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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机电类专业 创新意识问题 策略
一、调查的基本情况
(一)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共涉及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武进办学点师生452人,其中,教师44人,学生408人。
(二)调查内容
为了解机电类专业学生创新意识培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我们以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武进办学点为例,针对该校机电类专业中的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机电一体化技术、电气自动化、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等五个专业中高中起点的专科大一、大二年级、五年制起点专科的三、四年级的学生及专业教师进行了调查,涉及问题三十余个。
二、调查的结果
(一)学生问卷
在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武进办学点的机电类专业中,共发放调查问卷410份,实际收回408份。被调查人员中男生333人,女生75人;初中起点五年制专科210份,高中起点专科198份;机电一体化专业82人,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专业166人,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专业82人,电气自动化专业40人,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39份。
被调查的408名学生,有335人认为应该将创新意识教育纳入到学校日常的教育教学中,有26人认为应该在其他时间进行创新意识教育,有46人对是否应该将创新意识教育纳入到学校的日常教育教学中持无所谓的态度。
对于学校的创新教育需要重视学生的培养方面,有277人认为应该加强创新意识的培养,有285人侧重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130人认为应该通过创新大赛加强创新教育的培养,263人认为应该加强专业技能的培养,从而提高自己的创新意识和能力。
在谈及创新人才应具备的条件时,228人认为应具备独到的思维方式,229 人认为应具备高科技素养,226人认为应具备团队精神,305人认为应具备探索精神,190人认为应具备勤奋的精神,134人认为应具备良好的品德修养与责任感,有130人认为应具备交流能力,有19 人认为应具备其他方面的条件,如良好的创新环境,不懈坚持的精神,较强的动手能力等。
调查中,有63人认为家庭教育对其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影响最大,213认为应该是学校的活动和教学才是影响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主要因素,有63人认为是创新大赛,93人认为是个人因素,19人则认为是先天因素对其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影响最大。
在对问题“您认为高职学校机电类学生要创新,目前最缺乏的是什么”的调查中,48人认为最缺乏资金,193人认为最缺乏氛围,58人认为最缺乏信息知识,141人认为最缺乏技术指导,绝大多数同学希望能将创新意识教育贯穿于全部年级的教育教学中去,从而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对于创新人才应该具备的素质,84名同学认为最重要的素质是有大无畏的进取精神和开拓精神,有176人认为最重要的素质是有较强的永不满足的求知欲和永无止境的创造欲望,有106 人认为最重要的素质是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较强的创造才能,有39人认为最重要的素质是有独立完整的个性品质和高尚情感。
(二)教师问卷
在对机电类专业教师的44份问卷中,多数教师对机电类专业学生的创新意识培养提出了好的意见和建议,并赋予了较高期望。
问卷调查显示:认为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较好的老师有13人,其中认为很好的只有1名老师,仅占总人数的2%。被调查的44名老师都认为有必要加强学生的创新意识教育,多数老师都希望能将学生创新教育贯穿于每个年级的教育教学中,并通过创新意识教育的培养,增强学生专业学习的兴趣,提高学校的专业竞争力和影响,从而帮助学生就业和创业。
在问及影响学生创新意识的因素时,认为是家庭教育的7人,36名老师认为主要因素为学校的创新氛围,22名老师认为是课堂教学,认为是学生个人因素的有27人,认为是教师引导为主要因素的则有21人。
对于制约学校创新意识教育的因素问题,被调查的老师中,31人认为是资金支持,23人认为是制度扶持与激励,23人认为是专任师资的缺乏,36人认为是学校缺乏创新氛围,22人则认为制约学校创新意识教育的主要因素是领导的重视不够。
对于“您认为,学校应该从何种途径加强学生创新意识的教育”的问卷调查显示:有20位老师认为应该通过课堂教学加强学生创新意识教育,35名老师认为应该通过每年举行的创新大赛加强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认为应该通过讲座的形式来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的有33位老师,29名老师认为应该通过外出的参观学习来加强和丰富学生的创新意识教育。
三、结果分析
【关键词】 碳关税 纺织业 建议对策
一、碳关税背景
碳关税是指对高耗能产品进口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关税,2009年6月26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微弱优势通过了《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这一法案尽管还没有完成立法程序,但是其中的“碳关税”条款已经引发了关于美国到底是在进行环境保护还是在实行新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的争论。
中国纺织业由于技术水平落后,产品难以达到国外制定的标准,纺织品原有的价格低廉等优势也受到冲击,整个行业面临巨大的压力。随着国际贸易竞争的白热化,纺织服装业极有可能因碳减排不达标,成为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纺织品进行贸易制裁的对象,继而被征收“碳关税”。因此,对于中国纺织行业来说,碳减排不只是一项环境义务,更是一项事关自身生存发展的大计。我国纺织行业的发展动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出口拉动,且行业内大多数企业的能源利用率较低,由于有着出口的刺激,以及企业自身技术水平的限制,企业缺乏主动转变生产方式以及降低能耗水平的动力。基于以上种种原因,迅速降低我国碳排放强度的成本将相当大。而长时间依靠大规模劳动密集型的生产,伴随着全球能源、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包括环境的污染,以及我国目前所承受的国际舆论的压力等等,都已经成为我国纺织业及其相关产业发展的巨大阻力。
二、碳关税研究现状综述
中国国内现在针对碳关税影响的定量研究尚处在发展阶段,在有关分析节能减排对经济造成影响的学术论文中,CGE模型是最为常用的分析工具。测算碳关税政策对中国经济影响的研究方法也主要以一般均衡模型(CGE)为主。可计算的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作为政策分析的有力工具,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过30多年的发展,该模型目前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宏观经济、国际贸易、区域经济、财政税收、能源、环境、就业与收入分配等众多领域的分析。
在碳关税的研究中,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准确测算产品生产部门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能耗。为了确定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需要测算产品的隐含能源和隐含碳排放量。所谓隐含能源是指产品生产全过程(包括原材料开采、产品加工制造直至把最终产品运输至终端用户的整个过程)中所消耗的总能源量。而隐含碳排放则是指产品生产全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研究者们大多采用投入产出法结合CEG模型对碳关税可能造成的影响,同时也有生命周期法等不同方法得到应用。国内学者中如鲍勤、汤铃、杨列勋(2010);沈可挺、李钢(2010)等多采用的方法是在中国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构建社会核算矩阵(SAM),计算能源消耗和隐含碳排放,并以此作为CGE建模的核算框架。万毅(2010)通过采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与湖南大学联合开发的MCHUGE模型结合投入产出数据和各种经济参数(进口品与国产品的替代弹性、不同劳动力之间的替代、劳动力与资本的替代)对碳关税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刘强、庄幸、姜克隽、韩文科(2008)则通过生命周期法计算了出口贸易产品的载能量。在测算出了各部门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之后,利用CGE模型测算碳关税对各部门的影响。
三、碳关税对我国纺织品贸易的影响
现有的估算碳关税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影响的方式以一般均衡模型为主,但是由于CGE模型的设计适合用于宏观经济的研究,因此大多数研究者更多地从国家整体的角度分析碳关税的影响,而并没有对某个单一生产部门进行具体分析。鲍勤、汤铃、杨列勋他们的研究基于2007年数据,使用包含37个生产部门和4个国外账户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测算了美国征收碳关税对我国对外贸易、经济、环境等方面的影响。他们设计10种碳关税税率,计算结果显示碳关税将直接给我国对外贸易带来巨额损失,将对我国的经济造成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除此以外,碳关税在节能碳排上的效果有待进一步的分析,其在改善环境、促进温室气体减排的问题上可能效果甚微。沈可挺、李钢他们在分析中国工业品出口的隐含碳排放量的基础上,采用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测算了碳关税对中国工业生产、出口和就业的可能影响。模型的评估结果表明,每吨碳30美元或60美元的关税率可能使中国工业部门的总产量下降0.62%―1.22%,使工业品出口量分别下降3.53%和6.95%,同时使工业部门的就业岗位减少1.22%和2.39%,而且以上冲击可能在5―7年甚至更长时期内产生持续影响。
为了研究碳关税纺织品贸易的影响,本文选取了其中有关纺织业的相关数据作为分析碳关税对中国纺织业影响的参考资料。
同时他们建立的模型估算出纺织业在60美元每吨碳关税税率下第1年的就业岗位降幅达5.48%,由此可见碳关税政策对中国纺织业的冲击十分明显。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2010年四季度,纺织行业从业人员数为611.4万人,服装制造业从业人员数为424.3万人,中国纺织行业、服装制造业及相关产业的就业总人口超过一千万,碳关税的征收很有可能造成大量纺织业工人的失业,对于中国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刘强、庄幸、姜克隽、韩文科采用生命周期评价(Life Cycle Assessment,LCA)的方法来估算出口贸易产品的载能量和碳排放量。生命周期评价是一种对产品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的原料与能量需要量以及对环境排放进行量化评估的研究方法。他们将出口产品按照能耗分为两类,一类是生产过程中的直接能耗,另一类是产品的原材料或中间产品中所隐含的间接能耗。他们将出口贸易产品中的这种全能耗量定义为产品的“载能量”。
为了测算碳关税对纺织品贸易的影响,本文计算出口纺织品CO2完全消耗系数:
ei=∑Xij?鄢αjβj/Xj Ei=E(I-A)-1
其中E为行业CO2排放强度系数矩阵,其第i列元素ei为i行业的CO2排放强度系数,即表示i行业生产单位货币价值的所产出CO2排放量;其中,αi表示能源j折标准煤系数,βi表示能源j的CO2排放系数。Ei为CO2完全消耗系数矩阵,表示指某行业每提供一个单位的最终产品,需要直接和间接产出CO2排放量。
本文统计了2005―2010年纺织品出口量和相关的能耗数据,根据单位价值能耗,估算了20―60美元碳关税标准下中国纺织品应缴纳的关税税额。
由表6得出,碳关税的征收将会对中国的纺织品贸易带来巨大的影响,在未来某一时间发达国家开始征收碳关税,国内从事纺织品出口贸易的企业很有可能遭受几十亿美元的损失或者造成自身市场竞争力的下降。中国的纺织品贸易之所以能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带来的价格优势,一旦这种竞争优势受到削弱,国内纺织企业的生存状况也将随之恶化。中国的中小型纺织服装企业众多,这些企业普遍缺乏抗风险能力,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期间大批中小企业破产,碳关税的征收同样会对这些抗危机能力薄弱的企业造成严重影响,也将会对纺织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出口造成巨额的经济损失。
四、建议对策
发达国家以保护环境为名提出征收碳关税,很大程度上是为缓解因减排义务所导致本国产业的竞争力下降。中国纺织业及其相关产业和中国许多制造业一样具有高能耗、高排放的特点。中国工业品出口的能耗和碳排放状况意味着发达国家提议的碳关税政策可能对中国的工业品出口造成较为严重的冲击。
1、政府应对碳关税的策略
第一,扩大内需,减少纺织品对出口的依赖。同时推进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的转让。改善传统纺织业的能源利用方式,研究开发纺织新材料,纺织业能耗。“绿色产品”将是未来主导世界市场的主流,政府应加强相关的投资和税收优惠的力度,鼓励纺织企业开发绿色纺织品,构建绿色纺织业。
第二,积极争取碳关税规则制定的主动权,鉴于目前国际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碳排放量参照标准,针对发达国家可能提出的过于苛刻的出口产品的碳排放标准,同时维护本国的利益,中国政府应积极参与国际公约或者协定中“碳关税”的协商和谈判,成为规则制定的参与者。联合发展中国家共同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不是成为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贸易规则的牺牲品。因此,中国应加强同国际社会的沟通,积极参与到碳关税和节能减排规则的制定中去,以争取更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规则的确立,为国内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继而推进全球性减少碳排放目标的实现。
第三,为低碳、节能减排事业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无论企业是进行节能减排还是生产方式的创新,都需要大量资金。因此我国需要加快建立碳交易市场,实现与发达国家接轨。我国应对低碳产业开放资本市场,提供的融资服务。
2、纺织行业以及企业应对碳关税的策略
第一,开发新材料,纺织行业加快新型面料的开发应用。以化纤织物为原料的制衣业,碳排放量很高,而要达到降低碳排放量的目标,就应使用丝绸、棉布、麻布这类天然纺织原料。品牌服饰企业在纺织面料的选择方面也应倾向于环保型面料。加快技术创新,增加科技投入,发展绿色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开发和生产优质的绿色产品,以冲破国际绿色壁垒,扩大在国际市场的贸易空间。
第二,在出口贸易中,我国的中小型纺织企业纺织产品普遍附加值低,缺乏自主创新。面对国外市场更高的准入标准,出口产品的适应能力亟待提高。就纺织服装业来说,要想发展低碳经济,技术创新成为重中之重。未来,绿色低碳将是大势所趋,而拥有创新能力的的企业将是纺织服装业转型升级的主力军,也将是市场竞争的胜利者。
【参考文献】
[1] 鲍勤、汤铃、杨列勋:美国征收碳关税对中国的影响: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J].管理评论,2010(6).
[2] 沈可挺、李钢:碳关税对中国工业品出口的影响――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评估[J].财贸经济,2010(1).
[3] 刘强、庄幸、姜克隽、韩文科:中国出口贸易中的载能量及碳排放量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8(8).
[4] 万毅:低碳时代碳关税征收的一般均衡分析[D].湖南大学,2010.
午后,老总林正元(化名)眉头微锁地看着工厂车间里忙碌的景象,工人们正在流水线前熟练地操作机器,将一块块牛皮切割成一条条皮带。这家位于深圳的台资皮带厂曾是沃尔玛最大的皮带供货商,每年仅从沃尔玛处便接到2000万美元的订单。但工厂的发展面临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他所最为看重的中国大陆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正在逐渐消失,工厂利润已经被压缩减低将近一半。并且,在中国,似乎数量众多的青年劳工都已经被沿海各地区吸收殆尽,招工日渐成为潜在的问题。
林正元正在考虑,是否应该将工厂迁往越南,那里的人工成本只有广东的一半。而假如工厂迁往大陆内地省市,离开了便捷的海运渠道,出口海外所增加的物流成本将成为问题。
事实上,林正元所面临的选择是目前相当一部分在华投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日、韩和台资企业主们考虑的问题。
两大报告凸显人力资本瓶颈
2007年上半年,两份关于中国人力资本现状的研究报告相继出台。1月,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历经3年调查所做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公布,该报告指出,中国人口(不含港澳台)在未来30年还将在13亿人口的基数上再增加2亿人左右,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2016年将达到高峰10.1亿人。庞大的人口数量将成为国家难以承受之重。
6月,2007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出版,该报告的观点醒目异常:中国3/4的农村已无青壮年劳动力可转移,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正从无限供给逐步向供不应求转变,中国经济发展的“刘易斯转折点”正逐步呈现。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迫在眉睫。
目前,人力资本瓶颈引发的负面效应已经明显浮现:间歇性的劳工荒和劳动力成本增加,使外资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增资积极性受挫,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移潮日趋猛烈。人口素质偏低使产业升级负重难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比重难以上升,能够创建自有品牌的工业企业和行业更稀少如凤毛麟角。而庞大的人口基数所迅速衍生出的新生人口,将成为新一波的就业压力,当以林正元们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外移之后,如何消化这些劳动力将成为中国政府面临的一个循环性困局。
中、印、越三国角力制造业
19世纪,英国凭借其强大的工业实力成为世界霸主。其后,其霸主地位被工业后来居上的美国取代。20世纪70年代,汽车、家电、电子业极度发达的日本一度喊出“购买美国”的口号。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承接自日本转移的制造业资本,成为“亚洲四小龙”,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初步腾飞所依赖的也是制造业这一引擎。可以说,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无一不是借助制造业的东风而崛起的,当今世界经济格局的形成过程与制造业的转移步伐直接相关。
而正当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方兴未艾,产业结构升级仍处于雏形中的特殊时刻,制造业外移的现象却早早降临。其最具代表性的竞争对手是印度与越南两国,而最直接的诱因是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
据了解,在来料加工(如纺织、玩具、制鞋)企业中,劳动力成本占企业总支出的60%左右,最低工资的上调对这类企业冲击最大。自2004年出现全国性的民工荒以来,农民工吸收量最大的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工资大幅度上升。以珠三角为例,2006年,深圳、东莞的最低工资比2004年上升了33%-53%,绝对数额增加了200-240元。迫于成本压力,出现的制造业企业转移海外的现象已经引起不少人的忧虑。
越南劳动力成本较之中国低一半。自2000年以来,越南制造业每年以11%的速度增长,其中外资制造业的数量与规模逐年上升,已经有“小中国”之称。2008年即将在越南胡志明市动工,投资额达10亿美元的英特尔芯片厂,以及佳能、LG等企业在该国的投资应该引起业界的警惕。
印度在成功建立了自身“世界办公室”的形象之后,制造业成为该国下一个发力建设的目标。据《金融时报》7月4日的报道,印度的初级劳动力工资较之中国低30%。纺织业可望成为该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行业。
“世界工厂”花落别家?
前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在接受《华人世界》杂志专访时表示,中国进入“准刘易斯拐点”的说法不能成立,中国16-18岁低级劳动力供给仍然充足,市场所缺乏的是有经验、高素质的劳动力。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主要原因,不在于人力资本本身价值含量上升,人口素质大幅提高,而在于生活成本提高,从而导致最低工资随之上升。除非土地、能源等生活必需品价格下降,否则为了使经济实现持续性发展,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短期内不会下降。
如此,是否中国制造业增长的良好势头将就此受挫?谢国忠对此问题的分析是“不”!
谢国忠表示,越南制造业的兴起对中国的影响没有中国大陆对东南亚国家这么大。越南人口仅有近9000万,相当于广东省的人口数量,劳动力数量偏小将限制该国制造业发展的规模。
在劳动力人口上唯一可以与中国并肩的是印度。然而印度在短期内也难以替代中国“制造大国”的地位。“印度制造业起飞的时代远未到来,要达到这一点,印度需要去除几个瓶颈,除了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之外,基础设施这一环必须要解决。”谢国忠说。
印度软件设计能力全球首屈一指,然而与高科技极度发达并行的,是牛羊遍地跑的崎岖道路和随处可见的垃圾和棚屋。曾经到过印度的人都会有一种感觉,“这个国家似乎从英国人撤出之后就再没进行过基础设施建设”。
来自咨询公司Technopak的资料,自印度至美国,船运时间需要8到10周,而中国至美国船运只需2到3周。在印度,仅仅在海关的时间就将近两周。这家咨询公司还援引美林(Merrill Lynch)的调查结果指出,印度的船运成本几乎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物流成本高昂导致印度的最终产品价格非常高。
【关键词】低碳经济;纺织品出口;挑战;发展模式
“低碳经济”是指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实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创建清洁能源结构,核心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发展观念的更新。发展低碳经济,是一场涉及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国家权益的全球性革命。低碳经济对我国纺织品出口一方面可能形成一些新的贸易壁垒,另一方面又提高了我国纺织品的质量,从而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
一、我国纺织行业的发展现状
纺织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吸纳劳动力方面具有其他行业无法比拟的优势,我国直接从事纺织行业的就业人口大约在2000-3000万人,相关配套产业包括包装、运输、贸易、手工业、花边产业等附属行业从业人员大约有2000-3000万人,纺织行业对我国GDP贡献大于5万亿。在繁荣市场、扩大出口、吸纳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城镇化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就目前形势看来,我国纺织产业仍存在布局不合理、低碳循环产业链不完整、产品创新不足导致的附加值不高等重大问题亟需我们研究。例如我国西部地区,其面积占国土的71.4%,人口达4亿,西部地区纺织行业主要以天然纤维(如棉花、羊毛、羊绒、蚕丝、驼绒)为主,占我国纺织纤维总产量的40%,西部地区无论从区域面积、产品的低碳性还是可持续性都应该是我国未来纺织发展的核心地区,但该地区无论技术、资金、研发、品牌、营销渠道都远落后于东部地区,而东部沿海地区是化纤纺织业的集聚地,拥有相对优势,曾经一度高速发展,但近年来其弊端也逐一显现。传统化纤纺织行业从欧美、日本、韩国、台湾一路转移到国内,每一次转移都是向着技术进步导致的效率提高的后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方向转移,并非产业升级技术革新的转移,其固有的高能耗高污染特性并未发生根本变化。据国家环保部门统计分析,2006年纺织工业废水排放19.79亿t,占全国工业废水排放量的9.5%,位居全国制造业污水排放总量前五位,而时至今日,中国纺织工业废水排放远远超过100亿t,成为国内最大的水污染源。国内印染企业的单位产品耗水量大约为发达国家的3倍,水的重复利用率仅为7%。因此如何使东部企业转移到西部后依然保持其产业集聚的优势,更具有节能减排、绿色环保效益充分发挥的优势,实现低碳再布局将是我国纺织行业面临的首要挑战。
二、低碳经济对我国纺织行业出口的影响
对我国纺织品出口而言,低碳经济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发展低碳经济可能带来绿色壁垒和新贸易壁垒,这些措施将对我国纺织品出口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我国纺织品出口企业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按照低碳纺织品的标准,来生产低碳纺织品,进而提高产品质量,能够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
(一)不利影响
世界各国降低碳排放常用手段包括三种:一是通过工艺技术与设备引进实现节能减排,二是通过使用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实现节能减排,三是通过对传统能源深加工使之成为清洁能源从而达到减排效果。其中后两种方式均是采用增加能源消耗、增加能源成本的方式实现碳排放量的降低。低碳经济本质应该是通过节能来减少碳排放,但实际情况是在全局上增加能耗来达到局部减少碳排放的效果,通过消耗能源带动经济发展,其成本将大幅度增加。欧美国家是消费型社会,适度提升能源价格不会对其经济造成重大影响,而中国是制造型社会,能源基本被企业使用,随着水煤浆这样的新能源和成本较高的光电能、风能投入使用,中国企业的制造成本将大大增加,企业根本无力承担如此巨大的成本负担。以年产3万t化纤新材料新项目的供热为例,供热炉用三备一的情况下采用新能源水煤浆比优质煤可减少二氧化硫排放26t;在硫排放方面水煤浆是比精煤具有优势,但水煤浆的生产过程需要耗电和超过1万t的水,折成碳排放量后其碳排放的总量大于精煤的排放量;同时其烟尘增加了3倍。这使企业的生产成本每年增加了1500万,投资增加600万,意味着企业每减少1t二氧化硫排放量将付出超过57万的成本(不含固定资产折旧),国际市场一吨炭排指标仅为10欧元左右。但该项目的产品每年可为国家节电20亿度,减少污水排放5000万t左右;这就造成了:对全局有着巨大节能减排效益的项目,却受制于26t/年二氧化硫排放问题,使项目受到严重影响。这种现象会大大打击制造型企业的创新热情。
此外,我国纺织品出口还面临着西方国家借低碳经济之名而设置的种种贸易障碍,主要形式有两种:一是关税等贸易壁垒,它增加了我国纺织品的销售成本,使我国产品丧失了一向在国际中的价格优势。西方国家近期一直热衷于讨论对发展中国家征收所谓的碳关税,采用碳排放的贸易保护主义。我国纺织服装行业起步较晚,科技含量不高,素以高污染、高耗能为世界所知。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如果碳关税全面实施,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制造可能将面临平均26%的关税,出口价格将大大提高从而丧失市场竞争力,导致出口量可能下滑21%,这是极不利于行业发展的。二是非关税壁垒,国际将出口标准提高,出口受阻,市场范围减小,影响国内市场供求关系。为避免被征收低碳关税,部分企业会选择直接将“超标”出口产品运回国内,寻求内部消化。但大量的产品回笼,而国内市场的需求能力又相对有限,不可能消耗掉所有的回笼产品,会直接导致国内市场产品泛滥,供求失衡,高碳产品将成为“烫手山芋”。因为高碳产品的回归,低碳产品的发展市场会因此而缩减,这样又会给正处于成长状态的低碳产业的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用“标准”将我国纺织品拒之于门外,这对于我过纺织行业无疑雪上加霜。
(二)有利影响
对于我国纺织品出口企业而言,走“低碳经济”之路表面看不经济,短期内会给企业造成一定的经济负担,纺织企业为避免污染环境,要购买价格不菲的环保设备,在工序、时间上也会付出一定的成本。其实,社会责任与企业效益并非成反比。我国纺织品出口企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走“低碳经济”之路不仅可以提升企业形象、赢得声誉,还能更好地体现企业文化,使企业的发展更为顺利、持久。同时“低碳经济”在实质内涵上与科学发展观是高度一致的。
此外,我国纺织企业普遍不重视培养核心竞争力,也就是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的能力,发明专有技术的能力,创造先进营销模式的能力。目前需要明确主导产品是企业竞争力的精髓,创新是竞争力的灵魂,合理的财务结构是竞争力的保障。而培养创新型的人才和相应的管理机制是需要长期的努力和坚持的,因此如何巩固和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增强市场地位,实现新工艺、新技术和新材料的不断创新是全行业面临的重大战略挑战。我国化纤行业已经出现了部分通过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带来上下游重大节能减排的新的产业发展模式,虽然目前规模效应尚不明显,但却为我国化纤纺织行业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标志着我国纺织行业走进了一个新纪元。
三、我国纺织品行业发展对策
(一)重视和加快低碳技术的研发和创新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积极开发天然纤维和再生环保纤维,生产低碳纺织品低碳纺织品在消耗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总量较低,其主要途径包括选用总碳排放量低的纺织物料,选用可循环利用材料制成的纺织品以及增加纺织品利用率、减少纺织品消耗总量等。从产品设计原材料采购、整个生产工艺流程、物流运输,到终端消费废弃,逐步减少碳排放。相比之下,天然纤维和再生环保纤维的能耗及产生的污染较少。顺应低碳消费潮流,目前国际上许多设计师和企业纷纷运用棉纤维(有机棉、彩色棉、不皱棉)、Lyocell纤维以及麻类纤维、植物蛋白纤维等植物资源天然环保纤维或甲壳素纤维、有色羊毛、蚕丝、蜘蛛丝、奶类蛋白纤维等动物资源环保纤维生产的产品。同时,国际上对人工合成环保纤维运用也非常广泛,人工合成环保纤维既有聚已内酯纤维和聚乳酸纤维等可降解纤维,也包括聚酯和尼龙等可回收合成纤维。在一些发达国家,已开始对聚酯饮料瓶进行回收、清洁、压碎后重新制造母料,再纺成高质量的纤维,尤其是美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已经形成聚酯的工业化生产回收规模,如美国聚酯短纤维现约有30%是利用再生原料。这对我国的纺织原料开发起到了导向作用。另外要加强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我国纺织工业在长期快速发展中,产生了不少矛盾与问题,如自主创新能力弱、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等,这些都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制约因素,技术和工艺是我国纺织业落后先进国家的关键,所以通过自主技术和工艺创新来实现减排的方式是最为积极有效的,也对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起着积极的作用。在保持纺织产品出口适度增长的同时,更加重视优化出口结构、提高产品质量。面对“碳关税”的威胁与低碳经济时代的到来,纺织品出口企业应该把研发重点放在环保性强的绿色产品上,严格把控环保技术研发和产品出口市场渠道,以免遭遇碳关税的压力与制裁。
(二)熟悉与保护环境相关的国际贸易规则
高度重视国际贸易市场信息及其战略战术。目前国际上已经签定了约200多个多边环保公约和协定,各国也纷纷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因此,我国必须充分掌握以争端解决机制为代表的WTO系列协议文件的内涵,熟悉其约束性规则,这样才可以在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基础上客观公平地维护我方利益,为我国纺织品出口企业提供趋利避害的有效法律武器,并在国际社会中尤其是在与发达国家的双边对话机制中增加谈判的筹码。我国纺织品出口企业的管理者要学习并熟悉与可持续贸易有关的国际规则,一方面可以合理规避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绿色贸易壁垒,尽量避免由环保问题引起的贸易纠纷;另一方面,尽可能按照国际环保规则组织生产,按照环境标准来更新机器设备,改良生产工艺技术,积极进行绿色产品的研制开发,从而有助树立企业良好的国际环保形象,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同时要高度重视国际贸易市场信息及其战略战术。在激烈的纺织品国际贸易竞争中,我国纺织品出口企业要时刻关注国际市场战略和战术问题。企业要做到讲究市场战略战术,需要企业树立“在竞争中求生存,在生存中求发展”的生存理念,学会加强自我竞争能力、自我保护能力、自我发展能力。
(三)坚持走“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从长远来看,我国纺织品出口企业为了更好地应对低碳经济所带来的影响,就必须坚持走“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而实施“走出去”战略也许正是实现我国纺织品对外贸易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有效途径。“引进来”的是国外的资金、纺织业先进低碳技术和设备等,借此提高企业低碳产品质量;“走出去”的是产品和技术人员,我国纺织品出口企业要定期将自己的技术人员送到国外大型相关企业或大学中学习深造,建立国外试验基地,将其建设成内外沟通协作的窗口,借此步步为营,开拓国际市场,为应对低碳经济的影响而建立平台。
总之,我国纺织品出口企业要应对低碳经济,首先必须顺应低碳经济的潮流。充分认识到高碳经济会使国家的资源加速消耗,环境污染加剧,并最终导致出口纺织品竞争力的进一步下降。而低碳经济将会从善待环境的技术和产品中获利,从而在纺织品的低碳经济领域占据的优势地位更具竞争力。因此,我国纺织品出口企业应该全面客观地认识低碳经济的性质,在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同时,使我国的纺织品出口贸易发展顺应低碳经济发展的历史潮流。
参考文献:
[1]张坤民,潘家华,崔大鹏.低碳经济论[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3.
研讨会上,来自纺织行业各个领域的专家从不同的角度作了演讲,内容涉及低碳认证、标准体系的建立、服装标准的发展以及出口召回和纺织测试方法等方面,专家的演讲深入浅出、观点标新立异,给与会者很大的启示。另外,凡客诚品和劲霸男装的企业代表作为质量管理第一线的人员,在会上分享了他们在产品质量控制上的经验与心得。
【质量标准】争夺另一种行业话语权
中国是世界公认的纺织大国,但不是纺织强国,“中国制造”遍布世界各地,然而实际上中国的纺织品在行业的影响力上却不尽如人意。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副会长孙瑞哲将这种现象概括为:中国纺织业没有“话语权”。缺少“话语权”正是行业竞争力不足的表现。
孙瑞哲会长把纺织行业的话语权分为两种,一是流行趋势的话语权。以意大利和法国为首的时尚中心是世界纺织服装流行趋势的引领者,他们以自己对整个行业的影响力,建立起在流行趋势上的话语权,并因此带动整个国家的纺织行业产业链的发展。这是我国要努力达到的方向。另外一种话语权是质量标准的话语权。标准的话语权代表了先进的检测技术。香港理工大学的胡军岩博士对国内外的行业标准做过深刻的研究,他的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在标准的研究方面,尤其是生态标准、有害物质和舒适性等新兴项目检测的研究等方面远不及发达国家,这间接反映了我国在检测技术上的差距。他认为,标准是技术优势的体现,是技术的竞争。他说:“技术的专利化,专利的标准化,正是争取质量标准话语权的重要途径。”
【低碳认证】未来标准发展的趋势
“低碳”是2010年的热点话题之一,也是各个国家为保护地球环境所达成的共识。为此,我国实施了节能减排的政策,而纺织业作为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在“低碳”面前自然是首当其冲。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检测中心的伏广伟主任认为,低碳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因此,纺织服装的标准研究应从“低碳”的角度重新进行审视。他说:“碳排放将成为标准的制定的新内容,如何将‘低碳’理念和纺织服装标准结合起来,并引导供应链管理将成为我国今后研究的课题。”基于这样的发展趋势,他提出了建立服装低碳标签的设想。他说:“服装低碳标签有利于引导低碳的消费理念,有利于出口企业规避绿色壁垒,也有利于引导纺织企业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而实行的前提就是建立科学的碳排放评价方法和标准。”
【标准研究】行业标准体系的建立
本次会议将我国纺织工业标准存在的问题归纳为如下五类:一是国标与行标的审批和管理部门不一致造成标准之间的交叉和重复问题;二是纺织产业链上下游标准不衔接的问题;三是产品标准过细,同类型产品标准在适用范围上存在着重叠、包含关系;四是纺织品标准的制定与相关技术的研究验证脱节,所制定的规则不能及时反映市场即技术快速变化和发展的需要;五是我国在生态纺织品标准体系建设上还存在诸多问题,一些检查项目上没有执行统一测试标准,而且许多检测技术采用其他国家的检测方法,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这些问题集中反映了纺织行业标准体系存在的缺陷,因此,标准体系的建立刻不容缓。
产品的灵魂是质量,而质量的衡量准则是各种标准和法规。如今,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纺织标准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重要的技术支撑作用,而且也是重要的市场保护和限制手段。如欧美等发达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生态、环保标准,对进口的纺织服装产品实施安全检测,限制未达标的消费品进入市场流通,构建技术性贸易壁垒。显然,现在的标准研究已经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同时也是经济和社会层面的问题。
我国目前的质量标准体系还不够完善,既有苏联的以原料为主体的标准体系,也有西方的以市场消费的最终需求为主导的标准体系,两种体系并存带给检测人员的困扰就是标准冲突,一种产品可能会有多种标准参考,但检测结果却并不相同的情况。同时,新纤维和材料的出现也引发了标准的滞后性问题,无标可依不仅给检测一线的人员带来困难,也给企业的研发造成损失。谈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时,孙瑞哲会长强调:“标准冲突,是经常困扰纺织服装企业的现实问题。在行业层面,应该着力研究标准检测的技术障碍,加快倡导解决各种检测标准间的冲突问题;从企业层面来看,应当积极主动地研究可能的潜在标准冲突,在先期设计与研发的过程中,避免不同纺织品材料与应用过程中的异化,以进行行之有效的风险规避。”
胡军岩博士对我国标准体系的建立方面有独到的观点。“我们可以借鉴美国和欧盟国家的标准体系特点,由国家制定基础标准,产品标准则由离市场最近的生产企业制定,在研发水平不够的情况下,采取由企业引头,大学支持的方式开发标准,突出高校的研究能力和企业的市场优势,促进行业标准的发展。”他说,“纺织工业要向‘需求导向’发展,将质量管理的检测与标准体系的视角转移到消费者评价体系中去,就要改变我国目前由国家制定标准的做法,通过加强纺织行业协会的职能,充分吸引国内大型纺织企业参与标准的制定。”
【质控外包】质量监管的新思路
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纺织品检测室主任陆维民在调查我国出口服装召回情况时发现,我国的主要出口国: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召回产品中,童装位居出口召回的首位。召回原因有纽扣或装饰物易脱落、阻燃性能不符合进口国标准和重金属超标,含有禁用化学物质及设计缺陷等。他指出,国外的很多标准和要求与国标有差异,而我国的生产企业对出口国法律法规和产品标准了解很少,因此,造成设计上的缺陷,最终导致产品被频频召回。他建议,可以设立特殊的法检程序,按照输入国的要求对我国的出口产品进行检验,尤其是婴儿服装和童装这类高风险产品,尽早发现问题,以防更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