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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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诗词范文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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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章屋网 ）

屈原诗词范文第2篇

众所周知，汉代以前的史书中几乎从未提到屈原，尤其是楚国的史料中，屈原更是不见经传。这实在与后来记载中的屈原的身份地位极不相称。由于缺乏必要史料，屈原－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更有观点认为屈原并不存在，纯系汉儒的虚构和假托。在各种观点皆缺乏力证的情况下，此一观点也就自有其道理。廖平是持否定屈原存在观点的，其说虽多偏颇，但毕竟有可取之处。再如亦持类似看法，他在《读》一文中便明确提出了四个问题：一、屈原是谁？二、《楚辞》是什么？三、《楚辞》的注家。四、《楚辞》的文学价值。关于第一个问题先生道：“屈原是谁？这个问题是没有人发问过的。我现在不但要问屈原是什么人，而且要问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接下来他论述了“《史记》本来不很可靠，而屈原、贾生列传尤其不可靠。”（2）――当然，如果站在当今的最新学术前沿来看这一问题的话，我们说不惟《史记》“不很可靠”，一切历史文本皆无法“很可靠”，因为语言本身即是一种喻体的存在，一种修辞的存在。而我们所能见到的历史只是文本而已，根本就无法摆脱其做为一种叙事所具有的虚构性、修辞性和倾向性。还就《史记》中涉及屈原的文本进行了类似于今天“文本分析”似的解读，得出了“《屈原传》叙事不明”的结论，并指出了五大疑点（有点像现今美国的修辞解构阅读）。再有近来日本秋田大学的石川三佐男教授在其《新研究――近年出土的考古资料与诸篇的比较》中，研究了“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画”中之“升仙图”、“重庆巫山县”土城坡等地出土的各种棺饰铜牌、四川简阳县汉墓出土的石棺侧板画像以及“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帛画”、河南新野县、湖北随卅市“曾侯乙墓”等出土文物，得出了“大司命”、“少司命”、“云中君”等诸神皆出于汉代而不可能出于战国时的屈原笔下的结果，证明《九歌》系汉代人伪作。这无疑也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且让历史文本与出土文物相“互文”，有“以地下之物证地上之事”之风。然而总的来讲，置疑屈原是否存在，有个颇难解释得通的地方，就是汉儒的作品无一能与《楚辞》媲美，难道他们自己都写不出好作品，却能在伪托别人时文思泉涌灵感大发写出惊世之作么？显然是不大可能的。故此，我以为完全否认屈原的存在不太可取。既然缺乏必要史料证明屈原的存在，及屈原是谁，其真实面貌为何，那么历史上的屈原在出现新材料之前，便可视为不可追寻。而我们今日言说之屈原，只是《史记》、《楚辞》及此后各类相关文本中的一个人物符号，一个话语的命名。在此基础上，我所讨论的不再是“屈原是谁？”而是屈原是如何被言说的？

二、

首先，历史上的楚国是一个非中原地区的，非汉文化中心的诸侯国，尽管当时也曾十分强大，但在秦统一后的大一统的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国家里，它便成了一种“边缘”的“楚地”。生活于当时楚国的诗人屈原，相对于生活在大一统政治格局，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独尊儒术”的汉儒们来说，也只是个“少数民族作家”，是个地地道道的“边缘”的“他者”。然而《史记》中的屈原又是什么样子呢？细读《屈原贾生列传》，除已提出的五大疑点以外，我们更可运用更为前沿的文本分析方法来加以推敲。《列传》中涉及屈原生平行状的叙述并不太多：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3）

先看其中引用上官诬陷之辞的“直接引语”，“直接引语”为文中人物所言而非叙述者之言，那么叙述者相对于文中的历史场景（且是戏剧化了的），无疑是个“不在场者”，他又是如何听到这一段话的呢？相信不会有如此详尽的史料流至汉代。显然这段话是由叙述者代言的，是作者的一种修辞和建构，而与历史史实无关。进而再看这段叙事，在这一颇富戏剧性场面的历史场景中，只有两个“在场者”：屈原和上官。上官是否“见而欲夺之”，即便在当时也难于辨明（楚怀王即一例），更何况事过境迁后的“缺席者”司马迁呢？司马迁判定屈原为可信，上官为不可信，完全是着眼于其文章的主题建构和谋篇需要，而与具体史实无关。换言之，司马迁是以“历史经验”置换了“历史史实”。而这本身就是“不可信”的。

再进而分析这一段文本，不难看出它是建立在“忠/奸”的语义二元对立上的。它其实是一个悲剧性的“忠臣故事”，而君、忠臣、奸臣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所有这类忠臣故事的基本“句法结构”，即便把主人公屈原置换为别的什么人也是一样。而故事中的上官（或换成别的什么人）则注定成为“反英雄”，这是故事所决定了的。换言之，不是因屈原才创造了屈原故事，而是因屈原故事才创造了屈原。司马迁讲述的只是这类故事中的一个老套情节（基本句法），是“陷害忠良”这一故事“功能”的屈原版。

“屈平既绌”以后至投江之前，已被读出了五大疑点，此不再述。值得指出的是，其间凡与屈原有关部分，许多都类似上面分析过的，属“直接引语”而又缺乏“在场”证据。诚如所言：“‘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二句，依《楚世家》，是昭睢谏的话。‘何不杀张仪’一段，张仪传无此语，亦无‘怀王悔，追张仪不及’等事，三大可疑。”（4）

最后屈原投江一段，司马迁更是将其修辞性、虚构性及文学性发挥到淋漓尽致：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 糟而啜其 ？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5）

不必细察，我们也可看出这完全不是历史描述式的叙述方式，而是修辞性的一种虚拟对白，为的是表明作者见解而预设一对话者，以形成必要的基本语义对立。这一手法可说是司空见惯，《论语》里有、《左传》里有，就连《楚辞》中也不乏其例。这是“文法”而非“史笔”。

《列传》中除上述几个部分叙述了屈原故事外，其他则为叙述者太史公的阅读感受、感发及对《怀沙》等文本的征引等，更加与史料无关。不过这些却对我们研究太史公文本的成文过程不无裨益。

讲完屈原故事后，接下来又讲了贾生（谊）的故事。为什么要把汉儒贾谊的故事与战国时的屈原放到一起呢？我以为这其中意味深长。从表面上看，贾谊似有屈子遗风，且有相似遭遇，又凭吊过屈原，与屈子并提，理所应当，其实远非如此简单。在这类忠臣故事中，都有着相同的叙事模式，比如前面提到的屈原故事中的“功能”，在贾谊故事中同样存在：怀王被置换成文帝，上官置换成绛、灌、东阳侯、冯敬等，而主人公则由屈原置换为贾谊；上官的进谗“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与结果“王怒而疏屈平”，置换为“乃短贾生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与结果“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也就是说，在司马迁看来，屈原故事与贾谊故事具有“同构”的关系。分析至此，还有一至关重要的“潜台词”不能忽略，那就是作者自身的身世之感。于是在这个“同构”的故事中，除由君、忠臣、奸臣构成的横向的“转喻”关系外，还可发现屈原、贾谊、司马迁之间亦构成了一种可相互置换的“纵聚合”关系。司马迁用“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来喻说自身的“发愤著书”，也正是在屈原、贾谊与自身之间建立起某种“隐喻”关系。

前面的文本分析已然表明，《列传》中所讲述的屈原故事，大体属于一种历史传说故事，并无充分的史料根据，且完全是“文史不分家”的虚构叙事文法。司马迁当然也是虚构者之一。问题是，司马迁为什么选择（或曰从众）这样一个忠臣故事来建构屈原呢？事实上他同样以此模式建构了一个想象性的自我。前面文本分析中尚未加分析的太史公自陈阅读屈原的感受那部分，这里正好派上用场：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返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不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恒，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其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

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6）

此段文字中，明确表明，太史公对屈原的推崇，主要是出自－种想象性（“推其志也”）的建构。而这种想象又是通过阅读《离骚》等作品而得来的。于是问题就明朗化了，其中关键之处无非两点：

1、 屈原流传下来的文本本身可靠与否；

2、 太史公那富于激情的阅读、解读是否可靠。

第一个问题后面详论，现在先来看第二个问题。从理论上讲，一切阅读皆属“误读”。这一由哈罗德·布鲁姆提出的“误读”理论已几成今日阅读理论的定论（7）。太史公的阅读当然也属“误读”，这是可从文本中分析得出的。太史公说屈原“其文约……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极远”，这句话用今天的理论话语说出便是：其“能指”有限而“所指”无限，“内涵”极为丰富，具有多种的阐释可能。太史公当年能有此见解固属难得，但他却没有按此思路去给自己的阅读留下更多的阐释空间，而是一味以儒家“意识形态”为中心，去压抑各种“边缘”的阅读可能。比如，说屈原“入则与王图议国事……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按理这样一个人物是会载入当时的史书的，即使楚国因群小作怪而有意遮蔽了他，别国的史官也不会坐视不理。然而先秦史料中却不见屈原之名，这岂非一大疑点？太史公不察，却一味相信自己对《离骚》等篇的阅读感受，把屈原排入忠臣、能臣之列，这样就压抑了屈原其他生存状态的可能，比如做为“文学弄臣”“的可能，做为“大巫”的可能，甚至是实无其人的可能。以儒家的“忠君”（汉儒的）观念解说屈原，则压抑了屈原与怀王间其他关系的可能性，如“恋君”的可能（我曾在《屈原――东方的奈煞西施》中论及此种可能）。以能臣标榜屈原，实则最是这一阅读的自相矛盾之处。《离骚》等篇中虽以喻说方式反复自喻自身的高洁，但却并未直言自己的政治才能、外交方略具体如何高明，而司马迁的阐释恰使文本中另一具有反讽性的意义凸现出来。即：作为政治家却使自己成为孤家寡人，说到政治见解，除“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及前王之踵武”等几句老生常谈外，更是乏善可陈。这岂不是对“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反讽。太史公又以“风、雅”的儒家审美标准压抑了《离骚》其他的美感体验的可能性（对风、雅本身又岂非如法炮制）。严格地说，作为笫一人称自叙“盖自怨生也”的《离骚》，应属“不可靠叙事”，当作一种具有虚构叙事特征的诗篇来读犹可，若把其当作信史则大谬不然。太史公对屈原文本的“误读”过程，也就是他以儒家“意识形态”（个人与其所处的现实存在条件之间的想象性关系之再现――参见阿尔图塞之有关意识形态理论）对屈原进行重构的过程。于是“楚地”的文化“边缘”者屈原，便成了按汉儒“意识形态”所想象建构的忠君爱国的儒林楷模。就连“夫天者”、“父母者”、“日月”等，也在儒文化的修辞中被赋予了一种想象性的关系。如此一来，有关屈原的另种其他可能及意义便统被遮蔽不见了。这也正是太史公在“缺席/在场”的叙述中施加“话语暴力”并能理直气壮的根本原因。

其实，“误读”屈原并非自司马迁始，而是生活在儒文化中心的大一统帝国里的汉儒们必然的价值取向。就《列传》而言，早有汉儒贾谊吊屈原的“误读”在先，太史公所为，自是情理之中的了。贾谊“误读”屈原，以自身遭遇的生活经验置换出屈原的想象性建构；司马迁“误读”屈原及贾生，亦以自身经验置换（“想见其为人”）出屈原、贾生的历史故事，并使之成为“真实”的历史事件。而司马迁与他建构的人物之间的“隐喻”关系，便也隐迹其间了。 三、

现在再来看屈原作品的可靠性问题。这一问题与上面讨论的汉儒“误读”紧密相关。我们知道，战国末期还没有“楚辞”这一概念。“楚辞”最早见于《史记·酷吏列传》，《楚辞》的结集是刘向完成的，也就是说，汉以前，屈原的作品还不是“经典”。那么，由战国至汉代，由“无名”到“命名”，由“民间”而“经典”的过程，亦是一个对“楚辞”（而为《楚辞》）的建构过程。这一建构过程，也可视为是对文本的“改写”或曰“改造”过程。当然，这种“改写”或“改造”，并非一定指有意的伪造或假托，而是泛指翻译、整理、修订、归类、编目、取舍、补充、注释等一切参与改变（或曰制造）文本“意义”的活动。

我们应特别注意的－点是，《楚辞》如确系屈原所作，或部分为屈原所作，其主要作品也肯定大多作于流放途中，其传世方式与史官所记官家行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当时书写的媒介是简册，以屈原如此浩繁的文本制成简册，一定汗牛充栋。让一流放之人（即使有从人帮助）完成如此工作，也不太可能。且如此之多的简册能历经劫灰完好无损地传到汉代，更是无法想象(儒家经典尚不能如此幸运，至今留下段今、古文的公案)。所以屈原作品最初以民间口耳之间散播、流传的可能性最大，后来才逐步地形诸文字。从现今所见的《楚辞》文本中亦可看出其在语言/文字二者间，从语言的倾向。如模拟声音的语气词“兮”的大量重复出现，无疑是更具传唱特征而较少书写特征的。而漫长的以口耳相传为主的传播过程，又会使某些集体创作的因素掺入其间。（8）如此看来，《楚辞》算不算某种意义上的准集体创作，它还有没有一个相对“改写”而言的“本源”，都已经成了问题。再者，严格地讲，楚国的语言/文字是异于统一后以汉族文化为中心的语言/文字的，所以从楚国传唱的《楚辞》到汉儒编纂的《楚辞》间，尚有一个准“翻译”的过程，而这亦可以视作是一种改写。也就是说，我们今日所见之《楚辞》，至少已经过了楚地民间与汉代文人的双重改造。

首先，《楚辞》本身便不是一个由一时一地甚至一人所作的统一性的文本。按姜亮夫先生的意见：“《屈赋》文体其实是三种不同的体制：一是《离骚》、《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一类，二是《九歌》一类，三是《天问》一类。《离骚》的语法结构与先秦文体大致相同，是先秦文学的一般形式。《九歌》则语法特殊者至多。……”（9）而照先生的说法，干脆认为“《远游》是模仿《离骚》做的；《九章》也是模仿《离骚》做的。《九章》中，《怀沙》载在《史记》，《哀郢》之名见于《屈贾传论》，大概汉昭宣帝时尚无‘九章’之总名。《九章》中，也许有稍古的，也许有晚出的伪作。……”（10）无论这种说法是否可靠，但《楚辞》并非整体，而是由多种不同文本混合而成这一点似无疑义。这些文本之间充满竞争，彼此“互文”，相互“改写”，在楚、汉文化的流变中，生成转换，变动不居，实是一种动态的存在。而汉儒对“楚辞”的收集、整理、修订、编纂直至命名和注释，又为《楚辞》的动态存在设置了新的置换链条，使之按照儒家的“意识形态”去生产“意义”。汉儒们是否还仿制了其中的一些篇章（如《大招》、《远游》等），我们虽有怀疑，但苦无确证。不过，就我们所知的部分，亦能洞悉汉儒们“改写”《楚辞》的形迹。

当“楚辞”从主要以“声音”为主的文本，逐步过渡到文字的文本后，其“能指”仍有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如误漏、错简、讹误、缺失等。还有一些字、词，随着年代的推移，时空的转换，渐已失去其“语义”，这就给注释家留下更多姑妄言之的空间（有些字句至今无确解，仍在姑妄言之）。汉儒（如王逸）以儒家的眼光解读、编纂、注释《楚辞》，实际上等于先为《楚辞》建构了一个“独尊儒术”的中心意义。这样，文本的语义便处在了一种压抑状态之下，于是“边缘”的“意义”便只能就此“沉默”了。这种“话语暴力”所及，势必影响到编纂、考订过程中体例的编排，篇目的增删，讹字、脱字的辨析取舍，版本的选择修订等等，从而实施了对“楚辞”的“改写”与“重构”。

对“楚辞”的另一种“改写”应该与音乐有关，虽然我们无法考证“楚辞”中究竟哪些可入乐，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全都不同程度的与音乐有关。《乐府诗集·杂曲歌辞》引《宋书·乐志》云：“古者天子听政，使公卿大夫献诗，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而诗之流乃有八名：曰行，曰引，曰歌，曰谣，曰吟，曰咏，曰怨，曰叹，皆诗人六义之余也。……”（11）可见诗歌与音乐的关系名目繁多，而且帝王是参与“斟酌”的。“楚辞”到了汉代还能不能入乐已是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仍与音乐有着密切联系。不过这时的“楚声”恐怕已不同于战国时的“楚声”了。《乐府诗集·相和歌辞》中说：“楚调者，汉房中乐也。高帝乐楚声，故房中乐皆楚声也。”（12）又在《清商曲辞》中说：“及江南吴歌、荆楚西声，总谓之清商乐。至于殿庭飨宴，则兼奏之。……文帝善其节奏，曰：‘此华夏正声也。’乃微更损益，去其哀怨、考而补之，以新定律吕，更造乐器。……”（13）可见由于音乐的关系是可能“改写”文本的，甚至不惜“去其哀怨、考而补之”。《汉书·礼乐志》说：“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由于汉高祖、唐山夫人与楚的特殊关系及对楚声的偏爱，对“御用”了的《楚辞》加以改造，不仅是可能的，甚至是多方面的。他们自身就能写作“楚辞”，又多方鼓励别人去研究《楚辞》，这在汉代似乎成为一种“传统”。《史记·酷吏列传》载：“买臣以‘楚辞’（《楚辞》之名最早见于此处——引者）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14）可见这时的《楚辞》已不仅是一般性的“儒化”，而且是“官方意识形态”化了。汉儒于《楚辞》，已绝非一种单纯的文学爱好或学术爱好，而是有着政治功利目的的。

屈原及其神话，对于汉代官方“意识形态”来说，无疑具有“他异”的因素，比如《天问》对历史、传说、神话的步步追问，无疑对那些处于对话关系中的潜在“关联文本”，具有极大的消解性，《离骚》等其实亦在此列。这种“文本间性”所揭示出的《楚辞》文本的自我解构特征，却被王逸的一段题解给湮没了。

《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15）

于是《天问》的解构性被遮蔽，且被意识形态化了。再如，战国时期尚未形成“忠君爱国”的观念，但汉儒们还是能靠一己之想象读出“忠君爱国”的微言大意来。我曾在《屈原――东方的奈煞西施》一文中，就《离骚》的具体文本，分析了所谓“留国”与“去国”的问题。我以为应从“意识”与“潜意识”两个层面来解读，从意识层方面来看，屈原对“去国”的态度是乐观和积极的，用“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娱乐”来描述他的象征性旅行。直到“忽临睨夫旧乡”才“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这就是说“留国”情结是发生在“忽临睨”的一瞬间的冲动里（潜意识的）。“留国”只是一时感情用事而非理智选择。当然，对于一种喻说性的修辞建构，我的这一读解也肯定是一种“误读”。但这毕竟是所有“误读”中的一种可能的读解，一种被中心意义所压制的边缘读解。

汉代统治者靠着遮蔽文本中的“诋君”而凸现“忠君”，遮蔽“去国”而宣扬“爱国”等手段，改造了“屈原神话”中的异端，并使之成为巩固自身“意识形态”的一种手段，一种制造“他异”过程中的“他异”因素。

因此，我有理由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历史文本中之屈原，乃是一经改写、想象而加以重构之屈原，是汉儒在大一统专制政治背景下，以汉族儒家文化的视角对一非中心的历史人物的想象性建构。而在这一建构的过程中，历史中的屈原则越来越离我们远去，变得无法追寻，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关于他的神话。如果说汉儒对屈原的想象性建构是基于对“楚辞”的“误读”，那么“楚辞”本身其实亦是汉儒自己的建构之物。《楚辞》本无“楚辞”之名，是楚文化源头活水中变动不居的动态存在。在不断“互文”和“改写”的过程中，正如上文中所分析的，其“本源”亦在“流变”之中，并不存在一种本源/流变的二元对立。《楚辞》的“经典化”过程，便是权力话语对它不断的建构过程，也正是这种建构，千百年来主宰着《楚辞》的“意义”的流变。甚或可以说，“楚辞学”便是建构在对“他者”的想象和改造之上的，是一门权利话语的“政治修辞学”。 　注释：

1、文化诗学（the poetics of culture），系借用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斯蒂芬·葛林伯雷（Stephen Greenblatt）的术语。

2、，《文集》第三册页73－78，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据《史记》页1900－191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4、同注2。

5、同注3。

6、注3、注5。

7、详见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著《影响的焦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6 月版。

8、关于上古诗歌的“口述传统”研究，西方学界在20世纪有“帕里-洛德理论”。海外学者王靖献曾用这些理论来研究《诗经》，出版了《钟鼓集》一书，详尽地分析了《诗经》中的“套语”、“套式”等口述特征。这些研究在分析《楚辞》的形成过程方面，也是有参考价值的，尽管《楚辞》在“套语”、“套式”之类口述特征的表现上，与《诗经》有着很大的不同。

9、据《屈原赋今译·序例》，页2，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0、同注2。

11、据〈宋〉郭茂倩《乐府诗集》，页884，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

12、同注11。页376。

13、同注11、注12，页638。

14、同注3，页2370。

15、《楚辞补注》页85，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主要参考书目：

《史记》　上海古籍出版社

《楚辞补注》（王逸注，洪兴祖补注） 中华书局

《楚辞集注》（朱熹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姜亮夫著《屈原赋校注》、《屈原赋今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

屈原诗词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戏剧元素

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是我国声乐艺术发展中的启明星,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随着人们对于中国古典文化认知水平的提高,中国古典诗词艺术作品逐渐被关注。

一、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的发展历程

在唐朝时期，诗歌被谱入歌章，并在王公大臣的宴会上传唱，这一时期是古典诗词艺术歌曲的鼎盛时期。随后就是曲子词的形成，宋代的曲子词作是我国长短句的鼎盛时期，这种长短句易唱而文词高雅，使之与音乐的结合较诗句更为自由，体现了音乐与文学的高度结合。紧接着就是元曲的出现，元曲着重于抒情、叙事以及写景，在用词方面口语化较为明显，具有一定的通俗化特点，是词与曲的完美结合。明清时期出现了“俗曲”，又被称为“小令”或“杂曲”，加之以乐器伴奏，形成了具有艺术色彩的民歌。

二、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的戏剧性元素概述

（一）戏曲音乐在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中的运用。戏曲音乐作为我国传统音乐的组成部分之一，在曲调、行腔等方面都具戏剧性特征，也正因为如此，戏剧中的曲调以及行腔常常被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所学习和借鉴，还常常被运用在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的创作之中。在我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的发展中，人们常常为了体现诗词内容的时代特征以及古典艺术歌曲的民族特征，将戏剧元素中最具表现力的戏剧旋律应用到艺术歌曲的创作之中，从而将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与戏剧元素完美地展现。例如在《竹枝词》的创作中，冼星海不但将西方的作曲手法运用其中，并且研究分析了中国古典诗词的表现手法以及结构特征，将京剧等戏曲曲调的特征在创作中完美展现，例如拖腔、甩腔等元素的运用。（二）戏剧表演在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中的运用。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以戏剧中“百戏之祖”昆曲为例进行说明。一是在舞台表演中，虚拟动作的运用。昆曲中的演员在进行生活动作的表现时，并不是将生活中的一些动作进行生搬硬套，而是对其进行感悟和思索，形成程式化的艺术语言，以虚拟性的特征展现生活场景，也就有了在舞台上虚拟时间、地理位置等场景，例如戏剧演员在表现大家小姐害羞时，会用手绢遮住自己的嘴等虚拟动作。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中歌词凝练晦涩，在进行表演时，必须将词曲的歌唱以及肢体动作和演员的眼神进行融合，通过表演者的形体姿态以及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进行诗词内容的展现，从而让观众正确领会和理解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的思想和意境。二是戏剧中眼部表情的表演艺术在古典诗词艺术中的运用，戏曲讲究“神韵”，即是通过表演者的眼神来表现歌者的气质和词曲的意蕴，戏剧中有说，“一身之戏在于脸，脸上之戏在于眼”，因此，在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的表演中，也将戏剧中眼神的“聚、放、凝、收、合”及“喜、怒、哀、乐、悲”等神情恰到好处地运用，将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中的意境以及人物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三）戏曲艺术的虚实相生在古典诗词艺术歌曲中的运用。我国传统文化中，讲究虚实相生、时空结合的概念，在戏剧艺术作品中，尤为凸显，舞台上的布景非常简单，甚至不用布景，或者根本没有比较真实的布景。然而戏剧演员却能用非常简练的戏剧动作和肢体动作，将戏剧内容中虚拟的时空以及情景等完美地展现出来。曾经有戏剧前辈说过，“戏剧的布景在演员身上”，这就需要演员根据戏剧内容，活灵活现地将表演程式和手法运用其中，将戏剧剧本中的人物感情进行表达。在欣赏作品时，观赏者也似乎忘却了舞台的布置，实现了“实景清而空景现”的舞台效果。也正因为如此，将舞台的布景进行空白，能引起观众的思索和想象，还能将其注意力集中在演员身上，更好地将创作者的情感作一展现。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的发展经历了时代的变迁以及历史的洗礼，其文化源远流长。戏剧元素在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中运用具有非常好的效果，主要展现在音乐、舞台以及留白三大元素的运用上，将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的民族性特征得以展现，同时，将古典诗词艺术歌曲与戏剧元素进行行之有效的结合，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更好地促进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发扬。

作者:崔伟 单位:湖州师范学院艺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曾广海.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发展脉络及演唱思考[D].华东师范大学,2014.

屈原诗词范文第4篇

产业方阵正步走来――

高新技术企业扎堆，让高新区实至名归。去年，高新区新增高新技术企业6家，总量63家，居全省县（区）之首；新增高新技术产品23项，总量50项，高新技术企业占全市总数的五分之一。高新区已形成由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节能环保、电子信息、高技术服务四大产业构成的“产业方阵”。其中，以奇瑞新能源为龙头，中集集团、美国德尔福等60多家企业集聚，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初具规模；以海螺川崎余热发电和明远光伏太阳能为龙头，汇集海格斯、科瑞克环保等知名企业，推动节能环保产业风生水起；以华东光电、深圳雅图为基础，引入20多家骨干企业，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迅猛；以服务外包产业园为依托，吸引东软集团、中国软件、银江科技等企业落户，高技术服务产业异军突起。

正是得益于主导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强劲拉动，2011年弋江区规模以上工业已达117家，实现产值448亿元，同比增长44.2 %。战略性新兴产业36家，实现产值101.78亿元，同比增长50%。

创新载体搭台唱戏――

高新区将创新平台建设作为集聚创新资源重要载体。去年以来，高新区着力构建由科技企业孵化器、创新创业服务平台、金融服务中心等创新创业体系，一环扣一环为企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扶持创新型企业茁壮成长。

在创新创业载体方面，高新区先后规划并建设了中国科普产业园、软件园、大学科技园、服务外包产业园等专业科技孵化器。目前，科普园、软件园等已投入使用，外包产业园二期65万平方米已全部开工建设，预计今年上半年将建成投产。33万平方米的中小企业创业园已完工，目前已有6家企业入驻。在自行建设孵化器的同时，高新区积极引进行业内的大型企业入驻并建设孵化基地，先后引进了和瑞科技园、中科院医学分子影像等项目。截至目前，高新区规划综合和专业孵化器、加速器项目建设面积100多万平方米，开工建设面积65万平方米，已建成面积近40万平方米。

为完善公共服务平台，高新区投资建设科技创新公共服务中心，大力引进科技创新中介服务机构。目前，已有中小企业服务中心、高新技术产权交易所、达内科技培训中心等40多家公共服务机构入驻公共服务中心。此外，高新区还成立芜湖创元孵化器管理公司、芜湖大学科技园有限公司等孵化器管理机构，初步形成“孵化器+风险投资+创业导师”的管理服务体系。

创新成果转化加速――

依托高校集群优势和合芜蚌自主创新试验区享受实施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试点等政策优势，高新区成为科研成果转化的“近水楼台”。2011年度弋江区新申请专利1579件，授权1029件，其中发明专利471件，授权77件，发明专利申请量及授权量均位居全省县（区）第三位。高新区积极与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8所知名高校深度合作，设立了成果转移中心，搭建企校产学研对接合作平台。成功举办驻皖高校芜湖产学研合作恳谈会、弋江区科技入园活动暨首场校企产学研对接会，高校科研成果184项，企业技术难题40项，产学研需求60项。该区去年再度蝉联国家科技部全国科技进步考核先进区，被中国科协授予全国科普示范城区创建单位。

科技金融紧密结合――

内生活力的增强，离不开营造自身创新创业的小环境，而这更要靠科技与金融的紧密结合。自升格为国家级以来，高新区已成功推动6家企业进行股改，1家企业上市，21家企业拟上市。目前，芜湖高新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进入代办系统进行股份报价转让试点工作已经启动，申报材料已上报中国证监会，主办券商对园区13家企业已经完成尽职调查。高新区还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以及科技创业企业投资和融资力度。全年安排自主创新配套资金699.15万元。争取省级以上科技项目资金4793万元。

屈原诗词范文第5篇

男：尊敬的领导、来宾

女：辅导员老师、团员哥哥姐姐们

合：大家好

男：我是实验小学××班的××

女：我是实验小学××班的××

男：首先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参加活动的领导和来宾

女：他们是台办专家××

男：团市委

女：市教育局××副局长

男：消防大队的消防官兵叔叔

女：今天我们站在这里缅怀先烈

男：明天我们将更加努力地学习

合：现在我宣布活动正式开始

女：出旗，敬礼(消防兵出国旗)

男：请青年代表敬献花圈，全体默哀三分钟

女：下面，请台办专家××分析介绍

男：今天，又将有50位优秀的大哥哥、大姐姐在这里宣誓，成为我们少先队学习的榜样

女：他们将在纪念碑下宣誓：今天努力学习，明天将成为社会的栋梁

男：我们将举行庄严的成人宣誓仪式

女：请教育局的领导宣布宣誓人员名单

（整队）[你阅读的文章来自：126]

男：现在，请一中××同学作为青年代表讲话

女：请一中团委副书记××带领宣誓

男：请各校的优秀团员为他们佩带成人纪念章

女：请团市委××讲话

男：请邵一中的团员哥哥姐姐领唱、全体团员合唱《光荣啊，中国共青团》

（整队）

女：请教育局领导讲话

合：今天的祭扫烈士陵园仪式就要结束了，请全体团员、队员献花，瞻仰烈士墓，并清扫烈士陵园。

合：退旗，敬礼

成人誓词

在此正式成人之际，我以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名义，面对国旗，庄严宣誓——

捍卫神圣宪法，维护法律尊严。

履行公民义务，承担社会道义。

国家昌盛为先，人民利益至上。

热心公益，奉献社会，无愧祖国培育。

勤勉自励，奋发有为，不负长辈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