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长恨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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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长恨歌范文第1篇
传统文化是一种富有张力的文化，能够穿越漫长的时间和纷繁复杂的社会时代，以其独特的精神内涵影响着后世。白居易的《长恨歌》自诞生以来，一直到千百年后的今天，始终为文学领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一、《长恨歌》概述
众所周知，《长恨歌》作为一首长篇叙事诗，其所描述的是唐明皇与杨贵妃之间的爱情故事。在这首长篇叙事诗当中，作者采用较为精炼的语言和巧妙的抒情手法，叙述了一场爱情悲剧。尽管唐明皇与杨贵妃都是当时权倾一时的人物，但是诗人在进行写作的时候并没有拘泥于历史，而是将历史与民间传说结合在一起，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艺术形式，描摹出一个婉转动人的故事。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长恨歌》是白居易所有作品当中最为杰出的一个，也是最为与众不同的一个，其最为明显的价值体现在，我国古典诗歌当中抒情诗和叙事诗之间的紧密结合。在叙事过程当中，诗人不断使用想象和虚构的手法，将情、景、理三者紧密结合在一起，具有较强的感染力。
二、《长恨歌》对后世的影响
（一）对我国文学的影响
白居易本身就是一个对于我国文学影响较大的诗人，因为从很多后人文学作品的题名、诗词用典以及情节结构方面，我们都能够隐隐约约看到白居易所带来的影响。以《红楼梦》为例，首先，从《红楼梦》的诗词曲赋来看，第17至18回，惜春的《文章造化》（匾额）当中提到：“山水横拖千里外，楼台高起五云中。”此句话主要引用的是白居易《长恨歌》当中的“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这一句，当然，关于这一句的引用，并无其他的深意，只是引用其中的辞藻与意境，以此来描绘出一个飘然的情景。又如在《红楼梦》第50回当中，描述哀悼之意的时候，所引用的就是《长恨歌》当中的“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在《长恨歌》当中，这两句主要形容的是杨玉环死后的场景。将其用于《红楼梦》当中起到了一定的预示作用，预示着宝玉与黛玉二人无法终成眷侣的悲剧。其次，从结构方面来看，《红楼梦》也较多引入了《长恨歌》的元素。在《长恨歌》当中，诗人在描写情感的时候，具有一种立体性的特征，不仅有外表上的层层铺垫，还有内在的心理因素，甚至还包含了两人离别之后的相思与怀念，长恨绵绵。在《红楼梦》当中，关于情感的描写不仅继承了《长恨歌》当中较为明显的特点，还灵活运用多种艺术手法，从意识到潜意识层面上对于人物情感心理来进行挖掘。
（二）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从日本的奈良时代开始，就存在着大量的遣唐使进入我国，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不断加深，中国诗人直接影响到日本的文学，而对于日本汉文学乃至整个日本古代文学影响最大的诗人也当属白居易。从白居易的人生经历上来看，尽管其具有一定的政治热情，但是伴随着挫折的不断涌来，使其斗志渐渐消退。平日里，他更倾向于借酒消愁，所以很多作品都是有感而发，在感伤诗作当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长恨歌》，在这首诗歌当中，字里行间都流露出来了浓浓的感伤与绝望。并且日本人正是极为欣赏白居易诗作当中的自然融合与心物一体的特点，尤其是那种充满了沉郁伤感的基调，这与日本人的心性以及“物哀”的审美情趣极为契合。所以在后来的日本文学创作当中，多有效仿白居易，寄情与诗酒当中，放纵自娱，以此来得到精神上的解脱，更多的则是心理的慰藉，譬如说在平安时代的《源氏物语》和《枕草子》等作品当中，都极为清晰地反映出来了这种状态。此外，与其他诗人的作品相比较，白居易的诗作更为通俗易懂，直白而流畅，更加容易理解和模仿。并且白居易在诗作创作的过程当中，也在很多时候吸引了民间的语言，所以创作出来的诗歌才具有较强的通俗性的特征。从《长恨歌》的鉴赏书籍能够看出来，离开了脚注，人们依旧能够明白诗中所描述的内容。和李白的诗歌相比，白居易的诗歌更如下里巴人，所以得到众口传唱。尤其是对于日本人来说，当时毕竟他们刚刚接触汉语，对于汉语结构与语法的掌握十分有限，能够达到李白与杜甫水平的日本人少之又少，所以相比之下，白居易更受其喜爱，其诗作对于日本人的影响也更为深远。
三、结语
总的来说，作为我国文学史上影响较大的一位诗人，白居易所留下的经典作品有很多，而《长恨歌》堪称经典中的经典，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首具有代表性的长篇叙事诗，对于后世文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于现代人而言，应当汲取该诗的精华所在，不断传承发展。
参考文献：
[1]刘仲春.唐诗对现代文学作品的影响[J].吉林大学学报，2013.
白居易长恨歌范文第2篇
关键词：叙事诗 古代文学 汉代 乐府名篇
引言
在我国古代诗词的辉煌成就中，长期以来主流是抒情诗，而叙事诗是第二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古代叙事诗没有完善的文学体系。这种体系不是通常意义上从《诗经》到乐府的一脉相承的系统，而是具有《诗经》和乐府两个不同的源头，分别代表了官方与民间的不同体系，两者是互为补充的关系。如果我们把这两个系统叠加起来系统研究，可以完整地展现出我国古代叙事诗的源流。
一、汉代乐府与叙事诗
汉代乐府是搜集、整理并保留下来的流传于当时的民间歌谣，是两汉之际朝廷的音乐机构。《汉书・艺文志》载：“自汉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足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即说明了汉民间乐府的由来。
汉代乐府叙事诗与中国古代传统诗词创作有所差异，传统古诗讲究以抒情诗为宜，而乐府则是以叙事诗为载体独树一帜，正如萧涤非先生所说：“汉乐府本多‘缘事而发’，故此类特多佳制，于当时民情风俗，政教得失，皆深有足征焉。乐府不同于古诗者，此亦其一端。盖古诗多言情，为主观的，个人的；而乐府多叙事，为客观的，社会的也。”汉民间乐府就是以其“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叙事诗，屹立于中国诗歌创作的长河之中。在此，笔者试从叙事角度出发，对汉民间乐府中的叙事诗的艺术特征加以分析，以展现两汉民间乐府艺术上的价值，并希望可以从作为中国叙事诗成熟标志的汉民间乐府叙事诗的叙事艺术的分析中，窥一斑而知全豹，见出中国叙事诗叙事艺术的总体特色。
二、乐府叙事诗
从与西方叙事诗相对比的角度出发，学术界认为我国的叙事诗体系不够完备。实际上，我国的叙事诗体系未和西方叙事诗走相同的道路，因而不能简单地将我国的叙事诗归于以西方叙事传统为依托意义上的不发达。我国古代叙事诗体系有她独具一格的文学魅力，这一点在汉代乐府叙事诗之中可见一斑。
汉代乐府叙事诗的创作理念主要体现在：一是汉代乐府叙事诗作为我国古代叙事诗成熟的标志，其成熟的叙事文学创作手法体现在汉代乐府叙事诗中具备了叙事文学的本质特征；二是汉代乐府叙事诗作为我国古代叙事诗的代表，形成了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叙事艺术。正如学者丹纳在《艺术哲学》所言：“不管在复杂还是简单的情形之下，总是环境，就是风俗习惯和时代精神，决定艺术品的种类。”正是受这种民族性格、创作个性的影响，汉代乐府叙事诗形成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准则，并且融合叙中插画的叙事特色，以及融合“情”的感事型叙事模式为主要特征的独特的叙事艺术。
从古代《诗经》中的“赋”，发展到汉代乐府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手法逐渐成为我国诗词创作的基本准则，这在汉代乐府诗叙事诗创作中表现尤为明显。汉乐府名篇《孤儿行》等众多诗词都深入百姓生活，体现诗人对现实的强烈关注。此外，大量表现爱情的诗词，如《孔雀东南飞》更是体现了诗人对于现实人生的解读。这些叙事诗皆是紧密地联系现实人生，反映当时人民的欢乐愁苦。发展到唐代，出现了被称为“诗史”的白居易长篇叙事诗《长恨歌》，以及杜甫的《三吏》、《三别》等。并且，很多诗人还提出现实主义的创作主张，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更是将这一原则推向极至。这种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究其根源，是我国古代注重实际的行为方式，在文学创作思维上的反映，逐渐形成了以空间直感为主的形象思维模式。诗人多是表现外在对环境、景物、人物的身形、相貌等直观可感的事物。当这种思维方式运用在诗歌创作中，便形成了“诗中有画”的写作范式。如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汉代乐府叙事诗也是如此，它在叙事的过程中穿插形象或场面的描摹，构成一幅幅图画。如《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晨起严妆一节：“鸡鸣天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摄丝履，头上瑕帽光，腰若流执素，耳著明月挡。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这段描述似乎在读者眼前展出了一幅描绘着一位富贵典雅的古代女子的工笔画。又如《相逢行》：“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堂上置蹲酒，作使邯郸倡。中庭生桂树，华灯何煌煌。”一户富贵人家的华宅顿时立于眼前。因此，明代王世贞在《艺苑危言》中称此诗“叙事如画”。
因此，我国汉代乐府叙事诗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因而形成一种融合着“情”的感事型叙事模式。如《妇病行》中的病妇临终遗嘱伤心刺骨，丈夫无力赡养孩子的愧疚、悲哀也渗透于叙事之中。《十五从军征》、《孤儿行》中，凄凉的情感随娓娓道来的叙事情节逐渐展开。所以说汉代乐府叙事诗中，“情”皆随事而来。而且，诗人在创作叙事诗时主要采取“叙中夹评”的文学手法，并不将自己的浓烈情感隐藏在字里行间，而是在叙事情节的叙述中凸显主体情感及价值评判，在抒发感想的同时，推进了叙述进程，成为一种独特的叙事结构模式。
三、汉代乐府叙事诗表达的“喜”与“悲”
叙事诗由于有完整的情节、传奇的人物，更易被大众接受，也更易改造为表演的艺术形式，它们不是文人的案头经典，而是在民间被反复传颂，是诗歌文学中最具鲜活生命的一类。后世文人对汉乐府诗歌极为推崇，认为其中包含了极高的道德价值与文学价值。但汉代乐府叙事诗中的道德价值，并不如后世文人拟作的乐府诗一样有意为之，而是因为大众接受的文学诗词的文本之中，叙事诗内容本身就反映出了汉代民风纯朴健康的道德取向。
这些叙事诗诞生的最初目的是自然而朴素的，作者用带有戏剧、传奇、虚构的情节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同时也满足社会道德审美与大众审美的取向，从而升华到文学经典范畴。值得指出的是，这里的娱乐特质应该是更为深刻的理解，不仅包括“喜”，也包括“悲”的方面，例如：叙事诗《孤儿行》中主人公对身世的悲叹。汉代乐府中的“娱乐性”其实是一种对观众情绪的正向引导，除了让听众得到欢喜愉悦外，让听众的悲伤、愤怒、郁结得以抒发、宣泄也是重要方面。听众在聆听这些情节，欣赏传奇性人物的同时，有浪漫及神话色彩的场景以满足其想象力，感受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奇妙境界，从感受、同情、共鸣到抒发、宣泄自己心中的悲喜，这是人类一种原生态的审美本能，是诗歌文学的娱乐特点的真正内涵。这种本能的抒发与释放，造成了汉代乐府叙事诗在文学审美上的独特价值。
综上所述，汉代乐府叙事诗以现实主义为创作原则，其完整的内容情节和典型的人物形象，成为我国古代叙事诗成熟的标志。所以萧涤非先生评价说：“自今论之，民间乐府之于两汉，一如《诗》、《骚》之于周、楚。其文学价值之高及对于后世影响之大，皆足以追配《诗经》、《楚辞》鼎足而三。”同时由于诗人对于现世人生的关注，并采用叙中插画的叙事特点，以及感事型叙事模式，彰显了汉代乐府叙事诗独特的文学魅力，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语
参考文献
[1]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2]王世友，莫修云.美与情的旷世之悲――《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悲剧形象再分析[J].语文建设，2014（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