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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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文学范文第1篇

摘要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人们形成了一种浮躁的、失衡的文化心态,经典文学的阅读,可以平衡人们的这种文化心态。本文重点评述文学经典阅读的意义,如何正确认识文学经典,以及以何种姿态去阅读文学经典。

关键词:文学经典 阅读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这世上最有趣的事,第一是人,第二是书。因为,书能使人抓住这个世界秘密的核心。如果你什么也不读,那么你的头脑就会萎缩,你的理想也将因失去活力而动摇。余秋雨先生曾经这样评论过书籍的功能:“只有书籍,能把辽阔的时间浇灌给你,能把一切高贵生命早已飘散的信号传递给你,能把无数的智慧和美好对比着愚昧和丑陋一起呈现给你。区区五尺之躯,短短几十年光阴,居然能驰骋古今,经天纬地,这种奇迹的产生,至少有一半要归功于阅读。”这段话语强调了阅读的重要性。“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乎其下”,这句古语告诉我们读书一定要读最好的书,最好的书是什么?那就是文学经典。

文学是用艺术化的方式来反映生活、表达感情的文体。文学使思想充满了血和肉,它比科学和哲学,更能给予思想以巨大的确定性和说服力。英国作家德・昆西在《致一位青年的信》中说:“文学的全部目的是给人以力量,而不是授人以知识。”阅读的魅力在于欣赏者“不断充实精神生活,完善自我人格,提升人生境界,逐步加深对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和认识”。它表现为欣赏者文学趣味的生成,美好情感的孕育,价值观念的树立等等。文学经典就是那些具有丰厚的人生意蕴和永恒的艺术价值,为一代一代读者反复阅读、欣赏,体现民族审美风尚和美学精神,深具原创性的文学作品。它们是文学的支架和龙骨。源远流长的中外文学经典,它们既是人类文明史、精神史、审美史、奋进史的形象演绎,也是人类求真、求善、求美、求诚的生动展示。那些融汇在文学经典中的远见卓识、崇高抱负、人文担当、哲思玄悟等铸就的文学经典的特质,使我们从喧哗走向沉静,从肤浅走向深刻,从支离破碎走向完整统一。

文学是一种心灵化的东西。只要一个人有心进入文学世界,文学就会对其产生潜移默化和历时久远的影响。经典文学家们无不是在无尽的心灵磨砺中,擦亮双眼去发现各种形态的美,然后用自己那富于特色的文学笔调诉诸文字。经典文学使人深邃而卓越,它们维系着人类文化的命脉,是点燃人类高贵精神的火种。经典是活的,经典的价值在于可以无限地产生新的价值,不断为今人的困境提供启示,为我们确立生活的楷模和意义。梁启超在《治国学杂话》中说:“好文学是涵养情趣的工具,能熟读成诵,才在我们的‘下意识’里头,得着根底,不知不觉会‘发酵’。”要真正了解人类的智慧,吸取精神的力量,提升人格境界,还是要多读经典著作。

然而,在当今的网络社会、信息时代,人们急功近利,热衷于追逐阅读时尚的潮起朝落,“人文阅读”已远低于“功利阅读”,“博杂阅读”远低于“专指阅读”,“经典阅读”远低于“时新阅读”,“深阅读”远低于“浅阅读”……它们组合而成的社会惰性,成为一种时代的非理性,这种倾向也就意味着公众有意无意地抛弃了求知益智、育美健神的文学阅读。忽略了文、史、哲、法学、伦理、美学等具有人文精神与人文意义的书籍,在文化与精神层面对人的滋养和熏陶,从而使真正构筑我们精神与灵魂的文化营养因素,离我们渐行渐远。然而,一个缺失了文学美育和知识理性的时代,对于社会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都是危险的。回归经典阅读吧!它可以抵消当代社会发展带来的浮躁心理,带给人们心理上的、情感上的温馨期待和宁静抚慰,它可以平衡人们的文化心态,促进社会文化的健康发展。

那么我们如何有效地阅读文学经典呢?首先对文学经典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一提到《诗经》认为太古老了,一说鲁迅就说过时了。就连中文系的大学生、研究生也常常问,学习《诗经》、《楚辞》有什么用?背诵唐诗、宋词又能改变什么?其实,有多少人真正读了《诗经》、懂了鲁迅呢?自己根本不了解或者说不完全了解,就在那里人云亦云,颠覆经典。殊不知文学经典之所以在人类历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就是因为它有着永久的生命力。

再具体点说吧!比如爱情,这一人类生活中永恒的主题,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爱情”几乎泛滥成灾了,可这又是一个爱情贫乏的时代。我们周围有多少人真正读懂了“爱情”这两个字?好好去研读我们的经典文献吧,那里清新鲜活的爱情会让你如沐春风,人类爱情生活中各种丰富复杂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那里有最让人动心的爱情――纯真之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里有最让人震撼的爱情――生死之恋,“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那里还有最苦涩、最耐人寻味的爱――相思绵绵的爱,“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那里有最沉痛的爱――悼亡的爱,“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最难将息”;那里还有世上最优美、最迷人的爱――宝玉和林黛玉的心灵默契之爱。这是一种最优美、最迷人、最富于人性的爱。这种爱是超越两性占有的爱,男女双方既是深情款款的恋人,又是心灵相通的挚友;既是志同道合的知己,又是生死相依的伴侣。这种爱情是一种闪耀着理想光辉的爱情。

再比如鲁迅的作品,近些年来被一些人无情解构,甚至还出现了以骂鲁迅扬名的人。鲁迅真的过时了,还是我们根本不懂鲁迅?诚然,鲁迅不是优雅的、平和的、休闲的,而是真实的、严峻的、深邃的。从“生活化”的立场出发,也许人们并不“喜欢”鲁迅,但不能不承认,鲁迅的确是我们民族历史与现实最清醒的写照,是可以不断引发问题意识的思想动力源。你如果仅仅肤浅地想从鲁迅那里得到消遣、搞笑或玩世不恭的生活写照,那你注定不必读鲁迅,也不配谈鲁迅。温儒敏先生曾提出四个问题来讨论:一是如何看待鲁迅在传统批判中的偏激,二是国民性批判是否丑化了中国人?三是鲁迅对现代化的思考有哪些值得我们今天重新关注?四是鲁迅小说的文学史地位问题。如果这些问题我们能正确思考,那么我们就可以从鲁迅这里获得宝贵的思想资源,包括他的探求、他的体验、他的焦虑。

另一个是对经典中永恒价值认识不足的问题。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它所折射出来的东西,是可以贯穿始终的,过去有,现在有,未来还会有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它的永恒价值,即作品中所反映出的精神美。在文学评论中,有一种观点是“文学即人学”,这种精神美就是体现在作品人物身上的人性美、爱情美、坚强美、向善美等,一切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向往和追求的美好思想。

拿中国的道家经典《老子》、《庄子》来说,这两部作品都贯穿着人生境界和人格完善的思想。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人应该按“道”和“德”行事,以达到顺应自然、无为而治、少思寡欲的思想境界,要达到这种境界就要自我约束,不要把自己的要求强加给别人,不要对别人作过多的干涉,不要有过分的欲望,不要去破坏自然的和谐。老子这一思想对于处理人际关系,节制私欲,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有积极意义的。庄子一生都在追求超越自我的境界,他在《逍遥游》中充分地展示了从有我到无我,勇于舍去,乐于追求,否定小我,成就大我,实现更高自由思想境界的超越精神。针对当时膨胀的有我论,庄子倡导“至人无己”论,他认为即使是“至人”,也要修养才能达到无己。庄子认为只有无己的至人、无功的神人、无名的圣人,才能达到任天顺物、忘怀一切的境界,这就是庄子理想中修养最高的人格。他以寓言形式讲了许多神仙式的修养之道,其目的都是要告诫人们从小我的圈子中独立出来,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庄子这一思想,对今天抑制人们过分膨胀的物欲追求,把人们的视野从小我引向大我直至更高的精神境界,也是具有启迪作用的。

文学经典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悠久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或许也是寻求一个完善、独立的自我与品格的最好途径。作家白先勇说得好:“文学经典是一个民族心灵的投射一个根源。”如果中华民族没有了屈原、杜甫、曹雪芹,我们这个民族将多么苍白;如果没有福克纳的小说,美国的文化就缺失了一角;英国若少了莎士比亚,简直不可思议。经典阅读的目的,就是用我们丰富的文化宝库,教育我们,鼓励我们,要我们变得更好、更纯洁、更善良,对别人更有用。有了经典文学的滋养,一个民族,一个人的感情要成熟得多。

最后再说说关于经典的阅读方法问题。

文学经典的阅读需要一种“无用”的阅读境界。我们要把阅读看作一种无功利性的自发之举。正如铁凝所言:“阅读因其自发性,所以没有预设的阅读期待,那不期而至的阅读收获便格外宝贵和难忘。难忘的还有一种沉入心底的重量,这种重量打击你,既甜蜜又酣畅。”贵州大学校长陈叔平教授,在2004年4月19日,首届贵大读书节开幕式上所作的“读书与人生”的精彩演讲中也提到,“什么时候我们不把读书看成一种负担,而仅仅作为生活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我们也许就真正学会了读书”。其实阅读就是一种人生姿态。不论青灯野馆、凉雨寒夜,失魂落魄还是春风得意,年老力衰还是青春韶华,不论何时何地何种状态,“绿衣捧砚催题卷,红袖添香伴读书。”“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那手中的书一定是一本耐人寻味的经典。法国作家福楼拜说:“阅读是为了活着”。我们不妨演绎说:阅读经典时,人才活得充实、精彩而姿态优美。

另外,文学经典需要我们去建构性地阅读。北大著名文艺理论家童庆炳指出:“经典阅读不是简单复写和被动吸收,是一个主动积极的文化建构的过程。”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可阐释的空间,是文学经典建构的必要条件。文学经典凝聚了高远识见,意蕴丰厚,可供挖掘的东西很丰富,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某部作品“说不尽”。阅读文化经典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它既要建构文本的意义世界,又要建构读者的自我世界。通过对文本的认真阅读,读者可以打破时空界限,完成与作者的精神对话,心灵的交流和撞击,激发与培育起自身的想象力、感知力、创造力,建构起自我世界与精神家园。建构自己的灵魂和人格、素养和品质、生活与人生,是阅读文化经典的终极意义所在。阅读文化经典的这种建构性,正是大众文化语境中的读者所需要的东西。

经历了历史长河的不断筛选,经典实际上就是人类心智的最充分的表达。经典阅读无疑乃是全面地深化、拓展、提升我们的思维、情感的广阔性、深刻性,扩展我们的理性的不可替代的形式。它让我们更充分地分享人类生存的经验,获得一种人之为人的陶冶,体验一种人之为人的境界。可以说,人之为人在这个世界中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就在经典所敞开的世界之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艾伦・布鲁姆在《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一书中写道:“在人们重温柏拉图和莎士比亚的著作时,他们将比任何时候都生活得更加充实、更加美满,因为阅读经典将使人置身于无限蕴藏的本质中。”少一点浮躁,多一份沉静,去读经典吧,你一定会从中获得一份不同的人生。

参考文献:

[1] 颜敏:《经典的含义和经典化的问题》,《创作评潭》,1998年第2期。

[2] 戴燕:《“写实主义”下的文学阅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2002年第2期。

[3] 刘晗:《文学经典的构建及其当下的命运》,《吉林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4] 杨亭:《浅议经典文化教育》,《光明日报》(理论综合版),2009年6月11日。

[5] 童庆炳:《文学经典构建的内部要素》,《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6] 王建荣:《“大话文化”语境下的经典阅读文化》,《艺术研究》,2007年第10期。

[7] 崔波:《大学生阅读文化经典的意义与途径》,《天中学刊》,2009年第4期。

经典文学范文第2篇

一、向经典美文学细节描写

我们的课本里有很多优秀的细节描写值得我们去学习，在课内学习时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注意这些写作的范本，并布置相应的作文训练题，可以使学生的作文得到极大的提高。尊敬的叶圣陶老先生就说过：“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也就是说，教科书里的文章就是选来给我们学会阅读和写作的，所以我们千万别浪费教材提供给我们的学习写作的好机会和训练写作的好材料呀！

如学习了《济南的冬天》之后，在课堂上孩子学到了老舍先生写冬天的济南时是如何细致地写济南的小雪和清澈透明、充满灵气的水的，以此表现出济南冬天“温晴”的特点。（见《语文》（七年级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版第56页。）

老舍先生先点出济南冬天的特点，再从山上写到山尖，再从山坡写到山腰，把一个雪后小山的“妙”字描绘的淋漓尽致，从水藻的绿衬托出水的暖和、富有灵气，从而写出了济南冬天山水的美景，这深深地吸引感动了我所教的学生。有学生回家就在每天的读写本上模仿着写下了自己的《湘西的冬天》（魏朗峰）：对于一个在湖南待惯了的孩子，像我，如果那里冬天不下雪、只刮风，一定是个百年奇迹。没错，湖南的严冬是寂静的，只有雪花静静地飘下，偶尔刮一两声风。冬天，如果能感到温暖，就更奇怪了。湖南的冬天是恶劣的，一天到晚无情的雨雪下个不停，让人在外面有点害怕。可是，古老的凤凰，栈道多么窄，城多么大，坡上卧着山庄，每家屋顶上积满了雪。雪花像一位年轻的小姑娘，悄悄地落在你的身上，多么文静；又如大地是一位慈母，她非得下来不可。空中、半空中，白茫茫的一片。天有时如一块蓝宝石，多么温晴；有时又大发脾气，黑漆漆一片。那里的山不同其他的山，坚强、有骨气。它们一个个独立半空中，顶风立雪，毫不动摇，一点儿也不娇气。这使我天天不断地沉思：“明天是春天了吗？”因为只有春回大地，才有那生机勃勃的一面。这，便是家乡的冬。语言虽还有可圈可点之处，但饱含感情的景物描写透露出的是小作者对于美丽的故乡凤凰的由衷赞美之情。

二、向经典美文学习人物的动作描写

朱自清先生著名的《背影》中有一段描写父亲为儿子买橘子，艰难翻越铁道的情景，让学生也用系列的动词写自己父亲或母亲的背影，有的同学写得非常棒（陈穗斌）：我望着父亲的背影，看到他在人群中慢跑着，这时我才发现父亲比我上一次看他时消瘦了很多，我居然都不知道，我真恨我自己，平时为什么不去多关心他一下。紧接着，便看见他有点吃力地爬过栏杆，可能是因为他有吸烟的习惯，平时又比较晚睡觉，所以他爬得很吃力。那刻，我有点紧张，看见他消失在人群中时，我的心跳得更快了。突然，我又在石台前看见了父亲，只见他双手撑着石台，吃力地爬上去，然后他便跳下去消失了，不久，他又迅速地拿着一袋东西吃力地往回撑着石台翻回来。

虽然，比起朱自清先生的原文这篇作品明显稚嫩，但是，动作描写和心理描写中的父子情深完全不输于名家大师，对于一个初二的学生来说，已经难能可贵，表明他从名家名篇里学到了一些写作的方法，能运用于自己的习作了。我们语文书里的教材就是个例子，让学生习得大家的写法，这难道不正是我们语文教学的目的之一吗？

三、向经典美文学修辞

人教版七年级上册选入了著名诗人流沙河的一首哲理诗《理想》，在这首诗里，有集中运用了比喻、顶真、排比等修辞的句子，使诗作结构严谨，读起来又朗朗上口。学生学习诗歌之后，就有了跃跃欲试的写作欲望，可以让他们模仿第一段来写一写。

《理想》（流沙河）：理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理想是火，点燃熄灭的灯；理想是灯，照亮夜行的路；理想是路，引你走到黎明。

学生仿写一：学习是砖，敲开知识之门；学习是门，通往文明的堂；学习是堂，装载朗朗书声；学习是书声，读出智慧的灿烂。

学生仿写二：春天是风，吹燃新生之火；春天是火，送来温暖真情；春天是情，播洒人间友爱；春天是爱，让世界更加美好。

学生仿写三：希望是雨，滋润辽阔大地；希望是地，孕育灿烂之花；希望是花，铺满幸福之路；希望是路，引你走向光明。

学生的作品显而易见是可圈可点的，还有待改进，但作为当堂学习后立刻即兴的作品，这对于从小学六年级刚升入初一学习的孩子已是不易，令人欣慰的是，教材达到了引领和示范的作用，让学生学到了修辞的综合运用，不必要求学生一定能写出完整的高质量的一首诗来，以后能在自己的作文时用上这样的排比、比喻、顶真句就可以为文章增色不少。

经典文学范文第3篇

关健词：文学经典 危机 文学教育 研究

一.消费社会中文学教育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无论在何处，当代的社会文化都处于大变革的时期，有学者指出当代社会正在步入消费社会。在本文中指出消费社会不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而是为了能够将社会变革时期出现某些新动向、新特征凸显出来而采用的权宜性的称呼。

其一：在不断扩张资本支配力的情况下，当代社会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和新特征：通过现代传媒当代社会不断将消费理念制造出来，使得新的消费需求增加，能够极大的扩大社会的生产力，使得利润最大化。虽然现代社会的活力充足，但也让人们生活体验物质化形势加剧。

其二是商品的形象比实体更能获得商业价值。丹尼尔・贝尔说：“消费经济常常通过事物的表面才能够得以存在。”在商品营销中品牌与包装的重要性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其三是精神文化的创造与接受如同商品的生产与消费，对于精神性的因素往往会受到重视。我们通常需要通过这些新动向和新特征，才能够将消费社会的文化逻辑走向摸清，这样才能将文学教育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考察出来。

二.文学经典危机与文学教育的特点

在现代的消费社会中，文学教育不但具有可能性，而且具有必要性。《尚书・尧典》中记载到：“帝曰：要！命女典乐，教胃子。”这里的“乐”指的是诗、歌、舞的统称，在古代的“乐教”中已经将文学教育包含在内。不管在何处，现代社会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文学教育。独立的文学教育就是专业化的文学教育，随着现代学科分化的发展，使得不断形成现代高等教育体制。社会分工日趋细化的产物就是现代专业教育，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培养各种社会型人才，特别是专门的科研人才和技术人才。所以，现代专业教育通常是指文学教育、科学原理教育和技术教育。为了能够将社会所需的文学教师、文员等培养出来，一般可以将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文学教育定位成文学知识教育，写作能力教育和文学阅读能力则可以定位为研究方法教育与文学原理。在现代高校文学教育并不是代表当代文学教育的全部，当前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学教育。在我国的基础教育中，核心课程语文主要由文学教育与语言教育组成，现代文学教育往往会被视为读写能力教育、文学知识教育、思想规训等。

然而在现代的文学教育中，其对人文教育已经相对较少，更多的是趋向于书本理论知识。从五四文化的变迁到当今时代文化的变革，文学危机一直都不曾断层过。所以，文学教育是应对文学危机的有效方式。

三.文学教育的主要内容与经典文本研读

文学教育主要包括写作能力训练、阅读能力训练、文学史知识教学等内容，其中经典文本的研读最为重要。一方面，研读经典文本对于文科生来说是一项基本功的训练。通过对经典文本的研读，能够对文学史知识进行深入的了解，来对写作方法教学的不足与空泛的阅读方法进行弥补，对受教育者的阅读能力进行训练，使得写作能力能够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当对研读经典文本进行深入时，受教育者才能够真切感受到经典文本中的人文境界，感受经典文本的审美感染力，使得文学教育能够将审美教育与人文教育进行落实。对于文学教育的实践中，可以通过文学史功进行训练。来深入的了解文学史知识，能够在文学教育实践中，研究文学史知识概论，这会使得文学专业的学生虽然知道相关的文学史知识，但不能够深入的了解文学本身，甚至不能够辨别出作品的优劣程度。对于经典文本的研读的第一要义就是要求受教育者不仅仅只是对文学史知识概论进行学习，而是能够进行研究性的阅读。这样才能让学者在好学力行中臻于至善。

四.结语

文学经典危机对整体的文学教育影响深远，为了能够让文学经典危机得到全面的应对，就需要进行全面性的教育，在进行教育的过程中，应当结合各种文学特色，不断改善整体的教学方法，让每一个学者都能享受到合适的文学教育，在好学力行中不断臻于至善。

参考文献

[1]龙江.加强文学教育提高大学生文学素养[J].经贸实践.2016（06）

经典文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消费文化;文化语境;文学经典

一、消费文化语境与“文学经典”

开始于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把中国带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社会开始出现西方消费社会的种种特征。与此相伴随的,是消费文化的应运而生。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家詹姆逊指出:“文化是消费社会最基本的特征,还没有一个社会像消费社会这样充满了各种符号和概念。”[1]消费文化的出现对整个人类生活的影响极大,以至于“这场转变的历史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二十世纪一些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如两次世界大战、东西方之间持续数十年的冷战等等”[2]。以消费为标志的这种文化转变导致了文化的内部变革,并进而波及文学的当代形态的重构。客观地面对消费文化语境这一人类文化历史链条定的时空结合部,透过它观察当下的文化、文学、文学经典问题,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形形的文化和文学现象,探索埋藏在各种现象之下的矛盾运行轨迹和规律,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找寻一条更为宽广的道路。而“文学经典”则有可能成为我们观察这一文化变革的晴雨表,同时,站在当下消费文化这一背景之下才能使我们更加辩证地审视“文学经典”的自救与重构的可能性。

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文学经典”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以及这些“经典”在今天到底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首先,从纵向的历时性角度看,文学的经典化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接受和淘洗的过程。文学经典并非先在的存在,而是有其产生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接受等多方面的背景,它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正如所有的事物一样,文学经典也并非永恒的存在,必然有其建构、解构、重构的过程。其次,从横向的共时性角度看,“文学经典”是一个具有多重结构的统一体,其自身内部特质的规定性是它存在的基础。只有当文学经典的思想意蕴、艺术品质等方面具有了超越一般文本的特性时,才可以进入“经典”序列。而和文学经典有关的各种外部因素,如政治因素、经济因素、道德因素、社会舆论氛围、读者接受群等,都有可能参与文学经典的建构。而且在某一特定的时期,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甚至超越文学经典本身(如“红色经典”的形成主要就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参与及文学体制化的结果)。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经典”地位不断地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但同时,真正的“经典”所具有的地位又在这种挑战中得以巩固,“文学经典”总是处在恒态与动态、短暂与永恒、解构与建构的矛盾统一之中。我们只有撇下今天关于“文学经典”命运的种种预言,着眼于当代消费文化语境,才能认清文学经典的当下生存状态,并进一步揭示推动着文学经典命运变化的种种矛盾,把握文学经典命运变化的趋势和规律,探求文学经典的生存之道。

二、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外部矛盾

消费文化浪潮改变着传统“文学经典”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引发了当下一系列与文学经典有关的文化现象,“红色经典”、“四大名著”的改编,甚至“戏说经典”、“大话文化”等都是其突出的文化表征。其实,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无论是“文学经典”的尴尬还是解构,也无论是经典的危机还是地位的丧失,都首先缘自于文学经典与消费文化的各种悖反和冲突,这些因素构成了文学经典所面临的外部矛盾。

首先,文学经典的精英立场和消费文化的大众立场的矛盾。

文学发展的历史,是文学的自足性不断增强的历史。从古至今,对“文学”是什么的追问,似乎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如果说中国古代还没有像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分野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已经是一个有着自足的语言审美系统和完善的体制化管理系统的文学了。这对文学接受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识字能力、一定的鉴赏能力、一定的思维能力等都变得必不可少。一旦社会分工将文学从其他艺术门类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自在体时,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成为社会精英们言说的工具。以发轫于20世纪的中国新文学为例,其启蒙的出发与指向又是什么呢?换句话说,就是“谁启发,谁蒙昧”呢?显然,在这种对中国现代文学性质界定的背后,我们看到的还是一种精英意识。

作为人类文学活动的结晶,文学经典早已经超越一般文本,具有了相当的稳态性及神圣性。文学史的编写,是文化精英们按照一定的审美标准、价值趋向有意识地构造经典的活动,也即我们平常所说的“经典化”过程,其目的在于固化已有文本被文学史家所认可的崇高地位。而公众对文学经典阐释的热情,只是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了文学经典的超越公众意识的特性,即大众对精英意识的追捧。相比较而言,公众接受的程度,仅仅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参照,我们甚至连此处的“公众”这个字眼都要加以怀疑———“公众”究竟指的是哪些人?以茅盾的《子夜》为例,这部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有谁进行过受众接受的实证分析来说明其已经被最广大的读者所接受?在1930年代的中国,国民的识字程度可以说是小说被“广大”公众接受的最大障碍,若对受众的接受能力进行检视分析,其结果可想而知。

然而,以消费同时作为起点和终点的消费社会却是以最大多数的公众的参与为特征的,公众不仅参与了具体的消费行为,同时也参与了消费文化的创造。没有了大众,消费行为就无法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消费文化也无法获得自己合法的生存空间。同时,消费社会所赖以发展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文化传播方式的变革,在大众传播媒体的参与下,普通受众对消费文化的接受成为可能。以赢利为根本目的的消费市场的生产者和经营者自然不会无视日益增长的大众的文化需求,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满足市场需求并生产出相应的文化产品,甚至利用消费市场中物质产品营销的惯用手段如广告、炒做等来刺激欲望、制造需求,从而形成了大众文化的繁荣景象。但应该看到,消费市场的无视文学与一般物质产品本质区别的生产和营销方式,使得“文化产业产生了一种威胁个性与创造性的同质性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中,“自我实现、自我表达的生活方式的产生,与浮华消费和风格化的自我呈现融为一体”。[3]这种畸形的繁荣背后,是大众欲望的无限膨胀及不合理的夸大。

而一种文化形态一旦形成,都会极力维护自己的地位。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是弱势群体自我表达和再现的方式,是与既有体制之主流价值对抗的方式。消费是一种涉及再现的政治策略”。①这样,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排斥乃至拆解便不可避免。如1990年代沸沸扬扬的王朔现象,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立场的矛盾对抗。还有“Q版语文”现象,也反映了大众希图解构已有经典,站在大众文化立场去消解精英文化意识影响的努力。

其次,文学经典的既定价值定位和消费文化中多元价值观的矛盾。

文学为人类提供了诸如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娱乐功能等多方面的价值满足,但是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多种文化传播方式的诞生,使得人类的精神需求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得以实现,这便加剧了文学的危机感,文学经典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处境。正如有学者面对“大话文学”流行的担忧:“‘大话’文艺的创造力充分体现在对于这些被时间和传统所固定了的文本结构、意义与阐释符码的颠覆。……到了今天这个中国式的后现代消费时代,经典所面临的则是被快餐化的命运。”[4]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主要是和文学以及文学经典本身的特点有关。文学有着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审美思维特性,有学者认为,“‘发问’是文学的哲学品质的首要表现。亦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学与哲学有着最深刻的贯通———哲学作为文化思维的核心,其责任是为社会提供思想动力和文化价值根基,这是文学介入社会历史的立足点之一。”[5]文学往往通过审美的方式将读者引向对人生终极价值的追问,对生命存在的形而上思考;而经过文学史沉淀的文学经典,更是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征服了一代代的读者。很难想象,那些没有引起读者强烈的心灵冲击,不能给读者提供美的享受,无法引导读者思考关于人生、世界等问题的作品,能够成为文学经典。

可是消费时代的到来却打破了人们关于文学经典的种种幻想,大众文化借助于媒体的力量不断地散播着世俗情绪、享乐意识,那些曾经在文学史上无立足之地的欲望化、浅表化、娱乐化写作一夜之间合理化、合法化、时尚化,以金钱交易为基础的商业法则深深地嵌入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也成为消费社会普遍的价值衡量法则,这种法则不可避免的成为衡量文学的一把尺子。“上帝死了”,“我”便是上帝,每个人都被这个狂热的消费世界不断地中心化,社会价值观也由此不断地走向多元化。在商业运行法则的驱使下,快餐式的作品通过大众媒体以华丽的包装、令人眼花缭乱的热点,不断地刺激着人们的,使人们通过这些文化快餐满足着自己日益膨胀的欲望。这样,当走进商品序列的文学经典一旦无法满足那些被消费文化所驱使甚至异化了的消费者的欲望时,便再也无法躲避残酷的市场法则的规约。于是,“经典”遭遇冷落成为“现实的一种”:

一改韩剧“苦情戏”风格的《浪漫满屋》同名小说于8月19日登陆北京图书大厦,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昨日已销售326本,日均销售32本,比余华的《兄弟》日销售还高出7本。

《我叫金三顺》则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引进……今年8月该书一经出版,在全国上柜不到一周2万册就售罄,重印2万册仍然供不应求,本周已经登上上海图书畅销榜第6名。不久前韩剧《我叫金三顺》已经由国内电视台高价引进,更令这本书的市场前景看好。[6]

在兰州西北书城经常上演这样一幕:很多中学生围在漫画书栏处,或蹲或站、或者干脆坐在地上,专注地看着手里的漫画书。相比之下,名著书栏处的中学生却寥寥无几。[7]

再次,文学经典意义的立体化和大众需求平面化的矛盾。

文学经典的内蕴在整体结构上体现出立体化的特征。任何文本的接受都是读者从可感知的语言层获取更多的包容于内部的意义信息的过程,但是“文学经典”包容的意义信息具有超越一般文本的特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兰·巴特说,经典是具有可写性的文本。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接受者,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在“文学经典”中找到相应的信息,从而对文学经典的意义不断进行阐释。

文学经典本身意义的复杂性和可阐释性,是其意义立体化的基础。文学经典是具体的文化语境中的个体———作家的心智劳动的成果,作家个人经历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往往是产生文学经典意义的土壤。孙犁在《贾平凹散文集序》中曾经谈到作家人品和文品的关系:“这些作家,文章写得好,我以为不只在文字上,而且在情操上。对于文章,作家的情操,决定其高下……”作家的文学修养、知识面、实践经验、写作技巧等等,是和作品意义的生成密切相关的。同时,文学是对生活的审美反映,生活本身就是一个立体化的存在,无论“生活”在作品中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它固在的复杂性。文学经典所反映的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其意义的复杂形态。另外,读者接受活动的展开,是文学经典意义的立体化实现的条件。受众一旦进入文学经典的意义的实现过程,其意义便不再完全是由作家和生活所决定,文学经典的意义因而变成了一个被动的存在,受众的参与使得其意义日益立体化。如《红楼梦》意义的生成,就是从一般生活信息的传达深入到对人生终极价值的追问,进而达到更具形而上色彩的哲学思考。

但是,消费社会中消费行为的社会化、大众欲望的合法化、传播途径的多元化,使得大众的文化需求在“量”上日益膨胀,在“质”上却趋向平面化,突出表现是:取消深度的倾向;追求同质化的时尚、奢侈、等;大众需求呈现群体性的个体化等特征。其原因首先是大众传媒对文化消费的介入。以先进的信息科技为支撑的电视、电影、报纸、广播、互联网等传播媒介,往往屈从于商业的利润法则,除了制造出各种文化繁荣的表象以迎合受众以外,更是强加给受众以各种不切实际的消费观念:“大众媒介不仅仅是一种产业,更是一种意识形态再生产工具,它一方面是遵循商业逻辑进行生产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又是操纵大众意识的工具。它充分充当‘把关人’的角色,通过创造‘模拟环境’,诱导人们接受它们宣扬的消费意识形态,从而推动新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形成蔚成风气的消费文化。可以说,在现代消费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大众媒体充当了最佳孕育者和助产士的角色。”[8]另一个值得重视的原因是消费社会中公众消费行为的“合理”进行及其结果。在消费中,多元化的大众的需求都指向被商业的利润法则引导的潮流和时尚之中,这样,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在商业和消费的共谋中渐渐地趋向同一层面,以便适应消费时代生产的大批量和大规模的要求,促使更大的消费,产生更多的利润。

在消费文化语境中以文字形式呈现的“文学经典”,与声音媒介、图像媒介相比体现出祛时尚化、祛奢侈化、祛化的特征,因此,文学经典也就很难摆脱被解构的命运。

第四,文学经典的历时性和消费文化共时性的矛盾。

如果从时间角度来考察文学经典的建构和接受,以及消费文化的生成和蔓延,即可发现文学经典的历时性和消费文化的共时性之间的矛盾。文学经典的历时性构成首先源于文学经典接受过程的超时性。文学经典的魅力在于它可以引发受众不断阐发的内驱力,在横向空间纬度上,它可以被不同的受众按照自己的要求加以诠释,从而获得文学经典在空间中的拓展,同时也可以在纵向的时间经度引发再阐释的欲望和生存空间的再拓展,从而获得相对恒久的超时性。其次,传统文学经典传播介质的历时性。与电子传媒相比,纸质媒介生产的技术已相当成熟,从毕曰升发明活字印刷的那时到现在的激光照排,其生产已经走向大规模的“机械复制时代”。由于其载体的物质特性,为固化于纸质传媒并承载历史沧桑的文学经典大大扩展了自身存在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和文学经典的历时性相比,消费文化则带有更多的共时性特征。消费社会中消费的一次性倾向导致商品的符号化和消费文化的时尚化。大众媒体通过自己特有的传播手段,使得时尚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在社会中“肆虐蔓延”,形成风尚,同时又通过时尚的不断更迭制造着走马灯似的繁荣表象。符号这个虚拟的存在引导消费者往往忽略了商品的物质实在性,而更多地沉溺于消费商品时折射出的个人欲望的虚幻的满足中。而且,消费文化赖以传播的手段如电视、网络、广播等电子传媒在有效地扩大其传播范围的同时,也潜藏着由于过分依赖高科技而引发的失语乃至瘫痪的巨大威胁。更重要的是,传播手段的不断变革会引起消费文化从形式到内容的变化,使其很难取得恒态的存在方式。这样,消费文化虽变化多姿但却无法超时存在。

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已经被纳入整个社会的消费系统,公众会更多地倾向于将文学经典也作为商品的一次性消费,而忽略对其意义的历时性发掘,因而使得文学经典也遭遇时尚一般转瞬即逝的命运。例如,影视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四大名著改编热,以及近些年通过各种媒体参与8出现的“红色经典”改编的再度升温,仍摆脱不了其“热”后的短暂命运。

三、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自身的悖论

悖论一:文学经典主观上的价值回位与客观上的价值失位。

文学经典进入消费文化语境时,必然要面对给自己重新价值定位的问题。大众文化在消费时代的兴起,出现了解构经典的倾向,使得文学经典面临着价值失落的危机。“大话”之中庄严感的丧失、欲望之中精神资源的贫乏、娱乐之中审美意识的迷失,种种现象都呼唤着文学经典的价值重构。当然经典化的客观要求也是促使其价值定位的原因之一。已有的文学经典究竟应该在当代文学的发展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当代文学能否建构属于自己的文学经典?这是当代文学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因而,采用什么样的价值坐标来建构经典和评价经典,成为当代文学非常迫切的问题之一。有学者认为:“所谓经典必定是指那些载入史册的优秀文学作品,因此它便首先涉及文学史的写作问题。”[9]也有学者指出:“必须看到,文学经典建构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起码要有如下几个要素:(1)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3)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4)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5)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6)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观念。”[10]凡此种种观点都说明了学界对文学经典问题的密切关注,以及人们主观上寻求文学经典价值回位的努力。事实上,这种努力已经在学界成为共识。

如果我们反过来审视这一问题,就会发现在这种努力的背后所隐含的难以抹去的忧思:文学经典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的确正在失去自己的价值位置。需要注意的是,学界这种对文学经典价值定位的努力,似乎更引发了另外一种危机。因为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多元价值的碰撞与冲突客观上是不可避免的,一旦文学经典为自己规定了崇高的、超越的、神圣的、近乎完美的价值立场时,便内在地引发了多元价值的消解欲望,而消解的后果便是文学经典价值的又一次迷失。同时,由于文学经典的价值界定牵涉到经典本身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两个方面,而内部要素往往是一种稳态的存在,外部要素却经常处在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当其内部要素的稳定性和外部要素的易变性产生矛盾时,文学经典便会处在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摇摆于价值的失位与回位之间。

当代消费文化的泛滥,引起了文学经典的各种外部要素的巨大变化,而其内部要素的相对稳定性又促使着文学经典化进程的持续,文学经典借助学界的力量消化各种外部因素变动带来的影响,以维持其固有的地位。但这种主观上的努力却面临着客观的消费文化的生态背景,消费文化形态的流动性、易变性,使得刚刚形成的价值定位顷刻间土崩瓦解,从而再一次陷入了价值的迷失状态。所以说,文学经典的这种悖论性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是很难克服的。

悖论二:文学经典意义的主观解构与客观强化。

文学经典接受上的历时性及其意义上的立体化特征,都使其处在不断的解构与重构交替的进程中,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也不例外。以四大名著的解构为例,这儿有一则材料:

“大话”这个词读者一定不会陌生。自1998年《悟空传》网上流传到2003年《沙僧日记》出版,唐僧师徒全部经过了“大话”洗礼,在一个个网络的笔下,《西游记》由经典走向“非典”。

据了解,迄今《水煮三国》已经重印23次,销量突破80万册。可以预料,到今年年底它将轻松突破百万大关,成为本土财经书的一个奇迹。

当然,跟风也有不同的境界,从市场反响和媒体评论来看,《麻辣三国》、《麻辣水浒》和比较另类的《诸葛亮日记》,有脱颖而出之势。《麻辣水浒》、《诸葛亮日记》和另一本不同于“水煮”风格的《闲看水浒》都是今年6月出版。因此可以说,在《水煮三国》出版一周年之际,又形成一次游戏《三国》、《水浒》的小。[11]

我们要反思的是,名著解构热背后的经典意义的重构,是否削弱了文学经典的影响力?是否使得文学经典结束了经典化的进程,而进入了一般文本的序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首先,文学经典的改写本能够被市场认可,无疑促进了文学经典传播空间的扩大。不可否认,在当下,很多人正是通过这些改写本而进一步了解文学经典文本的。其次,虽然文学经典的原有意义被解构,但是却生成了新的意义。表面上看,这种新的意义确实和文学经典所内蕴的人们普遍接受的思想意识、审美意蕴相去甚远,但实际上,这是文学经典的经典魅力影响的必然结果。文学经典的意义本来就是一个立体化的可供人们不断阐释的结构,无论这种新的意义建构在理论家看来是何等离谱,但它终究是对文学经典意义的再诠释。同时,已经固化在文学经典文本中的意义信息并不会因此消失,相反会与新的意义信息同时存在,甚至可能互相作用,产生出全新的意义。比如,通过阅读《水煮三国》,有些人可能会回过头来重新阅读《三国演义》,从而获取已经固化了的意义信息(即经典意义),同时获取高深的管理知识。所以从长远来看,文学经典的意义是强化了而不是削弱了。

悖论三:文学经典生产综合能力的提高与实际质量的贫乏。

消费社会文学经典的生产能力大大提高了。今天,不仅大众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提高,而且参与文学写作的新的群体如所谓的网络、自由撰稿人、少年作家、名人作家等不断出现,大大地扩充着写作者的队伍。同时,文学生产、传播的条件和手段不断地得到改善,如微机的应用不断改变着作家用笔写作的习惯,而且疾速提高了作家生产的文字数量。文学作品传播的速度也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作品的商业运作体系中,有些作品甚至还没有生产出来,宣传与广告等一系列营销战略就已经展开。贾平凹的《废都》、刘晓庆的《我的路》等,都是这种运作模式下的产物。消费社会对于商品的大规模消费,要求作品大批量地生产,这也促使了文学生产能力的提高。

但是,文学生产能力的提高仅仅是为文学经典生产能力的提高提供了必要条件,并不能就此而形成更多的“经典”。从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来看,文本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是经典化的基础,各种外部条件只会加速或者延缓文本经典化的历程。在消费社会中,商业的运行法则贯穿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也包括文学作品的生产,作家为了提高文学产品的销售量,不得不屈从于市场,这样,各种媚俗的、格调低劣的作品便不可避免地大量涌现。如果作家坚持自己纯正的文学立场,则可能面临不被读者接受的尴尬,而这显然是消费社会的文学生产机制包括生产主体———作者所不愿意面对和接受的。所以,一旦当文学文本缺乏思想和艺术沉淀的充分的主客观条件时,即使消费文化用各种商业化的手段“造经典化”,这些所谓的“经典”也终会被时间所淘洗。

四、对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未来走向的思考

第一,在文学经典价值坐标的厘定中,构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互动平台,寻找两种文化的契合点。

要摆脱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二元对立的固有思维模式,不能只看到消费文化语境中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不相容的一面,更要看到二者之间互相包容和互相补充的一面。文学发展的历史证明,所谓高雅与低俗、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绝对不变的,过去的大众文学,可能就是今天的精英文学,两者常常处在一种不稳定的变动状态之中。但不管怎样,它们往往是互相补充的,谁也离不开谁,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消费文化的出现,使文学经典面临一系列矛盾,这与我们对大众/精英文化、高雅/通俗文化之间关系的不全面认识密切相关。如果能够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文学经典面临的矛盾才会逐步消除。同时,如果我们把文学经典问题的出现当作处理两者矛盾的一个契机,则会达到双赢的局面。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厘定文学经典的价值坐标,虽然这个问题在学界有较多的争议,但是往往限于学术理论概括层面,而没有将实践这个很重要的环节考虑进去。正如有学者所言:“调查与统计是文学经典化的必要手段,佛克马在北大讲演时曾做过问卷调查,国内学者却很少有人这样做。出版界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12]如果将实证分析纳入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也许经典的价值坐标就远非如理论家们想象的那样。

同时,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的价值定位也具有相对性,其被再次解构仍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可以为文学经典的价值定位建立一个坐标:时间是经典化的纵向贯穿线,而共时态的空间则是文学经典本身以及和它相关的各种外部要素共同构成的一个“力场”。一般地讲,当文本经典化进程开始的时候,首先是文本的内核如思想内涵、审美意蕴、艺术手法、题材、体式等在起作用。也就是说,它本身必须具有足够丰富的信息含量,而且这些信息能够和处在文学经典外部的各种要素如政治意识形态、读者接受、出版发行、市场运行等产生交流,形成一个全方位的互动的“力场”。如果这个“力场”可以在时间的经线上持续运行,则其经典程度就越高,从而构成所谓的“恒态经典”或者“文学经典”。但如果无法持续运行,则该文本必然会退出经典化进程,也即构成所谓的“动态经典”或者“文学史经典”。当然,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文本的各种外部要素有可能会先于作品本身产生巨大的推动力量,使其强行进入经典序列。这种价值坐标的建立,有望消解精英立场和大众立场的矛盾,构建两者之间交流的文化平台。如那些并不被精英学者看好的武侠小说,当其内蕴足以和外部的各种要素产生强烈的交流时,并且这种交流可以持续很长时间的话,那么它就进入了经典文本序列,可以成为“文学经典”。

第二,深刻认识精神文化产品消费的特殊规律,为文学经典走向市场创造必要的条件。

只有深刻认识当前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所面对的各种矛盾,才能因势利导,化解矛盾,为文学经典开拓更大的生存空间。尤其要深化对文化产品消费市场的认识和研究,文化产品消费市场具有不同于物质产品消费市场的特殊规律,两者不可以等量齐观。在文化产品消费市场上,产品的价值如何实现?产品销售的商业策划如何进行?如何追求利润的最大实现?如何引发大众的购买欲望?……这一系列问题都期待着我们去探索。尤其是具体到文学经典,当它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时候,怎样去规避消费市场对文学经典的潜在威胁?怎样引导市场对文学经典的消费?这些问题变得相当迫切。今天人们已经意识到,文学经典不但有商业价值,而且其商业价值往往大于一般的文本,市场的认可度也更高:

读书月组委会曾经在2000年做过一次同样的调查……但是令人意外的是,中国四大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依然受到年轻深圳人的偏爱。四大名著在深圳保持较大的销售量已经持续多年。这个迹象表明,年轻的深圳人渴望着对传统的接续。[13]

表面上看,文学经典的改编本销售量非常大,但是深层考虑的话,其实这些都是借助于文学经典的市场号召力的结果,如果没有文学经典的本身价值,也就没有了这些以文学经典为资源的改编本的商业成功。虽然文学经典可能遭遇暂时的市场冷落,但从长远来看,文学经典消费的市场前景仍然是相当广阔的。

第三,跳出语言文本是文学经典生存惟一方式的狭小视阈,转向建立文学传播跨媒体的理念。

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大众参与文化构建的意识和可能比原来大大地增强了,这为文学经典的传播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受众背景;而同时存在的受众的接受选择指向平面化、化、时尚化,缺乏理性的规范,这对于文学经典的语言文本的接受显然是不利的。但站在更开阔的视野看,各种大众媒体却能够以自己的传播方式拉近和大众的距离,通过他们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传播乃至推销文化产品,进而影响大众的接受偏好和思想意识。所以,建立文学传播跨媒体的理念成为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生存的必然选择。实际上,文学经典完全可以利用现代传播科技的成果拓展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图像文本、声音文本、电子文本等都是文学经典可以借重的介质。文学经典可以利用大众文化的宠儿诸如电视剧、电影、网络等走进大众生活,以更加具有亲和力的方式接近大众,让大众心甘情愿地接受。如近几年来非常兴盛的“电视散文”,以其优美的画面语言和娓娓动听的朗诵感染了不少的观众,其中选择的作品,大多数都是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散文。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许多人才开始接受这些经典作品。还有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也是推动文学经典传播的一种重要手段,尽管因为媒体特性的差异会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甚至引起一些非议,但是在文学经典的大面积传播还没有寻找到更好的途径之前,仍不失为一条可以选择的路子。在这方面,有好多成功的例子。如钱钟书《围城》的改编,当电视剧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有些评论家甚至将其看成中国当代十大经典电视剧之一。不少受众都是在看了电视剧之后才去阅读原著的,因为导演对这部小说的主题做了深入浅出的阐释,就更易于让那些非专业的文学接受者进入经典。这样,文学经典借助现代传播媒介的平台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对它的接受活动中来,在扩大文学经典影响力的同时,引导和规范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构建新的社会文化氛围。

第四,要使文学研究尽快走出和大众相对隔绝的“象牙塔”,拉近和大众的距离。

近些年来,在一系列学术评价体制的规范与制约下,理论研究反而有封闭化的趋势,很多理论成果仅仅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范围内流通。虽然这种相对封闭的学院式研究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推动学术研究保持其理论性和独立性,但是却不利于大众对于学术成果的消化和接受。尤其是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这种问题更显突出,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也不例外。目前,文学批评的规范化的学术话语固然可以保持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和学理性,但这对于文学经典的接受却存在着不利的因素。一方面,实际的情况是大众对文学经典的理解往往局限在比较浅显的层面,却无法把握经典复杂深刻的思想意蕴、艺术魅力,急需要审美引导。而另一方面,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尽管具有阐释经典的能力,却无法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

要弥补这种“断裂”,专业的文学研究者首先应该逐渐改变自以为是(高深艰涩)的话语方式,致力于建设大众传播背景下的中国特色的批评话语和文论体系,以加快研究成果的传播和接受。同时,探索学者和大众之间交流的多种途径,为大众提供易于为他们接受的理解方式。在这点上不乏成功之例,如近年来收视率颇高的CCTV-10的《百家讲坛》节目,通过学者的理论研究提高了普通大众对社会现象、文学作品等的认识和理解。许多知名学者之所以能够给普通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正是源于文学经典与大众传媒的紧密结合。当然,提高学者和大众以及作家之间交流的途径并非局限于此,我们完全可以在实践中探寻其他更为有效的途径。如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可以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引导作家树立“精品意识”,为读者创做出更具影响力的经典作品来。

[注释]

①狄塞陶(MicheldeCerteau)、费斯克:《消费作为一种对抗性的战术》,转引自陈坤宏《消费文化论》,台湾扬智出版公司1995年11月版,第101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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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曹雪萍.韩国影视书不断搅动2005年畅销书市场[EB/OL].中国新闻网,2005-09-05.

[7]首选网络小说漫画中学生缘何不爱读名著[EB/OL].人民网,2005-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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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宁.文学经典的构成和重铸[J].当代外国文学,2002(3):123-130.

[10]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的内部要素[J].天津社会科学,2005(3):86-88.

[11]不麻不辣不革命出版界流行水煮“三国”、“水浒”[EB/OL].新华网:读书频道,2004-07-12.

经典文学范文第5篇

“一个民族的阅读史，就是它的精神发育史。”将这种说法推到个人身上，则可以说：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这个人的精神发育史。读书生活正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一个学生的精神处境和人格风貌。

童年是人生的起步阶段，童年的阅读经验往往构成一个人生命的底色。儿童认知能力的提高、情感的丰富、性格的塑造、品质的打磨既有待现实生活的锻造，也需要文学的启蒙与熏陶。童年阶段的经典儿童文学阅读是美好人性的起点、审美情感的起点、性格塑造的起点、人生体验的起点，在充满好奇、探索、发现与体验的经典阅读中，孩子能接受到潜移默化的、无穷无尽的滋养，体悟到什么是美，什么是爱，什么是善良，什么是勇气，什么是忧伤……但由于家长和老师对儿童文学经典作品缺乏了解，儿童的阅读正受到影视、网络等多元传媒的冲击，儿童“经典阅读”的氛围远未形成。“能感动今天的孩子的无非也还是那些东西――生死离别、游驻离散、悲悯情怀、厄运中的相扶、困境中的相助、孤独中的理解、冷漠中的脉脉温馨和殷殷情爱……感动他们的，应是道义的力量、情感的力量、智慧的力量和美的力量，而这一切是永在的。”教师要在儿童的经典阅读中担当起“点灯”的责任，给孩子一个成长的起点、一个读书的空间、一种阅读经典儿童文学的氛围，更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扶助。

令人欣慰的是，在新的课程改革的推动下，这种情况开始有所改观，比如人教版的中小学语文教材等都有意识地收入了一些儿童文学作品。如果我们的中小学语文教师面对童话、寓言、现代科幻文学，还依然是搬弄字词句篇、语法修辞、中心思想、段落大意的那一套教法，学生厌倦语文的状况就得不到有力的改观，更谈不上语文教师在儿童文学与儿童之间应起到的纽带、桥梁作用了。

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有不同的阅读需求和阅读特点，中学生一方面保留有儿童的心性，另一方面又渴望成长，他们已经具备了较强的理解能力，所以应该鼓励他们在阅读儿童文学的同时，也走入的经典世界。文学的审美特征决定了与文学作品教学有关的精神活动都应带有鲜明的审美特性和A向，并不是抽象的概括所能传达的，也不是一两句貌似高深的结论所能诠释的，因此必须摒弃一切审美概念化的教学活动。

俗话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阅读文学经典名著的过程是一种极富想象力、创造力的过程，对文学作品的阅读，需要读者自己的精神融入其中。其实对一部作品来说，每一个人的阅读都是一次再创造，都有不同的审美感受，学生能读出时代新意，读出个性，也是从经典著作中汲取了营养。应该鼓励学生广泛地阅读，鼓励他们用心灵去感受、体验。要提倡在文学文本面前人人平等，这样学生才会愿读、乐读，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才会逐步提高。还有一些众说纷纭的作品，譬如《诗经・蒹葭》的主题是表达青年男女恋爱，还是思念贤人，还是表达一种“可望不可即”的人生哲理;《长恨歌》的主题，是“讽喻说”，还是“爱情说”，还是“双重主题说”。这些作品能够引起学生的思考、争议，从而可以培养他们的思辨能力。孔子在解释《诗经・关雎》时说：“乐而不，哀而不伤。”这里包含孔子的文学观，强调的是一种中和之美。孔子的文学观启示我们，文学的意义在于复杂的情感表达。优秀的文学作品，情感往往是多元交织的，喜、怒、哀、乐与共是许多文学作品成为传世经典的一个原因。中学语文教材中的很多作品都有这样的特点，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琦君的《春酒》、李商隐《锦瑟》，等等。教师如果用单一的情感方式去解读意蕴丰富的文学经典，就很难使学生领悟文本深沉婉转的审美意义。学习文学经典作品，需要调动学生丰富的想象，应当揣摩语境，从语感、语义等多角度开掘审美意义。文学首先是语言艺术，应该以文学作品为出发点，通过对名著名篇的阅读与欣赏，分析和探讨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和语言风格等，从思想高度和审美角度对学生进行教育引导。尤其要把人文精神的培养贯穿于教学过程的始终，让学生通过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思想主题的赏析等，提高审美趣味，培养高尚情操，塑造良好人格，树立远大目标，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同时语文教师必须加强自身的文学审美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