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边塞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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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边塞诗范文第1篇
透视了造成离怨色彩的诗歌传统和写作主客体两方面人格心理的因素以及社会现实因素。
DOI：
10.16657/ki.issn1673-9132.2016.04.218
在唐代，边塞战争带来了唐代诗坛上一个荡气回肠的哀婉之音――边塞诗的离怨色彩。
唐代边塞诗的“离怨”色彩，其“离怨”色彩的涵义可以这样认为，是指唐代边塞诗传承并发扬传统边塞诗“离怨”的情感基调，以描写与边塞有关的征夫、思妇的离愁闺怨情结，表达对自我或他人身世际遇的悲凉、凄婉之情，从而使边塞诗呈现出的一种阴柔的美学风格。简而言之，离怨指边塞诗中征夫、思妇的离情与哀怨。
“离怨”色彩产生于唐代边塞诗，是有其特定话语背景的。它有对传统文化的承继和对抒情主体因离别所造成的心里伤痛的表述，也有社会现实背景下写作主客体人格精神的影响。
一、“离怨”色彩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文化底
蕴，即传统诗歌以抒写离情别怨见长的诗歌传统
在诗歌中表现怨刺构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传统和古代诗学理论的重要观点。《论语？阳货》中，孔子说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1]这里的“怨”除讽刺内容外，更为重要的是怨恨、哀怨之意。《诗薮・内编》卷一指出：“第风人所赋，多本室家、行旅、悲欢、聚散、感叹、忆赠之词，故其遗响，后世独传。”[2]这里所指“行旅、悲欢、聚散、感叹、忆赠之词”无不包含有怨的情感内容。而在边塞题材诗歌中“怨”的情感表现得更为丰富。杨林昕在《唐代边塞诗流源小考》[3]一文指出：“征夫之恨、久戍不归、思妇之怨，在《诗经》中也有反映，如《小雅・m杜》描写征夫思妇的悲哀，《王风・君子于役》写出了思妇对远征之亲人的怀念、牵挂、怅望、祈祷等复杂的思想情感。”而这种“怨”的表达，使这类题材的诗具有了更强的生命力，从而在以后诗歌发展史上，“怨”成了永恒的抒情主题之一。之后的《楚辞》中虽无边塞题材的诗，然而“离怨”却是《离骚》抒情的全部生命力所在。从秦汉之后，无论诗赋、民歌，离怨都是抒情的重要母题。
这一“离怨”的抒情传统进入唐代，迎着唐代社会的大一统和高度繁盛，它便放射出了前代所未有的灿烂光芒。尽管如此，并不是说唐代边塞诗完全抛开了前代的传统，相反，它是紧紧依附于前代“离怨”的传统。如仅从诗题及诗题下的抒情基调看，唐代具有“离怨”色彩的边塞诗大多为沿袭前代的边塞诗题，如《诗经》中有《君子于役》题，到汉展为边塞题材的《从军行》，再到唐代，《从军行》便成了重要的边塞诗题，而且其中颇多“离怨”之悲。大部分涉及边塞诗创作的诗人几乎都有《从军行》的诗篇，如杨炯、崔融、骆宾王、乔知之、刘庭琦、贺朝、崔国辅、李昂、李颀、杜颜、刘长卿、顾况、姚合等等。而他们在此题下所表达的“离怨”之情便是承传了前代诗歌“怨”的抒情传统。另外，如《关山月》《陇头水》《昭君怨》《出塞》《燕歌行》《胡笳曲》《入关》《捣衣诗》《鸣雁行》等诗题几乎全部来源于传统边塞诗题，其中的抒情基调也在承传前代，吟咏离愁闺怨。显然，从诗题到诗题下所表达的“离怨”情结，唐代边塞诗的“离怨”色彩都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正因如此，唐代边塞诗中产生“离怨”色
彩，从文化传统角度看是一种必然，而且因唐代诗歌的高度繁荣。这一色彩无论在抒情功能上，还是在艺术表现上都远远超过了前代。
二、从写作客体看，征夫、思妇生离死别的普遍心理创伤决定了边塞诗抒情主人公的情感基调为“离怨”
这是“离怨”色彩产生的基本现实因素。唐代边塞诗大多是诗人亲历边塞而作，或从戎入幕，或送兵出塞，或与征人戍卒有过接触。他们大多都对边塞的人、事、情极为熟悉，因而对写作客体能够从人性的深处理解他们、同情他们，能够以客观的心理状态用代言体的形式去描述、再现征人久戍不归或思妇独守空房的惆怅与彷徨，抒写他们的生存困境。如“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人未还”（王昌龄《出塞》）“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李白《战城南》）“羌敌无尽日，征战几时归”（高适《蓟门五首》之三）“佳人持锦字，无雁寄辽西”（崔道融《春闺二首》之一）等，无不是由征人思妇离别的伤痛所引发的怨恨与悲苦。另外，有些诗歌之中，写作客体就是写作主体自己。这些诗人大都有着亲历边塞的经历，饱尝边地之苦与离别之悲。而且，这类诗在边塞诗中占了绝大部分。
引发抒情主人公内心“离怨”情结的具体地又有以下几种因素：首先是由边地恶劣的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征人的“离情闺怨”。如：“沙场三万里，猛将五千兵。旌断冰溪戍，笳吹铁关城。阴云暮下雪，寒日昼无晶。直为怀恩苦，谁知边塞情。”（乔知之《出塞》）尽管征战的气势浩大，然而又有谁能抵挡这艰苦环境的困扰呢？面对这艰苦环境，别离的悲苦油然而生。
其次是由久戍难归、生死未卜的恐惧所造成。如：“边城十一月，雨雪乱霏霏。元戍号令严，人马亦轻肥。羌胡无尽日，征战几时归？”（高适《蓟门五首》之三）面对“羌胡无尽日”的现实，在征人内心便产生了一种生死未卜、久戍难归的恐惧心理，又在这种心态之下，唯一的寄托便是对亲人的思恋及所体现的强烈的“离怨”情结：“征战几时归？”
再次是由边将无能而难保和平的现实所引发的征人内心的忧虑所造成。如“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高适《燕歌行》）“战败仍树勋，韩彭但空老”（刘长卿《从军行六首》之五）等。将军的腐败无能牵动的不仅仅是征人对国家安全的关心，更牵动的是他们内心深处的“离别”之悲。
另外，思妇的哀怨是由对征人生命安全的无限关怀以及自身独守空房、无法共度幸福生活的内心情感所造成。如：“九月匈奴杀边将，汉军全没辽水上。万里无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妇人依倚子与夫，同居贫贱心亦舒。夫死战场子在腹，妾身虽存如画烛。”（张籍《征妇怨》）在这里，不仅是对征夫战死疆场、自己独守空房的怨与恨，更上升到对造成一家两代生命悲剧现实的血泪控诉。
因此，从写作客体看，唐代边塞诗中“离怨”色彩的产生是在严酷社会现实背景下对自我生存与生命状态的关怀而造成。
三、从写作主体看，诗人自我期望充当理想的社会角色与这一角色的实现之间的矛盾导致诗人理想无法实现而产生的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从而以“离怨”为抒情媒介表达出来
在唐代，由于社会的大一统，国力强盛，从而在社会士民中掀起了“生当报国死”的热潮。在这股潮流之下，尚武任侠与强烈的功名欲成了唐代诗人的普遍心态。而出塞征战疆场不仅能实现杀敌报国的雄心壮志，同时从戎入幕也是进入仕途的很好途径。在这种背景之下，造成了诗人人格理想的亢奋状态，喊出“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岑参）“一朝弃笔砚，十年操矛戟”（崔融）等这样高昂的口号，把从军入幕而求仕途的渴望与征战边塞杀敌报国的豪情融合在一起。正如霍松林、傅绍良所说：“唐代诗人与唐代以前诗人相比，个性意识要强烈的多，他们不仅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且还有着十分醒目的自我形象的塑造。”[4]显然，他们所说的“社会责任感”是诗人的报国壮志，“自我形象”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功名的强烈欲求。然而，“在现实中要实现这两点却相当不易，因为在多数情况下，客观因素往往对主体起着巨大的‘反实现’作用。盛唐诗人就是如此，他们几乎个个都遇到了这样或那样的压力，也造成了大大小小的失败和挫折。胸怀大志的诗人们在追求其人生理想的过程中，饱尝了失落之苦。”[5]正是在诗人自身的这一矛盾斗争过程中，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把“离怨”作为其中一个抒情媒介或诱因来表达对社会现实及其造成的尴尬的个人境遇的强烈不满。如“夜夜闻悲笳，征人起南望”（崔融《关山月》），由胡笳勾起的强烈的离愁别恨，只能在每天深夜发出遥远无际的空叹，同时又只能在“旅魂惊塞北，归望断河西。春风若可寄，暂为绕兰闺”（崔融《塞上寄内》）的愁怨中安慰自己。
由此可见，从诗人创作的动机看，“离怨”色彩之所以出现于唐代边塞诗中，是由于诗人对自我生存境遇的不满，并用“离怨”这一媒介或诱因表现出来。
参考文献：
[1]（宋）朱熹集注.四书五经・论语卷九[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74
[2]（宋）胡应麟.诗薮[M].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3.
[3]杨林昕.唐代边塞诗流源小考[J].甘肃高师学报，2002（1）.
[4]霍松林，傅绍良.盛唐文学的文化透视[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9.
唐代边塞诗范文第2篇
作者简介：张一羚(2000-)，女，满族，辽宁义县人，辽宁省锦州市义县高级中学高三17班在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0-093-01
边塞诗人的“豪放”解读需要从全方位进行。就目前的边塞诗分析来看，其题材、情怀以及使用意象等都具有较强的统一性，所以在具体分析边塞诗人的“豪放”时，也要从这些方面入手进行详细的探讨。
一、题材上的“豪放”
边塞诗人的“豪放”首先体现在其诗词的题材上。就目前的总结分析来看，边塞诗人的题材“豪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对边关的战争进行描述。沙场战争本就是豪气干云的行动，而边塞诗人在自我“豪放”表达的时候，往往会使用到战争题材，比如“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再比如“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这些典型的边塞诗以战争为题材，将场景扩大，由此来表现豪放。第二是对边关将士生活场景进行描写。边关将士常年在外，对家乡有着深深的思念，但是他们为国而战的“情”将这份思念压下，每每在一些特殊的时刻，这些情绪会表现得异常浓烈，而边塞诗人的“豪放”，就是通过这种情绪来表现的，比如“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再比如“夜战桑乾北，秦兵半不归，朝来有乡信，犹自寄寒衣。”第三是对边关塞外的壮丽风景进行描述。边关虽苦寒，但是风景却有壮阔之美，所以边塞诗人常借边关壮丽的风景进行自我“豪放”的表达，比如“燕山雪花大如席”，比如“雨雪纷纷连大漠”，再比如“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等等，这些内容大都为边关特有，所以是边塞诗的重要题材。
二、情感上的“豪放”
边塞诗人的“豪放”不仅体现在其作品的题材上，还体现在作品情感上。就目前的边塞诗人情感分析来看，其情感表达主要有三种：第一是杀敌保国的决心，而这种决心本身就带有“豪放”的意味，所以在表达决心的时候，“豪放”的情感异常的浓烈。比如上文提到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就是一种攻破敌人大本营的决心体现，而此决心透着浓浓的豪放之意。再比如“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也是一种沙场决心的体现。第二种是突破了离别情的期期艾艾，将这种情绪转化为积极的力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高适的“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第三种是对边塞风光的喜爱，由此体现出来的壮志豪情以及对祖国的大爱。比如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再比如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些景物都是边关特有，通过景物描摹，体现的不仅仅是爱好景物的一种心情，更是对祖国壮丽山河的热爱。
三、意象上的“豪放”
边塞诗人的“豪放表达”，除去题材和情感，在意象上也表现得十分强烈。就目前的分析总结来看，边塞诗人在意象选取的时候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色：第一是会选取范围面比较大的意象，比如黄沙、城池、云海以及朔风、大雪等等。举个简单的例子，在王之涣的《凉州词》当中这样写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本来城池是比较大的意象，这里用“一片”和“孤”对其进行修饰，使其与“万仞山”形成鲜明的对比，而这种对比，将边关特有的田地浩大的感觉体现了出来，所以说整首诗从意象上将格局和场景进行了放大，情绪表现也更加的豪迈了。再比如岑参的“瀚海阑杆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这里的“瀚海”、“百丈”、“万里”均给人一种浩大的感觉。第二是在边塞诗人的“豪放”表达中，他们会选取一些具有边关特色的意象，而这些意象，本身就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比如“马”。在边塞诗中，“马”是比较常见的意象，这种意象本身具有积极向上的意义，尤其是将其放于战争场景，更有杀伐的意味，所以在边塞诗中，诗人常借“马”表达“豪放”。比如“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再比如“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些诗中的“马”，其形象和诗人情感是相吻合的。
结束语：
边塞诗在我国的传统诗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积极地进行其“豪放”的解读，更有利于学生把握边塞诗的情感。从边塞诗人的角度分析来看，其“豪放”的表达具有相对的固定性，因此对这些固定的内容进行解释和分析，边塞诗的理解会更加的深刻。
参考文献：
[1]雷鸣.唐代边塞诗的文学地理学分析[J].语文建设,2014,20:55-56.
唐代边塞诗范文第3篇
一、塞下秋来风景异――辨析意象识诗意
边塞诗大多有比较明显的“边塞味”。首先其标题往往有“行”、“军”“征人”“塞”“戍”等与军旅有关的字眼。其次，边塞诗中的意象多反映边地风貌与军旅生活。自然景观诸如黄沙、白云、冰川、秋月、雪山、大漠、孤城、边关等，地理名诸如塞外、雁门、漠北、玉门关、黄河、阴山、楼兰、西山等，战事器具诸如金鼓、旌旗、烽火、刁斗、羌笛、胡笳、琵琶等，人物诸如戍卒、将帅、胡人、单于，乐曲诸如表离情别愁的《梅花落》《折杨柳》《关山月》《行路难》《阳关三叠》等。所谓雄剑羽书战事紧，号角宝刀杀敌切。旌旗响箭战场烈，琵琶美酒胜利还。万里平沙征战苦，朔风蓬蒿白骨乱。关山陇月人不归，鸿雁秋风肝肠断。诗人要么直接描写，直言边塞风光的奇异或征战环境之恶劣；要么借景抒情，用壮阔苍凉、雄浑高昂的边塞之景抒发保家卫国的壮志豪情；要么借“边月朔风、羌笛芦管”，极言边疆将士的思家之苦等等，鉴赏时须注意景与情的联系。
二、边塞诗魂永不散――主旨集中探诗情
边塞诗常或多或少都染上诗人的个人色彩和打上时代的烙印，因此诗人的生活遭遇或时代背景等常常是解读诗情的突破口。诗人的个人遭遇常常在所给诗歌的“【注释】”中会有所暗示，或年少从军，或欲求功随军，或遭贬随军，或戍边日久等。至于边塞诗的时代特点，又与国运相关：初唐边塞流露的多是“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从军热情，盛唐边塞诗充溢的多是“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的进取精神，中唐边塞透露的多是“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的厌战情绪，晚唐边塞诗充满的多是“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反战呼声，宋朝边塞诗词虽也有豪壮悲愤之情，但更多的是“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惆怅与遗憾，或是因为战败太多，或是因为边塞苦寒，所以其边塞诗词的意象、色彩、所闻、所见、所感，无不给人一种凄凉、衰飒的清冷之感。但无论什么样的生活遭遇，在任何时代，边塞诗所抒发的情感总体上表现为如下：
（一）保家卫国、建立功名的壮志豪情
或表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从军热情；或抒写驰骋疆场的丰功伟绩；或讴歌不惜为国捐躯的英雄气概。
（二）奋勇杀敌、英勇无畏的英雄气概
或描写战争的激烈，表现将士勇敢顽强的英雄气魄；或描写投剑从征，表现将士视死如归的勇气与大无畏的精神；或描边塞环境的恶劣，表现将士不畏艰险的牺牲精神。
（三）雄奇瑰丽、奇异苍凉的边塞风光
如大漠戈壁、边塞萧关、冰川雪峰等，这些边塞风景，常常充满一种苍凉雄壮的基调。如高适的《金城北楼》“北楼西望满晴空，积水连山胜画中。湍上急流声若箭，城头残月势如弓。”作者入夜登楼远眺，城头残月如弓，黄河水声若急箭，让人依稀感受到边塞风光的苍凉雄壮。
（四）征人思乡、闺妇盼归的两地情愁
或表现边塞将士久戍思乡的精神痛苦，揭示爱国与思乡的矛盾；或极写边地环境的恶劣与从军生活的艰苦，透出无法排遣的乡愁；或写戍边生活的单调无聊，表达归家的期望等。如李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寒冷的边关，月色如霜，寒沙似雪。在这万籁俱寂的静夜里，夜风送来了凄凉幽怨的芦笛声，唤起了征人思乡之情。
（五）凄苦哀怨的怨战情绪与反战思考
或表现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与灾难，反对穷兵黩武的政策；或极写战事之惨烈，控诉边将的无能，朝廷的用人不当；或讽刺帝王的好大喜功，引发对战争的思考。（《古从军行》李颀 ）
三、拨开浮云终见日――品析内容辨手法
诗作的内容与主旨决定所用的手法。所以，对边塞诗艺术手法的分析，首先要充分读懂诗意；其次，针对边塞诗的特点，也得掌握一些常用的手法。
（一）要掌握一些基本手法，如夸张、对比、用典等
如李益《塞下曲》“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定天山。”第一句用马援屡立战功，被封为伏波将军的故事。第二句用班超投笔从戎，封定远侯的故事。第三句用古代晋人与姜戎败秦的故事。第四句用唐初薛仁贵西征突厥的故事。全诗用典，讴歌了将士们激昂慷慨、视死如归、坚决消灭来犯之敌的英雄气概和勇于牺牲的精神。
（二）要有侧重地分析其技法。边塞诗有的侧重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有的着力于意境的营造与情感的抒发
1.侧重于表现人物形象的，常用侧面烘托、动作肖像描写，细节描写等手法。例如王维的《观猎》“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首句用风呼，弦鸣，侧面烘托将军的臂力强、箭法高。尾句“千里暮云平”写景作结，借自然环境的变化，烘托将军狩猎的气势与骁勇英姿。
唐代边塞诗范文第4篇
正是具备了这种海纳百川的雍容气度、自由昂扬的精神风貌，唐诗才能够如此五彩缤纷、百芳绽放。不仅绽放于江南水乡，也回响在长城内外：尤其令人惊喜的是其旺盛的生命力，它在神州边塞疆域的传唱，绽放出一朵硕大的诗苑奇葩――边塞诗。盛唐边塞诗歌创作的繁荣无疑诠释着“盛唐气象”，而连接二者的纽带之中有一条甚为醒目，即丝绸之路。丝绸之路这一交通动脉经过汉代以来的不断拓展，时至盛唐呈现出了空前繁荣的景观。由洛阳、长安经西域通往中亚、西亚、南亚乃至欧洲、北非的这条道路，使得“盛唐气象”在空间上获得了绝佳的诠释。
丝绸之路的繁荣不仅体现出大唐帝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强盛，同时还呼唤了唐代知识分子的激情、热情与希望。可以推测，唐代行走于丝路的诗人当有不少，挥毫于丝路的诗作亦当可观，但不幸的是诗人已不能一一考索，诗作也无法篇篇流传。然而万幸的是，有一位边塞诗人的诗名、诗作流传了下来。他不止一次的西域行旅所留下的串串脚印早已被大漠风沙掩盖，但其创作的诗篇却像一个个音符，伴随着瀚海驼铃，顺着丝路般的五线谱而响彻至今，他的丝路之作足以唱响“盛唐气象”中的边塞之歌。他，就是边塞诗人――岑参。边塞诗篇的壮丽谱写，无疑成就了岑参作为盛唐著名诗人的诗名：然而两次出塞深入西北边陲的经历，更成为岑参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壮举。
岑参（715―770），出生于江陵（今湖北荆州。他的曾祖父岑文本、伯祖父岑长倩、堂伯父岑羲在唐朝都曾官至宰相，他的父亲岑植也仕至刺史。尽管岑参《感旧赋》曾不无自豪地说：“参，相门子……国家六叶，吾门三相矣！”但这些于他而言都是昔日的美谈。岑参幼年丧父，家道中落，凭借自己的刻苦努力，于唐玄宗天宝三载登进士第，被授予右内率府兵曹参军一职。他与高适等盛唐的大多数文人一样，都热衷于进取功名，具有热切的入世精神
建立赫赫功业、博取富贵功名是盛唐士人的普遍心理，而入幕边疆塞垣也正是当日文人选取的途径之一
与岑参齐名的边塞诗人高适就由入幕边庭而位至候爵，但文士入幕且仕途畅达如高适者却数不出几人来
然而，理想总是要有的，岑参同样怀揣着如此理想，策马西行岑参一生共有两次西域行旅经历，首次为唐玄宗天宝八载至天宝十载夏的安西之行，第二次为唐玄宗天宝十三载夏到唐肃宗至德二载夏的北庭之行，后一次西行时间相对较长
在岑参现存的400余首诗歌中，两次西域之行的丝路之作约78首第一次34首，第二次44首约占其全部诗作的20%，也正是这20%的诗篇成就了他的边塞诗名
相较于第二次西行，岑参的首次行旅及相关创作似并未引起时人多少注意，且诗歌创作数量、创新水平都不及第二次，但是仅根据这34首诗，我们足以清晰还原其西旅轨迹
唐玄宗天宝八载，岑参由右内率府兵曹参右威卫录事参军，赴安西都护府高仙芝幕掌书记，开始了其人生首次的西域之行
安西都护府始置于唐太宗贞观十四年，旧址在今吐鲁番以西的交河古城
高宗显庆三年五月移安西府于龟兹国，以旧安西府为西州，龟兹即今新疆库车
严耕望先生《唐代交通图考》中说：“安西都护府（今库车）则唐代前期中央政府控制西域之总部其间晾州至安西都护府相去5000里，有通道达，为唐代西通西域中亚之交通孔道，亦唐代前期控制西域中亚之工具也故此道允为当时国际交通之第一重要路线，全程皆置驿……其间（长安至安西都护府）行程7000里，急行一月可达”长安到安西包括丝绸之路东、中段，岑参首次丝路之行就是这一路线
诗人经咸阳一路向西，“一驿复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成阳，暮到陇山头”（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朝发咸阳，暮至陇山，驿站数量之多、驿骑速度之快，可以想象盛唐交通的发达
陇头分水岭上有“分水驿”，岑参有感伤行役之作《经陇头分水》，借眼前之陇水写羁旅之愁肠
过陇水，经渭州而目睹“渭水东流去”（西过渭州见渭水思秦川），一路西向的他又一次萌生思乡之情《题金城临河驿楼》作于金城，即今甘肃兰州，乃丝路重镇之一由金城西北进入河西走廊，“燕支山西酒泉道”（《过燕支寄杜位），“燕支山”即焉支山，在今张掖山丹县过了此山则西为酒泉，再向西就是敦煌，岑参有《敦煌太守歌》出敦煌，诗人有《日没贺延碛作》等诗作，“贺延碛”指莫贺延碛，是伊州境内的大漠，延袤2000里，水草不生，所以有“平沙万里绝人烟”（《碛中作）的描绘经过大漠后，“火山今始见，突兀蒲昌东” （《经火山），“蒲昌”为今新疆鄯善，唐时为西州所辖，火山高耸蒲昌之东经火山向西，岑参有《银山碛西馆》、《题铁门关楼》、《宿铁关西馆》、《安西馆中思长安》等诗作，可见继银山碛、铁门关后，岑参终于抵达安西
“家在日出处，朝来起东风”（《安西馆中思长安》），由“东风”推测岑参到达安西时，已是天宝九载的春天之后，诗人又有焉耆之行（≤早发焉耆怀终南别业）、阳关之行“二年领公事，两度过阳关”（《寄宇文判官》）、玉门关之行“玉关西望堪肠断，况复明朝是岁除”（《玉关寄长安李主簿》），由“二年”、“岁除”推测岑参以上诗作当系于天宝九载岁末“苜蓿峰边逢立春，胡芦河上泪沾巾”（《题苜蓿峰寄家人》），根据岑参行迹，“立春”上接“岁除”，时间应该到了天宝十载，春的东归途中
暮春返程至武威作有《武威春暮闻宇文判官西使还已到晋昌》、《河西春暮忆秦中》、《登凉州尹台寺》等诗岑参留武威时间较长，由《武威送刘判官赴碛西行军》中“五月”可见其滞留到当年夏季，六月到达临洮时有《临洮龙兴寺玄上人院同咏青木香丛》 《临洮客舍留别祁四》等诗至此，岑参人生中的首次西域行旅宣告结束，但是其丝路之作的深远影响才刚露端倪在流传至今的唐代2000余诗人的近5万首诗歌中，唯有在岑参笔下将丝路之行完整再现，这是岑参之幸，也是唐诗之幸！
“三年绝乡信” 《临洮客舍留别祁四》，岑参初使西域为幕僚前后近三年时间，其丝路之作反映出的行经之处与严耕望先生《唐代交通图考》中所叙述的唐代长安通往西域的大道完全相符，即“岑参由长安逾陇坂、大震关、分水驿，经渭州、临州、兰州，至凉州，又经肃州、玉门关，渡莫贺延碛至西州，亦曾到沙州；西州又西经银山、焉耆、铁门关，至安西”。这正是唐代丝绸之路中道的东段。
安西之行，一路陪伴岑参的唯有日月。“月”在诗人笔下共出现八次，这一自然意象不仅记录着诗人的丝路行迹，也是其心路历程的符号与象征，如陇山“山口月”、敦煌“城头月”、凉州“城头月”、武威“边城月”、轮台月、关西月、故园月，无一不折射出岑参的思乡情怀。不仅是月，“日”亦被赋予这一含义。尤其是岑参初赴西域时，他笔下的“日”往往与长安故乡联系在一起，“长安遥在日光边” 《燕支寄杜位》，“家在日出处，朝来起东风”（《安西馆中思长安》），“长安不可见，喜见长安日” 《忆长安曲二章寄庞》，长安即故乡所在，由情及物，物也被赋予人情。
西旅所经不仅仅是山川河流，越向西，更多的展现在眼前的是戈壁大漠。岑参首次西行第一首诗便开始了对大漠的描写，“十日过沙碛”《初过陇山途中呈字文判官》，可见其广袤，尤其当诗人出敦煌亲历莫贺延碛时，无垠的大漠令人绝望，乃至发出“悔向万里来”《日没贺延碛作》的感叹。作为万里沙碛的标志性植被，“白草”在岑参丝路之作中多次出现，然而诗中“白草”并非只作为沙碛大漠的代名词，“北风吹沙卷白草”《过燕支寄杜位》，“白草胡沙寒飒飒”《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蜒歌》：白草在诗人笔下还巧妙地表现出另一重含义，即沙碛的广袤：“白草磨天涯”《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正是在岑参笔下，“白草”成为边塞诗特有的意象。“白草”、“白雪”似乎为西域染上一层神秘的色彩，然而岑参笔下的“梨花”又为这神秘增添了几分生机。“梨花”在诗人笔下共出现三次，前两次均为实写：“边城细草出，客馆梨花飞” 《河西春暮忆秦中》，“胡地三月半，梨花今始开”《澄凉州尹台寺》，这两首诗皆作于第一次西行途中：第三次写“梨花”为虚写，“忽然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以梨花的繁喻雪花的盛，设喻奇妙历来为后人所称许。第二次丝路之作所体现出的奇丽风格经“梨花”的妙用得以升华，然而，若没有首次西行的“梨花”印象，没有亲历边塞的体验，如此奇景奇语是不可能出现在岑参笔下的。边地气候温差极大，岑参不仅写严寒也写酷热，这主要通过“火山”的描写而表现。岑参首次见到火山即第一次西行时，“火山今始见，突兀蒲昌东”《经火山》，当时正是严冬，然而眼前却是“赤焰烧虏云，炎氛蒸塞空”，以至“人马尽汗流”，对天地造化之功的奇伟、异域自然风光的奇丽描绘尽显笔端。
边地虽有征战却并非处处苦寒，丝路之上不乏安定、富庶之地，只是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出了别样的异域文化。由岑参首次西旅对敦煌的描写可见：“黄砂碛里人种田” 《敦煌太守歌》，边地小郡虽不比中原，但“郡中无事”，百姓安居。边地民族多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军旅生涯中“马”更为主力。岑参笔下“马”这一物象使用频率极高，而他诗中的“马”并非只作为战争意象出现，诗人借“马”抒建功立业之怀：“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写羁旅年月之久：“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磕中作》、“弥年但走马，终日随飘蓬” 《安西馆中思长安》。此外，状边地苦寒以衬托羁旅辛苦也借助“马”这一物象，“双双愁泪沾马毛，飒飒胡沙进人面”《银山碛西馆》，“马汗踏成泥”《宿铁关西馆》“秋冰鸣马蹄”《早发焉耆怀终南别业》，通过对马毛、马汗、马蹄的描写，细处着眼却营造出极强的艺术效果。军中生涯不仅是“角声一动胡天晓”《武威送刘判官赴碛西行军》之后的“终日见征战，连年闻鼓鼙”《早发焉耆怀终南别业》，军乐之外的宴飨之乐实为沙场之外的主旋律：“美人舞如莲花旋”、“回裾转袖若飞雪”、“琵琶横笛和未匝”《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铤歌》，胡歌、胡乐、胡姬、胡舞交相辉映的纷繁场景、宴饮气氛，为边疆的戎旅生涯增添了无限生趣。
往来于塞外边地，岑参交往最多的是下层幕僚，相近的身份与境遇使他们心灵的沟通有了更多默契。往返奔走于丝路上的这一文人群体，赠答中的寄托与勉励成为丝路上的又一主题。《玉关寄长安李主簿》、《武威送刘判官赴碛西行军》、《送韦侍御先归京》、《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等，不同的酬赠对象却抒写着相同的送别主题。“与子且携手，不愁前路修”《彻过陇山途中呈字文判官》，但是豁达的勉励并不能完全掩盖羁旅的相思愁苦与仕途的坎坷辛酸，终究是“相忆不可见，别来头已斑” 《寄字文判官》。其实后者也正是由来已久的边塞诗歌主题之一，岑参的成功之处不限于继承这一主题，更在于对这一主题的升华。“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逢入京使》，苦境之中犹能发旷达之语，悲壮之余更见慷慨。
作为岑参生平首次西域行旅的目的地，对于安西一龟兹之地的正面描写虽然不多，多数笔墨泼向了长安一安西之间的瀚海。然而，这并非是什么憾事，正因为有这样一个目的地存在于丝路那端，有这样一个坐标伫立于风沙大漠，诗人的诗笔才有了方向，诗人的诗方才得以生发。
岑参有幸，西行得大漠之助！
唐代边塞诗范文第5篇
《白雪歌》在唐代众多的送别诗篇里确是以其诗境奇特引人注目，以致论者多以“尚奇”论其创作主题。本诗常被称道的用笔之奇主要集中在三处：开头以梨花喻雪是一奇；中间写饯别宴席上的音乐是一奇；结尾写风雪中的红旗又是一奇。但笔者认为，既然它是一首送别诗，诗人所使用的任何诗歌意象说到底应该都是为送别主题服务的，单单就“尚奇”来理解此诗特点有失偏颇。并且说作者把这种“不是春光，胜似春光”的“美丽精神境界”贯串了全诗，也还存在难以诠解之处。
全诗开篇即从送别时的天气写起：“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以梨花喻雪可谓别开生面。但这并非诗人写进此诗中的刻意求奇之句，遍览岑诗可以看到，花是其诗歌的中心意象之一。据笔者统计，出现在岑诗中花的意象有23种之多，如芦花、荻花、桃花、松花、槐花、、梅花、橘花、牡丹花、海棠花等等，而岑参最喜欢的莫过于梨花了。在创作时间早于《白雪歌》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多次写到了梨花意象，如“长安柳枝春欲来，洛阳梨花在前开。”(《送魏四落第还乡》)“胡地三月半，梨花今始闻。”(《登凉州伊台寺》)“渭北春已老，河西人未归。边城细草出，客馆梨花飞。”(《河西春暮忆秦中》)“野旷不见山，白日落草头。客舍梨花繁，深树隐鸣鸠。”(《冀州客舍酒酣贻王绮寄题南楼》)“梁园二月梨花飞，却似梁王雪下时。”(《梁园歌送河南王说判官》)“梨花千树雪，柳叶万条烟”(《送杨子》)等等。除了梨花，岑参甚至还写梨叶梨果，如“客舍梨叶赤，邻家闻捣衣。夜来常有梦，坠泪缘思归。”(《杨固店》)“林晚梨初拆，枝寒梨已红”(《秋夜宿仙游寺南凉堂呈谦道人》)等等。
由此可见，花意象，尤其是梨花于诗人的印象何等深刻。有意思的是，诗人写梨花(如上所举)常常是在他远离故乡的时候，而且从诗意看，他笔下的花总是和思春念归、士逢知遇等情感活动联系在一起。反过来再看《白雪歌》中的梨花意象，它看似神奇，就诗人而言实则信手拈来。这大雪飘飞恰似梨花盛开的自然景观，对在内地少观雪景而多看花开的诗人来说，不能不勾起他对往昔生活的忆念和对关中春光的眷顾。这种情愫的产生应该是和他久居塞外(写此诗时岑参已经是第二次出塞)且又送武判官东归长安的活动有关。所以，以梨花喻雪并不是单纯咏雪，它实际上寄托着诗人由送人东归引起的对家乡故土的思念。如果再进一步就全诗诗意的跌宕和情感的起伏来看，说它是为造成诗歌抒情结构上的扬抑顿挫也未尝不可。因为，产生于雪后美景的这一点惊喜，很快便被难耐的严寒所取代了。诗人接着写道：“散人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赏阅雪境的美丽心境很快就变成了对难以抗拒的自然力的着意刻画，正是在这寒入肌骨、阴云笼罩的环境氛围中响起了音乐之声：“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
周啸天先生指出：“‘胡琴琵琶与羌笛’句，并列三种乐器而不写音乐本身，颇似笨拙，但仍能间接传达出一种急管繁弦的场面，以及‘总是关山旧别情’的意味。”(《唐诗鉴赏词典》)此说比较中肯。唐诗里吟咏胡琴琵琶羌笛的篇章不少，但是借助这类乐器之声表达喜悦之情的不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李益的《从军北征》，王维的《陇头吟》，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高适的《塞上听吹笛》，王昌龄的《从军行》其二，王之涣的《凉州词》，王翰的《凉州词》等等，都是借琵琶、笛子之声传递愁情怨绪的。正如林庚先生所云：“笛子的爱好起源于北朝的《折杨柳》。”(《诗的活力与诗的新原质》)而北朝民歌《折杨柳歌词》所吟咏的恰是非常哀怨的情绪：“上马不捉鞭，反折杨柳枝。下马吹长笛，愁杀行客儿。”这说明出现在诗歌里的塞外笛声自古以来就不是抒写奇丽心境的。
岑参在自己的边塞诗里亦多次写到琵琶与笛子。如“天门街西闻捣帛，一夜愁杀江南客。长安城中百万家，不知何人夜吹笛。”(《秋夜闻笛》)“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胡笳一曲断人肠，座中相看泪如雨。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等等。诗人以“颇似笨拙”的笔墨点出席间音乐的急管繁弦，确实是苦寒氛围中的一处奇笔。但是如果离开了对军帐中别离双方彼时彼地情绪脉搏的把握，忽略了“胡琴琵琶与羌笛”在诗歌里只是作为表达愁情别绪的符号存在，又怎么能理解诗人为什么不写音乐本身而仅仅点出乐器名称的原因呢。饯别之时席间响起的音乐之声确实打破了环境气氛的沉闷，但诗人写音乐显然不是从“尚奇”角度考虑的。
全诗最后六句集中写雪中送别场面，尤其是诗人写到了雪幕中的红旗。“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论者多以为这雪幕中的红旗也体现了此诗“尚奇”的特色。因为在茫茫雪天里这红旗的颜色太鲜明显眼了。其实先不说在风雪迷天的薄暮时分这蒙雪僵硬的红旗是否还那么耀眼，单就被别情笼罩的别离者而言，此时是否有心欣赏这景色也还难说。周振甫先生说：“《白雪歌》用‘风掣红旗冻不翻’来写苦寒也极为突出。”(《谈岑参的边塞诗》)这倒是中的之见。诗人用此句不仅照应了上文因写军中饯别而中断了的对严酷的自然气候的进一步描写，而且与下文的“雪满天山”之景互为表里，传达出对东归之人雪天出行的隐忧和关照之情。诗人紧接着详写道：“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在辽阔的背景中，山回路转，行人已经消失，而送人者仍久久伫立风雪之中不愿离去，他注视着眼前的一行马迹，若有所思，若有所失。这种情景和“美丽的心境”，“尚奇”的风格又怎么能联系到一起呢?它分明表达的是独特深长的离情别绪。
综观全诗，以咏雪而写天气的寒冷倒是作者写景抒情的一条线索，而对别情离绪的抒发也可谓一波三折。虽然离别之情没有被过分渲染，但它却始终如千里伏流之涌动，贯串于诗歌的字里行间。全诗所抒写的是一个久戍边塞之人，在功名未就、回归不得而又送人回归的特定情景氛围与气候条件下产生的别情，它那么清新，又那么凝重，如塞外愁云一样翻卷在诗人心头，在历经了奇寒的锻造和思乡念远情结的荡涤之后，显得既慷慨无悔又意绪绵长。
注：①见《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12月，第4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