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款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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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款旅游范文第1篇

[关键词]条款费率，监管，公众利益，产品创新，偿付能力，信息披露

保险条款是保险公司与投保人关于保险权利义务的约定，是保险合同的核心内容。由于保险合同是一种定式合同，一般而言，条款由保险公司单方面制订，且内容复杂，专业性强。保险费率是特定保险险种中每个危险单位的保险价格。为避免投保人接受不公平的条件，保护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权益，也为减少保险公司因竞争压力对投保人作出不合理的承诺和防止保险费率上的恶性竞争，确保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部分国家(地区)保险监管机构对保险条款费率进行严格监管，也有的国家(地区)对保险条款费率放松监管。

一、从监管理论分析保险条款费率监管的动因

(一)公众利益理论

监管的公众利益理论认为，政府监管主要是寻求修正源于市场失效的资源误配，进而对社会福利进行再分配的一种机制或方法。人们购买保险是为了通过交纳固定的保费获得未来的保险保障，保险条款费率是否合理科学，直接影响到保险客户的利益。保险客户交费在先，保险公司赔款或给付保险金在后，保险公司能否依据条款履行合同承诺，关系到社会福利和公众利益。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保险经营主体能自由进入和退出，不存在进入和退出障碍；买方和卖方都具有完全的信息，不存在信息不对称；所有的卖方以同样的价格提供同质的产品和服务，价格和价值不偏离。在这种市场条件下，由于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保险公司的要价(边际收入)会趋于边际费用，达到社会资源最佳配置和社会福利最大化。但理想的完全竞争市场实际是不存在的，市场并非万能，市场失灵问题难以避免。如不合理条款费率对消费者利益可能造成侵害，还容易产生外部效应，一种产品的问题可能造成消费者对其它产品的不信任，严重的还可能引发连带效应或集中挤兑。市场中还存在“免费搭车”问题，在不成熟的保险市场中，客户从众心理严重，对保险条款费率不加以研究，对自身的利益漠不关心等。市场失灵也可能导致保险公司破产和偿付能力不足，损害广大被保险人利益。为了保护公众利益，维护保险体系的安全和稳定，政府有必要对保险条款费率进行监管。

(二)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只有完全竞争的市场，买者和卖者才可能拥有与交易有关的充分信息，但这种条件是不存在的。况且，保险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一般而言，保险条款费率由保险公司单方面制订，保险公司根据自己积累的信息、数据，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设计条款费率时更多考虑自身的利益，客户只有买与不买或买何种保险产品的选择。为确保保险合同的严密性和科学性，保险条款往往复杂难懂，保险费率的精算更不是一般社会公众所能做到的。客户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和资信状况也往往了解甚少。另一方面，保险公司对保险标的风险情况的掌握远不如保险客户，很大程度上依靠客户“如实告知”，现实中存在较多的客户有意无意地隐瞒保险标的的真实状况，逆选择问题突出，有的甚至恶意骗赔。为防止保险公司以信息资源优势侵害客户利益，必须有一个代表公众利益的监管机构对保险业进行监管。为减少和控制保险客户利用对保险标的的信息优势欺诈保险公司，也必须由监管机构加强对保险产品的科学性和严密性及产品销售环节的内控进行监管。

(三)破坏性竞争理论

破坏性竞争理论认为，在市场不成熟的情况下，市场主体往往存在破坏性竞争行为。破坏性竞争主要表现为两种方式：过度竞争和价格不适当。保险业的过度竞争会使成本不合理攀升，产品价格与承担的风险责任严重不匹配，产生经营亏损，削弱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侵害公众利益；价格不适当，不论是价格太高或太低，都会对公众产生直接或间接的不利影响。从保护公众利益和促进保险业健康发展出发，有必要对保险条款费率进行监管。

二、国际上保险条款费率监管的几种模式及启示

(一)国际上保险条款费率监管的主要模式

由于各国(地区)的市场条件和监管理念差异，对条款费率的监管采取不同的模式。从世界范围看，保险费率及条款监管制度大体可以分为3种模式：以市场自律为主导的松散型模式、以政府监管机构为主导的严格型模式以及两者兼而有之的混合型模式。松散型模式指国家一般只规定保险公司有一定的接受检查义务和资料公开义务，而对其经营不直接进行干涉，松散型模式以英国及我国香港地区为代表。严格型模式指国家颁布了完善的保险监管法律、法规，保险监管机构也有较强的权威，对保险公司的整个经营过程和全部经营活动进行具体而全面的监管(如统一保险市场的条款和费率)，严格型模式以改革之前的日本、德国为典型。混合型模式指国家以法律形式规定保险业的准入条件，规定保险公司从业遵守的准则，对某些重大事项进行直接监管，混合型模式以美国、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

英国：采取松散型模式。该模式的特点是重点监管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避免保险公司经营失败、破产，损害广大投保人的利益，保险条款费率由保险公司制定，不受任何监管和控制。英国的保险市场具有高度的竞争性，其监管机构注重发挥市场自身的调节作用，促进竞争，强调市场效率。主张承保条件、承保费率自由竞争。

日本：采取严格型模式。以前日本的保险法对保险条款费率有严格的规定。日本的保险公司作为保险费率算定会的会员，有义务遵守算定会厘定并经大藏大臣认可的费率。随着日本新《保险业法》的颁布，从1998年7月1日起，废除了保险公司必须遵守算定会费率标准的规定。算定会只提供纯费率，保险公司在纯费率的基础上，依据公司的经验数据和管理水平拟订附加费率。纯费率加上附加费率构成产品费率，保险商品仍须送交金融厅审核后才能开始销售。金融厅对保险商品条款和费率进行实质性审查，而对于商业保险领域的商品则采取核备制。由于算定会提供的纯费率是在全国保险数据的基础上精算出来的，如果保险公司不使用，应向监管部门说明理由。说明日本保险监管机构对费率依然实行监管和调控，并非放任自流。

美国：采取混合型模式。美国的保险监管是通过州监管当局来实施的，各州制定保险监管法律，美国保险监督官协会(NAIC)在统一各州保险监管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各州保险法内容上已无多大差别，对条款费率的监管采取审批制和备案制。保险公司的条款费率必须报监管机构审批或事前备案，也有产品采取边呈报边使用的事后备案制。如纽约州的车险条款费率实行审批制，监管机构不仅对公司提出的费率进行审核，还要对条款的可读性进行审查。

(二)国际保险条款费率监管模式的启示

1.对保险条款费率采取何种监管模式，取决于市场条件。在接近完全竞争的较成熟的市场条件下，市场机制完善，保险经营主体、消费者理性成熟，偿付能力监管到位。保险产品将适应市场的需求而极为丰富，信息透明，消费者可以获得且有能力去挑选适合自己的产品，同质保险标的的平均损失率对保险费率驱动起决定性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放松乃至放开条款费率监管都具有可行性。如英国，首先是有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崇尚自由竞争；其次是有发达的经纪人制度，英国90%以上的保险业务是由经纪人介绍成交的，能够通过经纪人在纷繁复杂的保险条款费率组合中选择最经济的一种；再者，在监管手段上有完善的数据搜集系统、偿付能力监控系统和法定会计制度，监管机构可以及时了解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和偿付能力状况，对偿付能力不足的公司及时予以处理。

2.从全球监管来看，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对条款费率的监管呈放松监管的趋势，逐步走向市场化，由事前监管为主向事后监管、由合同条款和价格监管向偿付能力监管为主转变。但在强调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仍实行适度的政府干预，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市场化不等于完全自由化，不等于放任自流。

3.随着我国保险市场的不断发育成熟，公司治理逐步完善，内控逐步健全，保险公司能够真正以“经济人”理性经营；保险信息披露增强，保险客户日益成熟，能够理性选择公司和产品；保险中介市场不断发展，保险中介能够真正帮助保险客户做出正确投保选择；偿付能力监管逐步到位，能够及时预防和处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出现的问题。我国未来保险监管的发展方向应是逐步放松对保险条款费率的监管，促进市场竞争，增强市场活力，提高市场效率。但目前我国保险业处于初级阶段，市场参与各方不成熟，市场失灵情况多，资源配置效率不高，保险公司非理性经营行为仍较普遍存在，中介市场不发达，投保人对条款费率缺乏足够的了解，偿付能力监管尚处于探索阶段。如果放松条款费率监管，可能导致产品价格上的恶性竞争，也难以保证条款费率的公平性，被保险人的利益难以保障，保险公司也可能出现偿付能力不足甚至破产，所以，尽管条款费率的监管费时费力，监管成本高，从长期来看，监管也难以左右费率的走势，但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仍有必要对保险条款费率制订和执行进行必要和足够的引导和干预。

三、我国保险条款费率制订及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2003年之前，我国主要险种的条款费率由保险监管机构制订，其他险种的条款费率由保险公司制订，报监管机构审批或备案。从2003年1月1日起执行的新《保险法》规定，关系社会公众利益的保险险种、依法实行强制保险的险种和新开发的人寿保险险种等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保险监管机构审批，审批的范围和具体办法由监管机构制定。其他保险险种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保险监管机构备案。恢复国内保险业务20多年来，我国保险业为满足社会对保险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不断研制开发保险新产品，保险产品体系初步形成。但部分公司保险条款费率的制定和执行仍存在一些问题。(一)产品雷同多

由于保险产品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新产品一经面世，很容易被竞争对手模仿，造成有的公司对产品开发重视不够，投入开发成本少，采取“拿来主义”的办法，照搬照抄，或对保险责任和费率简单微调，市场上产品雷同现象多，不能完全满足市场上差异化、个性化的保险保障需求，特别是面向“三农”的保险产品严重不足，因产品“拿来”容易，抑制了产品创新的积极性，也挫伤了创新产品的公司的积极性，不利于保险市场的繁荣，也不利于保险公司创新人才的培养和核心竞争力的提高。

(二)相当部分产品适销性差

产品设计方面存在市场营销理念不足的问题，往往“以我为中心”，片面强调风险控制，条款中责任范围窄，罗列众多除外责任，造成产品不能适销对路，在一些责任险产品中表现得尤其突出。由于产品设计的职能主要集中在总公司，保险分支机构对产品创新的积极性不高，市场需求信息不能及时完整地反馈到总公司，产品开发方面存在市场调查和可行性论证不足和上下脱节、供需脱节的问题，虽然各公司向监管机构备案的产品数目众多，如产险公司报备的产品有1000多个，但真正适销对路的产品少，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三)有的产品条款通俗性不够

条款内容复杂，专业术语多，晦涩难懂，投保人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保险展业人员对条款进行解释说明，如果展业人员自身素质不高或因利益趋动不尽职履行说明义务，则容易造成误导，埋下日后纠纷的隐患。特别是面向“三农”的产品与在城市销售的产品未加以区分，通俗性不够，农民看不懂，难以激发市场需求。

(四)有的产品定价不合理

一是有的产品定价高，多年的赔付率处在低水平，而且属小额分散险种，经营效益稳定，不会产生巨额风险，而有的险种连年亏损，产生不同险种的客户保费的交叉补贴，造成不公平。对于高赔付的险种，有的公司进行严格限制，有的干脆“一刀切”，不经营该项业务，制约了业务的均衡发展。二是有的相同险种在不同公司之间的条款差异化不明显，但价格差异悬殊，且价格高低与公司服务质量没有明显相关性。这些情况容易引发违规经营，对价格虚高效益好的险种进行返还或支付高手续费，相同险种不同公司之间费率差异太大，费率高的公司的产品销售困难，也容易导致费率上的违规打折。

(五)有的条款费率执行随意

有的保险公司分支机构人员依法合规经营意识不强，在执行经总公司精算制订和经监管机构审批或备案的产品方面存在较大随意性，依照核保人员主观判断任意扩展责任和调整费率，有的总公司内控不严，在内控方面为违规行为留下操作空间，造成市场的无序和过度竞争，导致市场资源浪费，使保险价格在资源配置中的杠杆和信息功能受到干扰而扭曲，使行业发展出现高增长和低效率并存的状况。

上述问题存在的原因错综复杂，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产品创新的激励机制不健全。由于产品同质化严重，价格竞争占主导地位，引发一系列违规问题、内控问题、效益问题。造成保险产品创新不足既有企业内在的原因，也有外部原因，在制度设计上对产品创新的激励和引导功能不足，缺乏对产品创新的保护机制。二是偿付能力监管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目前保险市场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公司经营中盲目扩展责任、随意降低费率和从其他渠道套取资金支付高手续费、高返还等问题屡禁不止，监管机构花费大量的监管资源去查处，但收效甚微，治标不治本。这些恶性竞争的结果必然会从财务数据中反映出来，通过加强对公司财务真实性的监管和偿付能力变动情况的监测，对偿付能力恶化的公司及时采取惩罚性措施，可以引导公司更加理性经营。三是市场约束机制不完善。成熟的保险市场，市场约束与市场监控在产品管理中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在市场约束机制下，信息披露加强，产品同时接受众多潜在监控主体的监控，主体包括：投保人、同业公司、行业协会、中介机构、评级机构等。目前我国保险市场透明度不高，信息披露不充分，市场约束机制的作用还发挥不充分。

四、加强我国保险条款费率监管的对策建议

(一)从制度上鼓励产品创新，增强保险产品创新动力

一是对于新开发的产品规定适当保护期，保护创新公司的创新利益，避免同业不投入创新成本照搬照抄，挫伤公司产品创新的积极性，改变一家公司承担创新成本，整个市场分享创新利益的不公平局面；二是经过监管机构审批或备案的新产品，规定其保障范围和保险费率应作为同类保险产品的基础保障范围和基础费率，各保险公司开发的与新产品保障功能类似的产品，应统一使用该基础保障范围和基础保险费率，也可根据市场需求适当扩展保险保障范围并同时合理提高保险费率，但不得缩小保障范围或降低费率，也不得以增加特约条款等方式变相降低费率或采取其他规避管理的方式；三是通过向各保险公司收取一定的费用，在保险行业协会建立产品开发奖励基金，协会组织专家组对公司新开发或修订的保险产品每年进行评审，对于突破现行保险领域、有利于促进保险业做大做强的新产品给予奖励，弥补公司产品创新的成本，在整个行业营造鼓励产品创新的环境。

(二)加大偿付能力的监管力度，抑制非理性价格竞争

偿付能力监管是保险监管的核心，偿付能力监管和市场行为监管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通过严格的偿付能力监管，促进公司更加审慎经营，确保在任何时点上满足最低偿付能力要求、符合保费总规模和承担单一危险单位的保险责任的限制要求，从而避免片面追求规模，防止总公司的错误导向造成基层公司及员工不惜成本、不顾效益甚至不负责任地以违规扩展保险责任、降低费率和高手续费、高贴费的方式掠夺市场资源，跑马占荒，从源头上扼制非理性价格竞争问题。当然，由于公司治理不完善，内控机制不健全，保险从业队伍参差不齐，仅靠偿付能力监管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还需从市场行为的层面上加强对各公司条款费率执行、费用支付等方面监管，对不严格执行经监管机构审批或备案的条款费率，无精算依据和未履行规定的程序，随意扩大或缩小保险责任，随意提高或降低保险费率的行为进行严肃查处，维护市场秩序。

(三)加强保险行业协会建设，提高对公司产品设计的支持力度

加强保险行业协会数据基础建设，由保险行业协会搜集各主要险种损失数据，建立数据库，供整个行业共享，为公司特别是新公司厘定产品纯费率提供更多数据支持，同时为监管机构在审批和受理备案保险产品过程中提供数据依据。对一些重点领域、重点险种，加大行业协会制订指导性条款费率力度，对于责任范围相近，但费率与行业指导性费率差异悬殊的，监管机构在审批或备案保险产品时应重点审查。避免同质产品费率差异太大，价格与价值偏离。

(四)加强对保险附加费率的监管控制，扼制高手续费、高贴费

目前我国的保险市场处于初级阶段，存在以高费用进行市场竞争的问题，特别是“限折令”出台、条款费率监管加强后，部分公司转向以高费用冲击市场，对业务员采取费用包干方式。有的总公司下达分支机构高营业费用率，加上手续费、营业税金及附加、保险保障基金等近40%，另加上总公司本级的费用、公司预期利润率，产品的附加费率要达到40%才能满足上述要求。这一方面方面造成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对投保人来说不公平；另一方面，保险分支机构可以从宽松的营业费用中套取资金用于争抢市场，使市场无序竞争加剧，保险业的成本和社会成本增加。所以，通过对保险产品附加费率的控制来抑制高营业费用是必要的。通过控制附加费率，在产品中降低预定费用率，执行中对超出预定费用率的予以查处，促进保险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公款旅游范文第2篇

原告（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北海市分行城郊支行。

被告（上诉人）：苏文远，男，44岁，渔民。

被告（上诉人）：曾允兴，男，52岁，渔民。

被告：北海市海城区新城渔业管理委员会（下称渔管会）。

被告苏文远、曾允兴因承包被告渔管会所属“北海1927”、“北海1928”号渔船，应允由渔管会出面以苏、曾二人名义向原告下属营业所申请贷款，为此，渔管会于1993年12月18日向营业所提出借款申请，并在借款申请书中签署同意担保和加盖渔管会印章。该申请经原告审批。20日，营业所与苏、曾签订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约定：自1993年12月20日起营业所向苏、曾提供流动资金22.5万元，用于渔船维修，还款期限至1994年7月15日，利率按月10.98‰计；渔管会以所属“北海1927”、“北海1928”号渔船作价80万元为该贷款抵押担保。苏、曾在合同上签名盖章，营业所则在合同中加盖公章和经办人私章。北海市当时未设立船舶抵押登记机构，双方未办理船舶抵押登记。合同签订后，营业所于同日即向苏、曾发放了贷款22.5万元，并划入该营业所内苏、曾帐户。嗣后，苏、曾向渔管会交承包款24495.84元，渔管会将其与前款共249495.84元一并转帐偿还其所欠北海市地角农村信用社的贷款本息。之后，渔管会以苏、曾名义向营业所分别于1994年6月20日至1996年5月10日分13次归还贷款本金共计3.9万元及利息49851.79元。

被告到期未还清贷款，营业所分别于1994年12月20日、1995年8月25日和1996年3月15日向三被告发出催收逾期贷款通知，苏、曾分别在该通知书回执上签收，渔管会也在回执保证人栏目中签收。1997年3月10日，营业所再次发出催收逾期贷款通知，要求被告于1997年4月1日前归还所欠本息；7月20日，渔管会负责人何能芬代苏、曾签收了催款单。此前，渔管会于7月14日将“北海1927”、“北海1928”号渔船以26万元变卖，扣除各项费用18544.25元后，于当月24日将剩余的24.15万元按比例归还各金融机构的贷款本息，其中，归还营业所5.79万元（本金13845元，利息44055元），原告职员赵伟在渔管会的还款协议书上作为见证人签名。计至1997年7月24日，苏、曾尚欠营业所本金172155元及其后的利息。对此，原告于1999年7月20日起诉，要求三被告偿还借款本息。

渔管会为街道办事处下属未经工商登记的特殊经济组织，具有独立财产，实行独立核算，并兼有所辖区域渔业管理的职能，是北海市渔业管理的特有组织。

[审判]

北海海事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与被告苏文远、曾允兴签订的贷款合同，系双方平等自愿基础上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因而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拘束力。作为金融机构之支行，原告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为独立的民事诉讼主体，其营业所虽不具独立主体资格，但具有相对独立办理金融业务的行为能力，且借款合同业经原告审批同意，因而其贷款行为合法有效。依据合同，原告将其贷款划入被告苏、曾二人在营业所的帐户，表明苏、曾确实收到了该笔贷款。二被告将其贷款及承包款交由被告渔管会向案外人还贷，只表明二被告未按合同约定使用贷款。故对原告还本付息的诉求，法院予以支持。

作为具有独立财产、实行独立核算、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之渔业管理组织——渔管会，承诺以其所属“北海1927”、“北海1928”号渔船为该贷款提供抵押担保，此乃真实意思表示，其担保行为合法有效。虽该担保因当地未成立船舶登记机构而未经登记，但不影响其抵押担保的效力。作为担保人，在苏、曾二被告未能到期还本付息时，渔管会则依约负有连带清偿之责；其未经原告允准，擅自变卖抵押渔船，实属严重违约，该行为不能免除其应负的责任。

对于本案诉讼时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3条第2款 “权利人向债务保证人、债务人的人或者财产代管人主张权利的，可以认定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原告于1997年3月10日向被告苏、曾发出催收贷款通知，渔管会于7月20日以苏、曾名义签收该通知的行为应认定时效中断。渔管会于7月24日将部分卖船款偿还本案借款的行为，再次引起该时效中断。原告于1999年7月20日向法院起诉，未超过2年期限，故被告关于诉讼超过时效期限的辩解不成立。

北海海事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八条和第一百三十五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1、被告苏文远、曾允兴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北海市分行城郊支行贷款本金172155元及其利息（自1997年7月25日至2000年4月25日，利率按央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清偿；

2、被告渔管会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被告苏文远、曾允兴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其二人与渔管会是承包渔船经营关系，渔管会告知所承包的两艘渔船是向信用社贷款建造的，要用渔船抵押贷款归还欠款，要我俩在抵押借款合同上签字，我俩因不懂法而签了字，但未实际使用借款，且以后偿还借款也非我俩所为，故该合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是无效合同，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判我俩不承担民事责任。

广西区高级法院二审认为，上诉人苏文远、曾允兴与营业所签订的借款合同合法有效，一审被告渔管会在借款申请书上签署意见，同意用两艘渔船作抵押，其担保的意思表示明确、具体，且未违反法律规定，抵押关系成立、有效。营业所依约将22.5万元转入上诉人在营业所的帐户，而上诉人仅归还52845元本息，是为违约，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一审被告渔管会擅自处分已抵押的两艘渔船，构成违约，并造成被上诉人无法行使对抵押物的优先受偿权，故其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上诉人尽管未实际使用借款，但其对借款的真实目的及用途是明知的，未受到渔管会的欺骗。上诉人愿意用借款偿还渔管会拖欠的银行贷款，是其对借款行使处分权，未按约定用途使用借款并不影响合同效力。上诉人与渔管会的承包关系与本案无涉，应另案处理。故上诉人主张借款人应为渔管会，其属违心签订合同，且未实际使用借款，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公款旅游范文第3篇

一、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

为确保财经纪律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扎实有序开展，我单位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分管局长为副组长、相关责任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同时召开专题会议，传达文件精神，积极安排部署对私设“小金库”、违规发放津贴补贴、公款吃请、公款旅游和公款送礼等14条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进行专项整治，对照自查情况表认真检查，确保专项整治不走过场、不留死角。

二、认真自查，建立监督机制

按照专项整治要求，对对2017年整个会计年度和2018年上半年期间的所有收入及各类帐户、帐据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清查。我单位通过深入自查，财务管理均按照国家有关财经法规执行。

一是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规定，严防私设“小金库”行为。我单位收入、支出全部纳入本单位财务科法定帐目统一核算，未隐瞒、侵占、截留国家和单位收入，没有单独帐户，未设任何形式的“小金库”。

二是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落实公务卡管理制度。我单位强化了对公务接待的规范管理，严格执行《公务接

待管理办法》，有效杜绝了公款吃喝、公款旅游、违规接待、吃请的现象；进一步规范了公务支出，杜绝了违规发放津贴、补贴、奖金和实物现象；强化了对公务用车的使用和管理，实行公车派车单制度，在节假日对公车进行了封存，未出现超标准配备车辆行为；收支清楚，资金明确，不存在违规发放加班费、值班费和未休年假补贴；严格按照《公务卡管理规定》使用公务卡，未发现应使用公务卡结算的公务支出项目改用其他结算方式的行为。

公款旅游范文第4篇

三公消费（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出国）的逐年增加，使老百姓深恶痛绝。据说，现在每年的三公消费，已经达到9000亿元。数据的真实性，还有待考证，但每个人平日耳濡目染，眼见公家人大吃大喝，公车一辆又一辆，又多又好，甚至还要长期占用企业的车。哪怕一个县级单位，公款出国考察，也成了单位的福利，但凡是个干部，就可以拖家带口出去走一圈，甚至两圈、三圈。所以，人们如果有怀疑，恐怕只会相信这个数字被低估了。

提到三公消费，官家的人往往拿政府效率说事。言外之意，如果限制了三公消费，就会降低政府的效率，很多该办的事就办不了了。其实，现在的三公消费，跟政府的公干关系不大。很多国家没有什么公车，但人家办事的效率反而比我们高。某年北京开中非论坛，一下子把公车停了大半，好像北京的公务一点也没有耽误。至于公款吃喝的招待费，不仅不能提高政府效率，政府的效率反而会在这送往迎来、胡吃海塞中大幅度降低。一个基层县的地方负责官员，每天花在吃喝上的时间，至少占一半以上。一顿饭，得走好几个场子。这样的场景，怎么谈得上效率？而公款出国考察，每年乌乌泱泱地出去那么多人，国外的先进经验一点都没学来，自家该怎么胡来，还怎样胡来，除了让众官员饱了饱眼福，政府效率根本无从谈起。

所以，所谓的三公消费，本质上是权力部门凭借手中的权力，为官员和官员所在部门谋取的一种福利。这种福利，其实跟官员借权力为自己谋取的灰色收入没有多少区别，如果有的话，就是更加师出有名，借着公务的招牌，办起私事来更加名正言顺。三公消费其实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官员所在单位的“福利”，比如乘车、吃喝、公款旅游等等，够级别的，人人有份。另一部分是经手人的揩油自肥。比如因三公而造成的采购回扣、公车司机的揩油，以及公费旅游操办人的好处费等等。这两部分的消费，其实性质都是“私”。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三公消费，就其大部分而言，就是三私贪占，一种基于官家特权的多吃多占。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高层对于三公消费的泛滥性增长，也屡屡提出治理方案，但最终是越限制，越泛滥。有令不遵、有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政府所有的限制，只来自上级，而上级跟下级原本就是一个体系，自己的刀砍不下自己的刀柄。没有切实制约的权力，必然是个无限扩权的权力。

所以，要想遏制三公消费，给百姓一个交代，首先要做的是限制政府的开支。 摘自《南方网》（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公款旅游范文第5篇

为了认真扎实的开展好这项工作，接通知后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对自查工作进行了专项部署，成立了以镇长袁愈和同志为组长，镇纪委、党政办、财政所为成员部门的自查小组，集中精力，集中时间，具体负责开展自查清理专项工作。

二、狠抓落实，严控各项经费支出

（一）因公出国（境）费

近几年我镇没有因公出国（境）事项发生，无此项费用。

（二）公务接待费

我镇的公务接待严格按照中央八项规定、省委省政府十项规定和市委市政府十二项规定精神，以及认真执行厉行节约相关制度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确保各项规定不折不扣全面落实。不存在公款大吃大喝及高消费娱乐等情况，2014年全年公费接待费为95万元，比2013年217万元下降了56%。

（三）会议费

会议基本有审批，无到风景名胜区召开会议，无安排宴请，组织旅游及会议无关的参观活动，无发放纪念品，无使用会议费购置办公设备，列支公务接待费等与会议无关的费用、无套取会议资金、无借会议发放加班费和津补贴、报销凭据真实完整，无弄虚作假。

（四）培训费

没有在培训中列支与培训无关的费用，无违反规定以培训名义进行公款旅游活动，无以培训名义进行公款宴请，发放纪念品、无以讲课费名义乱发钱物、报销凭据真实完整。

（五）差旅费

1.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和公杂费是按上级要求标准报销。

2.出差人员是按规定等级乘坐交通工具，超支部分是自理。

无下列违规行为：

（1）以公务差旅为名变相旅游；

（2）无实质内容的学习交流和考察调研、报销票据不符合规定。

（3）虚报冒领差旅费、擅自扩大差旅费开支范围、变相发放补贴。

三、完整制度和监管，确保取得长效

根据自查结果，我所对严格规范“五项经费”的支出管理，提出了八项强化措施。

一是提高工作效能。增强行政成本意识，努力提高执行力，超前谋划，按时保质完成各项工作。

二是加强对会议经费的管理。控制会议时间、会议规模，尽量利用机关会议室，能够简化会议形式的一定要简化。

三是加强对差旅费的管理。控制出市、区参加会议、考察人数，不安排没有实际意义的公务考察活动。

四是加强用电管理，对空调、照明等进行统一管理，提倡节约用电。

五是全力推行无纸化办公，减少纸张使用。

六是控制公务接待费用。控制接待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