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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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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流动性

资产流动性范文第1篇

内容摘要:本文从虚拟经济的视角出发,首先对虚拟经济的研究范畴进行了界定,并简单讨论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以及货币对联系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重要作用,最后在此基础上论证了虚拟经济体系中经济泡沫产生的必然性,并就此提出了抑制虚拟经济泡沫的方案:虚拟资产流动性控制。

关键词:虚拟经济 经济泡沫 虚拟资产 流动性控制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

(一)虚拟经济的范畴界定

虚拟经济是从具有信用关系的虚拟资本衍生出来的,并随着信用经济的高度发展而发展。但是时至今日,虽然相关的研究成果很多,也取得了较大进展,但是在虚拟经济的研究范畴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学者们并未达成一致意见。目前学者们对虚拟经济的范畴问题主要有四类观点。

第一类观点认为虚拟经济与虚拟资本的运动密切相关并且是非物质生产活动。罗良清(2009)认为“虚拟经济是以虚拟资本交易为载体,利用短期市场价格波动为收益来源的经济活动,它以预期收入资本化定价为基础,脱离了实体经济具体生产过程”。礼(2009)则认为“虚拟经济是以价值和信誉信用为基础,以金融系统为循环依托的虚拟资本交易并繁衍增值的经济活动”。孙宝文(2005)提出“虚拟经济是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这些虚拟资本不经过实体经济循环就可以取得盈利”。

第二类观点界定的虚拟经济范畴较第一类观点更加广泛,将所有非物质生产活动视作虚拟经济的范畴。例如“虚拟经济是在追求货币利润的目标下,通过单纯的‘买卖’、‘资本化’运作以及价值‘炒作’等相对脱离了‘物质生产过程’的价值增值活动”。刘骏民(2008)和叶朝晖(2003)则将虚拟经济定义为“虚拟经济是指以信用工具为载体和以投机牟利为目的的、相对实体经济而存在的、具有价值独立化运动特征的一种经济”。

第三类观点对虚拟经济的定义是从虚拟经济的功能出发,包括虚拟经济的资源配置功能和财富分配功能。徐良平(2002)认为“可以将虚拟经济看成是人们为了冲破现实经济的资源束缚,提高源配置效率,运用越来越虚拟化的交易手段将经济增长的各要素在更高层次上组织起来,以更快地促进经济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周建波(2009)认为虚拟经济是指“以无形的商品、资产及其市场共同组成了流通的新空间,以科技信息网络技术为传递方式,以股票、期货等金融创新产品为交易工具和表达方式,以预期的劳动价格、技术价格和资本价格进行定价和分配,从而以虚拟价值和价格方式刺激并带动了实体经济迅速发展,并产生了巨大财富效应的经济形态”。鲁品越(2009)认为“虚拟经济是以证券化资产的虚拟价值为内容,以大众资本为其实体经济价值来源,通过对虚拟价值的波动价差的投机,以分割实体经济价值和规避投资风险,而产生的金融流动体系”。第四类观点则将虚拟经济与满足人们心理需求的服务行业联系在一起。如宋可为(2009)认为“虚拟经济广义上则是指满足心理需求的生产(如娱乐、传媒作品等)有关的经济活动”。而林左鸣(2010)把“同时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和心理需求的经济,及只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经济活动的总和定义为广义的虚拟经济”。

无论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都同在市场这个大环境中运行,同属于市场经济的范畴,它们的功能也与市场的功能一致,即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从资源配置方式差异来区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研究范畴。事实上,学者们认同虚拟经济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的观点。例如,胡延平(2008)认为“从社会总体上说,所谓钱生钱的虚拟经济并不能生出哪怕一分钱,它其实一刻也离不开实体经济,它不过是重新分配实体经济带来的利润。以‘钱’生‘钱’,其实质是‘分配’”。尽管如此,虚拟经济却必不可少,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虚拟经济能够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由此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笔者在这里将人们的不直接与生产和消费商品或劳务相关的经济活动定义为虚拟经济的范畴,否则就是实体经济的范畴。

例如,股票和债券,其在一级市场上的交易行为属于实体经济的范畴,因为融资的目的通常是为了建设或是生产及消费,而其在二级市场上的交易行为属于虚拟经济的范畴,这种经济行为的直接结果只是财富的转移或是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并不直接与生产和消费商品或劳务相关。

另一个例子是古董及为赚取差价而从事的实物产品买卖。虽然这类物品具有所谓的观赏价值或是使用价值,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在买卖它们时并不以生产和消费为目的,像这样的交易活动也不与生产或消费直接相关,因此将其划为虚拟经济的范畴。

(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上述简单地界定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研究范畴,看起来两者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由于孕育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市场是一个有机的功能整体,因此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方面也是相互促进和相辅相成的关系。同时因为市场经济行为的直接目的是获得利润,无论是商品生产还是劳务的供给,都是以获得利润为目的,这也是市场经济中企业或个人的生存基础。但是自从虚拟经济活动产生,就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获取利润的新方法,这种方法可以使获取利润完全与商品或是劳务的生产和消费无关。正如徐国亮(2006)所指出的“生产过程只是获取利润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获取利润而必须干的‘倒霉事’。资本本质上都有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直接获取利润。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这种狂想渐渐变成了现实”。因此,无论是虚拟经济活动还是实体经济活动,其目的相同,即获取利润。

由于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和利润杠杆来完成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价格和利润又具体表现为信用货币,段彦飞(2009)认为“市场经济的生产目的是获取利润,而利润是以货币来表示的,或者说只有货币才体现出利润。……货币利润成为市场经济的主导价值标准”。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无论是虚拟经济活动获得的利润还是实体经济活动获得的利润,其代表就是信用货币,并且由于货币在虚拟经济及实体经济之间的流动,以及货币能行使价值尺度的职能,使得贷币成为联系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纽带。

虚拟经济泡沫产生的原因

关于经济泡沫的定义,目前理论界存有多种说法,除了许多学者都把“经济泡沫”与“泡沫经济”等同使用以外,有些说法极易与通货膨胀、商业循环、虚拟经济混淆。因此,对经济泡沫的内涵进行界定是十分必要的。在这里笔者借鉴相关学者的观点,将经济泡沫表述为由于局部的投机需求(虚假需求)使资产的市场价格脱离资产内在价值的部分。它实质是与经济基础条件相背离的资产价格膨胀。

(一)虚拟经济活动催生经济泡沫

首先,由于虚拟经济的产品交易并不直接与生产和消费商品或劳务相关,因此,虚拟经济范畴内的交易对象具有可多次甚至是无数次重复交易的特点,这一点,是经济泡沫催生的前提。

王爱俭(2008)指出“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越来越多的实体产品将价格预期融入其中,表现出虚拟性的泛化。从两百年前的荷兰郁金香到时下炙手可热的中国君子兰,都体现出了虚拟性泛化的特征”。因此,即使是实体经济范畴内的交易产品,如果其交易背离了以生产或消费商品或劳务的目的,其活动就具有了虚拟性,就有可能催生出经济泡沫。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像郁金香及君子兰这样的产品层出不穷,不久前我国农产品市场上的绿豆、大蒜也是实体产品被虚拟化炒作的例子。同时,与现代城市化相伴而生的房地产市场也是实体产品经常被催生出“泡沫”的典型例子。

其次,在实体经济的范畴内,人们的交易行为注重交易对象的使用价值,并且这种使用价值的交换以价值为衡量尺度,最终表现为商品价格并以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由于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的无差异的人类劳动,价值虽然抽象可是真实存在,因此在实体经济的商品交易活动中,商品的价格虽然会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但是价格却不会与价值背离太远。但是在虚拟经济的范畴内,人们的交易行为关注的是对利益的获取,只要能够获取利益,以任何价格交易产品都认为是合理的。

成思危(2008)指出“当股票可以在股票市场上进行买卖后,由于其本身并没有价值,故其价格的确不是按照客观的价值规律,而是按照人们对其未来价格的主观预测,还要受到供求状况的影响,这就使其价格更加脱离了实际经济活动的绩效”。另外,在虚拟经济活动中,人们的主观心理发挥着较大作用。李俊青(2005)认为“任何一种商品的价格都是成本和心理的函数,也就是商品定价都是揉杂着成本和心理定价的成分”。最终结果是在虚拟经济领域,当人们对未来形势乐观时,人们对于相关产品的交易热情高涨,相关虚拟资产的流动性变强,相关产品的价格也上涨,由此可能催生经济泡沫。相反当人们对市场情绪悲观时,相关产品的交易量减少,相关资产的流动性变差,相关产品的价格就下跌。

另外,对于虚拟经济而言,从短时间看,其交易产品的价格有跌有涨,但是从长远看,虚拟资产的价格总体会一直保持上涨。因为当相关产品的价格跌到其合理价格之下时,其价格上涨的可能性和获利可能性变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会使该种产品的价格回复到合理水平。而当虚拟资产的价格涨到其合理价格之上时,人们并不注重这种产品实际值多少,而是关注其在未来是否还有获利的空间,只要人们认为可以获利,似乎相关产品的价格并无上限。

由此可见,泡沫经济与虚拟经济是相伴而生的,只要存在着虚拟经济范畴内的交易行为,那么经济泡沫被催生将不可避免,这也是本文将经济泡沫前缀以“虚拟”的原因。

(二)通过投机活动对利益的追逐是虚拟经济泡沫膨胀的动力

虚拟经济活动中,参与者充分利用所能获得的信息,以赢利为目的,从事相关产品的交易。也正是由于有众多的参与者,可以部分地解决个人决策信息不完全问题,有利于通过资金流向调节社会资源配置。但是由于虚拟经济的参与者并不是以资金的合理流向为目的,而是以获得利润为目的,因此人们的虚拟经济活动时常会偏离虚拟经济优化配置社会资源的功能轨道。

许博(2003)认为“泡沫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投资现象,是人们非理性的投资观念和投资(投机)行为的结果,这种投机行为不是单个投资主体行为,而是众多投资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李新(2007)也认为“对于虚拟经济泡沫(泡沫经济)而言,过度的经济投机活动是原动力,股票及房地产是主要载体,投机资产市场价格剧烈波动是必然后果”。现代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积累,在传统产业经济领域,竞争越来越激烈,利润越来越少,有大量的社会闲置资本亟待寻找到新的投资机会。而虚拟经济不存在生产周期问题,不存在资金周转的难题,并且往往虚拟经济领域资本收益率也较高。因此虚拟经济就成了众多社会闲置资本的最终去处,直接以获利为目的的投机行为便大量涌现,而资金的涌入,可以带来虚拟经济的繁荣,虚拟经济的繁荣则会吸引更多的投机资金进入到相应的领域,由此泡沫被催生并不断膨胀。可以说投机活动对利益的追逐是泡沫经济膨胀的动力。

抑制虚拟经济泡沫的方案:虚拟资产流动性控制

由于上述将不直接与生产及消费商品或劳务相关的经济活动划归虚拟经济的范畴,那么在这里将所有虚拟经济活动中的交易对象称为虚拟资产。

(一)虚拟资产流动性控制的必要性

资产流动性指一种资产能迅速转换成现金而对持有人不发生损失的能力,也就是变为现实的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能力,也称变现力。不同的资产,由于其固有属性不同,其流动性也不同。现金具有完全的流动性,并且资产的流动性依其变现能力排序为:现金(包括现钞、支票账户)、定期存单、国债、政府机构债券、市政债券、抵押贷款证券(MBS)、资产抵押证券(ABS)、公司债券、股票、大宗商品期货合约、金融衍生品等等(张云,2009)。

有学者提出“不同的资本市场在不同的经济体系下对资产将会有不同的定价机制,这个机制由于形成时间一般比较长以及市场存在一定的对比效应(即资产在同一个市场中具有较稳定的相对价格),一旦两个原先相对独立的经济体进行资产交换,那么,类似上述这种等价格而不等价值的交换行为也就发生了”(施青春,2009)。由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属于不同的经济体系,其产品的定价机制不同,因此仅仅按照产品价格,以货币为媒介进行交换,通常不是等价值交换,并且虚拟经济产品的价格并不以产品的价值为基础,因此,也不可能实现等价值交换。由此可以认为,制订合理的虚拟经济产品与实体经济产品的交换规则,是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

另外,由于商品经济范畴内的实体经济遵循商品价值规律,而商品经济范畴内的虚拟经济并不遵循商品价值规律,而两者以货币为媒介有着紧密的联系,在这样的条件下,由不等价交换所导致的经济问题就不可避免。因此实现虚拟资产流动性控制,是调和商品经济范畴内的虚拟经济不遵循商品价值规律矛盾的客观要求。

(二)虚拟资产流动性控制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的生活、生产、工作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样的条件下,电子货币越来越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正如鞠国华(2009)所说,“在高度发达的信用时代,人们的财富都以数字形式保留在金融机构的计算机系统当中,也就是以各种计算货币表示的金融资产”。因此,由于信息传输和处理的方便与快捷,使虚拟资产的流动性控制成为可能。

1.托宾税与印花税。具体分析如下:托宾税是指对现货外汇交易课征全球统一的交易税,托宾的意思是需要“往飞速运转的国际金融市场这一车轮中掷些沙子”。托宾税的实施可以抑制投机、稳定汇率,其税收收入可以为全球性收入再分配提供资金来源。

证券交易印花税是股民从事证券(目前主要指股票)买卖时所强制缴纳的一笔费用。根据一笔股票交易成交金额计征,由证券卖方按1‰的税率征收;不对买方进行征收。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托宾税提高了国际游资进行跨国汇率投机的成本,而证券印花税提高了股市投机的成本。由于成本的提高,必将使得相关虚拟资产的交易量下降,因为必须存在更高的预期收益,以弥补税收的成本,交易才会发生。但是这至多只能减缓经济泡沫的膨胀而并不能阻止投机和虚拟经济泡沫的催生。

首先,类似托宾税的税种或是证券印花税的税率相对于虚拟资产的收益而言其比例很低,只要潜在的收益存在,并不能有效地阻止人们投机,如果提高税率,则不利于金融市场正常功能的发挥。

其次,虚拟资本的投资收益有着不同于实物资本的特征,其收益通常与取得收益的风险相关,而可变的托宾税和债券印花税增加了虚拟资产收益的不确定性,提高了投资的风险,而风险的提高会通过收益的提高而得到弥补,因此类拟托宾税的税种和债券印花税不过是提高了资产收益而已。而如果是固定的托宾税率和债券印花税税率,可以作为虚拟资产的“生产成本”而直接记入其市场交易价格中,这在虚拟经济泡沫膨胀时,起到了加速泡沫膨胀的作用。就笔者的了解,在目前中国的部分小镇,由于房屋产权转移时当地政府违规收取“巨额”的手续费,使得当地的地基和房产价格飞涨。因为产权转移的手续费成为了“生产成本”的一部分,每交易一次,这样的“生产成本”都会存在,每一次交易时,上一次的“生产成本”会体现在这一次的交易中,即使房产基本价值没有变化,市场供求没有变化,不存在投机的房产买卖,房价也会上涨。

2.虚拟资产流动性控制―使用“筹码”。虚拟资产流动性控制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虚拟资产变现的程序控制,二是虚拟资产变现的比例折算。

对虚拟资产变现的程序控制,目的在于形成一套机制,可以使监管部门主动干预相关资产的流动性,而不是等到虚拟经济泡沫破灭,投机资本潜逃成功之后,使真正的投资者被套牢并由其承担损失。金融资产变现程序控制,应该形成这样一套机制,当虚拟经济的某个领域有大量资金流入,可能催生出泡沫时,降低这些领域资产的流动性,也就是提高在相关领域进行投资的机会成本,并且资产流动性大小应该与资产泡沫的“大小”负相关。

金融资产变现比例折算,要求对价格虚高,形成了泡沫的资产实行折算变现,也就是说,在同一个领域实行等价格交换(等价值交换),而对于不同领域的产品则可以实行不等价格交换(等价值交换)。比如,当房地产市场形成泡沫时,一套市区的价格100万元的房子,可以同两套郊区价格50万的房子进行交换,而不能与价格100万的小汽车进行交换。

由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有着不同的价格形成机制,有着相对独立的运行规律,但却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可以设想在两个经济范畴内使用不同但行使着相同价值尺度功能的货币,这就像是某些场所里使用的筹码。当人们进入时可以将货币换成代表相同面值的筹码,但当他们离开时,可以用相应的筹码换得相同面值的货币,如果人们只是暂时离开,则用不着兑换而可以选择继续持有筹码。但是,如果有人违反了规则,那么这些场所可以拒绝兑换筹码。

相似的,对于用于虚拟资产交易的账户使用有别于实体经济交易账户所用的货币,实体经济中的货币只有首先兑换成虚拟经济的货币时,才能进行虚拟资产的买卖;相反的,一项虚拟资产必须首先卖出换成虚拟经济的货币,然后兑换成实体经济的货币,才能购买实体资产和物品,并且可以对不同类别的虚拟资产使用不同的交易货币。这时,在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就多了一道防火墙,只有相对正确与理性的经济行为才可以以货币为媒介在两个经济领域内自由通行。

3.对方案的政策评价。具体分析如下:虚拟资产流动性控制,可以调节持有虚拟资产的机会成本,因此能够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一种手段。当某项资产的流动性变差时,其被持有的机会成本变大,由此可以部分抵消因为高收益而造成的大量资金的投机。这样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泡沫,又可以避免因紧缩贷币政策对实体经济造成不良影响。资金从实体经济进入虚拟经济,表现为实体经济的货币供应量下降,在某种程度有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因此有学者将虚拟经济视作“流动性储蓄池”。但是过多的货币进入虚拟经济部门,或者说并不很多的资金进入同一个领域,这样容易催生出经济泡沫,而经济泡沫的过度膨胀则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不良影响。如果已经形成了这样一套机制,当实体经济通胀压力过大时,允许虚拟经济吸收部分流动资金,而当虚拟经济的某一领域出现经济泡沫时,启动虚拟资产流动性控制这样的调控机制,有利于抑制泡沫膨胀。

虚拟资产流动性控制,有助于决策者引导非完全理性的利益追逐者,使其以相对更加理性的态度从事投资,同时将社会资金引导进入缺乏资金的领域。虽然决策者也不可能掌握完全信息,确切地知道在哪个领域泡沫已经形成,但是这种机制有助于约束投资者行为,使其慎重审视那些看似繁荣的投资领域。如果流动性控制是一项经济政策,那么所有投资者都应该了解:非理性的过度投机肯定会给自身造成损失。因为只要泡沫膨胀,那么无人能够全身而退,这样投资者会更加关注那些并未形成泡沫但获利潜力大的领域,而不是仅仅由于可能的高收益,将资金投向泡沫部门,这样可以抑制货币资本直接以投机获利为目的。

虚拟资产流动性控制,有利于阻遏国际投机资本,避免其对本国经济的冲击。尽管目前我国的资本账户尚未开放,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整个世界都将倾向于融为一体。虚拟资产流动性控制,可以利用国际资本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同时也可以阻遏或是防范国际投机资本对我国经济的冲击。

虚拟资产流动性控制并不对虚拟经济的现有功能造成影响,只要虚拟经济各个领域和环节是正常运转的,那么市场将只能知道“虚拟资产流动性控制”的存在,而不会真正看到它的存在。唯一改变的是人们在考虑虚拟资产流动性、收益和风险这三个因素之后,还要考虑资产的现有流动性会被调控这一事实,这有利于投资者更理性投资。

讨论

国内对虚拟经济的研究是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开始的,奠基之作是刘骏民教授1998年著的《从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尽管以后也有众多学者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但是至今却并未就虚拟经济的概念达成一致意见。由于这个原因,也因为本文是从虚拟经济的研究视角出发,探讨经济泡沫及虚拟资产流动性控制问题,因此不得不首先花了较多篇幅来对虚拟经济及实体经济的研究范畴进行界定。至此基本的写作目的已经完成,但是由于笔者自身的学识有限,对相关问题的阐述未能做到全面、准确,提出的相关观点也未能做出充分论证。

另外本文提出的对虚拟资产流动性进行控制的方案,离实际操作还有较远的路要走,比如如何具体对各类账户实行分类管理,管理成本多大,如何准确度量经济的泡沫程度,金融资产变现的比例如何确定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探讨,笔者只有留待日后的学习和研究中,并且这些问题也需要更多睿智的学者参与讨论和思考。

参考文献:

1.罗良清,龚颖安.虚拟经济的本质及影响实体经济的机理[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2)

2.礼,李惠彬,徐仕政.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问题研究[J].南方经融,2009(8)

3.孙宝文,马衍伟,朱军.双向治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治本之策[J].中国财经大学学报,2005(12)

4.刘骏民.虚拟经济的经济学[J].开放导报,2008(6)

5.叶朝晖,叶菲.关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问题的思考[J].云南社会科学,2003(3)

6.徐良平,刘志友.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J].江汉论坛,2003(8)

7.周建波,聂志红.商品经济、虚拟经济与帝国主义―当代经济危机的生成结构解析[J].理论月刊,2009(6)

8.鲁品越,先金.虚拟经济本质与当代金融危机[J].江西社会科学,2009(5)

9.宋可为,赵峦.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理论[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10.林左鸣,林国栋.广义虚拟经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J].社会科学研究,2010(6)

11.胡延平,王成进.货币流视角下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J].改革与战略,2008(4)

12.徐国亮,吴秋璨.资本形式演变与虚拟资本形成的逻辑[J].甘肃社会科学,2006(3)

13.段彦飞.货币利润与虚拟经济[J].开放导报,2009(1)

14.王爱俭.关于虚拟经济几个重要问题的再讨论[J].现代财经,2008(2)

15.成思危.虚拟经济的基本理论及研究方法[J].管理评论,2009(1)

16.李俊青.虚拟经济波动及其演化[J].现代财经,2005(2)

17.许博.经济泡沫与泡沫经济的形成[J].商业研究,2003(19)

18.李新.泡沫经济形成机制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7)

19.张云.虚拟经济命题研究意义的探析[J].社会科学,2009(1)

20.施青春.股票市场中的实体虚拟与泡沫经济[J].中国国情国力,2009(7)

21.鞠国华.对美国次贷危机的几点思考―基于马克思货币信用理论的分析[J].社会科学战线,2009(5)

22.张云,刘骏民.流动性膨胀下的中国困境与解决方案―基于虚拟经济的视角[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8(7)

作者简介:

邹博清(1988-),男,湖北荆州人,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

资产流动性范文第2篇

关键词:资产流动性 资本结构 权重矩阵

资本结构是影响公司资本成本、收益分配的重要问题,影响资本结构的因素是复杂的,资产流动性则是众多学者研究讨论得出的影响资本结构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同的资产流动性与企业的资本结构之间应该存在一定的规律性特征。同时,资本结构的状况会影响企业资产的流动性,而资产流动性会影响企业的收益,并最终影响企业的财务行为。因此,研究资本结构与资产流动性之间的逻辑关系,对资产流动性进行较为准确的测量,建立资本结构与资产流动性的关系模型,不仅有助于建立和完善资产流动性理论,而且有利于企业优化资本结构,提高财务行为的合理性。

一、研究设计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国内外现有的关于资产流动性与资本结构之间相关性关系的研究结论中,存在着很大分歧。最早开始资本结构与资产流动性关系研究的是Keynes(1930),他认为当企业融资成本过高或市场上信息不对称导致企业发行的债券容易被低估时,管理层往往选择持有更多的现金或保持更多的流动性资产,即资本结构与资产流动性存在负相关关系。

Myers和Majluf(1984),Opler(1999),Dittmar(2003)依次运用优序融资理论(Pecking Order Theory)和财务科层模型(Financial Hierarchy Model)对公司资本结构与资产流动性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当企业持有较多的现金和流动资产时意味着其资产负债率较低的结论。De Angelo和Wruck(2001)则认为,高的流动性资产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资金去偿付未来的债务利息。在发生财务危机时,管理层能够变卖流动资产偿还债务,从而为其控制权不受债权人干预赢得更多的时间。按照这种解释,企业的资本结构与资产流动性应该正相关。Williamson(1988)从融资成本的角度阐释了资产流动性对资本结构的正向影响。Kim(1998)、Benmelech(2004)也都以特定的行业或资产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公司的资产流动性与资本结构正相关。

徐冬和冼国明在扩展Brander-Lewis模型的基础上,研究寡占、资本结构与资产流动性时指出,无形资产较多的公司会进行更多的债务融资。李青原、彭飞、彭小微(2008)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1-2005年的公开财务报表数据为样本数据来源,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对我国上市公司资产流动性与公司资本结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资产流动性显著负相关。

考虑到我国资本市场的相对不成熟性,以及制造业上市公司自身盈利能力较差、拥有大量非流动性资产等特点,提出研究假设: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资产流动性与资本结构负相关。

(二)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选取2007-201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的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剔除样本期间被冠以ST、*ST、PT称号和数据缺失异常的公司后,最后选定638家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作为样本,所有数据均来自新浪财经、巨潮资讯网站和国泰安数据库,所用分析工具为SPSS 13.0以及Excel电子表格。

(三)资产流动性指标的建立

衡量企业资产流动性的财务指标有多种,包括流动比率、固定资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等。较为流行的几种方法包括基于资产交易额变化所建立的流动性指标、主因子分析法等,综合目前各种方法的优缺点,本文尝试建立构建测算资产流动性的新指标。

以制造业上市公司2003-2005年流动比率、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固定资产周转率的历史数据为基础,计算二级行业的各项资产周转率,并建立二级细分行业与各项资产周转率的权重矩阵,最后将权重赋予到相应的上市公司2007-2010年的各项周转率上,用加权平均法计算制造业下二级行业的资产流动性。

新测算方法构建的资产流动性指标克服了我国证券市场资产交易额数据不易收集的缺点,充分重视了行业内部的企业差异,将制造业又根据一定的行业分类准则分为九个不同的行业。并且考虑资产结构因素,使用2003-2005年上市公司对应的历史数据计算并建立了行业与各项资产比率的权重矩阵,充分参考了目前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在传统的周转率指标上进行了一定的优化。

以上矩阵表示的是2003年至2005年间制造业下各行业的流动比率与各项周转率的相对权重矩阵。

行分别表示制造业下细分的9个二级行业,包括食品饮料、纺织服装、木材家具、造纸印刷、石化塑胶、电子、金属非金属、机械制造、医药生物和其他,列分别为流动比率,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固定资产周转率。

最终,构建的流动性指标如下:

(四)指标选取与模型构建

具体的指标定义见表1:

综上,回归方程为

上式中α代表等式中的常数项,βi 为回归系数,(i = 1,2,3,4,5),代表等式中的系数项,ε代表残差项,INDn代表虚拟变量,在本文中是行业虚拟变量,其余符号如上所述。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是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中可以了解到2007-2010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资产流动性、公司规模、盈利能力和股权集中度的整体情况。

从表2的描述性统计中看到,制造业上市公司2007年至2010年资产负债率的均值约为48.82%,而2007年至2009年的均值是49.95%,说明2010年略有下降,负债水平略为好转。但从最小的1.1%到最大的88.66%,可以看出不同公司间的资本结构差异比较大,从侧面反映了各行业对资产负债结构采取的政策不同,这表示有必要对公司所属年度及行业进行控制。而第三行各公司的资产流动性均值0.0910和标准差0.0001,相比于别的方法例如用动态现金产生速度或者传统的流动性测量的结果(均值和方差分别为0.0001和0.0002),表明流动性指标的新测量方法能够比较准确地衡量各公司间的差异。另外,从表中还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相当低,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到10%,这与经济发展趋势大体相符,2010年以前可能是受金融危机波及的经济不景气所影响。同时表2还显示出我国A股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占了整个上市公司股权的60%左右,股权集中度有逐年降低趋势。从股权结构的比例可以看出,中国的资本市场股权较为集中,表明尽管我国股市正在进行着较大的改革,但是股权结构的完善仍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进一步加大股市的流通性很有必要。

(二)相关性分析

为进一步研究资本结构与资产流动性之间的关系,需要对各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表3给出的是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和回归结果。

由表中相关系数一列可知,资本结构与资产流动性显著负相关,相关性系数为-0.179,显著性水平为0.049,表明基于新测算方法的资产流动性与资本结构的相关性关系符合假设。在引入的几个控制变量中,公司规模与资本结构的相关性最强,相关系数为0.362。股权集中度与资本结构也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但是为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203。公司的盈利能力似乎并未对资本结构造成显著影响,相关系数的绝对值不足0.1。以上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初步证实了资本结构与资产流动性负相关的假设。但这仅是一个相关性分析,不能排除变量间可能存在内生性关系,只能说明资本结构的变动方向与资产流动性的变动方向相反,模型假设初步被验证。对于资产流动性能否真正影响资本结构以及影响程度大小,整个模型在统计上是否显著等问题,相关性分析并不能解决。为此,需要利用建立的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三)回归分析

从表3表示的资产流动性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资产流动性、公司规模和股权集中度的回归系数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T检验,这个结果与相关系数检验的结果吻合。其中,资产流动性的显著性水平是0.049,这说明新测量方法下的资产流动性对资本结构变化的影响是显著的,所选取的样本基本可以代表95%以上的全体。资产流动性的回归系数为-0.103,表示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资产流动性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则资本结构即资产负债率将增加10个百分点,而盈利能力对资本结构变化的影响并不显著。

表4给出的是关于模型的拟合优度和F检验结果。模型的判定系数(或解释力)调整后的R2=0.219,与给出的对比值调整后的R2=0.208相比,回归拟合程度相对较高,说明新测量方法表示的资产流动性有一定的准确性。F检验在0.0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说明该回归方程总体上还是令人满意的。

三、结论与局限性

(一)研究结论

根据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结果来看,回归方程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分析结果表明,用新方法测量的资产流动性与资本结构的关系显著负相关,公司规模、股权集中度与资本结构显著相关,其中公司规模与资本结构正相关,股权集中度与资本结构负相关,而盈利能力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不显著。

(二)研究局限

对资产流动性提出的新测算方法虽然综合衡量了大部分研究的观点,结果也显示新方法能更准确地代表资产流动性,更加符合理论假设,但是新测算方法并没有权威性,并且只在制造业行业进行了验证,所选取的样本有一定的行业限制,样本所涉及的时间跨度、受宏观因素的影响等都可能会与研究目的出现一定的偏离,影响到研究的准确性。有限的变量也可能会影响到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和应用性,本文仍旧存在一些问题亟待以后的研究进行讨论。

参考文献:

[1]郭忠英.制造业上市公司资产流动性与资本结构关系的实证研究[J].绿色财会,2011(5):31-33.

[2]Kose John and Lubomir Litov,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Managerial Risk Taking: Theory and Evidence, Forthcoming.Journal of Finance ,2007.

[3]Ben R. Marshall, Liquidity and stock returns: evidence from a pure order-driven market using a new liquidity proxy. International 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2006(15):21-38.

[4]Edward I. Altman. Corporate Financial Distress and Bankruptcy. John Wiley &sons, Inc, 2000.

资产流动性范文第3篇

内容摘要:本文首先归纳了资产负债表的分类和排列方法,并分析了重构目前资产负债表的必要性;接着基于公司的流动性分析,考虑到营运资本在筹资管理和管理会计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管理资产负债表的重构;最后给出了分析重构资产负债表的一些方法和财务指标。

关键词:流动性 资产负债表 重构

资产负债表重构的必要性

资产负债表反映的是企业在某一时点的全部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状况,而为了财务报表分析的需要,通常将资产负债表的项目按照一定的方法进行分类和排列。按照流动性分类,可以将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分为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将负债分为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流动资产通常是指能在一年内或者超过一年的一个营业周期内变现或耗用的资产。这种分类方法目前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采用。资产根据其流动性程度的高低,其排列顺序一般是流动性大的项目排列在前,流动性小的排列在后;而负债根据其偿还期限的长短,其排列顺序是流动负债即短期负债排列在前,非流动负债即长期负债排列在后。这样将资产负债表项目按照影响大小以及受关注程度排序,便于投资者和债权人更好地分析企业的偿债能力、资产运营能力以及风险等等,有助于其决策。除了按照流动性分类,资产负债表还有其他分类方法。

虽然目前资产负债表项目按照流动性分类是国际上大多数国家通用的做法,而反映企业的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等指标的计算也是以这种分类方法为基础,然而这种基于流动性的资产负债表分类方法实际上也并非尽善尽美,有时还会造成财务指标的扭曲。例如反映企业短期偿债能力的流动比率,其计算公式为流动资产除以流动负债,反映每1元流动负债有多少流动资产作为偿债的保障,普遍认为在一定范围内,流动资产越高,流动负债越低,流动比率越高,企业的偿债能力越强。然而当企业的存货和应收账款等流动资产的持有数量越多时,企业的流动性真的越好吗?一般企业在销售产品时会尽快出售存货和收回应收账款,来加快存货和应收账款周转率,降低企业的风险,这与前面所述的思路存在矛盾。原因在于资产负债表基于流动性的分类项目不尽合理,所以本文拟提出基于公司流动性分析重构资产负债表。

基于流动性的资产负债表重构

按照流动性对资产负债项目进行分类,主要是为企业的投资者进行投资和债权人进行决策提供信息,然而实际中债权人在实施信贷决策时很少用到资产负债表中的分类项目,而主要是参考现金流量表中的经营现金流量,并将其作为第一还款来源;其次是参考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企业负债中短期负债和长期负债的结构来衡量企业的债务风险,对于流动比率等反映偿债能力的指标则很少运用,原因之一在于流动资产中的存货和应收账款属于可操纵性应计项目,其金额的可靠性大大降低。另外如上所述,流动比率并不能很好地反映企业的偿债能力和筹资风险。

企业筹资管理中一个主要内容是营运资本筹集政策。此时流动资产进一步分为临时性流动资产和永久性流动资产。临时性流动资产是指那些受季节性、周期性影响的流动资产,如季节性存货、销售和经营旺季的应收账款;永久性流动资产则是指那些即使企业处于经营低谷也仍然需要保留的,用于满足企业长期稳定需要的流动资产。流动负债也进一步划分为临时性负债和自发性负债。临时性负债指为了满足临时性流动资产资金需要所发生的负债,如商业零售企业春节前为了满足节日销售需要,超量购入货物而举借债务;自发性负债是指直接产生于企业持续经营中的负债,如应付职工薪酬、应付利息等。营运资本筹集政策一般可以分为配合型、激进型和稳健型三种。配合型筹资政策中临时性流动资产和临时性负债相配比,永久性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则由长期负债、自发性负债和权益资本筹集资金相配比。激进型营运资本政策中临时性负债不但融通临时性流动资产的需要,还解决部分永久性资产的资金需要,此时企业的资本成本较低,但是短期负债利率的变动会增加企业的风险。而稳健型筹资政策下临时性负债只融通部分临时性流动资产的资金需要,另一部分临时性流动资产和永久性资产,则由长期负债、自发性负债和权益资本作为资金来源,此时企业的资本成本较高,但是风险相对较低。

营运资本的运用不仅仅是筹资管理的主要内容,而且是内部管理会计的重要方面。管理资产负债表是在标准资产负债表的基础上,将资产负债表右边的非利息性负债全部调到左边,只留下利息性负债与所有者权益,同时将标准资产负债表左边扣除现金的流动资产加总减去右边调整过来的非利息性负债,增加“营运资本需求”项目(见表1)。

从以上标准资产负债表和管理资产负债表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二者主要不同的方面在于管理资产负债表引入了营运资本的概念,将标准资产负债表中的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用营运资本需求来代替,它代表公司经营活动的净投资,其计算公式为:营运资本需求=(应收账款+存货+预付账款)-(应付账款+应计费用)。此外,在管理资产负债表中营运资本需求和长期资本有着如下关系:

现金+营运资本需求+固定资产净值=短期借款+长期资本来源

现金+营运资产-营运负债+固定资产净值=短期借款+长期资本来源

再结合标准资产负债表中的等式关系:

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净值=流动负债+长期融资

不难看出,管理资产负债表的重构在于将标准资产负债表中的流动资产分拆为现金和营运资产,流动负债分拆为短期借款和营运负债,将其中的营运资产和营运负债的差定义为营运资金需求来重点考察企业资产的流动性,为什么现金和短期借款项目被管理资产负债表项目剔除出来呢?原因在于我国大多数企业中这两个项目与流动性的关系甚微,现金并不是越多越好,而短期借款也往往被用作长期投资,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将这两个项目放在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中来衡量企业的流动性,势必会影响管理者做出正确的资源配置战略。

管理资产负债表从公司投入资本的角度,扣除非利息性负债对公司资金来源的影响,消除了企业通过业务往来虚增或降低企业资产的影响,清晰地反映了公司有代价资本的来源以及占用情况。正因为它消除了非利息性负债对公司资产的影响,所以更准确地反映了债权人和权益人投入资本的投资效率,一般使用投入资本回报率这个指标来衡量企业营业获利能力,其公式为:投入资本回报率=税息前利润/投入资本(或占用资本),其中投入资本(或占用资本)=短期借款+长期负债+所有者权益。国外研究一般使用营运资本需求(WCR)和营运资本管理效率(NTC)这两个指标对营运资本管理效率进行衡量,其计算公式为:WCR=(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部分其他应收款+预付账款+应收补贴款+存货+待摊费用)-(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应付工资+应付福利费+应交税金+其他应交款+部分其他应付款+预提费用);NTC=(存货+应收账款-应付账款)×365/销售收入。王治安、吴娜(2007)通过对2003-2006年我国上市公司1050家公司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结论:NTC与企业价值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营运资本需求与企业价值也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基于负债比率与企业价值的负相关关系,企业真正的收益的增加是来源于营运资本需求和NTC的减少而不是应付账款的增加。因此将NTC降低到一个合理的最小值是增加企业价值的一条有效途径。不管从理论上还是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引入营运资本的概念,基于公司流动性对资产负债表进行重构是有意义的,这样的重构能影响管理者配置资源的效率,从而影响公司价值。

重构后资产负债表分析方法

如上所述,根据管理资产负债表进行重构后,财务分析的方法与标准资产负债表的分析方法存在较大差异,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等作为反映企业偿债能力的指标将无法应用。重构后财务分析指标主要有三个:第一是投入资本回报率,它可以科学地反映公司投入资本的获利能力,其计算公式为息税前利润除以投入资本(占用资本),它消除了非利息性负债对公司资产的影响,能准确反映公司权益投资者和债权投资者投入资本的使用效率。根据财务管理理论,投资报酬率的数值应该至少高于资本成本,即投资者要求的必要报酬率,它包含了投资者的机会成本;第二是易变现率,它可以更准确地反映公司的短期偿还能力,其计算公式为(长期资本来源+固定资产净值)/营运资本需求,易变现率越高,表明长期资本来源中用于营运资本需求的部分越多,公司的流动性越强,易变现率指标对公司资产流动性的衡量更具可靠性;第三是销售营运资本占用率,它可以客观反映公司的经营管理能力,其计算公式为营运资本除以销售收入,由于营运资本需求是扣除现金后的流动资产和非利息性负债之和,是对公司营运管理能力的综合反映,从而是一个较为全面的指标,能够充分反映公司为实现销售和利润所占用的资金。

参考文献:

1.斯科特著,陈汉文等译.财务会计理论.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

资产流动性范文第4篇

4月20日8时2分在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的7.0级地震有可能给A股带来困扰。不过,按照历史经验看,偶发灾难性事件难以改变市场已有趋势,在股指反弹态势趋于明确的背景下,地震带来的影响似乎不必过度担忧。

首先,管理层为A股引入长期资金的态度明确。据报道,近期大摩与证监会、外管局就其MSCI新兴市场指数加入A股权重进行了正式沟通。大摩计划将中国股票的权重提高到30%,其中A股权重为17%。当前,估算跟踪该指数的被动型指数基金规模在1万亿美元左右,如果A股加入进去,按权重计算将有1700亿元美元配置A股。另有传言称安硕、英国富时指数等其他顶尖国际指数公司也在与中国有关机构接洽,讨论在其主要全球指数中纳入A股事宜。当然,这些要获得实质性进展,需要外汇管制、财税政策的配合。

其次,中国版“401K”再起波澜。自1978年实施“401K计划”后,美国出现22年超级大牛市,入市的养老金一方面获得了高额收益,另一方面,推动了美国资本市场及经济的健康发展。当然,其也推动了美国共同基金业的发展与壮大。截至2012年底,我国建立企业年金的企业已达5.47万家,积累基金4821亿元,基金规模年均增长在30%以上。投资范围的扩大具体能够该A股市场带来多少“活水”现在还无法知晓,但是其带来的预期好转是可以推断的。

最后,近期基金行业涉及债市违规事件频频暴光。目前,央行、证监会和发改委之间已经建立起了债券市场协调机制,今年中期票据和交易公司债将实现跨市场相互挂牌。监管部门之间也将逐步统一市场的准入门槛和监管方式,这无疑会引发债市里的巨量资金部分回流股市的预期。

资产流动性范文第5篇

关键词:城镇化;劳动力;人力资本;产业

中图分类号:F291.1/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6)09-105 -03

一、引言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突飞猛进,2000~2014年间城镇化率年均提升达1.3个百分点① 。然而,这种快速的城镇化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投资驱动特征。从2000~2009年,全国政府财政支出总额上升了3.8倍,远高于同期GDP增速;资本形成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从35.3%攀升到了47.49%,而同期最终消费率从62.3%下降为48.17%②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期财政支出与资本投入对城镇化的促进弹性却呈明显下降趋势。如图1所示,政府财政支出与固定资产投资平均每增加1%,能够拉动城镇化水平增幅从2001年的0.35%左右,下降到了2010年的大约0.15%。在近年来我国城市人口、资源与环境承载力不足压力凸显背景下,传统的政府主导、投资驱动型城镇化道路越来越难以为继。如何构建更为高效的新型驱动机制,成为推进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考虑到近年来我国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区际流动的新特征,尤其是愈发明显的劳动力短缺、回流与产业内迁趋势,我国城镇化的驱动机制应当由前期的投资主导与“招商引资”模式,转变为中后期的劳动力主导与“人力资本增进”模式。

说明: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弹性系数=因变量的增 长率/自变量的增长率

二、劳动力短缺与回流凸显人力资本对城镇化的驱动效应

近年来,我国劳动力与资本要素的禀赋状况出现此消彼长的变化。一方面,受长期低生育率与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急剧减少影响,当前我国不仅劳动力供给总量的增速放缓,而且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化与人口红利的消退也不可避免。另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与物质资本积累,我国的资本存量与金融市场不断完善,以往产业发展中稀缺的资本要素得到很大缓解。劳动与资本要素的丰裕度转变,尤其是劳动力资源的相对短缺与价格上涨趋势,使得人力资本对城镇化的推进作用愈加重要。

与传统的劳动力追逐资本的“东南流”模式不同,近年来要素区际间流动的一个明显新趋势是产业与劳动力往中西部的“内迁”。而且在当前劳动力回流与产业内迁的互促关系中,首先是农民工由于外部环境变动选择“回流”内地就业,使得单位劳动成本较低的优势在中西部得以延续与扩大,进而迫使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得不加速往内地转移,最终形成劳动力回流“倒逼”产业内迁的态势。基于劳动力在与产业资本相结合时表现出的相对强势与先后顺序的新特征,我们在下一步城镇化与“市民化”推进中应重视劳动力流动与人力资本培育的先导性作用。特别是对于中西部落后地区来说,城镇化的核心驱动力应当由传统的政府财政及投资拉动模式,转向依托劳动力比较优势以承接产业内迁,最终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同步飞跃。

三、城镇化中后期的产业结构升级要求重视人力资本培育

根据诺瑟姆曲线规律,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攀升,不仅城镇化水平的提高速度会逐渐慢下来,而且支撑城镇化的主导产业也会由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逐渐转变为人力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如表1所示,处于城镇化中后期的欧美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普遍较为发达,服务业增加值占总增加值的比重基本都在60%以上,远高于中国当前的48%。即使是一些具有重工业传统的前苏联国家,第二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与固定资产形成率也要比中国现阶段低得多。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当前我国的总体城镇化率已超过50%,正处于城镇化中期的后半阶段;东部一些发达地区的城镇化率甚至超过了70%,已进入城镇化后期。根据世界先进国家经验,支撑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动能应当逐步由低端加工制造业转变为高端装备制造业、生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而这种产业结构升级的顺利进行必然要求劳动者的知识、技能、经验等能够迅速提升以满足高端产业要求。因此,我国在城镇化中后期阶段必须高度重视人力资本培育,以避免出现低端产业衰退及竞争力下降,而高端产业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无法发展壮大的“产业空心化”现象。

四、产业内迁及空间布局重构要求构建人力资本驱动型城镇化

在产业内迁及产业空间布局重构加快的形势下,无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都必须重视提升人力资本存量与质量。东部地区要想以高附加值产业替代传统制造业,顺利实现“腾笼换鸟”,最根本的是需要大量高劳动生产率的技能型人才作为产业支撑。这就要求东部地区更加重视对高层次人才的支持与培育,特别是采取积极的住房扶植政策、户籍制度、福利待遇以引进、留住产业发展所需的高素质人才。

中西部地区要加快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内迁,同样离不开对人力资本的依赖。由于我国劳动力总量减少及年龄结构老化的不可逆转性,即使中西部早晚也将面临劳动力成本高企的困境。但是随着近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我国与越南、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相比,绝对工资成本低的优势已不复存在。在此背景下,中西部要想顺利承接“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最根本的还是发挥潜在核心竞争力,通过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与边际劳动生产率,将劳动力数量与价格优势转化为质量与效率优势,以支撑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可持续发展。

五、构建人力资本驱动型城镇化的对策建议

第一,东部应当依靠高素质人才储备与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与层次。首先要摆脱对资本投入与招商引资模式的过度依赖,转向重视人力资本培育与完善的市场机制推进城镇化进程。在产业政策方面,重点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金融、信息、商业服务等生产业,以及资本与技术密集的高端制造业,以产业结构升级及经济集约增长促进就业增进与城镇化质量提升。大城市要保留和增强人力资本的核心竞争优势,防止人才流失,最紧迫的就是制定有利于留住、吸引高素质人才的住房扶植政策,避免大城市的高房价迫使人才外流。应积极采取价格补贴、税收减免、保障房、人才房、公有廉租房等措施留住人才,以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储备支撑产业升级与城镇化质量提升。

第二,中西部城镇化应重点加强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凭此吸引劳动力回流与产业内迁,实现劳动力资源与产业的本地化结合。在产业选择方面要顺应城镇化的生命周期规律,重点承接就业弹性较高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及传统服务业,而不应过度追求国际金融中心、高科技中心等高端服务业。特别要注意防止重工业化倾向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过快,形成对劳动和就业的排斥,从而出现“无就业增长”现象。

第三,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中小城市要想以劳动力回流支撑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必须要注重将自身的劳动力数量优势转变为人力资本质量优势。从长远来看,中西部的“人口红利”与劳动力价格优势也会趋于消失。中西部要想维系劳动力比较优势与继承制造业中心地位,就必须依靠实施前瞻性的人力资本培育措施,从根本上提升劳动生产率。首先是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逐步将高中阶段纳入义务教育范畴,重点保障农村义务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均衡发展,顺利实现农民工群体实质性融入城市生活,加快城镇化进程与城市文明扩散。另外根据我国产业发展趋势,以及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外出务工的动因由生存型转向个人发展型;在未来5~10年内,人力资本培育的重点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技能培训与职业发展规划,要建立起学校、企业、用人单位联动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以校企合作、在职培训、“干中学”等方式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与生产效率,帮助其实现“市民化融入”。

第四,在当前劳工紧缺、工资进入上升通道的形势下,用工企业必须更加重视保障劳动者的经济、社会权益和精神需求,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才能持久地维系与强化自身人力资源优势。即使是内迁到中西部省份的加工制造企业,也必须改变传统的封闭化、机械式、粗放型的传统工厂运营模式与人力资源管理方式,形成人性化、成长型、激励型的用人机制与企业文化。例如将传统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生存工资”机制转变为基于边际劳动生产率的有竞争力的多重薪酬激励机制;建立完善的员工上升通道与职业发展规划;形成和谐、人性化的雇佣关系与人事管理模式,以人力资源管理方式的人性化创新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保障企业长远发展与区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第五,政府层面要以“人本理念”做好城市发展规划与公共服务工作,以吸引劳动力流入与产业内迁。首先,在城市空间拓展,尤其是新城区、开发区的建设中要注意改善人居环境,多建设绿地、公园、图书馆、体育场等公共基础设施,完善商业、文化、娱乐等服务设施,以吸引人口流入居住与就业。其次,优先发展快速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系统,为市民提供便捷的交通、通讯等生活条件。最后,城市政府的中心职能应定位于为居民提供高效、均等的社会公共服务,以低成本、高质量的居住生活环境吸引劳动力流入,增强城市的人力资本优势。在吸引劳动力流入方面,效果最直接的措施是完善面向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例如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住房支持以及均等的子女教育条件等。

参考文献:

[1]蔡P,王美艳,曲h.中国工业重新配置与劳动力流动趋势[J].中国工业经济,2009,(08).

[2]郭力.产业转移背景下区域就业变动及其影响因素的地区差异――基于1999年~2007年省级面板的实证分析[J].经济经纬,2012,(03).

[3]杨琦.李玲玲.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供给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J].中国人口科学,20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