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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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的史书范文第1篇

世界上最早“环保部”——虞

古代管环保的部门，名称自然不叫“环保部”。据清黄本骥编纂《历代职官表》，中国古代早期的环保部叫“虞”。“虞”既是机构名，又是官职名，其很大一部分职能与今天的环保部相同，但所管理范围更大，山、林、川、泽的保护与治理，都是“虞”的职责。

在上古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由于生存条件原始，人们对大自然更依赖，相应的，也更注意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尧帝觉得舜有治理天下的能力，便禅让于舜，果然，舜大有作为。司马迁《史记》开篇第一卷《五帝本纪》中，便记述了舜的事迹。

舜上位后进行了行政机构改革，根据当时的需要，分设九官。这九官，相当于现在中央的九个部委，分别有正、副长官22人，这些部门长官都是由各部落首领集体商讨，公开推荐出来的。

舜所设九部委中就有环保部——“虞”。虞的编制不小，第一任虞官名叫伯益。关于伯益就任，还有段故事。当时舜征求各部落首领意见，问谁能帮他掌管山林、川泽、草木、鸟兽，大家一致推荐了伯益。但伯益开始并不接受这个“环保部长”，希望把此职位让给朱、虎、熊、罴等人。舜也干脆，当即表示让他们与伯益一起来负责“环保部”，伯益这才当了舜的“环保部部长”，朱、虎、熊、罴4人任“环保部副部长”。

舜也因为重视环保而受到臣民拥护。舜在位时其国号称“有虞”，故史书称他为“有虞氏帝舜”。这个“虞”字到底怎么来的？或许与他所设的负责环保部“虞”有关。

《尚书·尧典》中也记录了舜任命伯益做“环保部长”的事。国内有环保学者认为，舜所设的“虞”，是世界上最早的“环保部”，伯益是最早的“环保部长”。

伯益的确是环保专家，环保部长做得相当称职。从史书记载和传说来看，伯益是嬴姓史祖，治水专家大禹的得力助手，他发明了水井，保证人类饮用水源免受污染；同时还是动物保护权威，即《汉书·地理志》中所谓“伯益知禽兽”。另传，《山海经》也是伯益写的。

舜设立“环保部”一事，虽然并未被现代考古发现所证实，但“虞”作为环保机构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却是不争的史实。

在周代，“环保部”编制更大，周与前面的夏、商两代一样，中央机构实行“大部制”，但“环保部”被进一步细化，有山虞、川衡、林衡、泽虞等四个平行部门，统统归“地官司徒”领导。其中，山虞的地位最高，美国学者埃克霍姆称之为世界上最早的“山林局”。

秦汉时虞被“少府”替代，到三国之后，又恢复了“虞官”。唐、宋、明、清诸时期，朝廷均设有虞衡司，此司即“虞部”。

中国最早的环保立法：秦《田律》

中国古人最早提出了“环保治国”理念，设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环保部”，还进行了最早的“环保立法”。

中国古代的环保立法，可以追溯到上古夏代大禹执政时期。《逸周书·大聚解》记载，大禹在任时曾颁发了一条禁令：“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纲罟，以成鱼鳖之长。”

从“禹禁”中可以知道，当时春季实行“山禁”，夏季实行“休渔”，这对保护环境，保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虽然禁令的本意并非出于环保，而是考虑物产，但仍可以看作是中国最早的环保禁令。

到了周代，环保禁令的范围变得更为宽泛了。据西汉刘向《说苑·指武》所记，公元前1050年前后，周文王在攻打崇国时曾出台“伐崇令”，里面有这样的规定：地面部队进入崇国境内，“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所谓“毋填井”“毋伐树木”，即要求部队不得填埋水井，不得砍伐树木，一句话，不得破坏崇国人民的生活环境和设施。

夏禹和周文王这些环保禁令，并不是专门为环保而制定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秦国出现了真正意义的“环保条款”。

秦国这“环保条款”，发现于1975年12月。当时在湖北省云梦县城关睡虎地11号秦墓中，出土了一批秦简，其中一部分竹简上记录的是秦国的法律，后整理出了《秦律十八种》。“环保条款”记录在其中的《田律》上，这部法律因此被看成是中国最早的“环保法”。

《田律》中，除了前代规定的春季不准滥砍乱伐外，还有多条环保规定。其中有两条很新鲜，一是规定不得堵塞河道，即所谓“雍堤水”；二是不是夏季不准焚烧草木灰当肥料，即所谓“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特别是“毋敢夜草为灰”这一条，就今天来说，对保护大气很有作用，可以避免大气污染，减轻雾霾天气。

在南北朝时，还出现了“禁烧”保护草原和地表植被的规定。《北齐书·文宣帝纪》记载，北齐天保九年（558年）春，当时的皇帝高洋便下了一道红头文件（诏）：“限仲冬一月燎原，不得他时行火，损昆虫草木。”只能在规定的冬季一个月内烧荒，其他季节一律禁止。

古代如何处罚不环保行为

任何法令都是结合时代的需要而产生和出台的，如果没有不环保的行为发生，是不可能颁布“环保法”的。那么在古代，如果出现不环保行为、违反“环保法”怎么办？就规定本身来看，处罚比现代“环保法”上的条款严厉多了。

西周周文王的“伐崇令”，看来最为严厉了，规定“有不如令者，死无赦”。意思是，如有人敢不遵从禁令，一律处死，且不得说情赦免。

“伐崇令”毕竟是战时环保禁令，正常情况下又如何？也严厉，在齐国便是这样。《管子·地数》中有这么一说：“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即破坏封山行为是死罪，不得赦免；有违犯禁令的，左脚踏进，砍掉左脚；右脚踏进，砍掉右脚，这比“伐崇令”，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最早的史书范文第2篇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办，贵阳市人民政府、贵州省农业委员会承办的2011中国・贵州国际绿茶博览会将于2011年7月8日～10日在中国避暑之都贵州省贵阳市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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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茶博会以合作、交流、共赢为目标，旨在搭建一个让各界茶人认识、了解和参与贵州茶产业发展的平台。届时，将特邀历届中国“十大名茶”、国内主要茶叶生产企业、重点茶叶市场、主要茶叶经销商和专业买家等五百余家企业客商参展。茶博会同期将开展茶艺大赛等系列茶事活动，力争将本届茶博会打造为集茶产业、茶文化、生态旅游发展为一体的盛会：打造贵州茶叶发展历史的茶源馆，将世界唯一的茶籽化石、贵州悠久的茶文化历史、贵州最美的茶乡等组装拼配，让您在历史的轨迹中探寻贵州茶文化的浓厚韵味；组织贵州省内茶艺表演队同台演绎贵州省第三届茶艺大赛，向现场观众奉上一场具有贵州民族特色的茶艺，打造茶文化视觉盛宴；推出5条茶乡生态游路线，让各界茶人在7月贵州感受中国西部茶海等自然风光的秀美，重温遵义会址等历史文化的韵味；举办万人品茗活动，让您尝遍贵州名优绿茶；观看多彩贵州文艺演出，亲身体验贵州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开放的贵州欢迎您，希望各界茶人不吝赐足、共襄盛举，共商合作，共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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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的史书范文第3篇

秦陵考古发现大大促进了秦文化的研究

1974年春天，举世闻名的兵马俑的发现引起了人们对秦始皇陵的重视。从此以后考古工作者开始了对秦始皇陵园的考古勘探，迄今已发现了600多处陪葬坑和陪葬墓，对陵园的形制和丰富的埋藏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从而大大带动了对秦文化的研究。

目前在秦始皇陵发现的主要遗址有：兵马俑坑、铜车马坑、石铠甲坑、仿生水禽坑、马厩坑、百戏俑坑、文官俑坑、动物坑、寝殿、便殿、食官遗址、内外城垣遗址、丽邑遗址、打石场遗址、刑徒墓地、公子公主墓地及其他一些陪葬墓①。研究秦文化，不研究秦陵是不行的，它对中国古代帝王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秦始皇陵食官遗址上发现的一个青铜编钟上刻有“乐府”两个字，这一发现将中国古代设立乐府的时间提到了秦代，因为在此之前，据《汉书·礼乐志》记载：汉武帝时，“乃立乐府”，颜师古注：“始置之也，乐府之名盖起于此，哀帝时罢之”，秦始皇陵乐府编钟的发现证明颜师古的注解是错误的。该乐府钟制作精致，与秦始皇陵的祭祀活动有关。后来在汉长安城中出土的秦封泥中也发现了秦的“乐府”和“乐府丞印”。

修陵人都是些什么人，来自何方?史书无载，但从秦陵遗址考古发掘中我们找到了答案。在陵西侧的刑徒墓地中发现了一些刻有文字的瓦片，刑徒墓地实质上正是当时为秦始皇修陵人的墓地，这些修陵人虽然是从全国各地征调来的，但是以刑徒的身份修陵。死后被草草埋葬，既无葬具，又无随葬品。只在墓中发现了18件刻有墓志的瓦片，其中有一个瓦片上刻了两个人的名字。从刻文的内容来看，有服役者的姓名、所在地、服役性质及爵名。如“东武居赀上造庆忌”、“平阴居赀北游公士滕”、“博昌去疾”等，东武、平阴、博昌是地名，分别来自山东、河南等省。居赀在云梦睡虎地秦简中有记载，是指因犯法而被罚钱财，本人又无法缴纳钱财，而以劳役代替，每劳作一天抵偿八钱，直到劳役期满。上造和公士则为爵名，是秦二十等爵制中最低的两等，庆忌、滕、去疾为人名。从瓦文内容来看，当时修建秦始皇陵的人来自全国各地，既有地位低下的人，也有地位稍高的人，但最后的归宿都比较惨。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墓志。

在食官遗址上发现了不少的“丽山食官左”、“骊山食官右”等陶文，说明秦始皇陵最初就称为“丽山”，以表示其高大无比，显示皇权的尊严。秦始皇陵只是后人的称谓。

在秦兵马俑的身上也发现了很多的陶文。内容为“宫水”、“宫”、“宫得”、“宫系”、“咸阳衣”、“咸阳午”、“栎阳重”、“工路”等，目前已发现不同的刻名有80余个，这实质上是制作陶俑的工匠名，表示这些工匠来自于不同的地方，来自于宫廷的，在名字之前均有一“宫”字，来自咸阳作坊的，则在名字前有“咸阳”或“咸”字，还有来自栎阳、安邑、临晋等地的，有的干脆只写名字。这些陶俑身上的名字既为我们研究秦俑的制造者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而且也验证了《考工记》记载的当时实行的“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记载，秦兵马俑坑的铜兵器上也有制作者的刻铭，说明早在秦代就实行责任制了。

兵马俑的发现与秦始皇陵的不断勘探发掘，将秦文化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秦俑馆组织召开了五次有海内外学者参加的秦俑学与秦文化学术讨论会，出版了《秦俑秦文化丛书》20本、《秦文化论丛》9本，及一批关于秦俑秦文化研究的著作，如《秦俑学研究》②、《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③、《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与研究》④、《秦俑专题研究》⑤等。

云梦秦简的发现与秦文化研究

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现了一批秦竹简，为秦始皇时期人所手书，但其成文年代有早有晚，早的可以到商鞅变法，晚的则到秦始皇三十年，反映的历史长达100余年⑥。

云梦秦简的出土，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在此之前，还未出土过秦简，云梦秦简的发现则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这批竹简的数量达1150枚，近4万字。经过整理发现内容极为丰富。这批竹简是研究秦文化难得的实物资料，极大地弥补了秦史料的不足，有力地促进了秦文化的深入研究。

这批秦简使我们对秦代历史的若干重大问题，可以获得很多新的认识。例如《南郡守腾文书》，不仅有助于了解秦始皇时期的政治、军事斗争形势，而且有助于认识秦的用人制度、县道并立的地方行政系统、县设啬夫的制度、郡守与县道啬夫的职权范围以及传达文书的制度等等，还反映出从《田律》到《田令》的变化发展、区分良吏恶吏的标准与意义等问题。又如《编年记》，它可以订正、补充与印证《史记·秦本纪》、《史记·六国年表》及有关《世家》、《列传》关于秦的统一战争的若干年代、地区和具体经过，也可以印证与纠正前人对《史记》有关记载的解释，更可以从中看出秦的地方官制、秦的赋役制度、秦的历法、当时的统一战争与反统一战争以及一些地名的历史沿革变迁等等，其史料价值不亚于《史记·六国年表》中的关于秦的年表部分。至于《为吏之道》，除了能说明当时官吏的行为标准、善恶准则外，还反映出儒、法融合的初步迹象以及当时社会的风尚等等问题。

《秦律》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条目最全、内容最丰富的成文法典。它填补了自李悝《法经》与商鞅《秦律》散佚以来的空缺，是研究法制史的重要史料；同时还是研究秦时阶级、阶级关系的不可多得的资料。秦的官制、土地、赋役、赐爵、租税、官吏考核、罪犯审讯、工匠培训、户籍、上计、仕进等制度，以及仓库的类型、结算、设置、封提、管理等制度，由官府禀衣、禀食、传食等制度和管理、财经出纳的预算、决算制度等等，都在《秦律》中有明确而且比较详细的反映。此外，如当时的物价、秦的牛耕、城市制度、商品经济、官私手工业、社会风气、流行疾病以及秦人的思想、文化特征等等也有所反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秦的刑名、刑罚、刑徒、刑期及隶臣妾的地位、来源、特征等等，《秦律》也提供了充分的资料，对于了解秦的刑罚制度和奴隶制残余等问题，有重大的意义。甚至还可以从《秦律》与现存《汉律》零星条文的比照中，看出秦律与汉律的异同和中国古代法制的演变轨迹。

云梦睡虎地秦简出土后，出现了一大批研究论著，如高敏先生的《睡虎地秦简初探》；由中华书局编辑的《云梦秦简研究》，发表了大量高水平的研究文章；还有一大批研究文章在各地报刊发表，大大促进了秦文化的研究。

另外，1979～1980年在四川青川县一座秦墓中，发现了一支更修田律的木牍⑦，正背面共有154个字，内容是国王命令丞相甘茂、内史更修田律的事情，反映了秦国商鞅变法以后一次重大的律令修改和执行情况。1989年又在龙岗出土秦竹简150余枚，内容也是以律文为主，涉及禁苑、驰道、田地、马牛羊管理等律文，有关驰道管理的律文则是目前了解当时驰道及相关问题的唯一实物资料。1986年在甘肃省天水市北道区党川乡放马滩一座秦墓中发现了秦王政八年的秦竹简，共有470枚⑧，内容为《日书》、《墓主记》，其《日书》和云梦睡虎地发现的《日书》大同小异，时间较云梦《日书》早，反映的是秦文化社会风俗。在此墓中还发现了我国最早的木质地图七幅，反映的是当时秦国上邽县的地形图，图中除绘注地名、山川、水系以外，还标明了各处森林的具置。

秦封泥的发现与秦文化研究

过去秦的封泥发现很少，而且在断代上存在问题，并未引起学者的注意。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批秦封泥破土而出，立即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最早由路东之收藏的千余枚，经周晓陆和路东之两先生共同对外，引起极大的轰动，后西安市文物园林局和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对相家巷遗址进行了调查和科学发掘，又获得了不少的秦封泥，使人们对秦封泥的出土地点有了明确的认识⑨。这是秦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

关于秦职官的封泥主要有：丞相之印、右丞相印、左丞相印、上家马丞、下家马丞、中车府丞、骑尉、内官丞印、郡左邸印、郡右邸印、左弋丞印、大仓丞印、泰仓、泰仓丞印、泰匠丞印、泰库令印、内者、内者府印、宦者丞印、中官丞印、高章宦者、高章宦丞、弄陶丞印、尚浴、尚浴府印、中宫丞印、中宫、中府丞印、北宫宦丞等等，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宫廷内部和直接为宫室(包括为皇帝、太后、太子)服务的官吏。许多官职是以前史书没有记载的，有些虽然有记载但记载混乱，因而问题也说不清，秦封泥发现的这些官职则使历史上的许多问题迎刃而解。譬如，秦的丞相问题一直是争论的问题，在遗址中发现的丞相官印应该说解决了这一问题，即当时既有丞相，又有左、右丞相，这应该是秦始皇实行中央集权制的有效办法之一。从发现的官职中也可以看到秦时的宦官现象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出土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封泥，也验证了历史上嫪毐和赵高之所以能在秦国为所欲为、专横跋扈的事实。南宫、北宫封泥的发现也证明了文献中关于秦有南北宫的记载是正确的。

不少的封泥反映的是秦时的马厩管理制度，以前在秦陵也发现过一些马厩方面的资料，但这次的发现更多、内容更丰富，计有：宫厩丞印、御厩丞印、泰厩丞、章厩丞、宫厩丞、下厩丞、中厩、中厩丞、中厩马府、中厩将丞、官厩丞、左厩丞、右厩丞、小厩丞、小厩将马等，可以看出秦时的马厩管理是严密的，也反映出马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秦封泥中的大量职官署名，比史书记载的秦官吏要多得多，纠正了《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的一些关于秦官吏记载的错误，近乎一部秦代的百官志，给秦史研究工作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资料。

秦时为了满足统治者的需要，在全国修建了大量的离宫别馆和苑囿，过去我们只能从文献中找到秦在关中地区有一些苑囿，如上林苑、宜春苑等，这次发现的封泥中透露出不少的秦时苑囿，如上林丞印、杜南苑丞、白水苑丞、白水之苑、鼎胡苑丞、东苑、东苑丞印、具园、麋圈、息园、庐山禁丞、桑林丞印、左云梦丞、阳陵禁丞等等，很多是以前史书中没有的，另外“具园”封泥的发现纠正了过去史书上记载的“具囿”。

还有不少的关于当时经济方面的封泥，如：铁市丞印、西盐、西采金印、栎阳右工室丞、雍工室印、栎阳左工室丞、咸阳工室、咸阳工室丞、左织缦丞、右织、汪府工室、江左盐丞、江右盐丞、采青丞印、邯郸造工、蜀左织官等等，反映出当时秦对盐、铁、纺织等手工业的重视及当时手工业的分工状况。

在这批秦封泥中，还发现了大批秦时的地名，这是研究当时历史地理的第一手资料。主要的有：咸阳亭丞、上郡侯丞、好丞印、西成丞印、西共丞印、徐无丞印、四川太守、南阳郎丞、朐衍道丞、溥道丞印、翟导(道)丞印、 丞之印等数十枚封泥。

以上这些地名，有些为我们过去所见过，有些则是新增加的，对于我们研究秦时的郡县情况大有裨益。翟道、朐衍道丞和溥道丞印显然是当时秦设在少数民族中的县级机构。上郡侯丞的发现无疑是值得注意的，对于研究当时的封侯制度增加了新的资料，因为上郡无论是秦国还是秦朝，皆北方重镇，今传世及出土的上郡戈就达10余件，但此地封有列侯，却从未见任何蛛丝马迹，据此封泥，秦史的某些篇章无疑需重新改写[10]。

秦封泥发现后，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重视，很快掀起了研究的热潮，也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如出版了《秦封泥集》[11]，《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秦陵秦俑研究动态》等杂志率先发表了一批研究文章。

里耶秦简的发现与秦文化的研究

里耶秦简，2002年发现于湖南省龙山县里耶古城的一口秦井中[12]。

这批简牍是里耶所在的秦迁陵县的官府档案，内容包括政令、各级政府之间的往来文书和存档、司法文书、物品登记和转运、邮驿、算术、军事等，其中不少是过去鲜为人知(或认识有误的)有关官制、历史地理的内容，如“洞庭郡”在过去从未见于史书记载。据研究，里耶古城可能是战国末期楚国的一处县署和秦王朝的迁陵县所在。

里耶古城所在地位于酉水中游，是武陵山区土家族的发源地，并非人们认为的文化发达地区，当时是楚人、巴人和秦人争夺的战略要地，是文化交流频繁的地方，也是战争激烈的地方，但历代对这一地区的记载非常少，一些重大问题长期以来扑朔迷离，简牍的发现再结合文献资料对于解决诸如楚国的疆域、夜郎的所在、秦楚为什么争夺此地、秦国郡县制的推行以及楚国有无郡县制等重大问题都有极大的帮助。众多的特别是县、乡等基层官吏的记载，使我们可以了解秦王朝行政机构的具体运作，严格地将每天分为十二刻，每刻再分成十二分，计时精确，由年、月、日、地名、职官、事件及办理的事可构成简洁完整的公文，可知秦政权严格而高效的管理制度，丰富了我们对秦代政治制度的认识。

里耶古城秦简的意义是巨大的。首先是十多万字的文字资料大大充实了少得可怜的秦史资料，其次这批简牍是秦时县级政府的部分档案资料，内容包括政令、各级政府之间的往来公文、司法文书、吏员簿、物资(含罚没财产)登记和转运、里程书等。必将复活秦时的各项制度，譬如行政管理制度、文书制度、邮驿制度等。其次，该简中还有不少的有关秦历史地理的材料，有很多的地名，如迁陵、酉阳、阳陵、沅陵、益阳、零阳、临沅等，特别是有数支简中记载了“洞庭郡”，对洞庭郡的介绍十分详细，不仅有行政机构建制，而且还出现了“洞庭郡司空”、“洞庭司马”、“洞庭尉令”、“洞庭假尉”等官名。这是以前的史书中从未记载的，虽然目前对秦到底有多少郡有很大的争论，但无论哪一种观点都未提出过有洞庭郡。迁陵一带原来是楚黔中郡之所在。《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王二十七年(前280年)“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三年后，《史记·楚世家》记载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前277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水经·沅水注》更清楚记载“秦昭襄王二十七年，使司马错以陇、蜀军攻楚，楚割汉北与秦；至三十年，秦又取楚巫、黔及江南地，以为黔中郡”。到汉初时，割黔中故治为武陵郡，史书中未说明有秦一代黔中郡有何变化。因此，秦是否有黔中郡还需要有关的资料来说明。另外里耶秦简也为我们增加了许多过去并不知道的县名，因为过去一般认为秦王朝并未管到此地，对此地的管理是从西汉初年开始的，由里耶简文记载的迁陵、酉阳、沅陵、阳陵、益阳、零阳、临沅等可知秦朝已对这一带进行了严格的管理。里耶简牍中还发现了当时各地之间的距离，如：“鄢到销百八十四里，销到江陵二百四十里，江陵到孱陵百一十里，孱陵到索二百九十五里，索到临沅六十里，临沅到迁陵九百一十里”。这为我们研究历史地理提供了实际的参数。

再次，里耶秦简将中国乘法口诀的使用提前到秦时。在一片木牍上发现了乘法口诀表，竟与现今生活中使用的乘法口诀有着惊人的一致。这是中国乘法口诀表最早的实物证明，从而印证了文献中所记载的春秋战国时乘法和乘法口诀表已被使用。目前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数学著作是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竹简的《算书书》。在里耶秦简发现乘法口诀以前，曾在敦煌和居延汉简中也发现过乘法口诀。

通过对这批简牍的研究将使我们对当时的历朔及当时的行书与文书格式有了明确的了解，因为在此前还未发现如此大量的固定成熟的文字格式[13]。

目前公布的资料仅是九牛一毛，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随着整理发掘工作的继续进行，还会有更重要的发现，将使秦历史上许多难以说明的问题得以解决，将从根本上改变两千多年来秦史研究面貌。

秦金文、陶文的发现与秦文化研究

秦金文主要的有秦公钟、秦公鎛、杜虎符及青铜兵器上的铭文、度量衡器上的铭文。秦青铜器铭文在北宋就有发现，但铭文的大量发现则是近几十年的事情，从而为秦文化的研究补充了很多难得的资料，对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都有所裨益。王辉先生对以前出土的和传世的青铜器铭文进行考释和研究，出版了《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为我们研究秦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前多年在甘肃礼县发现的秦公大墓中出土了不少青铜器皿，有青铜壶、鼎、簋等，该墓葬是襄公、文公的墓葬，为中字形，墓葬规模大，随葬品丰富，惜大墓被疯狂盗掘，不少文物流失，从现在得到的部分秦青铜器上我们发现了一些铭文，内容主要为：“秦公作铸用鼎”、“秦公作宝簋”等，从而使我们得知礼县发现的大墓是秦先公的墓，为我们研究秦公帝王陵的发展演变和寻找秦的早期都城提供了重要线索。

发现于陕西宝鸡太公庙村的秦公钟和秦公鎛共有八件，为春秋早期秦武公所制，器形硕大，器物铭文历数秦先公，直到宪公，包括武公、出子、德公，为宫廷重器。“宪公”铭文的出现，纠正了《世纪·秦本纪》中误将“宪公”为“宁公”的记载，为研究秦国早期历史提供了资料，也为寻找秦都平阳提供了线索。

杜虎符1975年发现于西安市南郊山门口乡北沈家桥村东北一里处，内容为“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也就是说当时发兵在50人以上者就必须使用虎符才可以，而且领兵者所持的一半虎符必须能和国王的另一半合符。杜虎府的发现也为我们找到秦杜县的位置提供了线索。比杜虎符时代晚的还有新虎符和阳陵虎符，虎符上的铭文内容大体相同。

在秦的度量衡器上不少都刻有铭文，有些只有始皇诏，有些则不仅有始皇诏，而且又有二世诏。文字既有刻在权上的，也有刻在诏版及其它量器上的。为我们了解研究当时的度量衡制度提供了资料。

在青铜兵器上也有很多的铭文，铭文的内容既有制作兵器的时间、地点，又有制作兵器的监造者等。如“王五年上郡疾戈”、“大良造鞅戟”、“七年相邦吕不韦戟”等，从而为研究秦的兵器提供了有用的资料。

考古发现的有秦一代陶文是很多的，袁仲一先生曾出版《秦代陶文》一书，收录了1610件陶文拓片，内容丰富。近几年又发现了不少的陶文。陶文罕见长篇铭文，多数是只有二、三字或三、四字，但是综合起来看，内容却丰富多彩，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研究课题。

这些陶文大部分发现于秦都咸阳和秦始皇陵，很多是刻在砖瓦上，从这些陶文我们比较全面地了解了秦代制陶手工业的发展状况，特别是秦都咸阳发现了很多里名，是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内里坊制沿革的难得的资料。

在陶文中文字最长的是“秦惠文王前四年赐宗邑瓦书”，上有119字。内容大体为：秦惠文王四年，周天子派卿大夫来到秦国，把祭祀文王、武王的祭肉赐给惠文王，第二年大良造、庶长游宣布惠文王的命令，把杜县从封邱到水之间的土地封给右庶长，作为宗邑。从其内容来看反映了秦时的封邑制度和土地制度。 从大量发现的秦金文、陶文和石刻文字来看，不但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为秦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为研究秦文字的发展演变提供了素材，从发现的秦文字来看，既有大篆、小篆，又有隶书，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又实行“书同文”的政策，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统一全国的文字，这对于我国社会的发展所产生的作用是巨大的。

总而言之，随着秦考古工作的不断进行，秦的文献资料还会继续被发现，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资料出土，并很快公布于世，以推动秦文化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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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1999)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②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俑学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

③袁仲一：《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④袁仲一：《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⑤王学理：《秦俑专题研究》，三秦出版社1994年。

⑥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⑦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博物馆：《青川县出土更修田律木牍——四川青川县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年第4期。

⑧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市北道区文化馆：《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文物》1989年第2期。

⑨倪志俊：《空前的考古发掘，丰富的瑰宝收藏——西安北郊新出土封泥出土地点的发现及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新入藏的大批封泥精品》，《书法报》1999年4月9日。

[10]黄留珠：《秦封泥窥管》，《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11]周晓陆、路东之：《秦封泥集》，三秦出版社2000年。

中国最早的史书范文第4篇

按说，她挺落后的，图片是徒手绘制的，印刷是简单的黑白线条，无论从纸张质地，还是从图片色彩，和如今日趋精美的照相铜版画面都远远不能比。但是，她也曾经傲立时代潮头，独领报刊，是她开启了画报与时事、与新知相结合的传统，成为中国最早的新闻类画报。我要说的，就是创办于1884年的《点石斋画报》。

19世纪80年代，天灾人祸，内忧外患，清王朝孱弱多病，积重难返。如此家国，如此时局，让国人一再彷徨四顾，搔首踯躅。打开《点石斋画报》你会发现，那些图画已经像镜子一样把晚清社会的世相百态呈示出来，须眉毕现，唇红齿白。郑振铎一语中的，说她是"中国近百年很好的'画史'"。

有一幅图叫"校人故智"，摹写的是晚清官僚的腐败作风。画面上有个人浑身上下水淋淋的，极为狼狈，他的面前有一桶水，另外一个人弯腰提桶，不清楚有何意图。文字提示是这样的，当时福州遭遇洪水，某官员受命去前线指挥救灾，可是他一向作威作福，从没查看过水情，上级来问，怎么交代？于是他就在晋见上级之前，把身上浇了个透湿。可笑的是，他的同僚发现了他的破绽，提醒他："你既然从水里出来，为什么鞋袜偏偏没有湿透呢！"他只好急忙找人继续往自己身上浇些水，导演一出瞒上欺下的骗局。我们读到此处，真是哭不得，笑不得，如此官僚，民何以堪！

有一幅图叫"车行水底"，只见有个人在水面上骑自行车，而神情镇定自若，岸上有许多人，淑女、绅士、小孩子，都在关注这个"神奇"的人，觉得特别新鲜。这是一种有潜水功能的水上工具，在普通自行车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造，两边增加了气筒，又有防水头盔和供人在水下呼吸用的气管，车把上有机械可以自由操纵，欲上则上，欲下则下，欲东则东，欲西则西。这在19世纪末的中国的确匪夷所思，《点石斋画报》由衷慨叹："诚天壤间一大奇制也！"

还有一幅图叫"借雪雪愤"，画的是雪后的街道，人们在堆雪人。左边已经堆成了一个弥勒，众人围着它指点评说，右边几个人却打起来了。原来，有人用雪堆成一个日本军官，正襟危坐，傲慢悠闲，嘴里衔着一支烟，手里拿着文明棍，惟妙惟肖。另外的几个人见了，一时怒从心头起，纷纷用雪块把它砸了个鼻歪嘴斜，四体不全。堆雪人的人当然不甘心自己功亏一篑，一场争执在所难免，却可见当时民众对入侵者的同仇敌忾。

还有一幅图叫"假官作贼"，画面上是官差出行的场景，前面是坐四抬大轿的文官，后面是骑高头大马的武官和持枪执械的随从，真是前者呼，后者拥，八面威风。左侧是乡绅装扮的两个人作揖打拱，毕恭毕敬。不是文字说明，谁也想不到这帮"官差"是入室抢劫的窃贼。他们冒充巡查的官员，住到比较富裕的某户乡绅家里，夜里用闷香把主人熏得昏睡不醒，然后肆无忌惮地搜罗珠宝，席卷一空，扬长而去。所谓"狐假虎威"，所谓"开门揖盗"，在这幅图里得到入木三分的讽刺。

"一事新闻一页图，双钩精细费工夫，丹青确有传神笔，中外情形着手摹。"这里表现的不仅有人民的奋勇杀敌，也有官僚的结党营私，科场的弄权舞弊；不仅有国门初开时候所能见识到的种种新发明、新技术、新景观，也有十里洋场光怪陆离的社会风情。那一幅幅图画使原本干枯的历史形象霎时鲜活起来。仿佛是在晦暗的书房为我们打开的一扇窗，让我们呼吸到混着青草芳香的空气，触碰到斜侵而入的冷雨；又仿佛是把满池的混沌澄清，让我们看看水底究竟是什么情形。

要了解历史吗？从中学课堂上学来的历史是单薄的，是后人眼中的历史，是死去了的历史，是笼而统之、一笔带过的历史，是被盖上棺盖、下好评语、贴妥标签的历史。那是史家笔下的历史，决非百姓眼中的历史。想了解历史，莫如从旁门左道入手，从非史书读起，透过未经时间过滤的资料，找寻逝去的岁月。

中国最早的史书范文第5篇

【关键词】黎锦服饰 时尚风格 潮流元素 比较

黎族是我国岭南民族之一，源于古代百越的一支，大概在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黎族就开始在海南岛定居繁衍生息，传说黎族的女始祖黎母就出生在海南省琼中县的黎母山。随着时间的流逝、时代的发展，黎族现在主要聚集在海南岛的三亚、五指山、东方、白沙、乐东、保亭、昌江、陵水等地区。在物宝天华的海南，他们一直过着安静祥和的生活，吸取天地精华，创造自己的神话。

海南黎锦织造伴随着黎族定居海南岛产生，已有悠久的历史，作为汇聚黎族文化精髓的黎锦，是黎族独特的史书，浓缩了黎族的历史与文化，同时也为人们打开了一扇探寻黎人内心世界及织造历史的窗口。黎族人采用图画描述的方式将生活的点点滴滴和想要表达的事物织绣在黎锦上，黎锦既可以是黎族日常穿着的衣物，同时也是一种精美的艺术品，与海瓷、花梨木并称为“海南三宝”。

黎锦是中国最早的棉纺织品，堪称中国纺织史上的“活化石”，黎族人民是我国掌握纺织技艺最早的民族之一。纺染织绣是黎族纺织的四大工序，主要以手工为主，锦之大美无言，就在于它取材于自然，美在天然，巧若天成。黎族女性心灵手巧，她们采木棉花果或者野生植物内的棉、毛纺成线作为纺织材料，用简朴的木质轧花机、脚踏式纺车，纺出无数的经纬纱线，然后通过染、织、绣等工艺流程，制作出为世人称颂的黎锦，在我国棉纺织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

黎族的染色技艺很特别，即采用多种野生和培植的草本植物，以及天然的有色化合物矿物质制成纯天然的有色染料，如青、绿、蓝等颜料多用植物叶子制成，黄、紫、红等色彩利用植物花卉加工而成，棕色是利用树皮或者根块切成碎片后投入少量石灰水煮制成。这些染料色彩鲜艳，不易褪色，织绣出来的成品绚丽多彩，形式多样。黎族的传统刺绣工艺融绣法、色彩、图案三者为一体，讲究施针严谨，针脚整齐，掺色柔和，虚实得体。刺绣分为单面绣和双面绣，单面绣流行范围广，品样丰富多彩，刺绣部位主要是在袖口、衣领、头帕、肩部、背部等；双面绣工艺精细，针法疏密均匀，色彩庄重高雅，正反两面的花纹图案、色彩、针法相同，正反两面皆可观赏。

黎锦织物的图案品种繁多，内容极为广泛，归纳起来约有150种，大体有人形纹、自然纹、植物纹、动物纹、生产和生活工具纹、汉文字纹、几何纹以及汉字符号等纹样，不同的方言区服饰图案皆有所侧重。表现手法上，大多由三角形、方形、菱形等几何图形构成整齐的、富有装饰风格的花纹图案。在图案转化上，黎族女性不是单纯地摹拟自然景物，而是根据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自然形象加工变形制作而成，构思之大胆，设计之巧妙，无不闪烁着黎族妇女的智慧与创造力，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黎族因地域分布和生活习俗的差异而形成了哈、杞、润、赛、美孚五种不同的方言，相对应服饰也有五个支系，以白沙县、琼中县、乐东县、东方县、保亭县为代表，各支系间的服饰特点亦明显不同。润方言主要集中在白沙黎族自治县的中部和南部，润方言妇女的服饰非常独特，富有本民族的风格和特点。女子上衣主要以黑色为底，衣不开襟，短而宽，长袖无领，领口呈V字形，用蓝白色琉璃珠子缝制在领口边沿做装饰，衣侧和袖口饰有精细的双面绣纹样。下着黎锦短筒裙，润方言妇女筒裙短而窄，个别上下长仅有28厘米，是五种方言妇女筒裙款式最短者，故泛称“超短裙”。润方言黎锦服饰图案以人形纹、动物纹为主，植物纹为辅，画面颇有情趣。男子一般包头帕，上穿无领对襟衣，下着吊产，衣物有少量绣饰，赤足。

哈方言系黎族五种方言中人口最多的一支，大部分聚居在海南岛乐东黎族自治县，哈方言妇女服装系黎族五大方言区中最为丰富多彩的一支，根据服装服饰、花纹图案、款式格调、主体花纹和色彩搭配的不同，该方言区又可分为哈应、抱由、罗活、志贡等方言区。哈应妇女服饰特点主要是以黑色为基调，显得坚实、庄重。上衣宽而大，无领对襟长袖，衣领用红布镶边或绣花边作为一种装饰，衣无纽扣，主要以短红色小绳线或短红布条做系。上衣腰下左右两边各开叉口，上衣对襟的左右两边及衣下端边缘部分，织绣有菱形纹、几何形花纹图案。筒裙宽而长，一般长度及膝盖，筒裙腰下主要部位花纹为彩条经纬线，织绣有色彩艳丽的花纹图案。哈方言黎锦服饰图案多以人形纹、动物纹为主，植物纹、生产工具纹为辅，画面造型生动，构图饱满，色彩浓烈，内容丰富，概括性强，具有本民族的个性和风格。

杞方言主要聚居在五指山，杞方言妇女的服饰因居住环境不同，其款式格调、色彩、图案都略有差异。杞方言妇女上衣以黑色为底，无领对襟长袖，无纽扣，用短红布条缝上做系，衣襟左右对排用金属银纽缝上作为一种装饰，每排有5个大圆形银纽、5个小长方形银纽组合而成，穿戴时对襟并拢，胸前银纽并成长排，银光闪耀，非常华丽美观。筒裙一般长及膝盖，主体花纹为人形纹、几何纹，衬托动植物和花卉等纹饰，画面构图大胆，色彩多样。杞方言男子服饰特点是，上衣对襟无领，无纽扣，用短麻线做系。服装款式单调，独具地方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