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影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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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影评范文第1篇

2013年年底，冯小刚导演的《一九四二》冲击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最终未获提名。而此前，在留印好莱坞TCL中国大剧院时，冯小刚对记者说，冲击奥斯卡就是个游戏，“有，很好；没有，也很正常”。

但他果真如此看淡奥斯卡吗？态度淡定，可无论是在影片内容、形式，还是发行渠道上，冯小刚一直没有放弃国际化的尝试和努力。国际化这事儿，他很少谈，却一直在做。

一直都在国际化

1993年，冯小刚与另一名著名内地导演郑晓龙合作执导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红透大江南北。该剧讲述了几名北京人在美国的生存状态，表现了第一批赴美“淘金”的中国人，在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之下的种种茫然与彷徨。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人在纽约》是中国首部全程在美国拍摄的电视剧，还聘请多名外国演员担任主要角色，散发着十足的“洋味儿”。那算得上冯小刚在国际化之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随后，在冯小刚独自执导的贺岁片中，国际元素也是频频出现。在《甲方乙方》中，影片的开头便是痴迷巴顿将军的书店老板参加了“好梦一日游”，穿着二战时美军指挥官的军装上了“前线”；在《没完没了》中，女主角小芸是从新加坡归来的；而1998年上映的电影《不见不散》，展现的是两个北京人在洛杉矶的爱情故事，影片也是在美国拍摄而成的。

2002年，冯小刚推出了新一部贺岁片《大腕》，讲述了中国下岗摄影师和世界级导演的故事。影片带有强烈的黑色幽默色彩，以“为大腕操办喜剧葬礼”为线索，讽刺了现当时恶俗广告的盛行与商业社会的浮躁。

冯小刚曾说，《大腕》是他迈向国际的重要一步，因为这部影片不仅全面与外籍演员合作，请来老牌影星唐纳德·萨瑟兰出演大腕导演一角，还引进外资，由华谊兄弟太合影视投资有限公司与美国哥伦比亚公司（好莱坞影片公司之一）共同投资拍摄，并通过后者面向全球发行。

尽管冯小刚是个号称不“赔钱”的导演，但也有人指出，他的电影不过是京味儿小品的大集合，不适合在国际上传播。

2006年，冯小刚以一部《夜宴》堵住了这些人的嘴。该片一改冯氏喜剧风格，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作蓝本，以五代十国的宫廷斗争为背景，讲述了一个曾经信仰爱情的皇后最终被权力欲望毁灭的故事。“我跟西方人一说这是中国的《哈姆雷特》，周迅（片中青女的扮演者）是奥菲利亚，西方人就全明白了。”冯小刚说。

2009年的《非诚勿扰》，冯小刚又把背景地搬到了日本北海道。冯氏国际化的“战场”从美国向亚太转移。

2012年的《一九四二》，似乎是冯小刚电影国际化的升级版。尽管这是一部中国灾难“史诗”，冯小刚却请来了两位好莱坞大腕儿——阿德里安·布隆迪和蒂姆·罗宾斯，前者是奥斯卡影帝，后者是从“肖申克”走出来的实力派。尽管《一九四二》冲奥失败，却难掩冯小刚那颗向往奥斯卡的心。

那些年的冯氏幽默

从《夜宴》开始，冯小刚突然变得具有争议，而此前他获得的基本上是一边倒的好评。

实际上，《夜宴》可以算是中国电影在国际化之路上艰难前行的一个缩影。从《卧虎藏龙》和《英雄》开始，出神入化的武术、诗意淡雅的山水以及金碧辉煌的宫殿，成为了中国大片导演最为青睐的元素。然而，在多数观众心中，再完美的画面也比不上好故事。一些规模宏大、耗资不菲、煞费苦心的大制作、大手笔，却忽视了可以引人共鸣的情节和对白。

遥想那些年，冯小刚的电影称得上是影迷的幽默圣经。“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打死我也不说！”“不求最好，但求最贵！”“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做人要厚道！”这些经典台词，至今还是人们常用的流行语。

那些年，冯小刚关注都市生活状态和市井小民的生活，通过一系列看似“离谱”的片段，体现出现实中的真实与无奈，从而引起观众的共鸣。

冯氏电影中，最打动人的往往是那些“乡音”和“乡情”。在《手机》中，生在农村的少年严守一穿着破夹袄，骑自行车带着表嫂去镇上给表哥打电话，那欣喜若狂的表情，衬托出现代人的“烧包”；在《不见不散》中，男女主人公在美国单枪匹马，疲于应付，最后才意识到，只有家乡才是他们感情的寄托，最终双双回到北京；在《天下无贼》中，土里土气但心地善良的农民工傻根，是对充满拜金主义和坑蒙拐骗的现代社会的有力讽刺……

但形成反差的是，从《夜宴》到《一九四二》，都是鸿篇巨制，耗资不菲，口碑却不及当年那些“小制作”。

国际化的不同道路

《一九四二》冲击奥斯卡无功而返，但一些毫无国际元素的国产电影，却先后在各大国际电影节上获奖。

中国内地有几位导演，是国际电影节的常客，如娄烨、张元。他们的路数与冯小刚截然不同，没有大制作，没有国际巨星，却偏偏受到国际影评人的喜爱。

娄烨入围戛纳电影节的《紫蝴蝶》，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的国仇家恨和情感纠葛；张元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的《过年回家》，用沉重的手法讲述了一个家庭由悲剧到谅解团圆的故事……这些影片几乎都不是鸿篇巨制，却以细腻的情感和动人的故事取胜，打动了国际影评人。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要想打动国外的观众和影评人，就要拿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当代中国人生活与思维方式的作品，呈献给世界。

就在2013年年底，冯小刚携带《一九四二》《唐山大地震》《集结号》《夜宴》《天下无贼》《手机》《非诚勿扰1》等7部影片，参加“北京电影北美展映”活动，给好莱坞带来一股强劲的“冯”潮。

这些冯氏电影，有喜剧，也有悲剧，有鸿篇巨制，也有小制作，将中国的传统文化、社会伦理、情感世界悉数展现给美国观众。

一九四二影评范文第2篇

2012年中国电影市场一片红火，全国电影票房保持平稳快速增长，达到170.73亿元，较上年增长30.18%。继2010年成为世界第三大电影生产国后，中国电影总票房已超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票房市场。

2012年岁末，超过40余部国产影片扎堆抢占贺岁档之际，一场有关电影票房分账的较量暂时告停。发行方提高票房分账比例，长期是趋势，短期很艰难，业界人士认为，未来几年还会出现一波又一波票房分账之争。

2%差额引发电影产业地震

2012年，国产影片数量继续攀升，电影总票房达到170.73亿元，其中，国产影片票房82.73亿元，占全部票房总额的48.46%，而进口片票房为88亿元。这也是近10年来，国产片票房首次低于进口片票房。2012年，中美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达成协议，确定每年增加14部进口分账大片，这是导致进口片票房较往年大幅增长的直接原因。

尽管竞争形势非常激烈，但国产电影勇敢迎接好莱坞电影的强势挑战。《一九四二》、《十二生肖》、《搜索》、《人再囧途之泰囧》等影片获得了较高的票房成绩。

2013年第一天，电影《人再囧途之泰囧》总票房突破10亿，成为首部完成此壮举的国产片。在影院，观众大多看完字幕才舍得离去，殊为罕见。“泰囧”卖疯了，短短几天就成为今年贺岁档的一大现象。有人断言，这是因为电影市场的笑声缺席太久了，尤其是贺岁档。该片成功创造了一种以小博大的商业模式，硬是在夹缝间创造了一把中国奇迹。2012年全年累计有21部国产片票房过亿元，6部影片达到2亿元以上票房，3部影片达到7亿元以上票房，在数量上均超过历年。

尽管形势一片大好，但是，电影票房分账之争，却在2012年闹得沸沸扬扬。

中国贺岁片第一导演冯小刚的《一九四二》凭借超强实力赢得高于通常分账比例的结果，王家卫导演了长达8年的首部功夫巨片《一代宗师》为了缓和与院线的关系，早早就宣布依然维持原有分账比例。陆川执导的《王的盛宴》更是为了增加院线排片以制衡《一九四二》主动降低分账点数，业内戏称“张艺谋几部大片争来的分账比例一朝被《王的盛宴》打回了原点”。在这次电影产业不同环节利益再分配的博弈中，制片发行方的弱势地位昭显殆尽。

起因要追溯到2012年1月14日，中影、华谊、博纳、星美、光线五家发行公司联合《关于调整国产影片分账比例的通知》，要求自《一九四二》、《一代宗师》、《大上海》等即将上映的9部贺岁片起，与院线的票房分账比例，由原来的43%上涨到45%。

2%是什么概念？2012年上映的《画皮2》劲收7亿票房，按照之前的算法，发行方与院线以43%：57%的比例分账，华谊能够从中收入3.01亿元。这个比例如果调整到45%，华谊将从中收入3.15亿元。

说白了，2%之争，利润就是这中间1400万的差价。区区2个百分点的比例纷争，背后则是利益的争夺。

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杀入贺岁档的影片多达50部，平均1.5天上映一部。如此激烈的环境下，不管是张艺谋还是冯小刚，都会遭遇票房压力。

回顾中国电影票房分账史，分账比例一直在逐渐向片方倾斜，这也是大势所趋。

1993年开启分账发行机制以来，得益于市场化机制的推动以及制片发行方的实力，发行方的分账比例从2002年的35%逐渐攀升到2012年的43%。但院线经营压力也在持续增加。2011年影院和银幕数量快速增长，但竞争加剧银幕票房却有所降低，年票房过千万的影院占比仅为13%，租金成本则持续增长已占20%左右。

2011年《金陵十三钗》上映前，张伟平曾炮轰院线“躺着就把钱挣了”。冯小刚也曾发微博为制片发行方叫过屈，认为“制片方承担了最大风险，却只分得小头”。

电影发行方自觉压力重重。2012年中国内地前三季度电影总票房创历史地达到了121.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7%，国产影片只占到了总票房的约40%。

2011年中国电影拿到放映许可证600-700部，但真正能进入电影院放映的却仅有150多部，而这150多部电影当中能够通过票房盈利的不过10%左右。

演员不断上涨的片酬使得制作成本不断增长。一些毫无名气的新人接拍一集电视剧的叫价高达2万元～5万元。在很多电影制作中，电影演员的片酬甚至占到制作成本的70%，加上营销成本、税收等，投资1000万元的片子，卖3000万元票房才差不多保本。

《画皮2》投资1.2亿元，从筹备到上映历时一年半，但根据华谊第三季度的业绩报告显示，整部影片为公司带来的纯收入不过8313万元。

有时，一部大制作就可能将制片发行公司带入困境。现在国内进口大片比例增加，也进一步挤压了发行方市场。2012年以来，国内进口片增至每年34部，平均每月就有两到三部影片上映。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一度跌至历史最低的30%。

进入2012年10月后，虽然逐步攀升至40%，但短期内比例很难上调。在此情况下，发行方和院线方的争夺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2010年，中国银幕每天以超过4.3块的速度递增，银幕总数仅次于美国和印度，居世界第三。照此速度递增下去，再过三四年，中国的银幕总数将突破一万块，超过印度成为世界上第二电影大国。

同样，院线也吸引着投资者，这块蛋糕有业内人士预测为450亿元。

中国目前的制度是院线统一供片，影院自主选择加盟院线。也就是说，五家公司将矛头对准院线，受到最直接影响的是影院。

事实上，影院也承受巨大经营压力。中影南方新干线总经理赵军介绍，影城地租不断上涨，至少涨了3倍以上，中影南方新干线目前的月租大概是每平方米150元-160元，器材设备价格也在上涨，以前胶片机约为18万元一台，现在数字放映机每台38万元，数字放映机的氙灯一般只能放映2000小时，每更换一盏氙灯就需花费好几千元。

“2010年以后新开的影城绝大多数利润不到总票房收入的15%，很多都亏损。” 新影联院线董事长姜广超称。

2012年11月22日，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委员会连续出台四个与补贴有关的文件，对发行方和院线方各有补贴。业界称此为灭火之举。新影联副总高军称仅对3D和IMax补助一项计算，《一九四二》就能够收回1000万元成本。

分账比例一旦调高，影院将承受更高的盈利压力。为了招揽观众，降低票价显然是一种手段。但这一举措显然又将影响到发行方的利益。

创意是产业链的核心价值

中国的院线制度自2002年起引入，经过10年发展，才确立了目前发行方与院线之间43%：55%的分账比例。5大公司此次要求调高分账比，并非针对2012 年贺岁档的战斗，而是希望打一场建立标准、以后都能适用的战役。

从2002年至今，分账比的每一次提升，都少不了制片人张伟平的身影。

2000年左右，分账比例尚保持在35%左右。2002年，借《英雄》强势崛起的东风，张伟平亲自与各大院线谈判，为影片争取到40%的分账比。再往后，《十面埋伏》达到41%，《满城尽带黄金甲》达到42%，算上2011年《金陵十三钗》的45%，说张伟平一人推动着分账比的进步，一点都不夸张。

但为何2011年《金陵十三钗》与院线闹分账，5大公司却按兵不动呢？影评人韩大刀认为，“一是可能时间仓促，没来得及跟进；二是因为当时各片商有自己的利益想法”。有意思的是，当时，《金陵十三钗》跟院线打分账战时，博纳表示自己同期上映的《龙门飞甲》不参与此事。但今天的《通知》中，博纳却赫然位列五大公司之列。

“可以想见，张伟平2011年的成功模式，为5大公司今天的《通知》提供了很多经验与借鉴。如果院线让步，45%成为一个常态标准，张伟平有贡献。”韩大刀如是说。

资深影迷“汽车大师”认为，好莱坞目前流行的一种分账方式可以借鉴。好莱坞多数大片会按时段调整分账比例。比如首周发行和院线七三分，次周分，以此类推，影片放映时间越长，院线比例越高。鉴于目前好莱坞电影，尤其是大片首周票房占总票房比例越来越高，“这种模式可以捞头两周的票房，又可以鼓励拉长影片放映周期，对发行方而言，是个一石二鸟的好模式”。

在美国，其电影票房通常采取阶梯式的分账方法，首周票房制片方分账一般不低于70%，第二周、第三周这一比例会逐渐下降，但制片方总的分账比例一般也不低于50%，在整个电影产业链条上，从事最具创意工作的人的收入是有保障的。

一九四二影评范文第3篇

在北京中信书店，作家刘震云的作品《一句顶一万句》被摆放在最醒目的位置。

11月4日，在“光棍节”到来的前一周，迎来了这个诠释着“孤单”的《一句顶一万句》同名电影上映。

在前期宣传的过程中，作者刘震云给电影取了一个卖座的标语，认为这是“一顶绿帽子下的史诗”，导演刘雨霖则认为这是“一部内心的战争大戏”。

试出了一个奥斯卡奖杯

《一句顶一万句》是刘震云的扛鼎之作，曾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并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等20多种文字，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小说的前半部写的是过去：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走出延津；小说的后半部写的是现在：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

同名电影的故事截取了小说的后半段，聚焦小镇普通人的情感和生活，讲述牛爱国跟踪并掌握妻子出轨的证据后，深陷一场内心之争。

细心的人不难发现《一句顶一万句》电影海报上印的导演刘雨霖，正是刘震云的女儿。

在媒体超前点映会上，一身干净利落的黑色连衣裙，加上红耳坠与红指甲，今年29岁的导演刘雨霖，身材和气质颇有些神似舞蹈家杨丽萍。杨丽萍以曼妙舞姿征服观众，而刘雨霖用电影表达她对艺术的追求。

出生于1987年的刘雨霖拥有着显著的80后特点，在别的导演都在为票房大力宣传时，她最在意的却是豆瓣上的影评，她表示，很想与豆瓣上为电影写差评的人见面，好好交流。

不同于作家父亲的相貌平平，刘雨霖容貌姣好，身材高挑，这位漂亮的姑娘从小到大基本上只有两个爱好，一个是做饭，一个是拍电影。

她喜欢电影，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要将电影当成一生的职业，她本来想做名人访谈类主持人，后来时间久了，通过慢慢的积累，刘雨霖又希望用电影镜头语言来呈现那些被忽略的普通老百姓及其背后“波涛汹涌”的故事。

于是，她索性就试了试，想着不喜欢了可以再改个职业。

没想到，这一试，就一发不可收拾。

在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毕业后，2010年，刘雨霖获得纽约大学校友、华裔导演李安的推荐，进入纽约大学攻读导演专业，研究生二年级时，她休学一年担任冯小刚导演的电影《一九四二》的场记工作。2014年，她编剧并执导的个人首部电影短片《门神》入围了30多个国际电影节，并获得了包括第41届奥斯卡（学生单元）最佳叙事片在内的八项国际奖项。

拍电影用的是“笨功夫”

不工作时的刘雨霖，喜欢下厨，到全世界旅行，还有读书和运动――游泳和瑜伽。她说自己的朋友圈也十分接地气，一个卖鸡蛋灌饼的小贩或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都可以成为她的老师与朋友。

这位喜欢看电影的“文二代”，称自己“不是明星”，相对于“幸运”这个天生的光环，她更愿意提起的是“笨功夫”这个关键词。

“笨功夫”，是刘雨霖谈到拍摄时最常说的一句话。她本科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学的是播音主持，“半路出家”拍电影，让她比别人更知道努力的重要。

在《一九四二》剧组做场记的一年，让刘雨霖第一次见识到拍电影的真实过程，为她后来独立执导影片打下了重要的基础。“11台胶片机同时运转，成千上万的群众演员，各个部门有条不紊地合作，冯导在顾全大局的同时注意各个细节……这些都让我看到了什么是大制作。”刘雨霖说道。

而且，这位85后坦言，从父亲手上拿过《一句顶一万句》的拍摄权，其实并不容易。毕竟，此前也有许多导演找过他，都想拍《一句顶一万句》，但他都没给。

2014年初，身在纽约的刘雨霖给父亲打了个电话，说自己想拍《一句顶一万句》。“我其实就讲清楚了三点，一是为什么要拍，二是怎么拍，三是我来拍跟别人会有哪些不同。”全书共有100多个人物，情节纵横交织，错综复杂。刘雨霖觉得必须舍弃大部分内容，因此她只选取了其中的牛爱香、牛爱国两个人物，想专心把这姐弟俩的故事讲好。她还想通过一种“褪去自己、不见导演”的理念拍电影，让观众看不见导演的影子，看不见摄影机在哪儿，而是在故事中“忘掉了自己，找到了人物”。

半个小时之后，刘震云同意了，并且出任这部影片的编剧。得到父亲的许可，刘雨霖并不认为自己是靠父女情面。“我琢磨了半年才跟他沟通，如果他只是因为我是他女儿就把拍摄权给我，那样太不负责任了，而且是在难为我。”

毫无疑问，由自己的女儿来完成关于自己家乡的一部作品，这本身，就非常具有意义。作为刘震云的读者，恐怕不难发现，这位河南人的作品有一半是跟其故乡有直接联系的。在他看来，这种联系一方面是天然的，自然而然地在作品中出现，比如地名、人名，更重要的则是故乡给他世界观、方法论的培育和滋养。“作为一介书生，我唯一能做到回报家乡的就是通过作品让更多人了解河南、了解新乡、了解延津，这是我对故乡的一种眷恋。”

但是，对电影抱有期待的人不禁担心，作为成长在北京的80后，刘雨霖是否能体会到父亲对家乡的那种眷恋呢？

血脉的贯通，或者始终有一股寻根的力量。

虽然在北京出生、成长，后来到国外读书，但刘雨霖每年都会回延津老家。耳濡目染，刘雨霖对河南的风土人情有一种情不自禁的热爱和向往，乡土情结融入她的血液，成为她创作的动力和源泉。她说，电影拍摄期间，她时时刻刻感受到来自家乡人的温暖和情谊，她说，我不仅要拍出家乡最美的景色，还要拍出最美的普通人，拍出他们的渴望和他们内心深处、无处诉说的情感，把他们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回忆起小时候，刘雨霖总会记得父亲带着她蹲在路旁，边啃西瓜，边观察来来往往的人。还记得她跟着作为公益律师的母亲郭建美帮助老少边穷地区的妇女维护法律权益。“我见过生活在最底层的人是什么样的。他们会为两块钱的盐发愁，但对一个新宝宝出生的喜悦，跟纽约洛克菲勒家族有一个新宝宝诞生的心情是一样的。”刘雨霖之所以想拍电影，便是想把这些生活中被忽略的普通人的喜怒哀愁表达出来。而这样的普通人视角，也与刘震云作品中惯有的平民立场相一致。

“我对《一句顶一万句》原著是有很深的感情的。”在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小说的序言里，有这么一段话：“人与人之间虽说来往不多，但并不孤独；与人对话的中国文化与浮生百姓，却因为极端注重现实和儒家传统，由于其社群、地位和利益的不同，由于其人心难测和诚信缺失，能说贴心话、温暖灵魂的朋友并不多，反倒生活在千年的孤独当中。”刘雨霖与小说中传递的这种情感产生了共鸣：“《回延津记》更多讲述的是关于寻根，寻找一个说得上话的人。”

当刘震云还在为这部小说做前期准备时，刘雨霖便跟随他在全国4个省市采风。小说出版后，她又反复读了很多遍，产生了把小说搬上大银幕的念头。

谈到父亲对自己的影响，刘雨霖说，父亲教会她如何用双眼和双耳去观察和倾听生活，倾听那些被人们忽略的人间情感和故事。“更重要的是，他支持我的一切决定，支持我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从来没有用自己的意志改变我，我很感激他。也是受父亲的影响，我发现我可以用电影这种方式来讲述我心中的故事。”

父亲照亮了她前方的路

《一句顶一万句》拍摄地就在故事的发生地河南延津，除了牛爱香的火烧摊儿是搭的景，其他全部为实景拍摄。五六线小县城里，塑料彩条布搭的夜市排档、小学门口接孩子的电动车、火车站前的馄饨摊儿……影片选择在延津县、辉县宝泉景区、新乡市区等三个地点拍摄，群众演员全部来自当地。影片从2015年10月29日开机，到2016年元旦前后杀青，历时两个月。

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的主要工作是创作一个有力量的故事，刘雨霖和全体工作人员则努力朝这个方向前进。“刘老师的工作从开拍那一刻起就已经停止了。”刘雨霖回忆，刘震云偶尔来剧组探班，也就坐在监视器旁边听听歌，烤烤“小太阳”，晚上张罗喝喝酒。在拍摄中，二人并未就剧本发生重大分歧，主要就一些细节进行讨论。

电影杀青后，父女俩都很低调，刘雨霖闭门谢客开始后期制作，刘震云则远赴国外，对此事缄口不谈。

直到宣传期，父女二人才展示了那种微妙的默契，一起出席各种宣传活动，女儿一直保持谦逊的姿态，而父亲开始大力为女儿吆喝。

在媒体和观众面前的刘震云，幽默健谈，然而在私下的父女相处中，刘雨霖仍然觉得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而且讨厌别人说废话，“一件事如果三句话说不清楚就不要说了”。因为拍电影的缘故，二人的交流变多了，但在刘雨霖心中，父亲“只有在说起剧本和人物的时候才滔滔不绝，他内心洪流的表达都献给了作品”。

“我都不记得上一次叫他爸是什么时候了。”刘雨霖笑言，如今，无论公共场合还是在家里，她称呼刘震云为“刘老师”，而刘震云直接叫她“导演”，“有一次我脱口而出叫了一声爸，他都没反应过来。”

经过这次拍摄，父女的关系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在艺术追求上达成了一致。“我们都是用敏感和柔软的心去观察生活中那些被忽略的细节，无非他用文学，我用电影。”对刘雨霖来说，“刘震云女儿”的身份从不是一种压力，她既不否认，也不排斥，“这是我一辈子的荣耀，他照亮了我前方的路。”

一九四二影评范文第4篇

尼基塔・米哈尔科夫 ：我想，一个电影节的成与败，未来与希望取决于参加这次电影节影片的整体质量，以及这次参片导演的艺术高度。入围影片多元化，所选出来的奖项才有更高的含金量。

杰夫・布朗：首先，这只是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第三年，时间非常短，而且现在才设立了评奖竞赛单元。比较起来戛纳国际电影节今年应该是第 66年了，经过了许多年的不断改进才有今天这个水平。我认为要成为一个很棒的国际电影节，首先要有很高质量的参加电影，其次就是电影评选的过程的公开性和透明性。

卡梅隆・贝利：北京比起多伦多（和其他国际电影节）有着与众不同的优势。首先，北京电影节邀请了许多著名的电影人以及已经获得许多电影奖项的电影人来参加。其次，你们是世界上拥有巨大人口的一个国家，电影观众在不断的上升。第三点就是中国的电影观众们是非常有智慧的，也非常有好奇心，他们想知道电影是怎样的。据我的经验，观众一直是电影节的基础，我很高兴北京的观众能够观看来自全球各地的电影，我觉得观众的参与才是真正促成电影节不断发展的因素。

BQ：请问主席米哈尔科夫先生，您目前对于担任北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主席的感受如何？您如何评价中国电影？

尼基塔・米哈尔科夫 ：世界上存在着很多电影节，我们选择了来参加北京电影节的评选，就这两天我们看片的感觉是这次电影节提供的影片艺术水准严谨，我非常赞赏。我二十多年前在中国拍摄了《蒙古精神》，深刻的感觉到这个国家的电影事业发展的未来是十分强劲的。我认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能取得今天重大的成就是建立在不忘记自己过去的文化及电影传统的基础上的。

BQ：今年参加评奖的两部中国影片，《一九四二》和《万箭穿心》在中国的票房都不是很理想，那很多票房好的国产片比如《人再途之泰》又不被业内人士认可，您对此怎样理解？是不是我们专业的口味和普通观众的口味差距越来越大？

顾长卫：电影其实是多样化的，观众同样也是多样化的。每一部电影都有它的观众缘，我想像《人再途之泰》这样的电影到目前为止还是中国电影的一匹黑马，而且在前不久还特别得到导演协会的表彰。一个好的电影环境是允许观众有不同的选择，允许各种电影都有机会有平台找到喜欢它们的观众。目前的电影市场充满了矛盾和机会，不能说风格性很强的很有艺术性、探索性的就赚不了钱。另外说一句题外的，北京虽然电影院越来越多，电影市场也越来越庞大了，但是北京国际电影节其实是另外一个特别好的机会，能够让北京的观众都有机会借助这个平台更方便看到各种各样的电影。

BQ：中国电影怎样吸引国外观众？

艾维尔・本杰明：最大的挑战，也是最简单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语言。我在中国所认识的许多中国人，他们所说的英语要比任何一个英国人所说的中文要好，我感到十分羞愧。想把华语电影带到西方，必须用西方的语言。有两个办法，一个是让中国的演员说流利的英语，我认为这是可行的。再加上现在的数字媒体技术越来越便宜，你可以拍摄两次，一次用中文，一次用英文。日本人已经用这种方式成功运作了十五年。同时我们要教汤姆・克鲁斯中文，这样他就能来中国挣更多的钱。

我不觉得中国电影和英国电影、法国电影或者是其他国家的电影有什么不同。我们都是电影人，都渴望我们的心声被听见。所有我们想要讲述的故事都是关于我们自己以及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所讲述的故事永远是具有共性的，无论是哪个国家都可以理解。

谁评选了天坛奖？

姜帝圭

韩国鬼才导演， 1999年他的《生死谍变》问世，创下了票房纪录，将韩国电影领上复兴之路。他的第三部作品《太极旗飘扬》就获得亚太电影展最佳导演奖和最佳影片奖。

顾长卫

他掌镜的影片《孩子王》、《红高梁》、《霸王别姬》、《阳光灿烂的日子》等代表了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的黄金时代，导演的作品也屡有斩获，《孔雀》获得了柏林电影节银熊奖（2005），《立春》赢得了罗马电影节影后的桂冠。

杰夫・布朗

澳大利亚影视制片人协会的执行董事，是非常资深的电影人。

艾维尔・本杰明

英国导演协会主席，推动了伦敦“英国万像国际华语电影节”的启动，在他的努力下这个电影节已经成为欧洲最大的华语电影节，也是迄今为止英国惟一的华语电影交易平台。

卡梅隆・贝利

加拿大多伦多国际电影节艺术总监，负责电影节期间所有节目的全方位构想和执行，策划了非常成功的系列节目“华人电影志”，可以说让华语电影在加拿大为更多的人所熟知。

尼基塔 米哈尔科夫

俄罗斯大师级导演，国际电影节常客，他的《烈日灼人》荣获戛纳评委会大奖（1994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1995年），《十二怒汉》曾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2007年）。

一九四二影评范文第5篇

[关键词]《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信仰；人性；兽性

信仰是什么，这一点在我们这个基本上没有信仰的国度当中实际上很难被提起，即便是在国外，虽然随着科学的发展，的人数也越来越少，但是这不代表人们没有信仰，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上帝是信仰、科学是信仰、金钱也是信仰，可以说信仰是无处不在的。从《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内容来看，几乎处处都透露着导演李安对这一问题的思索，作为一名不折不扣的基督教信仰者，他对信仰的理解深刻地融入了影片当中，并引起了观众在信仰上的共鸣，这是这部影片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奇幻故事情节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改编自风靡全球的扬・马特尔的同名小说，由好莱坞著名导演李安执导，主要讲述了少年派和一只名叫理查德・帕克的孟加拉虎在海上漂流，惊险的227天的旅程故事，而另一个故事就是人吃人的故事。但是影片在叙述的过程中，则是将两个故事分开，然后将第二个故事蕴涵在第一个故事当中，形成了故事中的故事。其具体的故事内容为：作家在印度蒙特利尔寻找灵感的时候，无意之间听到了一个少年派的故事。少年派生于一个经营动物园的家庭，特殊的生活环境让他对人与信仰有了一套自己的看法。在派17岁那年，其父母决定举家移民加拿大，他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初恋情人，在去往加拿大的船上他们遇到凶恶残忍的法国厨师，同船的还有家里动物园的一些动物，其父想在加拿大卖掉它们。但是在路上货船不幸沉没，派的全家除了他之外都不幸遇难。派开始了他在海上的227天旅程，影片当中除了派之外，还有一只断了一条腿的斑马、一只鬣狗、一只猩猩和一只成年的孟加拉虎。在救生艇的最初三天里鬣狗咬死了斑马，消灭了猩猩，孟加拉虎理查德・帕克又杀死了鬣狗，只剩下其与派，故事就这样开始了，在漂流的过程中他们之间最初是相互提防，又想相互杀死对方，但是为了生存逐渐变得相互依赖，这也成了派生存下去的一种动力。第二个故事是救生艇上并没有动物，只有一个厨子、一个断了腿的水手、派和他的母亲。厨子杀害并吃掉了水手，然后又杀死了派的母亲，派忍无可忍同样地杀害并吃掉了厨子，最终活了下来。有人主张其中有第三个故事，也就是母亲并不是厨子杀死的，而是派杀死的，理由是厨子珍惜每一份食物，但是唯独没有将派的母亲的尸体保留下来。根据派的叙述，他杀死厨子以后将母亲的尸体抛向了大海，厨子没有处理母亲这不符合他杀前两个人的习惯。可以看出，第一个故事当中是人性与兽性，第二个故事是人性中的兽性，第三个故事则是兽性中的人性，信仰就存在这种人性与兽性的交替当中。

二、信仰的失去

（一）信仰存在的意义和失去的价值

关于信仰，俄国作家契诃夫曾经说过：“信仰是精神上的能力；动物是没有信仰的，野蛮人和没有开化的人有的是恐怖和疑惑。只有高度发达的生物才能有信仰。”[1]由此可以看出信仰是人特有的存在，除了人之外其他的一切生物都不存在信仰问题。信仰会存在也会消失，存在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坚持下去的一种动力，有句俗话说得好，正因为有信仰的存在，才有了活下去的勇气。但是信仰也会失去，失去信仰对人性来说是一种打击，也是一种悲哀，一旦失去了信仰，也就失去了最基本的人性。少年派是一个多信仰者，作为一个生于印度的少年，他同时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实际上这三种宗教是目前世界上的三大宗教，导演在这里暗指的就是目前世界的现状。但是一场旅行事故却让少年派失去了自己的信仰，当然在影片当中尽管没有给出信仰失去的时间，但是当货船沉没以后，包括自己、剩下的母亲、厨师和水手四位幸存者的时候，为了生存厨师杀死了水手，进而杀死了派的母亲，而派杀死了厨师。实际上，这里就是四个人面对死亡时兽性、人性和信仰的选择，实际上一旦面对死亡，为了生存兽性往往掩盖了人性。厨师为了生存杀死了断腿的水手，杀死“母亲”也是为了生存。我们说生命是无价的、平等的，上帝说众生平等，然而在死亡面前，这些都是虚无缥缈的，真实的只有活下去。少年派杀死厨师也是为了生存，但是他却没有“吃”母亲，靠厨师的肉得以生存。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另一场暴风雨他喊出了：“我的家人都死了，我把一切都献给你，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对我？至少在这一刻。”这一段话和《一九四二》的牧师安西满有些相似：如果上帝真的存在，为什么我还会经历这样的人间极恶？”有着惊人的类似，这样的呼喊让派的信仰在地狱里崩塌。但是他的人性似乎还在？因为影片中他没有吃自己的母亲，但是真的没有吃吗？这里观众和我们都会有兽性的怀疑。可以说在死亡面前，派对自己的信仰已经全部绝望。

（二）失去信仰后的人性与隐藏的兽性

故事的主人公有两个，一个是少年派，一个是孟加拉虎理查德・帕克。在这里需要解读一下理查德・帕克的特殊含义。理查德・帕克是一桩真实吃人船难故事中的17岁主人公的名字。1884年，Mignonette号沉没，4名船员被困在南大西洋，除了3名船务人员，还有个名叫理查德・帕克的男仆。漂流中，3名成年船员理性泯灭，杀死了帕克，分食他求生。因此，在西方理查德・帕克隐藏的含义就是漂流和自相残杀。从表面上看，一个是人、一个是兽，当然代表的是人性和兽性。实际上他们都是虚幻的并不存在的，他们都是少年派在回忆里虚幻的存在，面对死亡人格的思维习惯让派产生了两种意念的撞击，也就是人性与兽性，当信仰破碎以后，留给他的选择只剩下了这两个。当然在真实的故事情节当中它们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回忆当中派却因为痛苦而将它们分开。那么故事中的派与理查德・帕克实际上就是统一在真实的派的身上的。那么在派的身上，这两者又分别代表的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生或者是死的选择，而对于生人都有近乎于执著的自然信仰，这里的信仰实际上是对生命的珍惜与活下去的愿望。本质上区别于，对于来说，一旦失去了所有的信仰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对于生命的信仰来说，活着就是对信仰最大的执著。影片中的少年派对于真实的少年派实际上就是活着，而孟加拉虎作为一个凶残的猛兽，当然代表的是死亡。实际上，整个漂流的过程中，他都是在这生与死之间挣扎，要想生存，继续生命的信仰，就必须以别人的死亡为代价，要是死去就是违背了生命的信仰，成全了别人生命的信仰。这种内心的挣扎既是派痛苦的本源，也是他活下去的一个原因，因为生命的信仰总会战胜至少不会输给兽性的死亡，因此这部影片实际上就是少年派在“心灵”上自己战胜自己的过程。

三、信仰的重建

李安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信仰者，在他的电影当中是绝对不会允许信仰真正破碎的，因此在影片当中蕴涵着信仰重建的过程。

（一）信仰获得的途径

关于信仰，《生命之树》之流的福音电影告诉我们说，你只要去相信上帝就好了，或者退一步说，你一开始不信、彷徨，然后看见一些相信上帝的人最后得了幸福喜乐、得了救赎，你自然就会感悟，随后加入信众的行列。[2]从我国一句俗话就是信则有、不信则无，可以说信仰的建立并没有什么理由，只要“信”就好。实际上从心理学上来讲，这是一个自我暗示的过程，人在遇到危机的时候，一般来说会理性安慰自己会遇到希望，这种希望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就是信仰。如一个信仰基督教虔诚的人都在遇到沉船事故的时候，会本能认为上帝会来救他，这就是一种信仰。当然，当他真正获救的时候，这种信仰会继续，但是当他死亡的那一刻起，信仰也就结束了。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信仰产生了，而派最终活了下来，对于他来说回忆过程他自己也许会认为是上帝、真主阿拉等救了他，这种情况下他的信仰再次产生。

（二）关于恶魔、人和信仰

自从文明产生以后，人吃人便被文明社会所不齿，不论是从道德还是从法律上抑或是宗教上这都是禁止的，当然例外。但是这部电影却从逻辑、道德、思想上拷问着我们的内心，当人身处绝境，面临死亡的时候，杀死别人到底是不是违背了道德、法律和教义，站在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讲，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是站在少年派的角度来讲，面对死亡的时候，这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当然，我们会说他是恶魔，但是从故事的本身来说，少年派只不过杀死了一个杀人凶手，其他的人都是厨师杀死的。当然，在这里隐藏着其中的第二个故事当中到底派有没有杀死自己的母亲，这一点确实值得怀疑，但笔者觉得不可能是他杀死了母亲，是她的母亲自杀了。因为按照厨师的习惯应该杀人后立即分尸做成肉干，但是却没有来得及这样做，这是因为他杀派的母亲的时候，遭到了派的强烈反抗，在反抗中派杀死了厨师，而她的母亲也身负重伤，为了不拖累自己的儿子，伟大的母爱让她选择了自杀，而这也是派没有吃其母亲而是将她抛入大海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对于其母亲的下落，可能是被抛之大海，也可能被他食之果腹。但是要注意的一点是如果不这么做，他们都会饿死，最终没有一个人活着。但是现在派活了下来，对于整个故事而言，这便是意义。就算我们说是恶魔，那也是在极其特殊情况下的结果，并不是他的本性，反过来我们看，相比厨师派是善良的，也是存在正义感的，自始至终他都不是人吃人的始作俑者。当然，在他内心挣扎的时候，在我们看来就是在恶魔与人之间的挣扎，这种挣扎当中信仰起到的是束缚和约束的作用，宗教的规范让他不是走出第一步的人。当然看待厨师也不是真正的恶魔，从生存的角度来讲，只剩一条腿的水手对于其他四个正常的人来说是一个累赘，这就如同战争中给受伤的士兵最后一枪，对于已经身负重伤的水手，在一个毫无医疗保障和康复希望中忍受断腿的巨大折磨，还不如在别人的帮助下了却悲惨的一生。也许真实的情况并不是派看到的那样，或许水手是自愿的，而貌似凶恶的厨子也不是恶魔，他也是一个人，这就说明在这艘救生艇上的人，信仰也许从来就没有失去。

总之，《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交织的实际上就是恶魔与人、恶与善、兽性与人性，而这一切都要归结于拥有信仰和失去信仰，影片的意义不在于故事的本身，而是带给我们关于信仰的思考，带给我们的是滋润心灵的鸡汤。

[参考文献]

[1] 周海英，包文姝. 悲剧时代下的冲突：覆巢之下难有完卵――电影《1942》之影评[J].大众文艺，2012（24）.

[2] 吉启轩.《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孟加拉虎的寓意[J].大众文艺，201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