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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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文化范文第1篇
一、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理念
席卷全球的城市化进程正对当今世界产生至为重要、深刻与全面的影响。从学理上讲，社会学一直将城市化定义为一种城市居民增长的人口现象。另一方面，尽管城市化包括城镇化、城市化与特大城市（都市）化三种形式，但依托于规模巨大的人口与空间、富可敌国的经济生产总量、发达的交通与信息服务系统而出现的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无疑代表着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最高环节，对人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当代城市化进程称之为“都市化进程”（metropolitanization advancement）。
如同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日渐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枢纽与中心一样，依托于其上而出现的不同于农村、城镇、中小城市的都市文化模式，对当代人类社会的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首先，大都市不仅是经济、金融、商业、信息技术的中心，在精神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等方面同样具有霸权地位，并主导着当今世界文化市场的消长与盛衰。其次，依附于大都市而产生的新的生活方式与观念，从其一出现就是全球性的主流话语，并迅速地淹没了不同国家、地区固有的也许已延续了上千年的地方经验与价值传统。正如斯宾格勒说“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1] （p353） 一样，对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当代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而言，完全可以将之引申为“当代世界文化，即是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最高代表，都市文化本身即是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的最高环节，在它内部已摄含了前此各低级阶段如乡村、城镇、中小城市文化的要素与精华，因此当代国际化大都市为我们在更高的历史阶段、更全面的整体视角及更深刻的本质层次上研究城市文化提供了现实对象。在当代，不是一般地研究城市文化——历史上的城市文化或当代普通城市的文化，而是只有把研究对象放在作为中心及最高环节的大都市文化模式上，才能在深刻的思想意义与直接的现实意义上把握住人类文化发展的本质与规律。这是在当代研究都市文化的重要性所在。
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城市化水平低，农业文明传统沉重，以及它们作为物质基础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观念、方法、工具等方面的制约与局限，使中国当下的都市文化研究显得相对贫乏，远不能满足中国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需要。目前国内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大话语谱系。一是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这是由于受西方大都市群理论影响而开辟出的新方向。尽管它好的一面是使都市研究作为一个重要对象进入到社会科学的学术视野，但由于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对都市文化结构及其人文精神层面很少触及到，即使注意到文化要素，它们一般也停留在文化产业等实用与商业层面，对其深层的文化价值重视不够。二是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与前者相反，这些研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影视、广告、网络、流行文化与时尚等都市的审美外观或文化幻像上，由于缺乏必要的切入都市社会现实的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它们往往割裂都市审美文化外观与产生它的经济社会基础的内在联系，因而也不能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
因为国际化大都市不过是晚近五六十年才出现的，而全球性都市文化模式存在的时间还要更短，因而出现上述问题也是非常自然的。可以相信，都市文化研究要想真正成为一门成熟的世界性前沿学科，其道路也必是相当漫长与曲折的。在当下，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首先树立起对都市化进程的理性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当代的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的出现，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从主体角度讲，都市的出现使人类在整体上被“都市化”了。尽管一个当代人可能并不直接生活在大都市，可能对城市生活方式激烈地批判与否定，但无论现实中的衣食住行，还是更高层次的文化消费与精神享受，他们都不可能与大都市绝缘。因而，那些激烈反对都市文明的学术与思想，基本上都不是理性的产物。如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说：“企图从那些节奏缓慢的乡村中，或者是那些单纯的、自然状态尚未消失的地方寻找解救城市的良药或许会让人油然升起一种浪漫情怀，但那只是浪费时间。”[2] （p502） 从对象角度看，都市环境本身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与个体存在的最新空间形态。在都市里固然存在着许多令人苦恼的问题，如社会学家讲的过度城市化、城市危机等，但另一方面，这并不能构成反对城市文明或大都市文化的理由与借口，因为它们不仅是当代人生存最重要、最直接的社会环境，也给个体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随着经济生产与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及世界文化市场的初步形成，国际化大都市文化对人类及其个体的影响更是变得无处不在，要想脱离这个现实背景去谋求更高层次的生存与发展，是不可能有任何现实意义的。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全面发展的个人”是人类社会生产的终极目标，其内涵是“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局部生产职能的痛苦的承担者”。[3] （p500） 这当然也是当代人在都市化进程中的最高发展理想。但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特别指出的：“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4] （p21） 也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又是不可能在低级的原始和谐状态或不发达的社会关系基础上达成的。把这两方面的要求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当代人“全面发展”的理论基础。具体而言，一方面，由于影响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中小城市转移到国际化大都市，另一方面，由于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更高阶段与历史的新篇章，因而，如何减少人自身在城市化进程的异化，如何在国际化大都市的社会背景中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就成为当代中国都市文化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最深刻的价值理念。在这个意义上，都市文化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理性的方法、观念、理论与解释框架，以便整理他们在都市化进程中混乱的内在生命体验与杂乱的外在都市社会经验，帮助他们在“都市化”了的生命主体与迅速发展的都市现实世界之间建立起真实的关系与联系，实现他们生命的本质力量并在真实的世界中得到全面的发展。这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二、文学：从文化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
当下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各有不尽人意之处。对于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其问题主要是失之于“实”，忽略了都市的文化层面或文化的精神价值内涵，这是作为实证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必然表现。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其问题则在于失之于“虚”，它们掩盖了都市文化繁华表象背后的本质或深层结构，充其量只能生产出各种时尚化了的知识与趣味。由此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 尽管两种话语都可以揭示出当代都市文化的某些侧面或局部，但又都是不全面的，因而不可能指望依靠两者之中的任何一者去建立一门具有相对严密的学科形态及较为纯粹的学理价值的都市文化理论；（二） 这也带来积极的启示，即，要想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必须在努力吸收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等学术资源的同时，又能够通过理论创新在这两大话语谱系之间建构出一种对话、交流的知识生产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在知识结构与学科框架上为当代都市文化学科的诞生准备好充足的条件、奠定下坚实的基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座桥梁，以打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在分类框架与学术传统上固有的各种障碍。
从中国当代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实际状况特别是就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具体语境看，我们认为，只有文艺学、美学最适合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桥梁，这可以从原理框架与经验研究两方面加以阐释与论证。
从原理框架的角度，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中国文艺学从一开始就不是只关涉原理与知识生产的纯学术，它的一个具有理论基础性质的命题即“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尽管初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如果从逻辑上严格考究，则直接混淆了“文学”与“人学”在本体存在、知识谱系与学科形态上的重要差异，以是之故，在文艺学近百年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中，与“文学”关系最密切的形式、审美、文学语言、文本结构等纯粹学术问题是相当边缘化的，相反却是作为“人学”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直接表现的阶级性、社会性、意识形态、生产与消费等外部研究一直是主流话语。对此中是非尽管难以一概而论，但这种学科形态与学术传统，给中国文艺学赋予了相当浓厚的社会科学属性与功能，则是无须做更多论述的。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是，在文艺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之间并没有过于森严的学科壁垒。在当代都市化的背景下，由于“文学”之“文”已发展为“都市文学”或“都市文化”，而“人学”之“人”也摇身一变为与农夫、小家碧玉等传统生命主体很不相同的“都市人”，因而从中推出“都市文化学是研究都市人的学问”，也是不存在学理障碍的。其次，从美学学科的原型结构看，在康德哲学体系中，审美（判断力）一直是知识（纯粹理性）与伦理（实践理性）之间的桥梁。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序言中，也把这个“判断力原理”称为“谜样的东西”。对此正如劳承万的阐释：“构成谜的是矛盾的双方。一方面，判断力是一个‘先验原理’，它能够‘运用于对世界本体的认识’，‘同时开示着对实践理性有利的展望’，这似是逻辑理性之类的东西；另一方面，它又能对主体产生‘愉快及不快情绪’，尽管不是直接的关系。康德补充说，‘从这些概念（即认识中的诸概念——引者）永不能引申出一个对于愉快及不愉快情绪的直接结论来’。……这就构成了审美判断的特殊性质。”[5] （p123） 引申一下，如果说纯粹理性是一切社会科学最必要的主体条件，实践理性是一切人文学科最深刻的价值基础，就不难推出，以判断力为学术对象与起点的美学研究——它一方面与认识论的概念、逻辑等有联系，另一方面又与伦理学的欲求、价值等相牵连——正是关注主体价值建构的人文学科与注重经验事实阐释的社会科学之间最具合法性的中介与桥梁。从学理上讲，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正可以使文艺学固有的“社会—人生”意向与美学固有的“悟性—理性”意向，在当代都市化进程中开拓出新的知识境界与前沿学科形态。进一步说，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在都市文化的学理架构中实现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学科交叉建设，在充分保留前者的人文价值与后者的科学精神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互动，既有助于社会科学摆脱其僵硬的实证本性而变得灵动，也可为人文学科飘邈的审美天性提供真实可靠的地基。在这个新的学术空间中，实现科学性、人文性、审美性的良性循环与互动，催生出一门以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为研究对象的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的人文社会科学来，其现实意义也是自不待言的。
从经验研究的角度看，中国文艺学、美学与都市文化研究的学科亲缘性，不仅不偶然，相反还是以相当深厚与为数众多的经验研究为根基的。从学科背景上讲，中国都市文化研究与西方有很大不同，西方都市文化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在中国，尽管在学科分类上都市文化研究最应纳入的是社会学之下的文化社会学或其他学科下的艺术设计、城市建筑等，但由于中国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的特殊性，从一开始它就与中国文学、特别是其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等结下不解之缘。一些西方的社会学家、城市规划学者，之所以对中国文学学者研究都市文化想不通，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都市文化研究与中国文学的学科渊源，可追溯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思潮。在某种意义上讲，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运动，是中国文学从自身分化出文化研究的直接原因。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 它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学创作，对寻根文学的阐释与评论直接导致了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话语转型。由于文化批评更关注文学文本背后与外部的东西，如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人种与民族、深层心理结构、性本能等，因而极大地拓展了文学批评的理论思维空间。而对当时以时代背景、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为三项指标的文学批评模式的反感，同时又不满于简单运用西方文艺观念与审美尺度解释中国文学现象，也是造成文艺批评方式发生变革的重要原因。（二） 在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观念与话语引导下，文艺学、美学研究者不再满足于做基本理论与纯粹学术研究，而是将有关理论成果直接运用于迅速发展变化着的现实世界，于是，非文本的影视网络、非文学的大众文化、非艺术的审美文化、非学理的文化消费与文化娱乐、非书斋的日常生活与超级市场，以及与经济学等密切相关的文化产业、旅游文化等，就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成为文艺学、美学的研究对象。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思潮中，文艺学、美学既是其始作俑者，又是其学术重镇，既掀起了巨大的学术波澜，也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举其要者，如王岳川、王宁、徐贲等人的后现代文化研究，高小康、王德胜、肖鹰等人的大众文化研究，陶东风、姚文放、王纪仁等人的当代文化研究，吴中杰、陈炎、周宪、李西建等人的审美文化研究，王一川、尹鸿、戴锦华等人的影视文化研究，金元浦、花建等人的文化产业研究，也包括一些新的边缘学术方向的建设，如童庆炳、李春青等人的文化诗学研究，胡经之的文化美学研究，刘士林的中国诗性文化及江南美学与文化研究，王杰等人的审美人类学研究等。从文艺学、美学学科发展出来的文化研究，在扩展文艺学、美学研究的对象与空间的同时，也使自身的传统研究方式与评判尺度发生了重要变化。对此中是非尽管至今仍有争论，但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它直接呼应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当代历史进程在中国学术研究范式与思潮上的具体反映，因而在生命力与影响力两方面都是不容忽视的。（三） 它还具体体现为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方向。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大本营，古典文学研究向以老成持重、传承有序乃至相对保守为特色。但受“文化学转向”影响，特别是由于引进了西方文化人类学、现代民俗学等新思维与新方法，在这个原本平静的领域中也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以叶舒宪、肖兵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人类学派，在“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的总名目下，对许多中国古代典籍作了全新的阐释与评估。尽管其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打破古典文学相对封闭的学术框架、丰富人们的学术观念与研究的技术手段等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其实，受“文化学转向”学术思潮的影响，文学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在上述二级学科，如当代文学界对都市文学题材的研究，现代文学界对海派、京派文学的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界对上海与巴黎或其他国际化大都市文学（文化）的比较研究等，尽管道术各有不同，但都殊途同归于都市。对都市文化研究而言这些也都应予以充分关注与思考。
三、当前都市文化研究的特点与学术渊源
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也进入到全面发展的新时期。首先，中国现代化的核心更明确地定位在城市化与城市发展上。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不仅像北京、上海、广州等近现代大都市日新月异，一些新的中心性城市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生长出来。随着城市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化与城市化开始淡出，各种区域性中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乃至于建设世界级大都市群，开始成为中国现代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这为都市研究的深入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其次，都市生活方式与都市文化模式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中心。在都市的新天地中，生存的物质条件与精神环境的巨变，使人们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精神趣味等方面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变化。都市化进程带来的新经验、新思想及新问题，也在寻找一种可以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理论与解释框架。与中国当下迅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相比，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创新显然滞后了许多。而正是由于都市文化研究本身在学科上的空白，才为在文化研究中获得一定研究经验与方法工具的中国文学介入这个新的学科领域提供了契机，其在逻辑上仅是把研究对象从“文化”进一步确定为“都市文化”而已。
从文学学科背景出发研究都市文化，只是晚近十年才发生的学术转型，现在从任何角度做评价都为时过早，因而，这里仅就其发生过程中的特点与学术渊源略作说明。
当代都市文化研究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地缘性。当代都市文化（文学）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集中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如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原因是这些城市本身及所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高，且与国际大都市的交流与联系十分密切，生活在这些地区的文学研究者，出于对当代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的亲身体验与学术敏感，率先开拓了以国际化大都市为学术背景的中国文学研究新方向，使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空间与有机构成部分。
二是延续着文学的文化研究之学脉，在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及古典文学研究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都市文化研究话语。早在文学的文化研究中，中国文学的研究对象就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其主题即由传统的乡村让位于当代的城市，如文化研究涉及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影视文化、文化产业等，本就是当代都市空间最典型的文化形式，只是最初人们未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而已。随着当代中国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三大都市群的初步形成，特别是上海等182座国内大中型城市（截至到2004年）相继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目标以后，作为文化研究更高形态的都市文化研究，必然要进入到中国文学的学术框架中。在文学批评方向上，如蒋述卓、李凤亮等从1996年开始，先后承担了“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审美意识培养”（广东省“九五”社科规划项目）、“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人格培养”（国家教委专项任务项目）等科研项目，出版和发表了《城市的想象与呈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文学：涌向都市的潮声》（《粤海风》1998年第1、2期）等著作与论文，认为城市文学应该成为都市人诗意栖居的精神方式，并提出通过建立城市诗学，从积极的角度肯定都市文学、都市艺术的生产对都市人审美意识、精神人格的塑造作用等。在文艺学、美学方向上，如高小康、刘士林等从1995年开始，将文化研究进一步定位在“文艺与当代城市生活方式研究”（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上，高小康发表与出版了《论文艺活动的都市化》（《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游戏与崇高──文艺的城市化与价值诉求的演变》（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化市场与文学的发展》（《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3期）等著作与文章，开辟了从城市生活方式角度阐释文学与文化的新思路。刘士林出版与发表了《阐释与批判——当代文化消费中的异化与危机》（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学批评的终结》（《文论报》2000年3月15日）、《90年代的娱乐文化研究》（《东方》2000年第2期，《新华文摘》2000年第8期转载）、《当代文化趣味的粗俗化》（《天涯》2000年第5期）、《关于城市音乐文化的阐释语境问题》（《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当代江南都市文化的审美生态问题》（《光明日报》2005年10月11日）等专著与论文，从城市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比较、文学批评被文化批评取代、文化消费与城市精神再生产、城市文化研究的中国语境、都市文化与审美生态等角度，推动了文化研究在对象上的具体化与在学理上的深入。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孙逊、潘建国等从中国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近代小说与晚清上海书局等独特角度入手，发表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东京故事”》（《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清末上海地区的书局与晚清小说》（《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等论文，在城市生活背景与文化语境中阐释中国古典小说，为中国古典小说与文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学术空间。
三是以文学为学科背景的都市文化研究具有明显的前沿学科与交叉学科性质。就前沿性而言，如有学者指出：“都市文化研究具有前沿性，是因为它所面对的各种都市文化经验与问题几乎都是前所未有的，许多新问题都是传统人文社会科学没有遇到的；有些问题尽管在表面上看与过去的一些历史现象相似，但由于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结构的巨大变革，这些问题在性质、程度和范围等方面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异，这也是在学科建设上之所以要提出‘都市文化学’的根本原因之所在。”[6] 将都市文化研究界定为“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是对中国都市文化研究在学科归属上的首次界定，对于其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就交叉性而言，以文学研究为学术背景，广泛借鉴与吸收相关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如发表于《学术月刊》2005年第8期的《江南都市文化历史源流及现代阐释论纲》，一方面，它不同于对江南文化传统的文史研究范式，突出了阐释历史经验中的现代性价值，目的是“从城市化进程这个在当代具有全球意义的时代背景出发，通过发掘与探索中国都市文化传统及其精神遗产的现代性价值，从而为21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建设提供一种本土性的理性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不同于当下一般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那种宏大研究范式，而是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上选择了江南都市文化——这个“以中国民族为生产主体、在本土历史文化背景中创造出来的都市文化模式”，主旨在于“还原与建构出一种真正属于中国民族的都市文化的特殊形态与深层结构原理”。[7] 这不仅表现出都市文化研究鲜明的学科交叉性质，同时也在努力探索中国都市文化走向学科独立的经验基础与理论方法。
总之，与西方的城市（都市）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不同，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渊源正在当代中国文学学科的理论建设与学术发展之中。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现代化运动中，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及其成果构成了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原始发生形态；而晚近十年开始的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为社会发展目标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则为中国文学研究从文化研究转向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物质条件与学理契机。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再到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转型，其现实原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8] （p50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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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孙逊. 都市文化研究：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n]. 光明日报，2005-9-13.
都市文化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近年来以婚恋为题材的都市情感剧很受观众欢迎，比如《金婚》、《双面胶》、《蜗居》、《王贵和安娜》、《婚姻保卫战》。这些电视剧在取得了骄人收视率的同时，还引起了社会话题的热议。随着媒介重心的转移和视觉文化的强势崛起，中国电视剧逐渐摆脱了对小说等文学作品的依附，获得了强势话语权和独立主体的地位，成为当今最广泛和重要的叙事艺术之一，其社会文化地位已是今非昔比，日益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成为时下最具影响力，负载社会文化意义最多的艺术样态。而情感剧热播的背后，恰恰折射出的是现代中国人婚姻城堡里种种不可言说的问题，记录的是中国人婚姻伦理文化变迁的无奈与希冀。
都市情感剧的概念
都市情感剧，指的是以现代人的恋爱和婚姻经历为主要内容，表现和挖掘在社会变革中人们的情感迷茫和困惑的电视剧。它反映的主要是社会人伦关系的重要内容——夫妻关系以及亲子关系，因此从题材上讲，应当说是包含了部分家庭伦理剧以及言情剧。近年来，随着表现内容的丰富、表现手法的多样和剧集数量的不断增多，这类剧越来越受到关注，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它们以现代都市人的情感纠葛、婚恋故事为主题，对当前社会上存在的家庭伦理、社会道德等问题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探讨，并做出不同的道德和价值判断，从而折射出现代人以恋爱观和婚姻观为核心的感情观和价值观的变迁。这些电视剧不同于青春偶像派的言情剧，走的是以理言情的路子，在关注现代人情感需求的同时，努力挖掘情感与责任、婚姻与道德等情感所具有的社会内涵；同时，由于所涉及的内容与伦理关系和传统的家庭伦理剧相比要相对简单一些，伦理教化色彩也并不十分浓厚，而代之以亲和力和感染力，这也成为它能够同时吸引从青年到中年甚至老年等不同年龄层观众的原因。
当下我国都市情感剧发展所处的社会环境
马尔库塞在《审美之维》一书中指出：“艺术的使命就是让人们去感受一个世界。”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工业化步伐的加快，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相继发展为现代意义上的大都市，成为中国人通向外来文明的窗口，同时由于工业化的逐步深化和商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国内其他中小城市的崛起，市民阶层逐渐形成并发展壮大，都市商业文明开始迅速兴起。都市已经成为现代人生活的重要所在，都市文化已经成为我国现代文化的重要阵地。新生的电视剧艺术也敏感地体察到了这个新兴世界的脉搏，感应到了这个新兴阶层的需求，一大批反映改革大潮中城市和市民生活变迁的电视剧迅速涌入人们的视野。同时，对于文学和艺术来说，都市的形成不仅以都市的经济发展为标志，更重要的是，新一代的都市人出现了。这是一个伴随着现代化交通、通信、印刷和传媒一起成长起来的高智商的人群。城市人是复杂的，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机遇、陷阱、矛盾、选择、困惑、失落与希望。他们有强烈的自我表现欲，也有在艺术形象中寻找认同的需求。都市文化的土壤随着市民阶层的壮大和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不断丰厚，人们对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而情感生活作为现代人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反映其情感需求就成为日益迫切的事情。这些都为以都市人婚恋和情感为题材的电视剧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契机。
都市情感剧发展反映出我国当下受众婚姻伦理观念的嬗变
现代文明的迅猛发展在为人类创造丰富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在改变着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第二、第三次科技浪潮，为现代人带来的绝不只是发达的网络技术、高效的通信手段和充裕的物质生活，人类情感世界和精神世界受到的冲击才更为巨大和深远。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化，人们在拥有越来越多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深深体会到了精神生活，尤其是情感生活的匮乏。人们需要从艺术中汲取营养，吸取经验，有时甚至希望从艺术作品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与之相伴随，在商业化与世俗化的进程中，人们的情感世界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荡。社会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使婚姻和情感的内容、地位以及表达方式都与过去有了很大的区别。我们向来引以为豪的家庭稳固、婚姻稳定，也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白对婚姻家庭的幸福期望值不可太高。神圣的爱情受到挑战，家庭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危机。艺术创作的动力往往来自传播的需要和社会的呼应。中国人的家庭和婚姻已经成为引起全社会关注的问题，再也无法隔绝于世界之外，被纳入现代艺术的视野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反映家庭、婚姻问题的电视剧也因此备受关注。这些作品往往不是简单地去演绎一个“陈世美”或移情别恋的模式，而是深入到伦理、文化的更深层次，表现当代社会在现代观念与传统观念多重制约下的男女两性性别心理意识及其复杂多样的情感问题，其中不少都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比如《蜗居》，以海萍、海藻姐妹俩的情感生活与所需求的生存空间之间的矛盾作为故事主线，内容涉及房价、反腐、外来人员融入城市的艰辛等极具时代特点的话题，把当下民众所面临的区别以往时代的困惑一一展现，使观众在关注人物命运的同时，也开始审视自己的情感世界和价值取向。在当年获得了极大的关注，一时成为社会性的话题。
都市情感剧对当下受众审美心理的精神抚慰
电视剧从兴起到今天，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就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除了有社会的土壤、契合大众的需要外，还与其自身的特点及创作者的努力分不开。“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娱乐、大众消费的呼声渐涨，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人们渴望在疲劳的工作之余，获得情感的慰藉和精神上的愉悦，大批的言情剧应运而生。”①这类电视剧从兴起伊始，就主要以爱情、亲情、友情这些人们最熟悉也最渴望的感情为讲述对象，表现形式不拘一格，喜剧、悲剧、闹剧，有的以曲折的故事和引人入胜的情节吸引观众，为人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和放松；有的则以情感人，滋润观众心灵，成为一剂抚慰心灵创伤的良药。
人类的爱情、婚姻生活是艺术表现的永恒题材，美好的爱情、完美的婚姻、幸福的家庭是人人心中的渴望。婚恋题材电视剧兼具言情剧与家庭伦理剧的共同特点，既具有时代感，同时又具备与传统因素的契合点，对观众有一种“圆梦”的吸引力。把叙事的焦点集中到婚姻家庭，也让它与电视剧本身的家庭收看方式相符合，更能够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同时，由于“该类题材的电视剧与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政治敏感度不强，因而也就在创作上赢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间，是电视剧国情化、地域化、叙事化特色最重要的表现领域”②。
都市情感剧的发展也体现了创作者们的理性思考与人文关怀。近年来，电视人对这一题材进行了深入挖掘，从不同的角度关注中国人的婚姻危机和情感危机，充分表现了他们高度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在他们的努力下，以都市人情感为题材的电视剧正以其丰富的内容、多元化的创作风格以及直面现实的精神为越来越多的观众所接受和喜爱。
结语
任何艺术都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电视剧艺术作为一种现代新兴的艺术门类，对于当代社会生活更有着最为敏锐的嗅觉，它关注的焦点，往往就是社会的焦点和热点。处在这一转折时期的中国影视文化，既是这一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同时也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一方面，我们可以从这一特定时期的历史语境来观察和阐释这一时期的影视文化，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一时期的影视文化来理解和分析这一特定时期的社会语境”③。我国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发生的巨大变革，使得以婚姻伦理精神为核心的我国婚姻伦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并存的情况。正是这种变迁，使得以表现现代人婚姻情感为核心的婚恋题材电视剧，从创作理念到价值取向都受到很大的影响，综观近年来数量庞大的电视剧创作，在内容、题材、主题上对社会生活的强烈关注和贴近，创作视角的平民意识和强烈的现实主义再现风格，成为当下都市情感剧的特征。（本文为2010年度南京艺术学院校级重点课题“都市情感剧研究”的成果之一，课题编号：dgcyyds10）
注 释：
①曾庆瑞：《通俗电视剧艺术论——世俗生活的神话》，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都市文化范文第3篇
[关键词]大众文化;兰白都市文化圈;文化生态环境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10-0042-02
建设文化圈是甘肃作为文化大省在发展文化上早已确定的战略选择,一个以兰州为中心、以兰州及周边地区众多文化设施和人文景点为重点的中心文化圈已经初步形成。作为这一战略选择,无疑走在经济圈战略选择的前面,在一定意义上为经济圈建设打下了文化基础。
如何在建设经济圈的同时,进一步促进文化圈的建设,让文化圈的建设成为经济圈的助推器,需要我们认真、深入地思考与探讨。
一、大众文化对于促进兰白都市圈文化发展的意义
(一)有利于实现圈内文化价值
大众文化在文化价值及其价值实现上给我们提供了有益启示,这个启示在于只有满足了大众需求,文化的价值才能得以充分彰显。大众文化的这个启示,为精英文化的大众化、主流文化的大众化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路径,自然也为圈内一些具有独特价值的文化资源实现其价值提供了可选择路径。
(二)有利于催生圈内新型文化产业的诞生
文化产业依托大众消费群体,迎合和满足大众消费群体而得以快速发展,大众文化消费热的兴起又进一步促使新的文化创意产业的生成和文化产业本身的发展。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就在这一相互作用下逐渐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因此,重视大众文化,引导大众消费,必然会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三)有利于推进圈内公民社会的进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当代大众文化的主体是大众,它具有一种依托大众、趋向民主的品格和指向开放的、双向交往的多元化意识形式。这一切悄然地改变着中国当代的意识形态,在建立公共文化空间和文化场域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因此,当我们进一步以更加自觉的意识为大众文化发展创造良好生态环境时,实际上就在推进着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民社会的进程,促进着人的全面发展。
(四)有利于促进圈内人们文化意识的提升和文化主题的生成
在大众文化发展的背景下,一个地方的文化主题才有可能逐渐变得清晰,得到彰显,大众文化素养才能得到普遍提升,文化意识与自觉才能得到普遍加强,从而进一步体现出较为突出的竞争力。因此,注重发展大众文化是进行文化建设的基本出发点。
(五)有利于促进圈内经济的文化化与文化的经济化,促进甘肃走出文化边缘化
经济的文化化与文化的经济化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只有大众文化的发展才能为经济的文化化与文化的经济化提供可能性与现实性,才有可能改变甘肃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才有可能改变外界对于甘肃的认识与意识,才有可能使甘肃走出文化的边缘化状态。
二、兰白都市经济圈大众文化发展已经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
(一)作为支撑大众文化消费的文化基础设施得到极大改善
甘肃省投资5000多万元建设《四库全书》藏书楼,投入近1.1亿元巨资扩建甘肃省博物馆,投入数千万元改建甘肃省图书馆和省档案馆。兰州市也投入1800多万元资金,将金城大剧院改建为全省条件最好的剧院;将文化项目和城市建设结合起来,累计投入数亿元资金建起了文化内涵丰富的百里黄河风情线、水车大观园、金城关文化区、兰州碑林、龙园、生命之源雕塑广场等一批人文景点。与此同时,兰州周边地区也涌现出一批新的人文景点,如和政古生物化石馆、永靖恐龙足印化石群、榆中青城古居、景泰黄河石林及影视城、康乐莲花儿基地等。这一切为兰白文化圈的形成奠定了硬件基础。
(二)引领大众文化发展的精英团队初步形成,精品成果不断涌现
作为甘肃省文化中心的兰州,拥有全省最重要的文化艺术机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汇聚了全省最重要的文化艺术人才,产生了一批有代表性的文化艺术产品:享誉海内外的《读者》杂志和舞剧《丝路花雨》,目前已成为甘肃的两张“名片”。另外,就舞台艺术而言,至2009年,新创排的舞剧《丝路花雨》、舞剧《大梦敦煌》、陇剧《官鹅情歌》、京剧《丝路花雨》、话剧《老柿子树》、秦剧《大河情》、杂技剧《敦煌神女》等一大批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俱佳的优秀剧目,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可以说甘肃文化精英们通过文化诠释着甘肃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三)作为大众文化重要资源的民族文化、非物质文化得到空前重视与保护
甘肃虽然经济相对落后,但文化意识浓厚,不仅体现在对教育的重视上,也体现在对各种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上,使甘肃作为一个文化资源大省显得名副其实。甘肃的文化资源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有灿烂的历史文化,二是丰富的红色文化,三是多样的民族民间文化,四是具有一定实力的现代文化。如敦煌和天水麦积山的石窟文化,还有彩陶文化、长城文化、丝绸之路文化,都是古代文化在甘肃省的遗存。对这些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的重视,无疑为大众文化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四)作为大众文化最重要技术基础的大众传媒也已普及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甘肃的大众传媒也得到飞速发展,广播电视的普及自不待言,作为信息传递与交流主要手段的网络也逐渐从城市向乡村延伸、普及,手机作为新的大众文化媒体尤其发展迅速。另外,报刊杂志为了争得更多的消费大众,也在增加娱乐版面,从而保持其在大众传媒中应有的地位。
(五)作为大众文化的市场主体逐渐得到培育,并初步形成
甘肃的文化市场经历了从小到大、从点到面、从单一到多样的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奋斗历程。经过不断繁荣发展,目前包括演艺、娱乐、网络、艺术品等文化产品市场和资本、产权、人才、信息、技术等文化生产要素在内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文化市场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三、在兰白都市经济圈的背景下,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大众文化生态环境,促进圈内文化的大发展
(一)以《读者》品牌为依托,打造文化主题
《读者》作为甘肃“名片”之一,属于大众文化品牌,是打造大众文化的成功范例,其在坚守文化应有的价值与实现文化应有的价值方面实现了有机统一,为克服大众文化标准化、模式化等消极方面树立了典范。当前,我们要利用好这一品牌,进一步打造圈内的文化主题。
(二)以整合资源为基础,大力打造文化圈引擎
兰州和白银两地在历史、文化资源上有着极大的关联性,具有共同开发、整合优势的先天条件。在兰白文化圈建设上,需要更新观念,建立统一的文化产业项目库,通过共同融资、开发来整合资源,实现文化圈的大发展、大繁荣。同时,要以发展旅游业作为圈内文化建设的引擎,有效激活文化产业及其相关产业。在发展旅游上,要注意共同打造精品旅游线路,提升圈内的旅游文化内涵。要以原有的精品舞剧为基础,注重继续打造大型原生态场景剧或舞台剧精品,使之成为文化圈的灵魂和象征。
(三)以提升媒体工作者的文化素养为基础,引导大众文化向正确方向发展
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大众传媒文化,大众传媒影响或主导着大众文化消费。因此,发挥好大众传媒的作用,是进行大众文化建设、提升核心竞争力必须关注的问题。发挥好大众传媒作用,关键又在于人,在于大众传媒工作者的文化素养。只有具备了较高的文化素养,才能有效理清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积极发挥大众传媒的传播信息、教育、引导功能,使大众文化更加符合大众的精神和心理需要,从而建构健康、文明、向上的媒介环境,营造良好的舆论文化氛围。
都市文化范文第4篇
[关键词]都市化 消费文化 生产与消费 精神生产 文化消费
〔中图分类号〕G0；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11-0119-07
与农业社会相比，城市最显著的功能与特征即它的消费性。与传统的城市消费相比，在以大都市与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中，由于人口、财富、文化资源在都市空间的高度集聚与迅速膨胀，不仅直接刺激了都市化地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与繁荣，同时也使城市社会固有的消费功能获得了极大的提升甚至是升级换代，以至于从物质生产到精神生产，从群类到个体，从历史文化到自然遗产统统被卷入到消费、消费、再消费的潮流中。这既是当代被称为消费社会、消费文明，也是都市消费文化研究在中国学界迅速升温的根源。综观当代中国的消费文化研究，其突出问题可概括为“跟着西马走”（如卢卡奇、波德里亚、霍克海默等）与“跟着感觉走”。前者忽略了作为母体、比子孙更高瞻远瞩的父系经典理论，未能从社会生产的总体性与历史发展角度探索出适合中国经验的当代批判话语；后者则基本上割裂了或完全不懂得马克思揭示的消费与生产的内在关系原理，直至沦为毫无理性反省能力、随波逐流的欲望化了的时髦文化批评。要想真正完成解释与批判消费社会现实与文化经验的理论任务，在当下急需以都市化进程为现实背景，重温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的理论，并从对马克思社会生产理论的总体把握与发展创新角度建构出其当代形态，由此为消费文明时代的文化研究提供一个科学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框架。
一、对马克思“生产―消费”关系理论的再认识
在红尘滚滚的消费社会中，人们面临的首要困惑源自生产与消费关系的错乱。这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是社会生产结构在总体上重生产、重积累的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向重消费、重流通的后工业社会或消费文明转型的直接表现。按照马克思的基本观点，社会生产结构在逻辑上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要素，[1] （P91） 但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不同民族在不同的时代中对它们又分别有所倚重。以民族而言，中国传统农业文明侧重于‘生产’，而希腊商业文明则侧重于‘交换’等。以时代而言，古代社会在总体重‘生产’，如资本主义早期的清教伦理、如中国传统社会的‘勤俭、节约’意识形态；而当代世界的主潮则倾向于‘消费’。”[2]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与当代城市化进程在不断加速中升级为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直接相关。城市越大，集聚的人口与财富越多，城市的消费性质与服务功能就越明显，这在农业社会的大城市（如中国北宋时期的东京、南宋时期的杭州）已有充分的表现。而在当代随着人口、财富、资源向大都市与城市群的迅速转移与高度集聚，一方面极大地提升了都市社会固有的消费性质与功能，另一方面，也直接带动了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生产向消费形态的倾斜与转型。正如罗维斯所说：“随着人口的日益城市化……斗争已从生产领域（商品生产和服务行业的生产）转移到再生产领域（即维系稳定的城市生活的水准，如果不是提高的话）。”[3]（P147-148）
在世界城市化的当代背景下，由于现代服务业与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不仅使人们在观念上特别容易遗忘生产与消费的内在联系，同时也必然要忽视或否定生产要素及其种种物化形态在实践上的重要性，这是消费要素与行为在后工业社会中被高度重视乃至无限拔高的根源。以城市经济为例，是过分强调第三产业对第一、第二产业的优势，并以之作为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在理论研究上则以“消费资本化”为代表，核心是“消费能产生资本，消费者因此能成为‘资本家’”。[4] 其最极端的表现则在被中国文化研究者推崇到极点的波德里亚。后者用了一系列的终结――“这是劳动的终结、生产的终结、政治经济学的终结”；“这是能指/所指辩证法的终结，这种辩证法曾使知识和意义的积累、复合话语的线性意义群成为可能”；“这同时也是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辩证法的终结，这种辩证法曾使社会积累和生产成为可能”；“这是话语线性维度的终结、商品线性维度的终结”――来形容他眼中的消费社会，并得出“生产时代的终结”这一关于当今世界的宏大叙事结论。[5] （P6-7） 正如所有“说大话”、“说狠话”、“说过头话”的宏大叙事一样，波德里亚直接宣布作为社会生产结构四要素之一的生产环节走向终结，也明显存在着以偏概全的学理问题以及“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心态问题。因而，对此需要加以订正的是，说消费的重要性在后工业社会中得到极大地提高，甚至在某些领域与方面已占据了主流地位，是未尝不可的，但至于是否可由此推出“生产时代的终结”，则需要进一步的推敲与小心求证。
要想在观念上真正解决这一重要的认识问题，需要重温马克思对生产与消费关系的精辟阐释。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表述为三个方面。首先，生产决定消费，因为“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任何现实的消费活动总是要以生产、分配、交换环节提供的生活资料为基础与对象。正如俗话所说“镜子里的烧饼不能充饥”，马克思把这一点称为“肤浅的表象”。他指出：“在生产中，社会成员占有（开发、改造）自然产品供人类需要；分配决定个人分取这些产品的比例；交换给个人带来他想用分配给他的一份去换取的那些特殊产品；最后，在消费中，产品变成享受的对象，个人占有的对象。”[1]（P6-7） 其次，“消费也是生产”，因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并不是“同一的东西”，而是“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是“一个有机整体”。作为有机整体，其相互之间远远超出简单的机械作用关系。如马克思说：“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例如，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随着分配的变动，例如，随着资本的积聚，随着城乡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产也就发生变动。最后，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1] （P17） 这是马克思以其时代蓬勃发展的工业文明为现实背景的理论创造。与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社会相比，以工商业与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工业社会，使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以及对整个社会再生产的重要推动作用逐步展现出来。这是马克思更看重“消费也是生产”的主要原因，也是具有深远的面向未来意义的科学论述。再次，是生产与消费的相互适应与相互依存原理。马克思指出：“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生产中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中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6] （P9） 在某种意义上，这代表着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理论研究的最高认识与理论境界，其精髓即消费与生产是互为存在的矛盾统一体，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脱离对方而单独存在。就此而言，所谓“生产时代”单方面的终结是不可能的，因为那同样也等于“消费时代的终结”。这就为我们清理各种片面的、极端的消费理论提供最具现实价值的理论基础以及最直接的批判武器。
对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原理的重温与再认识，既不等于无视在都市化进程中日益壮大的消费文明现实，也不等于彻底否定当代消费社会研究、特别是西方者对此所做的某些敏锐分析与尖锐批判，而是要通过对被其扩大、吹胀了的部分的消肿、还原与批判性建构，将消费社会与文化研究有限的合理性与有效的应用范围真正确定下来，为科学的、全面的认识与研究提供理性的基础与合法的框架。
二、生产与消费的历史变迁与当代阐释
在某种意义上，“消费也是生产”、“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6]（P12） 等命题，是马克思消费理论中最重要的“硬核”与最闪闪发光的“慧识”，构成了我们研究当代消费社会发展与消费文化生产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马克思消费理论在他所生活的时代主要是一个天才的理论预见，由于资本主义大生产仍在发挥着决定与支配作用，由于后工业社会与消费文明社会在其时尚处于萌芽状态与低级阶段，因而其对社会生产直接的现实影响与重要性也就不可能充分表现。这也是当时一般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不理解“消费也是生产”的主要原因。但随着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后工业社会兵临城下，特别是以都市社会为中心、消费环节对整个社会再生产的推动作用越来越突出，马克思“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才找到了充分展示其思想内涵的广阔现实土壤，并在后工业社会或消费文明时代一洗历史尘埃，焕发出灿烂夺目的真理光辉。对生产与消费关系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形态进行考察，既出于推动与实现理论创新与中国化的内在需要，也有利于正确认识与把握这个消费声浪越来越喧嚣、一浪高过一浪的现实世界。
首先，城市的发生与发展既是生产与消费走向对立与更高矛盾状态的始因，也是推动整个社会生产从生产向消费环节转向的主要机制与力量。从起源上看，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社会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7] （P56）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一步指出：“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8] （P390） 其直接后果是导致了人类在聚集空间与生产实践上的重要分化，具体是生产要素在以农业文明为母体的乡村社会中成为主体，而消费要素则在以工商业为基本象征的城市空间中获得了高度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最初的城乡区别恰好构成了消费与生产分裂的第一种现实形式。尽管城市的工商业与城市化水平有历史的与现实的差异，但其消费本质始终如一。以马克思・韦伯划分的城市类型为例，尽管他根据经济因素把城市分为“消费者城市”、“生产者城市”与“商人城市”，但从起源上看，“起初凡是城市作为一个同农村区分的实体出现的地方，不管是领主或王公的居住地也好，还是市场所在地也好，城市都是具有两种性质――家族和市场――的经济中心……是市场定居点”，因而“城市或多或少都是消费者城市”。即使是他命名的“生产者城市”，由于“工厂、手工工场或者家庭工业在城市之中扎根”，在实际上也主要是指“它们供应外部区域”或“它们的商品输送到外面”，[9] （P567-568、P570） 而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有本质的区别。这在逻辑上恰好说明交换、消费等非生产性要素一直是城市的核心功能与主要形式。又如经济史学家将中国古代城市划分为政治型与经济型，前者以开封为代表，“工商业是贵族地主的附庸，没有成为独立的力量，封建性超过了商品性”，“充满了腐朽、没落、荒、腐败的一面”，后者以苏、杭为代表，其“工商业是面向全国的”，流露着“清新、活泼、开朗的气息”。[10] （P158） 尽管在政治型城市中工商业或消费市场受到较多的压抑与限制，但雄厚的经济基础与众多的城市人口仍使其在整体上倾向于消费而不是生产。以清代都城北京为例：“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20世纪初，城内有常住人口70.5万人，其中专享俸禄的八旗子弟和官员、差役、兵勇等非生产人口达28万人，占到全部人口的40%。正是这样庞大的消费群体和较高的消费水平，大大刺激了北京的经济贸易的发展，推动了与娱乐消遣相关的手工艺、戏曲、书画等文化娱乐业的发展。”[11]（P121） 由此可知，城市一直是推动社会生产从生产转向消费的主要机制与力量，城市化进程越快、城市化水平越高、城市的空间与人口规模越大，其社会生产总体上的消费性特征就越明显。而消费社会在当代的出现与迅速发展，则与当今世界城市人口即将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12] 特别是大都市与城市群人口的迅速飙升直接相关。
其次，当代城市人口与空间规模的扩张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的消费功能与水平，使生产与消费以更加复杂的方式相互缠绕在一起，这是人们在研究当代文化时“只见消费”、“不见生产”的主要原因。按照阿尔温・托夫勒的看法，人类至今已经历过两次巨大的变革浪潮，第一次是历时数千年的农业文明，第二次是至今三百余年的工业文明，它们对人类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的变迁产生了至为关键的重要影响。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而言，在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中，大多数人的生产和消费是一体化的。工业文明的第二次浪潮把人类的生活劈分为两半，造成了生产和消费的分裂与对立。在作为第三次浪潮的后工业社会中，消费与生产的关系既不同于第一次浪潮中的简单纯朴，也不同于第二次浪潮中的泾渭分明，而是出现了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态势。托夫勒提出的“消费者的生产力”与“产消合一者”等概念，就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劳动创造财富”或专业化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合而为一，是后工业社会最鲜明的特征之一。托夫勒曾以自测怀孕器的使用为例指出，1970-1980年代以后，数百万妇女取代了医生和化验室的工作，“这个自助运动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它代表了从被动的消费者成为主动的产消合一者”。[13] （P26） 以“自助运动”为例，其意义决不仅是“自己动手干活的趋势”；它表明“消费者更紧密地卷入生产过程之中”，“生产者与消费者传统的区别消失了”，预示着“生产转向经济的第一部类”，并具有“改变市场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改变我们整个经济思想”、“改变经济冲突的基础”等重要意义。[13]（P370、P375、P379、P381） 在逻辑分析上，托夫勒的三次浪潮社会理论，恰好在经验层面上印证了马克思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基本原理。具体言之，生产决定消费（“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对应于“民以食为天”的农业文明时代，其核心即只有首先创造出大量的物质生活资料，才能实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墨子《非命下》）的大同理想；“消费也是生产”（“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对应于“市场也是生产力”的工业文明，其主题是劳动产品的商品化及其在市场中的“二度创造”，对于物质生产与整个社会的良性循环变得越来越重要；而“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则将当代消费文明或后工业社会的本质与深层结构充分揭示出来。这不仅表明生产与消费要素在逻辑上更紧密地相互缠绕在一起，凭借传统的感觉或简单理论思维已无法把握其深层的内在联系，同时还揭示出生产与消费环节在现实中已超越了两者非此即彼或泾渭分明的低级形态，并借助人类个体与社会更高的发展阶段实现了社会生产诸要素新的和谐与统一。在此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尽管以消费为核心的都市生活使人越来越远离了实际的生产领域，但却不能因此而得出生产环节已经终结的片面结论。在物质生产上，尽管消费环节对经济发展的带动功能日益突出，但总体上“让百姓更多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依然任重道远。”[14] 在精神生产上，可以读者中心理论为例，传统的作家中心让位于读者中心既是消费时代的附属物，也是这一理论宣扬“作者死了”、“无原本的复制”、“所有一切都是类像”[15] （P32） 的根源。但实际上，如果没有作者的写作、作者创造的原本等生产过程或产品在前，后现代的“读者中心”、“复制”等同样是不可能获得其生产对象的。以央视“百家讲坛”为例，尽管其文化评书可以增加许多有趣的噱头和花边，但如果没有《论语》、《三国演义》等原本及其强大的生命力，实际上也是不可能有当代这些文化说书人的再生产与传播实践的。由此可知，在消费时代，生产仍在继续，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并没有终结，而只是两者的结构关系有所改变，或者说生产与消费要素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更为有机地统一起来。
由此可知，对于马克思的消费理论而言，一方面，它以消费与生产的相互适应与相互依存原理为基本逻辑框架，另一方面，又以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有机整体”为总体理论背景，因而完全不同于当代消费文化研究者对消费功能的神奇夸大与无限吹胀，后者充其量只是对马克思“消费直接是生产”、“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消费浸入精神生产”等命题片面理解与发挥的结果。特别是从自然环境保护与精神生态建设的角度，对当下理论界与社会思潮中日益泛滥的消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性反思十分必要。只有同样认识到生产环节的重要性，真正理解了消费与生产的内在关系，才能深入地把握住消费社会表象之下的深层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基本原理，为我们认识消费文明的本质，以及当代人正确理解与科学阐释他们的生活世界提供了最重要的哲学基础与科学方法。
三、消费时代的精神生产新变与文化消费异化
在某种意义上，消费的逻辑不仅强烈改变了传统的物质生产方式，也深刻地影响到当代的精神生产过程。如果说前者的主要特征是高新技术产业对传统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对现代工业体系的有力挑战，与那么后者则直接体现在“实用”与“审美”、“经济”与“诗意”、“功利”与“非功利”等一系列传统矛盾在当代都市文化中的化解与有机结合上。从总体上看，如果说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分离始于城市与乡村的分裂与对立，在漫长的历史中，如同资本主义敌视诗的道理一样，经济发达的城市一直是精神生产的障碍甚至是桎梏，而大自然与乡村则多成为文学艺术表现与审美创造的对象，那么也可以说，在都市社会这一更高的发展阶段中，原本由于城市出现而分裂的“物质”与“精神”、“实用”与“审美”、“铜臭气”与“人文气”正在走向新的综合与统一，文化资源成为生产对象、文化生产成为生产力要素、文化市场成为更有活力的经济空间，以及文化消费对社会再生产的影响日益增加是其重要标志。这一进程的后果是两方面的，也是在当下急需加以研究与关注的。
从积极的方面看，主要是文化生产的经济功能得到充分发展。原本与经济活动关系疏远甚至相互敌对的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在当代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一支有着重要实力与远大前景的生力军。对于整个社会生产而言，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合一增加了生产资源与劳动力要素，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多样性并现实地创造了巨额的社会财富，为当代人的生存与全面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物质条件与现实可能。与此同时，精神生产对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产生了更为积极与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以“旧型工业化”为主导的传统城市化模式，由于地理空间、自然资源的空前紧张正在陷入巨大的发展困境之中，逼迫城市必须通过寻找新的资源、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以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在知识经济时代，除了依靠高新科技研发的新能源、新材料之外，一直被看作“只消费不生产”的精神文化摇身一变为财富神话的创造者，并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可观的“软资源”与文化生产力要素，使以文化资源为客观生产对象、以审美机能为主体劳动条件、以文化创意、艺术设计、景观创造等为中介与过程、以适合人的审美生存与全面发展的社会空间为目标的城市理念与形态成为现实，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源与新方向。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使文化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在当今世界异军突起，成为增加社会物质财富、调整经济产业结构与发展方式的有生力量。但从根本上讲，文化产业与现代服务业是消费而不是生产，侧重于对人类已有物质生活资料与财富资源的交换与分配，而不是直接与自然对象打交道、可以生产出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实践。它们的存在主要依赖于已积累了大量财富与消费需要的城市，本身只是当代社会从生产型转向消费型的现实表现。而由于消费的扩张总要建立对生产环节的挤压与排斥上，因而必然要打破两者之间固有的平衡与秩序并导致一些严重的负面影响。这表现在物质生产上，是恶性地消耗自然资源与环境，表现在精神生产上，则是一种更为加严重的文化异化现状。
从消极的方面看，则是精神生产的精神本性被“物化”与“异化”。在传统社会中，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鸿沟，本身就是后者可以超越物质层面、实现精神生产目的最重要的条件与基础。如现实主义文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现代主义艺术家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抗议等，其核心思想就是“审美的无功利性”和“文学艺术的批判现实精神”。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尽管已开始试图弥补两者之间的对立，但由于生产环节的重要性而一直未能如愿以尝。但在当代以都市为空间基础的大众文化中，则迅速实现了精神生产的物质化与消费化进程。不仅那种不直接生产物质财富的精神生产被迅速地物化或异化，那种不直接满足生理刺激与本能欲望的审美精神也同样不复存在。其直接后果是出现了作为劳动异化的延伸形式与当代形态的“文化消费异化”，具体言之，“人们消费的低俗文化对象越多，他们实际上享受到的精神价值就越少；人们对这种粗放文化消费品占有得越多，他们人性中的文化就更加苍白。也可以说，他们越是消费，他们就越丧失消费的能力，并且在心灵上越来越饥饿”。[16] 由此可知，在现代化大都市中，尽管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建设得都比较好，但由于文化消费的这种异化现状，因而既不能保障都市人可以过上一种真正有质量的当代生活，同时也没有使大都市与城市群实现“更有意义、更美好生活”的城市本质。[17] （P7） 在这个意义上，都市社会在精神生产上存在的问题，与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面临的挑战是同样严峻的。
在被消费的逻辑严重扭曲的当代精神生产中，尽管可以给城市本身的物质发展增加份额，但由于其所带来的文化异化反过来直接败坏了城市的本质，因而又从根本上威胁着都市化进程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要应对过度消费化给城市肌体与功能带来的创伤与阴影，有必要重温马克思对精神生产的本质属性所作的研究与重要论述。其要点有二：一是马克思充分肯定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差异性，他在批判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时曾以讽刺的口吻指出：“连最高的精神生产，也只是由于被描绘为、被错误地解释为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才得到承认，在资产者眼中才成为可以原谅的。”[18] （P298） 二是从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高度去阐释作家的艺术劳动。如王元骧指出：“他对于文艺的价值，也正是从这一思想高度和思想背景，即从实现人的自由解放这一历史进程中的意义和作用的方面来进行阐释和评判的。所以他认为对于作家来说，作品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诗一旦变成诗人的手段，诗人也就不成其为诗人了’。他痛斥资本主义社会使作家创造失去了自己的目的而变为仅仅为了谋利的时代，使‘非生产劳动者’变为‘生产劳动者’，而仅仅为资本、利润来进行创作，提出对于真正的艺术家来说，他‘决不应该只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所以有必要时作家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自己个人的生存’。”[19] 在这个意义上，正如西方学者费彻尔所说：“马克思认为幸福的集中体现就是活动、积极性，而不是消极的消费。”[20] （P116）在某种意义上，这不仅表明在理论上过分强调精神生产的消费化是错误的，同时在实践中完全将精神生产等同于物质生产也会使都市精神生态出现严重的污染与问题。
都市消费文化对当今世界精神生产与消费的总体影响构成了我们阐释与批判消费文明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对都市消费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如同大城市与都市群对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一样，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高级精神形态与当代世界精神生产与消费的话语中心的都市文化，同样使当代精神世界、特别是在文化消费上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都市化特征。另一方面，在都市化进程中，由于影响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中小城市转移到国际化大都市，因而如何在都市化进程中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正在成为在当代语境与现实背景下实现人自身全面发展的关键所在。总之，在到处充满了熙熙攘攘消费声的都市社会中，一方面以马克思的生产消费原理为基础，才能深刻地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本质以及把种种错误的反映、认识与阐释清理出去，另一方面，借助马克思关于精神生产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为指导，才能消除当代人在都市化进程中必然遭遇的文化与精神异化，使城市的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发展走上和谐与科学发展的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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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文化范文第5篇
都市文化研究是世界性的前沿学科，当代城市化浪潮不断升温、迅速扩张，是它得以形成的现实基础，而前沿性和世界性则是它的两个基本特点。2005年12月初在上海召开的“都市文化学科建设论坛”，是国内外首次对都市文化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与范围、理论框架与范畴体系、价值理念等基本问题进行的学术探讨，对于中国的都市文化研究的确立与建设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在西方，特别是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进入都市化时代的美国，对都市与都市文化的研究主要由城市社会学来承担。在中国，由于社会学研究长期以来关注的主要对象是农村或小城镇，“这直接影响了城市社会学等知识谱系与理论工具的传播与应用”，使都市文化研究成为一个急需加以填补的理论空白。目前，中国都市文化的研究者主要集中在中国文学学科中，而其重要的研究成果也主要是在有关刊物的文学、美学、文艺学栏目中体现。
文化生态学最初由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Steweardm J ? H ， 1902 — 1972 ）在《文化进化和过程》一书中提出。按斯氏的设想，文化生态学旨在“解释具有地域性差别的一些特别的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的来源”。从1999年起，文化生态学研究进入了“大文化”研究的视野，研究取向集中在城市社会学、传播学以及伦理学等领域。国内文化生态学研究方兴未艾，带有强烈的区域性特征，体现了当代国内学术界的现实关怀。本文将都市文化的研究延伸至社会语言学，立足闽南文化建设，关注闽南都市群的发展，从语言文化这一微观角度入手，以厦门为个案，对闽南都市语言文化的生态环境构建做尝试性探讨。
二、厦门都市社会的语言文化生态
厦门是一座富有闽南文化底蕴同时又日趋国际化的都市，外来文化和闽南文化的融合使其具有丰富的文化多样性。良好的闽南都市语言文化生态环境应该是闽南都市社会发展所必须的三种语言文化，即闽南语文化、普通话以及英语文化共存共生、平衡发展的语言环境。据此，本研究围绕这三种语言的发展现状调查展开：
（一）闽南话的生存现状
闽南都市文化具有开放性、移民化以及文化多样性特征。这三个特征是互相关联、相辅相成的。闽南都市群在福建政治、经济的地位和发展决定了其文化的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和地方文化特色同时为闽南都市文化增添了魅力。然而，文化多样性和地方文化特色的持续发展需要语言多样性和方言文化的支撑。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对在厦门工作和学习的各类人员，包括学生及其他各类人群，共计200 名进行了调查。通过调查和分析，了解了受访者普通话和闽南话的使用情况。问卷共设计50道选择题, 全面了解厦门闽南话与闽南文化生存现状。调查数据见表1。
表1 闽南话的生存现状
中小学生
（7-15岁）
大学生
（18-22岁）
在职人员及社会人员
（30岁以上）
闽南话
43%
65%
70%
普通话
100%
100%
100%
注：（1）参与调查的中小学生为70 名；
（2）参与调查的大学生为70 名；
（3）参与调查的在职人员及社会人员为60 名。
上述调查表明，在厦门这个迅速发展的著名的闽南都市中，只要掌握普通话，日常交流没有任何困难。虽然成年的当地居民通常能够使用闽南话相互交流，但在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中闽南话的掌握与交流却存在一定困难。其主要原因是普通话的普及和普遍使用，使得闽南话的使用场合非常有限。这种发展状况不由得使人对闽南语言文化的留存产生一定的担忧。如何正确处理好普通话与闽南话的关系，保持闽南话的活力与闽南文化特色是亟待研究的问题。本文认为，普通话现在不应该是急于去覆盖方言。在普通话日益扩大使用场合的同时，地方方言也应深入使用到各地群众的生活领域中去，鼓励市民主动大量地去吸收方言中的好的有用的活词语。
（二）闽南都市社会英语语言文化教育的现状
闽南都市群的地理位置决定其国际化的发展趋势。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英语语言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实践证明，闽南市民的英语教育程度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以及海峡对岸的台湾还有一定的差距，为了闽南的富强，英语教育的强调不是太过了，而是远远不及。本文通过广泛调研、抽样调查和统计分析等语言学、社会学综合的研究方法对厦门的英语教育现状做出评估，调查结果如表2。
表2 英语教育的现状
中小学生
（7-15岁）
大学生
（18-22岁）
在职人员及社会人员
（30岁以上）
受过英语教育
95%
100%
75%
英语表达流利
16%
30%
20%
注：（1）参与调查的中小学生为70 名；
（2）参与调查的大学生为70 名；
（3）参与调查的在职人员及社会人员为60 名。
从以上调查可以看出，目前厦门中小学校和大学的英语教育普及较广，各类在职人员及社会人员中受过英语教育或者相关培训的比例较高，但真正能用英语流利交流的比例则都比较低。究其原因，一方面英语教育在大中小学得到普及，受英语教育的学生比例达95%以上，但仍旧以应试教育为主，较少注重实际交际能力的培养；此外，厦门作为正大步迈向国际化的都市，其国际化氛围仍显不足，英语的使用场合较为有限，使得英语的使用主要局限在学校课堂。
三、 闽南都市社会的语言文化生态环境的构建
（一） 政府部门的重视
闽南都市社会的语言文化生态环境的构建，需要政府部门的重视和相应举措。2007年6月9日，文化部批准设立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实验区包括泉州、漳州、厦门三个城市，成立后主要保护闽南方言文学、闽南民间音乐、闽南戏曲、闽南民间舞蹈、闽南民间美术、闽南民间手工技艺、闽南民俗、闽南传统体育竞技、闽南民间信仰、闽南消费习俗等十类项目。福建省非常重视闽南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制定了《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纲要》，以加强对闽南地区文化生态的整体性保护。以上种种举措说明政府已经将大力保护闽南文化生态提到了议事日程，将极大地促进闽南都市社会的语言文化生态环境的构建。
（二）2+1模式的语言教育政策
本文认为，闽南都市文化区应借鉴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双语教育机制，在小学课堂教学中可以采用闽南话和普通话想结合的“双语教学”，激发小学生学习闽南文化的热情。应鼓励并加强2+1模式（普通话、英语加闽南话）的语言教育政策，在中学和大学除了开设语文、英语课程之外，还可开设形式多样的闽南话课程，如闽南话短期培训班、闽南话选修 课等。2+1模式的语言教育，既提高市民的跨文化语言交际能力和跨文化意识，又保障地方语言文化特色的持续发展，繁荣闽南都市群的语言文化多样性，构建闽南都市社会的良性的语言文化生态环境。
（三）加强闽台文化交流
闽南地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与台湾一衣带水，具有地缘近、血缘亲、文缘深、商缘广、法缘久的“五缘”优势。闽南文化与台湾文化 一脉相承、相互交融。近年来的“闽南文化热”吸引了两岸各界关注。海西文化论坛、闽南文化节、闽南语歌曲大赛、两岸姓氏谱谍展牒学术研讨会等文化活动和学术活动层出不穷，推动了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闽台文化交流。随着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设立和政府部门的重视， “五缘”优势将得到充分发挥，有利于传承以闽南文化为主的优秀民族文化，以及闽南都市社会语言文化生态环境的构建。
（四）促进闽南文化的传播和文化产业的发展
可充分利用各种媒体促进闽南文化的传播，开设闽南语电视频道和广播，宣传闽南文化；在校园文化活动中，可以举办闽南话歌唱比赛及演讲活动，创设校园闽南文化的氛围；还可以在校园推广闽南戏曲，如歌仔戏的培训和演出活动，使闽南文化成为大学校园文化的一道独特的风景。在闽南文化传播的基础上，以文化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探索文化与产业、城市、环境、社会融合发展，使文化产业成为闽南都市社会语言文化生态环境的亮点。
四、结语
国内都市文化研究方兴未艾，学科理论构建、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范畴等方面的问题都有待更深入的研究。闽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闽南都市群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依据闽南都市文化开放性、移民化、文化多样性的特点，致力于闽南都市语言文化生态环境的构建，对于都市社会语言文化的健康发展和地方政府语言政策的制定具有实际意义和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