗整合的初级层次，更高的层次应该是点缀式和点化式。

点缀式，指民俗事象成为影视艺术作品中的一种点缀、一种不可或缺的陪衬物。形象地讲，如果说影视作品中的人物、故事等似红花，那么民俗就像绿叶。通过点缀式整合，民俗与影视艺术作品有机地融为一体，并担负起多种叙事功能。民俗是人类绵延至今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的可靠纪录，并融入了民族的、地域的、历史的、心理的等诸多文化因子，又因其传承性和扩布性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可创性的生活材料，这就成为影视艺术的表现对象。影片《良家妇女》以“小女婿大媳妇”这一传统习俗为题材，对旧时代妇女的生存状态进行了沉思。《湘女萧萧》似乎是《良家妇女》的异地重演。《寡妇村》所反映的是福建惠安一带“不落夫家”(或称“长住娘家”)的原始遗风。当然，影视对民俗物态化文化层面的反映绝不是简单的照抄，而是一种审美描绘与把握，嵌入了创作主体的理性评价和情感观照。这类影片有两个不容忽视的审美要素：其一是用现代的眼光审视过去，《良家妇女》、《湘女萧萧》讲述的是旧时代的故事。其二是从内地的文化视角观照边远文化，《益西卓玛》表现的是的风俗民情。正是整合对象的“异时”性和“异地”性，给观众带来的是艺术所需的“陌生化”效果，并激发了观众的审美感悟。

民俗熔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情感与理智、实用与审美于一炉的多重文化品性，为影视作品中的人物提供了一种特具民俗氛围的生存环境。鲁迅先生的小说《祝福》具有浓厚的民俗韵味，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将原作中的韵味直观地展现出来。影片中的鲁镇，保留着的许多古老的传统习俗，人们恪守男尊女卑、长尊幼卑的封建

关系，街上的行人卑躬屈膝，鲁四老爷的客厅悬挂着陈腐的条幅，祥林嫂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喜剧片《五朵金花》把白族的奇异风情与民歌作为电影元素注入影片中。《青春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几组空镜头：鳞次栉比的竹楼，高大粗砺的仙人掌丛，神秘而死寂的缅寺，挂着红布条的大青树。几个画面就把观众带到辽阔、神奇、安谧的南国傣乡。然后，虚实相间，引出人物，展开故事。在叙事的过程中，制作者又巧妙插入少女“洗澡”、“对歌”、“赶摆”、“猎少”、“杀牛祭谷”、“葬礼”等风土习俗。《过年》是从过年开始的：冬日的北方小城，银装素裹。除夕，大人、孩子都沉浸在辞旧迎新的喜庆气氛之中。请门神，贴窗花，摔钱罐，到处是震耳欲聋的爆竹声。整个影片场景集中、矛盾集中、时间集中，故事发生在过年的24小时之内。尽管在点缀式整合中民俗并不是影视叙述的重心所在，却已为作品提供了耐人寻味的细节，仍给观众留下了不可泯灭的印记。《白毛女》中杨白劳给喜儿扯红头绳，《祝福》中的“阎罗大王分尸”、“捐门槛”，《牧马人》中许灵均夫妇孝敬父亲的“茶叶蛋”，《人生》中刘巧珍的婚礼，《良家妇女》中的“石人”，《湘女萧萧》中的“沉潭”，《老井》中那“血红的棺材”和镌刻着打井人名字的“石碑”，诸如此类的细节不胜枚举。当然，点缀在影视作品中的民俗事象绝不仅仅是点缀而已，更重要的是传达了作者的情感、意愿和理性思考。《菊豆》中杨金山葬礼上的挡棺仪式，深刻地揭示了宗法制度的本质。《鼓楼情话》中“滚泥塘”的人生礼仪连续三次出现，其深层含义则是对侗族人顽强生命力的讴歌。作为民俗事象的场景、细节、器物等，既有历史的积淀，又有现实的根基，选择蕴含丰富的细枝末节与故事相链接，能产生惊人的艺术效果。如《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妻妾争宠与大红灯笼、《霸王别姬》中的主人公命运与京戏、《活着》中福贵一生的坎坷与皮影戏、《桃花满天红》中桃花和满天红的私情与皮影，等等。除了故事本身之外，这些民俗元素为影片带来了电影自身的奇观。影片叙述的故事是西方所熟悉的，而故事的民俗氛围却是西方所陌生的，这“熟悉的陌生”正是艺术创造的秘密。当然，从民俗入手展开对民族本性和民族精神的思考，已成为当代影视人的关注点。从某种角度讲，人是民俗的人。人类在创造民俗的同时也在创造自身，人类生存机制的核心是民俗，这就为影视通过民俗塑造人物形象提供了理论依据。《刘三姐》根据“刘三姐”传说改编。据钟敬文先生考证，此传说遍及我国南部广西、广东、云南、贵州等省，始为口头传承，后记录于文字，至今已有700多年之历史。“刘三姐乃歌圩风俗之‘女儿’”[2](P316)影片《刘三姐》中刘三姐形象的塑造主要是通过“歌圩风俗”来实现的。死亡是人生的终结，葬礼就有“盖棺定论”的成分在里面，影视创作者常常在葬礼上大作文章。美国电影《甘地传》铺陈的葬礼为甘地形象加上了灿烂的一笔，而葬礼本身的大场面和大气势则为影视制作树立了榜样。我国影片《焦裕录》、《》、《垂帘听政》、《我的父亲母亲》等都在葬礼上极尽铺陈之能事，电视剧《努尔哈赤》、《红楼梦》、《三国演义》、《大宅门》等作品中的葬礼就不仅仅是为了渲染气氛、吸引观众，更在于对人物进行刻画。所以，《我的父亲母亲》中对待父亲的遗体，儿子准备用车拉，母亲却坚持人抬，她的固执正是导演的匠心所在。在人物刻画的过程中，借民俗塑造人物的心态也是常见的技法。电影《人生》中，刘巧珍的结婚场面可谓热烈，但红盖头并不能遮掩她内心深处的忧伤和哀怨。根据沈从文先生小说改编的影片《丈夫》，反映的是湘西农村的一种旧习，妇女结婚后为生计被迫离开丈夫去做皮肉生意。影片用舒缓的笔调，细腻地表现了男女主人公在特殊境遇下的深情厚爱。

点化式，指民俗事象经过艺术点化，晶化为一种饱含创作者情感、想象、理性等诸多主观成分的审美意象，并且不再处于陪置，而上升为影视表现的主体。首先，点化意味着创作者对民俗事象的扭曲变形。艺术的神奇之处就在于能“点铁成金”、“脱胎换骨”，改变表现对象原有的性质，直至创造新的形象。因此，影视创作者在点化过程中往往充分运用自己的想象、联想乃至幻想，在已有民俗事象的基础上“幻化”出具有审美价值的民俗虚象，或称幻象。这种幻象已与原来的民俗事象自然脱离关系，同时达到一种高度的自我完满，并且包含了比现实某种民俗事象更多的意蕴。正如苏珊·朗格所说：“电影‘像梦’，则在于它的表现方式：它创造了虚幻的现在，一种直接的幻象出现的秩序。这是梦的方式。”[3](P480)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大红灯笼”以及“点灯”、“灭灯”、“封灯”的一套程式，就是典型的民俗虚象。这些民俗虚象不是可以证实的民俗，而是一种浪漫的虚构，不是一种真实，而是一种叙事策略。本来，虚构与创新是一切艺术的本性。“电影作品就是一个梦境的外现，一个统一的、连续发展的、有意味的幻象的显现。”[3](P481)如此看来，影视对民俗的整合，可使原生态民俗事象发生质变，同时也并未排除其认识功能。

点化的过程也是创作者注入情感的过程，情感化的民俗事象成为一种审美意象。如果说点缀式偏重于再现，那么点化式则侧重于表现。若将影片《人生》和《黄土地》的“土地”稍作比较，《人生》中的“土地”仅仅承担叙事功能，而《黄土地》中的“土地”，既是现实的，又是理性的；既是再现的，又是表现的；既被一定的历史文化所塑造，又在创造着新的历史文化。在这里，“土地”不再仅仅是一种自然物象，而人与自然的关系被赋予一种高于社会、政治的容量，具有更深沉的历史内涵和更鲜明的民族性。再将《人生》中刘巧珍的结婚场面与《黄土地》中的结婚场面比较，会得到同样的感受。英国著名视觉艺术家克莱夫·贝尔曾说“艺术乃是有意味的形式”，并认为“有意味的形式”是艺术品中必定存在的一种特性，“离开它，艺术品就不能作为艺术品而存在；有了它，任何作品至少不会一点价值也没有。”基于对视觉艺术的考察，贝尔对“有意味的形式”作了如下的说明：“在各个不同的作品中，线条、色彩以某种特殊方式组成某种形式或形式之间的关系，激起我们的审美情感。这种线、色的关系和组合，这些审美的感人的形式，我称之为有意味的形式。”[4](P4)电影《黄土地》中的红色以乐景写哀情，收到了很好的反讽效果。《红高粱》中的红色基调同十八里坡等野性场景相结合，突出了生命的激昂之情。《大红灯笼高高挂》红色的热烈与妻妾争宠相辉映，更

反衬出人性的被压抑。《桃花满天红》片尾的红色与姚老爷的阴谋，把大喜突变至大悲的大反差透彻地表现了出来。

如果说点缀式作品中民俗只是陪体，为叙述故事、渲染环境、塑造人物服务，那么点化式作品中民俗已成为影视表现的主体。如果说点缀式仅仅表明民俗意识尚处于萌生阶段，那么点化式则是民俗意识的高度自觉。《黄土地》的摄影张艺谋面对黄土地兴奋地说：“就拍这块土!”因为“陕北的黄土地虽然贫瘠，却养育了我们中华民族。它既是贫瘠的，又透着母亲般的温暖，给人以力量和希望。”[5]所以，《黄土地》的叙述主体不是顾青、翠巧、翠巧爹、憨憨等人物形象，而是土地、花轿、锣鼓、祈雨等民俗事象晶化而成的审美意象。同样，《红高粱》给观众印象最深的不是“我奶奶”、“我爷爷”的情事和抗日的壮举，而是送亲仪式、颠轿、红高粱、高粱酒等。《大红灯笼高高挂》令观众难忘的是点灯、灭灯、封灯的一整套程式。民俗意象成为影视表现的主体，给影视艺术带来了新的艺术因子，并引起了影视艺术审美特性的变化。影视对民俗的整合，一方面使民俗本身因“典型化”得以被发掘、整理而发扬光大，给观众以更为深刻、鲜明、直观的审美感受；另一方面又使民俗成为一种观念的载体，其现实性亦在逐渐削弱乃至消亡。

二

实际上，任何一种整合，都是一种改造、一种重构，而且对整合双方而言又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一方面影视艺术在对民俗进行改造、重构，另一方面民俗也使影视艺术的审美机制悄然发生变化。从点缀式到点化式的演进，民俗的影视整合的美学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改变了影视的叙事机制，突出了影视的影像性。二是削弱了影视的理性成分，提升了审美娱乐性。

影视艺术的叙述特性，决定了影视在本质上是偏重于再现的时间艺术。影视艺术的魅力就在于运用影视特有的声画系统叙述一个生动、直观、曲折、动人的故事。正如斯坦利·梭罗门说：“只有按电影的特殊表现方式来塑造一个叙事观念，才能完成自己的创作冲动。”[6](P2)伊芙特·皮涪也强调：“影片永远是一个故事。”[7](P11)可见，叙述性一直被认为是影视的主要特性。点缀式民俗事象丰富了影视作品的叙述对象，并与人物、故事情节构合为有机统一而和谐完满的叙事文本。《祝福》、《人生》、《老井》、《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影视作品承袭了中国最为传统的叙事精神，结构完整清晰，发展脉络清楚，其中的民俗事象入情入理，为整部作品添色不少。由于点缀式民俗在整部作品中是陪体，因而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作品的叙事机制，也并没有削弱这些作品的叙事特性。一部作品的艺术时空都是既定的，各种艺术因素所占的时空比例形成了作品的总体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点缀式意味着民俗因素所占的时空比例明显处于劣势。与点缀式不同，点化式中民俗成为影视表现的主体，同时也就意味着民俗与非民俗因素在艺术时空上形成争夺态势，结果至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民俗因素压倒非民俗因素。《黄土地》中的迎亲仪式、婚礼、土地、黄河、锣鼓、祈雨等民俗因素在叙事时间上处于优势，又由于这些民俗因素大都属于非情节因素，也就决定了整部作品叙事性削弱，叙事节奏迟缓，而其在空间上的优势则又突出了作品的影像性，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另一种情况是民俗因素与非民俗因素平分秋色，《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影片大致属于这种情况。民俗在时空上的特有位置，使其既有时间上的延伸性，又有空间上的拓展性。事实上，张艺谋正是这样处理民俗的，他所谓的“好看”也就是情节性和影像性的巧妙结合。其中“颠轿”、“红高粱”、“高粱酒”、“红灯笼”等民俗所拓展的艺术空间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影像性，给影视带来了空前的艺术景观。

民俗本身具有娱乐功能，像节日、游戏、体育等民俗是人类生活的调节剂。影视艺术的主要目的也是使观众获得娱乐。鲁迅先生曾说：“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比其见利致用，乃不期之成果。沾沾于用，甚嫌执持。”[8](P47)这样，娱乐就成为民俗与影视的契合点，也成为二者的终极关怀。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俗在作品中所占比重越大，作品的娱乐成分也就越大：反之，民俗成分越小，其娱乐成分也就越小。感官娱乐性又是和人类的理性始终处于矛盾状态，艺术的发展变化就是此消彼长的过程。就民俗的影视整合而言，点缀式带有更多的理性成分，点化式则更具有娱乐因子。《祝福》、《人生》、《老井》等影片，带给观众的是更多的理性成分，对《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接受而言，感官刺激几乎取代了人们的理性思考。原因在于，影片过分地渲染了某些仪式。仪式，通常被界定为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它可以是神圣的也可以是凡俗的活动，这类活动经常被功能性地解释为在特定群体或文化中沟通(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过渡(社会类别的、地域的、生命周期的)、强化秩序及整合社会的方式。人类的生存需要仪式，没有仪式的生活是枯燥的、毫无生气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一方面，仪式为人类提供了情感释放的契机，如婚礼上的“闹洞房”，葬礼中的哭丧等。另一方面，某些仪式(如婚丧嫁娶)对于非当事人而言，更多的是一种审美活动，其非功利性是显而易见的。所以，《黄土地》、《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影片“好看”(张艺谋语)，就在于通过某种仪式强化其作品的审美机制。王一川曾指出：“由于这里的奇异民俗总是交织着民间狂欢节气氛(如《黄土地》里的婚嫁喜庆和祈雨仪式，《红高粱》里的送亲仪式、颠轿，野合、酒誓等)，所以对于厌倦了第三代虚幻大叙事而寻求个体解放的当代观众(主要是知识分子)，能产生瞬间性的狂欢享受。”[9](P258)对于影视创作而言，理性和娱乐似乎构成了审美价值的两端，任何一种顾此失彼都是艺术的大忌。审美离不开娱乐性，但仅有娱乐性是远远不够的；审美也离不开理性，只有理性同样也是行不通的。艺术创作乐趣，是在不断地追寻新的平衡中获得游戏的快慰。

总的说来，影视艺术从其发生形态和发展走向来看，是以民俗为其依托和前提的，而最终则成为一种新的民俗，它是美的，也是民俗的。同样，民俗的生成和发展，也要以艺术为契机和指向，当代的影视无疑为民俗提供了展示其风采的艺术空间。

【参考文献

】

[1]陆梅林.西方美学文选[M].南宁：漓江出版社，1988.

[2]钟敬文.钟敬文学术论著自选集[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3][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4][英]克莱夫·贝尔.艺术[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

[5]张艺谋.我拍《黄土地》[J].当代电影，1987，(1).

[6][美]斯坦利·梭罗门.电影的观念[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

[7][匈]伊芙特.世俗神话[M].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

审美价值范文第5篇

关键词：商业广告；受众；审美价值；个性美

中图分类号：J5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3-0181-01

广告更多地体现出经济价值还是艺术价值？众说纷纭，至今尚无明确定论。但广告以美观形象、多种艺术手段来传播经济信息（公益广告除外）已经成为传递审美信息的重要手段。广告活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审美，但广告具有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广告表现出来的审美价值已经逐渐被受众接受和认同。深刻认识、研究广告的审美价值，并将广告的审美价值与传统意义上的审美价值进行分析和比较，可以使广告审美艺术在广告活动中的作用和地位更加明确，并能准确把握广告审美艺术的走向和趋势。

一、广告审美艺术的特殊性与局限性

（一）广告审美艺术的特殊性

广告创作的艺术性，是受广告的功能所制约的。它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审美价值，应该是为其信息传达的功能服务的，这种艺术性与纯艺术上的绘画、音乐、舞蹈以及摄影等诸方面是有本质区别的。广告的审美价值决不能脱离其使用价值和经济价值，它必须牢牢扎根在广告所传播的物质产品的真实性之中。否则，不管具有什么样的审美特性，都只能是空中楼阁、雾里花朵，毫无价值可言。

（二）广告审美艺术的局限性

在广告活动中，广告的使用价值也受到广告审美价值的严重制约和限制。因为，广告是联系商品与消费者的桥梁，广告的作用就在于沟通、交流。为实现这种沟通和交流，不仅要靠广告所宣传的产品的使用价值及其真实性，还要依赖广告本身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靠它们去吸引或打动受众，引发他们的共鸣和认同。只有这样才能说服受众，达到预期的广告目标和广告目的。

国际著名的广告大师威廉・伯恩巴克（William・Bernbach）曾说，“怎么说”（广告表现力）比“说什么”（广告信息）更重要。他解释道：“如果你没有吸引力让人来看你的这则广告，那么，不管你在广告中说了什么，你都是在浪费金钱！”。从这种意义上讲，广告的审美价值对使用价值有时还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任何忽视、抹杀广告审美价值、只考虑广告使用价值的倾向都是非科学的，也有碍广告事业的向前发展。

二、广告审美艺术形式的特征

（一）广告审美艺术形式的“多元性”特征

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广告的创意手法和制作手段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也促使了广告的审美价值呈现出多元性，使广告在多个角度和多个层面上都展示了风格不一的审美特征。从“名牌现象”到“明星效应”再到广告模特、广告歌曲、广告影视等等，取材多样，争奇斗妍。

至于商品广告为了使作品生动活泼而运用音乐、摄影、诗词、影视以及说唱等多种艺术手段，则更体现了广告审美艺术性的多元性特征。

一方面，它们是广告内容的重要组成，另一方面，广告又赋予音乐、摄影、诗词、影视以及说唱更丰富的审美风格，甚至衍生出全新的格式。例如，在广告中一些优美的歌曲或优美的短语经常会很快地传播到大街小巷当中去，有的甚至已经成为经典名曲或者是运用在各种场合的固定短语。

（二）广告审美艺术形式的“个性美”特征

由于广告的商业性和传播性，它所体现的审美艺术又具有鲜明的“个性美”特征，即广告推崇“个性美”而忌讳“大众美”。商业广告作品除了同绘画、音乐、文学等艺术作品一样讲究文案的优美、旋律的和谐和画面的精彩之外，更注重广告本身给受众留下的深刻印象。因为广告人意识到要想使顾客中意你的产品，当务之急是要在广告中制造某种或某些差异，让你的产品在众多竞争对手中显得有“个性”，以“个性美”来吸引和打动受众，以达到有效传达产品信息的目的。

总之，广告审美在形式上具有多元性特征，但是就具体的广告作品而言，它又具有“个性美”特征，这种“个性美”在广告审美价值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和不可模仿性。

三、结束语

总之，我们既要把广告事业看作人类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要看成是人类文化生活、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广告审美价值应当与时俱进，体现出精神美、道德美、艺术美、时尚美……，任何纯功利性的或纯艺术性的广告作品都是非科学的，只有在广告创作中把产品的实用信息演变为艺术形式，并在传播这一形式的过程中体现出更多的审美价值来，才是我们在以后广告事业中的价值取向和主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