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赞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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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赞美诗范文第1篇

基督宗教在黔西北彝族中的传播与活动，对彝族的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自基督宗教传人黔西北彝族之后，对信教民族群众的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婚姻家庭制度、生活方式、卫生习惯等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导致民族社会发生变迁。彝族文化是自成一体的文化，从天文历法到治国方略：从宗教信仰到诗词歌赋：从耕牧纺织到风情习俗，其包罗万象的构架，一直以自身强大的力量对抗着形形的文化冲击。在这些文化同化和文化征剿中，从来没有哪一种文化敲开过彝族文化的大门，有的反而被彝化。如明朝时从南京一带迁来黔西北的南京人（白族），说彝话，习彝俗，甚至用彝文写碑文，和彝族没什么两样。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基督教传教士却意外地使黔西北彝族陆续皈依了基督。如前所述，尽管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不断被彝化，但无疑也使彝族文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宗教信仰的变异

黔西北彝族的宗教信仰也同其他彝区彝族的宗教信仰一样，具有浓郁的原始宗教色彩。崇奉多神，集中表现为“万物有灵、自然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彝族原始宗教信仰的核心是祖先崇拜。对各种神灵的祭祀主要服务和服从于这一核心。

彝族宗教信仰还表现在有专门的神职人员“毕摩”和“苏业”。特别是“毕摩”。不仅是宗教活动的主持者。还是彝族文化的传播者，承担着与神沟通和教化人民的重任。他们通晓彝文，熟知天文、历法、谱系、伦理、史诗、神话传说及彝文文献，是人神之间的沟通者。但凡生死、年节、集会、灾病等都要请“毕摩”念经作法。布摩有卷帙浩繁的经书，分为祭祀经、占卜经、驱鬼经、招魂经、松魂经、指路经等几十类数百种。除经书外，毕摩还有神扇、法帽、法铃、签筒等法具。因此，毕摩在整个彝族社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基督教传人黔西北彝族地区，客观上提高了一些彝族人的文化素质。但却支解了彝族传统的宗教信仰。彝族宗教信仰由原来的多神崇拜转为一神崇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彝族基督徒认为，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的真神。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们把彝族传统宗教信仰视作封建迷信中的偶像崇拜。因此。他们中的所谓的“有识之士”便率领信徒砸毁自己祖先灵房，烧毁自己家谱。另外，他们本文由收集整理认为耶稣基督创造了世界，是人类的始祖，只有他才能拯救人类。其他一切宗教的神灵皆是妖魔鬼怪。要皈依基督，就必须与其他一切信仰划清界限，这样，在世界末日到来之时方能得救。

其次。彝族基督徒认为只有信仰耶稣基督，死后方能升入天国。彝族原始宗教认为，人死后应该由布摩念指路经指引亡灵回归祖界与祖先团聚。但基督徒死后却由教会牧师长老率众祷告，祈求亡灵升入天国，永享安乐。同时，丧葬仪式也由唱诗祷告代替布摩念经指路，雄浑悲壮的铃铛舞场面一去不复，气氛倒土不洋。

二、婚俗节庆的变异

彝族号称歌舞民族，不管婚嫁还是节庆，都离不开歌舞，且场面颇为壮观。黔西北彝族的婚嫁更具特色，整个过程都有一套完整的仪式。但基督教传人后。信仰基督教的家庭不再举行彝族传统婚嫁仪式，不拜对方祖先，不准唱酒礼歌，阿卖克（出嫁歌）。他们视传统节日为封建迷信，把圣诞节作为他们的节日。逢年过节，便所有人聚到教堂唱诗祷告，导致了本民族很多优秀文化的失传。在基督教彝区，除了几件偶尔穿在身上的服饰和夹杂着众多神的观点的语言外。彝族文化已荡然无存。

三、饮食习惯的变异

基督教传人彝区前，彝族在饮食方面没有过多的禁忌，而基督教传人后。彝族基督徒就无形中有了很多饮食禁忌。他们奉行基督教的宗旨，不吃牲血，不饮酒，星期天不杀生，非基督徒敬供祖先的物品他们认为是敬过魔鬼的，带有邪气，因此，不得食用。诸多的生活禁忌，给彝族基督徒的出行带来极大的不便。

四、族群认同的变异

“族群是人们在交往互动中和参照对比过程中自认为和被认为具有共同的起源和世系，从而具有某些共同文化特征的人群范畴”。从这个理论出发，彝族共同体的认同是无可厚非的。虽然皈依了基督教的黔西北部分彝族也认同自己的族属，但由于宗教信仰的差异，导致传承文化上的差异。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被迫彝化，而皈依了基督教的彝族却也有意无意地抛弃了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从而在黔西北彝族中形成了独特的基督教彝族文化，这种文化是基督教文化和彝族文化的二元结合。它含有基督教宗教文化的大部分因素，又打上了彝族文化的诸多烙印。在基督教在彝区成蔓延之势的今天，这种文化越来越表现出它的独立性。在人类起源上，彝族基督徒认为上帝创造了人类，是人类之始祖，是万民之神，但凡基督徒都是上帝的子民。他们对自己是笃弭和六祖的子孙的观念也渐渐淡化，抛弃自己家支的“诺溢”和“侯渎”，把家族乃至民族的起源归结为上帝的创造。他们在一定地域内形成一个小团体，排斥非基督徒及其传统文化，否定彝族文化的巨大成就，阻止其子女与非基督徒子女的婚姻。因此，造成了彝族基督徒与非

基督徒之间的隔阂、抵触，甚者相互攻击、仇恨。更严重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信仰基督教的彝族和不信仰基督教的彝族从宗教层面而论已经不是同一类人，反而对其他民族的基督徒却采取比较认同的观念。这种盲目的宗教观严重影响了彝族内部的团结。族群认同很大程度上是文化认同，但这种由宗教文化演变而来的变异思想却使彝族族群认同的力量大大分散，彝族内部凝聚力大大削弱。

五、思想意识的变异

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基督教必有它存在的理由和力量。它宣扬“信仰耶稣，死后会上天堂，不会下地域，来生不再吃苦受累”。受这样来世观念的影响，很多所谓虔诚的彝族基督徒便倾其所有，把一切财物捐献给教会，认为这样就可以在来世升入天堂获得幸福。另外。他们不外出打工、经商，认为凡是经商都是吃人害人，把大好时光用于参加礼拜。

六、音乐文化的变异

基督教赞美诗范文第2篇

【关键词】耶稣会士；西洋琴；西乐东传

为了弥补宗教改革在西方造成的影响，罗马天主教会决定向东方派出传教士以挽回损失。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来，他们不仅带来了西洋科学技术知识和世界地理知识，而且通过西洋乐器的引入，叩开了西洋音乐东传的大门。在西洋音乐东传的过程中，耶稣会士利玛窦和庞迪我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 西方传教士的东来

16世纪在欧洲出现的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对罗马天主教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对传统的基督教信仰造成了猛烈的冲击。为了遏制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进一步扩展，罗马天主教掀起了一股反宗教改革运动。在反宗教改革运动中，耶稣会的创立成了反宗教改革运动的中坚力量。耶稣会由西班牙人伊纳爵·罗耀拉于1534年在法国巴黎创立。为扩大罗马教会的影响，重新树立教皇的绝对权威，耶稣会仿效军队编制，建立了纪律严明、等级森严的组织。在吸收会员时，耶稣会要求会员绝对效忠教皇。此外，耶稣会士不同于以往的修士，他们走出修道院，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尤其重视通过兴办文化教育事业，开办学校等方式进行传教。宗教改革后，加尔文教迅速在荷兰、法国、英国以及北欧诸国传播，为了弥补天主教会遭受的损失，教皇提出了“在欧洲失去的，要在海外补进来”的口号，[1]（P97）1540年，罗马教皇保罗三世批准耶稣会到亚洲等地传教，欲以基督文明征服东方。作为西方殖民帝国的先遣队，耶稣会士纷纷前往东方。1541年，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 1506-1552）漂洋过海来到广东，开始其传教活动。1552年，沙勿略来到我国广东海外的上川岛，但尚未踏上中国大陆就因身患重病，病逝于岛上。在此后的近三十年时间里，为了实现在中国传播福音的愿望，许多耶稣会士纷至沓来，但都被大明帝国拒之门外。罗明坚于1580年来华，他设法进入广东，成了在中国内地居住的第一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于1582年奉耶稣会远东巡视员范礼安（Alexandar Valignano）之命来到澳门，随后进入广东，到过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北京等地，在中国居住了长达28年之久。他成功地在中国打开了传教大门，在中国招收了一批信徒，其中包括像李之藻、徐光启等士大夫也都皈依了基督教。

“在地理大发现以后，基督教世界已经发生了分裂。不仅宗教改革运动与反宗教改革运动处于生死搏斗之中，即使在反宗教改革运动中，也存在着是借助军事暴力手段或是采用和平方式借以达到宣教目的的重大分野。在同样力主用和平方式使东方国家和民族基督教化的传教士中，又有主张实施‘适应’策略的和坚持基督教教义‘纯正性’的两类传教士。”[2]（P11）利玛窦是最先进入中国内地的西方传教士。他之所以能在中国取得成功，就在于他采取了一种“适应”策略。早期传教士的失败使其认识到必须要使自己中国化。首先，他在澳门时就刻苦学习中文，熟读经书，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并能用中文进行写作。其次，他接受中国士大夫的建议，脱下僧服，改穿儒服。为了便利传教，他还利用儒家经典来阐释天主教义。例如他指出：“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1]（P102）他深知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地位不可动摇，于是采取“合儒”、“补儒”的策略。中国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要在中国传教，必须得到皇帝的许可，因此，皇帝的态度对于传教士在中国的命运就显得至关重要。于是，进入北京，觐见皇帝就成了利玛窦梦寐以求的愿望。

2 西洋乐器在明朝皇宫中的演奏

1598年9月，利玛窦第一次进京，时值廷臣与宦官的争斗升级，与日本的关系也再次变得紧张，朋友们怕遭到猜疑都不敢接待他。11月初，传教士们被迫离开北京。三年后，他再次进京。1601年1月27日（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太监将利玛窦的奏疏呈给神宗皇帝。其奏疏内容如下：“……谨以原携本国土物，所有《天帝图像》一幅、《天帝母图像》二幅、《天帝经》一本、珍珠镶嵌十字架一座、报时自鸣钟二架、《万国图志》一册、西琴一张等物，陈献御前……”[3]（P86）早在南京时，许多官员对传教士将要呈献的礼物就十分好奇，都想一睹为快，会自动报时的自鸣钟对他们的吸引力极大。为满足他们的欲望，耶稣会士特意将礼物陈列，供人瞻仰。几日后，因参观者人满为患，利玛窦不得不停止展示活动。在所有进献的礼物中，万历皇帝最感兴趣的也是自鸣钟，他还命人在宫中御花园修建钟楼，专门用以安放大自鸣钟。皇帝将那架小巧玲珑的小自鸣钟则拿在手中，供自己随时把玩。随着万历皇帝对自鸣钟兴趣的逐渐减弱，其注意力转移到西洋琴上。对于这架古西洋乐器，《续文献通考》卷一二《乐考》中亦有记载：“万历二十八年，大西洋利玛窦献其国乐器。利玛窦自大西洋来，自言泛海九年始至，因天津御用监少监马堂进贡土物。其俗自有音乐，所为琴，纵三尺，横五尺，藏椟中，弦七十二，以金银或炼铁为之，弦各有柱，端通于外，鼓其端而自应。”[3]（P87）西洋琴是极好的礼物，对中国人来说，它不仅是一种新奇的乐器，同时也是开启欧洲音乐之门的钥匙。当时之所以选择古钢琴而不选择竖琴（harpsichord或Spinet），原因主要有：前者不仅价格便宜，体积小、方便携带，而且也是当时欧洲教堂常采用的乐器。早在1551年，沙勿略也曾将此种乐器带入日本。

由于中国人从未见过这种乐器，所以对其一无所知。当宫廷乐师发现这种乐器能弹奏出优美的乐曲时，便邀请传教士为其传授演奏技法。陪伴利玛窦入京的有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和两个信奉基督教的中国信徒。庞迪我于1597年来华后暂居澳门，1600年进入中国大陆，在南京与利玛窦会合。受利玛窦的指示，庞迪我跟随郭居静（Lazarus Cattaneo）学西洋琴的演奏方法。很快，庞迪我神父不仅学会了演奏，而且还能和弦。[4]（P286）他们来到北京后不久，四位宫廷乐师奉圣旨前来拜谒神父，向神父们请教西洋琴的演奏技法。四位乐师跪在庞迪我神父面前，拜他为师，请求这位外国老师耐心传授。这样，庞迪我立刻从一位初学者成为中国皇宫里的第一位欧洲音乐教师。四位宫廷乐师练习弹琴时，非常小心谨慎。在四个学生中，两个年轻人很快就掌握了演奏技巧，而两个上了年纪的人（其中有一个已经七十岁了）则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学会。[5]（P326-327）他们学得慢，对耶稣会士来说却是件好事。因为这样，他们就有更多出入宫廷的机会，接触到更多地位更高的太监。中国传统音乐一般都附有歌词进行伴唱，四位太监担心如果只有演奏而无演唱，皇帝定然不高兴。为此，利玛窦写下了八首歌词即《西琴曲意》（又称《西琴八曲》）。他们分别是《吾愿在上》、《牧童游山》、《善计寿修》、《德之勇巧》、《悔老天德》、《胸中平庸》、《肩负双囊》、《定命四达》。歌词采用汉文韵律诗写成，主要讨论有关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内容，宛如西方基督教的赞美诗。

早在唐朝时期，皇宫里就有来自朝鲜、中亚、印度等地的管弦乐队，可见，宫廷早有演奏外国乐器的传统。明朝时期也有从蒙古、中亚、印度、尼泊尔等地引进乐器的习惯。基于历史和现实因素的考虑，万历皇帝让西洋古钢琴在宫廷里演奏也就毫无顾虑。所以，四位太监学习结束后，就被要求在皇帝面前进行演奏，演奏时，他（下转第156页）（上接第120页）们谨小慎微，生怕出任何差错。由于他们的演奏，西方音乐第一次在中国皇宫的上空飘荡。演奏会之后，万历皇帝再也没有要求庞迪我向太监们教授新曲子，表明皇帝对古钢琴像对其他新事物一样，兴趣减退了。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在京病逝，庞迪我在一批中国士大夫的帮助下，成功地请万历皇帝赐予了一块墓地，为利玛窦举行了隆重葬礼。

3 西乐东传对中国的影响

历史证明，尽管早期耶稣会士传教团在华宣扬福音取得的成效甚微，但他们作为沟通中西异质文化的使者，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尽管利玛窦传播的科学技术知识如天文学、测算、光学、几何学等在欧洲已落伍，但他和庞迪我共同开启了西方音乐东传的大门。尽管他们只是将西洋乐器作为传播基督教的附属物带入中国，但他们的努力使东方人第一次接触到西方音乐，欧洲人也第一次认识了中国音乐，其功绩永载史册。

庞迪我传授的音乐，其生命在中国很短暂，但利玛窦所写的歌词却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因为这些歌词在文人学士中非常流行，他们争相传抄。为满足士大夫的要求，耶稣会士将《西琴八曲》（Songs for the Clavichord）以及其他曲子编成音乐小册子。用双语写的原文本于1603年遗失，但由李之藻编订的第二版（1608年出版）却保存了下来。继利玛窦之后的二个世纪里，来华的耶稣会士不断增多。他们不仅将西洋乐器带入中国，而且使西方音乐理论在中国逐渐传播开来。早期耶稣会士开启的西乐东传的大门在随后动荡的年代里又被关上，直到利玛窦死后的30多年（崇祯十三年），一个长方形木盒才在皇宫的藏宝室里被发现，崇祯皇帝非常好奇，很想听到这种奇怪乐器的演奏。不过，闲置多年的古钢琴已布满了灰尘，需要修理，但当时已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因为学过演奏这种乐器的太监早已过世，庞迪我也于1617年因万历皇帝颁发了反基督教敕令被赶出了中国，最后是在德国籍耶稣会士汤若望的努力下才将这架古钢琴修葺完毕。为吸取利玛窦的经验教训，汤若望为宫廷撰写了一本《中文钢琴教材》，介绍古钢琴的构造及弹奏方法，以期流传后世。遗憾的是，这本书也没有被保存下来。顺治帝时，汤若望在北京宣武门建造了新教堂并安置了管风琴。1639年，意大利籍传教士毕方济也向明朝宫廷进献了一台“风篁”即管风琴，之后进入中国的西洋乐器陆续增多。清代康熙皇帝先后任命两名传教士担任宫廷音乐教师，其中葡萄牙籍天主教耶稣会士徐日升，除了传播西方音乐外，还用汉文撰写了第一部介绍欧洲乐理的著作——《律吕篡要》，向中国人介绍欧洲音乐的五线谱法、音阶、和声等乐理知识。康熙帝还命魏廷珍等人编修了《律吕正义》。从此，西洋音乐理论在中国逐渐传播开来。

耶稣会士传入的赞美诗曲调也对中国音乐产生了深远影响。明末清初的吴历（1632—1718）不仅擅长演奏西洋琴，而且精通中国传统音乐。他作的《天乐正音谱》含有套曲九部和古乐歌二十章，是用中国传统音乐的曲牌和古歌填词而成的弥撒和赞美诗歌词。《天乐正音谱》是中国人创作的最早的最有中国艺术风格的弥撒和赞美诗歌词。民国元年，冯玉祥将军借用基督教赞美诗的曲调重新配置歌词，编成若干首军队歌曲。有些学堂乐歌也选用赞美诗的曲调进行填词。

【参考文献】

[1]吴伯娅.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

[2]张铠.庞迪我与中国[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3]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基督教赞美诗范文第3篇

无伴奏人声合唱发源于欧洲中世纪天主教堂的唱诗班。在中世纪的教堂里，所有音乐都是用人声清唱的。无伴奏合唱能充分发挥男女不同声部、音区、音色的表现力，并在整体上保持声音的协调和格调的统一。柴科夫斯基身处浪漫主义时期，这个时期的无伴奏合唱减少，合唱常常出现在管弦乐、歌剧等大型作品中，甚至连宗教作品也被赋予了世俗情感。然而柴科夫斯基依然在传统的无伴奏基础上创作了这部合唱作品，音乐基于主调色彩之上，音乐形象活泼而不失庄严。

专辑中的第一首无伴奏人声合唱“Great Litany”意为“大连祷”。祷文之意是可用于圣餐礼前或早晚祷祝文之后或单独使用，尤以在大斋节期及特祷日使用为宜，用时可跪下、站立或于行列进行中，读或唱皆可。柴科夫斯基为总祷文创作了一段简短的合唱配乐，在这短短的六分钟的人声合唱中，他将声部安排得紧密而具有层次感，合唱始于一个刚劲有力的男声，随之缓缓进入的女高声部与一直持续的男低声部相互交错，全曲流露出美声唱法的意蕴，天籁之音宛如直冲云霄。

第二首合唱作品《短祷――荣耀归于父》（Short Litany-Glory be to the Father）以及第三首《短祷》（Short Litany）非常短小，只有两到三分钟。这两首作品都以活泼的形式展开，四个声部同时唱出主题，乐句短小，活泼跳跃，给予听众亢奋而又激昂的听觉效果。最值得关注的是合唱的结尾处是以一段独唱、众人跟唱的形式结束全曲，留下无限神秘的遐想。

专辑中的第四首合唱“TropariaTrisagion”是指东正教三唱圣载上帝的赞美诗。短小的人声合唱仅仅有四分钟，音乐随着众人合唱的“哈利路亚”开始。这首合唱的特色之处在于一个男声部的独唱，是这首合唱的“独角戏”，恰似对上帝的赞美之意，意味无穷。

“福音”一词来自于基督教用语，指有益于众人的好消息。本张专辑中的第五首合唱“Prokimeon-Gospel”便译为“福音书”。合唱中，独唱与合唱形成了“对话”形式，仿佛人们在与上帝“交谈”，上帝为众人带来喜讯，音乐庄严肃穆而又神秘。

柴科夫斯基的作品向来以悠长、抒情的旋律而闻名，他的合唱作品也不例外。本张专辑中的第六首合唱《为忠诚而祈祷》（Prayers for the Faithful），人声绵长而抒情，众人是虔诚的信徒，祈祷上帝，渴望救赎。第七首合唱作品《基路伯赞歌》（Cherubikon）以旋律悠长而大放光彩，此首人声合唱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抒情、叙事、激昂。持续的男低音将抒情段落的情绪表现得较为忧伤，如众人正在祈祷；叙事段落像是在求助于上帝，而激昂段落众人仿佛看到了上帝的降临，解救众生。合唱结尾处以“哈利路亚”的唱词终止全曲。

《为奉献而祈祷》（Litany for the Offering），“教堂中传来众人像上帝祈祷的声音，神父带领众人向上帝祷告”，这是专辑中的第八首合唱。音乐仍然以“对答”的形式进行，流露出作曲家对上帝的虔诚信仰。第九首《教义》（Creed）在声部的节奏上安排较为紧密，起伏跌宕，轻快动听。

赞美诗是基督教举行崇拜仪式时所唱的赞美上帝的诗歌，其内容是对上帝的称颂、感谢、祈求。早期的赞美诗都是无和声无伴奏的，柴科夫斯基继承传统并推陈出新，在他的合唱作品中加入了众多音乐元素，让他的宗教作品严谨却不失风采。

专辑中第十首是《引言-圣哉经-奉献》（Preface-Sanctus-Consecration），包括三段式的合唱片段。引言以一段人声独唱的形式展现，中段是“带有圣哉的赞美诗”，抒情而缓慢，表现出对上帝的崇敬之意，最后以无限绵长之音结束全曲。

《求降圣灵文》（Epiclesis）是专辑中的第十一首合唱作品。缓慢的女高声部首先进入，持续的男低声部一直围绕着女高声部，各个声部相互缭绕，层次分明。第十二首《给上帝之母的赞美诗》（Hymn to the Mother of God），音乐一开始，女高声部便与女中声部向两个方向进行，男高与男低声部以“跟随”的方式与女高声部相和，音乐平静而又灵动。第十三首合唱是只有一分十二秒的《代祷者》（Prayer of Intercession），四个声部同时进入，整首合唱都以平稳进行缓缓展开，激起听众内心阵阵涟漪却又波澜不惊。

《主的代祷者》（The Lord’s Prayer）时长五分十六秒，是此专辑中篇幅较长的合唱作品之一，也是柴科夫斯基煞费笔墨的一首作品。柴科夫斯基是一位虔诚的教徒，他在创作这首作品时将自己与上帝联系在一起，使用了严密的和声，且尽量避免情感的抒发，追求宗教音乐中庄严肃穆的音乐风格，从而与“上帝”产生更多的共鸣。

基督教赞美诗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基督教 新农村题材 小说 影响

社会学研究显示，新世纪以来中国从内陆到沿海甚至边地的乡村，基督教信仰已然呈现出遍地开花的局面。从农民的皈依动机来看，“除了传统的因病信主求医治、因事入教求平安之外，追求精神满足、业余娱乐，向往教会的高雅和文明的信徒多了。”[1]乡村基督教地域影响范围逐步扩大，对农民生活的影响力度逐步增强。基督教广泛渗透乡村社会的现状，在乡村小说中也有反映。据笔者对五种文学期刊（它们是《人民文学》《收获》《十月》《上海文学》《钟山》）2000年至2010年所刊载全部小说的查阅，其中涉及到基督教的乡村小说篇目可以说是寥寥无几。笔者选取了其中五篇具有代表性的小说，用社会学诠释结合文本细读的方法，进行仔细的阅读研究，归纳出基督教文化在新农村题材小说中的四种呈现方式。

1.基督教文化深度介入的叙事

《钟山》2006年第5期刊载了张忌的短篇小说《丈夫》。美娟丈夫根生二十年前和别人斗勇，伤了身体，以至行走困难，只能做最简单的活儿。二十年前的根生高大帅气，掳获了美娟的芳心；二十年后根生矮小委琐，生活中处处小心，讨好美娟。在与根生生活的二十年里，美娟多次想离开，却因为没有确定的去处而作罢。美娟的表姐凤兰把庞建设介绍给她，庞建设各方面都让美娟满意，于是美娟回家为离去做准备。根生却突然发病，美娟抢救无效，却立刻觉得轻松起来，因为“庞建设都不知道她有丈夫的事情……现在好了，一切事情似乎都因为根生适时地死去而变得轻而易举”。根生的葬礼按照根生生前的要求采用基督教仪式，庞建设作为耶稣堂的乐手出现在葬礼上，二人都十分震惊，却又不知道该如何打破这种局面。“两个人在房间里也不知道坐了多久。后来，美娟听见门外的喧闹终于逐渐地平息了下来，人们开始为根生做祷告。就在这时，庞建设也像受到了某种召唤一般，闭上眼睛，握起双手，开始与屋外的人一道做起祷告来。”庞建设随着屋外的人一起祈祷。看着庞建设祈祷时雕像一样肃穆的身姿，“美娟心里忽然有了一种十分奇异的感觉，她感到有什么东西像流星一样正在迅速地滑过自己的心房。她开始激动，甚至有些难以自抑，以至于眼角瞬间湿润起来”。当天晚上，美娟想到了根生一个人的生活，于是将木棍绑在自己的右腿上，试着下楼梯，却在楼梯上摔了一跤，疼痛无比。美娟感受到根生生活的艰难，也想起了根生以前对她的好。

庞建设是镇上耶酥堂的乐手，小说虽没写明他的基督徒身份，然而，可以看出他受基督教精神影响深重，认同基督教，至少是一个亲基督教的人物形象。他性格内向，虽多次见过美娟却依然羞涩。在葬礼上看见死了丈夫的美娟，虽然意识到美娟之前欺骗了他，却丝毫没有动怒。在演奏的间隙，他坐到美娟身旁，长久地沉默着。屋外的人开始祈祷，庞建设随着众人虔诚地闭上了眼睛。美娟看着庞建设祈祷，深深地受到震动。随后乐队奏乐时，庞建设“在人群中神情肃穆，吹奏得异常认真”。美娟在小说结尾对根生的态度发生如此大的转折，实质上是一个良心逐渐觉醒的过程，最后的动作就是对根生的忏悔。美娟是一个善良的人，在准备离开根生的时候，将家里的田地给了别人，换取粮食给根生维持生活，家里大部分的储蓄也留给根生。根生去世之后，美娟终于感到了解脱，并没有过分的伤心，“如果我真的那么哀伤，你们说这些话又有什么用处。但尽管这么想，她的脸上还是流露出了哀伤的神情”。美娟原先的并不十分悲伤，到最后的真正忏悔，其中关键部分是在葬礼上与庞建设的遇见，这也是小说的。庞建设与根生毫不相识，却为根生虔敬地祈祷，认真地演奏，就像是为一个久识的朋友。庞建设与美娟见面时的沉默，对美娟形成了更为巨大和直接的道德压力。庞建设的宽容、虔诚和肃穆，是基督教文化给予庞建设的精神特质，美娟的转变是基督教文化影响下良心的觉醒和回归。在艰难生活中品尝苦难，产生怨恨心理，本真虽善良，却终归难以忍受生活的巨大痛苦，从而决定离开，却在他人的观照下，受到良心的谴责――良心越来越响亮地批评她。透过宗教仪式，通过与基督徒的接触，激发了美娟良心的力量，最后产生了忏悔意识。《圣经》中有“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罗2：15）良心本已刻在人的内心，会对人产生唤醒的作用。

《丈夫》详细地描写了基督教会的活动，出现了基督教赞美诗《有一地比正午更光明》名，借用了大量的基督教文化因素。除此之外，小说中的丈夫根生，二十年前高大英俊，之后逐渐丧失了力量，他孤独，对现实失望，对生活现状不甘，要求别人在他死后举行基督教仪式的葬礼。在他的观念中，死并不是完结，他在思考死了之后会去哪里，并希望死去之后会有天堂，他能够去天堂，摆脱生前的不幸与灾难，“天堂”观念也是基督教独特的文化因素。小说超越了此类题材寻常的伦理道德叙事，在思想内容上涉及了基督教文化对人物良心的唤醒，将基督教文化因素深度介入到文本叙事。

基督教赞美诗范文第5篇

丹麦作家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是中国读者所熟悉的童话作家。安徒生童话奇异优美、富于幻想，充满了浓郁的诗意，在呈现给读者神秘奇妙的童话世界的同时，也将现实世界的真实面目和其坚定的信仰展现给他们。安徒生童话蕴含着深邃的现实意蕴，对生命苦难的描写和对人性的解读，构建了安徒生童话的重要内容。他将现实的因素、自身的情感与倾入童话中，这既是他对生命本质的理解，更是他一生所追求的理想。

在处于欧美夹缝中生存的加拿大学术界中，能够引以为荣的世界级人文学者可谓屈指可数，其中最具影响力的非当代文化批评学家诺斯诺普・弗莱（Northrop Frye）莫属。弗莱把原型批评和结构主义有机地相结合，将原型批评与西方文学传统对接，在讨论文化时紧紧地贴合文学，赋予文学批评以独立的地位。在其被世界文学界奉为文学研究必读经典的《批评的解剖》中，弗莱详细阐述了文学传统中的“原型”的意义。对于弗莱来说，“原型”将所有的文学作品联系了起来，它是文学的普遍存在状态；而文学的源泉就是“原型”，“一种典型的再现意象，连接诗与诗的象征，使我们的文学体验得以完整。由于原型是一种交际象征，所以原型批评主要把文学当做一个社会事实，一宗交际类型。通过研究规则和体裁，它力图使单首诗歌融入诗的整体”。[1]99

“神话是给予仪式以原型意义、给予神谕以原型叙述的中性启示力量……神话就是原型”。[2]144弗莱认为文学和神话相通，而文学批评在于及时揭示出文学对应于神话的内在结构。他明确指出，《圣经》作为“未移位的神话”[1]199在整个西方文学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核心地位。这与弗莱的身份有很大的关系，他本人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神学家，曾是加拿大联合教会的牧师。弗莱本人也坦承，他所有的文学批评著作都是围绕《圣经》的，“神话组成了宗教的神圣经文，它们是文学批评家不得不加以研究的第一手文献……批评和宗教的关系更为复杂……神通常被看做是半人化的。对批评家来说，不管是《失乐园》还是《圣经》中的上是人类故事的主角”。[2]146因此，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对于研读一些隐喻性较强的文学作品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如果不熟悉《圣经》的基督教文化传统，对于处于异质文化语境下的中国读者恐怕难以深入这些文学作品，触及它们的灵魂。

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可谓中国家喻户晓的西方作家，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的创作深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在他的自传《我的一生》中，安徒生表达了对上帝忠贞的情感和对基督教信仰的虔诚。“我的一生即幸运又坎坷，它本身就是一个曲折、坎坷的故事。当我作为一个贫穷的、孤苦无助的孩子走向世界的时候，纵然有一个好心肠的仙女遇见我那么说‘现在选择你自己的生活道路和奋斗目标吧，我愿意根据你智力的发展，在不要时引导和保护你达到目的’，我的命中也注定我不会受到更恰当、更稳妥或者说更好的指导。我的一生的历史将向全世界表明――有一个亲爱的上帝，是在指引着万物去获取美好的一切”。[3]1安徒生童话富于幻想，充满了童真童趣，他的168部作品组成了一个五彩斑斓的“安徒生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主祷文、赞美诗等在基督教文化中举足轻重的因素在这里随处可见，甚至于《圣经》中的诗句也有迹可循。安徒生世界充盈着强烈的基督教文化气息，上帝之声无所不在，它让我们时时刻刻都能清晰地感受到安徒生童话浸浴在《圣经》的灵感中，正如安徒生所说，“上帝啊，让我永远别写下一个不能说明你的字吧”。[3]274本文将从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出发，探讨《圣经》对安徒生经典童话的影响，从而从基督教文化的角度解读安徒生童话。

二、爱和奉献

基督教教义中，最为典型和显著的就是“爱和奉献”。试问一下，在这世界上还有比基督耶稣为了拯救人类而牺牲自己的生命，让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更伟大的爱和奉献吗？爱他人胜过爱自己，为他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幸福，这种基督教文化所提倡的“爱和奉献”的精神在安徒生童话中比比皆是。在安徒生的作品中，主人公往往是忘我的，他们爱自己的亲人、朋友、陌生人甚至他们的敌人，他们无怨无悔地付出自己的爱，哪怕没有一丝回报也从无半点怨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