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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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投资范文第1篇

关键词：经济 投资

    1 我国现阶段境外投资基本情况

    我国境外投资的发展历史始于改革开放之初。但当时国际收支平衡压力大,外汇资金短缺,投资主体单一(主要是国有企业),国际市场经验不足,因此境外投资主要是设立贸易公司或者窗口公司,投资规模较小。20多年来,我国境外投资由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尤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境外投资呈现出高速发展的态势。到1998年底,境外企业数达到5 666家,中方协议投资总额为63.3亿美元。从1979~2001年底,我国累计设立各类境外企业6 610家,中方协议投资额84亿美元。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境外投资突破了以往的单一模式,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体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投资地区多元化

    中国境外投资原来都以港澳投资为主,到2005年底已经遍及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亚、非、拉美新兴市场投资很快。截止2004年底,我国在港澳合计设立境外企业2 856家,中方协议投资43亿美元。

    1.2 投资目标多元化

    我国传统的境外投资的目标大多是以设立贸易公司并将进出口贸易环节内部化,或者设立开发公司并将原材料(包括资源)供给环节内部化。当前境外投资目标出现了明显的多元化趋势:一是市场服务性的投资,即通过投资建立完善的国际营销及服务网络。如温州的月兔电器集团公司在西班牙设立公司,为出口的空调提供零配件和售后服务。这种境外投资的目标是产品服务环节的内部化,可以视为进出口贸易环节内部化目标的延续和深化;二是出口导向型的投资,即在出口市场或者出口市场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建立生产基地,主要设备、原材料由国内供给,产品一般在境外销售。这种境外投资大多是我国边缘产业(也是优势产业)向其他国家的转移,符合产品生命周期规律;三是技术获取型的投资,通过投资加强与国外的技术合作,获取上游技术。如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在美国设立依斯泰克有限公司,进行CDMA技术和产品开发。

    1.3 投资主体多元化

    从20世纪90年代起,民营资本境外投资占投资总额的比重逐年上升,到2004年已经达到60%,其特点是规模较小但是效益普遍很好。这一点与国有企业恰恰相反。

    1.4 投资方式多元化

    除传统的新建投资外,大多数企业在境外投资选择合资、参股的方式。这样做不仅可以充分发挥各投资方在资金、技术、原材料、销售等方面的优势,形成优势互补,并且不易受到东道国民族意识的抵制,容易取得优惠待遇,减少投资风险。同时,在经营上较少受到各种限制,有助于打入新的市场。

    上述的我国境外投资呈现的多元化趋势并非偶然,它是在国际形势和我国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的双重因素下产生的。如果把我国的境外投资过分简单化、或者模式单一化、或者过度强调某一种所有制形式或者投资形式都不利于我国“走出去”发展战略本的实施,不利于境外投资的健康、持续发展。构建我国境外投资宏观管理框架,必须从经济规律入手,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境外投资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需要。

    2 构建多层次的重点管理模式

境外投资范文第2篇

［关键词］境外投资；国际避税港；控股公司；税收筹划

［中图分类号］F82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2-2880(2011)01-0143-02

国际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在税法规定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合理的筹划安排，利用税法的漏洞、不明之处或差异，规避、减少或推迟纳税义务，尽可能节约税收成本的一种不违法的行为。

国际税收筹划是中国企业境外投资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境外投资企业必须学会合理地利用国与国之间的税制差异及有关国家的税收优惠条款，减轻全球税收负担，增强自身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

一、国际避税港概述

国际避税港，也被称为“避税地”，通常是指某一国或某一地区出于吸引外贸、发展经济等因素的考虑，采取低税、免税或税收优惠措施，为跨国纳税人提供避税的便利条件。

理想的国际避税港应具备的条件：国家政治稳定、外汇不受管制、政府限制最小化，公司法有利于控股公司的运作；对股息和利息收入征收低额预提税或免征预提税；对资本利得不征税；广泛的多边税收协定。当然，不可能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完全符合上述条件，所以，在选择避税港时，需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利弊因素。

有些国家出于吸引外资的考虑，制定了一些较为灵活的税法措施，对某些行业或特定的经营形式提供特殊的税收优惠。这些国家主要有英国、加拿大、希腊、爱尔兰、卢森堡、荷兰、菲律宾等。例如，卢森堡对控股公司、荷兰对不动产投资公司、英国对国际金融业、希腊对海运业和制造业分别实行了特定的税收优惠，使前来投资的外国企业和个人直接享受到低税负的利益，因而被有关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称为国际避税港。

二、在国际避税港建立控股公司

由于境外投资目标国家一般是根据境外投资项目来决定的，如果目标国家与中国及其他国家签有多边税收协定，则可享受多边税收协定提供的税收优惠。因此，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在与目标国有税收协定的国家建立导管公司，即在国际避税港建立控股公司，使公司的全球税负大幅降低。

在国际避税港建立控股公司是一种常见的、有效的避税手段，可以充分发挥导管公司的作用，利用其所在国家与目标国之间的多边税收协定、税收优惠政策，来降低缔约国相互征收的税负。

三、海外投资案例分析

1.背景介绍

我国公司2009年8月与意大利B公司签署合资协议并报商务部审批在荷兰成立合资公司，2009年9月获商务部批准，并于同年10月完成在荷兰注册成立合资公司，2010年1月完成对意大利项目C公司的收购，基本完成了境外投资组织框架。

A公司境外投资光伏电站的目的，主要是通过在意大利投资建造光伏电站，从而带动国内光伏产品的销售，光伏电站建成后，主要以出售电站项目公司全部股权的方式实现投资收益。光伏电站建设过程中有股东借款、银行融资，主要涉及利息预提税，而电站建成出售后主要涉及股权转让的资本利得税和股息预提税。

在欧洲，荷兰作为较早与我国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的国家之一，其在建立和实行合理的税制及先进完善的税收征管制度的同时，还是世界知名的避税港之一。荷兰倾向采用较具弹性且自由化的税制，以吸引外商投资。A公司光伏电站项目设在意大利，意大利虽与中国签订了双边税收协定，但意大利对资本利得税、利息预提税等并没有特殊的税收优惠。因此，在国际避税港选择一个合适的国家成立控股公司尤为重要。综上考虑，A公司选择在荷兰成立一个中介性的国际控股投资公司，通过该公司进行海外投资活动，利用荷兰广泛的国际税收协定优惠条款，达到降低资本利得税、预提税等税负的目的。

2.荷兰税收筹划的优势

(1)利息预提税

荷兰税法规定仅对股息课征预提所得税，而不对利息、特许权使用费课征预提所得税。

(2)股息预提税

荷兰规定的股息预提所得税率为15%，与荷兰签署税收协定的国家股息预提所得税率为10%。另外，根据《欧盟母-子公司指导政策》，在欧洲经济共同体范围内，无论是欧盟其他国家支付给荷兰的股息，还是从荷兰支付到其他欧盟国家的股息，其股息预提所得税都是0。中国与荷兰签有税收协定，所以中国企业在荷兰投资赚取的股息可享受10%的优惠税率。

(3)资本利得税

荷兰于2007年1月1日开始采用新税制，提供更优化的参股免税规定，对符合规定的资本利得不征税。

3.A公司具体案例分析

假设A公司投资意大利电站项目总投资10000万欧元，其中20%通过股东借款，80%通过银行融资，借款年利率均为6%。项目一年后建设完成，并以11000万欧元出售，获利1000万欧元。

(1)如果A公司直接在意大利投资设立子公司，并投资建造光伏电站。根据意大利税法规定，利息预提税为12.5%，根据中意税收协定，利息预提税可以降到10%，同时意大利对非居民公司的资本利得税为27.5%。

因此，A公司在收取意大利子公司股东借款利息以及出售意大利子公司股权后需要缴纳的税收如下：

收取的利息=10000*20%*6%=120万欧元

利息预提税=120*10%=12万欧元

资本利得税=1000*27.5%=275万欧元

(2)如果A公司通过在荷兰成立控股公司，并通过荷兰公司在意大利成立子公司，从而将股东借款、银行融资等逐级输送到意大利子公司，并通过意大利子公司投资建造光伏电站。这样，根据意大利税法规定，对欧洲经济共同体范围内的利息支付免收利息预提税，同样荷兰税法也不对利息收入和支付征收利息预提税。

意大利对资本利得实行参股免税机制，对居民公司和欧洲经济共同体范围内的国家，资本利得的95%免税，仅对资本利得的5%缴纳27.5%的资本利得税，即征收1.375%的资本利得税。荷兰也实行参股免税机制，不对资本利得征税。

因此，A公司在收取荷兰子公司股东借款利息、荷兰子公司收取意大利孙公司股东借款利息以及荷兰子公司出售意大利孙公司股权后需要缴纳的税收如下：

利息预提税=0

资本利得税=1000*1.375%=13.75万欧元

荷兰公司将获得的资本利得净额986.25万欧元作为股息全部划回到中国，根据税收协定，荷兰对划回中国的股息征收10%的预提税。

股息预提税=986.25*10%=98.625万欧元

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法》，保留了对境外所得直接负担的所得税给予抵免的办法，又引入了对股息、红利间接负担的所得税给予抵免，即间接抵免的方法。也就是说，境外投资缴纳的资本利得税和股息预提税，如果与中国政府签订了税收协定，则可以享受税收抵免。

将上述资料汇总，并考虑中国的税收抵免政策，税负情况见表1、表2：

从表1与表2的对比可以发现，A公司通过在国际避税港选择一个合理的国家建立控股公司作为境外投资的导管公司，可以大幅降低公司的全球税收负担，大大增强公司的全球竞争能力，加快公司“走出去”的战略步伐。

［参考文献］

［1］张京萍，李敏．对外投资税收政策的国际比较［J］．税务研究，2006(4).

境外投资范文第3篇

一、我国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演变

我国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经历了一个管制程度由紧到松、覆盖范围由小到大、投资方式由简到繁、投资主体由少到多的演变过程，归纳起来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1.1979～2001年，相关外汇管理法规陆续实施，对外投资外汇管理体制初步建立。1979年8月，国务院颁布改革措施，明确规定“允许出国办企业”，但须一律报请国务院审批。1983 年，国务院授权原外经贸部为在境外开设合资经营企业审批和管理归口部门，原外经贸部据此于 1984年5月了《关于在国外和港澳地区举办非贸易性合资经营企业审批权限和原则的通知》，1985年2月又制定了《关于在国外开设非贸易性合资经营企业的审批程序和管理办法（试行）》，初步实现由个案审批向规范性审批的转变，形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体制的雏形。1989年3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并实施《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拟在境外投资的企业，在向国家主管部门办理境外投资审批事项前，应该向外汇管理部门提交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证明，由外汇管理部门负责投资外汇风险审查和外汇资金来源审查。1990年6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对境外投资相关细则进一步明确，对外投资外汇管理体制初步建立。

2.2002～2005年，投资资金来源及后续融资管理逐渐放松，对外投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推进。2002年11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对企业境外投资采取了积极的政策支持。每年给予试点地区一定的境外投资购汇额度，在额度内允许投资主体购汇境外投资，优先支持国家鼓励的境外投资项目用汇。2003 年，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式取消了境外投资外汇风险审查和境外投资汇回利润保证金制度等两项行政审批，放宽了企业购汇对外投资的限制并且简化了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审批手续。2004年11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出台《关于跨国公司外汇资金内部运营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允许中外资跨国公司调剂区域、全球外汇资金，外汇资金境内运营可以通过自身财务公司进行，也可以由境内成员企业相互之间通过银行委托放款的方式进行，境内外汇资金境外运营可以通过自身财务公司进行，也可以由境内成员公司委托境内银行向境外成员公司提供放款。2005年5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将部分地区开展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推广至全国，同时增加境外投资用汇总额度，各地外汇分局对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的审查权限从300 万美元提高至1000万美元。当年8月，国家外汇管理局进一步调整银行为境外投资企业提供融资性对外担保的管理方式，将境内外汇指定银行为我国境外投资企业融资提供对外担保的管理方式由逐笔审批调整为年度余额管理，将实施对外担保余额管理的银行范围由个别银行扩大到所有符合条件的境内外汇指定银行，将可接受境内担保的政策受益范围由境外中资企业扩大到所有境内机构的境外投资企业，积极解决境外投资企业海外融资难问题。

3.2006年至今，管理方式持续改进，融资渠道继续拓宽，对外投资外汇管理体制进一步优化。2006 年 6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调整部分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取消境外投资购汇额度规模限制，并有效地破解了企业境外投资项目前期费用的资金需求难题。2008年8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又简化了对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的行政审批,增设境外主体在境内筹资、境内主体对境外证券投资和衍生产品交易、境内主体对外提供商业贷款等交易项目的管理原则，境外投资管理法规依据的权威性进一步提升。为适应新形势下企业“走出去”的要求，2009年 8 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实施《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和《关于境内企业境外放款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整合了近年来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措施，结合国家外汇管理局直接投资外汇管理信息系统的上线运行，对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方式和程序进行了简化和规范，提高了境内机构的资金使用效率，有效地拓宽了境外企业后续融资渠道，促进了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2010年以来，为配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支持企业“走出去”，人民银行以个案审批的方式开展了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个案试点。2010 年11 月，新疆率先开展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到2011年2月，各试点地区共办理人民币跨境投融资金额超过1133亿元。2011年1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了《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对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进行了规范，进一步便利了境内机构以人民币开展境外直接投资，标志着人民币计价进行海外直接投资正式启动。

二、我国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1.境外投资管理职能分割，信息资源共享机制尚显不足。一是管理职能分割，管理效率较为低下。目前，对境外投资的管理涉及商务部、发改委、财政部以及海关、税务、外汇管理等多个职能部门，审批手续相对繁琐，影响了对外投资管理的效率。二是信息资源难以共享，监管合力不足。涉外管理部门未建立统一协调的协作机制，各部门根据各自管理侧重与职责范围分别设计开发应用系统，但针对同一主体不同业务内容与环节的管理资源与数据信息无法共享，降低了境外投资管理的整体质量和工作效率。

2.境外投资管理政策尚存漏洞，部分操作环节有待改进。一是部分境外投资企业游离于监管之外，境外投资管理尚存漏洞。由于历史原因，未经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等有关部门审批或登记，而通过截留出口货款、境外设立办事处转为投资企业、实物投资、人民币投资等方式事实存在的境外投资企业，尚未纳入境外直接投资管理体系进行管理。这些境外投资企业长期游离于有效监管之外，造成境外投资统计数据失真，影响了国家对境外投资企业管理的严肃性和有效性。二是部分政策规定在操作环节上有待改进。比如，银行办理境外投资资金汇出时对已汇出前期费用的扣减存在操作缺陷。外汇指定银行在办理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资金汇出时，应扣减已汇出的前期费用金额，但在实际操作中，如若企业已汇出前期费用并非在该行办理，也未对国家外汇管理局是否在相关业务系统中从直接投资资金总额中扣减，则银行对费用扣减缺乏有效审核手段，容易导致汇出资金超出规模限制。再比如，境内企业将境外直接投资股权转让给其他境内机构的实际操作程序不够完善。《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要求境内机构将其境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股权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其他境内机构的，相关资金应在境内以人民币支付，股权出让方和受让方应分别到所在地国家外汇管理局办理相关登记、变更或注销手续，未要求股权受让方所在地国家外汇管理局对股权出让方相应变更或注销操作进行审核，容易导致同一投资事项的重复登记。三是对境外直接投资非外汇出资缺少监管手段。政策对境外直接投资外汇出资制定了较为完善的管理规定，但对非外汇出资缺少明确规范措施，特别是实物与无形资产出资，导致国家外汇管理局可能无法全面掌握境外直接投资情况。

3.境外投资行为缺少规划，后续支持与服务力度不够。一是投资主体对“走出去”政策的研究不足，投资行为缺少规划。多数企业缺乏前期充分的市场调研和可行性研究，对复杂的国际竞争风险缺乏深入透视和理性研究，在不具备境外发展实力条件的情况下盲目投资，投资带有相当的偶然性和随意性，投资主体对境外企业缺乏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和监督机制，管理水平较低，特别在财务管理方面漏洞较多，外汇投资资金潜在风险较大。二是境外投资资金的后续支持与服务力度不足。尽管近年来国家外汇管理局了关于向境外直接投资企业提供商业贷款或融资性担保以及境外放款的相关规定，对境内机构境外投资的融资提供了政策支持。但无论是放款还是贷款、担保都对境内主体的实力和资质有着较高要求，仍有较多投资主体在境外投资中面临融资困难，制约其进一步发展。

4.境外投资资金流动难以监管，事后监测分析质效不佳。一是在当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境外直接投资登记手续相对简化，资金汇出放至银行办理，投资者资金来源的合法合规性难以把握，国家外汇管理局对于境内企业经营规模、投资可行性以及境外投资项目进展情况、资金需求大小缺乏有效控制，投资企业可以故意夸大投资规模，将异常资金借助投资渠道汇出境外。二是目前国家外汇管理局缺乏一套完整且行之有效的境外投资监管手段，难以有效掌握企业“走出去”的后续经营、资金使用、盈亏状况等情况，境内机构及其境外分支机构可以视境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变化，通过关联交易随时调节资金跨境流动的方向和节奏，从而对我国国际收支平衡带来冲击。三是目前在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中，普遍存在重事前审批、轻事后监管的现象，有关统计、监测与分析评估水平低下。每年一度的境外投资联合年检中，境内机构所提供的年检资料仍流于形式，无法对境内机构的境外投资情况准确获知，不能有效地发挥对企业的监管作用。

5.个人境外投资管理问题亟待研究，具体操作需要明确。《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为境内个人境外直接投资预留了政策空间，但迄今仍未有具体的实施办法及操作规程。随着涉外经济的不断发展，受境外资源、环境、投资回报等因素的吸引，境内个人到境外进行直接投资具有需求强烈。按照现行管理架构，个人境外投资必须通过在境内成立企业或其他方式进行，但这样增加了投资主体交易成本，政策限制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境内个人通过其他非正常渠道从事实体投资经营活动，增加了外汇管理难度，也不利于“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实施。

三、完善境外直接投资管理的对策建议

1.加强部门管理协作，共享资源提高工作效率。针对目前我国境外投资管理中的多头管理及信息不共享的现状，建议由商务部会同工商、税务、统计、外汇管理等对外投资相关职能管理部门联合发文，实施统一的对外投资管理办法，内容涵盖项目审批、汇兑、税收、融资、统计、监督等各方面，明确各部门之间的职责，建立各部门之间的统一协调管理体系。加强商务部门“直接投资管理系统”与外汇管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信息系统”以及其他部门信息系统对接的可行性研究，共享监管资源，提高管理效果。进一步简化审批手续，提高政策法规的操作性，便于企业了解掌握境外投资政策，降低政策制定和实际执行成本。

2.加强境外投资政策引导，促进境外投资健康发展。充分借鉴国际上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发展的先进经验和做法，政策上加以引导和鼓励，资金上加以支持和帮助，为有能力有投资前景的企业境外投资提供更广泛的国内配套政策便利与相应的资金支持，成立专门的推进机构，为企业提供投资区位咨询、法律事务咨询、投资目的地产业结构咨询等多元化、多层次的信息服务，让真正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后“站得稳”、“走得远”。

3.完善有关政策规定，堵塞外汇管理漏洞。完善《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区别不同情况对当前已事实存在的境外投资企业进行补办登记、批准手续，将所有境外投资企业纳入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对境外投资前期费用扣减的操作环节，改进相关系统操作功能，及时对境内企业境外投资前期费用在投资资金总额中作相应扣减，并实现银行机构的系统信息共享，确保投资资金的汇出符合投资规模要求。进一步改进境外企业股权转让的审核程序。对于境内机构将其境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股权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其他境内机构的情形，应要求股权受让方在办理新的外汇登记时向所在地国家外汇管理局提交股权出让方的注销或变更书面材料，以便于股权受让方所在地国家外汇管理局进行外汇登记，防止形成对境外同一机构直接投资的重复登记。

境外投资范文第4篇

抓住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要素重组的机遇，引导外商投资更多地投向主导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社会事业和节能环保等重点领域，促进外资应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鼓励跨国公司在闽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财务管理中心等功能性机构，促进我省产业由加工装配环节向上下游延伸，提高产业综合配套能力。加强对全省招商引资工作的指导，研究制定《省对外招商重点产业指导目录》，进一步围绕培育和发展产业集群，围绕三大主导产业和传统优势产业，推进一批新的产业链招商项目。

2、深化经济合作

一是推进合作先行先试。抓住两岸ECFA启动及推进后续协议的机遇，积极有效承接台湾新一轮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转移，促进产业深度对接;积极引进台湾医院、康复机构、养老服务等，推进医药卫生领域合作;加快两岸旅游线路对接，共同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强化现代物流、金融服务、创意产业、服务外包等产业领域的合作。加快建设、福州、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促进闽台经济共同发展。二是深化与港澳侨合作。建立与港澳更为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加强和深化与港澳的投资、贸易、金融、物流、旅游、服务外包、专业服务合作等，进一步提高与港澳合作的机制化水平。充分发挥华侨华人的优势，做好以侨引侨工作。通过闽籍华侨，将联络触角延伸到非闽籍华侨以及所在国的跨国公司，在产业配套、链条拓展、重组联合等方面实现“以侨引外”。完善海外华侨华人经贸协作网络，吸引更多的海外华侨华人来闽投资兴业。

3、加强利用外资的平台建设

一是面对当前利用外资严峻的形势，要认真围绕项目跟踪服务、要素保障、挖掘潜力，扩大增量、提升质量等方面，落实鼓励扩大吸引外资的政策措施。二是着力引导扶持开发区优化投资环境，优化产业布局，优化管理水平。继续支持重点开发区、台商投资区的公共服务平台、技术创新等平台建设，积极培植各类开发区开展有针对性的专业化招商，积极引导符合产业投资导向的项目向国家级、省级开发区集聚，充分发挥重点开发区、台商投资区的载体作用，促进外商投资项目集群发展，提高土地等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

4、提升外资项目服务水平

继续做好外资项目的对接工作。对利用外资重大项目，要提前介入、靠前帮助，主动为报批项目服务，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要进一步推行“一线工作法”，对外资重大项目中涉及的前置审批、项目核准等行政审批相关问题，进行现场办公、现场协调。指导外资企业完善相关手续，积极做好与国家有关部门的衔接，争取项目尽快获批。

5、积极、合理、有效地用好国外优惠贷款

注重将国外优惠贷款与有示范作用的项目有效结合;以国外贷款项目为载体，吸收国际先进经验，提高项目管理水平，促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推动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优化贷款投向，开拓贷款领域，更加突出资源节约、节能减排、可再生资源、清洁能源、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农村公路、交通枢纽等项目，做好贷款备选项目的储备工作。

境外投资范文第5篇

摘要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市场经济的完善，我国企业正在世界范围内参与国际竞争。文章介绍了我国现阶段境外投资的基本情况，针对市场服务型、出口导向型、技术采取型、资源开发型四种境外投资类型，提出构建多层次的管理模式，加大对境外投资的扶植力度，明确我国境外投资的定位。

关键词境外投资投资模式框架构建

1我国现阶段境外投资基本情况

我国境外投资的发展历史始于改革开放之初。但当时国际收支平衡压力大，外汇资金短缺，投资主体单一（主要是国有企业），国际市场经验不足，因此境外投资主要是设立贸易公司或者窗口公司，投资规模较小。20多年来，我国境外投资由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尤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境外投资呈现出高速发展的态势。到1998年底，境外企业数达到5666家，中方协议投资总额为63.3亿美元。从1979～2001年底，我国累计设立各类境外企业6610家，中方协议投资额84亿美元。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境外投资突破了以往的单一模式，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体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投资地区多元化

中国境外投资原来都以港澳投资为主，到2005年底已经遍及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亚、非、拉美新兴市场投资很快。截止2004年底，我国在港澳合计设立境外企业2856家，中方协议投资43亿美元。

1.2投资目标多元化

我国传统的境外投资的目标大多是以设立贸易公司并将进出口贸易环节内部化，或者设立开发公司并将原材料（包括资源）供给环节内部化。当前境外投资目标出现了明显的多元化趋势：一是市场服务性的投资，即通过投资建立完善的国际营销及服务网络。如温州的月兔电器集团公司在西班牙设立公司，为出口的空调提供零配件和售后服务。这种境外投资的目标是产品服务环节的内部化，可以视为进出口贸易环节内部化目标的延续和深化；二是出口导向型的投资，即在出口市场或者出口市场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建立生产基地，主要设备、原材料由国内供给，产品一般在境外销售。这种境外投资大多是我国边缘产业（也是优势产业）向其他国家的转移，符合产品生命周期规律；三是技术获取型的投资，通过投资加强与国外的技术合作，获取上游技术。如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在美国设立依斯泰克有限公司，进行CDMA技术和产品开发。

1.3投资主体多元化

从20世纪90年代起，民营资本境外投资占投资总额的比重逐年上升，到2004年已经达到60%，其特点是规模较小但是效益普遍很好。这一点与国有企业恰恰相反。

1.4投资方式多元化

除传统的新建投资外，大多数企业在境外投资选择合资、参股的方式。这样做不仅可以充分发挥各投资方在资金、技术、原材料、销售等方面的优势，形成优势互补，并且不易受到东道国民族意识的抵制，容易取得优惠待遇，减少投资风险。同时，在经营上较少受到各种限制，有助于打入新的市场。

上述的我国境外投资呈现的多元化趋势并非偶然，它是在国际形势和我国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的双重因素下产生的。如果把我国的境外投资过分简单化、或者模式单一化、或者过度强调某一种所有制形式或者投资形式都不利于我国“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实施，不利于境外投资的健康、持续发展。构建我国境外投资宏观管理框架，必须从经济规律入手，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境外投资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需要。

2构建多层次的重点管理模式

境外投资作为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适应和满足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的需要。目前我国境外投资基本战略目标应该以下述三个方面为主：第一，获取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资源，主要包括我国日益短缺的铁矿、石油、木材等；第二，发挥我国比较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通过成熟技术和设备进行投资，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出口创汇；第三，向发达国家投资，获取高精尖技术，进入产业价值链的上游环节，发挥后发优势。

这三个目标应该作为构建我国境外投资政策的重点和制定境外投资行业政策、国别政策的准绳。对于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在外贸、财政、金融、外汇等配套措施上不同程度的“差别待遇”。这种情况有的是历史造成的，有的是源于认识上的误区，有必要将境外投资的门槛统一到这三个基本战略目标上来，实施境外投资管理的“国民待遇”。

与此同时，应该实行区别对待、重点扶持的管理模式，这是我国境外投资多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境外投资战略目标的有效延伸。我们可以按照基本战略目标将不同的境外投资项目（而不是境外投资主体不同）分类，从而确定政策支持、限制乃至禁止的对象。“一个药房抓药”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需要。适应多元化的投资目标，一是要尽快制定境外投资的行业政策，并尽快建立境外投资产业目录，明确鼓励那些资源开发型、市场服务型、出口导向型和技术获取型的境外投资。二是要把跨国并购和传统的新建投资在管理上区别开来，尽快制定通过跨国并购进行的投资适用政策和程序。三是要制定境外投资的国别政策，优先选择那些经济互补性较强、市场相对完善金融相对稳定的国家和地区，最大限度地规避投资国别风险。

实施多层次的重点管理模式，可以部分地解决资本管制带来的“一刀切”问题。1998年在亚洲金融危机的特定背景下，我国实施了禁止购汇用于境外投资的临时性措施。这一措施对于有效遏止境外投资项下的集中购汇和资本外逃、保证人民币汇率稳定、维护国际收支平衡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禁止购汇的“一刀切”措施虽然限制了投机性资本的流动，但也限制了正常的境外投资外汇需求。而实施多层次的重点管理模式，可以对跨径投资者进行甄别，以保护投资者，打击投机者。

3加大对境外投资的政策扶植力度和管理

目前，我国对境外投资的鼓励政策已经涉及到政策性贷款支持、贷款利率优惠、出口信贷支持、政策性投资保险、免缴利润并充实资本金、实物投资出口退税、信息服务和技术支持等，应该说是比较全面的。但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政策支持面窄。目前上述政策主要针对的是以境外加工贸易方式进行的境外投资，即我国企业以现有技术、设备投资为主，在境外以加工装配形式，带动和扩大我国外贸出口的经贸合作方式。但这只是出口导向型的境外投资，对于同样符合境外投资基本战略目标的其他类型的境外投资，支持力度较弱；二是政策体系不够完整。境外投资风险保障等急需的政策还没有完全落实；三是操作程序比较复杂。企业要获得外贸发展基金、进出口银行政策性贷款、援外优惠贷款、合资合作基金等方面的政策支持，都需要经过不同渠道层层申报，耗时长，成本高，部分抵消了政策支持力度。

对本国境外投资提供促进和保护的政策措施，是发达国家的通常做法。

目前，除了完善已经建立的政策措施，扩大覆盖面，加大支持力度外，还应该借鉴国际经验，重点建立如下投资促进和保护机制：第一，单独设立国家对外投资基金。该基金应包括对外投资信贷基金和对外投资保险基金，专门用于支持和鼓励包括符合境外投资基本战略目标的对外投资，基金的使用程序和方法应简明、扼要、规范、透明，便于了解、申请和使用。第二，设立专门的政策性海外投资保险，以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出口信用保险。海外投资保险是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因发生非常风险难以收回投资时，为补偿投资者的损失而设立的保险。重点保障发生战争、内乱导致不能执行合同的政策性风险；企业经营者的海外投资被没收、征用造成的风险；东道国因外汇不足而限制外汇兑换、拖延付款以及限制进口造成的经济性风险。第三，为企业创造对外投资安全环境，积极推进和签订境外投资有关的政府间协定。首先，加快与有关国家签订投资保护协定，以保护我国对外投资者，使其免受因发生战争、没收、汇款限制等非常风险而带来的损失，保障我国投资者与投资对象国企业享受国民待遇或最惠国待遇。其次，加快与有关国家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以简化境外投资的国际税收问题，避免税收摩擦，减轻企业税负。再次，我国是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的缔约国，应积极利用该公约及其条款来有效地规避风险。最后，促进境外投资服务体系建设，尤其要加强信息服务，可考虑设立境外投资研究信息咨询中心，收集境外投资相关信息，并为企业提供咨询和服务包括协助制定投资合同和章程，协助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协助对东道国合作伙伴进行信用调查等。

4我国境外投资的定位

我国境外的投资活动将围绕国内建设的总体战略规划和需求进行，通过建立国际生产体系和销售网络加快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结构调整。有条件的企业在境外投资建立生产性企业，不仅可以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研究国际市场规则。还可以直接了解并获得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科技成果，同时也可以增加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融资。筹资的能力和机会，有利于加强与国内企业的合作，带动本国企业的技术升级和产品升级，提高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整体竞争力。因此，我国境外投资活动要处理好以下两方面的关系：

4.1企业——产业选择的相关性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还相当艰巨，境外投资的目的是要通过建立国际生产体系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这就决定了我国境外投资的目标首先要体现国家产业政策的客观要求，反映宏观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通过境外投资带动国内产业结构的重组和优化。从微观主体上看，产业的各种优势往往存在于不同的企业，企业的境外投资项目不仅要求得到自身的经济效益，而且投资项目能对国内经济发展起到辐射作用，这种辐射效应的强弱，不仅取决于企业资本的增殖程度，更主要的是在于投资项目的产业选择。因为只有合理地进行海外投资的产业选择，将单体企业的分散优势转化为产业的整体优势，才能为企业带来投资利润，同时通过技术传递和市场扩展带动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改造，进而推动国内产业整体素质的提高。

4.2产业内部贸易量的相关性

境外投资活动的主要贡献体现在对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发展的波及效应，但是由于这种投资发生在国外，所以其产生的波及效应大小取决于海外投资项目与国内企业的贸易量，海外企业对国内的有形商品和无形商品的贸易总规模，是衡量境外投姿产业选择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志，其实质在于充分发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相关产业成长的波及效应。按照这一思路我国境外投资的基本方向应选择对国内相关产业具有较强关联效应的部门，这种关联效应的波及力越大，意味着国际生产对本国产业成长的外溢效益越大。产业内贸易量是由产业内各生产阶段的关联度或连锁度决定的，这种连锁关系又被区分为前向连锁和后向连锁。对于后向连锁度高的产业，其最终产品如果在国外生产，能有效带动国内中间产品和初级产品的生产扩张，通过出口导向实施为本国产业开辟国际空间。对于前向连锁度高的产业，如果选择初级产品在国际生产，则有利于为本国相关的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提供资源供给。

参考文献

1冯雁秋.我国境外投资多元化发展与宏观管理框架构建[J].经济学家，2003(2)

2古今.我国境外投资政策体系需进一步完善[J].中国外资，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