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辞作于陶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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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去来兮辞作于陶渊明范文第1篇

关键词： 陶渊明;形影神;生命;自然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8153（2015）06005403

一、形影神现、追问人生、形影所累、神释自然

汉魏以来，天下多变、朝不保夕，文人名士们多饮酒食丹，行为放任，个性飞扬。那悲歌慷慨的建安风骨、梗概多气的正始之音，无不彰显着面对死亡时个人意识的觉醒。在动荡之下，许多人的生命稍纵即逝，人生的乐章被迫中断，在死亡的拷问面前，凡花只一现便归入沉寂，而一些伟大的人格经过它的洗礼，却迸发出宝贵的生命价值和伟大的哲学思考。陶渊明的《形影神》正是其时精神的杰出代表。

《形影神》是三首富于哲理的组诗，约作于晋义熙九年（公元413年），那年陶渊明四十九岁。陶渊明自四十一岁辞官之后，躬耕田园，远离世俗，他的家几经迁徙，始终与庐山遥遥相望。当时的庐山是南方传播佛教的中心，庐山东林寺高僧慧远，大力宣扬净土宗教义，其言论及思想影响至深。法师本人博学笃厚，崇拜者众多，后与陶渊明并称的“浔阳三隐”之周续之、刘遗民都先后加入东林的莲社，陶渊明虽也与慧远有交，却因理念不同始终婉拒慧远的一再邀请。元兴三年（公元404年），慧远作《沙门不敬王者论》：“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火之传异薪，犹神之传异形” [1]， “形尽神不灭”说由此诞生;义熙八年（公元412年），慧远又立佛影，作《万佛影铭》：“廓矣大象，理玄无名。体神入化，落影离形” [1]，一时之间，“形尽而神不灭”论传播甚远，陶渊明有感于慧远之论，作《形影神》三首，通过形影神三者的对话与思辨，表达了他独特的哲学思考。

陶渊明在《形影神》三首序中写道：“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2]三首组诗依次为：《形赠影》、《影答形》、《神释》。

形神问题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道家哲学中涉及形神关系的论述很多，从道家哲学中《文子・下德》的“太上养神，其次养形” [2]到《淮南子・原道训》中提到的“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 [4]，再如汉初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中说：“凡人之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5]，更直接地指出了形神合一。陶渊明对形神的认识基本上本于道家的自然思想，这在他的诗前小序中已有说明：陶渊明认为世间之人，无论贫富智愚，都在拼命地维持生命，其实是十分糊涂的事，所以他极力陈述“形”和“影”的苦恼，而以“神”来辨明自然，为了解除人们的疑惑，他揭出“自然”二字，以立其人生之根本，彰显了自己的人生观。

二、提壶把盏、诗酒自娱、忘却荣辱、精神自由

《形赠影》一首主旨在于说明人生之短暂，不如自然之永恒，不如在酒中求得解脱，以求在乱世中苟全性命， 那便是“得酒莫苟辞” [2]。

魏晋时期，饮酒作乐的生活方式多已有之，魏晋名士们对酒当歌的人生态度仿佛给了陶渊明一个良好的启发――

“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6]

“嵇康为性好酒，傲然自纵，与山涛、阮籍无日不兴。”[7]

“伶尝乘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锄而随之，谓曰：‘死变埋我。’”[8]

就连陶渊明自己也一生耽于酒――

“性嗜酒”、“造饮辄尽，期在必醉。”（《五柳先生传》）[2]

“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止酒》）[2]

“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饮酒》之七）[2]

“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饮酒》之十四）[2]

刘 芳：纵浪大化、一任自然――陶渊明《形影神》中的生命思考

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第28卷第6期

对平庸之人而言，“得酒莫苟辞”是他们抵抗大自然无言威压的途径。在天下多变，朝不保夕的时代，多数文人把酒当做精神的安慰剂、身体的止痛药、苦难的庇护所，无不凄怀酸楚，不能言状。酒弱化了他们生命的感受力，促使他们忘却尘世烦忧，但若“滋味不绝”，沉溺自醉无法自拔，又何以藉酒弥补生命有限之憾呢？

“形”之所累本为生命之有限，人为求长生而饮酒忘忧，可酒醒之后呢？或长醉其中呢？此种“滋味不绝”之举并不能怡情养生，反而有损健康，于养生无益。任真自我的嵇康虽好酒成性但也曾正色告诫饮酒之害：“古之人，知酒色为甘鸩，弃之如遗;识名位为香饵，逝而不顾。”[7]真正的饮酒之乐应是：“临川献清酤，微歌发皓齿。素琴挥雅操，清声随风起。斯会岂不乐，恨无东野子。酒中念幽人，守故弥终始。但当体七弦，寄心在知己。”[7]

所以，嵇康之好酒、刘伶之痛饮，渊明之嗜酒，并非一味地排遣幽愤之情，而是对生命情趣的真实体悟，这些对人生、对社会依然具有美好愿景的知识分子，他们的饮酒是“酒中念幽人”[7]、“寄心在知己”[7]的雅饮，人生的悲情在酒醉中得到了释放，美好的愿景在自然中得到了满足。

萧统在《陶渊明传》中曾言，陶渊明的饮酒是“寄酒为迹”[9]。陶渊明饮酒不仅仅是为了忘却尘世烦忧，更是为了寄托心意，为了渐近自然。

在陶渊明的家族里，外祖父孟嘉的纵饮放达对他的影响颇深。陶渊明在为外祖父做的传中曾记载：“（孟嘉）好酣饮，逾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傍若无人。温尝问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尔。’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渐近自然。’中散大夫桂阳罗含赋之曰：‘孟生善酣，不愆其意。’”[2]

孟嘉的性情深深地烙印在陶渊明的身上，陶渊明用躬耕田园的方式实践着外祖父旷达处世的哲学，在庐山侧、柴桑间，他“植杖而耘” [2]，忙时泽近山林，闲时游于山水，清酒一杯，轻歌一曲，幽人高士之情于沉醉自然中恣意流淌，好不畅快自然！

正如嵇康所言：“若以大和为至乐，则荣华不足顾也;以恬澹为至味，则酒色不足钦也。”[7]当人自然而然地被大自然所吸引感动，投身于大自然之中，人生理想境界得到了提升，疏离酒色便是自然之举。当他们融入自然之中，借酒的魅力焕发出形神相合的生命力量，其身与物游，其神与道契。就像陶渊明一样，他秫酒是务，以酒悟道，饮酒帮助他派遣胸中苦闷，逃离险恶时局，超越污浊俗世，人生的悲情在酒醉中悄然释放，美好的理想在田园中得到安放，他以一种悠闲舒适的态度生活着，他忘却了荣辱，跨越了生死，人生的苦酒被他酿成了芳醇，于自然中散发出自由的姿态。

三、仁恕之心、善以待人、不慕荣利、真善可行

《影答形》一首主张立善而留名，希望通过扬名后世达到精神上的长生以期永恒，这种主张得力于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的思想，以为人有美名则可流芳百世，万古长存，因而不满于以酒消愁的处世态度，提倡追求身后之名。

立善之说的提出，若独立来看，本是好的，但“影”所推崇的立善却是为了留名。个人若求名不得便会转而饮酒作乐，而此时的饮酒作乐又因未能忘怀功名荣辱而成借酒浇愁，循环往复形成难以挣脱的怪圈：当个体认识到形体终将泯灭后，开始追求名利，为求名而立善;若立善不为人知，无法得名，开始饮酒行乐，陷入更大的苦恼。

“影”主张的立善，源于儒家的人生价值观，若陶渊明仍在青年时期，他也会有大济苍生的壮志，也会受儒家思潮的影响，“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 [2]，只是在经历了多变的时局之后，中年的陶渊明了悟了人生的真谛，他对立善能留名提出了质疑――

“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饮酒》之二）[2]

“疑报德之若兹，惧斯言之虚陈。”（《感士不遇赋》）[2]

陶渊明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5]的说教表示怀疑。早在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也充满疑惑地写下这么一段话：“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耶？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5]所谓行善即有福报，或能留名于世，在渊明眼里仍不过是“惜生”的方式，而渊明认为，人若能坦然面对生死，不以求名来行善，才是立善真正的价值。

萧统《陶渊明传》中曾载陶渊明任彭泽县令前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其中说道：“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给其子，书曰：‘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9] “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9]此可谓渊明之九字家训，寥寥数字，却发自肺腑，可谓赤诚之语。

陶渊明命儿子善待仆人，这是超越等级偏见的仁恕之心，充满了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在门阀制度森严的东晋，出生于世家大族的陶渊明，对待家中奴仆，毫无阶级之分，这才是真善之举，是生命真正的平等关爱。

在陶渊明辞官归隐后，他躬耕田园，自给自足，“衣食当须己，力耕不欺吾”[2] ，本为士大夫阶层的他改变了自己的身份，投身到辛勤的劳作中。陶渊明勤勤恳恳，“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2]， 虽然成果欠佳，“草盛豆苗稀” [2]，但他依然自得其乐，于田园生活里愈发地亲近自然，与老农为伍，与清风为伴，心地愈发的纯净自然，不慕荣利，真实善良。

四、于生于死、廓然无碍、纵浪大化、一任自然

“形”求长生而欲饮，“影”为留名而立善，其弊端全在于“营营惜生”，在于个体对生命有限的不甘，对名誉、财富的不舍。以饮酒长生或以立善留名是“形”和“影”面临死亡时做出的生存选择，这也是魏晋时期众多文人聊以的方式，而陶渊明在《神释》中明确表明他拒绝这样的生存方式。

《神释》一首破除了“形”之沉缅醉乡以忘忧长生之论，质疑了“影”之立善以留名后世的谬说，而以“神释自然” [2]提出应纵浪大化，随顺自然，使个人成为自然的一部份，无须别求腾化升仙之术，如此便可死犹不亡，与天地共存。

陶渊明对生死的态度可以在庄子那里找到渊薮，庄子早就说过：“不知悦生，不知恶死。”[10]，“夫大块载我以形，老我为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10]

庄子的等生死观使得陶渊明认识到生死的自然――

“自古皆有没，何人得灵长？”（《读山海经》之八）[2]

“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圣贤，谁能独免？”（《与子俨等疏》）[2]

“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连雨独饮》）[2]

陶渊明不相信个体生命会永世长存，也不认为肉体的长生能超越生命，个体生命绝无轮回不尽之理。纵观汉魏以来，动荡之下人们面对生死的抉择，无论是儒家之立善扬名、建功立业以求留名后世;还是道教之炼丹之术以求延年益寿、个体长生;或是佛家之以彼岸世界为人之灵魂之栖所，三者同惑：何以越生死之限？何以得永生之法？三者同求：永久地留存自我，个人不朽。

如果沾滞于个人的生死得失，无论乱世、盛世，莫不悲哀惶恐。“茫茫大块，悠悠高F，是生万物，余得为人”[2]，陶渊明深切体验到了生命的虚无，生命既不能通过立德立功或成圣成贤而不朽，也不能靠饮酒作乐恣意妄为而强化个体的感受，人如自然界之生物，由生到死、由有归无，若寻不得人生价值的最终根基，那么，人生归宿就只能是幻化且归于空无了。

何谓幻化？《列子・周穆王篇》曰：“穷数达变，因形移易者，谓之化，谓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难穷难终。因形者其巧显，其功浅，故随起随灭。知幻化之不异生死也，始可与学幻矣。吾与汝亦幻也，奚须学哉？”[11]

陶渊明在诗文中也思考过人生归宿的问题――

“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之四）[2]

“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饮酒》之八）[2]

幻化与空无在陶渊明的世界里并不可惧，他正是认识到形影之幻灭必不可免，才更坦然面对人生空无的最终结局，“廓兮已灭，慨焉已遐，不封不树，日月遂过。匪贵前誉，孰重后歌。人生实难，死如之何？”[2]人人都贪恋生命，留恋功名，陶渊明却无所畏惧，毋宁说陶渊明不畏死，倒不如说他不畏惧生命。生命的可贵是毋庸置疑的，可是生命的始终却是个人无法掌控的，何时生、何时死、都以自然为旨，而找寻生命真正的价值，才是尊重生命、超越生死的唯一途径，于是，陶渊明从尘世回到了田园，他选择了弃官归田。

弃官归田是陶渊明返回自然的直接形式，也是他“纵浪大化” [2]的现实写照，这是诗人“质性自然”[2]的本性选择――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归去来兮辞》）[2]

“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同上）[2]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2]

回归田园，即使“乞食”也无怨无悔，这是陶渊明“正宜委任去”[2]的实践，他以归隐田园的方式回归自然，只有这样，才能去“形”之累、解“影”之苦。形影之苦累为个体之生命有限，人人莫不忧自身，只观自我，于生死无限惶恐，“举目情凄” [2]或“念之五情热”[2]，而日月山川之变幻岂是个人身躯能超越的？若能超脱对生命有限的不甘、摒弃对荣辱得失的执迷，将形影之悲苦从凡念中解脱出来，从虚妄的追求长生、追求立名中升华出来，喜也好，惧也罢，不如融入宇宙大化之中，纵身于自然山川，与天地共沐精神，与造化和同一体，天地大化的生生不息才是生命的最终归宿。

[参考文献]

[1]僧 v.弘明集 [M]. 北京：中华书局，2013.

[2]陶渊明.陶渊明集[M].逯饮立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1979.

[3]王利器.文子疏义[M]. 北京：中华书局，2009.

[4]刘安.淮南子[M]. 长沙：岳麓书社，2015.

[5]司马迁.史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2013.

[6]刘义庆.世说新语[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7]嵇 康.嵇康集[M].戴明扬校注.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8]白玉林.晋书解读[M].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2012.

[9]李长之.陶渊明传论[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10]郭庆攀. 庄子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1961：229.

[11]杨伯峻.列子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2012.

TAO Yuanming’s Thinking of life in the Shadow of God

LIU Fang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b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Wuhan 430205，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