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警系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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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系统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提要: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宏观经济政策的不一致性会危害金融体系的安全,而脆弱的金融体系反过来又可以很容易地损害宏观经济基础。随着全球化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深入发展,一个经济体的脆弱性能够很快溢出并影响到另一个经济体。明智的政策选择和制度改革不仅会使本国受益,还会使与其有紧密经济联系的邻国受益。因此,自从危机以来,各国家、地区一级全球层面上对加强经济金融风险管理的兴趣不断提高。人们日益认识到,在一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强化风险管理机制,包括信息交换、区域经济监测和政策对话,对于维护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稳定至关重要。而在众多倡议之中,一个引起政府、多边组织、投资机构和学术界关注的倡议是早期预警系统。这个系统能够对正在逼近的金融危机发出信号。早期预警系统模型为系统研究危机事件和相关因素提供了一个有用框架。
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模型将货币危机看作是一国的资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关注对一国债权的结构,因为它会影响金融危机的风险。债权人,特别是那些短期债权人,能够突然撤回债权,从而导致该国外汇和流动性的急剧短缺,从而触发货币或金融崩溃。
广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经注意到资产负债表效应对货币目标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这方面的文章认为,资产负债表的不匹配会迫使银行或公司快速产生外汇需求。当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门或者公司部门都有外汇需求时,汇率就会面临压力。但汇率贬值时,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或企业为了应对无止境的头寸需要而寻找外汇,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出,引发货币危机。
(二)银行危机理论。银行业的困境有两个:一是单个银行困境;二是系统性银行困境。有关第一种类型银行困境的原因,理论上更多地是从微观角度展开研究。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使用的实证模型广泛运用这一理论来预测金融困境。单个银行困境可以导致系统性银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银行危机是这样的误解造成的:没有信息来源的存款人错误地认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为一些有关银行资产的不利信息而行动的。
危机的另一个传播机制是通过银行间存款进行传导。单个银行困境的溢出效应通过同业拆借可以影响整个银行体系。金融机构的规模、银行间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功能等因素将决定传染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市场中的银行风险更大。
决定银行体系困境的重要微观因素是一国整体制度框架的质量。由于道德风险、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险过度或者监管水平低所导致的市场纪律差,是决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银行管理的质量以及脆弱性积累的关键因素,这些都会引发系统性银行危机。在系统层面上,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的冲击、汇率贬值、商品价格的冲击、经济增长减速和资本外流——也是危机的重要决定因素。
二、预测金融危机
(一)开发早期预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发生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国家损失惨重——由危机溢出效应而影响的其他国家受损也特别严重。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已有93个国家发生了100多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从公共部门解决危机的成本来看,其中约有18次危机(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达到了危机发生国GDP的10%或更多。根据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一国在银行业危机爆发后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使产出恢复到正常趋势,平均累积产出达GDP的12%。
危机还有“传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中发生的金融行业严重问题也会有广泛的溢出效应。若世界某地发生了货币危机,其他国家(经济体)遭到投机性冲击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关国家对其政治经济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简单观察货币风险及违约风险的传统市场指标往往不能获得多少关于即将发生危机的预警信号。目前的证据表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利差和信用评级等指标的表现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个月期限的离岸证券利差这一指标没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困境发出预警。也就是说,这类指标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对泰国给出了断断续续的信号。
在新兴经济体中,预测单个银行困境和破产也存在一些问题。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一些国家的银行困境,结果表明,传统的银行脆弱性指标,如资本资产比率、净边际利润率、营运成本与资产的比率、流动比率等,在找出有问题银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说,传统的CAMIL类型的比率——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稳健程度、收益、流动性——将不能预测单个银行是否要陷入困境。总而言之,仅仅集中精力于一个或者两个“包治百病式”指标的“廉价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个良好的早期预警系统。若投资于一个综合的早期预警系统,则更可能获得成功。
(二)早期预警实验的一般规则。第一,在金融危机起源中寻找系统性模式意味着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机(或者一系列危机),而是要研究一个更大的样本。否则,在重要因素与不太重要因素之间进行区分就可能会有太多解释,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结果经不起更多实际经验的检验;第二,要像关注货币危机一样关注银行危机。关于金融危机先行指标的文献大都涉及货币危机。然而,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的成本比货币危机成本更大。银行危机似乎是引致货币危机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第三,尽量使用比较广泛的早期预警指标集合。因为在新兴经济体中,金融危机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标来反映潜在风险源;第四,采用样本外检验来判断先行指标的有用性。一个模型的样本内表现会使人们乐观地误以为模型在样本外也能表现良好。
(三)早期预警实验中有意义的发现。通过实际数据的运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从早期预警模型中获得了一些实证结果。下面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发现:(1)新兴市场中,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在爆发前都有征兆,有些现象有重复发生的行为特征;(2)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利用月度数据对银行危机进行准确预测的难度要大于货币危机。在样本内,银行危机的平均噪音信号比货币危机的要高;同样,在样本外,该模型对货币危机的预测表现也比对银行危机的预测表现要好很多;(3)对于货币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实际汇率(相对于趋势)的升值,而对于银行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证券价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与国际储备比率的偏高以及经济衰退;(4)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最优先行指标之间既有很多共同之处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应单独考虑这两种危机;(5)在预测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方面,信用评级变化的表现比经济基本因素中较好的先行指标的表现要差很多;(6)先行指标的样本外检验结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货币危机方面是这样;(7)国家间危机传染效应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场发生货币危机的脆弱性时,要更加关注国家特有的经济基本因素。
三、总结
国家应该预期到未来的金融危机,并为此做好准备。为了限制金融危机的风险和实际危机的冲击效应,需要对脆弱性和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测。这可以通过运用设计良好的分析和预测框架——早期预警系统经常对金融稳定进行评估来实现。一定的危机应急计划也很有用,特别是如何应对早期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的计划。因为最初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经常决定是否会产生更加系统性的银行危机。然而更重要的是,国家要不断改进其整体激励框架,以使私人部门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风险。这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包括适度的汇率管理,并确保实现金融部门和公司部门稳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
主要参考文献:
预警系统论文范文第2篇
（一）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在国产角色扮演游戏中的表现
中国古典建筑文化源远流长，造型丰富多彩：亭台楼阁、殿堂榭舫、廊轩厅斋，并且各代建筑均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如秦汉宫殿之古朴威严、隋唐宫殿之华丽恢弘、明清宫殿之宏大壮美。在园林建筑之中，亭台楼榭、山石花木、池沼溪流，皆因地制宜，可谓巧夺天工，浑然天成。其他如寺院的肃穆庄严，清远宁静，沉定人心；民宅的古朴亲切，生活气息浓厚等。传统建筑艺术让游戏设计师有了丰富的信息和资源以在虚拟世界中开荒拓土，搭建一个全新的世界。在多数国产网游中，对游戏建筑的造型设计，都大量借鉴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造型进行创作，即便个别游戏为了游戏风格的统一加以夸张，但其背后的传统风格依然显而易见。在国产网游《大话西游》的场景设计中，亭台楼阁的造型设计保持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风格特点。这种对传统建筑语言的直接转化让游戏场景更给人真实感。它的模型制作精良并结合中国古典元素进行了创新，如亭子横梁上的太极图，配合木质对联的装饰，整体造型古朴典雅。这种对文化元素的汲取、解构、整合也是很多游戏场景设计的惯用手段，用来增加画面美感；大殿朱红色柱子配合鎏金的龙纹装饰，皇家气派尽显无疑。之所以对“门”大加修饰，因为在中华文化数千年演变中，门变得越来越厚重庄严,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符号。建筑体现出的威严与温馨、辟邪与祈福、驱恶与迎祥、高尚与正直、血腥与祥瑞，所有这些都是借助“门”这个独特的载体,糅合、统一、发扬并展示出来的。这种设计不仅保留了传统建筑文化的基础元素，维系了游戏基础世界观的架构，符合了人们传统的理念，更符合年轻人的审美需求，达到了商业性、社会性与艺术性和谐共融的效果。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大国，传统建筑的造型也极具地域特色，这种地域性、民族性也被运用在网游设计中。在网游《梦幻西游》中，Q版的游戏风格难掩徽派建筑的神韵：高墙翘角、黑瓦白墙。在《天下3》中，九黎这一关卡的建筑造型独具民族特色：前排落地房柱搁置在下层地基上，最外层不落地房柱与上层外伸出地基的楼板持平，形成悬空吊脚，上下地基之间的空间就成为建筑的底层，整体造型依山就势，鳞次栉比，层叠而上。这种穿斗式的造型便是设计师借鉴了苗族传统的吊脚楼造型设计而成的（图2右）。这种建筑的设计思想，也反映了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是中国古代建筑中始终遵循的指导思想之一。可以说，无论是传统徽派建筑还是民族建筑文化，对游戏艺术创作尤其是场景设计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欧美传统建筑的造型特点在角色扮演游戏中的体现
欧美传统建筑以石材为主，造型带有明显的宗教神秘色彩，这源于欧美人对宗教虔诚的信仰。欧美传统建筑的造型风格多样：罗马式、希腊式、拜占庭式、哥特式、巴洛克式等，种种鲜明的造型特点也是游戏师最佳的灵感与取材来源。在游戏设计中市井文化同样不能忽略。在诸多欧美网游的建筑中，比如小酒馆、铁匠铺、民房都是根据欧美传统建筑石木搭砌的特点来设计的。玩家对于游戏世界观的第一印象，是建立在已有文化基础上的，这种文化的认同感对任何一款网游都是极为重要的要素。
二、游戏景观的造型设计与传统文化
（一）中国传统宫殿、园林对游戏景观设计的影响
中国传统建筑景观具有明显的时代性与地域性，北方以恢弘大气的宫殿群落闻名，南方以山明水秀的江南园林著称，二者也成为游戏设计师的设计源泉。中国宫殿建筑斗拱硕大，金黄琉璃瓦铺顶，配有绚丽的彩画粱柱、雕镂细腻的天花藻井、汉白玉台基、栏板，以及周围的建筑小品。在国产网游中，宫殿造型的场景可以提升游戏自身的文化品位，需要设计师加以艺术化的创新。中国的园林建筑历史悠久，以山水为主的中国园林风格独特，其布局灵活多变，将人工美与自然美融为一体，形成巧夺天工的奇异效果。这些园林建筑源于自然而高于自然，隐建筑物于山水之中，将自然美提升到更高的境界。而在角色扮演类的游戏中，这种建筑文化恰恰为游戏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场景。
（二）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对网游自然景观设计的影响
作为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国画在技法上也深深影响了网络游戏在自然风景上的构图设计。中国画讲究散点透视，这样可以让画面拥有更加宽阔的视野，构图灵活自由，画中的物象可以随意列位置、冲破了时间与空间的局限，以表现壮美景观的磅礴气势。
三、结语
预警系统论文范文第3篇
(一)规范理论。规范理论由两种财务模型组成，第一种模型为期权定价模型，第二种模型为赌徒破产模型，其中，赌徒破产模型又按照是否与外部资本市场衔接分为两种模型，其一是不具备外部资本市场条件的赌徒模型，其二是由前者放松资本市场假设而得到的模型，这也符合了学者研究的一贯方法，循序渐进地放宽限制的条件，从而将模型应用的范围不断扩大，以便适应更多的需求。首先，期权定价模型把负债经营公司进行证券化，所有权归属于债权人，同时股东将在公司债务价值低于公司总价值时使用看涨期权，所谓的看涨期权实际上是指以证券为标的物的附加值。公司重组或者破产的直接因素是公司价值与公司负债，这两个因素共同影响公司的期权价值，因而期权定价是尤为关键的。其次，假设公司不能够在证券市场中进行资本筹措，从而使得公司不具备外部资本市场，排除了资本市场因素的干扰，同时在现金流方面，公司正负现金流的概率都是存在的，只是数值不同而已，如果负现金流过多，那么公司的财务状况不容乐观，因此，公司净资产清算价值、现金流两个因素共同影响公司破产或重组的概率。在前面赌徒模型的基础上，将外部资本市场的条件进行考虑，同时保持其他的因素假设均相同，那么赌徒破产模型就得以完善，由于外部资本市场的空间较大，信息量较大，因此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拓宽模型的适用范围，为信息使用者提供很大的帮助，在影响因素上与前者略微不同，将公司净资产清算价值替换为公司价值。规范性理论对于指标的选取具有一定应用价值，同时让学者有理可循，从而进行实证研究。(二)实证理论。在理论范畴内，实证理论越来越被更多的人认可，由于其数据的及时性、统计工具的科学性、工作的效率性较之规范理论均有明显的优势，因此更多的学者在进行相关研究时较多地使用实证理论。在财务预警研究中，数据的主要获取方式是通过企业的财报，企业根据数据进行分析比对，利用统计工具对数据进行处理，从而方便快捷地得到预测模型，以便信息使用者进行利用。总体来说，财务预警的实证方法有两种:其一是单定检验法，即用一组数据所确定的分割点来检验另一组数据所构成的样本，从而得出模型的正判率或者误判率;其二是交互检验法，这种方法在单定检验法的基础上有所改进，其充分利用了样本，使得所有样本都参与其中，都可以进行检验，只是这种方法的工作量稍大。以上两种方法的样本分配都是随机的，规避了人为设置因素。两种方法有许多共性:都是利用检验样本与分割点来进行检验，从而测定模型的预测水平;二者均需要进行参数估计，以便得出最优的预警模型。二者的不同点在于样本分配的比例不同，前者较为均衡，后者则是一对多的比例，在优缺点上各有利弊，前者工作流程较为规范，工作量相对较少，而后者检验较为全面，但较为繁琐。进入21世纪后，经研究发现，在预警模型的构建中，判别分析法在实践中会产生较大的误差，进而将神经网络分析法运用于研究中，将学习样本定为原始的30个样本，建模的方法选为神经网络法，结果显示样本的错判率仅为5%［1］。另一方面考虑了董事会治理因素和股权结构指标，结果证明非财务变量的引入提高了模型的预测正确率［2］。通过研究表明:控股股东性质、股权制衡度、股权集中度、高管薪酬和董事长兼任情况等公司治理结构变量影响显著［3］。运用Logic回归法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两条结论，其一为财务危机发生的概率与董事会规模的大小是正相关关系，其二为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现象越普遍，上市公司越难发生财务危机［4］。
二、企业财务危机成因
(一)国家宏观政策影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前不久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的一个重要的亮点是强调了市场的主体地位，并进行财税改革、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推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允许民资办银行，这些因素都将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影响，收益与风险是并存的。以允许民资办银行为例，普通百姓可能将在今后的生活中看到“娃哈哈银行”、“肯德基银行”之类的民资银行，那么这些银行在获得收益的同时也将面临着较大的风险挑战，国有四大行的挤压、以阿里巴巴集团为首的电商的竞争、外资银行的涌入，这些因素势必会对民资银行带来冲击。因此，企业的财务状况更加值得关心，国家宏观政策对于企业财务危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二)宏观经济周期影响。经济周期一般由复苏、繁荣、衰退和萧条四个阶段构成。不同国家、时期的经济周期可能具有各自的不同点。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西方国家经济周期的特点是产出和价格的同向大幅波动。在70年代初期，西方国家先后进入所谓的“滞胀”时期，经济大幅度衰退，价格却仍然猛烈上涨，经济的停滞与严重的通货膨胀并存。而80－90年代以来的经济波动幅度大大缩小，并且价格总水平只涨不跌，衰退和萧条期下降的只是价格上涨速度而非价格的绝对水平。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如韩国、东南亚国家等，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一些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大幅下滑。目前的欧债危机、后时代金融危机都让我们不寒而栗，我们现在所担心的是中国可能将会出现滞胀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之下，企业的生存是非常艰难的，危机也就同时出现。(三)财务投资决策失误。一个成功的投资绝非主观的、盲目的，而应该是经过科学合理的方式进行不断修正而得出的结论，投资失误将可能导致企业步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有的企业会计账目混乱，管理不规范，偷逃税款，这些都是企业危机的导火索。因此做好财务投资的测算、风险的评估，是决策的基本先行条件，财务危机的预警系统则显得尤为重要。(四)缺乏预警意识及管理经验。在企业中，有些财务人员由于学历不高、专业技能不强、经验不足等原因而缺乏最基本的预警意识，只是为了完成工作任务而工作，没有考虑到潜在风险的存在，这可能给企业带来较大的损失。这种现象和企业的管理者也有一定的关系，有些企业的管理者为了节约成本，没有对入岗人员进行岗前培训，在职人员也没有得到较好的提升机会，没有进行科学的人员管理，缺乏管理的经验，导致人员流动过大等现象，这都是不可取的。
三、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所选用的数据全部来自国泰安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CSMAR)，选取了2011年和2012年期间首次被ST处理的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使得数据具有及时性，令财务危机预警系统的构建更为贴合实际，同时值得提出的是有很多家上市公司被多次进行ST处理，这种现象极为普遍，而本文只研究首次被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排除了财务舞弊、粉饰报表行为的干扰。为了使样本的范围合理，保证数据时间的连续性，选取了被特别处理公司前三年的数据进行研究，而且由于A股、B股和境外上市公司股票之间存在差异，同一家上市公司在A、B两股之间对外的报表是一致的，因此本文只将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建模依据，同时剔除了数据不完备公司，以减少异常样本对结果的影响。基于上述原则，本文随机选取了30家ST公司的90个样本作为实证研究对象，同时又选取了30家非ST公司的90个样本作为匹配进行研究，总共180个样本，将公司被ST的年份定义为“T年”，被特别处理前一年为“T－1年”，前两年为“T－2年”，前三年为“T－3年”。本文从科学性的角度出发，在初期指标变量的选取上，尽可能将范围扩大，使得更多的指标变量可以进入到研究过程中，同时还需要考虑到指标变量的可操作性，有些指标的收集不完整，则不应予以考虑，国际上的一些有关财务预警系统的研究成果需要同中国的具体情形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在选择传统财务变量指标的基础上，将公司治理方面的因素引入其中，包括未流通股份数比例、独立董事人数比例、董事、监事及高管前三名薪酬总额比例。其定义式见表1。在财务预警模型系统的构建中，除了上述的公司治理因素变量外，财务变量依旧是主要的组成部分，本文从四个方面划分财务状况指标体系。盈利能力指标:净资产收益率(ROE)、每股收益、投入资本回报率、成本费用利润率、主营业务利润率。偿债能力指标包括保守速动比率、所有者权益比率、速动比率、流动比率。资产运营能力指标包括股东权益周转率、营运资金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存货周转率。成长能力指标包括资本保值增值率、资本积累率、稀释每股收益增长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
(二)筛选指标
在众多的科学指标中，不是所有的指标变量都可以进行使用，因为这些变量可能具有共线性，一旦变量共线，那么最终得出的结论就会存在不科学的因素，误差较大，甚至出现错误，对于信息的接收者，如企业的经营者、投资人、债权人的判断、分析、预测、决策行为产生误导，使其受到不必要的损失。在此基础上，进行单变量T值检验法，目的是选择出适合模型构建的最终变量，减小误差，使得模型预测结果更加准确，变量的范围则是上文提到的公司治理变量及财务变量，共22个，所选用的样本容量为180个。当变量三年中的均值变化较大，差异较大，同时T值的大小处在0．05以下，则基本上可以判定所选的变量较为显著，可以作为财务预警模型构建的最终变量。根据上述思路分析，分别对19个财务指标和3个公司治理指标进行分析，根据能否有效区分ST公司与非ST公司为原则，最终选取了13个财务与公司治理指标对财务危机Logistic预测模型进行构建。同时利用SPSSStatistics17．0软件对其进行主成分分析，旨在进行降维处理，得到最具代表性、解释力的指标，来构建预警模型。同时，数据需要在进行因子分析前检验，来判定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是否得当，因此，在本文之中采用了KMO检验和巴特利特球度检验，KMO检验中三年的结果均在0．6和1．0之间，说明变量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适合做因子分析。巴特利特球度检验观测值概率均为0．000，小于0．05，通过显著性检验，此结论与T检验相符，综上所述，可以采用因子分析对指标数据进行处理。变量共同度反映了公因子中包含原始信息的程度，只有资本保值增值率和独立董事所占比例两个变量的共同度在50%左右，其他均在60%以上，表明提取的变量对原始信息具有一定解释力。选取主成分分析法对公因子进行提取，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基本原则，主成分由前四个因子组成。原始因子解释方差的比例为35．423%、18．893%、9．025%、7．563%，旋转平方和载入后的因子解释方差的比例为33．202%、18．607%、10．568%、8．527%，这四个因子的累积比例为70．904%，因此可以表明这四个主成分因子涵盖了原始13个变量的70．904%的信息，可以较好地对原变量进行替代，以构建预警模型。随后，需要将主成分与各原始变量组成矩阵，使得主成分因子有更好的解释性，为了让主成分因子之间关系更加明确，将主成分因子进行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旋转在5次迭代后收敛。因子1在流动比率、保守速动比率、所有者权益比率三个变量上均具有很高的载荷，这三个变量体现了公司的偿债能力，同时投入资本回报率、成本费用利润率两个变量的载荷也很高，他们代表了公司的盈利能力，因此因子1体现了公司的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对于因子2而言，存货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以及股东权益周转率三者的载荷量均在0．800以上，而其他变量的载荷量相差较为明显，所以因子2代表了公司的资产运营能力。由于载荷量的比较是针对绝对值而言，因此未流通股份所占比例的载荷量虽为负值，但绝对值最大，资本保值增值率的载荷量虽然只有0．619，但仍属较大值，故因子3体现了成长能力以及公司治理因素。由于董事、监事及高管前三名薪酬总额所占比例变量的载荷量较大，因子4则代表了公司治理因素。
(三)回归分析
本文利用二元Logistic方法进行回归分析，原始回归函数为:S=ln(p/1－p)=a+b1x1+．．．+bnxn，定义因变量S=1为上市公司被ST，S=0为未被ST处理，上述函数的p值在0和1之间，代表了事件发生的概率，由于通常临界值为0．5，a为常量，b1．．．bn代表参数估计值，x1．．．xn为自变量。因此，将主成分因子带入函数方程，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分别得出三年的预警函数方程，进行上市公司财务预警。B表示方程参数估计值，S．E．表示标准差，Wald表示统计量，Sig为显著性水平;Exp(B)表示B的幂次方。显著性水平大部分小于0．05，统计量较大，方程的预警效果较好。因此，三年的预警模型如下:ST－1=－1．562–6．103FAC1–2．299FAC2–1．468FAC3–2．035FAC4ST－2=－0．508–3．614FAC1–1．482FAC2–1．078FAC3–1．695FAC4ST－3=－0．602–3．816FAC1–1．827FAC2–1．451FAC3–1．813FAC4在预测效果方面如表2所示，“T－1”年时，S=0的预测正确率高达96．7%，而S=1的预测正确率为93．3%，总计百分比为95．0%，说明模型的预测效果较好。“T－2”年中，对于S=0有90．0%的正确率，而对于S=1有86．7%的正确率，总计百分比为88．3%，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危机前两年预警模型预测效果较好。“T－3”年时，S=0的预测正确率为83．3%，S=1的预测正确率为76．7%，虽然有所下降，但是总计百分比依然保持在80．0%。综上所述，财务危机发生前三年模型预测总计正确率均在80%以上，说明模型对上市公司财务危机预警作用较好，并且时间越接近被特别处理，模型预测的正确率越高，同时，同一会计年度中，S=0的预测正确率均高于S=1的预测正确率，也就是说将非ST公司错判成ST公司的可能性要小一些。
四、主要结论与建议
预警系统论文范文第4篇
1.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众所周知，企业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主体，其价值就在于以企业所掌握的经济资源去追求利润最大化。然而，市场也是一把双刃剑，自加入WTO以来，我国资本市场分阶段开放步伐进一步加快，这给上市公司带来了相比普通企业而言更多的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上市公司也不得不面临一些普通企业还没有遇到的新的挑战。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如何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漩涡中，更好地抓住机会、规避风险、提升自身免疫力，将是目前上市公司面临的切实困难和问题。因此，我们如何通过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财务预警系统，对上市公司可能存在的财务危机加以合理预测并予以有效防范，为上市公司的生存发展提供重要的财务信息，进而降低或避免财务危机的出现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2.上市公司相关利益方自身决策的需要。
上市公司各有关利益方与上市公司之间存在着这样那样、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希望通过财务预警系统提供的信息，帮助他们及时了解和掌握上市公司的财务动向，以便适时做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判断或者决策。除了上市公司本身，与上市公司利益攸关的各方，如上市公司投资人、上市公司债权人、上市公司贷款银行等。就上市公司自身来说，管理层希望借助于财务预警系统，及时掌握公司的财务状况，对于出现的异常数据及时进行分析，尽早采取应对措施，避免财务危机的发生。对于投资者和债权人而言，他们希望借助于财务预警系统，能及时、准确地为他们最终的决策提供合理的技术支持。当然，对于投资者和债权人来说，他们的关注重点不尽相同。其中，投资者关注的是如何借助财务预警系统帮助他们做出正确的投资选择。而债权人关注的则是如何借助财务预警系统对公司承担的偿债风险进行合理评估，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做到心中有数，从而把债权人不被偿还的债权风险降至最低。对于银行而言，他们关注的重点则是，如何通过有效的财务预警，帮助银行实现随时监控，并掌握上市公司的信用状况，对公司贷款或质押贷款风险进行合理的评估和有效的控制，以防止不良坏账发生，把贷款风险降至合理区间。对于上市公司来说，由于其融资渠道的多样性，财务报表也必然要更多地接受社会审计。审计人员借助于财务预警系统，帮助其做出被审计单位能否持续经营的判断，这也将进一步提高审计人员进行风险评估的能力。在此基础上，能够帮助审计人员确定合理的审计范围、制定必要的审计程序、运用适当的审计方法、获取充分的审计证据，以支持最终的审计报告，从而将审计风险降至可接受的低水平。
3.强化上市公司财务监管的客观需要。
证监会作为上市公司的监管部门，如何通过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强对上市公司的财务监管，以适应和满足市场各方的不同需要，将是摆在证监会面前的一项重要内容。之前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的财务监管以传统的财务评价作为主要管理手段。而财务评价则偏重于评价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是对财务报表进行的静态分析，属于事后监管。随着资本市场功能的不断完善和市场需求的不断拓展，仅仅通过财务评价系统对经营业绩进行评价已远远不能满足市场各方的需要。作为上市公司的监管部门，必须加强对上市公司的全面财务监督管理，把对结果的评价转变为对过程的监管。充分利用财务预警系统监测上市公司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增强上市公司管理层的风险意识，以便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来应对或化解风险，变对结果的被动反映转变为对过程的主动监管。
4.财务信息披露局限性的迫切要求。
截至目前，我国尚未建立一套完备的财务预警系统，仅仅是在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中对某些财务信息进行披露，可能无法准确反映公司未来的财务趋势。事实上，上市公司在披露财务信息时，往往倾向于披露好消息，而隐瞒坏消息，使得财务信息披露“失真”。因此，尽快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财务预警系统将有助于弥补财务信息披露方面的缺失，使得财务信息披露手段更加完善，财务信息披露内容更加透明。
二、建立我国上市公司财务预警系统的可行性分析
1.上市公司的财务资料相对规范透明，易于获取。
财务预警系统以财务报表及其它相关的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为依据。大部分上市公司已经能够按照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进入市场，具备了相对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同时，上市公司处于公开的市场监管之下，相对于其它非上市公司而言，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更加规范、开放和透明。当然，现阶段还有一些诸如财务会计信息质量、财务信息披露等方面的问题困扰着我们，但随着各项制度的健全完善和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大，将进一步抑制会计造假者的造假动机，不断提升财务信息质量，从而有助于财务预警系统的顺利推进。
2.经营活动可以通过有效的财务预警系统进行预测。
国内、国外大量实例表明，曾经出现财务危机预兆的。企业最终基本上无一例外地陷入经营危机。财务预警是对企业的财务运营状况进行监控，旨在及早发现财务危机信号，提前预防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的可能性。由于财务危机的发生、发展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种危机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通过一些敏感性财务指标的不同变化反映出来。这样，通过观察财务预警系统中这些敏感性财务指标的变化，便可以对企业的财务危机发挥很好的预警作用。
3.不断完善的退市机制促使证券市场走向成熟。
一个成熟而完善的证券市场，不仅包括上市公司的上市制度，还应该包括上市公司的退市制度，二者是有效证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扶相依，缺一不可。之前我们更多注重和研究的是上市公司的上市制度，而忽略了退市制度的研究。一个完善并且成熟的证券市场，必然有一个遵循市场规律、能使上市公司有进有出、优胜劣汰的市场。这样才能永保证券市场的生机和活力。欧美国家上市公司退市制度几百年的历史和经验表明，退市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能有效提高上市公司的经营效率、实现证券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培养理性成熟的投资者、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证监会于2001年2月22日的《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正式启动了退市的序幕。我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正式启动的标志是2001年4月23日PT水仙宣布退市，自此，关于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问题便成为我国证券市场的焦点之一。但之后近10个月的退市实践表明，该办法在实施中还存在一些局限性。如对扭亏的概念界定不清，大批企业通过利用会计操纵、关联交易等非盈利手段实现账面扭亏为盈，屡屡成为被恶意炒作的对象。为此，2001年11月中国证监会又了《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修订)》。该规定要求公司暂停上市后，半年度财务报告继续亏损的，将授权交易所做出终止上市的决定。退市机制的进一步健全和实施，使上市公司有进有退，将经营失败的上市公司从主板市场上摘牌，积极引导证券市场向良性循环的轨道发展。从证监会的相关资料显示，自2001年证监会批准首批公司退市至今，包括强制退市和自主退市，沪深交易所累计已有78家上市公司退市。
三、结语
预警系统论文范文第5篇
重视会计学术领军人的培养有着深远的意义，这将不仅仅加强我国会计准则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更重要的是能为我国持续培养具有国际水准的会计高级人才，促进我国会计理论和会计教育的持续繁荣发展。《人才发展规划》的目标是到2015年，培养600名具有国际认可度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到2020年则在2015年的基础上再新增2，000人，并推荐其中大约50名的高端人才到国际性或区域性会计审计组织去任职或服务。
由于历史原因以及现有的会计人才教育体系不完善等，我国高层次会计人才的职业能力、知识结构和文化水平以及综合素质都与以上形势下对于会计人员的需求有较大的差距，这造成我国高层次会计人才的供给远远不能满足新形势下的需求。供给与需求的失衡使得我国会计的可持续性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完善高层次会计人才的培养体系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此笔者给出以下建议：
（一）改革高层次会计人才继续教育体系。鉴于会计职业的重要性以及知识经济时代对高层次会计人才的新要求，我国应当进一步完善和改革会计继续教育体系，按照新形势下对高级会计人才的特殊职业能力要求，来设计和实施专门针对高层次会计人才的继续教育体系和方法，争取能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培养更多的高级会计人才，以让他们更好地发挥在经济管理方面的重要作用。具体来说，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构建继续教育框架体系。我国应当结合高层次会计人才的特点来设置相应的课程、更新教学内容、注重教学方法，使他们及时更新自身的知识结构，加强业务素质；第二，因材施教。在教学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不能“一刀切”，应当按照每个人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提高每个人自己的学习和创新能力；第三，财政部和相关监管机构应当监督和跟进继续教育工作的实施，及时发现并解决其中存在的问题，更好地完善继续教育体系。
（二）加强高层次会计人才在岗培训。会计工作本身具有较强的实践性，需要在掌握理论逻辑的基础上不断实践，才能将会计工作做好。所以，企、事业单位或者政府机构都应当注重对高层次会计人才的在岗培训，使他们在了解一般企业会计准则的同时，能结合单位自身的盈利模式和会计核算特点更好地处理相关财务会计问题，更好地指导未来的会计工作。第一，需要推行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吸引高素质的会计人才，充分尊重人才，不断开发人才的潜能，促进人才的全面发展；第二，建立良好的培训制度，不断拓展高层次会计人员的知识结构，以适应会计的改革和发展，从多层次和多渠道两个方面不断完善培训制度；第三，改善绩效管理，引进竞争机制。一方面改善激励机制，提高高级会计人才的生活质量，增加他们的福利，让他们在工作之余无后顾之忧，同时注重精神层面的激励；另一方面引进竞争机制，有竞争才有活力，加强他们的危机感，才能保证高层次会计的不断进步；第四，创新招聘和选拔人才机制，本着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理念，看重每个人的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而不是学历、经验等外在要素，创造良好的选人和用人制度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