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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出版学教育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至今已30余年,始终存在着学生就业对口难的问题,很多出版企业认为编辑出版专业的毕业生缺乏实践经验而不愿意聘任,出版产业对编辑出版学学科认同度低,甚至很多人对编辑出版学本科教育提出了质疑。而编辑出版高等教育影响力也逐渐减弱。[1]因此,怎样进行编辑出版学教育改革,使之适应出版业界对出版人才的需求,提高编辑出版学学科的认同度和影响力,是目前困扰编辑出版学教育界的重要问题。
(一)数字出版的繁荣需要大量高素质编辑出版人才。2011年新闻出版总署正式了《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和《数字出版“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提出到2015年,数字出版总产值要达到新闻出版总产值25%的奋斗目标。2011年,我国数字出版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全年收入规模达1377.88亿元。数字报纸、电子图书和互联网期刊均保持了高速的增长势头,平均增长幅度超过25%。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相关数据表明,2011年,18-70周岁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光盘阅读、PAD/MP4/MP5阅读等)的接触率为38.6%,比2010年上升了5.8个百分点。
这表明,数字出版在我国已经初具规模,发展前景广阔。并且随着移动数字技术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多地采用数字化阅读方式,未来的数字出版将是一个庞大的产业。一个产业的兴起,离不开人才的培养,而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在发展繁荣的同时,也面临着传统出版业向数字化转型中产品形态单一、数字出版核心技术研发相对落后、产品创意创新不足等发展问题。[2]解决这些问题,人才是关键。随着数字出版产业的繁荣,出版业对数字出版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对数字出版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
(二)编辑出版学教育是培养数字出版人才的主力。数字出版人才的培养,仅仅依靠出版业现有人才的转型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数字出版人才问题,还需要高等院校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来培养。
近年来,很多传统出版企业由于数字化转型的需要,逐渐开始招聘编辑出版学专业的毕业生。那些熟练掌握电子书刊编辑技术,能够整合信息进行数字化编辑的毕业生受到出版企业的青睐。由此可见,培养既有较强文字编辑能力,又能够胜任数字出版工作的复合型人才,是编辑出版学教育能够做到的。因此,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是编辑出版学教育发展的机遇。编辑出版学教育应该积极根据出版业的需要进行教学改革,探索数字出版人才培养模式,这有助于编辑出版学专业摆脱学生就业不对口的困境,并促进编辑出版学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二、编辑出版学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
(一)培养目标从传统书刊编辑向数字编辑转变。由于我国很多编辑出版学专业最初是挂靠中文专业进行招生,是以培养传统的书刊编辑为目标,注重学生的文字功底和文字编辑能力。而从近年来编辑出版学专业学生的就业来看,大部分都到网络媒体担任编辑,到传统出版业从事编辑工作的占少数。
顺应市场需求的转变,高等院校在编辑出版学专业增设了新媒体课程,但是要把培养目标从以传统书刊编辑为主,转变为培养适应传统纸媒与数字出版编辑的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以适应数字出版的要求,仅在课程设置上微调是不够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实现培养目标的全面转变,围绕培养数字出版人才的目标进行课程设置改革和教学模式的构建。
(二)课程设置上要发挥优势,整合新媒体。目前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主要是核心技术研发不足、数字产品创新创意不够,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高素质的数字出版人才。
因此编辑出版学专业在课程设置上,要加大新媒体课程的设置,使学生能够熟练掌握新媒体编辑技术。相比传统出版业如图书等较为复杂的制作工艺,电子书刊的制作软件对于学生来说更便于学习和实践,网络为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实践空间,这是新媒体的优势。同时,新媒体技术日新月异,软件更新快,技术操作越来越简单,使得更多人能够掌握这些技术,因此在数字出版人才未来的竞争中,技术竞争只是低层次的竞争,核心竞争力在于数字出版产品的创新和创意。而创新和创意能力,仅靠学习新媒体技术是远远不够的。
数字出版和传统出版的区别在于传播方式的不同,它们之间还是有很多共同之处的,因此,编辑出版学教育向数字出版转变,并不是要完全放弃编辑出版学教育30多年形成的优势,所以在课程设置上应保持编辑出版学教育的优良传统和优势,淘汰一些不适合社会需求、落后于时代的课程,增加能够反映新媒体、新技术的课程,同时要保留编辑出版学学科的核心课程,保持编辑出版学学科的特色,在此基础上整合新媒体课程。避免出现顾此失彼,只重视新媒体而忽视编辑出版学学科的基础教育。
在课程设置上仍要坚持通识教育,要求学生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良好的文字运用能力,这是创新和创意的基础与源泉。同时,这些人才要在深刻理解并掌握传统出版流程的基础上,学习新媒体的编辑,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目前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的需要。这需要新媒体课程和传统书刊编辑课程紧密结合,使学生能够将传统编辑出版的优势和数字出版编辑技术更好地结合在一起。
(三)提高教师素质,改革教学方式方法。数字出版是一个新生事物,教学目标和课程设置的改革能否成功,教师是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数字出版的发展,技术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而数字技术发展速度很快,尤其是软硬件的更新。如何传授给学生不落后于时代的新媒体编辑技术,对教师来说是一个挑战。这要求教师有很强的学习能力,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同时要具备使用各种社交媒体的能力,便于了解行业动态,利用各种方式和学生交流沟通。
数字出版技术的掌握,除课堂上的理论学习外,还需要学生做大量的练习和实训。因此教师要减少课堂教学时间,将学生组成实践小组,大量时间用于数字出版物的策划、编辑、制作,使学生能够从海量信息中选择、加工,创作出属于自己的作品。这需要教师改革教学方式和方法,充分利用现代媒介进行教学,除了课堂教学外,课下大量的时间要用在指导学生进行作品的创意和制作,这对教师的指导水平、创新能力、沟通能力等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为了提高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高等院校要通过多种方式聘请业内人士给学生授课。同时,要创造条件,给教师提供一些数字出版的工作体验机会,提高师资水平,这是保证教学改革成功的重要一环。
(四)实践教学要突出媒介融合,利用网络平台培养数字出版的综合能力。传统的编辑出版学教育,按照媒介的不同开设课程,如期刊编辑学、图书编辑学、网络编辑学等,这些课程都需要学生进行专业实践。为了适应数字出版多媒介融合的特点,有必要对这些课程的实践教学进行整合,打破媒介和课程之间的界限,引入现代化教学手段,实现课外在线实验教学,能够培养学生数字出版知识掌握的程度、实践操作能力、实践创新能力等,使学生在完成项目的同时熟练掌握电子书刊的多媒体编辑技术。学生的专业实践顺应媒介融合的趋势,有利于学生树立全媒体的概念,提高其综合运用多种媒介的能力,培养其数字出版的思维和创新能力。
如河南大学编辑出版学本科生在学习图书编辑学课程时,要在老师的指导下,由学生独立制作模拟图书,因为纸质图书成本较高,以往这些图书仅限内部交流。而数字出版成本低、平台多,很多网站提供E-book制作软件,因此现在可以要求学生在制作纸质图书的同时,动手将纸质图书的内容数字化,制作成电子书。同时指导学生利用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进行图书的策划、营销等,借助各种数字工具和信息资源创设与主题相关的“情境”,并针对不同学生实现个性化的教学辅导。构建网络课堂进行辅助实验教学,通过多种社交媒体和学生在线交流等,打破不同课程媒介之间的界限,在实践中提高学生综合运用多种媒介的能力,体现出媒介融合的特色。
编辑出版学专业要响应我国大力发展数字出版业的号召,以此为契机,培养具有现代科学文化艺术基本素养,掌握数字出版编辑加工基本技术,具备数字媒体编辑出版传播技能,了解数字出版产业运作规律的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满足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对数字出版人才的需求,这将是编辑出版学教育改革的目标。
(本文为河南大学2012年教学改革项目“数字出版环境下编辑出版学教学改革研究”的成果)
参考文献:
[1]李建伟.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现状与发展[J].中国出版,2013(3).
[2]孙寿山.数字出版产业的新业绩、新挑战、新举措[J].现代出版,2012(5).
一、信息网络环境为学报编辑出版学研究提供了的新课题
21世纪是高度信息化的时代。随着信息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扩散,人类社会将经历一场意义深远的革命――信息革命。网络化是信息革命的中心和特征,并已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高校学报编辑部也不例外。主要体现为:(1)工作环境网络化。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社会信息化基础之上的。社会信息化是以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电子化、数字化、网络化的信息技术被普遍推广使用,形成全社会的信息网和知识库。信息和知识成为最重要的商品和财富。[1]当前,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已具规模,基本连接了全国的教育与科研领域。主要科技期刊,包括高校学报,大部分进入因特网。[2]学报编辑出版进入了崭新的电子时代。不少编辑部已完全实现办公现代化、网络化。办公条件的现代化和网络化为学报编辑活动的手段、方式、条件、效果乃至人生观、价值观的改变和拓展创造了条件。(2)编辑出版活动网络化。办公条件的现代化和网络化为学报编辑出版活动的网络化提供了前提,带来了编辑出版活动方式的变革。学报编辑通过电子信箱接受稿件、将稿件传送给评审专家、把评审专家意见和编辑部修改意见或用稿意见通知作者、与作者交流意见和讨论问题;利用网络的传输功能与强大的检索功能对稿件作出客观、可信的鉴定,并选择对口的评审专家;应用光盘技术和网络技术编辑制作光盘版学报或将学报论文送上因特网……信息技术给学报编辑工作带来的影响和变革将是全方位的。
社会大环境的变革和编辑部小环境条件的改善,必将首先导致编辑出版工作方式的改变,继而从思想上、工作理念上发生深刻的编辑出版理念的变革。工作环境和编辑活动的网络化必将促使学报编辑不断地提高和完善自我,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学报编辑出版理念正发生改变。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必然会引发学报编辑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探索和尝试。例如:
1. 新的编辑出版模式。在信息高速直通车的时代,旧的编辑出版运作模式暴露出速度相对缓慢、效率低、信息利用率差、协调合作难等弊端。换句话说,旧的编辑运作模式已经远不能适应信息传递更新的要求。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和普遍推广使用,使新的编辑出版模式在其发展中孕育、诞生。例如,编辑部办公系统、稿件信息管理系统和网络工作平台的组稿方式等的研究已初具规模。期刊“编辑电子化”“无纸化”已经不是梦想,是期刊编辑出版流程的重大变革。知识经济时代,信息网络化下的新的编辑出版模式将会是当前编辑出版学研究的热点和重要任务。
2. 新的编辑加工理念。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进,出版数字化是必然趋势。针对网络传播信息破碎化的特点,学报编辑应关注如何强化期刊的传播功能,如何提高论文在网络上的查询显示度,即研究如何把网络传播意识贯穿在论文的编辑加工中。
3. 新的经营理念和模式。主要体现在通过网上了解读者需求消息、出版信息,并通过网上组稿、宣传、发行等。信息网络环境不仅拓宽了期刊主体的视野,增长了见识,也给他们提供经营的思路和方式。如何充分利用网络信息传播的速度快、影响面广、反馈快捷等优势,为期刊拓展市场和生存空间,是当前编辑人普遍关注的课题。
4. 新的办刊模式。信息网络时代,数字化期刊以其快速、面广和不受时间限制等优势冲击着传统期刊。而传统印刷版期刊仍因其随意、舒适、简单和耐读等特性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应该说,两者是一种相互补充、互相推进的关系。双版制会是大多数期刊编辑部首选的方式,并将长期存在。
此外,还包括网络环境下,对相关出版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的适应范围的研究,及其新的理解或阐述等问题的研究;编辑与作者、读者的新型关系的研究;编辑如何利用网络选择审稿专家,并与其保持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的研究等等。换句话说,信息网络化引发的变革将深入到出版编辑活动的方方面面,深入到出版学和编辑学的各项研究任务中,并为学报编辑提供新的研究课题。
二、信息网络环境改善了学报编辑出版研究的科研条件
长期以来,学报编辑开展编辑业务研究存在很多难题。计算机的普及、学报办公的网络化改善了编辑科研工作的条件。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网上资料的查询快捷、齐全、省钱
1. 快捷。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出现,为编辑的信息采集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渠道。无论是出版方面的专题搜索还是编辑研究资料的查询,均不受时间、场地和距离等条件的限制,且快捷。
2. 齐全。文化事业、信息知识传播(除图书馆学、档案学)类专业期刊现有205种,其中出版事业类的中文核心期刊 11 种。编辑出版类的专业性期刊相对偏少,远远不能满足编辑出版界人员的需求。因而不少高校学报开设了编辑出版学专栏,有的还办得有声有色,如河南大学学报,这些栏目的开设相应地拓展了编辑出版类论文的发表空间。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的编辑出版类论文均分散发表在高校学报上。因此编辑出版方面的相关研究资料分布非常广,不利于查询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然而,编辑办公环境的网络化为我们提供了便利。当前,绝大部分的编辑部加入了“中国知网”“万方数字化期刊群”“中国科技论文在线”和“维普网”等,编辑部成员可以利用这些网站提供的账号查询相关资料,开展编辑出版学研究,所获得的国内出版方面资料是比较齐全的。当然,我们还可以查找国内外同类的或不同类的其他所需的信息。
3. 省钱。由于编辑部人员少,属高校的弱势群体,因此科研资金比较缺乏。在高校,学报是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教师是重点服务对象。换句话说,高校无论在教学条件、科研条件或经费上予以重点扶持的是教师。学报的存在和发展也是与教师科研工作的好坏密切联系的。由此可以想象,作为高校弱势群体、以为高校教学和科研服务为出发点的学报编辑部相应的科研条件会是怎样。资金的缺乏势必会造成资料的匮乏,编辑业务研究举步艰难。编辑部办公的信息网络化不仅改善了编辑部的工作环境,也改善了科研条件,可谓一举两得。
(二)网上交流直接且频繁
长期以来,各编辑部办刊经费普遍不多,人员编制相对较少,业务工作量较大等原因,致使学报编辑部人员外出的机会较少。编辑部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更是屈指可数。这种情形不利于编辑工作经验的交流与讨论。出版编辑学是一门实用性科学。它来自于实践,又返回指导实践。一些新的出版编辑学理论和观点不能及时在广大的编辑部实践中普及、推广和应用,并获得相应的信息反馈,势必会影响出版编辑学的正常、健康的发展。互联网拉近了各编辑部的空间距离。人们可以在编辑论坛里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进行广泛深入的交流与讨论。
很多科技期刊,特别是高校学报,往往具有较强的学术性,不是一名普通的编辑学专业毕业生可以轻易驾驭的。因此,高校学报编辑都是由毕业于某一学科的专业人员担任。这些编辑人员全部都是在编辑工作的岗位上接触编辑业务,他们以往的知识结构和经验各不相同,对编辑业务的理解和掌握肯定存在较大的差别,研究、思考编辑学问题的方法和角度各异。互联网上广、多、全、杂的各类信息为不同编辑的个性化研究提供了前提。
三、正确应对信息网络环境下的学报编辑出版学研究
学报办公的信息网络化为编辑出版学研究提供很多新课题,营造很好的科研条件,随着人们对数字化时代编辑出版业务认识的逐渐深入,新问题和新课题还会不断出现。
1. 深入开展学报编辑出版学研究是直面信息网络化挑战的积极策略。我们必须持之以恒地开展编辑出版学研究,逃避是行不通的。学报编辑出版的网络化、信息化是时展的必然。直面挑战,认清形势,抓住机遇,才能从中求生存、求发展,才不会被社会和时代淘汰。
2. 开展学报编辑出版学研究是完善和发展编辑出版学理论的必然要求。出版编辑学是实践科学,也是一门新兴的科学,仍在不断发展和完善当中。只有认真研究信息时代下出版编辑活动的特殊性,才能从特殊中发现普遍性和规律性,这是发展和完善出版编辑学理论的迫切要求。学报编辑出版学是编辑出版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学报编辑是其主要的研究力量。开展学报编辑出版学研究是学报编辑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3. 研究信息网络环境下的学报编辑出版学是学报编辑个体发展的需要。编辑是编辑出版活动的主体,研究编辑出版业务是编辑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开展理论研究,有利于提高编辑个体的业务能力和素质,也是编辑个体适应时展要求,与时俱进,求生存,求发展,提高自我,完善自我的需求的必然。
参考文献:
[1] 夏宁.知识经济与学报编辑智能[C]//学报编辑论丛:第八集,1999.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10月28日
在我国,出版学与编辑学的关系的研究已成为当前学术研究中又一个理论性的难题。自从出版学与编辑学建立以来,围绕着两门学科的关系问题,产生了不同的观点和主张。
1、出版学与编辑学是相对独立的学科。该派认为出版学与编辑学是既有性质区别,又有必要联系的两门相对独立的学科,编辑学绝不是出版学的分支学科。该派代表人是王振铎和邵益文。主要依据是:英、美、日的《出版概论》、《出版学概论》、《现代出版学》,说明出版学和编辑学保持一定的界限。多媒体时代,广播、电影、电视都需要编辑工作,把其和书刊出版一样看待,似不合适,它们有自己不同的特点。林穗芳根据国际术语学的命名规则,创造了redactology作为“编辑学”的国际用语,因redact一语在欧美主要语言中都有“编辑”而无“出版”之义,不会有歧义,这就十分明确地将“编辑学”与“出版学”区分开来。显然,该学派是从编辑活动的历史与现状出发,站在建立普遍编辑学的高度,对编辑学本身的概念、理论和知识体系进了深入的研究,归纳出编辑活动的共同特征和规律。虽有些尚待完善的地方,这种观点仍得到了多数研究者的响应。
2、编辑学是出版学的分支学科。该学派认为,有出版才有编辑。“编辑的历史发展,始终是也只能是伴随着出版和出版物的发展演变而出现”。该派代表人是刘光裕、王华良。所有编辑都存于并发展于传播业中。编辑学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主要依据是:出版业的专有产品是出版物。历史上编辑的产生正是为了适应最早的出版活动中制作出版物的需要;编辑活动天然地伴随着出版活动而出现。在出版编辑之外,又增加了广播编辑、电视编辑等,这表明现代编辑的范围扩大了。它是随着出版业的范围而扩大的。分清两种编辑概念,作为著作方式之一的编辑不是编辑学研究的范围。在该派论据中,编辑是指作为出版工作一部分或作为一种专业工作的编辑。
3、新的学科:编辑出版学。编辑出版学似乎与口头上或日常表述中的编辑出版有一定渊源,大概指编辑学和出版学,但未从本源上区分两个学科,表述含糊,似视编辑学等同出版学,二者交叉混杂。
二、从两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看出版学和编辑学
出版学与编辑学作为概念被提出是彼此独立的。出版学的概念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经提出了,1933年中国图书大辞典编辑馆出版的杨家骆先生著的《图书年鉴》一书中记述,是目前见到的我国“出版学”术语的最早出处。“编辑学”名词的首次提出是1949年3月广州自由出版社出版的《编辑学》一书,作者是广东国民大学新闻系教授李次民,这是迄今发现最早提出“编辑学”的著作。出版学与编辑学作为专门的学科,在酝酿倡导阶段是彼此独立的。1979年2~3月,在国家出版局于北京连续召开的编辑出版工作座谈会上,一些编辑出版工作者提出:要“通过总结经验,找出规律,写出《编辑学》、《出版学》”,以“提高编辑工作质量,促进出版事业繁荣”。党的资深理论家、宣传家胡乔木于1983年3月、6月和7月在给出版部门和教育部门负责人的谈话及写的信中,连续三次发出指示:“编辑是编辑,出版是出版,出版离不了编辑,但编辑是独立的学问。”在出版学与编辑学的初创时期,无论是以编辑学为号召还是以出版学为号召,对于编辑学和出版学的学科创立与建设都同样起到了推动与促进作用。1985年6月,上海编辑学会成立,随后,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中国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报研究会以及省级有关编辑学的学术团体先后成立,1992年还成立了中国编辑学会。这些学术团体通过组织编辑学学术研讨会,结集出版编辑学文集,策划撰写编辑学论著等方式,为编辑学研究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在出版方面,1985年3月,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成立(后改名为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研究所的方针任务是研究和总结国内外出版发行工作的实践经验,探索客观规律,阐述出版发行工作理论,探求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学体系。编辑是完成创造性精神生产并对产品进行审理检验、开关放行的工作,是文化媒介生产中将个体性的精神产品正式储载于社会性的、人们约定的物质媒体之前的一个决定性环节,是精神生产转入社会物质生产的关键。出版则是将已经定型了的表示某种精神内容的文化符号,通过特定的物质材料和技术制作,转化为社会通行的文化媒体。出版研究所成立,主要进行出版科学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此外,还有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研究所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等。虽然这些科研机构和学术团体对编辑学与出版学的研究是互相交融的,但在研究过程中却各有侧重。编辑学与出版学的学术刊物和专著分别冠以“编辑”、“出版”和“编辑学”、“出版学”的名称。进入八十年代中期,冠以“编辑”、“出版”的专业性学术期刊数量大增,从历史到现实,从理论到实践,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出版学和编辑学是有着一定界限和区别的,二者从建立之日起就是彼此独立的,但在实践中又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联系。
三、编辑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绝非出版学的一个分支
笔者的观点,出版学与编辑学是两门紧密联系的学科,在文化生产过程中,需要二者的紧密配合,但作为学科研究来说,它们有着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是彼此独立的两门学科。
1、出版和编辑的定义。要分清出版和编辑的关系,我们有必要从概念入手。刘光裕给编辑做了如下定义:“编辑是在利用传播工具的传播活动中,处于作者和读者之间进行的种种出版前期工作。”王振铎在《编辑学原理论》一书中对出版的概念做了具体论述。出版则是将已经定型了的表示某种精神内容的文化符号,通过特定的物质材料和技术制作,转化为社会通行的文化媒体。”编辑与出版的联系显然存在,编辑工作出版要用,但并非出版能涵盖所有的编辑工作。看待编辑的概念,应用发展的观点。因此,对编辑概念的认识和把握不能固守一点,割断历史,甚至无视实践,墨守成规。
2、编辑学与出版学是相对独立的。林穗芳先生的创造使出版学与编辑学从语义上区分开来。编辑学和出版学各自研究对象的互不包容性,足可把二者区分开来。一门学科的性质,一般由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角度、研究领域、目的和方法等规定性组成。出版学的研究对象是出版,编辑学的研究对象是编辑。先看出版学研究的对象,是以书刊为主的商品出版物所涉及的阅读需求、传播渠道、书籍印刷、经营销售、经济核算等一系列生产与流通的管理问题。这是1969年日本出版学会副会长寿岳文章在出版学会成立时界定的。随着世界出版业的发展,出版学的研究对象也有所扩展,把新兴的电子出版也补充进去,但不论其怎样扩展都对编辑方面涉及甚少。编辑学的研究对象。古今存在的编辑活动有:著作方式的编辑;出版工作中的编辑;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中的专业编辑。这三类的编辑活动都是精神劳动形式,具有唯一科学的规定性,因此都在编辑学的研究范围之内。通过对比发现,出版学和编辑学各有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并确立了各自的研究范围、内容、各成体系,显然是互不隶属的两门学科。特别指出的是,在实际出版工作中也应用某一种类的编辑工作,这种编辑工作甚至不可或缺。因此,我们绝不能从研究对象有某种的交叉性而推论编辑学从属于出版学。
3、出版学与图书编辑学的关系。图书编辑学是出版学与编辑学的交叉,就编辑在出版中的现行地位来说,图书编辑学可作为出版学的边缘学科分支,随着出版业的产业化,编辑也将完全职业化,会出现专业的“编辑公司”,现在的工作室就是一个方向。那么,编辑工作从出版业中分离开来,出版学也就没有必要花大力气研究这个边缘学科了。
四、结论
现代出版社体制中,编、印、发三位一体,编辑是不可缺少的中心环节,这只是编辑活动在出版活动中的应用,它还可以应用于出版活动之外的其他文档的编辑活动之中。编辑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应用性兼有的学科,所以不能由此断定编辑学是隶属于出版学的。在两门学科关系的界定上,笔者认为,出版学与编辑学是紧密联系又彼此独立的两门学科,研究之则分,应用之则合,二者不存在互相隶属的关系。
主要参考文献:
[2]丛林(主编).中国编辑学研究述评(1983~2003).济南:齐鲁书社,2004.4.
[3]王振铎.编辑学原理论.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
《中国编辑出版史》是当前编辑出版专业本科教学计划中一门重要的专业必修课。编辑出版史着重探究和回答编纂体例如何适应社会阅读要求、出版如何满足社会传播要求、政府思想文化政策和社会文化思潮如何影响编辑出版事业等问题。目前,大部分高校对于编辑出版史的教学仍采用“灌输式”的教学方法,缺乏对该课程的设计,导致学生感觉到很大的陌生感和沉重感,尤其是考试环节,多变成了死记硬背,使课程本身的魅力大打折扣。笔者认为,编辑出版史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亟需改善和创新。
方式上,运用互联网和多媒体辅助编辑出版史教学
在《中国编辑出版史》的教学中,如文字的产生、图书的起源、编辑的产生、图书形式的发展变化、图书发行贸易、出版印刷技术的产生和改进、整理校勘、著名编辑家的编辑活动、编辑成果等内容,需要借助大量的图例、影像,甚至动画才能进行具体而微的讲解;而课程中涉及的各历史时期文化政策、政治、经济背景等内容纷繁复杂,通过泛泛的讲解,基本不能使学生透彻理解编辑出版活动和社会环境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复杂关系。而辅助一些生动形象、视觉冲击感强的视频短片或纪录片,既能增加学生的兴趣,又有利于学生透彻地理解课本中的理论知识。
例如,我国古代印刷技术的发展变化过程就可以借助动画的方式演示出来,贝叶经、线装书、木板年画的制作等都有现成的网络视频。中国印刷博物馆、中国国家图书馆等公益性文化单位网站上都有大量的网络资源供学生下载。此外,教师可以通过网络搜集归纳整理与每一章节授课内容相关的多媒体资料,在授课时实现同步播放。
网络平台也为师生间的交流与互动提供广阔的空间。老师可以通过在互动论坛上发帖子的形式,为学生提供自己或他人关于编辑出版史的最新研究成果,使教学内容更有温度感和亲和力,培养学生的自我探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随时为学生解疑释惑。学生也可以随时学习、检测学习成果、参加论坛讨论等,还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向同学或老师寻求帮助。
方向上,注重从版权的角度来分析和研究编辑出版史
盗版侵权问题在我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随着科技进步,盗版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尤其对于我国出版业必然发展趋势的网络出版,版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其持续健康发展的瓶颈之一,每年因为盗版侵权问题产生的纠纷不断。近几年,随着网络出版规模的不断扩大,出版形式的多元化发展,因盗版侵权引发的纷争层出不穷。盗版严重损害了作者、编辑和出版社的利益,降低了出版物质量,已经成为出版事业发展的“拦路虎”。
由于我国真正意义上的著作权法出现较晚,使得传统出版史中有关版权的内容极少。而当前编辑出版史教学中对版权问题的归纳和解释,也存在一定的欠缺,体现为“重术轻道”。为使编辑出版史教学与研究紧跟时代的步伐,并与国际接轨,在编辑出版史教学中,应对版权的产生、发展脉络,版权在编辑出版活动中的作用,版权保护发展的历史以及近代出版法规的制定等内容进行深入探究,尤其是在我国出版史发展的各重要时期,提示学生当时在世界范围内的版权保护法规的发展状况,并作横向对比。这不但有利于增强编辑出版专业学生的版权保护意识,实际上也促进了学生对中国编辑出版史和世界编辑出版史做一个同步分析,更有利于思考出当下制约我国版权保护和版权贸易发展若干问题的解决办法。
内容上,注重加深对近现代编辑出版史内容的教学
在编辑出版史教学中,不难发现对近现代编辑出版活动的关注相对薄弱。以辽海出版社的《中国编辑出版史》(肖东发著,上下册版)为例,在课堂讲授时,由于学时的限制,多数教学单位都不把近现代编辑出版史作为教学重点,而是选择让学生课下自己阅读。然而,近现代这一时期,出版新技术的大范围采用,使我国的出版印刷效率显著提高;专设编辑机构,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编辑制度;出现一批优秀的编辑家和出版家,如陆费逵、邹韬奋、鲁迅等;更建立了一批著名的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了大批优秀的书籍、报刊,在中国编辑出版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在这一时期,我国的知识界、文化界、出版界都发生很大变化,不少工作具有开创意义。尤其是民国时期的出版家,其出版理念与出版实践,对于今天是最有奠基和启发意义的。此外,由于现代出版理念形成于这个时期,一定数量的出版法规也开始启用,这些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教学内容。
我国当前编辑出版活动面临的一些社会状况,和近现代时期所面临的状况是同胎同体的,甚至一些历史问题延续到今,比如都面临着社会转型期编辑出版活动应如何更好发展;都受到新技术的冲击;文化多元化的趋势越发加强,编辑的主体地位越突出等问题。所以,加深对这一时期的编辑出版活动的特征、著名编辑家出版家的思想、出版机构的出版实践的研究,并把其作为一个课堂教学重点,则一定会对当前编辑出版事业的发展具有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此外,对于国外编辑出版史的教学目前也还停留在起步阶段,既缺乏必要的课程设置也缺乏适用的教材。
关键词:出版社;学习型编辑;培养
编辑素质决定着编辑工作的优劣,影响到出版作品的质量与声誉,进而影响到图书发行的数量大小,最终影响到出版社的享誉度、生存与发展。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读者素质的提升,促使出版业的分工越来细,对出版作品的要求更加专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纯粹意义上的编辑工作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因而,对编辑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培养高素质编辑将是出版社的重要任务,培养学习型编辑是提升编辑素质的有力举措。本文将从学习型编辑的定义、培养意义及培养措施来进行探讨。
一、学习型编辑定义及培养意义
目前给学习型编辑定义的学者不多。学习型编辑是指在具备基本编辑工作能力的基础上,能够与时俱进,不断提升自我品德修养、学习专业领域内的相关新知识、掌握新技术、不断吸取、创造新理念的编辑。
培养学习型编辑是时代的需要,更是市场的需要。培养学习型编辑的意义如下:
(一)有利于编辑素质的提高
培养学习型编辑可促使编辑不断提高自我品德修养,学习新知识、新技术,甚至促使编辑创造新理念。
首先编辑的工作具有政治性,不断提高自我品德修养有利于编辑在遵循基本职业道德的前提下,与时俱进地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避免犯政治、政策法规方面的错误。特别是我国处于市场经济型转型时期,国家政府部门不时会有一些新条例、新法规的颁布,以及一些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社会意义的新理念的提出,如“八荣八耻”的提出使全国人民的行为规范有了大致的行为准则,具有广泛的适用性,编辑工作也应遵循,以避免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不良作品出版。
其次编辑工作具有知识性、文字性、文学性。不断学习新知识有利于编辑不断获得新信息,提高编审质量,避免重复作品的出版;不断学习新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技术可使出版作品的编排、印制质量有质的飞跃,另外通过互联网获取新知识、占有大量信息的技术则有利于编辑不断获得新信息、新理念,提高编辑分辨出版作品新旧度的能力,从而有利于提升编辑的工作效率。
(二)有利于学习型出版社的构建
编辑是出版社中的一个岗位。编辑素质的提高不仅有利于编辑个人能力的提高、个人职业的发展,还有利于出版社整体良好学习氛围的形成,促使学习型出版社的形成。因为培养学习型编辑除了靠编辑自身的长期努力、积淀外,单靠出版社某个领导、某个部门的力量也是不行的,需要出版社各领导、各部门齐抓共管、齐心协力,为学习型编辑的培养营造一个长久的、良好的学习氛围。如学习型编辑培养的直接单位是办公室、总编室等部门,同时也需要党、团、工会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以便在出版社的内部政策上取得支持,进而带动其他部门的支持,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激发编辑以及各部门你追我赶、不断追求进步、追求卓越的意识,从而促进出版社学习型组织的构建、形成。
(三)有利于出版社的可持续发展
编辑是出版社的血液,是出版社保持活力的重要因素。培养学习型编辑可使编辑不断提升素质,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度,以及具备满足市场需要、开拓市场的战略眼光及能力,因此,可使出版社不必到社外招聘人才,便可保持新鲜的血液,同时也降低了出版社因招聘新进编辑而导致的运营成本、风险成本,有利于出版社的可持续发展。
二、培养学习型编辑的措施
(一)适时为编辑导入新理念
编辑工作从来执行的都不是编辑的个人意志。
首先,在政策上,编辑要遵循国家的有关政策法规,避免犯政治上的错误。为此,出版社应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到出版社作讲座,使编辑及时了解新的政府方针政策。对此,党、团、工会等部门应大力支持,为编辑提供良好的学习条件。
其次,在业务知识上,出版社可组织编辑到其他出版社或者相关行业学习先进理念、经验,以更好的了解对手、了解市场,以激发编辑不断学习的冲动感、责任感、历史使命感,最终激发其不断创造新理念的灵感,促使其编辑工作质的提升。
(二)为编辑进行职业生涯规划
编辑工作一般要大量审稿、以及从事其他相关的选题、策划、组稿等工作。因此在招聘编辑人员除了要求较高的学历、文化修养外,还要求有强健的体魄。而这些工作往往是年轻编辑来承担。而对于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编辑,对发展前景非常重视,如对未来看不到希望将导致人员的流失,影响编辑工作的稳定性。因此,出版社应为编辑做好职业生涯规划,以使编辑学习有目标、有动力、有恒心。为编辑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应考虑三个方面的情况:编辑所处的职业阶段;出版社能为编辑提供的岗位以及职业通路;编辑的职业兴趣。根据约翰·霍兰德的研究发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人格特征,不同的人格特征适合从事不同的职业,约翰·霍兰德将其分为六种职业性向:实践性向、研究性向、社会性向、常规性向、企业性向、艺术性向。为此,出版社可对编辑通过一系列的测试发现编辑的职业性性向,并征求其个人意见为其提供相应的岗位。如对于有潜质的编辑可为其提供更高层次、责任更重的岗位,并为其提供相应的学习新知识、技能的机会。如对其进行培训、甚至到高校继续深造。如果在编辑所处的职业阶段由于其能力、资质的原因无法胜任当前的岗位,则可为其提供出版社其他的相关岗位,并通过学习能够胜任新岗位,避免人员流失的现象出现、发生,为出版社营造一个和谐的工作氛围。最后还应考虑到编辑的职业兴趣,虽然有的编辑具备相应的工作能力,但由于兴趣并不完全在编辑文字工作,并不能促使其能力的最大发挥,不利于发挥其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编辑如能将工作与兴趣结合起来,将极大的促发其学习的欲望,提高学习效率与效果,使其在专业领域内获得精深的造诣。如有的编辑喜欢旅行,则可多给予出差的机会,有的喜欢发明创造则可多让其参与出版作品的策划、选题工作等。(三)不断为编辑提供学习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