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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技术;研判;侦查
1 案例简介
2014年春节期间,中山市小榄镇接连发生多起入室盗窃案,涉案总金额高达30余万元,给社会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犯罪嫌疑人作案极为疯狂,平均每2天作案一起,作案目标均为本地豪华住宅,带戴手套作案,案发现场未发现有价值监控视频。小榄分局刑侦大队技术中队高度重视,根据案件的作案手段和现场提取的鞋印进行了研判分析,最后形成串案,并在案发现场及来去路线采集信息,及时上报刑侦大队有关部门。刑侦大队通过研判,成功锁定犯罪嫌疑人蔡某,并利用轨迹信息在中山市黄圃镇将嫌疑人蔡某、董某(女)抓获。
2 现场勘查情况
2014年2月4日大年初五,小榄镇沙口社区发生一起经隔壁在建楼房脚手架爬进住宅的入室盗窃案,紧接着在2月5日和2月20日,小榄镇沙口社区和北区社区又连续发生,这三总案件针对的都是隔壁正在建房、相对比较富裕的本地住宅,主要盗窃现金、首饰等易于携带的财物。技术人员通过仔细勘查,发现嫌疑人均戴手套作案,但在三单案件的现场出入口和中心现场均发现到横“8”型鞋印,通过拍照、静电吸附等多种方法,提取到了价值很好的清晰鞋印;因为该三单案件的现场足迹、手段和针对的作案目标类似,技术人员立即进行串并,并及时将此串案件的信息提供给刑侦大队研判室。
3 案件破获情况
研判室通过技术中队提供的串案信息,在现场周围和来去路线采集信息,收集现场视频以确定嫌疑人的来去路线,通过现场分析,在三单现场均做出同一个轨迹,并在分析出与2013.11.21小榄镇新市社区广源直街二巷1号入室盗窃案中的信息相吻合,并将该案件并入串案。通过研判查出该轨迹的拥有人的身份;2014年2月24日,办案民警在黄圃镇成功抓获嫌疑人蔡某、董某(女),缴获涉嫌被盗财物一批,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对进入上述入住宅盗窃案件供认不讳,并供认其他入室盗窃案7起。
4 案例评析
嫌疑人有前科,具有很强的反侦察意识,戴手套作案,并刻意避开视频监控,给案件的侦破增加了不少难度;技术人员通过对现场的细致勘查,提取质量较好的鞋印,并将多起案件串并,将现场采集的信息及时反馈给研判室,通过技侦手段成功将嫌疑人确定并抓获,是技术、研判、技侦联合作战的经典案例。
结束语
现在戴手套作案的案件频发,常规的侦查手段已跟不上现阶段的案件发展情况,现阶段团伙作案,系列作案频发,技术、研判、侦查联合作战应作为案件侦查的常态;首先技术是基础,通过对现场的细致勘查,将类似案件的及时串并,为侦查提供方向,并在抓获嫌疑人后能提供坚实的证据材料才是关键;在这串案件中,技术人员在发生在小榄的四宗案件中均提取到鞋印,其中三单现场的鞋印和嫌疑人所穿鞋做同一认定,为该串案件上庭审判提供最关键的证据。其次,抓获嫌疑人后要及时到嫌疑人所住的地方收集证据,特别是嫌疑人所穿的鞋,再比对以往类似案件的现场鞋印,以破获更多案件。
关键词:遴
中图分类号:E251 文献标识码:A
随着军事技术的飞速发展、武器装备的推陈出新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尤其是随着上世纪90年代美军在全球主导的几场局部战争,联合作战已经成为继协同作战、合同作战之后的最先进的作战样式,并且成为世界各军事大国的努力发展方向。联合作战具有自身的高度复杂性和复合性,对指挥人员的知识、能力、素质均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世界范围内政治、军事斗争的日益复杂和尖锐化,使得局部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在逐步增大。因此,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培养问题日益迫切,已引起世界各主要军事国家的高度重视。
一、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定位分析
对联合作战指挥人才进行科学准确的定位,是对其进行有效遴选和培训的前提和基础。从语义上来讲,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最基础定位是人才,不是一般的普通人。在这之上,从其应具备的学识上来看,是跨学科人才。从其所从事的具体工作来看,是具有高度创新精神的应用型人才,而不是学术型人才,更不是实用型人才。从其从事的工作层面来讲,是高端人才,从其数量上来说,必然是极少数人才能够胜任联合作战指挥岗位,因此必然要求是精英人才。因此,应将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定位为跨学科具有高度创新精神的应用型高端精英人才。
军事活动几乎可以说是所有社会活动的高度浓缩,其中既包含有现代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工程技术层面的活动,也有社会科学层面的活动(会科学),而所有这些活动,都要在统一的指挥领导之下进行。因此,军事活动本身就是高度跨学科的活动,而军事指挥人员所从事的工作,恰恰就是这样的指挥领导工作。随着指挥领导层级的不断提升,指挥人员除了要对像指挥领导这样的会活动极其娴熟,要对所处时代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和所在部队的装备技术水平烂熟于心,也要对类似于军事伦理、军事法律、军事心理学等各方面的文史领域问题有相当程度的思考[1]。现代意义上的联合作战,其基本定义是跨两个军兵种以上的共同作战,因此,其指挥人员更需要在一般单军兵种指挥人员的基础上,对相关军兵种的指挥知识和基本作战要素相当熟悉,并且能够根据不同军兵种特点和活动规律,有效探索适合不同军兵种联合作战的有机融合之路。因此,联合作战指挥人才从知识结构上来说必然是跨学科人才。
一般意义上的人才类型可以分为实用型人才、应用型人才和学术型人才。实用型人才一般定位于低端的操作型人才,其教育培训定位主要是高职高专,也包括少数本科教育。应用型人才是能应用理论和技术工具,解决生活和工作中面临的现实问题的人才,在教育培训定位上则涵盖了从本科教育到博士教育的全部高层次教育。学术型人才则是以学术研究为目的而培养的人才,教育培训定位主要是博士研究生教育。
联合作战指挥人才是直接在一线部队担任联合作战指挥和训练任务的人才,因此主要定位是应用型人才。当然,我们不排除联合作战指挥人员既能从事应用性质的工作,也能够从事学术研究,但其主要定位是应用型人才。
联合作战指挥人才,还必须具备高度的创新精神和丰厚的学术修养,能够正确应对瞬息万变的军事情况变化,科学快速制订相应的联合作战方案,能够从特殊的军事活动推出一般规律,并能够指导自身的指挥训练工作。
一般意义上将创新定义为“自主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和“集成创新”三个层面。对于联合作战指挥人才,更多的需要的是第三个层次的创新,即“集成创新”,也就是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即对新技术、新装备、新战法的大规模推广应用[2]。同时,不同的人员有不同的分工,分工促进专业化,进而促进了经济、军事和社会的快速发展[3]。我们不可能要求指挥员去从事具体的工程技术方面的创新工作,但作为指挥员必须具有极强的信息素养,能够及时将先进的技术、发明和创造广泛应用于军事行动,带来军事效益上的提升。
指挥工作本身就是高端工作,联合作战指挥无疑更是高端工作。军事指挥员所肩负的重大责任,必然要求其为精英人才,而不是一般人才。无论是从事战略级的联合作战指挥人才,还是从事战役级的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甚至是从事小型的战术级的联合作战指挥人才,不要说在全部军事人员之中,就是在作战指挥人员之中,也只能是少数,而不可能是多数,因此,更要优中选优。
联合作战不是一体化作战[4],而是多个军兵种的共同作战,军兵种的专业分工必然存在。即使是在一体化作战的理想情况下,也还必然存在专业上的分工问题,这一点已为大部分现代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的研究所证实[5]。因此,我们不能认为在高度联合作战或一体化作战的情况下,所有军事指挥人才都是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因此,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必然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的人才,对党、国家和人民肩负着更加重大的责任,必须是最聪明的头脑才能胜任,因此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必然是精英人才。
二、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的现状及其分析
我军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培养渠道主要包括院校培养和部队培训。院校培养由初级、中级和高级指挥院校所构成的三级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体系来开展。部队培训主要依靠交叉代职等方式实现。院校培养和部队培训的相互交叉互补,成为我军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生长的主渠道。这样一种培训模式,为我军联合指挥生长干部的成长和生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由于联合作战出现的时间较短,联合作战的实践还达不到足够丰富,相关案例也较少,因此,无论在联合作战的实践上还是在联合作战的理论上,均有很多需要丰富和完善的地方。对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成长规律和特点,联合作战指挥人才需要的能力和素质,联合作战自身的学科理论基础,也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探索和归纳总结。因此,在院校培养和部队培训构成的我军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主渠道的大框架下,对人才遴选和培训的覆盖面,以及培养方法、方式、培训内容方面,均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和必要。
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上来说,部队本身就是一个更多依靠命令和计划开展工作的组织体。因此,部队在组织行为方面体现出一致性的同时,也必然表现为灵活性相对不足。体现在人才遴选和培训上,就体现为依靠命令和计划,以统一的标准、一致的大纲组织开展人才的遴选和培养工作,而对从“人”这一复杂个体的特性来考虑其成长问题明显不足,对发挥人的自身主观能动性在其成长中的作用缺少足够重视。在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方面,我们依据已有的经验和外军有关做法,强调专业对口,强调训用一致,强调岗位经历,将对人的能力素质的考核转变为对其经历的考核,而忽略了个人的主动学习在联合作战指挥人才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忽略了工作岗位主动调整的可能性,也对高效的淘汰机制在联合作战指挥人才成长过程中的关键作用重视不够。
三、建立动态开放的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体系
培养体系包括了培训和遴选两个环节。为有效提高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培养质量,必须建立动态开放的培养体系。所谓动态,是指以动态的眼光来看待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能力素质生成问题,通过最新的大量的实践来时时检验理论的适用范围和有效性,以及人才培养的质量并建立反馈机制。所谓开放,是指在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遴选范围上要尽可能开放,培训环节上也要尽可能开放。
从哲学角度上讲,我们基本不可能先验地建立起一个适用于未来的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知识能力模型。尤其是联合作战,在目前理论和实践均有待发展和完善的情况下,我们更不可能对其指挥人才的知识、能力和素质有一个精准的定位。我们只能大体从经验上说,高超的指挥水平和管理能力,复合化的军兵种知识和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尤其是信息素养,是目前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必备知识。但对于具有什么样的知识,什么样的能力和素质,才能够担任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即成为合格的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充分条件,尚不能从理论和实践上给予科学的回答。
即使我们能够确知未来联合作战指挥人才所需的知识、能力和素质各要素,但对于这类相当主观性的内容,能否对其进行量化,量化之后的结果是否
科学,仍然是一个未知数。联合作战指挥人才不是各种知识的机械组合,而是要对各种相关知识能够有机融合,生成自己特有的能力和素质,并能够创造性地发挥应用。对指挥人才来说,最重要的能力是应用能力,而应用水平和能力如何考核,恐怕永远是一个无法定量衡量的难题。
即使通过统计规律,我们能够确知联合作战指挥人才所需的知识,但如果把这些知识作为考核要点,恐怕也不能达到科学考核的目的。因为我们所得到的,只是作为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况且,这种考核,是从静态的概念和意义上来开展的,是面对过去经验的,而非面向未来的。
此外,从人的角度来讲,人自身的知识积累、能力和素质的提升,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般来说,随着时间的增长,个人在知识方面会始终处于积累状态,能力和素质始终处于提升阶段。但这个动态过程,绝不是一个匀速的过程,而往往聚积着突变、涌现等复杂系统意义上的突飞猛进过程[6]。
再者,从知识、能力和素质的角度来讲,由什么样的知识能够生成什么样的能力和素质,并不具有固定的线性关系。而且,这与其载体,即“人”这一个体的特性,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在相同的外部条件下,不同的人,必然会有极其不同的表现。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人才的试金石。因此,对于联合作战指挥人才所应具有的知识、能力、素质等指标尚不能明确的时候,我们必须依靠实践这块试金石,通过对联合作战指挥人员长期的基于实践基础上的动态考核,才能保证遴选的科学性。因此,必须建立起基于实践检验意义上的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动态知识能力生长概念,通过相关的大量的实践活动时时进行检验,形成有效的反馈机制。
遴
我们现在比较重视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培训,但对遴选这一环节的重视程度不够。实际操作中一般是由下级部队推荐,为保证人才遴选的效果,又在推荐中规定了一系列外部标准,如任职年限、培训经历、岗位经历等内容。这种遴选基本是在固有的封闭系统内进行,遴选的范围不够广,过程也不尽合理,遴选的标准也不尽科学。
首先,遴选范围不够广。这种遴选范围往往囿于已达到相当级别的,并有规定培训经历和岗位经历的作战指挥人员。这首先就将部队广大非作战指挥人员排除在外,无形之中缩小了遴选的范围。又将级别、培训经历和岗位经历作为考核指标,无疑又会将一大部分指挥人员排除在外。由于联合作战自身具有的理论上的不完备性,以及实践尚不丰富的实际情况,我们目前无论从经验上还是从理论上,均难以对未来信息化条件下的高技术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知识能力素质进行有效建模,因此将对其未来能力素质的考核,转化为对其级别、培训经历和代职经历的考核,尽管是可以理解的,但却不是绝对合理的。
其次,遴选过程不尽合理。从理论上说,这种遴选,是单方向的遴选,即下级推荐,上级确认,缺少了作为个体的主动参与。此外,在执行过程中,部队在推荐的过程中,往往是在确保自身训练任务圆满完成的前提下,将那些发展前景不明朗的干部送到学校。这不但影响了教学效果和质量,对军队建设事业来说,也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尽管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制度执行问题,但实质上这是一个制度安排问题[7]。
再次,遴选的标准也不尽科学。我们前面分析过,这种遴选,实际上是把对个体的知识能力素质的考查,转变对为其外在经历的考查。这种遴选标准,忽视了目前联合作战指挥理论的不完善和实践的稀缺,对作为个体的人的复杂性重视不够,也没有注意到联合作战指挥这个复杂的事务至少在目前的不可完整把握。
因此,从适应未来联合作战需要的角度,从人的理性的有限性上来讲,以及对人的能力素质考核的科学性上来讲,我们必须建立开放的遴选体系。
首先,是遴选对象上的开放性。即不仅遴选那些经过初级或中级院校培训过的指挥人员,也要在那些没有经过培训但具有复合指挥知识和自主学习能力的指挥人员,甚至是非指挥人员之中进行遴选。
其次,是遴选方式的开放性。要变单向的推荐式遴选,变为双向的个人主动申报,再由实践考核检验的遴选,这样,既考虑到了个人的职业生涯规划,也保证了未来联合作战指挥人员对岗位的忠诚度和热爱。
再次,是遴选标准的开放性。不仅是领导和专家进行选拔,更要在实践当中进行遴选。由于联合作战指挥目前仍然是较新的作战样式,仅依靠领导和专家自身的能力和素质,能否准确预知未来也还存疑。因此,要建立开放的遴选标准,除了领导和专家外,更要看其在联合作战演练等各种活动中体现出的水平、能力和实绩进行选拔。
我们目前实施的初、中、高三级培训体系,实际上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培训体系。有论者指出美军从一名少尉晋升到上校,必须服役22年,进6次院校,在五级指挥岗位和三级参谋岗位任职[8],指出我军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也应以此为目标。我们认为,美军有美军的实际情况,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不可盲目照搬,否则很容易出现南桔北枳的情况。
无论从联合作战指挥人才所应具备的知识能力方面来看,还是从历史上杰出人才的成长经历来看,还是鉴于我们目前对联合作战的整体把握能力来看,我们认为,均有必要建立开放的培训体系。这种开放,主要体现在培训环节的开放,即不一定完全严格遵守三级院校培训体系,尤其对于一些中间转岗人员。如果严格按照三级院校培训体系来要求,势必会将一部分人排除在联合作战指挥人才遴选队伍之外,这在另一方面又会将联合作战指挥队伍逐渐演变为一个封闭系统,而缺少新鲜的外部血液注入,进而缺少新的思维模式和思考方式。
在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培训中,完全可以依托国民教育体系、外军教育体系,甚至是国外的一流大学。逐渐扩大培训范畴和承训院校,将使未来的联合作战指挥人员的来源更加多样化,知识结构更加多元化。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通过更多学科的交叉碰撞融合,提高联合作战指挥人员的整体水平和素质,以适应未来联合作战的指挥需要。
建立开放的培训体系是我们的目标。但即使在开放的培训体系中,我们现有的三级院校培训体系仍将是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生成的主渠道。根据我们对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科学定位分析,有必要对三级指挥院校的培训目标进行重新界定。
联合作战的基本定义是两个以上军兵种的共同作战,军兵种的区别仍然存在。即使在未来一体化作战成为现实,联合作战或一体化作战能否取消军兵种的区别进而完全融为一体,仍在未可知之列。因此,在目前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大部分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势必仍然来自于各军兵种的指挥人才。
结合人才成长的一般规律,我们认为,在一般意义上对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培养,应该是通识教育基础上的专业化,专业化基础上的复合化,复合化基础上的再专业化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能够分别对应我军目前三级指挥院校培训体系。其中,初级指挥院校本科教育主要完成通识教育以及初步的专业化教育,初级指挥院校硕士研究生阶段应完成通识教育基础上的专业化过程,即对本兵种的指挥方法手段和装备技术发展水平达到透彻的了解和把握,并能够创造性地应用。在中级指挥院校要基本达到专业化基础上的复合化,即除了本兵种,至少要对本军种的指挥方法手段和装备情况达到应用自如。到高级指挥院校就要完成复合化基础上的再专业化过程,一方面是在军种指挥基础上的指挥复合化,另一方面就是在全面复合基础上的将跨军兵种指挥再专业化,形成独特指挥艺术和指挥风格的过程,要将联合作战指挥内生为联合指挥人才的专业化过程,完成从基础理论到应用实践的全面的深刻的变革。
2021年半年来,我执法大队治理车辆超限超载工作在县委、县政府、县交通局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关于印发规范公路治超执法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交办公路〔2017〕130号)》以及《省交通运输厅、省公安厅关于印发治理车辆超限超载联合执法常态化制度化工作方案的通知》(黔交政法〔2018〕2号),积极推进部门联动执法,有力推动治超各项工作持续深入开展,有效打击了车辆超限超载违法行为。现将我执法大队治超有关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主要做法及成效
(一)落实工作责任,制定方案。
2020年9月,我局和县公安局结合实际,研究制定《黎平县治理车辆超限超载联合执法常态化制度工作方案》,明确责任主体职责,强化交通执法工作的职能,及时与货运源头企业签订目标责任书,将源头治超任务分解落实到位。并组织执法人员深入货运源头企业,强化货运源头监管,组织执法人员深入重点建设项目工地和沙石场开展货运源头治超监管,与企业签订责任书,使治超工作顺利开展。
(二)加大宣传力度,营造社会氛围。
通过悬挂宣传标语、派发宣传单、召开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活动,在全县主要治超路段和源头企业共悬挂治超横幅20多条,向广大车主派发宣传单1000多份,利用县新闻中心在有线电视网络宣传治超工作相关政策等方式,把宣传工作贯穿治超工作的全过程,形成正面引导,做到群众理解、社会支持和车主配合,营造了良好的治超氛围。
(三)强化源头管理,全面推进治超工作。
1、各方联动,推进源头治理。我大队认真落实源头单位巡查制度,经常深入货运、物流、维修企业及大型厂矿企业开展日常巡查,分别与15家货运源头单位签订了治超责任书,组织执法人员到货运企业开展源头治超宣传,加强对道路货物运输源头的监督管理。组织人员深入到重点建设项目工地和沙石场开展货运源头治超监管,明确路政执法中队管辖区域及责任,加强了对企业的巡查监管,对装载量较大的货源单位进行了排查摸底,为货源单位公示工作打好基础。同时我局与公安局各负其责,各司其职,明确各自分工,共同做好治超工作。
2.突出工作重点,加大执法力度。我局加强动静态监控,坚持以流动治超为依托,重点加大对G356线、S242线等地方的治超力度,特别是三什江以及矮枧等重要路段的打击力度。我大队通过加强部门联动,以流动巡查和举报相结合的执法方式打击超限超载车辆,逐步形成全县监控治理网络,同时严格执法处罚,认真执行省交通运输厅新颁发的超限超载认定标准进行处罚。半年来共出动治超执法人员64人次,出动执法车辆8辆,检查车辆163辆次,卸载42吨。未发“百吨王”货车。
二、下步工作措施
(一)继续强化工作领导。按照“政府主导、部门联动、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总体要求,贯彻落实省、市、县决策部署,把治超工作责任落实到有关部门,加强治超工作领导,把治超工作列入年度计划,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任务来抓,明确职责,制定方案,实行目标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坚持综合治理,推进治超工作有序开展。
(二)进一步落实联合执法机制。贯彻落实全国治超整治专项行动的新规定,加强交通运输执法部门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协调沟通,相互支持配合,制定细化执勤计划,合理调配执法力量,做好相关的执法衔接工作,按照各自职责分工,落实工作流程的每个环节,做到紧密协作。
(三)进一步强化路面治理力度。坚持路面执法与源头监管并重的治超方针,交通、公安等部门积极配合,采取部门联动与区域联合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对主要干线、危桥及其他车辆超限超载严重、群众投诉多的地点和路段。着重加强对车货总重超过49吨以上的违法超限超载车辆的查处,保持严管态势。
一、高职院校继续教育校企联盟的内涵
(一)“校企联合”办学,开展继续教育的内涵和特点
所谓“校企联合”办学,意思是由高等学校与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立足于企业的成长远景策划和人资管理需求,充分利用高等学校的教学力量和教学设施,双方协商确定继续内容和模式,面向企业员工而开展的继续教育活动。这种教育模式充分发挥了高等院校与企业两方的优势,通过优势互补得以实现教育资源、科技资源和信息资源的协调利用。之所以开展校企联合办学活动,主要为了将高校所拥有的知识资源、技术资源与教学设施资源与企业的实际需求相匹配,以期为企业培育具备专业技能的人才。借助于这种教育模式,高等学校的技术能力直接体现了企业的生产能力,产学研于得以实现协调与充分配合,高校和企业均有所收获。
以高校教学力量和为依托的继续教育,是对高校所拥有的教学资源的充分利用,继续教育是一种不同于一般学历教育的教学形式,将高校的教育资源加以整体,构建成为开放的丰富的教育中心。继续教育可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参与继续教育的学员可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也可抽出专业时间学习,或采用半学半工的形式学习;继续教育的时间可根据需要灵活设置,长期性的继续教育和短期性的继续教育可按需选择;在教育地点的选择上,可以采用集中讲课的形式,也可以通过自我学习及借助于网络平台而学习。继续教育的办学形式具有多元化,主要包括下述形式:(1)学历教育,可开展本科阶段教育教学活动、专科阶段教育教学活动、工程类研究生阶段教育教学活动。面向成人的继续教育是将理论教育与实践能力教育相结合的教育模式。对于通过继续教育能力测评的学员,向其发放相应的学历证书,继续教育有利于提升学员个人专业能力水平,有利于完善其知识结构与个人修养,企业人才队伍得以丰富和提升,具备学历和技能两方面能力的人才是企业最核心的实力,有助于帮助企业屹立说激烈的市场竞争中。(2)专业需求教育,继续教育可结合企业在技术研发、生产制造和运营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某一具体问题为对象,由高校专业老师深入企业回民调查、解析活动,通过探讨等形式帮助企业解决问题。(3)培训教育,继续教育可立足于生产活动,面向企业生产一线员工进行实践技术能力的培训与提升。(4)研修教育,继续教育可立足于企业实践,选择某一业务活动,通过理论解析与仿真探索的形式进行整体性研究。
据上可知,不论何种类型的继续教育,其基本特征如下:(1)特定性的教育对象,继续教育是面向特定的教育对象而展开的,这些教育对象来自于同一家企业,按企业的实际需求开展教育活动;(2)同一性的教育目标,继续教育是结合企业的实际状况、受教育学员的教育水平及岗位要求来开展教育活动;(3)针对性的教育内容,继续教育与企业自身的状况和要求紧密结合;(4)灵活的教育时间与地点,继续教育的时空均可灵活选择;(5)严谨的教育管理模式,高校与企业两方可协商建立继续教育的教育机制、学习规章与奖惩手段;(6)共赢的教育效能,继续教育中,高校针对企业自身特性而开展教育活动,企业只需花费较小的成本即可获得专业性提升;学校仅可将配置的教学资源用于多家企业的培训之中,两者均成本低而收益大,同时,推动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二)校企联合办学是校、企双赢的最佳模式
人才是新时代最重要的资源,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企业,高素质的人才队伍都是最根本的竞争实力。通过继续教育,打造高水平人才,推进人才的均衡提升,从整体层面强化企业人员的专业水平。二十一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企业员工个人能力和专业素养不断提升,有利于推动技术进步,有利于萌发创新火花。继续教育可为企业和社会培养总量大、专业能力强的劳动人才,向劳动者进行不同深度和不同内容的教育。高校作为继续教育的主导者和教育力量,拥有强大的教育资源,可面向劳动者培养其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两方面的能力,且可向劳动者进行道德修养熏陶,帮助劳动全面提升个人的专业储备、实践能力和个人修养,帮助劳动者与时俱进,为企业创造和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高校参与继续教育工作,一方面可加强继续教育的宣传,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人才,另一方面也能够树立高校教育品牌。
二、继续教育的实证研究——大学与企业继续教育联盟访谈
(一)大学与企业继续教育联盟的定位、总体目标与作用是什么
刁庆军是我国继续教育领域的领导者与倡导者,在校企继续教育联盟组织担负重要的领导职责,面对他所服务的校企继续教育联盟,他这样解说其定位与教育目标:在教育部相关机构的大力拐进下,校企继续教育联盟基于大理的调查和讨论为基础,走访调查北京旅行公司、华联公司在内的多家行业性龙头企业,校企继续教育联盟在四次联盟会议后方最终对本机构的意义、职能和定位加以确定,形成管理和教育规范,致力于中国继续教育事业。校企继续教育联盟为全国性教育机构,不追求机构自身的经济利益,将协调各高校、企业、行业管理组织及社会力量,按教育部的规划推进继续教育工作。校企继续教育联盟的发展目宗旨在于不断促进继续教育的深入开展,推动高校在继续教育工作中不断为企业发展和社会进步而出力,构建他新型人才教育方式,实现产学研的有机结合,在教育、人才和生产之间建立紧密的链接关系,将致力于终身教育的目标,在全社会范围内倡导终身学习的风气和氛围。校企继续教育联盟的功能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实现高校,尤其是专科院校与实际用人需要的零距离结合,建立教育、人才培养和生产相连接的产学研畅通东道,以创新方式为企业和社会培养出更多的专业人才,促进人才技能和知识水平的提升;其次,以企业实际的用人需求为准则,构建职业能力认证教学体系,集职业能力教育、测评和认证于一体的教育教学机制,将学历教育与能力教育相结合,两者互为补充,实现共赢;第三,推到高校学生实践教育的深入,为大学生打通就业市场,创新地培养出既能且专的高素质人才。
(二)大学与企业继续教育联盟的主要任务有哪些
刁庆军对校企继续教育联盟的工作方针进行描述:在反复的研讨之后,校企继续教育联盟将主要围绕下述内容而展开工作,并倡导联盟中的各参与主体均能够与联盟一同,推进下述工作:(1)以工作技能为导向,构建相应的人才培养规范,通过校企合作而构建人才培养基础。面向全国需求大、基数大的行业,充分提取产业和行业要求,在行业领军企业与占据该学科重要地位的高校之间建立合作关系,通过多元教育形式,构建人才培训体系与人才认证体系,协同规划教育教学机制,协调设置培训课程,以兼具理论知识与实际知识的优秀教师作为教育者,对企业劳动者进行培训、教育和认证,将高校教育与行业之间零距离关联。(2)集中高校与企业的教育资源优势,以信息技术为依托构建资源共享中心。明确继续教育的服务机制,构建面向多行业多产业的教育资源数据库,基于教育资源中心进行线上教育工作,并后期的网络教育奠定基础。(3)集中优势教育资源,构建有影响力的继续教育品牌,开展成效评比活动。在继续教育领导设置特定交期用于静立在校企合作式继续教育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机构,带动校企继续教育的蓬勃发展,创建一批优秀的校企合作标杆。(4)通过经验交流和形式促进校企合作先进经济的传播,以期出现更多的人才教育模式,倡导终身学习和不断学习理念。三、继续教育校企联盟的推进
(一)采取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化合作模式
校企继续教育联盟在政府有关机构的领导和参与下,将有力地推动继续教育工作的顺利展开。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应从人、财、物等方面大力支持继续教育工作;政府尽快与继续教育相关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形成与推行,参与到继续教育工作的推动力和管理工作中;结合校企继续教育联盟的实际状况,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投入等,以促进继续教育不断不断纵深化发展。
(二)运用边研究、边实验、边总结、边推广策略
我国人口总量大,经济环境复杂,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教育内容与实际需求之间往往匹配程度不高,因此,单一的教育模式无法实现不同的教育需要的实现,需要因地制宜,因企制宜,构建模式不同、内容不同的继续教育体系。可选取某地区作为试点,推行终身学习理念,设计终身学习方案,并将之应用于继续教育活动中。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充分权衡区域人文差异,在结合各地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通过一定周期的试验,逐步推进终身教育体系;邀请社会媒体参与监督,并在媒体中大力推进继续教育成果,以媒体的力量推动终身教育理念的普及。
(三)加强教学资源的配置与应用
如今,校企继续教育联盟的工作获得了政府有关部分的表彰鼓励,倡请政府部门继续加强对继续教育工作的支持,落实继续教育倾向性政策,推进继续教育的深入展开,推动高校教育课程优化,科学调配教育资源,以期促进继续教育向着更高更广更深的方向成长,构建全面的继续教育体系。
(四)发挥行业协会和工会的作用
新型的高校继续教育模式将不再局限于某个群体、某个企业,而是面向全社会,具有普遍意义的继续教育,因而,继续教育与社会各要素紧密相连,继续教育的不断发展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充分的各下面要素的积极作用,探索发展道路,解决发展古城中的各种问题,形成良性、快速发展。鉴于企业对具体培训的个性化因素,可以由行业牵头与高校联合,在实践中更多的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以形成行业标准的培训体系,这样对于企业和受培训者都具有更为普遍的适用性。在培训的组织古城中,也要积极发挥各企业工会的作用,做好基层组织工作。
参考文献:
[1]European Union.Council Conclusions of 12 May 2009 on aStrategic Framework for European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and Training [EB/OL].‘ET 2020’,2009/C ,1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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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赵芝瑞, 韩瑜. 基于协同创新视角下的继续教育校企联盟探究[J]. 继续教育,2016(08):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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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CC即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系统被国内外公认为未来最具发展前景的洁净煤发电技术之一,环保性能好,污染物的排放量约为常规燃煤电站的10%,脱硫效率可达99%,氮氧化物排放只有常规电站的15%~20%。同时,IGCC能够捕集与封存相结合,实现CO2的近零排放。基于IGCC技术,还能同时生产替代天然气、甲醇、汽油、尿素、硫磺及灰渣建材等等,实现电力和化工的联产,有利于实现煤炭资源的综合利用,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华能集团公司联合国内多家大型国有企业和美国博地能源公司,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开工建设首座265兆瓦IGCC电站,采用具有华能自主知识产权的世界首台两段式干煤粉加压纯氧燃烧气化炉以及多项新技术新工艺,污染物排放接近天然气电站排放水平,发电效率相比同等规模的常规燃煤电站提高6~8个百分点,将目前成为我国最环保高效的燃煤电站。
华能集团公司总经理曹培玺表示,相比常规燃煤发电技术,IGCC具有发电效率高、污染物排放低等特点,并在捕集二氧化碳方面具有成本优势,被公认为是未来最具发展前景的清洁煤发电技术之一,代表了煤基清洁能源未来的发展方向。与常规300MW等级燃煤电站相比,IGCC电站年耗煤量减少约7万吨。
超高分子量工程塑料首获成功
周一兵
前不久,燕山石化在原有低压装置上首次试产超高分子量工程塑料产品喜获成功,实现工业化长周期批量稳定生产,填补了国内大装置连续生产的空白。因该产品是目前唯一可在摄氏零度以下保持性能的工程塑料,因此产品售价比普通聚乙烯要高出近三成。
据了解,燕山石化此次批量生产的是分子量为150万~350万超高分子量聚乙烯(UHMW-PE)9100CG、9200CG、9300CG系列产品,经过检验,各项指标均达到质量要求,且下游用户在进行生产试用以后,对该产品性能和质量较为满意,表示愿意建立长期合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