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消费者权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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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消费者权益论文范文第1篇

一、消费者权益刑法保护存在的问题

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刑事立法状况看，我国不仅以民事、行政性的法律法规来规制恶劣商业行为，而且是积极地利用刑法来规制不法商人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的。应该说，用刑法保护消费者权益具有合理性。但通观我国对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规定，可以认为是存在问题的，至少可以指出以下几个方面：

1.刑法规定式导致行为方式规定的概括

由于我国没有行政刑法，所有的犯罪均规定在刑法典中，这样的刑事立法的模式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如何使消费者权益的刑法保护具有规定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就是如何设定行为规则，即将何种行为规定为犯罪。应该说，对恶劣商业行为规则的设定一般不是刑法的任务，而是商法或其他行政性法规的任务。由于商事行为的复杂，也就导致了法律所设定的行为规则难于简单明了。

在我国，由于所有的犯罪均规定在刑法典中，虽然立法者已经考虑到经济犯罪的复杂性特点，在刑法典中，已经对其作了比较多的描述，但相对于经济犯罪的复杂性来说，这种描述仍然是不够的。可以说，采取这种大一统刑法典的规定模式，又想保持刑法规定方式的简明，就已经预示着对经济犯罪之行为模式的规定不得不概括。

2.以同类行为之量的不同区分犯罪与行政违法具有实质的不合理性

从我国刑法对本类罪的规定可以看出，对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的性质是犯罪还是属于一般违法的区分，不是以行为方式，而是以行为程度，即同种类型的行为在严重时构成犯罪，较轻时构成一般违法。这种方式在我国刑法规定中是基本的规定模式。

作为一般的规定模式，应该说这种规定式本身是有其重大缺陷的。其缺点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立法规定困难。其二，对行为性质评价的不甚明确。其三，刑事违法与其它违法之管辖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不过，从选择的合理性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在整个法体系的设定过程中，刑事犯罪与一般违法之界限，应该以行为性质而不是行为程度进行划分。以行为性质划分犯罪与一般违法的界限，可以保持规则的明确性，便利达到立法语言的准确性，不至于形成司法与行政执法机关的管辖冲突，不妨碍轻微行为的非罪处理。因此，以行为性质作为设定犯罪与一般违法的界限，符合罪刑法定原则，有利于实现法治的理想，应该成为设定国家法体系的理性选择。

3.以销售额作为罪与非罪、轻罪与重罪标准是形式合理掩盖实质的不合理性

本类罪是属于以明确列举的方式作了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之间的量的区分标准的立法例。这种规定方式在形式上是合理的，因为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具有明确的区分标准，毫不模糊，但这种形式上的合理，不能抵消实质上的不合理。因为，决定犯罪程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法益的性质、对法益的侵害方式、侵害程度、行为的具体样态等多方面的因素，其共同的作用说明行为的恶劣程度与对法益的侵害程度，作为说明行为的是否可罚与重罚或轻罚的依据，应该是综合指标而不是单项指标。仅以销售额作为成罪与否以及轻罪与重罪的标准，是以其形式上的合理性掩盖了实质的不合理性。

4.刑罚过厉与不平衡导致与其他类犯罪的不协调性

本类罪所规定的9个罪名，其法定最高刑2个是死刑，5个是无期徒刑，1个是15年有期徒刑，1个是3年有期徒刑。其刑罚之重，在经济犯罪中乃至在所有的犯罪中，都应该说是重罪比例很大的一类犯罪。而本类罪的重刑主要是因为包含着侵害人身权利的犯罪导致的。而在立法上作这种处理的合理性是值得研究的。

二、消费者权益刑法保护的完善

1.重行为程度与重行为方式的理性选择

从我国对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刑事立法规定可以看出，现行立法采取的是重行为程度而轻行为方式的立法模式。如前述，两种不同的规定模式是各有利弊，均不是绝对的好与坏，于是就面临着选择。

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为例，我国刑法规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成立的要求是具备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其他的能够影响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之社会危害性程度的情况，如生产规模、方式、产品的伪劣程度等，立法未予涉及。事实上，作为影响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之危害程度的因素，不仅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销售数额，其他的行为情况也会影响行为的程度，应该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有影响。试举一例：甲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之销售额为5万元，其产品的伪劣程度较低，仅对产品的使用价值有一定影响，虽然危害不大，但由于达到了法定的数额标准，成立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乙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之销售额为4万元，其伪劣程度极其严重，基本不具有使用价值，对消费者的危害大，但是，由于未达到法定的成罪数额要求，不构成犯罪。应该说，两种行为的危害性程度的判断是容易进行的，但是由于立法的规定，导致了依法处理具体案件时实质上的不公平。

2.重销售额与重综合指标的理性选择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在纯客观面，就至少包括行为本身的状况、行为对象的状况、行为结果状况等，而销售额只是行为结果的表现之一。既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由多种情况的综合作用决定，而作为不同罪刑阶段法定刑的设定依据只是单一的销售额，其不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说，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或者说对法益的侵害性是由综合因素决定的，那么，仅以其中的一项指标做为成罪的量的依据和设定不同罪刑阶段的标准的立法，是将其不合理性立法化，用法律的强制来保护这种不合理性的实现，这显然不应成为立法应予继续保留的内容。

3.以法规竞合方式解决本类罪与其他罪间关系的评判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刑法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与其他相关犯罪的关系问题上，采取的是以法规竞合的方式解决问题。这种立法意图直接表现在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中。

但是，本类罪是规制恶劣商业行为的立法，其基点应该是规制发生在商业领域的行为，一般说来，商业行为是不以危害他人或社会作为行为目标的，为了实现商业目的，一般会尽量避免对人身或公共安全的明显危害，对人身或公共安全的侵害一般过失居多。为了避免法条竞合时特别法优于普通法这种一般原则的适用而放纵犯罪，因而将法定刑设定为涵盖故意重罪的刑度，徒增重罪的数量，且造成行为定性的复杂性未必是合理的规定方式。

保护消费者权益论文范文第2篇

商品买卖中，消费者往往属于弱势群体，近几年有关消费者维权的新闻越来越多，社会各界也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必须明确的是在经济法中，拥有绝对主体地位的人群是消费者，他们是受法律保护的群体。然而现实中商家却往往容易忽略这件事，造成对消费者权益的侵犯。在此情况下，从经济法入手寻找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相关途径变得尤为重要。

一、经济法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现状

1.法律制度不够规范

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有很多法律法规都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略有涉及，但由于内容过于零散抽象，因此很难应用于实际情况中，只有唯一一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能够应对消费者可能遇到的权益问题，然而这显然无法满足逐年增加的消费者权益被侵犯案件，因此在消费者维权这条路上，最重要的是有法可依，能够完善法律法规，增加更多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相关制度。

2.执法机构缺乏力度

关于消费者维权，首先要有法可依，其次就是执法必严。然而现实中相关执法部门却不能做到这点，甚至无视包庇违法犯罪行为。许多地方政府在面对规模庞大且极具专业性的违法活动时，不但不严厉打击，甚至会徇私舞弊;而个别政府机构为了自身利益徇私枉法将本该受到刑事处罚的案件仅以行政处罚敷衍了之;更有甚者，政府会利用权力之便，封锁本地市场，对本土产品继续地区保护，直接影响商品流通。

3.缺乏解决消费纠纷的救济机制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矛盾，市场交易中在所难免会出现消费纠纷。只有当该纠纷涉及较大金额的消费或者损失严重，消费者才会想到拿起法律的武器寻求解决办法。然而实际市场交易中，许多消费纠纷涉及的资金都比较小，摩擦也不太大，这时很多消费者习惯息事宁人，不通过法律的行为维护自己的权益。然而正是因为消费者的纵容导致商家越来越无所忌惮，假货伪劣产品越来越多，这既损害了消费者本身的权益，也助长了社会不良风气，危害社会公共利益。

4.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

消费者在商品交易的过程中，始终以弱势群体的角色存在着。究其原因不外乎两点：第一是因为消费者在购买某件商品时，并没有对其进行全面的了解，导致的结果就是买回去以后发现并不适用。第二由于相关职能部门并没有严格把控市场，导致市场中出现很多假货伪劣产品，而消费者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其购买回家。二者都会造成消费者的权益受到损害。

二、经济法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强化措施

1.完善市场规制法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要想更好的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首先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完善的竞争法规目标，对相关法规进行补充，完善立法目的、适应范围等方面的法律依据，补充不够完善的法律条例。其次建立一个完善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惩罚惩戒时做到有法可依，且明确惩罚赔偿的性质，区分其与物质损害、精神损害之间的不同与不可替代性;同时将赔偿制度中消费者应获赔偿保护的范围扩大，赔偿资金标准提高。确保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只要遭受到故意损害其利益的行为或者商家有重大过失导致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时，都可以再法律范围内得到帮助。

2.建立行之有效的执法机构

建立一个健全公正的执法机构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第一步，需严格要求执法人员，保证执法人员刚正不阿，既具备专业的职业技能又有责任心与素养，只有执法人员纪律分明德才兼备，执法部门才能更加健全完善。其次要严厉惩治玩忽职守的官员，责问其上级领导，责任到人，加强执法力度，加重惩治强度。在整顿纪律，健全执法机构时，不仅要问责执法机构，还要对其他例如卫生行政、工商管理等关乎消费者权益的部门进行批评整顿，警醒各部门，确保各部门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以便更好的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拓宽司法救济渠道

许多消费者在其权益遭受侵犯时，虽有心维权，但却没有合适的维权渠道，因此，拓宽维权渠道非常重要。首先，一些公益团体或个人可展开公益诉讼活动，当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侵犯时可以寻求他们的帮助，他们则以人的身份为被害人进行诉讼。这样做能够有效的维护消费者，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维持经济秩序，防止违法行为再次发生。其次相关部门可以适当降低消费者维权诉讼费，实现小额诉讼。这样消费者既不用担心高昂的诉讼费又可以很好的维护权益，且这种小额诉讼的方式灵活性非常大，即可口头约定也可书写成文;审理程序也大大简化，可以在晚上或者周末直接进行判决。

4.改进消费者弱势地位

改变消费者处于市场交易中弱势的地位是一件非常庞大的任务，既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还需要整个社会的监督以及经营者的自我监督。首先政府需要加强对监管范围内所有商家的活动的监督。以食品为例，要监督检查食品是否处于保质期内，进货渠道是否符合相关规定。确保食品的安全性。其次整个社会要形成一股监督市场的风气，对商家报价进行比较，坚决抵制商家直接恶意竞争的行为，使销售市场能够井然有序的运行。最后对于经营者来说，为了维护经营者的品牌质量，应该严格把控自身服务场所、价格以及质量等可能影响声誉的因素，避免因为损害消费者的权益而影响自身声誉。只有加强各方面的监督，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保护消费者权益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预付卡消费 退卡 格式条款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消费方式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经济需求，在美容、保健、网络、医疗、各种商会、电信等领域，预付式消费发展势头强劲，成为支付领域的后起之秀。持卡消费使消费者省却了每次支付现金的麻烦，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消费优惠，同时，经营者一次性收取大额资金，满足了其对稳定的客户来源及充裕的资金周转的需求。然而，现实中预付消费被大量不法经营者滥用，违背了双赢的初衷，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本文将具体讨论持卡消费中频发的退卡难问题，并对相关的消费者权益保护进行梳理。

一、预付式消费的定性

通常认为，预付式消费是指消费者向经营者预先支付价款，然后按照双方约定分次或在一定期限内享受商家的产品或服务，这种消费通常以消费者将一定金额的钱款事先存入储值卡而获得持卡消费权利，并在使用中逐笔消减卡内金额的方式进行。目前，在我国被广泛使用的两种预付卡形式：一种是商业企业发行，只在本企业或同一品牌连锁商业企业购买商品、服务的单用途预付卡[1]。另一种是由专营机构发行，可跨地区、跨行业、跨法人使用的多用途预付卡[2]。

我国法律对预付款消费方式的直接规定体现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7条：“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业或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或者退回预付款；并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该条文的规定，在实质上承认了预付式消费的本质——消费者与经营者基于合意进行消费。在预付式消费中，无论是由商业企业发行的单用途预付卡还是由专营机构发行的多用途预付卡，只要消费者购买了预付式消费卡并在卡内预存了双方约定的费用，则可以认为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合同生效，且消费者已经履行了将来消费时的付款义务，并有权利享受商家将来提供的相应内容的服务；而经营者应当履行发放预付卡时所承诺的全部合同义务，否则应承担违约责任。

二、预付式消费退卡的相关情形

然而现实中，不少消费者在进行预付式消费时，其权益常会受到一些经营者的不法经营的侵害，如恶意欺诈、单方面变更服务内容、霸王条款等。因此，退卡问题油然而生。此外，不少消费者由于时间、地址、服务内容等方面需求的变更，也存在退卡方面的要求。以上两种情形都与退卡——解除合同相关。在此情形下，经营者往往以消费者违约为由，拒绝退款。

作为预约合同，预约式消费的退卡同样可以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合同法》第9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1）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2）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3）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4）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5）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因此，从合同法的角度来看，当消费者遇到不可抗力或是经营者不能履行承诺时，就可以依法行使合同解除权，并有权要求退还卡内余款。下面具体分析消费者进行预约式消费权益受损适用本条规定的情形。

（一）经营者终止

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常常遇到有些商家关门或转包的情形。有些经营者自身经营管理不善，资金链断裂或连续亏损，无法继续营业，以致暂时歇业，甚至关门停业。此时，消费者已购买的预付卡即无法使用。这种商户关门的情形，符合《合同法》第94条第2款的情形——“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理应予以退卡。如果经营者具有法人地位，因亏损而进入破产程序，依照《公司法》、《企业破产法》的规定，消费者作为债权人，可以向经营者的破产清算组申报债权，参与破产清偿，请求退还消费凭证内的余额。如果经营者是个体工商户，不具有法人地位，那么该从事个体经营的个人对债务的清偿承担责任。消费者可以向该个人请求因经营者不能履行而产生的各项权利。

（二）经营者变更

有些经营者在经营不善后将其业务转包他人。经营者转包后，受让人应当继受原经营者的债务，成为债务人。合同关系中，对于债务人的变更，应当取得债权人的同意。如果消费者不同意由受让人继续履行，有权解除合同，并请求退还预先支付的价款。对此，消费者可以通过《合同法》第94条第4款“其他违约行为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对其权益予以救济。若消费者同意在受让人处继续消费，而新经营者拒绝继续履约、单方宣告预付卡作废不予承认或降低会员卡标准，消费者则可以通过《合同法》第2款“不履行主要债务”或第4款“其他违约行为”解除合同、退还卡内金额。

（三）单方面变更服务内容

一些经营者在消费者办理预付卡并支付卡金后，常单方面变更其承诺的服务内容。在某些服务领域，比如美容、美发、健身等，消费者为了接受特定人员所提供的服务而在办理预付卡。若经营者擅自变更提供服务的人员，撤换专业人员，则会导致服务质量下降，无法满足消费者订约时的目的。同理，改变营业场所环境或地理位置，也会侵害对地理位置或环境有特定要求的消费者的权益。比如，有的消费者出于商家距离其家庭住址或单位较近而办理此预付卡，若商家搬离此地址，则消费者的需求则无法满足。另外，最为常见的是承诺的折扣幅度与实际不符，以“升级”、“换购”为由，擅自提高单次服务价格，取消盈利较低的服务项目。严重的可能涉嫌价格欺诈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以上情形都可以通过适用《合同法》第94条第4款加以解决，解除合同并退还相应价款。

三、经营者格式条款的抗辩

实践中，对于消费者的退卡要求，经营者往往通过经营者往往以消费者违约为由，拒绝退款。当消费者与经营者进一步交涉，对经营者的违约、欺诈要求退款时，就会受到经营者以“本店拥有最终解释权”、“一经办理，概不退卡”等格式条款的理由进行搪塞。

“经营者最终解释权”似乎成了商家经营过程中的一种行业惯例，商家通过这种霸王条款，可以任意终止、修改或者解释会员卡的约定内容。同时，在发生纠纷时，其常以此作为抗辩理由。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2第24条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同时，该规定也违反了我国《合同法》第41条的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因此，“经营者最终解释权”违反了有利于相对人的解释原则，应属无效。若经营者以此抗辩消费者的退卡请求，抗辩无效，经营者仍应承担解除合同的责任并退还相应卡金。

此外，有些商家还在预付卡上注明“概不退卡”的条款，以此限制消费者要求解除合同的权利。《合同法》第40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据此，“概不退卡”条款免除了经营者的责任，排除了消费者的法定解除权，应属无效。因此，经营者以此抗辩消费者的退卡请求是也不能得到支持的。

四、卡内余额的退还及计算

预付性消费卡作为一种将价款预先支付给经营者的持续性消费卡，当消费者要求退卡时，预付卡内往往还存有一定款项。因此，当消费者退卡后，退还卡内余额的问题往往随之而来。

首先，消费凭证内预付款的所有权属于消费者。当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服务时，相应数额价款的所有权才发生转移。在此之前，凭证内金额所有权仍属于消费者，而发行者仅享有占有的权利。既然消费者并未使用余额消费，余额的所有权也未发生转移，经营者不能以余额属于自己为理由拒不退还，否则构成不当得利。针对预付式消费的余额权属问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7条则作出明确规定，“经营者对于未按照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部分，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并应当承担预收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由此可见，即使存在“余额不退还”的格式条款，也是违反国家强制法律规范而无效的，经营者直接占有余额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其次，若商家勉强满足消费者退还卡内金额的请求，却而代之以高出合理价格的标准计算其已消费的金额，消费者的法定解除权及退还余额的请求则失去了实质意义。因此，卡内余额的计算问题对于预付性消费卡的退卡问题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在预付性消费过程中，为了吸引消费者，经营者往往会降低服务的价格或者提供增值附加服务。此外，预约性消费卡多没有明确的合同文本，对退卡后已消费金额的计算也未约定。在此情形下，经营者在退还卡内余额时往往大做文章。其多称，消费者既然解除了合同，则不能享受预付卡的相应优惠，即其已进行的消费须按原价进行计算，且增值附加服务也必须按照门店价格予以计入。有时，甚至还会出现商家要求消费者补充差价、增缴价款的情形。《合同法》第97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由此可见，法定解除权仅对尚未进行的部分予以解除，对已经履行的合同部分不予解除。法定解除权并不同于撤销权——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根据《合同法》对解除权效果的规定，笔者认为，消费者已经进行的消费，原则上应当按照双方达成合意时的价格即办理预付卡时的价格进行计算。此外，对于经营者所赠与的附加性商品或服务，笔者认为消费者原则上也不需承当其费用。虽然《合同法》不同于《侵权责任法》而实行无过错原则，但这一原则仅针对合同双方的违约行为。解除合同分为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法定解除的几种情形主要分为因不可抗力和违约行为。因此，导致合同的解除，既可能满足了双方达成合意的条件，也可能是由于不可抗力、双方均为过错，也可能主要由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那么，在分析解约前的服务价款的计算问题方面，将合同双方当事人的过错考虑其中更符合民法的公平原则。在预付性消费方面，解除合同多由于经营者的各种违约行为导致的，因此，已进行消费的计算应当优先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即按照办理预付卡时的价格。对于经营者所赠与的附加性商品或服务，消费者原则上也不需承当其费用。若退卡的原因并非经营者导致，则已进行消费的价格可以比照店内价格酌情提高，但提高额度最高不得超过优惠价格的百分之二十。在此情形下，经营者提供的增值附加服务，也可以按照行业标准适当收取。

五、结语

预付式消费卡作为一种新型的消费模式在我国发展至今，一方面带来的消费市场的巨大繁荣，另一方面也引起了一定的问题。其各种隐患所带来的退卡问题成为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点。预付式消费的规制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除本文所探讨的必要的法律规制外，还应调动一切社会力量，从而共同促进消费市场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江滢.预付式消费方式中的问题透析与法律应对[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8.

保护消费者权益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消费者权益保护执法信息公开引导消费

【论文摘要】近几年来，屡屡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充分说明了市场信息不对称。其表现是消费者获取的产品质量信息、企业信用信息以及政府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信息严重失衡。消费者对权益保护执法信息公开的呼声越来越高。消费者权益保护执法信息公开。是政府信息公开内容的拓展。信息公开应遵循让消费者最大程度地获取信息的原则，并且根据信息的内容时效性和公开的实用性，采取通过定期出版物公开、网络公开等方式来实现，让消费者准确地了解所需信息。

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是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基本职责。近几年来，假冒伪劣产品势态愈来愈猖獗，人们的消费需求、巨额的利益诱惑导致企业社会责任感的丧失。伴随着一件件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特别是2008年席卷中国奶粉生产加工行业的“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人们对知情权实现的要求，对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信息的要求越来越具体。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任务就是使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和处置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免于不合理的伤害。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执法信息公开的意义

第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执法信息的公开，有利于消费者知情权的实现。知情权是当今社会公民应该拥有的一项基本权利，所谓基本权利，是指宪法所确认的公民所享有的最重要的权利，也是法律所规定的普通权利的基础和依据。监管部门可以利用自身拥有的行政权利要求企业提品安全、可靠的详细信息，并将些信息公布于众，接受消费者和社会广泛监督，消费者通过执法信息公开及时掌握产品质量的真实情况及企业的信用状况后，就会为自己的购买行为做出正确的选择，减少交易中的盲目性、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益。这样假冒伪劣商品自然就失去了市场，失信企业很快就会被淘汰出局。

第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执法信息的公开，有利于公正执法，预防行败。对于市场上出现的侵犯消费者权益行为，执法部门采取的主要手段是事后监管和经济处罚，执法机关有经济处罚的自由裁量权，这就容易造成不公正执法，也可能导致，造成行败。只有公开执法机关的自由裁量行为，公开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和处罚结果，把行政执法行为完全公开，那么，专断和自由裁量就没有藏身之处，达到有效预防行败的效果。

第三，消费者权益保护执法信息的公开，有利于增强社会责任感，改善行政机关工作作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草案)》多次修改，贯穿始终而又最突出的思路就是强化了政府责任，改进了政府监管方式。在法律责任这一章，加大了地方政府违反行政监管职责的法律责任。问题奶粉其实一直都存在，如果不是出现消费者的集体投诉，婴幼儿出现的相同症状，这些奶粉会一直在市场流通。如果政府部门定期公开消费者权益保护执法信息，当有人投诉这种现象时，当奶粉检测出有质量问题时，人们自然就会提高警惕，这样的奶粉自然也就失去了市场。在这次含“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中，由于政府及时公开了执法信息，对生产、经营、监管过程中的相关责任人给予了法律制裁和行政处分，这次事件没有造成社会治安题。通过这一事件，执法监管部门的社会责任感增强了工作作风得到明显改善。

二、建立消费者权益保护执法信息公开的基本思路

根据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信息公开应坚持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的宗旨。

(一)信息公开的主要内容

1．商品质量抽检、消费者投诉举报的信息。目前，政府市场监管部门基本上在每个季度组织相关法定检测机构对指定的商品进行抽检，经营场所涉及大型超市、集贸市场、批发市场、乡镇集市等。从总体情况来看，抽检信息公开后缺乏事后监管。检测机构检泓出有问题的商品后，监管部门将信息公布于众，但是未能引起高度重视。由于事后监管不力，注重经济处罚，导致问题商品继续流通。政府监管部门应充分利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执法信息公开这个杠杆，进一步改善市场监管方式，提高工作效率，使商品检测工作取得实质性效果。除了商品质量抽检信息，还应将经过调查属实的消费者投诉案件所涉及到的产品名称、生产企业、投诉数量等定期向社会公开，以警示生产企业，促进行业加强自律，也为消费者提供预警信息。

2．产品质量检验报告。这也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执法信息公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常监管工作中，执法人员往往会因为没有掌握相关产品质量标准而使不合格商品流入市场，给市场监管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由于各执法部门之间相互独立，缺乏信息交流，也造成监管上的职能交叉，执法混乱。政府监管部门可以要求企业提品质量检验报告，并公布于众，这样就为执法部门实现有效监管提供了执法依据。同时，产品质量检验报告为消费者提供了准确、可靠的商品信息，让消费者知道到底哪些是真正合格的产品，了解产品的行业标准和质量标准，如果商品检测部门在质量检测中有弄虚作假的行为，消费者可以通过查阅产品质量检验报告得知，产品质量检验报告公开还可以防止市场监管部门滥用权力的行为。

3．企业信用信息。企业信用状况由市场准人、经营行为和市场退出三方面的内容构成。市场准人反映的是确认市场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过程中企业的信用状况；经营行为反映企业在经营活动中是否守法经营，在交易中是否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市场退出反映企业退出市场是否依法进行了清算。消费者如果能及时了解企业信用状况，就可以对自己的交易行为在做出决择，诚实守信企业最终将赢得市场。

(二)信息公开的方式

信息公开应遵循让消费者最大程度地获取信息的原则，并且根据信息的内容时效性和公开的实用性，采取以下方式来实现。

1．通过定期出版物公开。目前，市场监管部门组织的商品质量抽检信息公开主要是以报刊的形式进行公开，基本上是每个季度公开一次，每次公开的信息量较大，对违法违规生产经营企业具有一定的威慑力，同时起到了引导消费的作用。但它的缺点在于不能很好地起到监督市场上成千上万种产品的效果，之后，缺乏后续跟踪的信息，消费者很难将相关的、有用的信息加以收集和利用，这样信息公开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非常有限。为了克服这些缺陷，市场监管部门应建立权威的、全面记载产品质量信息的定期出版物，供消费者查阅和参考，定期出版物将会给消费者提供稳定的、制度化的信息获取渠道。

2．通过政府官方网站公开。通过网站公开执法信息这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一种做法，它的优点是互动性强速度快，效率高，可以及时获悉消费者的反馈意见。从目前网站公布的信息来看，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内容不全面时效性差、缺乏统一的规定。网站公布的内容有些有名无实，有些是过时的信息。在美国，政府规定必须建立自己的网站，并通过三种形式公开信息：建立电子阅览室；建立电子信息自由法有关资料的导引；刊载上年度本政府机构对信息自由法执行的报告。

3．张贴公告信息。消费者权益保护执法信息公开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可以在社区、超市、市场以及农村集市建立信息公告栏，定期消费警示，公开产品质量信息。2007年，国务院503号令以来，各大超市、商场纷纷建立了产品质量信息栏，但是这些信息都是由商场自行，内容不全面、不规范、持续性不长，涉及到商场内销售的商品的信息几乎没有，没有达到警示、引导的作用。市场、超市、商场应建立专门的公示栏，由市场监管部门定期信息，这必将受到消费者的喜爱，也扩大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执法信息公开的需求和影响。

4．通过其它途径公开。其它途径公开包括在各级行政监管机关设立专门的执法信息公开窗口以及召开新闻会。对于容量特别大，政府部门无法或没有必要通过定期出版物、网站等向消费者提供的信息，可以采取设立专门的执法信息公开窗口的形式公开，这种方式可以为那些无法使用网络的群体提供便捷。对于重大的、典型的事件，可以通过新闻会的形式向全社会公告，同时在媒体上公布详细信息的获取方式，以便消费者全面、准确地了解所需信息。

保护消费者权益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 消费者权益 调解 仲裁 诉讼

近年来，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市场经济日渐繁荣。与此同时，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事件也频繁发生，这严重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令消费者怨声载道。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我国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和法规。其中《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要法律，其提出的协商和解、调解、申诉、仲裁和起诉这五种途径为消费者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指明了方向和途径。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五种途径

（一）协商和解

协商和解，是指在发生争议后，经营者与消费者两方以平等自愿为前提，针对有关争议进行相关协商，以求得达成公平合理的解决争议协议的一种方式。协商和解具有高效、简便、经济等优点，而且程序简单、节省时间和精力。

（二）调解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的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调解，主要是指消费者协会的调解。消费者协会调解一般由消费者协会、经营者和消费者三方参加，消费者协会起着居中调解的作用，也可以提出解决纠纷的有关方案或者建议，但是并不能代替消费者或者经营者做出有关决定。

（三）申诉

当消费者认为自己合法的消费权益受到损害时，可以向行政机关要求予以相关的保护。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制定的相关行政规章，都可以作为行政部门及相关人员履行自己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法律依据。

（四）仲裁

经营者和消费者如果有相关仲裁协议，即可根据仲裁协议将争议提交给仲裁机构，由仲裁机构进行裁决。仲裁一般由仲裁机构、经营者和消费者此三方参加，仲裁在程序上不像诉讼严格，当事人享有较大自主权，很多环节可以被简化，有关文书的格式甚至裁决书的内容和形式，也可以灵活处理。

（五）诉讼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的诉讼途径，一般指的是民事方面的诉讼。即消费者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人民法院解决消费争议，从而维护自己合法的消费权益。即在国家审判权力介入之下，依法对消费纠纷通过国家的司法程序进行解决。

二、存在的问题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提供的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这五种途径虽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逐步发展，其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

（一）协商和解缺乏强制力

协商和解这种方式，只有在消费者和经营者都能恪守诚实信用的原则时，才能达成相关的和解协议。因为协商和解没有国家强制力，如果消费者个人的力量不足，或者经营者态度不好，不愿意和解，这种方法就很难有实际效果。

（二）调解有局限性

消费者协会存在一些弊端，在调解实践中，有关人员为达到调解目的，会对纠纷反复调解，久拖不决，降低了工作效率，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另外消费者协会属于民间组织，其做出的调解书没有法律强制力，当事人可以随时返悔。

（三）行政申诉体制存在问题

行政申诉在实际操作中矛盾很多：在受理申诉方面，工商部门和行政部门都各自履行着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职能，致使权利交叉。另一方面，各部门分工不够明确，受理范围不清，这就会出现管辖空白问题。三是在申诉的受理方面，由于有受理申诉职责的部门与有处罚违法行为职责的部门一般不是同一部门，这也会削弱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力度。

（四）仲裁缺乏专门的制度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并没有有关消费仲裁制度的专门规定，因此消费仲裁只能使用《仲裁法》的相关规定。用针对一般民商事纠纷设计的仲裁机构和程序来解决消费者纠纷，就使得仲裁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领域不能很好的起到作用。

（五）诉讼程序费时费力

诉讼这种途径虽然最有效，但是仍存在很多弊端：（1）消费者在利用诉讼这种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时，不仅自己要负担相应的费用，而且也会消耗一定的司法成本费用。（2）如果由司法机关解决全部的消费者权益纠纷的话，那么必然会加大司法机关的工作量，使之不堪负重。（3）我国的消费者在权利保护方面意识比较差，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往往不愿意打官司。（4）由于消费者权益纠纷的案件的争议标的一般都比较小，即使现行的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有相对的简易程序，但仍然具有办案时间长，程序繁琐的缺点。

三、合适途径的选择

在实际生活中，当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根据纠纷产生的不同情况，选择合适自己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选择不同的途径产生的效果也会有差别。因此消费者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慎重的选择合适的途径来维护权益。

（一）协商和解与调解的选择

消费者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如果该侵害涉及的争议标的金额不大，而消费者既不愿意纵容不法经营者，又不愿意花费过多的精力和时间去解决时，可选择与经营者协商和解或请求消费者协会予以调解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此两种途径程序简单、节省时间精力，并且与其他的途径相比成本最低。

（二）申诉的选择

申诉的程序相比协商和解、调解等方式要更正规，因此其可靠性也会相对强些。我国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受理消费者申诉暂行办法》在程序上有关于时间和回避制度等方面的规定，这就使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处理行政申诉的时候，其可靠性和正确度有了保证，所以消费者完全可以放心地让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来解决他们的权益纠纷。

（三）仲裁的选择

在国外，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往往会通过合同约定的方式将仲裁作为解决争议的首先考虑方式，甚至在汽车销售、医疗和金融服务领域，都将仲裁条款作为合同必须具备的条款。仲裁与其他维护消费者权益的途径相比，具有更多的优点。将仲裁作为解决消费者权益纠纷的途径，则会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四）诉讼的选择

如果上述几种途径均不能有效地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时候，可以选择诉讼途径来解决纠纷，实践中，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在1993年率先成立了保护消费者权益法庭 ，效益显著。由此可见，诉讼以法律作为后盾，保证判决的公正性，并且有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可以有效的解决纠纷。

四、完善建议

通过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这五种途径的分析和比较，在此提出一些完善建议。

（一）确立协商和解协议及调解书的效力

1.虽然通过协商和解或者调解这两种途径达成的解决消费者权益纠纷的协议并不具有国家的强制力，但通过协商和解或者调解而达成的协议可以看作是消费者和经营者双方的合同，因此这种和解协议可以看作是有相应的合同效力和法律约束力。

2.我国的法律制度正在逐步完善，建议在以后的法律制定中，制定明确规定消费者组织做出的调解书具有法律效力，并受国家强制力保护的法律，这样便可更好的解决消费纠纷，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严格行政职权划分，制定专门的仲裁机构和程序

1.针对行政体制方面存在的权利划分不明问题，建议做好分解执法职权、确定执法责任等工作。各地方、各部门要根据执法机构和执法岗位的配置，将其法定职权分解到具体执法机构和执法岗位。

2.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后的修改中，可以加入之前空缺的消费仲裁制度，从而可以在制度上来保证仲裁途径的可靠性和可行性。

（三）建立小额纠纷法庭，完善集团诉讼制度

针对诉讼费时费力的弊端以及消费案件的特殊性，建议：

1.可以建立小额消费纠纷法庭。“通过简易化的努力使一般国民普遍能够得到具体的有程序保障的司法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