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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赤字就是贸易逆差,指一个国家进口大于出口。
贸易顺差就是贸易黑字,就是指出口大于进口。
贸易赤字一般指贸易逆差。贸易逆差,Unfavorable Balance 0f Trade ,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如一年、半年、一个季度、一个月等)出口贸易总值小于进口贸易总值,即贸易逆差。又称“入超”、“贸易赤字”。反映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商品贸易状况,也是判断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重要指标。2011年一季度,中国六年来首现季度贸易逆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但会导致咽痒咳嗽,增加肠胃负担。
1、生栗子洗净后放入器皿中,加精盐少许,用滚沸的开水浸没,盖锅盖。5分钟后,取出栗子切开,栗皮即随栗子壳一起脱落。
2、栗子煮熟后,将其冷却,放入冰箱内冷冻两小时,可使壳肉分离。
3、将买来的生栗子,用剪刀把外壳剪开,放在微波炉中高温加热30秒,里面一层衣和肉即会自动脱离。
(来源:文章屋网 )
(佳木斯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黑龙江 佳木斯 154007)
摘 要:对于国际贸易产品,注重国际贸易产品质量是提高产品水平的关键,但是,国际贸易高质量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尤其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导致资本市场发展面临严重的挑战,因此,本文对资本市场支持、比较优势与国际贸易质量进行分析,为解决外部融资难的问题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 :资本市场支持;比较优势;国际贸易质量;风险;信息不对称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4)10-0061-02
所谓比较优势,是指国际贸易之间进出口比较优势的产品,即两优相权取其重,两劣相衡取其径,这样不仅可以节省劳动力,也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国际贸易产品质量。因此,资本市场支持可以通过比较优势的方式来分析国际贸易质量,通过对模型与变量进行理论推导,验证比较优势与国际贸易质量的相互关系。
一、资本市场与国际贸易质量概述
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国内已向世界贸易的方向发展,对外贸易的发展,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经济财富,但是,国家经济和财富的增长是受国际贸易质量的影响,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比较落后,导致大多数企业融资问题难以解决,自然而然国际贸易质量也不能得到有效提高,由此可知,资本市场支持状况是直接影响对外贸易发展的主要原因。在2005年,某学者指出资本市场支持状况对外部融资的影响,对于资本市场发展成熟的地区,对外部融资具有一定的行业优势,其可以出口高质量的产品;在2012年,某学者也对资本市场支持对进出口外部融资进行了分析,但是,都没有涉及到资本市场发展对贸易质量的影响,因此,为了分析资本市场支持对提升国际贸易质量的影响,本文利用比较优势的作用机理对资本市场支持对国际贸易质量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
二、理论机制与经验分析推导
(一)针对资本市场支持与国际贸易质量的理论指导
由于资本市场支持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容易发生逆向选择现象,信息不对称,给企业融资带来严重的挑战,甚至可能降低企业成本,另外,贸易高质量产品研发和生产的风险不确定性也容易造成逆向选择现象,因此,为了生产贸易高质量产品,采用理论机制和经验分析的推导方式,从而提高国际贸易质量。例如以国内外贸易为例,将中国定义为不完善的资本市场A,将外国定义为不完善的资本市场B,以基本模型为基础,进而分析进出口贸易产品生产函数,其主要包括两种情况,第一,在贸易条件自由的状态下,B资本市场主要参与出口贸易高质量的产品,而A资本市场则主要参与出口贸易低质量的产品,两者相结合,可以将两者相结合的资本市场假设为C资本市场,在信息对称情况下,将s控制在0~λc范围内,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将s控制在λc~1范围内,通过分析C资本市场的生产函数关系,即
通过计算信息对称部门和信息不对称部门的产品价格,进而得出最终产品加合,公式可以这样表达为:
若Pc(i)>0,则资本市场发展程度越完善,有助于提高企业的产品生产效率。第二,在信息对称大于信息不对称情况下,若产品价格大于最终产品价格,由此可知,完善的资本市场国家主要参与贸易高质量的产品,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扩大,对贸易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资本市场发展在贸易质量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二)模型与变量分析
1、模型,建立资本市场支持影响国际贸易质量的模型,首先应确定国家(i)、年份(t)、国家特定效应(λi)、控制变量(X)、时间特定效应(γt)和随机干预项(ε),其设定模型公式可以定义为:
其中,etci,t表示产品的比较优势,采用静态模型的方式对其估计,虽然该设定模型可以对资本市场支持对提升国际贸易质量进行验证,但是,该设定模型没有对中间机制进行分析估计,为了更进一步验证资本市场支持程度的高低对国际贸易高质量产品的影响,并突出产品比较优势,可以采用这样的设定模型对其进行验证,如:
其中,CAi,k、φk、aextei×etck 、aextei 、etck分别为产品比较优势、产品特定效应、核心解释变量、资本市场支持程度、国际贸易质量等,分析这两种设定模型,并比较两种产品的出口比较优势CAi,k,可以发现资本市场支持程度高低的比较优势变化存在一定的差异。
通过计算资本市场支持程度和贸易质量的高低值,并计算资本市场支持程度和贸易质量的差值,发现资本市场支持程度越高,比较优势呈现上身趋势,而资本市场支持程度越低,则不具有比较优势,通过分析资本市场支持程度高低和国际贸易质量差值,可以表明资本市场支持对国际贸易质量具有重要影响,资本市场支持程度高的国家在贸易高质量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通过分析比较优势的差值,计算出比较优势的差值为正,由此可知,资本市场支持对提升国际贸易质量具有重要影响。
2、变量,分析式(1)中设定模型,其可以采用绝对指标计算和标准指标计算两种方式来衡量被解释变量贸易(下转70页)(上接61页)质量水平,第一,绝对指标计算方法,根据资本市场人均GDP、资本市场产品贸易额、所有资本市场产品贸易额来计算贸易进出口数据,进而计算出贸易质量层次水平;第二,标准指标计算,即通过计算资本市场的产品和贸易质量层次水水平的差值来得出结果。对于资本市场支持程度aextei,其是核心变量,可以采用银行放贷市场量、流动资产量、股票规模量、股票交易量等四种测度方法来测定资本市场支持程度。对于式(2)中的因变量,变量是比价优势的主要指标,可以通过分析国家产品的出口比值的方式来判断资本市场支持程度,从式(2)中分析,aextei×etck为核心解释变量,其也被称为资本市场支持程度与国际贸易质量水平交叉项,针对aextei的取资本市场支持程度的测度方法,主要包括银行放贷市场量、流动资产量、股票规模量、股票交易量等四种度量方法,对于交叉项,近几年大量学者也对交叉项指标进行分析研究,在验证过程中,通过取对数的方式来获得交叉项。
3、实证分析,为了验证式(2)中资本市场与国际贸易质量之间的关系,通对式(2)产品层面进行估计,最终得到回归结果,通过分析交叉项系数,若资本市场与国际贸易质量的交叉项系数为正,则可以表明资本市场支持提升了贸易高质量产品,交叉项以符号rl表示,若rl为正,则表明资本市场程度高的国家在贸易高质量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分析计算的回归结果,表明资本市场支撑程度高的国家,在国际贸易高质量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对于不同行业与国家的交叉项,如“国家人资资本与行业人力资本密集度交叉项”、“国家人均物质资本与行业是否为密集型交叉项”,通过分析产品回归结果,表明这些交叉项均成立。
三、结论
通过理论指导和模型、变量分析,得出资本市场支持对国际贸易质量具有重要影响,资本市场程度高的国家在贸易高质量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比较优势越明显,贸易高质量产品就越显著,进而提高国际贸易质量,由此可知,资本市场支持程度对国际贸易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总结
采用理论机制和实验分析的指导方式对资本市场支持、比较优势与国际贸易质量进行验证,通过分析验证,表明资本市场支持程度对提升国际贸易质量具有重要意义,资本市场程度高的国家在贸易高质量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由此可知,资本市场支持程度高的国家不仅有利于扩大贸易产品数量,也有利于提高贸易产品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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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海伟.制度和制度变迁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D].东北财 经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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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能够帮助南欧的“危机经济体”减少外部债务?这场争论经常成为“欧猪五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和欧元区经常项目盈余国(特别是德国)之间的冲突。但近几年出现了新的、更重要的失衡:“欧猪五国”对中国的商品和服务贸易赤字,这提示人们一种解决欧洲经济不景气的可能办法――人民币升值。
直到2004年,“欧猪五国”最大的商品和服务贸易赤字来自其他欧元区国家。但2005年,它们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总赤字为372亿欧元,比它们对欧元区其他成员国的总赤字多40多亿欧元。接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最凶险时期来临前,“欧猪五国”全球赤字达到了创纪录的1165亿欧元,其中348亿赤字来自中国,首次超过了德国。
关键在于,尽管“欧猪五国”对德国、欧元区和世界总赤字在2008年之后的四年大幅下降,但对中国的赤字依然很大――2010年为330亿欧元,2011年为290亿欧元。
两大因素有助于解释为何会如此。第一,在21世纪初,欧元对人民币快速升值。2001年1欧元平均兑换7.4元人民币,2007年升至10.4元,接着又在2012年8月贬至7.8元。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于人民币盯住了美元,而美元在2002―2004年间对欧元大幅贬值。
欧元票面上的迅速升值,导致欧元区作为一个整体失去了竞争力。其影响对“欧猪五国”尤其明显――这些繁荣经济体吸引了巨大的资本流入,推高了通胀和工资。
对竞争力的消极影响被第二项趋势加剧。南欧经济体严重依赖于纺织、制衣和制鞋部门,它们开始面对来自廉价中国进口品的激烈竞争。IMF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纺织品出口是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巨额贸易赤字的主要原因。相反,德国、芬兰、奥地利和法国的经常项目受到的影响要少得多,这要归功于它们的出口部门(比如机械,中国在这方面相对较弱)要坚挺得多。
另一项IMF研究也指出,除了中国的崛起,中欧和东欧的融入以及油价走高,也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欧元区经济体的贸易地位,其中“欧猪五国”受冲击最大。
最坏情形没有发生,因为欧元区经常项目盈余国为“欧猪五国”的外部赤字提供了融资。
但欧元区决策者怎样做才有助于现状改善?低利率、高债务和大额赤字导致货币和财政扩张,已无进一步扩大的空间。降低工资的压力也只能到此为止;事实上,这样做可能不利于生产,因为这会抑制内需,从而增加衰退风险。
但是,危机经济体可能发现,在三个条件下实现必要的外部调整会更容易。这三个条件是:更强的外部需求,更友好的融资环境,更弱的欧元。很大程度上,这可以通过人民币对欧元和其他主要贸易伙伴升值实现。
这将给南欧经济体带来必要的外需提振,同时给它们留下减少财政和贸易赤字的空间。事实上,近几年来,正是外需走强使德国减少了财政赤字。
欧洲决策者或许应该关注外需不振和中国出口可能给南欧造成的困难。在这样的环境下,走弱的欧元有助于疲软的欧洲。
美国的“双赤字”,即巨额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是世界经济中一个令人瞩目的因素。上世纪80年代,美国同样有双赤字问题。当时,家庭储蓄和公司积累都很充足,政府大规模的赤字最终降低了国民储蓄水平,引起了贸易赤字。
目前,美国财政赤字相对不大,占GDP比重不到2%,并且正在减少,基本处于平稳的水平上。入主国会后,美国的财政状况也不会有很大不同,今后几年不会出现大的变化。费尔德斯坦认为,现在真正的问题不是双赤字,而是低国民储蓄,因为若想在低储蓄的情况下投资,就不得不从国外筹资。20世纪80年代的低储蓄是财政赤字导致的,而现在国民储蓄率低是因为家庭储蓄实际为负值。
最近几个月以来,美国房地产市场走软,储蓄率上升,2006年三季度GDP增长也有所放缓。因此,就美国短期货币政策而言,提高利率已不像几个月前那么合乎时宜。另一方面,价格数据表现不错,但几乎所有工资指数都比一年前上升了5%-6%――如果情况果真如此,很可能引起美联储不希望见到的通货膨胀。因此,目前联储采取等待和观望的立场不足为奇,这是一个恰当的选择。
费尔德斯坦为美联储和美国政府开出的一个适用更广泛的宏观经济处方是:在美国国内推行强势美元政策,在国外则使美元汇率保持在具有竞争力的水平上。这一办法的着眼点在于通货膨胀。
在实践中,美国政府除了嘴上说说“强势美元”的好处,没有做任何有助于提升美元汇率的事。布什政府一再表示,从罗伯特鲁宾(克林顿时期的美国财长)时期甚至更早时开始,美国一直受益于强势美元。这使金融市场形成了一个印象,即强势美元是美国政府的一项既定政策。由于相当一部分国家都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这让人们相信美国政府也会干预,并且正在干预。但是,干预外汇并非美国政府的政策。从克林顿时期起,美国政府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就十分微弱,而且这种干预是双向的。
费尔德斯坦真正期望美联储和美国政府做的,是澄清“强势美元”的含义。人们不一定分得清美钞和星条旗的区别――当美国人看到“美元被击垮”这样的新闻标题时,其爱国情感可能会受伤。但实际上,真正起作用的是货币的购买力。美国经济的主体是国内经济,进口额仅占美国GDP的15%左右;而人们真正关心的,还是美国的整体物价水平。所以,费尔德斯坦一直认为,应当采取某种政策将美国通胀保持在低水平,同时让美元保持较高的购买力。
“美国国内实行强势美元,在国外则实行有竞争力的美元”,这一表述也是对所谓“宣传口径”的纠正。费尔德斯坦认为,既然美国的真正目的是保持国内的低通胀,并乐于见到美元汇率的调整,那就不要用“强势美元”的声音迷惑市场。近年来,数任美国财长怎么能既说“我们希望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又说“我们需要强势美元”呢?他们应该说的是:“我们希望保持美元的强购买力――就美国国内市场而言”。
在进行必要的汇率调整以减少赤字的同时,保持美元的购买力是可能做到的。因为只要美国国内保持低通胀,即使“美元被击垮”,美元购买力也不会有问题。比如,20世纪80年代时美元汇率就出现了大幅贬值,而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水平却很低。所以,美元贬值和美国低通胀是可以同时实现的。
追究20世纪80年代美元大幅贬值的原因,人们通常认为是1985年美国财政部推动的“广场协议”造成的。但是,美元的贸易加权价值自1985年1月就开始下跌了,而广场协议发生在当年9月。当时,相对于日元而言,美元的确大幅度贬值,但从总贸易权重的角度衡量,美元对欧洲货币的波动并不大。
费尔德斯坦说,早有学术论文指出,当本币下跌时,财政部长通常会遭到解雇。这精彩地解释了为什么财政部长们不希望看到他们的货币贬值。在“广场协议”前后任美国财长的詹姆斯贝克就经常说,“如果欧洲不振兴自己的经济,以减轻美国的贸易赤字,美元就要下跌。”他的本意并不是“我(贝克)要让美元贬值”,而是“如果贸易赤字继续扩大,市场的力量将导致美元下跌”。但他自己避免了麻烦,因为如果美元真的贬值,他就可以归咎于欧洲,而不是等着市场来向他问罪。
今天亚洲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国对市场进行了干预,超过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就是一个证据。目前中国正准备减少干预,并允许人民币升值。问题是升值的速度。如果仅仅升值三到四个百分点的话,外汇储备的积累只会继续增加。
中国的信心正在提高,即通过扩大内需,可以允许人民币升值,即使这会造成出口下降。中国不希望被韩国或泰国占领市场。因此,很自然地,中国会对他的邻居们说:“美元对亚洲货币的贬值已不可避免,我们需要协调地完成这一过程。中国将采取行动,同时希望你们合作,不要让你们的货币相对人民币贬值。”
这就是费尔德斯坦为什么主张一个亚洲版的“广场协议”,而非美国的政策干预;不仅美国不应当干预外汇市场,中国也应当减少这种干预,并与其他亚洲国家就此保持协调。这是一个非常主张发挥市场作用的立场。
通常,关于汇率的国际合作不会产生很大效果。每一次G7峰会和其他类似的场合,美国都宣称要削减预算赤字,欧洲则说要加快增长,但实际效果很小。比如,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财政部长可以承诺一切,但他未必能够履行,因为他需要面对国会的制衡。
不过,中国、韩国、日本之间是能够合作的,因为中国对其他两国的经济都有巨大的影响。中国是加工贸易模式下的大买家和长期投资的集聚地。如果中国对他的邻居说“我们这样做吧”,那么事情就会发生。
那么,中国为什么能够成功地扩大国内需求,减少对出口导向增长的依赖?费尔德斯坦认为,中国有很多备选的政策工具去实现这一目标。其中之一是政府创造需求,如修建学校和医院,增加更多的雇员以提供公共卫生服务。目前中国还不能提供足够的教育和医疗服务,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政府可以在这些方面增加投入。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已经超过了40%,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企业储蓄,也有家庭储蓄。如果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教育等得到改善,人们可能就不会如此大量地储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