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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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道德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七宗罪》；道德；法

法与道德属于上层建筑的不同范畴。法律属于制度的范畴；而道德则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法律规范的内容主要是权利与义务，强调两者的衡态；道德强调对他人、对社会集体履行义务，承担责任。法律规范的结构是假定、处理和制裁或者说是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而道德规范并没有具体的制裁措施或者法律后果。法由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实施；而道德主要凭借社会舆论、人们的内心观念、宣传教育以及公共谴责等诸手段。法是按照特定的程序制定的，主要表现为有关国家机关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文件，或者是特殊判例；而道德通常是潜移默化的。法必然要经历一个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它最终将被道德所取代，人们将凭借自我道德观念来实施自我行为。

一、道德与法律的学理含义

（一）道德的含义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道德根源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恩格斯讲：“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这表明道德的内容最终由经济条件决定，并伴随经济的发展而有相应的变化；基于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同社会集团，有着不同的道德观，在阶级社会中的道德具有阶级性。因此，我们可以把道德简单的概括为：道德是生活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的自然人关于善与恶、光荣与耻辱、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见、野蛮与谦逊等观念、原则以及规范的总合，或者说是一个综合的矛盾统一体系。

（二）与道德密切相关的法律的含义

没有亘古不变的永恒道德，也没有亘古不变的永恒法律。所以我们可以将法律定义为：在主观方面，法是国家意志和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客观方面，法的内容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前者体现了法的国家意志性和统治阶级意志，后者体现了法的物质制约性。法就是这两个方面的矛盾统一体。

二、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

道德与法律是社会规范最主要的两种存在形式，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范畴。

（一）二者的区别

1.产生的条件不同。原始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只有道德规范或宗教禁忌，或者说氏族习惯。而道德的产生则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步，道德是维系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规范体系，没有道德规范，整个社会就会分崩离析。

2.表现形式不同。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一种行为规范，它具有明确的内容，通常要以各种法律渊源的形式表现出来，而道德规范的内容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并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

3.作用机制不同。法律是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而道德主要靠社会舆论和传统的力量以及人们的自律来维持。

（二）道德与法律的联系

其关系具体表现在：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第一，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一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第二，道德对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三，道德对法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

三、以七宗罪为视角看法律与道德

影片中发生的冲突就在于，凶手John Doe根据基督教义有一个关于人生的标准，并以之去评判社会和他人――他认为社会堕落了，有些人罪该处死。而反过来，社会则认为他杀了人，他是罪犯。可以想象，关于人的终极性问题，不同的人是有不同的看法的，相互间差异可能很大。可怕之处在于，有的人以自己的所想作为绝对坐标，去采取行动。尤其在这个人类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自我毁灭能力的时代，其后果很可能是离人类覆灭不远。希特勒、911的制造者以及影片中的John Doe是这类人的典型，如果他们掌握了可以毁灭地球的武器，后果会是什么？所以今天的我们尤其要提倡宽容和宽恕。

法律与道德范文第2篇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西方法哲学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焦点，然而法律与道德的本质联系决定了对法律进行道德批判的可能性。法律作为制度的道德这一命题为法律的道德批判提供了批判的前提公设。也正是从这一前提公设出发，不断地对法律实践进行批判揭示了法律的实践理性，从而使法律实践最大限度地符合我的全面自由发展与完善这一根本尺度。

『关键词法律、道德

通过人的内心自觉和社会舆论自发调整社会关系的道德与通过人为地调整人的外部行为的法律之间存在着本质联系，这是对法律进行道德批判的前提公设。这种本质联系具有价值判断性，全面性、超验性。也正是由于本质联系的形上性，决定了道德对法律进行批判的可能性，这也就是说，道德对法律的批判是法哲学的本质要求与客观的外在表现，道德若要对法律实践有所助益，就必须超越法律实践。这种超越性表现为道德为法律实践进行批判，通过这种批判来指明现实的法律实践的缺陷和弊端，在此基础上揭示法律发展的未来憧憬，这样道德才能对法律实践真正有所意义和帮助，因此，我们只有从道德对法律实践的批判性出发，才能真正理解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一、两个学派的争论

法律与道德的内在关系是西方法哲学领域内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西方影响极大的自然法学派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正是由于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而成为彼此对立的两大学派，这也就是说，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的不同回答决定了法律的不同走势，决定了法治作为人的一种生存方式与存在样式的不同内涵。

自然法学派，主张道德是法律存在的依据和评价标准。在他们看来，道德法则是自然万物的理性最高法则，一切其他的法则都应当符合而且必须符合这项原则。因此道德法则不但是法律制定的根本依据，而且是评价法律的最高标准。道德法则是自然法的核心法则，自然法的一切观点都是在这项核心原则上展开与丰富的。

到了现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西方法学的领域中，新自然法学进一步兴起，它抛弃了自然之类的虚构，直接诉诸于道德。

然而，自然法的理论，也有难以避免或无法解答的理论困惑：首先，自然法学者宣扬的道德是永恒的、抽象的、虚幻的假设的道德规则，这类道德规则并不是在具体的时空场境中生成的；其次，自然法学者没有也无法在理论上彻底化解道德义务与法律义务的混同而最终不得不承担破坏法律统一性的风险。换句话说，自然法学者必然把法律引入道德的“胡同”，使法律最终失去其生存的“息壤”。最后，道德作为法治的一个必备要件，那么，道德的合理与否又该由谁来证明，这势必会使道德的批判功能丧失。

立基于自然法学派的上述诸多困惑与担忧，实证主义法学派主张法律与道德相分离。认为法律与道德之间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著名实证主义法学代表人物奥斯丁说“法律的存在是一回事，它的优点，是另一回事。”

导致自然法学派和实证法学派在法与道德的关系上的分野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二大学派仅以各自的视角出发，进行线性思维而未看到法与道德的关系在价值层面、规范层面、秩序层面等的多维系统性。因为自然法学派更多地注意从价值层面出发来论及法律是道德的最低底线这一命题；而实证主义法学派则更多地从规范层面和秩序层面出发来论及法律的实际效力及排除法律概念中的道德因素。这也就是说，自然法学派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论证是观念对观念的抽象思维，因为他们没有到具体的时空维度中寻找它们的契合点，而实证主义法学派则过分强调法的独立品格和形式性特征，过分强调法律实践对法律的作用。

二、法律作为制度的道德

无论是自然法学派还是实证主义法学派在法律与道德关系这一问题上都存着缺陷，我个人认为作为“自律”的道德与作为“他律”的法律是有区别的。用于“自律”的道德，往往强调“自治”。“自治，往往是向内的，意味着自己决定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约束自己。”强调自己是个人行为的判断者，而“他律”则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道德和个人良知是靠不住的，因为人们在物质、欲望的诱惑下是不堪一击的，“即使有善良倾向的人，若他从损害他人的行为中获得的快乐远大于不愉快的间接内心感受，那他们中许多人就可能牺牲自己的良知，而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他人的受损之上。”在规范和秩序层面这种区别具体表现为：（1）生成方式上的建构性与非建构性；（2）行为标准上的确定性与模糊性；（3）存在形态上的一元性与多元性；（4）调整和评价方式的外在侧重与内在关注；（5）运作机制上的程序性与非程序性；（6）强制方式上的外在强制与内在约束；（7）解决方式上的可诉性与不可诉性。然而从人的生存状态、生存价值和生存目的，即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与完善的角度来思考，法律和道德存在本质的联系。法律要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终级意义上对现实的人的现实生活给予关切。以求得实在的真；法律要对人的法的生存方式与存在样式的现实意义和理想的道道价值作出回应，以导向伦理的善；在此基础上力求达到的恰是人的法的生存方式与存在样式的理想与现实、事实与价值、真与善的高度统一，以寻求生活的美。因此真正的法律必须体现和保障并维系社会的基本道德义务，这是法律与生俱来的使命，法律存在本身就是人类创造出来服务于人的生存发展，最终实现于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终极道德性。“道德因不再强调服从而是主张自由进而不再只具有工具意义，道德上的选择自由和自我决定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同样，法也不再只具惩罚性，而是倾向于对人权和自由的保障进而具有至上的意味，法治内在的道德指向和形式正当性使法治成为一种根本性的道德，即制度的道德”。法治作为制度的道德的含义是（1）法治涵蕴着尊重人权和自由的实质取向；（2）形式上的合理性本身就是正当和道德的；（3）法治是经由形式合理性而实现实质合理性的正当化过程。过程本身的正当化是法治之德的核心所在。从这种意义上说，法律是一种价值的存在，是一种道德的存在。因此，我把法律的这种价值的存在、道德的存在称为法律的道德批判的前提公设。

三、法律的实践理性--法律的道德批判的理路

法律的道德批判，是一种自觉的，具有明确目的指向的批判。它在认知和理解现实的法律的基础上，依据具体的道德标准和尺度不断地对法律实践活动进行责难与发问，总是用怀疑的眼光审视、检测、反思和揭示法律现实与道德的关系，并从道德的层面对法律现实提出改革与完善的基本构想。它要求批判者不断地在观念上否定既存的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目的、法律理想，并在观念上不断建构符合现实道德要求的法律实践模式，从而构成法律实践活动中最符合人人众的生存方式与存在样式的理想图景与目的性要求，即实现道德上最大的“善”。因此，法律的道德批判的实质就是比照“法律作为制度的道德”这一前提公设不断地对法律实践进行反思、检验、测试和鉴别，从而在最大程度上践行法律的实践理性。与此同时，对“法律作为制度的道德”这一前提公设的批判，即法律的道德批判的前提批判或自我批判。法律的实践理性是实践着法律的人的一种选择和从事法律实践活动的机能和能力。其最终根据在于作为法律实践者的人在具体的历时性的语境中进行现实交往和沟通时，一方面能够描述人们进行法律选择和从事法律实践活动的缜密思考以及对其自身行为加予必要的控制；另一方面能够对自己的法律选择与自己对未来的期待联系在一起进行一种共时性的思考，经此展示人在自己生命过程中不断开拓与追求作为人的生存方式与存在样式的法律实践。法律的实践理性主要包括经下4个方面的问题：（1）法律实践中的理性，即法律实践中作为一个理论问题的问题形态和问题之所在的实践理性；（2）法律实践推理的基本根据和影响因素，即法律实践中，实践推理与理性的关系以及法律实践的 基本结构；（3）法作为实践理性的存在物的存在机制，即法律实践赖于存在的制度条件；（4）寻求法律实践的合理性，即如何建构具有合理性的法律实践模式。这样，法律的道德批判的实践批判就指向了法律的实践理性。道德不断地在法律实践层面对法律实践进行批判与反思，从而是不断地揭示法律的实吓理性，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丰定与完善，最大限度地接近法律实践的真，导向法律实践的善，实现法律实践的真、善、美的统一。这也就是我年说的法律的道德批判的理路。

通过以“法律作为制度的道德”为前提公设进行法律实践的道德批判所形成的法律的实践理性，不仅仅意味着法律实践手段的功利性，而且意味着目标的价值性选择。这种目标价值性不同于从人的需要、情感、愿望、兴趣和意志等非认知理性的心理体验和心理状态的角度来理解的价值，也不同于将价值与主体、客体以及主客体关系独立开来的抹杀其内有本质联系的近似于宗教幻化般的超验价值，而是建立在主体之间的关系的客观性基础上，以权利义务为核心的，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与完善为终极的生存价值。

首先，通过对法律实践进行道德批判所形成的法律实践理性所体现的价值是在充分尊重人的基本权利的前提下，通过人们比照作为批判前提的道德，实际处理人际利益关系而生成的。人的一系列的法律实践活动都是法律实践理性的载体。因此，法律实践理性所体现的价值不是对客观效用的简单确认，而是法律实践主体通过法律的形式对这种客观效用的确认。

换句话说，经过对法律实践进行道德批判而形成的价值是对应然道德所体现的客观效用的法律化而形成的一种法律价值。

其次，通过对法律实践进行道德批判所形成的法律实践理性所体现的价值是以法律的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统一表现出来的。在学理上，学者们普遍接受的是将正义分为实体主义和程序主义。这两种正义是“互为前提和基础、互为支撑和保障的，在理论认识上将二者分开并不表明，也不能在法治实践当中把二者分开并确定谁先行后行的次序”。道律对法律实践的批判是从这个两个层面着手的，任何重实体轻程序或重程序轻实体的作法都是对法律实践理性的一种异化。因此法律的实践理性所体现的价值是通过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统一来为人们所感知的。

最后，通过对法律实践进行道德批判所形成的法律实践理性所体现的价值是给具体的法律实践确定的一个批判的尺度。一个法律或是符合技术标准的具有完美形式的体系，或是符合功利标准的具有效率的运行过程，或是两者都符合也不一定是一个完善的法律。因为法律还必须具有其所形成的法律的实践理性。这一批判的尺度是不以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为基础的，而是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所体现的人的终极道德为基础的。

参考文献：

1（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M]，王焕生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2（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M]，王焕生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3（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4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5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6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7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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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英）哈特：法律的概念[M]，张文显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9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10孙莉：德治与法治正当性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__（6）。

11赵震江：法律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2孙莉：德治与法治正当性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__（6）。

13参见姚建宗：法哲学批判与批判的法哲学[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1）。

14孙莉：德治与法治正当性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__（6）。

15马长山：法治社会中法与道德关系及其实践把握[J]，法学研究，1999（1）。

16马长山：法治社会中法与道德关系及其实践把握[J]，法学研究，1999（1）。

17姚建宗：法治的生态环境[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__。

18（法）让·马克·恩克德：什么是政治的合法性？[J]王雪梅译。外国法译评，1997（2）。

19姚建宗：信仰：法治的精神意蕴[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2）。

20姚建宗：信仰：法治的精神意蕴[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2）。

21马长山：法治社会中法与道德关系及其实践把握[J]，法学研究，1999（1）。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3马长山：法治社会中法与道德关系及其实践把握[J]，法学研究，1999（1）。

24参见：葛洪义：法与实践理性[J]，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20__。]

法律与道德范文第3篇

【中图分类号】 G6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463（2015）03―0091―01

一、法律与道德本质的共同点以及区别

1.法律与道德的本质共同点。（1）两者都是一个具体的完整的系统的概念，道德起源于最原始社会各个部落的群体生活习惯，没有明确的准则，一切出发点均为习惯。同时，也依靠大多数成员的习惯进行着调整。（2）法律和道德都是规范了社会的比较具体的规范准则，两者在很多方面都是相融相生，相互依存而发挥作用的。（3）法律和道德都是为了实现社会统一的目标和意愿，同时也是社会的思想和文明发展程度的准绳。

2.法律与道德的区别。（1）法律与道德的产生方式不同。（2）法律与道德的存在方式不同。（3）法律与道德的实施方式不同。（4）法律与道德的调整方式不同。（5）法律与道德的存在形态不同。

二、法律和道德具有相互的补充性

法律和道德都代表着社会整体意志者的意志，也包含了社会的整体思想意志，都是为了社会群体某阶段的目的而服务，两者都是通过对整体社会意志的广泛约束和影响而存在，都是通过对整体社会的不同角度和不同范围调整和指导而服务，两者共同具备了实现社会群体意志者的目的特性，从而能够和谐地相依并存。但是法律是通过强制手段来实现的，带有较浓厚的惩治色彩，以约束和限制社会成员而存在。而道德则是以思想或者语言的褒扬和鼓励来实现的。于是，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真空，介于法律和道德之间。个别成员的某些行为可能越过了道德的范围，但是又不足以通过法律来惩治或者约束，就是存在于上述的真空区域。而当代的社会群体，都在追寻两者并存，通过不断完善法律体制，同时通过提升社会成员道德标准，来减少法律与道德真空的空间。

三、法律和道德不平衡的弊端

遍阅从古至今的社会群体，都不能够单独通过法治或者德治而维系。过激地单纯依靠法律来约束成员，则会使得成员产生逆反心理。没有了自身思想中的道德意识来约束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进而失去了自身的思考以及行为准则。而过激地单独依靠道德来约束社会成员，完全舍弃了法律的强制惩罚措施，则必使某些成员无所顾忌，凌驾于道德底线之上，从而影响了群体的发展意志实现。

二者都能够从外界强制改变成员的思想意识，只是因为以上所述的区别，而分别作用于不同的方面和层次。法律可以通过外部强制惩罚的方式来改变成员的思想和行为，而道德多通过由成员内心的思想改变，进而改变成员的内部意识形态和外部的行为方式。两者相辅相成，才能使得成员真正遵循社会整体的意志。社会也才能在社会成员思想以及行为统一的基础上，平稳存在和发展进步。

四、现代的各个社会群体需要两者的和谐统一

现代的社会环境，已经进入了一个高度文明、高速发展的科技时代。经济在飞速发展，社会关系也变得错综复杂。各个社会群体为了快速实现自己的同一目标，都在创新或者学习引进新的机制。每当一个新的机制的创新或者引进，都会迅速有一个法律机制同时出现，对涉及的成员进行约束和控制，以此来维护机制的顺利运转，同时也开始培养新的道德准则，从思想上来约束社会成员的行为，以此来维护新制度的平稳发展。

法律与道德范文第4篇

我国《防震减灾法》第16条规定：“国家对地震预报实行统一制度。地震短期预报和临震预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程序。”而《地震预报管理条例》第13条更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社会散布地震预报意见及其评审结果。”我问这位朋友：近来被吹得神乎其神的杨智敏屡屡通过网络媒体个人预报意见（以前还称“只是内部学术交流探索，不要当信息”，后来却表态说“宁可错报接受指责，那怕只有1%的希望我还是要说的”）。从一个法律工作者的角度，是否应认为其行为违反了国家法律的有关规定？

那位朋友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他认为：谁有权地震预报并不是处于地震灾区的人最关心的问题，而利用法律的武器去打压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却可能是历史倒退。这位朋友的话确实反映了目前我国相关领域存在的矛盾：一方面国家法律从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对地震预报意见采取了严格控制措施；而另一方面公众又迫切希望获知预报信息，减少生命财产损失。

类似的矛盾在医学界同样存在：我国对行医资格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但是当肿瘤医院的专家们对癌症束手无策的时候，一个没有行医证的民间术士接收病人开展癌症治疗，这种行为本身是否合法？从道德角度来看：所谓“有病乱投医”，当专家们对不治之症束手无策的时候，换一个江湖医师总是多一线希望，哪怕他没有合法的资格。病人维护生命的权力不可以用法律手段剥夺。同样，汶川地震发生后有不少网友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在专业机构地震预报不过关的情况下，听听民间人士的预报意见（哪怕是“大仙”也好）没准还能蒙对几个地震，总比坐家等死要强，何必那么顾忌法律上的教条呢？

在司法实践中要不要考虑道德标准？这是个长久以来争论不休的话题。笔者认为，在地震预报问题上的对立观念正是法律和道德冲突在这一领域的集中表现。众所周知，法律和道德的冲突实质上是多元化价值体系的内部斗争，是价值冲突在现实社会中的反映。法律和道德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体现着不同的价值趋向，不可避免的发生着碰撞。从道德意义上讲，公众感受到地震威胁，希望获知地震预报意见，这完全是一种求生的本能与关心亲友安全的考虑，这种需求对灾区群众来说尤为强烈。而从法律意义上讲，社会的稳定有利于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毕竟更多的人还要进行正常的生产生活，他们的利益也应该被维护。如果任由个人散布预报意见，今天杨大仙说西部要震，明天李大师又说东部危险，势必造成股市狂跌、外商撤资、经济衰退、全国人民惶惶不可终日的动乱局面。要是国际奥委会根据某位大师的预报意见宣布拒绝来京，咱们这奥运会还能不能办？

笔者此处还想再举一个例子。或许很多人还记得当年胡万林非法行医一案。事后法律界曾经有人指出：若不是治死人命，胡无证行医严格来说并不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11条规定：“以师承方式学习传统医学满三年或者经多年实践医术确有专长的……，可以参加执业医师资格或者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也就是说，为了发展传统医学，我国法律竟不自觉默许了非法行医行为。只要是传统医学，就可以先治病，后考试。正是由于存在这样的漏洞，于是便出现了胡万林无证行医的畸形案例。这一事件反过来也说明国家从法律上加强医师执业管理的必要性：如果我们为了治疑难杂症而放宽对江湖术士们行医资格的要求，不知还要有多少人冤死于“杨万林”、“李万林”之手。那样做从道德上确是给患有不治之症的人以更多的机会，实际上却损害了更多数人的健康利益，这是法律所不能容忍的。

法律与道德范文第5篇

关键词：法律；道德；关系；反思

在正常的现代社会里，法律的生产与道德的生产是一个交叉、互补的过程。社会道德作为公共领域，需要公法的保护，从而维护可持续延存的道德秩序；同时，除部分纯粹的程序法和“恶法”外，法律普遍被认为是对道德的最低限度要求，两者在价值谱系中具有重叠性和一致性。而涉及道德问题的法律事件在现代网络化环境下面临的“舆论放大效应”，伴随着心理影响、情绪传染、（不作为）行为效仿，进一步助长了法和道德秩序性价值的此消彼长。在法律与道德存在合法性、合理性双重边界的前提下，法律应该以合适方式介入道德问题，从而重建道德的法律秩序。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反思三大问题。

一是对法律人培养方式的反思。法理学、法律文化、法史学等在法学教育中长期以来都处于相对低下的地位，作为冷门专业，它们传承基本法学价值的功用被学习者和实务界一再忽略。这导致许多法律人盲目地追求工具性的法律价值，最终在捍卫社会秩序的战场上剑走偏锋、乃至走火入魔。在与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密切相关的民事法律领域，如果对公平正义等法律基本价值缺少准确的理解和把握，一些在法律价值引导领域的误判误读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必须强化法律的价值教育，特别是将法律价值教育和具体的法律技术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二是对软法作用的反思。学者们指出：“法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应当区分各种社会关系秩序化的难易程度选择强弱有别的规范去调整，滥用国家强制不但会浪费法治资源，还会损及法律之治的正当性。”在这一背景下，软法理论开始登上法治社会的主流舞台。软法虽不是强行法，却常常在精神领域或习惯领域具有相当大的强制力，与道德的调节形式乃至存在方式更为接近。在今日中国，面对社会变迁，必须在软法基础上重建社会的“荣誉激励”机制。与背离现代法哲学基本理念的“以法治德”思路不同，我们应该通过国家层面的“指导性、号召性、激励性、宣示性等非强制性规范”的系统性“生产”和“再生产”功能，对其它层面的软法建设产生根本性的示范性影响，从而对社会心理和公共价值进行“再引导”。对见义勇为、救死扶伤、助人为乐等行为进行软法激励，同时再辅之以硬法保护，将有助于我们在一个更广阔的平台上重建道德的法律秩序，其突出制度价值在于与现代法治精神实现自洽。实际上，我不能奢求法律与道德的“无缝对接”，在二者的“城乡结合部”地带，我们确确实实需要“软法”发挥类似治安员的角色，对社会治理进行功能性补充。

三是对失信行为惩戒体制的反思。毋庸置疑，“碰瓷”和“救人却惨遭讹诈”等事实确实存在，并被铁一般的证据（如“沉默的摄像头”）一再证明。由于社会诚信缺失，且从商业领域蔓延到某些社会生活领域，助人为乐等道德行为的“市场行情”一度显得毫不乐观。面对恶意冤枉“伸手提供援助的无辜者”这类情况，我们首先必须借助媒体的监督机制和法律的责任追究机制，对相关社会失信行为进行道德和法律的双重警告。其次，对于查实的“误解”、“污蔑”行为，必须进行分级的法律化处理，如在保证相关当事人必要隐私的前提下进行公告、诫勉谈话，对“碰瓷”等行为依法进行严厉打击。当下，公众特别是大量网民对于许多“被揭穿的说话者”未受任何处罚的现状极其不满，在某些案情中，不能不说是法律谨慎主义（在操作层面，可能更多地体现为法官对自身法律审判风险的本能规避）的产物。这一局面应当从法律上予以化解。

当然，社会虽然应当支持对见义勇为、救死扶伤、助人为乐等行为进行立法保护和软法激励，但也应当反对使用法律工具对“见死不救”等行为进行不适当的惩治，因为这与现代法治精神的内核不相符。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是“以人为本”、“保障人权”的基本制度设计原则。公众也必须认识到，法律该如何介入道德领域，不是一个有无“美好心愿”的问题，而是一个法理与常识交织、理想与现实博弈的技术性问题，涉及利益的再分配和制度的价值设定等复杂问题。实证观察告诉我们，任何脱离社会环境和道德现实而以理想主义姿态介入道德领域的法律，都难逃被束之高阁的厄运。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希望国家对社会道德问题进行特殊的立法保护，因为这是一个并不缺失可操作性的立法技术问题。

参考文献：

[1]孙海波.道德难题与立法选择――法律道德主义立场及实践检讨[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