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母亲的诗歌现代诗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关于母亲的诗歌现代诗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关于母亲的诗歌现代诗范文第1篇
百花洲畔的回响
冬日的下午，漫步碧波粼粼的百花洲畔，游弋于白墙青瓦之间，走在湿漉漉的青石板上，泉水人家的喜怒哀乐，历史文化的沧桑厚重，随着石缝里的泉水，汩汩冒了出来。同泉水一起冒出来的还有诗人的文思，在老墙老院中，“一些印象”书吧聚集起了一群爱诗之人，共谈诗词，共谈风月。
追溯到一千多年前，宋代的百花洲比现在大得多。在当时的诗人眼中，百花洲一带的风景分明是桃花源。齐州（今济南）知州曾巩游览此地，曾写《百花台》诗赞美：“烟波与客同樽酒，风月全家上采舟。莫问台前花远近，试看何以武陵游。”一千多年后的今日，桑恒昌、、王展、张普四位诗人在同样的地方留下诗迹。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编的《山东文学通史》中，曾经这样描述山东诗歌的发展脉络：“以臧克家为代表的第一代诗人是意象化新诗向形象化新诗转移的一代；以贺敬之为代表的第二代诗人是将形象化新诗推向极致的一代；以桑恒昌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是探索新诗意象化卓有成就的一代。”在《山东当代作家》的桑恒昌一章中，他被认为是“当代文坛新时期意象抒情诗的领军人物”。
《四重奏：济南的回响》首发前，桑老经历了一次“生死”。从医院的ICU活着出来，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是一堵墙，我没倒下，就为后代隔绝了另一个世界。”桑老对于生死的态度，从他的诗作中可一窥究竟。《四重奏：济南的回响》中收录的一首《卧成一座大山》中，能够体味到生命的轮回。
青藏高原
冷月边关
我听到自己
送别母亲时的哭喊：
“娘呀娘
上西南……”
纷纷的泪雨
纷纷的纸钱
年少不懂事
问奶奶
“西南有多远？”
为寻母亲的去处
一路走到唐古拉山
母亲为啥不走了
路太颤？风太寒？
是牵挂儿子
是断了盘缠？
有钱舍不得用
凝成皑皑的雪峰冰川
母亲终不肯再挪动一步
静静地卧成一座大山
一个诗人，应该是一个“诗做的人”，眼里、心里应该处处有诗。“诗应该从生命中来。”七十五载春秋，悠悠多少往事。回顾自己的文学经历，桑恒昌一直在“用心突破”。他早年曾在文学部门做行政工作，与人合作写过报告文学《爱的暖流》，在全国获奖，也曾写过小说，在《人民文学》发表。后来随着行政工作日益繁重，他决定放弃叙事文学，专心写抒情诗，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他专注于写怀亲诗，其诗意象之浓，情感之深，往往令人过目难忘，比如那首著名的《中秋月》：
自从母亲别我永去
我便不再看它一眼
深怕那一大滴泪水
落
下
来
湿了人间
对于一个“诗做的人”而言，诗无处不在，“只要生命在，诗就在”。
“相互照亮”诗城济南
济南自古就是一座“诗人之城”，最早的诗篇可追溯到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大东》，这首诗的作者就生活在古址位于济南东部的谭国。到了今天，山东一大批优秀诗人正在崛起，但山东诗人被关注的程度远远低于他们的实力。
文学评论家马兵说，“山东诗人在全国的诗歌版图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可以说现代诗歌出现的重要现象、争鸣中，山东诗人都没有缺席。”另一位文学评论家房伟补充道：“山东诗人在全国诗坛的地位很高，而济南在山东又具有辐射全省的作用。”
《四重奏：济南的回响》一书收录了四名本土诗人的作品，他们各自以自己的独特语言风格和审美情趣，向外界展示了他们笔下淙淙流淌的诗意，并留下诗歌在这座城市的回响。
在济南市历下区文联主席王亚非为《四重奏：济南的声响》做的序中，我们可以初步了解四名诗人的“诗心”。
是一位生于济南长于济南的诗人，他待人宽厚、做人谦和、良师诤友的老大哥形象一直令济南的文朋诗友赞赏有加。诗人雪松曾评价他：“有一颗多愁善感的心。这颗心敏感、忧郁、多情、细腻，对人生抱有浪漫的幻想。在这样的个人气质上生长出来的诗歌，天然的具有一种唯美的情调。”
王展，济南市作协副主席，作品风格朴实无华，精短而富有灵性。自然而流畅，散发着一种自然的气息。
张普的诗歌，题材广泛，内涵凝重深刻。尤其是他的“我的村庄”系列，无不透出浓浓的对故土的情怀，对生命与土地的精神依托和确认，人生真味尽在其中。他所的军旅题材的诗歌，则是他对部队生活怀恋的精神延伸。
“诗人”是他们统一的标签，他们将创作根植于生活、工作的土壤，聆听生命，写出了优秀的诗篇。
关于济南，新的文学表达在不断进行。1月11日下午，《诗意历下》首发式在泉城中学举行。这本书成书于2016年12月，之前的夏天，近百位诗人来到济南采风，各自写下精美诗篇，赞颂大明湖、趵突泉等风景名胜。全书分为散文诗、现代诗、古体诗三个部分，收录了围绕历下人文、风光、历史所创作的诗歌作品150多组。
目前，《诗意历下》已经发放到历下区两万多名中学生手中。
本书的开篇之作，黄恩鹏的《在济南历下老街听泉》，用诗意的语言描绘了济南老街与泉水之间的关系。他在最后写道：“所谓民生，就是漾动着的大大小小的池井、湖塘――那些清清的、亮亮的、湿湿的、满满的一片又一片洁净安详的月光……”他所描绘的，也正是以4位诗人为代表的济南作家不断付诸笔端的精神家园。
■资讯
再别康桥――
与徐志摩在济南重逢
关于母亲的诗歌现代诗范文第2篇
关键词：海子 抒情短诗 隐喻型 直白型
海子早已成为一个象征符号，“诗人之死”被一些人视为终结一个时代和开启另一个时代的标志。海子生前可谓名不见经传，仅公开发表几十篇诗作，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但海子死后，无论是在研究界还是创作界，其人其诗都引起高度的关注。在他死后的几年里，一大批追随者围绕着土地、麦子等海子的核心意象进行创作，以至于诗人伊莎写诗讽刺那些海迷们，称他们是“城市中最伟大的懒汉/做了诗歌最光荣的农夫”（伊莎，《饿死诗人》）。评论文章也不绝如缕，1999年，海子十周年祭，第一部海子评论文集《不死的海子》出版。在诸多批评研究中，不少以其抒情短诗为对象。研究虽多，但多做整体观，而少就其差异性做出辨析、研究。本文基于海子诗歌的内在差异性，将其界分为隐喻型和直白型两种。
一、 隐喻型
诗歌不是对世界的摹仿，其评判标准也不取决于描述世界与现实世界相似度的高低。诗是对隐喻的解构和建构。就广义的隐喻来说，没有隐喻就没有诗，隐喻的死亡即诗的死亡。时间是隐喻的杀手，当隐喻在时间中积淀为一种习以为常的表述方式时，也就宣告了隐喻的死亡。此时，便需要诗人以其摧枯拉朽的创造力去结束苍白陈腐的隐喻，而重新创造出有生命活力的隐喻。当然，这其中也有所不同，有的时候破坏本身就是一种建构，有的时候则在破坏之后必须重建。正是在不断的破坏和重建中，诗歌才得以永生。
海子大部分抒情短诗是隐喻型的。在这类诗中，语言是其安身立命的核心场所。关于语言、世界、诗歌，海子在组诗《给母亲》之五《语言和井》中写道：
语言的本身
像母亲
总有话说，在河畔
在经验之河的两岸
在现象之河的两岸
花朵像柔美的妻子
倾听的耳朵和诗歌
长满一地
倾听受难的水
水落在远方
这是一首“元诗”，也是一首用隐喻写成的诗，它生动地展现了一首诗的产生过程。诗歌由之展开的场域――“语言”，被推到首要位置。在诗歌中，语言是什么？它不再是思想的附庸、交流的工具，也不是由人所发起、操持和支配的对象，海子亲切地把它比作“母亲”。这个比喻打破了将“母亲”和“语言”做纵向组合的惯常做法，而将其做一个横的转换。接下来，“总有话说”的，既是母亲，也是语言。语言的言说像母亲的言说一样，有巨大的繁殖力和亲和力。诗句提示我们，与那种冰冷的逻辑语言相比，诗性的语言更为原始。在诗歌创作中，语言以“话说我”而不是“我说话”的方式出场。在话语的繁衍、生成中，世界如其所是地展开，而诗人的主体则退居为一个聆听者。
在语言到来之前，诗人自身的生命及其接触的外在物，都是一种“自行锁闭者”，它们处于一种“自不相识”的被遮蔽状态。但这种遮蔽“并非单一的、僵固的遮盖，而是自身展开到其质朴方式和形态的无限丰富性之中”。[1]它是尚未开显的黑暗之地，又蕴含着无限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它不能自明，但能以其原始力量去召唤语言和表达。在长期的召唤中，语言以一种潜在的磨砺状态蓄势待发。这种磨砺分秒不停，甚至在诗人的睡梦中也进行着。久而久之，语言突然破口而出，而诗人并不自觉。存在在此得以显现，诗人以此得以确证自我，物也在此刻成其为物。此时，正如福柯所说：“语言不再是自然，但语言也不是一个神秘的工具。还不如说，语言是那个拯救自身并最终开始倾听真正言语的世界的构型。”[2]所以，在“话说我”中，物在世界中复活，天、地、人、神在语言（诗）中四而合一。诗、语言和世界得到原初的认同和回归。“我说话”则不然，这只是诗人在使唤话语的时候，而并不是诗人处于最佳状态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诗人通常以其主体的强力对自足的语言和世界进行褫夺。
“在河畔/在经验之河的两岸/在现象之河的两岸/花朵像柔美的妻子/倾听的耳朵和诗歌/长满一地/倾听受难的水。” 后两句的正常语序应该是：“花朵像柔美的妻子/长满一地/倾听的耳朵和诗歌/倾听受难的水。”这里，明喻和暗喻交叉使用，可见物和不可见物同台演出。诗人在把妻子和花朵互喻的同时，也用妻子和花朵共同喻指语言。诗句中的身体修辞，回应了“总有话说”一句。语言像“长满一地”的“花朵”和“妻子”，美丽而富有生命力和繁殖力，语言又像倾听的耳朵，倾听构成了语言的一个功能结构。
“经验”和“现象”是能直观到的杂多表象，它们在时间之“河”中流动、变异、重组。此时，世界暗流涌动，混沌不开，心灵模糊不清，万物以一种无序的方式在黑暗无名的世界里游走。值得注意的是，“水”在海子的诗中经常指人的欲望或生命本体。在他看来，死亡和欲望都是人类苦难的根源，所以“水”是“受难的水”。海子是否受叔本华思想的影响不得而知，不过这里的确让人想到叔本华的悲观哲学。
最后一句显得突兀，水怎么突然就“落在远方”了呢？海子的诗中，一直存在着相对的两极，一极是大地、麦子、粮仓等形而下的事物，另一极是太阳、诗歌等形而上的事物。这种两极界分在《夜色》一诗中有直接表述：“在夜色中/我有三次受难：流浪、爱情、生存/我有三种幸福：诗歌、王位、太阳。”当然，这两极并非泾渭分明，即使在形而下的事物中，诗人也赋予其神启的力量，而在形而上的事物中，也经常可以嗅到泥土的气息。 “水落在远方”一句在整首诗中造成一个巨大的跳跃，它让“经验”、“现象”等形而下的直观表象一跃而入“远方”这一形而上的冥想空间。“水落在远方”，是冥暗中的事物经由语言的照亮化身为诗，继而从“经验之河”、“现象之河”的暗流中跃身而出，于是事物获救，诗人获救。
在海子的抒情短诗中，大部分是这类隐喻型的。像《亚洲铜》、《让我把脚丫在黄昏中一位木匠的工具箱上》等诗作都有非常强的文化隐喻色彩。可以说，如果不能破解海子的隐喻系统，就不能切入到他的作品世界。海子是一个诗歌的理想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诗歌的野心家。他要像但丁、莎士比亚、歌德那样成为诗歌之王，成为诗歌界的太阳。他有自己非常明确的诗学追求。他说：“伟大的诗歌，不是感性的诗歌，也不是抒情的诗歌，不是原始材料的片段流动，而是主体人类在某一瞬间突入自身的宏伟――是主体人类在原始力量中的一次性诗歌行动。”（《诗学：一份提纲》）他有写下大诗（史诗）的宏伟目标，然而这条路毕竟太寂寞、太荒凉。诗在远方，然而“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诗人对远方有太复杂的感情。那里仿佛有神的召唤，这种召唤让他像一个义无反顾的勇士一样，披荆斩棘在所不辞，甚至甘愿以生命和血的代价去奔赴远方的诗歌盛宴。然而，这位诗歌的夸父步履过于沉重，他的血液里盐分太高，他要勘测的存在之洞穴太奇崛，他会乏力，需要歇下来饮江河湖海之水。在休憩的片刻，海子写下了另一类抒情短诗，即直白型的诗歌。
二、 直白型
海子的直白型诗歌，是对语词的解放，也是对他自己的解放。在这类诗歌中，语词单刀直入、直抵存在。它脱去了沉重的负担，变得如野花一样纯洁美丽。诗人暂时“把远方的远归还草原”（海子：《九月》），回到此时此地、可观可感之在。《日记》是这类诗的代表：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
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
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
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
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
除了那些路过的和居住的
德令哈……今夜
这是唯一的，最后的，抒情。
这是唯一的，最后的，草原。
我把石头还给石头
让胜利的胜利
今夜青稞只属于她自己
一切都在生长
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 空空
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这就是海子的另外一面，另一种心境，另一种表达路径。当他发现“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时，他将所有宏大的诗学理想抛诸脑后。他要“把石头还给石头”，让“青稞只属于她自己”。诗人在做一种类似于现象学的还原，“回到事物本身”即是这类诗歌的旨归。此时，他不再“生活在别处”：“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 空空/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这一类诗歌在海子的抒情短诗中不算太多，但确实为他的诗歌增添了一道别样的风景。人们研究海子时，大多注意到的是他的隐喻型诗歌，以为那个在形而上的幻想迷宫里居住的就是海子的全部，而忽视了直白型诗歌背后的那个海子。
为人熟知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也属于直白型。关于这首诗，主要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认为此诗积极乐观，表现出对安逸平凡的生活的向往。另一种认为此诗悲观绝望，甚至把这首诗和诗人之死联系在一起，把它解读为一首绝命诗。其实，只要把此诗放在海子的整个诗歌创作背景中来解读，就不会产生这两种分歧。《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属于直白型的一类，它是诗人长途跋涉中的小憩，是义无反顾中的迟疑，是换一种方式同语词交流。事实上，海子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在他那里经常能听到几种不同的声音，它们互相掺合在一起，打成一片，甚至于连他自己都不能听清到底哪个是他自己最真实的声音，或者说打成一片本身才是他自己。这种生命内部的众声喧哗在《春天，十个海子》中得到集中体现。“春天，十个海子全部复活/在光明的景色中/嘲笑这一个野蛮而悲伤的海子。”这种内部的分裂、互相敌意，在海子的大量诗作中都存在。不过有的时候“十个海子”在论辩、争斗中稍占上风，于是写出《日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样的直白型作品，有时候那个“野蛮而悲伤的海子”占上风，则写下另外一类与他诗学理想更加吻合的隐喻型的诗歌。
三、结语
将海子的抒情短诗分为隐喻型和直白型两种，不是说它们是完全对立的，除了互相区别之外，它们还有一种互补的关系，唯此才能更全面地理解海子。无论是隐喻型还是直白型，它们都是诗人创造性的产物，是意象和咏唱结婚后产下的宁馨儿。海子在1986年8月的《日记》中写道：“中国当前的诗，大都处于实验阶段，基本上还没有进入语言，我觉得，当前中国现代诗歌对意象的关注，损害甚至危及了她的语言要求。”所以必须注重语言自身。但是，“旧语言旧诗歌中的平滑起伏的节拍和歌唱性差不多已经死去了。死尸是不能出土的，问题在于坟墓上的花枝和青草。新的美学和新语言新诗的诞生不仅取决于感性的再造，还取决于意象和咏唱的合一”。[3]“意象和咏唱的合一”这一诗学主张在海子那里得到实践，它一方面自然增加了海子作品的“歌”性；另一方面，也使海子的诗歌没有陷入对朦胧诗矫枉过正的迷途之中，“意象”这一个传统的美学范畴，在海子那儿被重新激活。
海子说：“从荷尔德林我懂得，诗歌是一场烈火，而不是修辞练习。”[4]对很多诗人而言，诗歌不过是一个修辞的操练场。而在海子那里，诗歌确乎是一场烈火，这场烈火以生命为燃料，由语词点燃。面对诗歌的火葬场，海子也有迟疑、驻足不前的时候，那时他便从火海中抽身退出，写出一批清新纯洁的直白型诗歌。然而，他既是一只诗国的飞蛾，又怎能抗拒那场致命的烈火？
参考文献
[1] 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A]//林中路[C].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33.
[2] 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50.
关于母亲的诗歌现代诗范文第3篇
20世纪末期呈现出诗歌的叙事性其实是诗歌发展的必然现象，如同1940年代的诗歌背景，对西方诗歌的介绍、对传统的反思、对诗歌功能的重新思考、写作视域的调整……让人们寻找新的写作方式。杨秀武，作为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正式涉足诗坛的恩施苗族诗人，虽然身居大山之中，但还是受到了这股强劲春风的影响，在中国当代诗歌与传统文化割裂而更多依附于西方现代主义潮流中，引入西方叙事诗的思维特征与艺术技巧，同时注重中国古典叙事艺术传统母体与文类秩序演进的吸取，从而构成了杨秀武诗歌独特而多元的叙事艺术。这既体现了艺术形式在少数民族诗歌领域演进的文类自觉，又充满了杨秀武本人对诗歌本体美学技艺寻求的现代意识。杨秀武的诗歌依凭着这种的叙事书写，获得了成功：杨秀武诗歌是恩施文学一个独特的存在；也是研究湖北民族文学、中国苗族诗歌不可绕开的一环。尤其是他的诗集《巴国俪歌》2008年获得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他成了湖北省第一位获国家级文学大奖的少数民族诗人。
在文章正式进入主题之前，我还要做个特别说明，那就是：我在这里论述的“叙事”，不仅仅是普通诗学意义上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诗坛浪漫主义和布尔乔亚抒情诗风的反驳与纠偏，以修正诗歌与现实的既定关系；更是现代诗学上的叙事，是表达内容的一种手段，隐藏或在场的叙事者直接参与叙事。
一、绘画性叙事
在杨秀武那里，诗歌不仅仅是一种抒情艺术，更是一种视觉艺术，因为他在诗歌艺术创作过程中，不是简单的借助话语本身来达到审美创造，而是更多调染着情感的色块，将自己的感情隐藏或寄寓客观的描绘中，借助画家的视角和语言的表述功能，注重以画入诗，追求着“超以象外”的艺术境界，所以他的许多诗歌作品都渗透着形象化的艺术成分，甚至有不少诗歌的标题都透着浓烈的画面感，比如《眺望石马》、《柳浪含烟》、《密密的相思林》、《歌声飘过森林》、《我撞响虎钮錞于》、《大水井的姿势》……都像极了一幅幅色彩明丽而又不失朦胧美的静物画。其实，在中外艺术史上，诗歌与绘画之间水融的关系一直有着很长的渊源。古罗马诗人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曾经提出的“诗如画”的观点影响了西方诗歌艺术上千年，诗与画被并提为姊妹艺术。17世纪德国学者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在《拉奥孔》中对这两类艺术表现形式的特征做过比较与论述，他认为诗歌与绘画是艺术的两种形式，前者是语言艺术，体现着所表现事物的时间性，读者主要通过瞬间的记忆来把握它的内容；后者是视觉艺术，体现所表现事物的空间性，观者可以细致地观赏画面的细部特征。[3]在我国，自唐宋以来就有“诗画异名同体”的说法，所谓“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4]对于诗与画之间的互通性，美国现代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更是斩钉截铁地说：“世界上也许存在一种最基本的美学，诗与画是它的不同表现方式”，[5]杨秀武一直生活在风光迤逦的恩施，独特的恩施寸土皆风景，被认为是祖国的“三大后花园”之一，杨秀武长期从事的文化与旅游工作，给了他与大自然身心交融的机会，并发展了他审美自觉的捕捉能力。正是因为在他的眼里，世界都是色彩斑斓的，很直接就导致了他在诗歌书写中对绘画特征的鲜明表现与独特追求，这既是一种情感的牵引，更是一种审美的超越。
诗人直接得益于画家的我以为主要是一种敏锐的艺术洞察力，或者说从纷乱繁冗现实世界直击事物本来面目和深刻内涵的“眼力”。而艺术洞察力无疑能强化诗歌的表现力和内在张力。美国现代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说诗人通过眼睛来思考。[6]在他看来，通过眼睛来思考即意味着借助记忆和想象来把握外部世界；并直接将两者与诗人的艺术洞察力联系了起来。杨秀武诗歌中有不少语言就有着这种独特的视觉效应。比如同样表示“观看”意思的动作却使用了几个颇有深意的词：“回望”、“看到”、“眺望”、“遥望”……。“我在清江等你/沿着诗意的河流遥望香溪/昭君走出这条溪流的回望/目光深邃这方水土的灵气/多像我们心中所渴望的热爱/我在昭君母亲的故乡等你……” [7]（《我在清江等你》），“我作为巴人的后裔/终于在这里/看到了天上最亮的星辰/听到了大地最洪的声音” [8]（《我撞响虎钮錞于》），“其实是两匹战马/一匹马的前蹄与基座的伤口/长成了此刻的一只眼睛/仅用一只眼睛眺望一匹战马/战马就在抽象的嘶鸣” [9]（《眺望土司王城石马》）。“回望”、“看到”、“眺望”、“遥望”分别代表了几种不同的观看方式。“回望”，含有向后看的意思，表示反观或回望，即在回忆中观看；“看到”，含有一种发现的意思，大多情况以一种想象的方式去观看；“眺望”含有向前看的意思，是一种站在高处而又耽于想象或思考的远观；“遥望”也含有向前看的意思，就是向远方观看……其实，不论是在记忆中的回望，还是在想象中的发现，还是向远方的展望，诗人要展现的都不是现实世界/生活的简单摹本，而是对它们的深刻领悟和独特理解。另外，诗歌对土司王城石马的描写采用剪影式的叙事方法，让图景之间通过跳跃性的结构把作者的诗情发挥出来，以达到诗情与画意的统一。
同时，杨秀武还喜欢使用颜色词来展现他说讴吟与展现的世界，不同的颜色常常具有着不同的意义。“云龙河独特的色彩/诠释土生土长的艺术魅力/赤色，伤感的哭嫁/橙色，激昂的摆手/黄色，惬意的毛古斯/绿色，青春的木叶/青色，浪漫的扬花柳/蓝色，惊奇的上刀梯/紫色，铿锵的肉连响/黑色，喜庆的跳丧舞” [10]（《云龙河》）。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充满深情的描绘，这是一个画家的视角，将自己的感情隐藏、寄寓于客观的描绘之中，迅速而准确地把握感觉印象，并将之清新而明晰地再现为视觉形象与单纯的绘画不尽相同的就是诗歌更善于去表现那些或立体、或重叠、或流动……更为丰富的意象。色彩，作为表现视觉形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介质，被杨秀武充分而巧妙地融合到了诗歌创作中。在这里，各种色彩都被诗人高度典型化了。特别是利用排比的句式将不同的色彩推出，形成一种流动的质感；因为这些色彩不仅仅是作为诗歌形象的修饰成分而存在，而在它本身就负载有一定的意义。杨秀武在诗歌中常常用这种鲜明、丰富的意象群来构建繁复广阔的抒情画面，让感觉、形状、声音和思想的高度融合，以形成一种感受力的统一，从而制造出了他诗歌艺术的独特情境。
在诗歌创作中，杨秀武还将现代绘画艺术对外部世界的解构与重建过程移植到了他的诗歌语言中。自十九世纪晚期以来，人们就渐次不再把绘画艺术看看做是对现实世界“一对一”式的逼真临摹，现代派画家将绘画的过程视为包含解构和建构的分解和变形的过程。艺术家利用直觉和想象打破日常事物的整体性和延续性，将现实世界分割成无数个小块，只从中撷取能为自己所用的部分，然后再有意识地将头脑中的素材给以重新加工整理，来组合成某种全新的艺术形式，以此来重构外部世界。现代绘画已不再是对外部世界的客观临摹，种种离奇夸张的表现形式带着画家强烈的主体意识，给人震撼心灵的视觉冲击。“栱桐林里飞出的鸽子/落在土家人的手里/艺术的放飞之后/栖息在土司城的眉尖/是一群赶不走的灵气/一阵风吹来/是否经过一个哲人的思想/翅膀总是和雪色联系在一起/被风吹引到我的窗前/永久的注视/说不清楚是她们在窥视我/还是我在解读他们” [11]（《皂角》）杨秀武在这首诗中采用了解构主义式的结构形式，意象与意象之间似乎关联不大，特别其中的“栱桐林”、“鸽子”、“哲人”、“翅膀”、“雪”……等意象似乎与诗歌的主题“皂角”也并无多大关联，整首诗就像一幅立体主义画派的画，打破连贯性，分解整体性。整首诗用分散的诗歌结构来解构现实表象，以此进行重构新的艺术审美世界，打破人们对世界的惯常认知。从“鸽子”在“土家人的手里”“放飞之后”到“眉尖”的发现，“一阵风吹来”到“我的窗前/永久的注视”，到最后的疑惑，除了作者抒发对“皂角”礼赞与沉思外，诗人还通过诗歌的书写与思想历程很巧妙表现出了事物发生变化的真实性，也就是结构主义者们所说的“形成”（becoming）的过程，从而也断定世界万事万物都不会具有永恒不变的“本真”（being）。连一颗“皂角”都如此，何况其他的物什呢？
杨秀武的诗歌在结构和叙事上还呈现出了特别的空间结构意识——通过彼此对立的意象来表现事物之间的矛盾关系。空间结构最初源起于西方现代美术家塞尚，他用分析的眼光将所看到的事物化为几何图形，并将看似杂乱无章的景物置放在有几何构造的画面中。这种抽象的视觉艺术手段在塞尚之后不断发展，马尔蒂斯、毕加索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自20世纪开始，西方文学创作就对这种新兴的视觉创作手法大加采用。杨秀武在诗歌书写中，自觉不自觉的吸取西方绘画艺术的优秀表现手法，将彼此对立的意象或主题放置到不同的意境板块，从而形成对立的画面空间结构。比如《放排的蒙古姑娘》就有着较为显著的对立结构。“站在木排上/扳起棹”“就像在草原上挥舞着套马杆”，一个是在急湍的水流，一个是在辽阔的草原，对立的画面设置叙说着放排蒙古姑娘的坚强、勤劳、勇敢与粗犷。诗歌接下来再写到“在一个平静的黄昏”的“晚霞”、“杜鹃”、“月亮”、“吊锅”、“酒碗”，直到最后“千仞绝壁上的青藤/固执地解释着姑娘的缠绵/宽阔的江面/映着姑娘的心胸如草原辽阔”。[12]这整首诗里，多重对立构图和虚实映衬带给我们视觉的冲激，有着独具特色的纯粹。特别是他诗歌中冷色与暖色等的色彩对比以及不同的呈现质感、线条的组合甚至光影的变化，在展示诗人异彩诗歌智慧的同时，更是扩大了诗歌画面空间结构的表现内涵，制造了诗歌独特的视觉效应；同时也对少数民族特色物什的诗歌表现做出了有意义的探索。
二、小说化叙事
谈论杨秀武的诗歌艺术，小说化手法我以为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13]许多的诗歌评论将诗歌的小说化视之为“戏剧性情境”或“戏剧性对白”，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诗歌的小说化其实就是一种表达方法，它所要表达的就是一种意境，其基本特点就是“非个人化的设境构象”。[14]“非个人化”就是指诗歌创作中的客观性与间接性，将作者“我”的体验和情感视为外在的客体加以审视，这样的书写姿态可以达到对情感、经验等多个层面的认识，从而丰富诗歌的个人内心。杨秀武的诗歌中，意象与意象之间有很大跳跃，而且时时有奇喻、典故出现，有部分读者觉得杨秀武的诗歌有点不是怎么好读，意象嫁接之间有显生硬，或许就是这种“非个人化”背后强烈的个性根源所在。“设境构象”则是一种多层次开放性的艺术表现方式，是对传统旧体诗中意境的营造和西方现代诗歌中戏剧性处境的设置的综合借用。就像诗歌《柳州城头的夕阳》[15]，诗中大量使用了“夕阳”、“余辉”、“旭日”、“城头”等古典意象，但总体语言却相当清新，并且全文将作者“我”的体验和情感隐藏在了文字的背面。我为什么说这不是一种戏剧化而是一种小说化？那是因为作者在整个书写中更倾向于一种意境的营造，更多是为了作者情感的丰富，而并不必然是矛盾的冲突与张力。
在《言语与小说》中，巴赫金指出，仅凭语言形象还不足以体现小说化特点，作家们还必须为这些形象谱上管弦乐，把它们从单一的重述“他人讲话”的角色转化为间接表达作者观点的“口技表演”；同时，他认为作者通过一种三角形模式将自己的观点注入小说化的语言形象中，三角形的每一条腿都离文学作品的语义核心有一段距离，而三角形的中心则是作者本人的创作意图。[16]杨秀武在诗歌创作中，吸纳多种文体风格，巧妙地使用小说艺术让诗歌语言的向心和离心作用达到最佳地平衡状态：一方面采用多重叙述，形象的展示事物的发展经过，体现语言的离心力；同时在另一方面，他又巧妙地将它们串成一个有机整体。比如：“陶渊明笔下的那个地方/走出了一个女研究生/那年暑假/正逢桃花源村换届/村民坐在原始的土地之上/把神圣地一票，不约而同地/投给了22岁的芳龄”[17]（《村主任》）。在这里，杨秀武为诗中的语言形象谱上了巴赫金所说的“管弦乐”：“陶渊明笔下的那个地方”，散文化的语言；“走出了一个女研究生”和“那年暑假/正逢桃花源村换届”，报纸专栏文章的风格；“村民坐在原始的土地之上”，俨然如戏剧的舞美设计；“神圣地一票”，是政治性术语；“不约而同”，普通叙述性话语；“投给了22岁的芳龄”，洋溢着叙事的风标。我们可以看出，杨秀武在诗歌创作中运用小说化叙事手法有效地平衡了语言的向心力和离心力；同时，模仿小说手法，在诗歌中尝试展示各种文体；并还通过有意识的调节和充分利用语言的“杂语性”，模糊语言形象，让诗歌离心的倾向渐次向作者的抒情主题主题靠拢。
莱辛说：“诗歌是在时间中发出的声音。”[18]当然，这不同于一般物理学意义上的时间，而是在诗意化、情绪化、风格化的诗学审美艺术。杨秀武是诗歌书写中常常比较模糊地交代叙事时间和人物，有时甚至还不作交代，通过铺叙和白描直接进入了叙事情境。“玄武的面颊/被阳光之手/在唐崖河洗净风尘/心安理得躺在古老的战车上/出征的眼睛/有太阳盘旋天空/……/我看见在响亮的鞭声之外/一位苗族诗人/正用乐章叩开未来之门”[19]（《唐崖土司寻踪》）。作者不做任何交代，直接白描手法和场景呈现勾勒出历史的起伏，故事随之展开。其中，时间随着叙事人称的转换而不间断的变化，从最初的“他者”到“我”再到“他者”而从历史语境回到现实情境——“一位苗族诗人/正用乐章叩开未来之门”；然而，对“唐崖土司”的寻踪却一直还在隐约重叠。在这里，杨秀武通过幻化的时间，将不能共时的历史与现世时间形态叠加，用模糊的情境叙事和朦胧的时间界限，将现代的思绪寓意于推远虚拟的故事之中，从而造成时间的非时序性与非连续性的共存。同时，让抽象的思维与具象的意象紧密融合，移情入境，尝试着意象化小说叙事。
我们知道，诗歌的创作常常是一种想象力的创作，因而诗歌的结构也就常常表现为一种想象力结构，从文体学的角度来说，也就是一种叙述结构。由于杨秀武诗歌“小说化”叙事因素的介入，因而也就表现为一种叙事结构。根据结构的简易与复杂程度，我以为主要体现在这样三个层面：一是单线式叙事结构，这主要是依凭着时间顺序、情节发展顺序来推动抒情/叙事的发展。比如《跳丧舞》、《土家汉子》、《小平说的那棵树》、《游四洞峡》、《木林子之春》等，大都围绕一件具体的事、一处具体的景、一个（类）具体的人、一件具体的物来展开想像与叙述，结构线索简单而清晰；这类结构的诗歌在杨秀武的整个诗歌书写生涯中占了很大一部分的比重。二是并列平行式叙事结构。比如《村主任》，前半部分写对“主任”的选举，后半部分写新主任上任后对桃花村的发展景况；比如《朝东岩》中两群不同的“猴”；再比如《父子书》中“父”与“子”两个不同的叙事视角，都是两条既独立平行又内在统一的独特叙事结构，这样一种独特的时间和情绪表达方式，无疑是现代诗学意识在想像力结构方面的一种尝试。三是一种相对较为复杂的多声部、多层次结构。比如《土家人的母亲河》，看似一种对“清江”礼赞的单线式叙事结构或者对恩施风情礼赞的平行结构一类，实际上，它更倾向于一种“复调”的叙述，“我”流连于清江流域的民俗风情，可“风情”又与“我”交融，并且又“我”因为“求索”而又成为清江新的风情，清江——一条静止的河，因为风情，又与“人”有了联系……这从而使得对整个诗歌文本的解读产生了多种可能性。当然，这还包括对诗歌叙述视角变化的尝试。比如在《观音坐莲石》[20]中，杨秀武尝试将直接抒情转换为一种客观叙事，第一节叙写石头的传说，第二节的叙述主角就直接变成了“我的主动参与”，叙述由暗含传说的历史时空一下子就转换到了作者体验的现实时空。再比如《柳浪含烟》：“乳雾来临前的夜晚/爷爷总要骑在三条腿的板凳上/必须搓好一根赶马的鞭子/必须为奶奶劈一堆柴禾/挑一缸清亮亮的纯净水/磨一簸箕细细的包谷面/然后坐在椅子上抽旱烟/等乳雾的升起”[21]。
杨秀武的许多诗歌都有着类似的叙写风格：在展示地方风俗的基础上，叙述了一个故事的发生与发展，作者抓住生活的细节描绘人物心理，把故事情节一层层推进，写风俗写故事其实真正的是为了写故事之外的人和情；独特的地域性风尚习俗中往往蕴含着人类共通性的命题。我们知道，优秀民间文化根据口传的方式具体到文学理论阐释的文学体裁上主要是两类：“散文化”和“诗歌化”，与此相对的口传方式为“讲述”与“吟唱”。而苗族就是一个有着特殊小说叙述艺术才能的民族。比如它的歌唱艺术，不论是苗家最美丽的歌《仰阿莎》还是苗家最悲壮的歌《哈迈》，还是《阿娇与金丹》、《阿荣和略刚》、《久宜与欧金》……都是以叙事为主体的。作为苗族后裔的杨秀武，也就很自然地承接了这一优秀的民族叙说传统：小说化叙事，并且还在诗歌创作中不断试验着自己的多元艺术个性。比如通过极力打开想象视野来尝试叙事的跳跃。如此一来，在让叙事结构更具有张力的同时，可能也造成了部分读者或者批评家所指责的“晦涩”，因为要顺利对其诗歌的解读可能更需要主观的努力。例如诗歌《皂角》中就有两个层次的跳跃，这不仅的意象的跳跃，更是叙事的跳跃。我在这里想借机特别说明的是，诗歌结构上的困难不应该成为想象的过错，诗歌所需要的正是极大限度地跳动诗人的想象力，诗歌真正的生命力我认为也正是在于对它无限解读的可能性。再比如说杨秀武在诗歌中还尝试用一种客观的方式去弥补主观化方式，让作者的“情绪由实情向诗情转换”，[22]从而让诗歌所传达的经验和内容更让人接受与信任。例如《晴田洞的雾》，[23]除了开头暗示性的有两句“流动的是轻纱/凝固的是乳”外，全诗只字未提“雾”，然而却在“腐蚀的岁月”、“失眠的体温”、“变成禾苗滑翔着绿翅”、“歌谣的回响”……等客观叙述中反复抒情，在强烈的诗歌表现力上给人以全新的阅读感受和经验——更真实、更现代。因为，叙述既是作者与对象关系的对话性调整，同时也是一种语言经验的转换。
三、戏剧化叙事
诗歌和戏剧虽然属于不同的文学载体，然而诗人和剧作家在他们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往往互相借鉴对方的某些表现手法以达到某种特殊的艺术效果，故而有了剧诗和诗剧。比如莎士比亚的许多戏剧和但丁的《神曲》。美国著名学者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和罗伯特·潘·华伦（Robert Penn Warren）宣称，所有的诗歌都具有戏剧性特色：“一切诗歌的表现方式最终都是戏剧性的。事实上，我们说在所有的诗中——即使是在最简单、最浓缩的抒情诗中——我们也会发现某人对某人讲述，而讲述者的言语出自一个具体的情境。……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的诗都是一部小小的戏剧。”[24]古希腊伟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甚至还认为，即使是史诗“情节也应像悲剧的情节那样，按照戏剧的原则安排，环绕着一个整一的行动，有头，有身，有尾，这样它才能像一个完整的活东西，给我们一种它特别能给的。”[25]
前面已经论说到杨秀武的诗歌有着小说化叙事的特性，因为他的诗往往叙述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除了这种叙事模式之外，杨秀武在诗歌书写中，也尝试着诗歌戏剧化的效应、叙事主体的“复合的声部”所带来的独特诗美追求。杨秀武诗歌中的戏剧性特色主要包括戏剧性对话、戏剧性独白、戏剧性场景（戏剧性时间、地点、人物）、戏剧冲突等。他诗歌的戏剧化结构尝试还有意识的打破了传统诗歌的平面化的戏剧性叙事，而营构成一种错落、跌宕的张力结构，这又主要表现在一种多重叙事策略和形式技巧，这既包括由戏剧化叙事场景、戏剧性冲突等因素构成的多重性叙事效果，还表现在话语独白对白、环境渲染、人物工笔白描等叙事策略，甚至还尝试了景物渲染、心理刻画、人物描写等戏剧化手法，极大地拓展了诗歌叙事的张力结构。
杨秀武在其诗歌中借助戏剧对话和戏剧独白形式叙事。人物对话和独白被叙事学家称为直接引语，“直接引语主要包括人物对话和独白，而直接引语被认为是人物说出来的话的本来面目，一般用引号将其与叙述者的话语分开。”[26]由于人物对话和独白有助于更真实地去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内心世界，因此常常被诗人采用。“父：我坐在爷爷的木排上/……/子：你坐在爷爷的豌豆角上/沿着木排的履痕/……/父：你深情地望一眼船尾的浪花/子：我看到了渺渺巴人远去的背影/走向大地的深处/归来便是声声的牛角号”[27]。整首《父子书》就是采用“父亲”传统的视角和“儿子”现代的视角来对恩施民族的起源、发展、历史以及现在，进行一种近乎于史诗般的书写，这是一种独特的叙述方式，更是一场生动的人物对话。整个诗歌的书写和抒情的表达，就是一出舞台演出，鲜活、具体的形象呈现，给人一种很强的氛围感染和听觉共振。对恩施民族历史的诗歌书写，恩施的许多诗人都有过尝试，但杨秀武这首却独具美感，我以为这主要是因为对戏剧性对话方式的引入，而有了一种极强的审美效果。然而，杨秀武在诗歌书写中常用的却不是那种两者之间鲜明的对话叙事模式，而是注重对一种对话式叙事方式的运用。比如《穿越木林子》：“……我看见一个身着白衬衣的男人/……/从很远的地方向木林子走来/我告诉那个男人/你同样是在你前世的骨头上/盖起现代化的高楼/同样在自己的骨灰上栽种生活”。[28]
与对话相对的就是独白或旁白。杨秀武诗歌也非常注重对戏剧性独白或旁白的运用。有时，甚至还大胆尝试多种戏剧声音的混合、穿插。《村主任》写到的一个叫“桃花园”的村庄，村民们在选举时都把票投给了一个只有二十来岁的女研究生，女村官于是就决定将这里建成了一个如诗如画的好地方，“城里有的，我们要有/城里没有的，我们要有”，女村官的铮铮誓言是她的独白；而这之前刚刚被选举上的女村官，想着“全村的目光挤在这双丹凤眼里/拥挤的痛苦使她连续失眠”，[29]这是旁白。直接听众是“桃花园”的村民，间接听众是读者。诗人通过女村官的内心独白讲述和旁白的叙述，一下子就拉近了读者与“桃花园”、女村主任的距离。
戏剧和诗歌作为两种不同的文体，虽然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但当戏剧遭遇诗歌时，抒情主人公的作用常常被降低，这时诗歌的连贯一般主要依赖于场景与场景之间那种可以意识到的联系。所以，戏剧化场景，也是诗歌戏剧化叙事的特点之一。而诗歌戏剧化叙事的场景又主要集中在诗歌的叙事时间、叙事空间、叙事场景、叙事人物这样四个方面。杨秀武在诗歌也不例外，也非常注重对戏剧化场景的营造与书写。《茶歌为我引路》写到：“晨露在茶叶上淌着泪水/我站在这里仰望/海一样蓝的天空/在土地滴翠的夹缝里/变成一条条绿色长龙/接近黄昏的阳光/所有的茶叶都找回自己的香浓/只有茶歌的绵缠和锵锵/向我逼近/一抬头就是采茶女/楚楚动人的季节/向我表达歌中的安慰”[30]。很明显，诗歌的叙事场景发生“茶园”里，时间分别是“晨”和“黄昏”，人物是“我”、“采茶女”。其实，很多时候，诗歌戏剧化场景的描写也是一种很独特的事件叙述方式。“事件是叙述的客体，但这一客体并不是纯粹客观的，生活中实际发生的原生事件、子虚乌有的虚构事件、被人感知和意识的事件、储存在记忆中的事件、形诸文字的事件以及被读者阅读阐释的事件不是一回事”。[31]在前面谈论杨秀武诗歌的绘画性叙事时我们已经发现，他的诗歌常常有着对立的画面空间结构。这种对立的结构在这里也就是一种很独特的对比手法在多个层面上展开：“茶园”与“海一样蓝的天空”的空间对比，“晨”与“黄昏”的时间对比，茶叶的“香浓”与“茶歌的绵缠和锵锵”的形态对比……既有视觉形象又有听觉形象。“一个历史事件是否被解释为一个开端，一个过渡，或者一个结局性事件取决于其在被讲述的那组事件中的时间位置，也取决于历史学家选择那一段历史记录来处理。在小说中，也正如在历史事件的陈述中，对叙述事件因果关系的解释，受到叙述的一组事件中该事件所处的时间位置的影响。”[32]特别是诗歌的叙述从“晨露”开始，然而情感的叙事却是戏剧化的一天，这除了展现前面所说的戏剧化叙事美学的同时，还从哲学上对“永恒”进行了消解。
法国戏剧理论家布伦退尔说，“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戏剧冲突是表现人与人/物之间矛盾关系和人的内心矛盾的特殊艺术形式。生活的常态本就是“近乎无事的悲剧”。比如《火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火塘是恩施农家一个必不可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火塘用土砖砌在伙房的一角，成不规则正方形，里面盛满草木灰，生火烧水、做饭、取暖、熏肉，作用很多。甚至是冬月夜长接人待客的好地方，主家热不热情，主妇贤不贤惠，不看脸色看火色。“城里人羡慕土家生活/把大山里的火塘/用现代的手法/移到豪华的餐桌/虽然有一阵阵火红的咳嗽/但总是吐不出生活原汁原味的纯粹……火塘以农家乐的名义/鬼使神差地/包围了一座座城市”，[33]诗歌用戏剧冲突，即代表乡村文化的“火塘”与代表现代文明的“城市”之间的关系，来表现城市文明对乡村文明的有效找寻方法：虽然不能被强行围猎，但稍微换一种方式——“农家乐”，却很容易唤起疲惫的“城里人”对家园乡村意识的精神与体验皈依式的亲近，从而有效的突出诗歌主题。同时，杨秀武在诗歌中还尝试了对戏剧性情境的营造，这包括对戏剧氛围的营造和对戏剧情节的构建。比如“城里人”对“火塘”的喜好，直接搬到“餐桌”，但“总是吐不出生活原汁原味的纯粹”，到最后的终于以“农家乐”的名义获得“乡村享受”，曲折的戏剧情节制造了强烈的戏剧效果。“火塘”、“农家乐”……与时代、人生等宏大的思想主题建成了异质同构关系，从而透露了另一种思考的风向。诗人的作用是准确捕捉，“准确”成了最重要的诗学标准。
人们常说，“戏场小天地；世上有，戏上有”。这是一种思维方式，所以中国的文学艺术家在进行艺术思考的时候常常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带上这种思维偏见。杨秀武在诗歌书写中对戏剧化叙事方法的尝试，既是一种思维方式，又是一种艺术手段。然而，他所使用的一系列戏剧手法，有效地增加了诗歌的戏剧效果，拉近了读者与诗写内容间的距离，读者便很容易深入到诗歌的氛围之中，与作者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很好的传达了诗人的艺术情感。
（杜李，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会员）
参考文献：
[1]布赖恩 麦克黑尔：《关于建构诗歌叙事学的设想》，尚必武、汪筱玲译，《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2]、[32]戴维 赫尔曼：《当代叙事理论指南》，申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01页。
[3]、[4]钱钟书：《钱钟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22—253、187—222页。
[5]高琛：《内省的探索者——试论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诗与立体主义画派的联系》，《当代外国文学》1998年第2期。
[6] Macleod， Glen. Stevens and Surrealism： the Genesis of “The Man with a Blue Guitar”. American Literature， 1987（3）。
[7]、[8]、[9]、[11]、[20]、[23]、[27]杨秀武：《杨秀武诗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54、40、21、43、80、34、8、页。
[10]、[17]、[21]、[28]、[29]、[30]、[33]杨秀武：《亲吻清江》，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5、121、45、17、121、90、76页。
[12]、[15]、[19]杨秀武：《巴国俪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7、33、29页。
[13]关于小说化手法，其实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小说化”就是张曼仪在《卞之琳著译研究》（香港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中所说的那样：“利用虚构的人物和情节，制造某一个程度上的艺术距离，以看似客观的物象表达诗人的主观感受”；而广义的“小说化”，就是下面所谈到的“非个人化的设境构象”。
[14]王文彬：《卞之琳的贡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3期。
[16]Reynolds ， David S. Emily Dickinson and Popular Culture ，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mily Dickinson ， Ed， Wendy Martin ， New York：Cambridge U P ， 2002， P288—289。
[18]莱辛：《拉奥孔》，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2页。
[22]罗振亚：《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7页。
[24]Brooks， Cleanth. Warren， Robert Penn. Understanding Fictio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 P48。
[25]亚里士多德、贺拉斯：《诗学 诗艺》，罗念生、杨周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2页。
关于母亲的诗歌现代诗范文第4篇
摘要：在当代的生态批评语境中，“自然”被提升到具有多样的不能被忽视的性质。太阳、月亮、大地是“大自然”的基本构成元素。在海子的诗歌中对太阳的礼赞、对大地的崇敬、对月亮的讴歌正体现了海子对自然的倾心，从某种意义上暗合了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
关键词：海子诗歌； 太阳； 大地； 月亮
西方生态批评试图为“自然”本身恢复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旨在通过理论的探讨，促进当代意义上的“自然写作”，进而起到唤醒人们生态意识和建设人与自然新和谐 关系的目的。在以往的文艺批评中，“自然”基本上是作为一个文化的术语而存在，也就是说“自然”只是符号系统中的一个符号。在文学和文化研究中，并没有自觉把自然作为“自我”的对象。而在当代的生态批评语境中，“自然”被提升到具有多样的不能被忽视的性质。
在《海子诗歌：双重悲剧下的双重绝望》一文中，宗匠认为海子诗歌中存在两类相对抗的意象：一类是麦子、麦地，一类是太阳（阳光）、月亮（月亮），“这两类意象的相互碰撞、物质与精神的永恒对抗，构成了海子诗歌的基本主题，也即生命痛苦的主题”。
一、对太阳的礼赞
太阳是生命之源，它普照大地，给人类带来光明，孕育万物生长。它有毁灭的力量，有着最原始的生命强力；它又是秩序的中心，东升西落，亘古不变。它是所有个体生命的集合，是王者的化身。
纵观海子诗歌的创作历程，可以看出，从1986年开始，父性意象――“太阳”成其诗歌的主要意象：《河流》（1984）、《太阳 土地篇》（1986）、《太阳 大札撒》（1987）、《太阳 弑》（1988）、《太阳 诗剧》（1985-1988）、《太阳 弥赛亚》（1988）。“海子是死于不可能的伟大梦想”海子的梦想就是从“太阳王子”上升到“太阳王”的渴望。捍卫诗歌的王位，成为太阳的永生，这种执著的宗教般的夙愿，使“一颗年轻的星宿，争分夺秒地燃烧，然后突然爆炸”。海子自认为是诗歌王国里的一个天才（在海子的诗作中他多次以“王子”自称）。海子曾说：“我通过太阳王子进入生命，因为天才是生命最辉煌的现象之一”《王子 太阳神之子》）。这说明海子带着造化之神似的智慧光芒，是一个追求诗性天才的诗歌王子。海子说：“我所敬佩的王子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雪莱、叶赛宁、荷尔德林、坡、马洛、韩波、克兰、狄兰……席勒甚至普希金。马洛、韩波从才华上，雪莱从纯洁的气质上堪称他们的代表。他们的疯狂才华、力气、纯洁气质和悲剧性的命运完全是一致的。他们是同一个王子的不同化身、不同肉体、不同文字的呈现，不同的面目而已。他们是同一个王子，诗歌王子。太阳王子。”（《王子 太阳神之子》）海子将他们统称作“王子 太阳神之子”。这些王子都是短命天才，虽然拥有疯狂的才华，但他们抗争的结果却都是悲剧性的，海子认为带着宿命的色彩，“他们美好的毁灭就是人类的象征。我想了好久，这个诗歌王子的存在，是继人类集体宗教创作时代之后，更为辉煌的天才存在。我坚信，这就是人类的命运，是个体生命和才华的命运。它不同于人类早期的第一种命运，集体祭司的命运”（《王子 太阳神之子》）。王子们不可避免地走入宿命般的结局，成为咏叹，可王子们泣鬼神、惊天地的挑战和矢志不渝的精神却激励海子去勇登王位，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 “海子期望着从抒情出发，经过叙事，到达史诗，他殷切渴望建立起一个庞大的诗歌帝国：东起尼罗河，西达太平洋，北至蒙古高原，南抵印度次大陆”把诗歌带入人类集体宗教式创作之中。
考量海子的诗歌文本和诗论会发现，都是太阳的自我象征，无论是他的诗歌理想，还是诗歌观念，甚至死亡礼仪。海子的诗人之旅就是从“太阳王子”上升到“太阳王”的心路历程。以此基点进行探究，就会还原出一个人品与诗品、行动与思想统一的为艺术而死、为艺术而生的诗人的本真形象。
二、对大地的崇敬
“海子可以说是大地的赤子，他疯狂地迷恋麦地和丰收后荒凉的大地，在他短短的生涯中留下了大量关于麦地、土地的诗。关于土地的诗有《亚洲铜》、长诗《土地》等。《亚洲铜》展现了古老土地的忧郁和个人对土地的认同，以及人根自土地的本质；而长诗《土地》所直接表达的就是：土地是生命的家园，是生命的依恋。海子在《诗学：一份提纲》一文里谈到对大地和长诗《土地》的认识：‘在这一首诗《土地》里，我要说的是，由于丧失了土地，这些现代漂泊无依的灵魂必得寻找一种替代品――那就是欲望’， ‘大地本身的恢宏的生命力只能用欲望来代替和指称’。诗人歌唱大地，正是由于失去了土地，而漂泊的灵魂必得有所归依。由此可知，海子的‘欲望’是生命的肯定形式，是爱，是生命的欲望。他在短文《朝霞》里也谈到‘欲望的田园、欲望之国：土地’。这里欲望就是生命，就是土地。”
大地酒馆中酒徒们捧在手心的脆弱星辰
漠视酒馆中打碎的其它器皿
明日在大地中完整
这才是我打碎一切的真情
大地魔法的阴影深入我疯狂的内心
大地啊，何日方在？
故乡和家园是我们唯一的病
――《土地》
这疯狂的欲望、疯狂的内心是生命，于是“大地绵绵无期”，“我们玉米身体的扩张绵绵无期”（《土地》）。这生命既是大地上的农作物，也是诗人本身。虽然海子采取自杀的方式，早早的结束了生命，但他的确是生命的挚爱者。正是因为他迷醉生命，关注生命，他对大地才会有赤子般的如此深情，因为大地是生命之源，是孕育生命的母体：
果实牵着你的手大地摇晃
麦穗的纹路在你脊背上延伸如刀刃如火光
大地在深处放射光芒
――《土地》
“大地，酒馆中酒徒们捧在手心的脆弱星辰”是《土地》中反复歌咏的一句。对大地的依恋之情绵绵无期，它是现代不羁的魂灵不断找寻的精神慰藉，有着深深的归依之感和回归母亲子宫般的情感依恋。对大地的依恋深情来自于对土地神圣力量的膜拜。自古以来，土地滋养生命，大地不息的勃勃之力，使得生物世代繁衍，亘古绵长。
三、对月亮的讴歌
与太阳相比，月亮是个阴冷的意象,是阳光的反叛者。当我们自我解剖时,往往不知道生命的方向,独守夜里,我们举头遥望, 生命遥远,月光遥远,惟有死亡,在仇恨中,也在爱中,在温暖与冷漠中,向我们迫近。月作为一种富有意蕴和可以给人无限想象的视觉自然景物，能够为塑造丰富的意象深化某种特定的意念，从而实现、阐释“言外之意”的深层内涵。月是美的烟波，月的意象是生命的飞逝，是悲欢离合的人生演绎，是爱情的沐浴和寄寓。正因为月具有这些丰富鲜明的语言形象，所以月在中国文学艺术和历史文化中的地位十分显赫。当诗人舍弃所有的外在而向内压缩,月亮成为必不可少的一种事物。
这是一支大地和水的歌谣 月光！
不要说 你是灯中之灯 月光！
不要说心中有一个地方
那是我一直不敢梦见的地方
不要问 桃子对桃花的珍藏
不要问 打麦大地 处女 桂花和村镇
今夜美丽的月光 你看多好！
不要说死亡的烛光何须倾倒
生命依然生长在忧愁的河水上
月光照着月光 月光普照
今夜美丽的月光合在一起流淌（《月光》）
对太阳、大地的关注,自然上升到对夜空的关注，上升到对空灵的事物的注视,这说明海子的灵魂开始发生转逆。这个一生都在流浪和游走的诗人,寻找到“月夜”这一空间，收敛光芒，容纳自我。一个吉祥和幸福的诗人，赶走昼的喧嚣和暗夜,让月光从灵魂深处慢慢地升起, 擦尽过去流过的泪水。 “不要说死亡的烛光何须倾倒/生命依然生长在忧愁的河水上”和“羊群中生命和死亡宁静的声音/我在倾听！”，这里将“死亡”和“生命”并置，显示了海子独特的诗学观：“死亡” 就在“生命”之中，与“生命”相互亲吻和拥抱，并非独立于“生命”以外的另一种物质，正如日光与月光本为一体。
中国社会的特点是，由于漫长的农业社会历史，传统的生态文化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在人与自然亲密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发达而又原始的文化心理，这就是人们总以诗意的情怀去体悟自然。农耕社会认为人与自然本为一体，是一种亲和关系。古代哲学家认为自然万物更是移情悦性的对象，人在对万物的观照中可以获得身心的愉悦。特别提出在审美活动中，个体投身到自然文化中去，实现个体生命与宇宙生命的融合。中国美学正是从“天人合一”的生命情调中，即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中去寻求美。
太阳、月亮、大地是“大自然”的基本构成元素。在海子的诗歌中对太阳的礼赞、对大地的崇敬、对月亮的讴歌正体现了海子对自然的倾心，从某种意义上暗合了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
参考文献：
[1]崔卫平：《不死的海子》〔M〕.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2] [4]陈东东：诗歌烈士，世界华文现代诗提纲〔M〕.周瑟瑟、罗悠主编，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
[3] [5]西川：怀念（代序二），《海子诗全编》〔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关于母亲的诗歌现代诗范文第5篇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似乎已经不必再赘述南京与诗歌的历史渊源了。六朝古都，江南文枢，特殊的地理区域和政治文化身份让南京自古以来就是诗人理想的栖息地，灿烂的诗歌薪火相传，影响深远。李白曾在这里登上凤凰台，留下“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的佳句；韦庄醉卧台城：“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秦淮河畔，烟柳画桥，风帘翠幕，杜牧留恋风尘处，发出“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花”的感慨；李煜更是柔肠百转，“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具相关史书记载，古代关于城市的诗歌里写南京的最多。
民国时期，因为南京是首都的缘故，更是集聚了一大批文人墨客，吟唱“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当代诗歌史上，上世纪80年代风行一时的“他们”诗派，曾占据第三代先锋诗歌的一席之地；近年来“南京评论”诗群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一批生于70后的先锋诗人的崛起，以及由更年轻的一代创办的“南京我们”逐渐崭露头角……从朦胧诗、第三代诗、中间代诗，70后诗人，甚至80后90后诗人，每一波当代诗歌的潮流中，都有南京诗人的活跃身影，他们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发声，参与着中国现代诗的历史建构和进程。可以说，南京就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诗歌之都，一座被诗歌宠坏了的城市。它的诗歌书写，从一开始就展示出某种强大的生命力，而且从未间断，指向更远的未来。
考察南京当代诗歌，总体而言，南京诗歌的民刊、社团和流派较多，“民间”传统也一直在延续，成为推动南京诗歌发展的强大动力。此外，现代高校林立和六朝古都的独特身份让南京诗歌有了较为浓厚的城市文化氛围，这种能动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南京诗歌写作可以说就是在这三者的交融影响中不断向前推进和发展，并呈现出具有某种“南方特质”的独立、坚韧、沉静、优雅的美学风格。
一、民间力量是南京诗歌发展的助推器
一般而言，南京的小说成就似乎更为人知，范小青、苏童、叶兆言、毕飞宇、赵本夫等小说家打造着南京的文化名片。但我一直以为，南京诗歌的文学成就并不亚于小说，很多人可能不会认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对南京当代诗歌缺乏全方位的了解。
此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较之于其他城市的诗人，南京的诗人似乎更喜欢一种“民间”的状态；他们具有传统意义上江南文人的那种“清高与自傲”，更加独立、内敛、沉静，不喜欢闹腾和扎堆，诗歌写作指向内心，厌恶制造一些文化和诗歌事件。正如《星星》诗刊主编梁平所说：“在我的印象中，江苏诗歌的姿态是安静的。这是与其他很多省份最不一样的感受。这些年各地都有一些折腾诗歌、或者说拿诗歌来折腾的事情，在这些折腾中间，我们很少看到江苏诗人的影子。” 这种安静与淡定，使新世纪南京诗歌的文本意义远大于那些热衷于诗之外躁动的媒体效应。诗人于坚曾说，像上帝一样思考，像市民一样生活。南京的诗人几乎处于一个“潜水”的状态，安然自足，没有惊雷，他们一般不会跃出水面。但是，从法国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和社会炼金术角度而言，“各自为战”不利于文化资本的积累，这也从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南京诗歌在文化占位上的“劣势”。所以，实际上，南京的诗歌写作要远远超出我们基于表面的评估。在此意义上，我觉得很有必要祛除人们对于南京当代诗歌的某种蒙昧，全方位展现出其诗歌创作风貌。
南京的诗歌写作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蕴含较多的“民间”色彩，而且一开始就显示出某种独立、强悍的特质，“曾经为江苏诗歌史乃至中国当代诗歌史留下丰富的美学资源和悲壮、坚韧的诗学立场”（何同彬）。上世纪80年代，第三代诗歌风起云涌之时，南京诗人以非常活跃的姿态参与了当代诗歌的进程，并产生了一系列星光耀眼的民间社团，如韩东、小海等人发起的“他们”，海波、叶辉等人发起的“日常主义”，朱春鹤、赵刚等人发起的“新口语”，以及“超感觉”、“东方人”、“阐释”、“呼吸派”、“色彩派”等，在众所周知的1986年“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展”上，这些诗群得到全方位的展示；后来还有周俊等人发起的“对话使节”和车前子、黄梵等人发起的“原样”等等；新世纪以来相关民刊主要包括黄梵、马铃薯兄弟等人的《南京评论》，李樯、朱庆和、林苑中、育邦等人的《中间》等。这些非常活跃的社团和群体丰富了南京城市的诗歌内涵，并对90年代及新世纪以来的南京诗歌写作产生较大影响。
在这里很有必要重点提一下声名遐迩的“他们”。1984年，诗人韩东、于坚等人在南京发起创办“他们”诗群，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诗歌群体，成员主要分布在南京、上海、昆明和西安等地，代表诗人有韩东、于坚、丁当、小海、小君、王寅、普珉、于小韦和吕德安等。1985年诗歌民刊《他们》问世，到1995年出版了9期后停刊，几乎刊载了八九十年代国内大部分代表诗人的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中国社会市场化转型的背景下，“他们”诗派的文学实践相当活跃，除诗歌创作外还进行小说创作，尤其是一些诗学理念直接推动了当时的诗歌实践，在全国影响巨大。
“他们”是第三代诗歌的典型代表，韩东等人所提倡的“诗到语言为止”等诗学理论建立了崭新的口语写作的坐标，对剥蚀“后朦胧诗”遗留的国家政治美学与宏大话语、开辟独立的口语写作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他们坚持独立精神和自由创造的品质，希望在“传统”和“本土”上找到诗歌发展的脉络，注重挖掘“东方的、原始的、民间的文化”，企图找到一种对抗的语言来排斥“西方的、现代的、正统的意识主流”，并为反抗体制化的写作树立了时代的标杆。
在某种程度上，南京诗歌的状况也是当代诗歌变迁的一个缩影。如果说80年代南京诗歌群落和诗人个体的蜂起，在当代诗歌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的话，那么进入90年代以后，南京诗歌社团的趋于瓦解和诗歌面貌的混沌无序，也是时代转型的一个表征。众所周知，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诗歌在精神内涵上打上了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消费心理等的局部转型的烙印，相对于80年代诗歌，它以自己独特的言述逻辑建构起了具备一定审美合法性的话语形态，尤其是以民间写作为代表的诗歌显示出叙事性、个人化、口语化的转变，这种“转变”与时代的文化背景也是息息相关的。市场大潮的席卷、西方思潮的涌入及价值观的转变造成了诗人身份的游离，这必然反馈在诗歌写作上。
在这样的时代文化背景下，南京诗歌进入90年代也呈现出一些多元化特征，同时诗歌写作也陷入一种无序的混乱的状态。他们努力“在语言和现实的联系中，寻觅介入现实和传统的有效方法”（罗振亚《90年代：先锋诗歌的历史断裂与转型》），但是由于陷入后期写作方式上的个人化和狂欢化，诗歌“合法性”的问题也突显出来，使得诗歌标准和诗歌评价体系陷入混乱状态，以致诗歌阵营逐渐开始裂变和分化，对诗歌的伤害较大。当然，这样的状况在新世纪得到了一个彻底的清理。此外，诗歌史就是一个不断淘汰和筛选的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跋涉中，许多人掉队了，很多人变异了，最后坚持留下便是诗歌的赤子。
民刊《南京评论》是一个不能绕过的话题。这个诗歌群体的诞生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2001年诗人黄梵和吴晨骏发起创办“南京评论”网站，2003年纸刊问世，影响力逐渐扩大。这是一本同仁刊物，虽然没有统一和明确的诗学主张，各人的写作风格也不一样，但它几乎集聚了南京大部分优秀的诗人和评论家，比如黄梵、马铃薯兄弟、育邦、傅元峰、何同彬、梁雪波等。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他们显示出更加活跃的姿态，通过杂志举办的重要聚会、年度性纪念会、朗诵会、诗人交流会、沙龙等不计其数，几乎代表了南京诗歌写作的现场。
诗歌是青年的特权。南京高校林立，诗歌传统的延续性较好，加上城市文化氛围浓厚，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一些青年学子内心的诗歌情愫。2010年，80后诗人马号街、卢山等共同发起创办集中展示80后、90后诗歌的平台《南京我们》，并力争成为南京乃至江苏民刊第三代的标杆。他们持续出刊，举办诗会，既与知名作家保持密切联系，又广罗潜行而有实力的新人，影响力迅速提升。此外，90后诗人炎石等人创办的“进退”诗社，也是锐气十足、有声有色。除了这些诗歌民刊及流派外，高校内的一些诗歌社团纷呈多样，来势凶猛，比如南京师范大学的“萤火”诗社，南京大学的重唱诗社等。在这样一个非诗的年代，南京诗歌的民间力量在年轻的诗人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延续，他们的诗歌梦想和激情足以建立起我们对南京新生代诗歌的期待和信心。
新世纪以来，诗歌写作的派别意识已经几乎淡化，诗学主张也在沸沸扬扬的口水里化为沉寂。时代风云湮没了诗歌圈子的喧嚣，诗人似乎也受此影响，纷纷退却一旁让位于这个时代的政治宣传、广告营销和八卦新闻。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南京诗歌的民间力量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展示，整体上也处于一个相对自足和安稳的状态，但是“他们在个体化写作上的坚持、探索并没有停止，相反，正是因为不求闻达，他们之中很多人的独立性、自由性因此更突出，诗歌写作总体上也显得更沉静、笃定和优雅”。（何同彬《浅谈江苏新世纪诗歌的民间力量兼及民间的困境》）正是基于这种“暗处”的民间力量，南京的诗歌得以薪火相传，继续向前推进。
二、学院气质影响下的诗学风格
如果我们考察新世纪以来南京的诗歌写作，不难发现以子川、胡弦等为代表的50后、60后诗人的诗歌写作已经炉火纯青，一批70后如梁雪波等新锐诗人已经崛起，更加年轻的80后90后诗人开始跃跃欲试，南京的诗歌写作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实际上，今天活跃在南京诗歌现场的诗人主要有子川、胡弦、黄梵、马铃薯兄弟、梁雪波、育邦、雷默等等。考虑到时代与文章篇幅的关系，在这里仅仅选取十多位较为年轻的新生代诗人为代表，试图通过“管中窥豹”来扫描南京诗歌写作状况。
此次推介的一批70后、80后和90后诗人，他们构成今天南京诗歌写作的新的血液。70后的诗人主要有梁雪波、育邦等，这些年轻的新锐诗人是维持南京诗歌名城的主力军；80后、90后诸如潘西、焦窈瑶、炎石、卢山等则是后备力量，他们多数是在校大学生，可能在写作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整体风格尚不成熟，但“小荷才露尖尖角”，他们涌现出对诗歌的激情足以令人刮目；在宽容看待的同时，我们要抱有足够的耐心和广阔的视野。
南京诗歌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诗歌写作与学术研究齐头并进，这和这座城市众多的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密不可分。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和作家班、南京理工大学诗学研究中心、三江学院“四月诗会”都对南京诗歌的繁荣起到了推动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南京的诗歌写作多数呈现出一种“学院化”倾向，学院气质与江南情怀明显，诗学风格总体温婉、沉静、优雅。
历史古都的底蕴与现代高校的林立的影响让南京的诗歌写作始终处于一种较好的文化氛围之中，诗人大多受过较好的文化教育，加上传统意义上江南文人的谦逊、内敛的性情，所以南京的诗歌圈子洋溢着难得的儒雅气质，而摒除了叫嚣似的口号和意气之争。如果我们考察南京诗人的写作，我们就会发现南京的诗歌几乎没有粗俗的口语写作，这在口语诗歌大行其道的当下近乎一种奇迹。诗歌圈子似乎也不够热闹，但值得我们尊敬的是，他们秉承严肃、真诚、负责的态度，在写作中清理内心和建构诗歌理想，维护汉语诗歌的纯洁和尊严。
之前曾有学者提出“南方诗歌”的概念，正如柏桦所指出的，近些年来，当代中国的诗歌风水已经由最初的北京经四川流转到了今天的江南。南京是江南的重镇，是“南方诗歌”的代表。实际上，在更加广阔的南方，除了江南以外，像四川、云南、广东、海南、福建等地，诗歌创作都相当活跃，如前所述的诗歌复兴的种种征象，大部分都发生在南方。在这里，我们不去探讨和分析“南方诗歌”这个概念的合法性，只是“借题发挥”，主要论述的是南京诗歌。
2008年4月初举办的“中国南京・现代汉诗论坛”的学术主题的是“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南方精神”。这里所说的“南方精神”，“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精神，是一种包括和体现于诗歌创作的主题话语、美学特征、诗学策略以及诗人主体的生存方式和精神姿态等诸多方面的精神现象”（何言宏）。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有的学者认为，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复兴，正主要是南方诗歌的复兴，其中所必然携带与蕴涵着的南方精神的基本内容及其在当下中国精神现实中的特殊意义。
南京这座城市似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处于一个相对尴尬的位置，但是南京诗歌显然没有被这种“尴尬”缠住双脚，而是继续延续其诗歌的南方精神，把诗歌写作和诗歌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向前推进。比如，2002年《扬子江》诗刊（2002-2005）把诗歌创作与诗歌批评的共生互动，作为办好诗歌刊物的一个重要方略，开辟了“读诗会”（与首师大新诗研究中心联办）、“新诗第二课堂”（与《诗刊》下半月刊联办）、“对话”、“圆桌”、“评论”、“视角”、“双月短评”等诗歌理论与诗歌批评栏目。这些都对诗歌创作与诗歌批评的共生、互动、繁荣，起到了促进作用。近年来这种双向互动不断延伸、拓展，由何言宏、黄梵、傅元峰、何平等人发起的“现代汉诗研究计划”，由陈东东、庞培、长岛、张维等人发起的“三月三”诗会，由南理工诗学研究中心组织的“食指研讨会”等一系列活动，都放大了这种效应，使得江苏诗歌现场，呈现创作与批评双翼共振、共生互动的良好态势。
在展示这些学术活动与诗歌活动之外，我们有必要解读南京诗人的诗歌写作，深入诗歌文本探析南京诗歌的内在质地。实际上，这种学院气质和江南情怀也体现在一些诗人的写作中。比如傅元峰的《三月》：“输光半生的人，有谁，还可以叫做同伴？/一块石头被点燃/紧接着，铁/最后，花朵化为灰烬//再孤寂一点！当白鹭在乌鸦中看到自己/曙光飞来，去抓沾满露水的铁轨/食物赶走母亲，并把你遗忘”。因为学院出身的缘故，他对诗歌语言的修炼极为严格，诗歌里有一种“苦涩”的气质，诗歌中象征与转喻较多，挑战想象力的空间边缘，正如他所写：“时至午后，有谁还睡在三月的东京都/只有樱花暂时落在他黑色的想象上？”
还有这首《钟声》：“犹疑不但会生根，而且会建成一座城市/在它西南，花事正逼近//湛蓝的钟声背着一面镜子/墓地在寺庙温暖的怀抱里酣睡//氏族的水桶在树荫下/和我一起，听到了樱花嘈杂的来声”，诗人以优美的笔调写出江南诗歌中所特有那种典雅、灵动与内敛。“杂花生树”，纷繁的意象内部隐忍诗人的情感，它讲究陌生化的效果，并通过词语的交织组合，言说着荒诞和深远的主题。他的诗可以说是冥想的盛宴，内部空间宽阔，不断逼仄着读者的想象空间和激发着其跳跃性思维，没有诗歌阅读理论基础的读者是很难获得其解读的密匙。
此外，诗人育邦的《六月十四日与元峰登栖霞山》似乎是一种回应：“沿着栈道/我们登上栖霞山/眺望过去/长江似练，枫林如涛/伏在江边和林下的/是我们那日益卑微的生活/有时，我们并不说话/隐于尘世的沉默/在山林之间慢慢铺展开来……”时空变幻，错位交织，对个体存在进行哲思，且白描的运用让诗歌更具有立体感。他的诗歌的语言相对没有傅元峰的晦涩，但梳理有致，节奏感较好，并且洋溢着江南才子的才气与智慧。
三、古典情怀与现代都市
南京是著名的六朝古都，诗人生活在这座城市里，很难摆脱历史与传统的浸染，所以，值得警惕的是，他们的诗歌写作稍一处理不慎，诗歌风格要么就成为古典的注脚，要么就会流于情感空泛无病。正如诗人朱朱指出，“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想体现出创造性与想象力实属不易。像关于玄武湖的诗作，古人已经写了很多，如果没有个人情感由内而外的渗透，但又想表达那样的感情，就会给人以伪造的感觉”。这的确是一个在南京诗歌圈子里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酸涩无味的抒情似乎已经败坏了大众的胃口。南京诗人如何突破这种写作瓶颈，在关乎历史文化底蕴的时候，抵达当代诗歌现场，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育邦的《六月十四日与元峰登栖霞山》很好的处理了现实与历史的关联：“和一群年轻的学僧坐在教室里/喝茶，聊天/过去的我呈现出来/夕阳照在西峰上时/那个宋朝的扫地僧人/就从我体内走了出来”。身在一座喧嚣的都市，如何处理好现实境遇与内心指向的关系，如何适当的唤出“那个宋朝的扫地僧人”，我们从他的诗歌里寻找到了答案。他的《顽石》虽然用的是口语的表述形式，但诗歌的内核仍是传统的古典情怀，这也让我们联想到历史中的关于“顽石”的故事。
实际上，南京诗人的写作融合了一些古典韵律与现代口语，而且诗歌的“江南”特征较为明显。比如90后诗人炎石的《咏怀系列》，在口语写作的背后显示出一些古典的韵律和气质，诗歌语感较好，整体风格也比较成熟。在他们写作的背后是南京这样一座被历史和文化沧桑数千年的城市的浸染，这种骨子里的文化与历史的交融，显得深厚、大气，游刃有余。
换个角度说，这种古典主义的美学流露也是诗人对现代文明身份焦虑的侧面表达。中国古典诗歌文化博大精深，足以具有某种文化精神上的向心力和包容现代蹩脚诗学的厚度。在面对现代性的话语生存困境时，诗人可能转身向古典汲取营养，借助静穆和清新的话语表达，以此消解当下生存与话语困境带来的孤独与癫狂。此外，还有一些诗歌是诗人思考自身存在的产物，他们以诗歌来打量着自己和这个城市的关系。诗歌是城市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很有必要正确厘清都市与诗歌的关系。
南京是一座既古典又现代的城市，它的诗歌写作也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这种古典与现代交融的特征。上世纪八十年代，南京诗人角在和平公园诞生；秦淮河边一幢楼的楼顶露台成了南京诗人雅集的地方，被命名为“都市庭院”。另外，南京的先锋书店、雕刻时光咖啡馆等已经成为南京诗歌的主要现场，在南京诗歌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一书中研究了上世纪30年代的文化名人和上海这座都市的关系，细致入微地考察了诸如看电影、喝咖啡、逛书店等文人消遣方式，并认为如果没有都市的物理环境和设施，对施蛰存和他的同代人来说是不可能产生一批优秀的诗歌。都市生活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都市不可避免地成为诗歌写作需要处理的新题材，成为新的感情抒发的对象。南京作为中国的东部的一、二线城市，它的复杂性必然投射在诗人的写作中，而南京诗人就是通过这些大大小小的都市景观来观照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和心理状态的。
70后诗人梁雪波可谓是近年来南京诗歌的一个重要收获。作为一个抒情诗人，选取的这几首诗歌多带有个人自传的性质。“在我饥馑的少年大梦，夕阳愤怒的公牛/斜卧的柳树下，一把旧时代的铁器/穿破蓬草，带着斗争的必然性/在故事中咔咔震响”（《日月铲》），这是青春的回响，也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这首诗里诸如“公牛”、“铁器”等意象具有明显的“阳性特质”，坚硬、强悍，他的诗歌在抒情的背后充满直达人心的力量，质地明亮，落地有声。“十八岁，我带刀远行/沿运河而下，头枕民脂民膏/一路数着前朝的霓霞与落花”（《少年游》），这样的诗歌语言肆意铺展，一气呵成，带有青春激扬的，读来是一种享受。
此外，他还有一些质地坚硬、熔思想性和修辞艺术于一炉的诗歌，比如《断刀》、《闪电》、《雪豹》等；还有一些关注社会、反映民生的诗歌，比如《断指》、《强拆》、《开胸验肺》等；这体现出他诗歌写作的驳杂与丰富。他诗歌的丰富与多样化，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丰富的诗歌实践。梁雪波的写作始于90年代初，感受过那个年代诗歌的热烈与骚动，这一经历对他的写作的重要意义在于，90年代诗歌氛围的浸染，不仅让他从中获得诗学的滋养，而且能够比较清醒地意识到其间的创造与局限，不断开创自己诗歌的新路径。诗学上的突破亦是个人的成长，成为“撕去了语录的野孩子，从石头里蹦出/数字和线段随水蛭游走”（《日月铲》）。
“他在城市里，习惯了棚居”，潘西的诗歌写出了诗人蛰居城市的孤独，读来让人动容。“黑黑的屋外，我听到/有人小声地说：活着，只要还活着……/可除了死亡，这里的人还共用着什么/和遮羞布一样/希望总是和穷人一道，被高高挂起”（《裁剪》），他的诗歌显示出对叙事性的娴熟把握，并且内部情感十分饱满。他诗歌的基调是低沉的，甚至是忧伤的，最后他只能寄托于一支虚幻中的“未来的玫瑰”：“填满它花瓣的，是另一面镜子/映出我的禁忌，我苔藓般的孤独/我心的黑暗与饥渴/分担我每个入夜时辰里的冒险”，诗人以想象慰藉生命，然而，“这我未知人生的第几朵玫瑰啊/它还没到来就已即将寂寞逝去了”（《未来的玫瑰》）。
90后诗人任少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对象，他的诗歌一开始就显示出异样的才华。“在广阔的春天之绿中，/我将是一尾低沉的游鱼。/在春天之稍颤栗，每一朵花瓣/都是我善变的鳞片”，这种带有强烈个人化叙述气质的语言浑然天成，才气逼人。他的诗歌多反映青春期内心的哲思，以文字经营内心，“与内心的虎豹为伍”，但又“时常为这虎豹所擒获”（《虎豹之说》），这大概就是青春之惑吧。同样为90后诗人的萧肃的诗歌相比之下整体风格较为朴实，在《乡村之夜》里他写道，“无限洞穴的几何图形把/我的全部重量抽空、吸进”，这种真切的体验亦是一个青年的怀乡之思。
80后女诗人焦窈瑶在《镜子和钟》里思考个体的存在之感，“时间是我袖珍的恋人/我们的恋情发生在镜中”这样的句子足够精彩。她的《午夜之雨》多带有女性独特的思考和体验，“春天 一个精神病患者/从你的墓前 拉走/二十五年前的车马/去赎回 你的河流和麦地/雨水和姐妹”（《春天，一个精神病患者》）则饱满热烈，洋溢青春之血。实际上，对比分析两位80后女诗人顾星环与焦窈瑶的写作，她们都注意向内挖掘诗歌内核，象征和隐喻的运用较多；风格上，顾星环的诗歌温婉一些，焦窈瑶则显得激烈、奔突。
在审视自己与现代都市文明关系的诗歌里，一部分80后90后年轻诗人的作品更为激烈。尤其是来自农村的身份背景与现代都市文明的冲突，交织在他们的诗歌写作里，他们仿佛一尾游弋于城市边缘的鱼，在细碎的痛苦中寻找着安身立命之所和精神文化的源流。我们似乎能从这些疼痛的诗句里触摸到诗人内心的情感焦虑和精神寄托。比如炎石写道“就在昨夜，父亲将存了四十年的勇气传给我”（《咏怀》），萧肃看见了“宿命主义的词语，撕咬城市飞奔的”（《废墟中的孤岛》），顾星环说“我的蒙尘的双眸只能看到钟山的溶化”（《日暮灵谷》），卢山表示要“忍住春天，病痛泛滥繁花似锦/忍住吐蕊，拒绝绽放”（《与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