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龙以色列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沙龙以色列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沙龙以色列范文第1篇

易方数码的脱颖而出，源于其收购以色列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因为这是中国第一家走出去收购世界科技创新中心企业的中国公司，收购之时曾震惊国外的17个大使。

中国以往的收购神话似乎大都集中在国字头的资源型企业，并购的案例在高新技术企业鲜有涉及。所以，即使如吉利并购沃尔沃所带来的震惊也都逊色于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走出去。

作为本土高新技术企业的一个代表，在总经理萧鹏看来，正是因为易方数码看到了中国发展的弯道效应，才意识到与以色列这个世界科技创新技术的中心联姻的重要性。中国企业的未来，不仅在于技术的革新，也在于不同文化的相互融合，易方数码则是这种东西方技术与文化融合的先驱者之一。

类似的观点，也常见于以色列的官方智库。就在一年前的11月17日，在深圳会展中心的新闻中心，以色列科技部长丹尼尔•赫什科夫维奇以中国和以色列两国的悠久的文明史和短时间内取得的非凡成就为开头，探寻两国未来的合作之路。今年莅临高交会的，则是以色列工业、贸易和劳动部总司长沙龙•凯德密，在接受本刊记者独家专访时，沙龙•凯德密直言两国未来发展的巨大空间，他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并购以色列企业感到惊讶，同时也为两国的广泛合作表示高兴。

沙龙•凯德密将以色列科技迅猛发展的原因，归结为科研上的巨大投入。所以，当他看到深圳市的科技投入能够占到GDP的3.7%时非常惊讶，因为这个比例趋近于以色列的比例。

对于从学习香港、新加坡走过来的深圳，“科技引领转型，创新驱动发展”之路已经铺就，而高交会以色列分会的举办，更为这座城市的转型与发展提供了一条有益的路径。

以色列是世界科技创新的中心，是世界上在研发方面投入占人均国民生产总之最大的国家，其开发出的各项技术，几乎在所有领域都处于世界的最前沿。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探寻先进国家的经验融合技术创新是深圳在过去三十年的成绩取得的重要路径。】

中国经济信息：第十二届高交会的以色列分会可以说举办得非常成功，您能详细介绍一下这次以色列分会所取得的具体成绩吗？

沙龙•凯德密：有几个具体的例子可以分享一下，我们一共见了十几家公司，对其中的5家很感兴趣，比如说腾讯公司，11月8号腾讯专门派出一个技术代表团到以色列回访，目的是为了评估更多的以色列公司的技术，再探讨进一步的合作。还有趋势数码，这家公司在硬盘技术上独树一帜。此外还有生物技术以及指纹识别、人脸识别等方面技术及安防技术的公司，我们都会有进一步的合作，这些合作都是自高交会海外分会开展以来，我们实现的一些非常成功的技术合作。

中国经济信息：这次您的中国一行的主要目的是什么?都带来了哪些以色列的高新技术企业?

沙龙•凯德密：我们这次来是纯粹的官方代表团，没有带任何的以色列企业来参展，我们的目的是准备明年6月在以色列举办的高交会的海外分会。2011年11月,我们会组织国家展团参加高交会，那个时候我们会带比较多以色列的企业。

中国经济信息：以色列在人均GDP、获得诺贝尔奖人数与总人口的比例上，以及科学发展和教育的成果方面，在世界上的地位都是首屈一指的,您能分析一下以色列实现这样的成绩的原因吗?

沙龙•凯德密：事实上，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决定了以色列科技的发展，第一就是你们提到的教育，以色列花在科研上的经费，是世界上占GDP比重最高的国家；第二是以色列有非常急切的国防需要，很多科技项目首先在军事需要方面发展起来，然后大量地投产转化成民用的科技；第三，以色列有很多研发能力非常强的科研机构和院所，这些机构的科技成果很快就能转化为生产。

中国经济信息：作为一个科技进步的国家,您认为以色列和中国在未来的合作上都有哪些空间可以开拓？

沙龙•凯德密：我想我们很快就能得到答案。以色列的创新与中国的市场能力、营销能力和制造能力的结合，会产生非常强大的动力，并驱动双方的合作与发展。事实上,以色列很多的信息技术公司都应该跟比较强大的中国公司进行合作，比如说中兴、华为这样在自主研发上非常突出的企业，它们可以把技术集成并进行全球方面的销售、推广。在高交会的展馆里有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就是易方数码科技公司。易方数码把以色列的一个高科技的代表企业佩格萨斯公司整体收购了，现在易方数码展出的手写输入屏就是以色列这个科技公司的技术，中国的制造型企业并购了以色列的企业和技术，在中国大陆市场上进行商业化，这是非常生动和成功的案例。

易方数码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其实在很多领域，包括IT、健康、安防、清洁能源等方面，以色列都有很好的技术和中国的市场对接。2011年我们会在三个领域推动以色列跟中国，尤其是中国深圳的合作，2011年6月份的海外分会以及11月份的国家展团，集中在IT、国防、清洁能源等方面。对2011年的高交会海外分会，以色列方面已经做好所有必要的准备，包括给代表团提供同声传译的服务、组织所有的洽谈会、座谈会，并根据双方公司的不同需求，为它们进行配对，希望以色列的海外分会取得更好的成果。

中国经济信息：在上世纪若干年里，以色列也曾经遭遇新加坡的发展模式，但是短短二三十年，以色列的科技取得迅速的发展。深圳作为一个中国发展的样本，您怎样看待其发展速度？同时也请问您怎么看待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模式？

沙龙•凯德密：从深圳来看，作为一个单的城市，其研发和教育的投入占3.7%已经算很高的了，这是自主创新的保证。深圳是个很好的例子，有很多大公司的研发中心，比如说中兴、华为，再看高交会，可以看到研发的成果，如果将深圳的模式向全国推广的话，中国的发展将会更快，一切奇迹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中国经济信息：高交会作为深圳发展科技并走向世界的一个窗口，在十余年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您对高交会怎么评价？高交会的下一个十年目标是成为“世界科技第一展”，请问您怎样看这个目标?

沙龙•凯德密：深圳将高交会打造成“世界科技第一展”这个目标很有野心，但也是可以实现的，也许用不到十年，五年就够了。我看到中国的发展，在展位上看到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在世界的公司里，这些都是顶级的运营商，这种企业还会继续在中国出现。我个人认为,即使是把美国加州的一些公司平移到深圳,也能获得充分的发展，这就是深圳的特色,是一个有利于发展的巨大平台,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经济信息：2010年中国的一个关键词是“转型”，以色列无论在哪方面，都发展很快。以来自一个世界发展的样板式国家的政府人员的角度，您怎样看待这个转型中的国家，并请您提一些好的建议。

沙龙以色列范文第2篇

2005年的一天，巴勒斯坦杰宁城，一名提着枪的12岁男孩儿艾哈迈德(后在电影中称哈提卜)在街上和孩子们追逐玩游戏，他并不知道，就在刚刚过去的几分钟里，这里曾经发生过骚乱，有人向以色列士兵的吉普车投掷石块。

巡逻中的以色列士兵看到了拿枪的艾哈迈德。一阵激烈的枪声后，艾哈迈德倒在血泊中。事后，以色列士兵才发现，艾哈迈德手中所持的，不过是一只仿真度很高的M－16玩具枪。

艾哈迈德立即被送往兰巴姆医疗中心。可奇迹并没有发生，两天后他离开了人世。

艾哈迈德的死让父亲伊斯马伊尔悲痛欲绝。然而这位阿拉伯父亲的行为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他将儿子的器官分别捐献给5名以色列儿童，拯救了“敌人的孩子”的生命。

这5名以色列儿童移植了艾哈迈德的心脏、肾脏、肝脏和两个肺。伊斯马伊尔唯一的要求是，希望能与接受儿子器官的孩子见面，看看他们是否健康，“最重要的是，我想见见他们，让我觉得儿子还依然活着。”

在这5位儿童中，有一位是正统犹太教徒列文逊的女儿莎玛。在得知终于找到了给女儿捐肾的人时，列文逊对记者说，他希望这是一个犹太人的肾。尽管他后来才知道捐献者是谁，但也表示了深切的感谢，并同意在家中接待伊斯马伊尔。尽管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依然存在，但伊斯马伊尔在告辞时，不住地抚摸着莎玛的头，微笑中充满怜惜，在这个犹太女孩儿的身上，他看到了自己儿子生命的延续。

列文逊后来说：“巴勒斯坦人……他们只是生活得太苦了。”

沙龙以色列范文第3篇

中国人向以色列的劳务迁移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才开始显现的。中国与以色列的第一份劳务合作协议签订于1992年，此后10年间，中国与以色列累计签订外派劳务合同总额7.8亿美元。据2002年底的统计，中国在以劳务人员总数约有万人，占以色列外籍劳务总人数的7％。由于同期中国外派劳务人员总数在40万人左右，前往以色列的劳务人员所占比例很小，而且派遣的地区也比较分散，因此长期未引起社会关注。然而，2002年4月和7月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两起自杀性爆炸事件中，共有4名来自福建的劳务人员不幸被炸身亡，并有多人受伤。此消息震惊了中国民众。由此，在以色列的中国移民问题，尤其是福建移民问题，一时引起了相关媒体的热切关注。

自2001年起，我开始专注对福建侨乡的田野调查。因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全球愈演愈烈的移民大潮中，与中国人相关并且轰动媒体的多起偷渡事件似乎都有“福建人”的身影。从1993年6月6日意外搁浅于美国纽约港外的“金色冒险号”事件到2004年2月5日英国莫克姆海湾拾贝者遇难案，事件的主要受害者几乎都是福建人。我在福建侨乡进行调查的初衷主要是关注近年来向欧洲、北美的移民潮，然而在调查期间，却无意中接触到当地人向以色列劳务移民的问题。当我最初听到调查点的村民以十分平静，有时甚至是多少带有点羡慕的口吻谈及当地有人在以色列打工赚钱时，不能不感到十分意外。随着调查的进展，我发现前往以色列打工似乎远不是个别人的行为，在有些地区，甚至因为某一村落前往以色列务工者集中而被人称为“以色列村”。一般而言，当代跨国移民总是以发达国家为迁移目的地，希望通过迁移获得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以色列是战乱之地，而且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福建人移居中东地区谋生的记载。福建人迁移以色列如何开始?如何发展?社会影响如何?带着这一系列问题，我有意识地在调查中关注前往以色列的劳务人员问题。近年来，国、内外出版了不少关于福建移民问题的论著，但尚未有人专门关注中东地区的福建劳务移民。本文力图就此做一探索，希望就教于大方之家。

虽然我调查的福清、长乐、平潭、同安、漳州等地都曾或多或少有向以色列劳务迁移的现象，但本文主要以同安的TT村、漳州的ZN村和XW村为研究对象，原因在于：这三个村均有较多村民先后前往以色列务工；这三个村均位于我所居住的城市附近，方便来往调查。2003年2月到2005年2月，我曾多次前往这三个村进行实地调查。本研究采取在田野调查中进行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主要以四类人为访谈对象：从以色列归来的务工人员、仍有亲人在以色列务工的乡民、相关劳务公司的工作人员和当地干部。

二、交往－对抗－合作：中以关系回顾

中国民众对以色列成为中国劳务输出的目的地之一感到意外，这与中以关系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根据我国出土的东汉石碑记载，早在东汉时期，就有犹太人在中国皇帝的御林军中供职。唐代时，一批批犹太商人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活跃于中国的商贸市场。到了北宋年间，河南开封甚至出现了犹太人的聚居区。中国历代重要的港口城市，如杭州、宁波、扬州、泉州等，都形成过犹太人的商贸群体。在远东地区，中国是惟一的犹太人社区曾经存在过千年以上的国家。20世纪初到二战期间，随着欧洲反犹恶浪不断高涨，数以万计的犹太难民逃往中国寻求庇护，从哈尔滨到上海，形成了若干现代犹太人社区，中国是少数几个有效地保护了犹太人的国家之一。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宣告成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由此至上世纪80年代，中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基本处于紧张、对抗的状态。中国宣布支持阿拉伯国家，不承认以色列为正式国家，两国之间没有任何直接往来，甚至在国际体育赛事中，中国选手也拒绝与以色列选手进行比赛。20世纪80年代初，阿拉伯国家召开了“非斯会议”，承认以色列有“生存权利”，阿以关系出现缓和，随之，中国与以色列的关系也开始解冻。1985年，中国与以色列之间开始了恢复正常关系的谈判。1992年1月24日，中国与以色列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此后，两国之间的经济、科技往来迅速拓展。

然而，由于中东地区战乱不止，中国普通民众对于以色列的直觉印象仍然是相当负面的。2000年至2005年，中国零点调查公司就中国普通民众对以色列的直觉印象进行了调查。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如下三个要点：第一，31％以上的答卷人对以色列最主要的直觉印象是“战争、侵略、武器、强权、恐怖事件”，其中2002年的这一比例高达50.1％；第二，大多数普通中国人对以色列仍然不太了解，对以色列“不了解或无印象”的比例在2000年高达60.6％；第三，中国人对以色列的了解与关注在过去s年中有了明显的进步，因为对以色列“不了解或无印象”的比例从2000年的60.6％下降到了2005年的23.3％。同一调查还显示，在中国市民中，女性、低学历者、城市开放度越低的居民对中以关系的认识相对更为模糊。

三、中以劳务合约：劳务需求大国与劳务资源大国的对接

当代以色列是一个基本上由移民建立的国家。以色列正式建国后，大批犹太人从世界各地回归“祖国”。据相关统计，从以色列正式建国到1991年，大约有200万犹太人从80多个国家先后回归以色列，他们成为以色列国家建立和发展所需的基本人力资源。但1991年“所罗门行动”后，大规模回归以色列的移民潮基本结束。犹太人素以注重教育、崇尚经商闻名，回归以色列的犹太移民也以专家、商业人士为主。虽然以色列最为缺乏的是建筑、农业、家庭服务等领域的人力资源，但无论是以色列本土的犹太人，还是外来的犹太新移民，大多不愿进人这些领域。因此，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以色列国内工作条件较艰苦、收入较低、保障较差的行业招募的主要是近邻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1995年，被誉为“和平斗士”的以色列总理拉宾不幸遇害身亡，中东和平进程遭遇重创，巴以关系出现新的紧张局势。以色列以防范恐怖袭击为由，加紧沿“绿线”(Green Line)封锁边界，并随之转向其他国家招募非阿拉伯裔劳务人员，以接手原本由巴勒斯坦人从事的大量工作。从相关统计资料中明显可以看出，1995年是一个转折点，之后，来自其他国家的劳务人员人数开始超过来自巴勒斯坦的劳务人员。外籍劳务人员是以色列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资源。据以色列银行2002年公布的数据，是年在以色列的外籍工人达26.3万人，占全以劳动力的12.8％。按人口比例估算，在世界各国中，以色列拥有外籍劳务人员的比例仅次于瑞士而居全球第二。

以色列政府对引进外籍劳务人员实行配额管理，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和法规，其中对外籍劳务人员影响最大的规定有二：其一，入境外籍劳务人员必须为申请其入境的原雇主工作，一旦离开原雇主另谋工作即为非法，工作签证随之自动失效；其二，每一个工作签证的有效期为两年，最长可以延长至27个月，在签证有效期内可以多次出入境，但期满后必须离 境。自2002年后，以色列的外籍劳务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是年第三季度以色列失业率高达10.4％，失业人数达264800人，相当于在以色列的外籍劳务人员的总和。由此，以政府认为外籍劳务人员占据了以色列人的就业岗位，于是决定通过减少外籍劳务人员、遣返无证非法外籍劳务人员来降低以色列人的失业率。是年10月，以色列总理沙龙宣布被称为“关闭天空”的重要政策，驱逐5万名非法外籍劳务人员以整肃劳务市场，大幅度削减外籍劳务人员配额以空出岗位给本国的失业者。此后两年内，以政府为遣返外籍劳务人员增加了2.5亿谢克尔(shekel，以色列的货币单位)的预算和470名警察，并投入巨资对本国失业者进行职能培训；但结果却并不理想，以色列的失业率依然持续增长，从2002年的10.4％上升到2004年底的10.7％。以色列学者就此公开指出，以政府“关闭天空”的政策是失败的。

面对来自以色列国内各方面尤其是建筑行业的强烈批评、抗议，以政府被迫“有限开放天空”，对相关政策进行调整。2005年公布的新法规以“提高使用外劳成本，增加本国劳动力的就业率”为基本指导思想，重要举措有三：第一，向使用外籍劳务人员的雇主增收费用，规定雇主需为每位外籍劳务人员交纳人头税4000谢克尔、申请费400谢克尔、手续费150谢克尔；第二，提高外籍劳务人员所得税的征收率，在取消外籍劳务人员所得税减免2.75个百分点作为优惠的同时，征收率增加8个百分点；第三，允许已在以色列的外籍建筑劳务人员工作签证有效期延长至63个月，以稳定在以色列国内的外籍劳务人员。

中以劳务合作始于1992年，1995年后开始出现较明显的增长。根据以色列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1995年中国人获得入以工作签证占工作签证总数的2.1％，2001年达到最高峰即占工作签证总数的15％，2002年后又回落到占工作签证总数的4％左右。1995年至2003年，中国人累计获得入以工作签证3.14万份，占同期以色列发放工作签证总数的5.8％，在亚洲国家中次于泰国、土耳其、菲律宾而位居第四。在以色列劳务市场中，各主要劳务输送国业已形成具有自身优势的业务范围：建筑劳务人员主要来自巴勒斯坦、罗马尼亚、土耳其和中国，农业劳务人员主要来自泰国，家政劳务人员则主要来自菲律宾。根据笔者的调查，在建筑劳务市场中，中国北方大型国有建筑公司在以承包大型建筑工程后，再从国内组织施工队赴以工作，而福建人则大多通过中介公司赴以，主要从事铺砖、刷墙等建筑装修业务。

跨国移民研究的难点之一是关于移民人数的统计。不同信息渠道提供了不同的统计数据，即便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在不同时间的信息也存在明显的差距。现将笔者所能查找到的关于在以中国劳务人员的相关统计数据制表如下。

在以色列的中国务工人员中有多少福建人?有报道认为，在以色列的中国劳工中，“90％以上为福建人，他们大都来自该省的福清、平潭、莆田、泉州、厦门等地”。另据香港《文汇报》报道，1992年中国和以色列建交时，以色列国土上只有10名中国人，十分“珍稀”。然而，自中、以建交并签订劳务合作协议以来，经过十多年的交往，在这片只有2万平方公里、硝烟炮火弥漫的土地上，每平方公里就有1－1.5名福建人。照此统计，在以色列仅福建人就可能达到2万－3万人。上述数据的准确性自然有待考量，但在以色列的中国劳务人员中，福建人的数量可观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四、福建三村调查：为什么去以色列?

福建省有权办理到以色列务工的劳务机构有5家，即福建中福对外劳务合作有限公司、中国福通国际经济合作公司、中国福州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厦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和厦门建隆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上世纪80年代初，福建省劳务输出目的地主要是东南亚和中国港、澳地区。从1995年开始以色列转向非阿拉伯地区招募劳务人员，而中以关系又明显改善；M时东南亚国家在金融危机后经济萧条，所需劳务人员数量大幅度下降，于是，前往以色列的福建劳务人数相应增长。在我所调查的三个村庄中，向以色列的劳务迁移都是在1995年后开始的，当地人在此之前基本上对以色列一无所知。

在TT村一座新盖好的三层楼房中，房屋的主人、曾前往以色列务工的CXY先生在谈起自己去以色列的经历时说道：

我1995年去以色列，是我们村第一批去的。当时是建隆公司来招工，说要招泥水工，还要考试。听说建隆是政府的公司，没什么怀疑。我们其实都不知道什么以色列，反正是出国劳务。报名后要考试，要我们当场铺瓷砖。我的手艺是最好的，当然录取了。办手续交5万元，还要交镇经济联合社500元，公证体检什么的加起来还要大概2000元。当时招工的人告诉我们在以色列做工1小时工钱2.2美元，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后每小时工钱3.25美元，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后每小时工钱3.75关元。我觉得可以赚到钱。办手续的钱都是借的，亲戚都借遍了。

我们是1995年3月3日到以色列的。在以色列全没亲戚，什么人都不认识。没想到去了以后第一个月工资就发不出来。我们去向主管交涉，但以色列主管说两个月工资一起发。可是，做了两个月后，还是没有发工资。我们气坏了，我们都是借了钱出来的，没有工资怎么行。我们商量后，就开始罢工。但没有用，以色列主管叫来警察，威胁要把我们全部遣送回国。我看情况不对，就和几个同伴一起离开了工地。留下的人，有一大半不久就被遣送回国了……我们自己出去后，可以说不怕没活干，只要不被抓，赚钱不是问题。我们主要替以色列人做室内装修。一个项目，叫以色列人做，要2万谢克尔的话，叫我们做只要5000谢克尔。做了第一家，主人很满意，就帮我们介绍客户。后来很多以色列人都来找我们做。一开始我们并不知道以色列的市场行情。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次给以色列人铺地板，当时我要价2000谢克尔，可做好后主人付给我的却是2000美元，大约相当于7000谢克尔，他以为我本来要的就是美元。从那以后我就知道怎么要价了。我开始是自己做，后来慢慢有老乡和我一起做，因为我不久就会说以色列话，可以在市场上和雇主谈价钱什么的，最多的时候我手下有10多个工人……我们都没有正式身份，但一般没有问题。后来因为竞争，一个工头认为我抢了他的生意，知道我没有身份，就去报警……结果我就被送回来了。在以色列5年多，赚的钱带回来盖了这幢楼，还有10多万人情钱在外面。XW村GZY也在以色列当过“工头”，他说：

我是1996年6月去以色列的，是我们这里的第二批。招工的是福州华源公司漳州分公司。劳务费3万7，中介费2000元，再加上机票、护照、公证等，总共花了将近6万。这些钱都是借的。合同工资是每月基本工资500美元，如果铺地板可以拿到600美元。去以色列后先在公司做。工资被七除八扣，干了3个半月算算才拿到手900美元。有点知道以色列情况后，我就在公司下班后再去找活，结果没两个月就赚了1500美元。不懂以色列话，就用手势加表情，有时还说闽南土话，以色列人也懂 了。反正就是装修，铺地板，铺瓷砖。发现公司剥削太厉害，外面好赚钱，第4个月没完我就离开公司自己做。半年多后就把出国时欠的债还清了。大概不到一年我就可以说希伯来语。在市场上可以和以色列雇主交流，而且我们的活做得好，保质保量，价钱便宜。活做不完，我就找老乡帮忙。他们在我手下做活，月工资2500谢克尔，加班什么的最多可以拿到4000谢克尔。我们村最高峰时有30多人在以色列。据说2001、2002那几年，每个月汇回我们村的美元大概有3万。以色列“关闭天空”后，很多人被抓……现在村里大概还有30多人在以色列。

GZY强调自己是在2002年初“自愿”回国的。按他的说法，他在赚了钱之后，还曾在以色列的学校上了一年学，学希伯来语，因为想以后做以色列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劳务。他原以为回国后再出去不是问题，因此打算先回国给家里盖房子。他花了一年多时间盖了一幢在村子里首屈一指的楼房。他没想到后来以色列出台“关闭天空”的政策，再去以色列变得极为困难，直至我做访谈的2005年2月，他仍在寻找能够再往以色列的途径。

去ZN村调查是通过朋友关系找到村干部LSJ先生才成行的，他本人没有去过以色列，但他在访谈中说了自己对村里去以色列的劳务人员的基本看法：

我们这里的经济水平在龙海的14个乡镇中大概排在第4或5位，农民生活不成问题，但手头的钱不多，比如要盖房子、娶媳妇什么的，钱就紧了。1992年我们村(里人出国务工的)第一批去新加坡做劳务，当建筑工人。1997年村里开始有人去以色列，是通过龙海外经委来招工的。这些年算起来出去了60多人，都是男的。劳务费年年不同。近两年去以色列的劳务费涨到9万，加上其他费用还要高，但还是有人去。一般一年就可以还清劳务费。但如果一去就被抓，那就亏了。按我们村这些年的情况，去以色列明显赚钱的大概占30％。标准很简单，看他家是不是盖新房。盖新房的有10多户，已经盖好的有6幢，每幢大概花30万－140万。有的房子盖好外壳后，内部装修做不起来，我们就知道他赚的钱不是太多。现在村里还有7个人在以色列，他们在那里好几年了，肯定赚到钱了。隔壁XY村还有30多人在以色列。留得越久，钱赚得越多。我们村现在办好护照的少说也有二三十人，他们都在等机会，都想去。大家都知道以色列现在抓得厉害。但是，也知道被抓的人多、被送回来的人多，留下的人就更好赚钱，工资更多。有点搏一下的意思。

听到以色列爆炸的消息，村里的人都会议论，有亲人在以色列的更紧张。但是根据回来的人说，他们在外面其实是“怕抓不怕炸”。在外面天天做工，基本不去那些热闹的地方，其实没什么危险。回来的人没有主动回来的，都是被抓到后遣送回来的。没赚到钱就被送回来的，在村里觉得很没面子。赚到钱回来的人就盖房子。回来后都不愿在这里做事，因为钱太少。在以色列做一天工赚四五百，在这里做一天才赚几十块，没人愿做。

应笔者的要求，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里，这位村干部打电话找那些从以色列回来的人到办公室来接受访谈。半小时内，来了六七人。据LSJ介绍，愿意来的都是在以色列赚到钱的，那些没赚到钱的就不愿意出来见人。“中介”是出国劳务的重要环节。在调查中，一位被访者介绍了自己所了解的情况：

我到以色列后听说，以色列人开了一家“格罗巴公司”，专门从中国招聘工人。开始时，中国公司给他提供一个工人，它要向中国公司付2000美元招聘费，是给工人提供的安家费什么的。后来这家公司有一个管事的与一个叫陈晓滨的福清人交了朋友，这个福清人把自己的妹子嫁给了以色列人。后来这个福清人就通过以色列妹夫和几个以色列人一起开办了新的公司，我们中国人叫它“雅芳公司”。老板是以色列人，叫约翰，看上去30多岁的样子。他们专门做中国劳务生意。生意到了他们手上，给中国公司一个劳务名额要向中国公司收4000美元。这个公司可以做到包入境。我介绍自己的亲戚到以色列做工也是通过他们，交给他们4000美元，他们就可以办好所有手续。听说办了2000多人。发大财了。

笔者在调查中还注意到，经过多年中以之间的劳务往来后，这些村庄的普通村民们对以色列事务都表现出特别的关注，尤其是那些从以色列归来的劳务人员，谈起近年来谢克尔与美元或人民币的比价走向头头是道，对于以色列前总理沙龙更是不仅知其名，而且还能对其“关闭天空”的政策评头论足。访谈中，有些人还有意无意地将中以关系的变化与在以中国劳务人员的处境联系起来加以评论。从受访者的话语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跨国劳务打开了这些乡村农民的眼界，将他们带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世界。

五、合法与非法之间：生存策略与博弈悖论

综观福建劳务人员前往以色列务工的过程，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游走于合法与非法之间。劳务人员在逐步了解、适应客观环境的过程中，在与中、以两国相关招聘者、中介者、雇用者的博弈中，努力谋求一种能使自己及家庭从跨国务工中获取最大收益的生存途径。

(一)招聘与中介

就以色列招聘方而言，根据以色列《人力中介公司雇员雇佣法》的规定，以色列劳务中介公司不得向外籍劳务人员收取任何中介费。然而，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了花4000美元向以色列中介公司购买一个工作配额的实例。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也发现有“以色列中间商以5000－8000美金的高价向中国公司出售劳务指标”。这一切费用自然都以种种方式转嫁到中方底层劳务人员的身上。

以色列政府力图打击非法劳务的“关闭天空”政策，在实际执行中却直接导致劳务人员所承担的劳务成本被提高。以福建人在以色列所主要从事的建筑业为例，以色列建筑商雇用外籍工人的主要动机是成本不及雇用本国工人的40％。加之建筑业是一个典型的艰苦、脏乱的行业，因此，虽然以政府一再采取措施，大力鼓励本国劳动力从事建筑业，但投入巨大却成效甚微，很少有以色列人愿意做建筑工人。以色列“关闭天空”后，随即投巨资对上千名失业的以色列人进行建筑业的技能培训，但“三分之二的受训者认为建筑行业工作又苦又累，最终放弃了”。2004年的统计显示，是年约有7000名以色列人在政府的鼓励下进入建筑业，但有半数人中途退出。虽然以色列政府于2005年实施了一系列以“提高使用外劳成本，增加本国劳动力的就业率”为主旨的政策，可是，其向雇主征收的各种费用却几乎统统转嫁到了外籍劳务人员的身上。以色列实行上述政策后，福建劳务人员前往以色列的中介费节节攀升，至2005年已经上涨到9万－12万元。由于输出方的人力资源供大于求，劳务中介公司就有可能一而再地提高中介费，而超出合法范围收取的那些钱款则被中、以双方的相关中介人员或中介公司瓜分。

就中国方面而言，由于跨国迁移需要在两国的相关部门中进行沟通，需要为中方应聘出国人员办理护照、签证、公证，安排体检，为其购置机票、保险等，因此，中国办理劳务输出的招聘或中介公司向应聘者收取一定的费用当不为过。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在于2003年1月1 日正式实施的《以色列劳务合作业务协调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各经营公司每派出一名劳务人员向其收取的服务费及个人负担的各项费用总计不得超过每人2.5万元人民币。”然而，上述规定实际上形同虚设。在笔者所调查的被访者中，实际付费最低5万元，最高8万元。至少有如下三方面的因素直接影响到中介费用长期居高不下：其一，由于不少中国公司缺乏到同外直接开拓劳务市场的渠道及能力，故只能以向国外相关机构支付高额中介费用的方式开展业务，有时甚至是第三、第四次转手。如前文提及的花高额费用向“雅芳公司”购买“配额”即为例证。其二，中国的劳务输出还存在因多头管理而使某些不法行为得以坐享渔利的弊端。中国大陆主管出国劳务的有两大部门，即商务部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据2004年的统计，商务部监管的境外就业公司有2000多家，而受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监管的境外就业公司也有300多家。由于两个部门在管理上存在差异，有一些公司就想办法同时从两个部门拿到合法执照，哪边有利就往哪边靠，“既可以高收费，又可以逃避管理，还能获得两家渠道各自的好处”。其三，一些合法的境外就业公司在拿到项目后，或由于在规定期限内找不到合适的工人，或出于贪图方便，将招聘业务“转包”或“转售”给“下线”。一些没有劳务输出经营权的地方性的小公司甚至个人利用此机会以不同的“”方式从事劳务输出招聘活动。每一个从事中介业务的公司或个人都要从中收取费用，层层加码，成为劳务输出中介费大幅度上涨的又一重要原因，而且，一些二手或三、四手中介在形成了自己的业务圈之后，无论有无正式名额在手都敢从事劳务人员输出活动，一些声称可以帮人实现“跨国人口流动”的“蛇头”即由此产生。

总之，跨国劳务招聘与中介的运作，虽然受相关国家的政策制约，但从根本上说，还是受市场规律左右。因此，在跨国招聘及收取中介费用的过程中，诸多行为都游走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终其结果，均转化为劳务人员所承受的出国成本。

(二)签证、工作与身份

绝大多数出国务工者的主要动机是获取较高的经济收入，而以色列雇主雇用外籍劳工的目的之一则是降低成本，这就形成了赴以劳务过程中劳、资双方的又一轮博弈。

以色列外籍劳务人员中无证或非法的所占比例较高。如前所述，实际前往以色列的中国劳务人员与以色列给予中国劳务人员的正式配额之间存在较大的出入。究其原因，一是不少劳务人员在签证期满后未离境，成为在当地无合法身份的居留者；二是有的中介公司直接以“旅游”或“商务”为名组织人员进入以色列，而后在当地非法务工；三是劳务人员因种种原因离开原雇主成为非法劳务者。由此，就出现了大批中国劳务人员虽合法入境，但非法居留或非法务工的状况。前两类情况在出国劳务人员中较为普遍，第三类则为以色列政策影响下的特殊现象。

如前所述，以色列关于外籍劳务人员的重要规定之一是由原雇主掌控工作签证的有效性。根据笔者的调查，该政策对入境劳务人员产生了多重相当负面的影响，其直接后果之一是非法劳务人员所占比例相当高。据以色列房屋和建筑部2005年4月公布的数字，全以色列外籍建筑劳务人员为4.9万名，其中3.2万名为非法务工者，占总数的65％。

根据笔者调查的情况，支付了高额出国费用的福建劳务人员进入以色列后，大多数都面临不同程度的困境，较常见的是：一些雇主利用掌控手下外籍劳务人员身份的权力，残酷剥削外籍工人，他们或拖延工资发放，或任意克扣工资，甚至拒不付酬；以色列不法分子与中介联手多次转售劳务配额，结果造成有的工人在抵达以色列后竞发现所谓雇主乃子虚乌有，从而生计无着落；有的工人则是在原雇主手下工作一段时间后，通过对当地市场的了解与比较，认为工薪太低，产生不满。由于福建赴以劳务人员几乎全都身背沉重债务，迫切需要尽快赚钱还债、攒钱回家，因此，无论是上述哪种情况，其最终结果都是外籍劳务人员离开原雇主自谋出路，成为持有自动失效之“工作签证”的非法劳务人员。上世纪90年代进入以色列的劳务人员中，多数人有在原雇主手下务工一段时期后被迫脱离原雇主而自行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经历；但自90年代末，新一轮进入以色列的劳工则在进入之前就对以色列的状况多少有所了解，先期去往以色列的亲戚、同乡往往成为“接应者”(如前引CXY、GZY等人)，因此“后续者”大多已做好一去就进入劳动力市场自行谋生的准备。如此，在以色列劳动力市场上，就出现了一大批“非法”寻工的福建劳务人员。特拉维夫是以色列最大的工业城市，在那里有一个相对集中的劳务市场，每天早上天亮以后，许多外籍劳务人员即前往那里等待雇主。笔者在调查中还了解到，由于以色列建筑行业工人需求量很大，而福建工人的要价相对较低，且干活手脚麻利，在市场上比较受欢迎。在此类交易中，一切都以现金进行，即雇主与受雇者双方都在逃避以色列的税务监控，这实际上是又一种“非法”行为。

以色列政府关于外籍劳务人员的另一项规定是一般的工作签证的有效期最多可延长为27个月。这一规定显然也无法满足福建劳务人员出国挣钱的愿望。根据笔者以往的调查，前往欧洲、北美的福建新移民多以取得当地身份为目的，但前往以色列的劳务人员则几乎没有在以色列定居的想法，他们的目标大多是在以色列工作5年以上，除还债外还能带回50万元人民币。换言之，在以色列工作头一两年的收入基本上用于还债，之后赚的钱才能算是“真正的收入”。如此，以色列所规定的劳务期显然太短了。在笔者访谈过的人员中，除一人强调自己是主动返回的以外，其他都是被遣送回国的。有一人甚至告诉我：“想回国了，就让以色列的警察抓吧，回国的机票都省了。”如此说法不乏调侃，但多少也是其生存状态的一种写照。

虽然近年来在以色列不断发生的各类自杀性爆炸事件震惊世人，但是，当笔者在调查中询问从以色列返回者是否担心受害于爆炸事件时，他们大都告诉我：在以色列是“怕抓不怕炸”，因为一旦被警察抓到遣送回国，就没钱赚了；但是只要守规矩，尤其是在周五下午、周六晚上及周日早上不去热闹的地方，不搭公车，不去酒吧、餐馆，基本上还是安全的。

考察在以外籍劳务人员的生存问题，不能不提及当地的律师、翻译等。据被访者介绍，由于对以色列社会不了解，而且存在语言、文化障碍，因此，或在需要看病、办证时，或在遇到纠纷时，或在被拘留需要保释时，都需要寻求当地翻译、律师的帮助。用被访者的话说：这些是赚“软钱”的人，是靠我们工人的血汗钱过活的人。在笔者访问过的人员中，有5人明确表示他们在以色列有过被拘留的经历，其中1人在拘留所见到了愿意为他安排保释的以色列律师和翻译，在得到对方的承诺后向其交付了1000美元，但一周后还是被遣送回国了，他迄今仍对“黑心的以色列律师”愤愤不平。以色列媒体也对此类现象屡有揭发：一名律师安排一位母亲探视被拘留的儿子就收取了300美元，而事实上每一位被拘留者都有权利要求见其亲属；一位律师仅仅为被抓劳务人员送了一次药就向他要了几百美元的费用；律师为被抓外籍劳务人员提供保释服务的收费是700－1000美元；有的被抓劳务人员需要借贷交纳几万谢克尔的保证金，为其提供借贷担保的律师就从中收取了400美元的费；虽然以色列政府规定为被拘留者提供翻译服务是不准收费的，但有些翻译人员仍然向被抓劳务人员收取一大笔钱。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沙龙以色列范文第4篇

沧桑过后丝丝心动，央视名主持重燃爱火

2011年4月，杨柳主持的央视音乐频道《音乐传奇》，迎来了一位不同寻常的嘉宾，她就是昔日的“民歌小天后”哈辉。当哈辉款款走进演播大厅时，杨柳的眼前一亮：哈辉美得惊艳而典雅，浑身散发着淡雅的书卷气。

哈辉是陕西汉中人，几年前，她从空政歌舞团转业，进入中央民族大学担任副教授，开始致力于古典音乐研究。透彻了解哈辉后，欣赏、倾慕、钦佩在杨柳心底交织……

半个月后节目播出，哈辉意外接到了杨柳的电话：“你给我们栏目组立功了，这期节目收视率创下新高。我想请你吃饭，能赏脸吗？”杨柳所不知的是，他曾是哈辉少女时代的偶像。1989年8月，杨柳从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毕业，进入央视《新闻联播》担任主播。那时的杨柳，一副儒雅青年才俊的模样，迷倒了包括哈辉在内的无数电视观众……昔日偶像如今主动相邀，哈辉答应了。

饭后，杨柳将哈辉送回住处。他刚一到家，哈辉的短信就来了：“杨老师，平安到家了吗？”杨柳见过很多女孩，都是要求男方呵护，很少像哈辉这样主动关心对方。杨柳不由对哈辉又多了一层好感。

杨柳临睡前习惯看书，可这个晚上，他的情绪始终处于亢奋状态，一个字也看不进去。杨柳意识到，自己对哈辉有了别样的情愫。

这年6月，杨柳在网上与哈辉不期而遇，他故意给哈辉发去一枝玫瑰，然后解释道：“对不起，我发错了，若被你男朋友看到会生气的。”哈辉回复道：“杨老师多虑了，目前还没有哪个男孩有权吃这个醋。”杨柳内心突然明朗起来。

一天，哈辉在自己的新雅乐工作室录制国乐版《声律启蒙》，杨柳走了进来。他交给哈辉半枚玉佩，哈辉仔细端详，上面写着一个“女”字。她心生疑惑，不解其意。杨柳笑着从自己怀里摸出玉佩的另一半，上面镂刻一个“子”字。他将玉佩合二为一，动情地说：“你是‘女’，我是‘子’，如果咱们能相守一辈子，以后天天都是好日子。”哈辉幸福满怀：“我对物质生活没什么要求，惟愿咱们的灵魂真正契合。”

不久，哈辉将自己与杨柳的恋情告诉了父母。得知杨柳有过婚姻挫折，哈家父母提醒女儿：“孩子啊，终身大事不是儿戏！你真正了解杨柳吗？”父母一番话，令哈辉心中生出隐忧。

“杨哈之恋”花开灿烂，高端情侣灵魂契合

2011年11月，哈辉与杨柳相约在咖啡厅。杨柳诚恳地告诉哈辉：“我是经历过情感挫折，但也并不是我一手造成的。爱过痛过后终于明白，如果当初我多一些耐心和包容，也许事情不会走到那一步……经历了这么多，我会把以后的日子过好。”听着杨柳沉痛的心声，哈辉心中生出点点滴滴的疼惜，她安慰杨柳：“婚姻中没有绝对的谁对谁错，往事就别再重提了，珍惜当前才是生活的真谛。”明白这些后，哈辉的心云淡风轻……

然而，远在汉中的哈家父母，两颗心却始终揪着，经常在电话里问女儿：“你和杨柳咋样了？”哈辉很能体会父母的焦虑心情，回答说：“他人好着呢。”

不久，哈辉带着杨柳回老家拜见父母。到达汉中当天，正赶上刮大风停电，家里漆黑一片。哈父上下楼不方便。他正准备摸黑出门买蜡烛，被杨柳一把拉住：“伯父，这种小事我来。”说完就“噔噔噔”跑下楼。买来蜡烛点燃后，哈家父母走到哪个房间，杨柳就跟到哪个房间，生怕他们看不清摔倒。

哈辉父母经常看杨柳主持电视节目，对他并不陌生。他的身高、外表、职业均无可挑剔，而今见他如此体贴孝顺，他们心中的块垒也卸去了一大半。尤其是女儿哈辉谈及杨柳，全是溢美之词：“爸、妈，我已经不是小女孩了，也不会随随便便爱上一个人。”杨柳趁机向老人表白：“伯父伯母，哈辉是你们的闺女，我就是你们的儿子。”哈辉父母开明豁达，渐渐从心底接纳了杨柳……

在杨柳的协助下，新雅乐工作室在京城的知名度越来越大。这对恩爱情侣一同编写《女论语》、《女戒》，并亲自给一群80后90后女青年授课。哈辉还经常在工作室举行传统文化沙龙。高朋满座时，杨柳主动给大家沏茶、削水果。门前车位紧张，他跑前跑后给大家找车位。

2012年5月，杨柳与哈辉在北京低调举行了婚礼。哈父将女儿的手叠到杨柳的手上，对女婿说：“我们对你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哈辉能生活幸福。”杨柳承诺道：“爸，您和妈放心，哈辉就是我的眼睛，我会一辈子视若珍宝。感谢生活，感谢坎坷，感谢你们为我培养了如此优秀的妻子！”

勇敢回击谣言，艺术伉俪事业婚姻同成长

哈辉是贤妻，更是百里挑一的好儿媳。她按时给济南的公公婆婆打电话、寄零花钱。两位老人都年纪大了，从杨柳那里得知公公婆婆特别怕冷，哈辉提前为他们定做了加厚合身的羽绒服。公公婆婆偶尔来北京小住，哈辉给婆婆洗头洗脚，为公公剪指甲。杨家父母逢人就说：“哈辉哪是我们家的儿媳，分明就是我们的亲闺女！”

杨柳离开《新闻联播》后，曾转战《子午书简》、《环球》、《电视诗歌散文》等央视多个栏目。与哈辉结婚后，他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工作激情，将《音乐传奇》打造得时尚大气，收视率一路攀升。夫妇俩举案齐眉，琴瑟和鸣，是一对精神高度契合的灵魂伴侣。

2012年9月，在新加坡等国观众的强烈要求下，哈辉再赴这些国家传播“新雅乐”古典音乐，杨柳陪同前往。在与观众互动中，许多海外粉丝说起哈辉当年“中国新雅乐世界巡演”以色列站盛况，至今还热血沸腾。那是2010年10月，在以色列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贝特锡安古罗马遗址剧场，哈辉的“花间十六韵——新雅乐世界巡演”以色列站盛大开启。87岁高龄的以色列总统佩雷斯，乘坐专机从耶路撒冷赶到现场观看演出。演出获得空前成功，佩雷斯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亲自为哈辉赋诗。

杨柳和哈辉在国外那几天，意外接到国内朋友多个电话，无一例外都问他：“你看到网上的消息了吗？”杨柳颇感纳闷，网上会有他们怎样的传闻？

晚上回到宾馆，杨柳打开网页，一条凭空捏造的消息刺痛了他的双眼：“央视主播杨柳结婚5次，著名歌唱家哈辉是他的第五任妻子。”短短两天之内，很多媒体进行了转载。杨柳郁闷不已。为了不影响哈辉的演出情绪，他关掉网页。哈辉按住他的肩：“我理解你，咱们来共同面对。”

夫妇俩顶着压力继续与海外歌迷交流互动，面对如潮的鲜花和掌声，杨柳和哈辉的心舒坦了许多。11月11日，夫妇俩刚一回到北京，哈辉就接到了朋友的电话：“你们不能任别人无端诽谤杨柳，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权益。”杨柳和哈辉善良、宽容、豁达，不想让个别别有用心的人难堪，他们做人的原则是用宽容感化对方，因此没有走法律程序。

几天后，杨柳和哈辉坦然地接受了媒体的采访，面对莫须有的假新闻，杨柳平静回应：“我个人曾经的两次失败婚姻是人生的必经之路，更是值得我个人深深思考的人生课题，这样的经历给我带来痛苦和不幸，但也是反思自我得以成长的人生磨砺。”

哈辉也没有回避，回答更是动情：“一个男人在经历过泪与痛的洗礼之后，开始真正明白生命的真谛，明白家庭的意义与作为丈夫的职责。这恰恰是这个男人值得敬重与所爱之处。”

沙龙以色列范文第5篇

主办方称此次东京美容展无论是人数上，还是规模上都获得了巨大突破，使之成为亚洲地区核心的国际化会展。与此同时，在展会期间的并行展会――“2014化妆品科技展-第五届国际化妆品发展博览会”也获得空前成功。

2014亚太美容展最大的突破是展会愈见明显的国际化趋势。在整个展会现场，到处可以听到到会人员使用中文、英文以及其他语言洽谈商务事宜。

毫无疑问，日本在国际化妆品行业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不仅仅是它的市场体量，更是因为日本是亚洲潮流的引领者，以及它拥有先进技术的化妆品市场。

国际参展商数量翻番

据了解，国际展区是本次东京美容展中占地面积最大的区域，这表明东京美容展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

相关数据则为上述观点提供了有力支撑：本次参展的国际参展商数量由2013年的73家增至2014年的144家，数量翻了近一倍；参展国家则由2013年的15个增至2014年的37个，除了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外，越来越多国家的展商涌入了日本市场。

主办方认为，2014年的展会之所以有这样的增长，是因为日本作为一个国际化市场，对新产品越来越具有吸引力，日本市场对进口化妆品的接受程度已越来越高。同时，随着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日本消费者寻找新兴产品的兴趣更加浓厚，进口化妆品无疑成为了首选。事实上，进口化妆品精品店在日本一片火热。

而东京美容展是外资品牌在日本寻求进口商、进入日本市场的最佳方式，很多国际企业都热情参与其中且收获颇丰，本次展会的组织者也收到许多正面的评价。

天然、有机化妆品比例较高

在2014东京美容展的诸多化妆品和美容工具中，天然、有机化妆品参展商参与度进一步提高，这也反映出亚洲和日本市场对天然、有机类产品的需求正在不断上升，很多参展商都展出了含有特色原料的天然、有机化妆品。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品类中，外资品牌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它们会在产品中使用一些地区独有的原料，比如来自以色列死海的矿物质、葡萄牙的波特酒、印尼的椰子油等等。

日本市场“新人”区备受关注

在2014东京美容展中，展会方为想要进入日本市场、但暂时未找到日本进口商的品牌设置了独立区域――日本市场“新人”区。本次展会中，很多国际品牌都在该区布展，以期通过展示来表现自己的市场潜力，吸引进口商。

为了帮助这些国外品牌找到进入日本市场的入口，展会方特地为这个独立区域做了一系列宣传。展会期间，整个日本市场“新人”区挤满了有意向的展会访客，他们都希望能成为将这些新兴品牌引进日本的第一人。

化妆品科技展大放异彩

作为2014东京美容展的并行展会，2014化妆品科技展为整个展会增色颇多。据悉，化妆品科技展是专注于化妆品原料、OEM/ODM、容器、包装以及其他生产服务的化妆品行业的亚洲领先展会。

在本次科技展中，OEM/ODM板块特别受到本次展会访客的青睐，尤其是那些想要拥有自有品牌的零售商和沙龙企业。其中，有超过100家OEM公司展出了它们的高科技OEM生产服务、独一无二的理念和配方，这将本次科技展打造成为了寻找日本制造生产合作伙伴的最佳通路。

另外，2014东京美容展并行会议也成为行业巨擘的盛会，欧莱雅、雅诗兰黛、爱茉莉太平洋、资生堂、奥比虹（ALBION）等行业领头者均在会议中亮相并发表演讲，作为一个学习行业领先企业策略、发展案例、关键数据的行业盛会，吸引了总计3155名参会者参与聆听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