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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空中飘着大雪,人高的树上已悄然积起拳头大小的雪球,一阵冷风在路上尖啸驰过,即使是阳光拂面也不曾感到温暖。街道两旁行人稀稀几个,有的脖颈上紧紧缠绕着几圈厚实的围巾,将手布袋子里,低头走着。这些人似乎很怕冷,不禁便加快了步行的速度,逃也似的钻进房子里,把门窗掩的严严实实,不知道的还以为鬼子进村呢。
不到一刻钟,雪堆的高了,就滑了下来,风越刮越冷,尖锐的风刃更加嚣张,街上边的空无一人,连叶子在空中旋转翻飞的声音都变得可闻起来。就是这种情况下,只身一人的我肩挂挎包,昂首挺立出现在了行人道上。可怜我如同病患之人,居然还逆着风向前走着,这等举动惊动了风神,被触犯了傲气的它对我大声吼起,愈发凶猛的风浪瞬间便吞噬了纤细的自己,音潮鼓动着耳膜,我似乎听不到声音了,世界如同暂停,我再冷静中突然出现一丝慌乱。
怎么办?我绝不能在此到下,前面是舒适的家啊!在那里,一切伤痛似乎都能够得到治愈,慢慢的,我回忆起了小时候,我在家里摔了跤,碰坏过东西,理所当然的,妈妈责骂了我,我也许是因为不懂事,犯了事自己却笑得很开心。小时候,在外面打过架,一阵恶语之后,我或许在心态上赢了,纵然我还是有点不快,但总算是回到家中,接着,早已候着的妈妈迎头便来是一句斥责的话:“又打架了?知道老是打架是不好的吗?下回不准了啊!”虽然我表面上答应,虽然我依旧重犯,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我感受到了对家的安心,而且只有在家,才能使我真正感到过安心。或许我没有海外游子对家那样深的感情,我还太浅薄,对这种感觉还不能深刻理解,但我对家的亲切是不亚于他们的。
一鼓作气,我瞬间充盈到四肢百骸的力量终是打破了风障,凭依着信念,我第一次带着对家的感激回到了家中。那一年,我九岁。
到后来,慢慢的我长大了,对家的概念越发清晰了,对家的感情我是不减反增。谈起十一岁乘上火车,风尘仆仆的到外婆家去玩,直至离开的最后一刻,不忘我所看的还是那个平凡的家。最初,我或多或少还是有点顽皮,总是会半开玩笑的说:“外婆家比这里好玩多了。”我是想外婆家的表哥表姐陪我玩的,自然就忽略了生活的点点滴滴,我在这里留下过太多欢笑,太多泪。同是家,一个是我和爸妈的家,一个是外婆他们的家,性质却不相同。我是喜爱和以来自己的小家多点,当然,这也是我到了渐显成熟的十三岁是才发觉的。
从西瓜般大小成长,到现在可以独当一面,我对家的理解却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不懂到疏远到喜欢到疏远到感激到喜爱。
家有多大,地有多宽,这并不重要,人的心只要向着家,就不会感到悲伤。
牟智通
10月15日是我爷爷的生日,爸爸、妈妈4点就叫我起了床,拿着生日蛋糕,去给爷爷过生日。
一到爷爷的家门口,我就闻到一阵清香。我一进门就口水直流。我们放下蛋糕,又把爷爷、奶奶叫醒,然后妈妈和奶奶去包饺子。过了一会儿,饺子熟了,我妈妈叫我来吃饺子,一吃就更香了。
到给爷爷祝寿的时候,我们唱着“生日快乐”歌,妈妈把蛋糕上的两个寿桃分别给了爷爷和奶奶,又把蛋糕上的寿字给了爷爷,我们看见爷爷把寿桃和寿字都吃完了,我们很高兴。
刘思杉
书给我打开了知识的大门,开阔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生活,把我带到了一个无限广阔的天地。正像高尔基说的那样:“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每当我打开一本书的时候,我就会走进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那里面充满了喜怒哀乐,充满了悲欢离合。书使我懂得了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书成为了我的良师益友。
提起我和读书的故事,还得从我八岁时说起,有一次我去新华书店看《格林童话》,当我走进书店时,我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我从来没看见过这么多的书!散文、科普、童话、古今中外、天文地理……真是应有尽有,这真是书的海洋。于是我便四处寻找《格林童话》,我找了很久才找到《格林童话》因为这里的书太多了,我像一条贪婪的鱼,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流连忘返。
我急忙打开书,便开始看了起来,我正看得津津有味的时候,妈妈就来叫我回去了。我根本没听见妈妈在叫我,于是妈妈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女儿,我们该回去了。”于是我依依不舍的放下了我最喜欢看的书——《格林童话》,然后就和妈妈一起回去了。
日本女孩鹤子出生于1897年,家境清苦。16岁那年,经熟人介绍来到了康家当女佣。鹤子在康家的工作任务是打扫房间,有客人来访时,就把客人引进客厅,跑出跑进地传达和接待等。鹤子工作勤恳努力,深得康有为夫妇的喜欢。
一年之后,康有为决定全家迁回上海。康有为回国三个月后,给鹤子写了一封信,诚恳邀请她到上海来继续工作。鹤子接信后感觉康家非常友善,盛情难却。经父母同意,鹤子鼓足勇气启程了。
康家公馆座落在当时法国租界里。他们对鹤子的远道而来感到异常高兴,热情而又周到地接待了她。康家当时居住有元配夫人张妙华,二夫人梁随觉以及随康有为回来的三夫人何金兰,她们都有孩子,全部家庭成员有十余人,和睦相处。
鹤子的工作较轻松,几乎没有什么事可做,平日里只是用鸡毛掸子除去书籍上面的灰尘,遇上教英语或钢琴的家庭教师来了,就跟大家一起学英语或钢琴,生活得热闹而欢乐。
康有为喜爱旅游,常常带着鹤子。在青岛避暑时,鹤子陪着康有为愉快地玩着海水浴;两人还相拥骑着小毛驴去一些古庙、古寺参拜。就是这个时候,康有为决定娶鹤子做四夫人。
随着时间的流逝,鹤子也自然而然听懂了康有为的广东家乡话,生活也习惯了,两人相处甜蜜。然而这时却节外生枝。
康家的大少爷也是20岁,在上海的一家大学读书。他长得俊秀,活泼富有朝气,一身书卷味。在康有为外出时,寂寞的鹤子跟他异常聊得来,特别佩服他的知识丰厚,感觉很快乐。
鹤子二十岁生日那天,大少爷邀她出外游玩,结果两人发生了感情。鹤子既喜又惊,喜的是大少爷情趣丰富,身健貌俊,让鹤子真正体验了男人的强健;惊的是生怕这种事在这个大家庭里浮出水面,后果不堪设想。两人把这种关系隐蔽得很好,表面上是母子关系,暗地里是情人。
这种地下感情一直保持了八年多,竟然无人察觉。然而一天午餐时,鹤子突觉心里难受,不想吃饭,一阵作呕欲吐,她意外地发现自己怀孕了。这让鹤子感到异常惶恐,她知道自己身为康有为的四夫人,竟然与他的儿子发生了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是最令人厌恶的。惊恐万状的鹤子一时手脚无措,她客居异国,也无可商量的人,懊悔之余,她只好对大少爷讲了此事。大少爷闻讯也慌了,急忙偷偷外出寻医找药欲打掉胎儿。
幸好当时还没有其他人知道,鹤子慌乱之际做出了一个惊人举措:偷偷回日本。
1925年,鹤子寻了一个借口回到了日本,从此结束了她在中国康家的十年生活。
回到日本后不久,鹤子生下了女儿绫子。其间,康有为曾来信要鹤子再回上海,回到他的身边。之后,大少爷也偷偷托人到鹤子的日本老家打听鹤子母女的消息,但鹤子已另寻住处,隐匿了身世,结果自然无望。
望着女儿,鹤子泪水淋漓,她怎么还有脸面回到康有为身边?现在她爱这个孩子,看着她就想到了大少爷。她希冀大少爷过得美好,不会因为自己而毁了他的前景。她断然放弃了再回中国的念头。
鹤子回日本后,一直过着穷苦的生活,有时带着孩子投亲靠友;有时又去别人家里帮佣以维持生活。性格坚强的鹤子总认为是自己犯了重大罪过,对上述情况一直守口如瓶,甚至对自己的亲人好友也只字不提。
女儿绫子小学毕业后,就去学习剪裁,刚刚能独立生活时就嫁人结婚了。
1970年,晚境凄苦、74岁的鹤子决定把自己的生活隐秘全部告诉女儿,绫子突然知道母亲这些秘密后竟惊呆了,于是她开始寻找自己的生身父亲和宗系。
1970年,女儿绫子打探得知台湾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她专程赶到台北寻弟认亲归宗。
1974年2月19日,78岁鹤子对女儿说,她到附近的王子公园散散步,结果一去不复返。鹤子当时年事已高,耳聋,腿脚也不太灵便,离开家后竟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走去,结果走到了铁道上。一列火车迎面呼啸而来,她也不躲避,依然艰难前行。
她自杀了!
它两边是高大茂盛的树木,枝叶在头顶层层交错,搭起密不透风的隧道,我们的车仿佛是被吮吸到这条幽深的差不多长达一里的隧道里。快驶到尽头时,汽车四个轮子碾着沙砾隆隆作响,那声音如同交响乐队的演奏达到,最后,车顶上被压缩的空间豁然爆开,左边松树后面出现了平整的草地和一套坚固、结实、气度非凡的房子。由于车库里堆满了巴瑞喜爱的各种工具,车只能在车库前的两棵丁香花灌木之间停下来―――我们到家了。
我们家一直有两辆轿车,但从来不是那种很高档的。妈妈1985年以9000美金买下了一辆蓝色的马自达626型普通轿车,什么奢侈的配件都没有装。车虽然便宜而简朴,但是非常耐用,甚至有通灵之疑:它跑了又跑,开得越猛它越喜欢,的确是好车。1989年的时候,我妈说要把它卖掉,换成更适合她当时社会地位的汽车。但滑稽的是她为那辆已经买了四年的车要价仍然定在6000美金,而且很固执地拒绝讲价。有人来看车的时候,我们孩子心里想劝劝妈妈跟顾客讲一下价,可是不敢说,怕挨她骂。后来当然没有人买,所以我们家一直留着那辆车,直到报废。至今,如果有人向我妈提到“那辆蓝色的车”,她还会挂上一副留恋的表情,好像很伤感,嗓音沙沙地重复着“那辆蓝色的车”……
我妈去哪里都很匆忙,六年里单独养活两个孩子、同时上大学的人可不是什么讲究安静、爱嗅花香的那种人。她的车和车里的东西都弥漫着一种工作氛围。车里面的时钟一定是提前5分钟的。她不像巴瑞那样讲规则地开车,所以被罚款到几乎被扣驾照的程度。她需要让自己激动起来才能正常地生活,所以她总是使用若干“兴奋剂”:车里面的音响系统非常好,那是为了吸收“兴奋剂”之一―――摇滚音乐。她喜欢她的重金属音乐再重些,如果按元素表排列,大概要重到铅的程度了吧。我爱严肃音乐的外婆诚恳地去了解我妈妈的这个难以接受的习惯时,我妈说:“我喜欢那个节奏,有了那个节奏我才能干活去。”甚至她现在都快要60岁了,仍然在听“车卡车卡出出”的摇滚乐。
她还有一样“兴奋剂”是咖啡,厨房放着一台可定时间的咖啡机,闹铃一响她就下楼喝。她喜欢研究什么是最香的咖啡,每天都循环着换品种。1985年,我们送给她一个特殊的瓷咖啡杯,杯子的下面有橡皮垫,这样她在那辆626里奔波时,杯子不会在仪表板上滑来滑去。她有八年时间每天早晨七点把咖啡杯放到那辆车里,有时为了戴手套,就先放在车顶上。我可爱的妈妈屡次把咖啡杯忘在车顶,开了一个小时的路到克里夫兰市的实验室时,才发现咖啡杯还奇迹般地留在汽车上面,耐心等待着。
尽管那时候年纪很小,但自从“那辆蓝色的车”来到我家,我就一直在观察开车技术并收集关于汽车的知识。巴瑞一直喜欢给我讲汽车课,教我这方面的术语,还培养我对汽车的兴趣。他1987年也买了辆马自达626,但他买的是白色。我和他的传统活动是去电影院看电影,然后去玩具店,他总是给我买火柴盒那么大的迷你汽车。美国的汽车文化很浓厚,每个成人都开,全家人在一起时经常谈到车,可是巴瑞是不跟大家讲这些的,他只有私下里才教我。巴瑞无疑是那种调皮的爸爸,喜欢为孩子展示他的顽皮才能。从怎么用汽油点燃巨型篝火、怎么抡着大斧子把木头劈开,到怎么在斜度大的山坡上滑雪。他每次教我这些有点危险性的技能时都会演示一下错误的做法,并同时说“千万不要这样做,因为会让你身体某个部位受重伤”,然后他给我看他自己的那个部位,把一条恐怖的疤痕露出来,说是几岁的时候弄的。我估计他在自学种种歪才时受了不下十几次伤。
有一个冬夜,我跟巴瑞的关系发生了微妙但是极其重要的变化。那晚看完电影后我们没有去玩具店,因为我已经12岁了。他有些不知所措,并且很压抑,他真的希望我不会长大。他把车开到一个很偏僻的空停车场上,一声不吭。外面天很黑,地上皆是冰雪,辽阔的停车场边缘上堆着三四米高的雪堆。在这样凄凉又寂寞的气氛中,他忽然一笑,加快了速度,车里随即充满了他那哇哇哈哈呼呼呵呵的疯癫笑声。他十分欢畅地将刹车踏板跺了一脚,使整辆汽车旋转了两三圈,就像娱乐公园里的碰碰车一样。他一轮又一轮地做这个旋转车游戏时,技术不亚于赛车手。然后从脸色上看出来,他阴郁的情绪已经得到了发泄。我们调转车头回家的时候,他带着微笑向我说:“你以后绝对不要这样做,哦。”
到了1989年,我终于也开始了和汽车的直接对话,第一次把手放在那个蓝色塑料的排档杆上和它“握手”。第一次调档很陌生,但成功了就再没有害怕过了。然后我16岁的姐姐每天送我到学校上课时就跟我讲开车的技巧,因为她喜欢把自己当做妈妈。她对我而言是个很有耐心的好老师,她和巴瑞都让我坐在乘客的座位上练习调档。
学习怎么驾驭像汽车那样有力量的东西让我感到一种狂喜。对一个少年来讲,汽车大概有女孩那么神秘,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外国人才喜欢说美国人和汽车有着恋人般的关系。在我们自己看来,这种不同寻常的宠爱其实没什么奇怪的,每个年代都有它独特的浪漫观念吧。学车的那段时间我还在学校里学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聆听古代英国的浪漫观念。老师讲课时我正做着充满发动机轰隆轰隆响声的白日梦,醒的一瞬间便听到老师指出古代欧洲的一个文化特点,即早婚。老师朗诵了故事中的保姆向朱丽叶劝说的对话:“你几乎14岁啦,怎么还没有结婚哪?”教室突然没动静了,然后有的同学尴尬地笑了,心里想着“那也太早了吧”。可是没什么可笑吧,古代人是早婚,我们这一代是跟汽车早婚,差异也不是很大。我的父母和朱丽叶保姆的说法非常相似,他们曾对我说过:“陶亦然,你几乎15岁了,怎么还不会开手动排档的汽车呢?”
美国父母为什么这么大胆,希望自己的孩子15岁生日就考驾照呢?流行的说法是他们很开放,希望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可是我看根本原因不在这里,根本原因应该是美国的父母懒得每天下午5点到9点给孩子做私人司机。美国人口比较分散,城市规划过于宽敞,所以在外面办任何事情都要开车去。比如,你有两个孩子,两个孩子要买东西、搞课外活动、拜见朋友等,都需要父母做司机。所以美国家长对开车就像巧克力厂的工人对巧克力那样厌恶得要命。
虽然美国父母有严厉、死板的,也有对孩子溺爱而过度的,但我的父母不是这二者。我妈很开放,她对别人个性的容忍是非凡的。我学开车的时候也在学吉他,包括电子吉他,我妈不仅不干涉,反而很喜欢,老是要求我把音量放得再大点。也许她怕一个那么深爱他母亲的小孩成长起来会过于女性化,所以她鼓励我开车、用电子吉他弹奏重金属音乐、交女朋友,甚至偶尔给我喝杯劣酒。若我要跟一位朋友玩电子游戏,妈妈很愿意让我们跟她借钱,开车也开她的;我们玩到凌晨四点,一直到最后的魔鬼被征服以后才回家也可以。她只要求我成绩好,别的什么都不管。她认为我也许会在一段时间里过度关心某个不太健康、不利于学习的东西,但她相信我也会像她那样自觉地醒悟。她这个理论应该说是对的吧,我从15岁开始,人竟变得越来越雅气了。我突然主动去读厚厚的经典小说,另外在听过很多激烈的音乐之后我开始像外婆那样喜欢起古典音乐。我记得我跟一起弹吉他的朋友布拉德边打桌球边听音乐时,他爸爸下楼看看我们在干嘛,然后问道:“咦?这是什么音乐啊?”布拉德瞄准着球回答:“这是莫扎特嘛。”同样,我开车的技术和目标都成熟化了,原来喜欢去开飞车的地方不怎么去了,慢慢开始更喜欢把车开到美丽的瀑布公园。那时我也喜欢找些学生可以做的兼职工作,生活就染上了更多成年的色彩。
一直到1999年,我还很热爱汽车。那时我关注汽车杂志,学习新的开车技术,我和一辆红色跑车正在磨合,天天开心地跑几趟。可是那年夏天,不是我开飞车玩技术的时候,而是在我规规矩矩行驶的时候―――像海啸来临之前的绝对安静一样,我在公寓楼前的小车道上看着路,向左看、向右看,然后左拐弯,这时一辆车速超过合法速度一倍的车,根本不给我任何时间反应就撞上了我跑车的前段。撞的地方彻底地坏掉了,而离我身体不到一尺远的地方,跑车的节气门被撞开,跑车自动全力往前冲。我在刹车上都站起来了,马路上的黄线都被我旋转着的轮子融化掉了,车还是继续往前开着,我几秒钟后才反应过来,把车钥匙转个半圈,把电源关掉,跑车这才停下来。车子当然报废了,但我本人还留着,差点死最终没有死,其实被严重损伤的地方是别人看不见的呢。
我父母和朋友们都安慰我说:“一个人一生平均要出两三次严重车祸。你这个事是正常的,我们都经历过呀,车祸的事快点忘掉算了,早点恢复正常的生活吧。”可是他们这么讲的时候我并没有感到什么安慰,倒是觉得他们的脑子有病,甚至觉得美国整个社会的这个“浪漫情结”有点变态。也许我是一个心理过度敏感的人,在中国回头看美国的生活,有点不理解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是那样热情地去开车,一趟又一趟,心里一点不厌烦。我发现我跟他们那些人有所疏远,我已经无法了解那种心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