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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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与史记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司马迁 班固 论赞序 思想 异同

司马迁出生于公元前145年（一说公元前135年），其所处的时代正值汉武帝在位时期，父亲曾任太史令。班固则在公元32年出生在一个豪富、外戚身份，并有正宗家学传统的人家里。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家庭教育、不同的生活阅历、不同的著史宗旨，注定使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从内容、形式再到思想上都有着不一样的特点。虽然《汉书》前半部分（即汉高祖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基本是袭用《史记》，包括部分司马迁所发表的议论（“太史公曰”）。但是，不管《史记》的“太史公曰”抑或是《汉书》里的“赞曰”，都分别充分体现了司马迁和班固的思想观点。

一、透过论赞序看司马迁兼尊儒道与班固独尊儒术的学术观点

西汉武帝时期，汉代的统治思想由黄老道家思想向董仲舒的新儒学转变。因此，在这个时期的司马迁，既继承了一些道家思想观点，又接受了一些儒家观点。班固所处的东汉时期，新儒学已经确立了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班固也就顺应地全盘接受了儒家思想。

司马迁非常尊崇孔子，《史记》的写作动机之一就是继承并效法孔子。《史记・孔子世家》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在《史记》中，“司马迁提到孔子的地方有158处，引用孔子的言论达到88处”，①这是除了《孔子世家》之外专门的论述。六艺和孔子之言，成为司马迁考订史料的第一标准。《史记・伯夷列传》说道：“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司马迁虽非常尊崇孔子，“考信于六艺”，但不专取六经。《史记・太史公序》：“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已表明其态度。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称颂了黄老道家的政治主张。黄老之学在西汉初年，适应时势，确实促进了西汉发展。《史记・吕太后本纪》太史公曰：“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稿，衣食滋殖。”并且在《史记・曹相国世家》、《史记・陈压相世家》等篇论赞中对汉初践行黄老道家的政治家进行了热情的赞颂。此外，司马迁在《老壮申韩列传》中称赞“老子深远矣”，这些都是对黄老之学的好评。司马迁亦对诸子百家采取兼容并包的精神，对他们的学术渊源给予相对中肯的评价。

班固由于沉浸在儒学盛行的时代里，并自幼接受儒家正统的教育，因此，《汉书》所体现的儒学精神也就更浓厚。基本上班固所推崇的亦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观点。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批评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汉书・儒林传》序言：“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至致治之成法也。”可见其推重六艺颇高。班固不但以董仲舒为“世之纯儒”②“为群儒之首”，而且以为“推明孔氏，抑黝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者廉，皆自仲舒发之”。③他在《汉书・艺文志》序中也表述了对儒家的推崇之意：“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司马迁著史重在兼收并蓄，“成一家之言”；班固则“旁贯五经”，独尊儒术。论赞序很好体现了他们各自的学术思想。

二、透过论赞序看司马迁的通变史观与班固的尊汉正统观

在历史观上，司马迁主张的是一种通变的历史观。而班固则更强调尊汉的正统观。《史记》是通史，其记事是上起轩辕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汉书》则为断代史，其记事是上起汉高祖元年，下至王莽地黄四年。因此，单从这两部史书的撰写范围和形式来看，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司马迁通变的历史观，班固尊汉的正统观。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网罗天下放佚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礼乐损益，律例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明确提出“通古今之变”的通变历史观，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但变又要“原始察终”，在《史记・六国年表》中，序言说道：“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迁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始终，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这正体现的是要用“原始察终”的方法历史地分析问题。“见盛观衰”则又说明“变”不仅仅是一种终始之变，亦有盛衰之变。《史记・律书序》说：“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说的即是盛衰之变的原因。司马迁告诫世人要透过盛世的表象，发现潜在的危机，以便防患于未然。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贯穿于他的政治、经济思想当中，成为他叙述历史、解释历史的客观原则。

班固著《汉书》，他的历史观是循环论和正统观的结合，将尊汉精神贯穿于全书当中。他批判司马迁将西汉皇朝的历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④同样是从书中的论赞序来分析的。《汉书・高祖纪》赞曰：“汉承尧运，德诈以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表达了其五德终始说的尊汉之意。《汉书・叙传》说道：“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一方面表现了班固反映了汉代的历史及其变易，另一方面则表现了班固在对整个历史考察时坚持和墨守“三统说”与“五德终始说”。此外，《汉书》非常重视以恢弘的角度去把握西汉社会的整体面貌，在《异姓诸侯王表》就有很好的体现。纵观全书论赞序，虽发现班固有提究“变”之问题，如《汉书・诸侯王表序》云：“是以究其终始强弱之变，明监戒焉。”但是由于班固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位置，《汉书》断代的特点，使得这些通变之意变得很弱。因此，班固更多体现尊汉正统观。

总而言之，司马迁在《史记》中体现了一种“通古今之变”的通变历史观，而班固在《汉书》中则更多显示的是一种尊汉正统观。

三、透过论赞序看司马迁与班固对待历史人物定位之异同

由于历史演变观念、学术思想的不同，司马迁与班固两人在评价历史人物和人事时有不同的论断。

在处理陈涉、项羽等人的问题上，司马迁重在将他们放到整个历史的演变中去考量，为了突出他们在历史上角色的作用，将项羽归于《本纪》当中，陈涉则列于《世家》。《史记・太史公自序》说道：“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反映了司马迁重视历史之实的精神。而班固著《汉书》体现的是一种尊汉思想，因此，对陈涉、项羽等人的历史作用淡化，将其合为一传，从而加强汉的正统。

另外，司马迁为无官无职或位卑职贱，但有一定意义的医者、游侠、商贾、日者、卜者、刺客等小人物立传，倾向民间精神。以游侠为例，《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游侠能“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采;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但班固却不赞同司马迁的观点，批评道：“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⑤在《汉书・叙传》中，班固说：“开国承家，有法有别，家不藏甲，国不专杀。洲乃齐民，作威作福，如台不匡，礼法是谓!述《游侠传》第六十二。”这是班固和司马迁在对待游侠的态度上的不同之处。

对待某些特定历史人物，从这些论赞序中，同样可以看出司马迁与班固的不同态度。

四、透过论赞序看司马迁与班固天道观之异同

不管是司马迁所处的西汉时期还是班固所处的东汉时期，社会上都弥漫着各种迷信色彩，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不可避免影响到两位史学家。但两人由于历史观、著史宗旨等的不同，对待天道观的态度也呈现出不同的观点。

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说道：“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他认为秦国统一天下和高祖得天下，都是天的意志。从这可以看出，司马迁的确有着承认天人感应、天命支配人事的一面。《史记・项羽本纪》中，太史公曰：“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扳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失。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岂不谬哉！”从这句话不难看出，司马迁所重更多的是人事，在论赞中强调项羽失败是政治上、军事上一系列重大失策造成的，并非什么天意。在谈及魏被秦所灭时，《史记・魏世家》太史公曰：“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能，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在司马迁看来，即使信陵君有再大的才能，单凭他个人的力量，也无力扭转中国统一这一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从这些论赞中，我们可以发现，司马迁并没有对天命深信不疑，更多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比起司马迁，班固可谓对天人感应这种神学思想更加深信不疑。天人感应的神秘观点充斥于全书，用这种思想服务汉王朝。《汉书・五行志》序说道：“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灿然著矣。”《汉书・窦田灌韩传》赞曰：“偶合有命，悲夫!”从这些论赞可以看出，班固认为历史上的盛衰兴亡、吉凶祸福，都是天命所定。《汉书・王莽传》赞曰：“……俱用灭亡。皆亢龙绝气，非命之运。紫色渑声，余分润位，圣王之躯除云尔。”这强调天命与五行为主，班固用天命解释历史演变与成败。虽然班固信天命的思想占了主要地位，但在某些观点中，对司马迁的天道观也有所继承，有其重人事的一面。如“究观方士祠官之变，谷永直言，不亦正乎!不亦正乎!”⑥这句话就体现了他反对祀、神仙、厚葬等迷信的一面。

总之，从《史记》、《汉书》的论赞序可以看出，在天道观上，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重人事，但又不可避免地流露出一定的天命王权思想。相比司马迁，班固则更多宣扬君权神授、天人感应，封建正统思想更加浓厚。

从《史记》、《汉书》论赞序中看司马迁与班固思想的异同，由于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家庭出身、不同的个人经历、不同的家学渊源，论赞序很好体现了司马迁与班固在天道观上、历史观上、学术等方面的许多不同之处，双璧辉映的《史记》和《汉书》各有特色，各有千秋，在中国史学史上都有着极高的地位。

注释：

①韩兆琦.史记通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191.

②④班固.汉书・叙传.中华书局，1999：3122，3107.

③班固.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99：1920.

⑤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99：2070.

⑥班固.汉书・效祀志.中华书局，1999：1049.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99.

［2］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99.

［3］朴宰雨.《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

［4］潘美月，杜洁祥.《史》《汉》论赞之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6.

［5］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6］邹军诚.《史记》《汉书》论赞序比较.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7］孙关朝.班固史学思想探微.文史在线，2009，（9）.

司马迁与史记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批判精神；史学风格；哲学探索；中正平和

“史记”按我们一般对于词语的理解可以是“历史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录及对其见解”。无论是其之前的《春秋》和《战国策》，还是后来作为历史著作代表的官方历史，相对于它们而言，《史记》不仅显示其标新立异的一面，而且展现出了其承前启后，开拓创新的“别一家风采”的一面。其在文学、史学、哲学方面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司马迁基本实现了其成一家之言的史学追求。

通读史记，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出它的思想核心是“别一家”式的独立、冷峻的批判精神。首先是它的“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不会屈服各种社会力量的阻挠。无论是远古还是他当时所处的时代，在他心中“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汉武本纪》中对汉武帝的功过是非都有相当客观记录。虽然，《汉武本纪》是由后人补录的，但从中我们对其实录精神也可见一斑，们很难想象他是顶着什么样的压力写就的这部史学巨著。其次，《史记》的思想是中正平和的。从《太史公自序》中摘录的《论六家要旨》可以看出其“别一家”的批判精神是在融合六家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与发展而来的，并结合自己独立的见解与时代特征的伟大创造。生活在儒学兴盛道家没落的汉武帝时代的司马迁深受董仲舒、孔国安的影响。但他并不偏袒儒学正统思想，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更推崇道家学说。加之深受其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的启发，其“别一家”的思想是相当成熟的。如《平准书》，《货殖列传》中表达了追求经济财富是人的本性。还有其“素封论”就指出“巨万者乃于王者同乐”，显示社会财富对社会的作用。此处澄清一下司马迁的“别一家”的精神绝不是以上各种思想的堆积或累加，而是在吸收以上思想的基础上进行开拓创新的结晶。

其次，就是其“别一家”的史学风格。《春秋》的体例是编年体断代简史，《战国策》体例则是国别体。说白了就是按时间或国家分别列举记录实事，过于严肃，太正统，给人一种威严不易亲近的感觉。而且读起来也缺乏故事性、趣味性。然而，我们的《史记》采用的是不同与以上任何体例的纪传体，因循守旧也许是我们人类的通病，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实为少数，而敢于把螃蟹“吃好”还能为后来人效仿的人应是天才。我们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对于经验的崇拜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打破经验的坚冰的创举就显得难能可贵。更不要说司马迁的这种体例的创新了，对后世的历史著作提供蓝本。其次就是其历史资料的来源的“别一家”风采，在司马迁潜心著书的以前漫长的人生生涯中，他基本走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掌握了许多第一手的资料，甚至“轻信”民间的野史传说，《史记》中许多篇目都有较好的体现，如《伯夷列传》。

最后，《史记》的哲学探索显得也是那样的“别一家”。而这又不得不从司马迁在《史记》中对道家的尊敬梳理开始，我们要明确道家的“无为而治”，并不是表面的“无为”，而是政府要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时无为才是最大的为，这才是西汉初期的黄老思想。而司马迁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把这一自然法则引入社会邻域，用以解释人类社会的种种矛盾，指出自然与人类社会的相通相融之处，斗转星移与人生沉浮，月缺月盈与王朝更替一样都是有其规律可循的。这也从一侧面表明司马迁对于人类文明进程的关注与思考。综上，其对人类社会的哲学思考也有力推动了他“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追求的实现。

司马迁用自己对理想的执著追求彰显了人的一生不能只为活着而活着。古人有三立：立德、立功、立言。《史记》算是司马迁的立言吧！《史记》的命运就像司马迁的一生一样，曲折而坎坷。起先它可是不敢公之与众，而是正本藏之名山，副本留在京师，甚至曾经一度被列为禁书，到了后来才为世人所知，尤其是到了明清和现代才颇为著名。为了《史记》，司马迁做到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的人憔悴”无怨无悔。至此，我们猜想对于看透历史的他而言，对于历史及自己的一生应是宽容的、释然的。

我想完成《史记》后的司马迁应是一位心静如水的归隐侠者，每天过着“把酒笑夕阳”的生活。

参考文献：

[1]冯友兰.冯友兰谈哲学[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

[2]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3]司马迁.《史记》.上海中华书局，1959.

[4]徐朔方.《读〈史记・货殖列传》，《史汉论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11月版.

司马迁与史记范文第3篇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循吏

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部奇著，其所涵盖的领域十分广阔，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几乎都有涉及，但司马迁毕竟没有专门的政治理论著作，《史记》虽然具有百科全书的特点并且对政治发表了不少看法，从中表达了丰富的政治思想，但却散布全书的各个角落，十分不成系统，只有对全书进行归纳整理才能系统地提炼出来。《史记》中的八书全是政书，蕴含丰富的政治思想。除此以外，《史记》中入传的人物，也基本全是政治人物，很多人物传记就是政治家的传记。在这些传记里，如何选择政治家，选择政治家的思想与行为并对之做出评价，也深刻体现了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因此白寿彝在《＜史记＞新论》中说:“《史记》不仅是历史事件的记述，也表明了司马迁的政治主张。”《史记•循吏列传》是司马迁为五位先秦政治人物所作的合传，他们分别是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在这篇文章中“循吏”之名第一次出现，且为后世史家所承袭，专指那些律己奉公、清正廉洁、为民所思的官员。在众多的先秦政治家中，司马迁选取五人为对象，这里边无疑包含着他对自己笔下“循吏”的考量，这种考量，显然是以自己的政治思想为基础的。本文就旨在以《史记•循吏列传》为研究对象，来考察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及其局限性。

一、《循吏列传》的特色及创作倾向

司马迁作史有着浓重的主观色彩，这在不少的人物传记中都有体现。以《伯夷列传》为例，司马迁不过是借着为伯夷作传的机会抒发自己对天道不公的感慨。关于这一点，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有精辟论述。他说:“记夷齐行事甚少，感慨议论居其大半，反论赞之宾，为传记之主，司马迁牢骚孤愤如喉鲠之快于一吐，有欲罢而不能者，……”实际上，以写史为手段，借以抒发个人感概的文章在司马迁的笔下还有很多，《循吏列传》也可以划入此类。此篇文章并未过多叙写人物经历，只是依照自己的政治思想将历史五位先秦官吏汇集在一起，虽云传记，但有的人物连具体事迹都没有，且传中所列人物地位差异巨大，事迹也不尽相同。所载五位官吏既有刚正执法之事，更有名相理财、施教导民、清廉执政等事。从这个角度来说，《循吏列传》应当是借着给人物作传的机会，从中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见解的。就五位官吏的巨大差异和不同事迹而言，司马迁心目中的循吏应该是多面的。或者说，司马迁对自己心目中循吏的认识本就是矛盾的。

二、《史记》中的循吏

《史记•循吏列传》记载了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五人。五个循吏为政各有特色。关于楚相孙叔敖，司马迁记录了三件事，一是施教导民，二是稳定货币市场秩序，三是具体写他引导老百姓改变旧俗，对出行用车进行改造的故事。三件事都非轰轰烈烈的大事，却收到了使民自化，远近效法的功效。子产是郑国的列大夫，《史记•郑世家》曾对他有过记录。在《循吏列传》中，太史公又专门将他列作“循吏”，可是却对他的事迹不记录分毫，却着重记录他在执政期间所取得的治绩和百姓对他离世后的追念。子产在执政的短短几年之内，就使郑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老百姓安居乐业，社会风气也随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子产治郑二十六年而死，他死后举国为之流涕。公仪休是鲁国博士，曾以高弟为鲁相，似乎当有不少事迹可供记载，但是司马迁除了表彰他执政期间奉法循理，于凡事无所变更，使得百官自正，让领取俸禄的官员不与百姓争利外，只专门记载了几件生活琐事，一是他喜欢吃鱼却不接受别人的赠送。另外两件小事，司马迁更是一笔带过:他见自己家种的蔬菜好，就拔掉丢弃，见自己家织的布好，就捣毁织布的机器，其动机则是怕下层农民和手工业者无法出售货物。《循吏列传》最后写的两个官员，一个是石奢，另一个是李离，司马迁各记一事，着重表现他们的执法刚正，甚至以身自裁来维护法律权威。

三、《循吏列传》所体现的政治思想及其局限性

(一)提倡因循孙叔敖是楚名相，他制定政策的原则是便民，楚庄王曾下令调整货币，百姓多受其累。于是孙叔敖请求楚王恢复原有币制，混乱的市场遂得以恢复如初。即使不得不改变政策，也是先引导百姓适应，等到时机成熟下令改变。楚国有一种矮车，在与马配套使用时很不方便，于是楚王想将车改高，但当时楚国的房屋门限很低，用了高车上下又会产生不便。孙叔敖先引导人民抬高门限，等人们习惯了，水到渠成地完成车改。这两个事例，政策一变一不变。不变是因为人民不方便。变动是因为风气已经变化，百姓没有了不便。这就是道家倡导的因循为用。道家思想对司马迁有很大影响，这一方面与家学渊源有关，其父司马谈是汉初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另一方面则是，黄老之学作为汉初的统治思想，一度促成了经济社会的繁荣。对此，司马迁是十分称赞的。但是在司马迁所处的武帝时期，由于社会形势发生了变化，当时的政策也多变。根据《汉书•食货志》，可以了解到当时的货币就经常变换。引发了极大混乱。此外，行政体制也多有变化，弊端极大。在《平准书》中，司马迁说:“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耗废”。基于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因循为用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司马迁理想的治国策略。就稳定社会来说，司马迁的思想主张是正确的。武帝时的政策多变确实给社会带来很大的不稳定因素。但因循若要成功运用于政治要有适当的社会基础，武帝时期社会矛盾复杂尖锐，政策的制定不得不适应社会情势。多变的政策本是社会多变的应对，是对社会问题的应变。种种措施不可避免地带有弊端，但总体趋势是积极的。就打击豪强和维系国家安定而言，其积极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司马迁主张因循反对多变无疑是片面的。

(二)重视教化

由《循吏列传》所反应的思想来看，司马迁是注重教化的。传中孙权敖“施教于民”，子产为政以礼，使郑国的社会风气为之一新。但从实际情况而言，司马迁的教化思想也杂糅了不少道家色彩。在同书《酷吏列传》中，司马迁引过孔子“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却又以老子“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为之注脚。汉武帝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推尊为统治思想。然而，武帝自己却并不奉行。出于用儒家思想装点门面的需要，汉武帝重用了不少儒者。武帝时的儒家人物多半是利禄中人。公孙弘由白衣而为三公更使得“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这种情势下，儒家教化的推行不仅无助于社会风气，反而诱使士人向利禄靠拢。由此来看，司马迁在《循吏列传》中通过孙叔敖和子产来表达出来的教化思想是有现实针对性的。

(三)反对与民争利

《循吏列传》记叙了公仪休不受鱼和丢弃自家园葵并捣毁自家织布机的事。不受鱼说明公仪休为官廉洁。丢弃园葵和捣毁织布机的动机是为了不与民争利，显得有些匪夷所思。这些都应该联系司马迁的时代。汉武帝时连年对外征伐，国库空虚，于是推行盐铁酒官营、平准均输、算缗等一系列经济措施，以此搜刮财富。在司马迁眼中，盐、铁、酒等应该民营，官府去经营就会与民争利。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曾对经济问题进行过集中阐述。他认为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是受人本能驱使的结果，“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在他眼中，与民争利显然是下策，但是司马迁忽视了任由经济自由发展的弊端。汉初吴楚七国之乱一个重要成因就是诸侯经济不受节制。武帝时社会矛盾尖锐，有相当程度是经济上的放任政策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主张不与民争利，多少显得有些片面。

(四)矛盾的法治思想

儒家讲德治，法家重法治，司马迁试图统一二者，以至于造成了法治观的矛盾。《循吏列传》记叙的两位执法官吏的事迹深深体现了这一矛盾:石奢为官刚直，一次捕获的犯人是自己的父亲，他将父亲释放而替父受死。李离为晋狱官，以公正见称，却因过失枉杀一人。事后坚持抵罪，虽有文公极力开脱，却还是伏剑而死。从这两则故事，可以看出司马迁的法治思想十分矛盾。他一方面主张执法严正，因而称赞石奢“无所避阿”，也赞赏李离因枉杀人抵罪。另一方面儒家的宗法思想对司马迁影响也很大。当执法的严正与宗法思想发生冲突，石奢却释放了自己的亲人。联系列传开篇“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来看，司马迁的法治思想显然受了儒家德治理念的影响，以至于一方面称赞执法刚正，一方面在情与法的冲突中赞赏释放父亲的石奢。综上所论，司马迁的政治思想有一定的积极因素，但也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且不适应当时社会状况和政治形势的倾向十分突出。这些局限性当根源于他所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也反应了当时统治思想由黄老之学向儒家思想转变的痕迹，这一切都是时代使然。《史记》一书作为司马迁毕生心血的结晶，处处闪耀着其思想的光辉与局限。事实上，记事与赞语均简略的《循吏列传》所体现出来的政治思想只是司马迁政治思想中的一个侧面，远非全部。即使如此，其蕴涵也是极其丰富的。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3］白寿彝．＜史记＞新论［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1．

司马迁与史记范文第4篇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隐士；辩证观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8-212-02

隐士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鹤立独行的群体。在历史的潮流中，他们若隐若现，却长存青史。范晔在《后汉书》中阐释士人归隐的原因道：“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或许是气性高节而不与现实污浊为伍；或许是在洪流般的中明哲保身。尽管归隐的心态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归隐情节不仅是历代士人所追求的境界之宗，并且是中国文化中一种另人倾慕的精神语境。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表达了自己对于隐士以及“归隐”的看法。

一、得仁而有所怨，司马迁的同情与褒赞

《史记・伯夷列传》将伯夷和叔齐定型为中国隐士的最高标准。司马迁引孔子之言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表达了对伯夷叔齐的肯定态度。但他又补充道：“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可见其与孔子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首先，司马迁用一“悲”字表达对以伯夷和叔齐之类的隐士的经历的感受，区别于孔子所谓“得仁”而“又何怨”，即“得仁”而“有所怨”。

司马迁有着与伯夷和叔齐相似的经历。他们都是反对当政者的不礼的暴力施政，他们都执著的坚持着自己的思想。司马迁感叹着为什么历史上的人才都不能被重用，他发出了“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伯夷和叔齐是不可否认的善人，然而终以饿死收场，司马迁在批判天道，其实也是在批评君道。他认为自己和伯夷叔齐一样，都生不逢时，所以悲从中来。正是司马迁这种曲折的经历使他与这些先贤在坚持个人主、不畏强权的领域达成了一致，所以他同情、赞美伯夷和叔齐，“悲伯夷之意”。

二、湮灭而不称，司马迁的怀疑与思考

司马迁对于伯夷与叔齐对“仁”的执著大加赞赏，但他却对于他们归隐乃致“不食周粟”绝食而亡的具体做法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可以以《屈原列传》做对比，在《屈原列传》中，司马迁的赞美之情溢于纸上，并且多用抒情手法，毫不掩饰自己的钦佩之情。但在《伯夷叔齐列传》中，司马迁仅用叙事手法将他们的一生潦草带过，随即又将笔触延伸至颜渊一事，通过伯夷叔齐与颜渊的类比而感慨：“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归隐虽能内向性地修身达仁，但若不是因为孔子的褒奖，那么世人可能早就忘记了伯夷和叔齐二人了，如此而湮灭于历史之中，岂不更加可悲？可见，司马迁对于伯夷和叔齐的具体“达仁”的做法有着自己的怀疑和思考。

司马迁将伯夷和叔齐的遭遇根源就在总结在一个“怨”字之上。司马迁试图揭开的就是他们归隐之后的隐痛。他深刻地感知到了隐士行为的结果与原因的悖论――初心是对世界怀有强烈的尝试的欲望，但最终不得不以彻底脱离社会和政治告终。他们不是无怨的，相反，他们的怨之深、情之切是世人所无法理解的，

同时，司马迁打破了归隐传统在历代文人中所形成的文化接受模式和心理默认定式。自古以来，每当提及隐士之名节，往往如数家珍的列举着深山名士的名单和事实，往往以隐士的名字来牵强的符合归隐的高洁。这是一种传统，亦可以说是心理传承。当我们把陶渊明、伯夷和叔齐、坡甚至孔子放在同一个历史平面上来看，会豁然发现，他们在归隐方式上各有不同，但在归隐心态上却从本质上存在着一致性。并非沽名钓誉、也非徒想安逸，他们是在用行动来体验着一种精神的放逐。在放逐中不断的认识自己，认识世界。在司马迁看来，虽然归隐作为一种的群体现象是值得认同和赞许的，但要体悟真正的归隐，必须从动机着手，这也是司马迁为何在列传的开篇先引列孔子之言，随后表示自己的怀疑，然后再阐述史实的原因。在他看来，伯夷叔齐的归隐行为并非及仁无怨，实际上是基于积怨过深而采取的消极抵抗。隐士不同于英雄，他们并不积极地改变世界，而是选择离开。这或许是一种无奈的权宜之策，但又何尝不少了几分项羽乌江自刎、屈原汨罗投江的壮怀激烈，所以，归根结底，他们某种程度上是固守着个人精神世界的高洁品质的失地者或是失国者。

司马迁还从某种意义上一言道破了伯夷叔齐经历中的悲剧性。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说到关于伯夷和叔齐的经历时，他所悲的是他们的德行不能被彰显，他们的名声不能被远播，在他认为，这不仅仅是社会悲剧，还是性格悲剧。性格悲剧最终战胜了社会悲剧，因为隐士的性格在历史中具有其独特的地位。一方面，他们的性格特征具有明显的群体表征，这是一种强大的人格魅力，熏染着世人；另一方面，隐士的性格中的隐忍也是软弱的一种表现，

所以，司马迁对于隐士的态度就是这样辩证的，他一边肯定着他们的固守精神和意识领域的坚持，一边又带有抱怨的说着他对隐士的叹惋和悲怜的，这种人格魅力没有被广大世人所接受，在司马迁看来，就是因为能像伯夷和叔齐这样的隐士的性格中软弱性。司马迁看中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所以在才会不吝辞采的讴歌历代君主和圣贤，所以对于伯夷和叔齐的消极避世的态度采取将赞许一笔带过，却将埋怨留于纸背之后的方式，这与他在《屈原列传》、《汲郑列传》等中的强烈措辞截然不同，充分的体现了他对于隐士辩证的态度。

“归隐”是司马迁所倡导的积极入世的英雄主义相悖。“面对这坚持与妥协的呼声，他们终止了全部视听。他们是耳目闭塞的游戏者，行走在世俗暴力的外面，拒绝对一切罪行做出判决。当英雄在血泊中翻身时，隐士正在演奏着古琴，眺望天边的的鸟群。隐士说，我是与世无关的人，我虽然醒着，可是我睡着。隐士就这样旷达地取消了英雄的悲剧意义。”司马迁在大的历史观中将伯夷和叔齐定性为失落的政治家，他们尽管心性高洁，却也不乏对后人产生一种消极的影响――让他们在面临穷途末路的失落时，除了像屈原、项羽那样的决绝以外，还可以借隐士为口实来归隐田居，不问世事。这种榜样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但司马迁认为，这种榜样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的权衡是值得思考和讨论的。

三、结语

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取材《庄子・让王》中的故事，用以议论兼叙述的方式，借伯夷叔齐积仁洁行的故事，言及颜渊、盗跖，展开强烈的对比，议论恶人终身逸乐而善人终遭灾祸的普遍现象。但从字里行间流露出了司马迁对隐士的态度。在肯定了伯夷叔齐一类的隐士的个人品质和魅力的基础上，司马迁以博大历史观来参照隐士的归隐心理和消极影响，除了亦悲亦怜的感情认同之外，还有着与以往不同的批判性视角，从侧面反映出了司马迁的历史观和人才观。

参考文献：

[1]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三逸民列传第七十三[M].北京：商务印书出版社，1958.

[2]司马迁著，张大可注.史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3]俞樟华著.史记艺术论[M].华文出版社，2002.

司马迁与史记范文第5篇

《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人。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

公元前108年司马迁接替其父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继承其父对《史记》的编纂，公元前96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握皇帝的文书机要。他发愤着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他55岁那年，终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

一般认为司马迁写《史记》用了18年，但是其中司马迁是继承父亲遗志，在父亲司马谈写了5年的基础上，又花了13年的时间基本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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