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作品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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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作品及评价范文第1篇

一、 屈原自沉的原因浅析

关于屈原自沉原因的各家之言，周建忠先生在《屈原“自沉”的可靠性及其意义》一文中总结出了六种比较有影响的说法，即洁身说、殉国说、殉道说、殉楚文化说、政治悲剧说和赐死说，并且认为“‘赐死说’推测成分过多，根据不足；‘殉国说’是抗战时期的‘古为今用’、‘六经注我’的反映，可作为研究史上的‘现象’来研究；‘殉楚文化说’、‘政治悲剧说’是从历史、哲学的角度解读，对屈原的主体意识认知不够。惟‘洁身说’‘殉道说’颇近情理：‘洁身’、‘泄愤’、‘殉道’，皆为屈原自沉动机的不同方面，与屈原作品的情感抒发，比较吻合。”

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说：“思想决定行为。”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也说：“性格决定命运。”由此可知，一个人做出什么样的人生选择与这个人的性格品质、思想观念、情感体验等因素是分不开的。因此，要想对屈原自沉的原因作出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我认为首先必须弄清楚屈原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屈原的生平事迹主要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屈原列传》，“可以说，《屈原列传》是我们研究屈原生平事迹的比较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关于《屈原列传》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认为汤炳正先生《的问题》一文分析得十分合理。他认为从“离骚者，犹离忧也”一直到“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一大段话，以及从“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到“王之不明，岂足幅哉”这一段话，都是淮南王刘安《离骚传》里的，是后人窜进司马迁的《屈原列传》中去的。撇开这两段不看，《屈原列传》中存在的所有矛盾之处便都不存在了，我们便可以断定屈原在楚怀王时期只是被“疏”而没有被“放”，并且《离骚》是在楚怀王时期写的。

至于屈原的思想、性格，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中直接感知。首先，屈原是一个情感极热烈的人。屈原的诗歌充满了激情，或洋洋洒洒地展现自己的“得意”，或满腹忧愁地诉说自己的“失意”。第二，屈原是一个有着极高理想的人。他希望碰上一位明君，得到重用，希望能够借助君王的力量改革社会，实现“美政”。第三，屈原是矛盾的。当他认清了奸佞当道、君主不明的现实时，一方面他坚定的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想要离开郢都，另一方面他又力图改变现状，想要留在怀王身边。他不能忍受小人对他人格的毁谤，更不甘心政治理想就此毁灭。这也正是道家出世的文化与儒家入世的文化之间差异的矛盾体现。正如梁启超所说：“屈原脑中，含有两种矛盾元素，一种是极高寒的理想，一种是极热烈的感情”。

据此，我认为屈原的死并不能简单的归结为殉怀王、殉国、泄愤等原因。“屈原作出死亡的选择，最终自沉汨罗，并不是一时的想不开，相反是长久地沉思，心灵上不断矛盾斗争的必然结果。”屈原生活在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他吸纳融合了儒、道两家思想这并不为奇。儒家的“美政”理想破灭之后，他也萌生过“远游”的遁世思想，然而最终他发现这两种思想都不能实现对社会现状的改造。他意识到了这两种思想的局限性，因而“上下求索”，力图寻求出一条新的出路，却又始终无法找到。这种思想上的“空虚”和精神上的“绝望”对于屈原这样一个情感热烈而又执着追求的人来说是极为可怕的，或许也正是他最终结束自己生命的原因。

二、屈原自沉的时间浅析

由于屈原自沉时间的考证需要大量的材料支撑，而目前出土的文献资料有限，加之屈原作品的解读存在诸多困难和疑点，这个问题似乎成为了不能解决的“悬案”。关于屈原的卒年，历代学者各持一说。赵逵夫先生在《屈原在江南的行踪与卒年》一文中统计了九种说法：

“1、顷襄王十年（前289），黄文焕《楚辞直听》主之；

2、顷襄王十一年（前288），林云铭《楚辞灯》、刘永济《屈赋通笺・叙论》主之；

3、顷襄王十三、十四年，或十五、十六年（前286-283），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主之；

4、顷襄王十六年（前283）前后，姜亮夫主之（其《史记屈原列传疏证》主在顷襄王十六、七年，《屈原事迹续考》主在顷襄王十六年前后，又按曰：“约略其死当在顷襄王十四至十六年间。”并见《楚辞学论文集》）；

5、顷襄王三年（前296），林庚《屈原生卒年考》（《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主之；

6、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郭沫若《屈原研究》、孙作云《在历史教学中怎样处理屈原问题》、陈子展《屈原传评注》（《楚辞直解》）主之；

7、顷襄王二十二年（前277），游国恩《论屈原之放死及楚辞地理》（《楚辞论文集》）、汤炳正《九章时地管见》（《屈赋新探》）主之；

8、最早者有主死于楚怀王二十四五年（前305-前304），清王懋《书楚辞后》（《白田草堂存稿》卷三）主之；

9、最迟者有主张在顷襄王三十年以后（清王夫之《楚辞通释》主之），而蒋天枢《楚辞新注导论》主张在考烈王元年（前261）（《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

基于对屈原自沉原因的推测，我认为张叶芦“《哀郢》内容跟郢都沦陷无关”以及“屈原的自沉不是由于郢都沦陷”的论断比较有道理。他认为屈原被放于顷襄王初年，最迟不得迟于顷襄王三年怀王死、“秦绝楚”之前，而《哀郢》作于被放逐期间。从《哀郢》中的“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这一句来看，这首诗大约作于顷襄王九、十或十一这三年中的某一年，而郢都沦陷则是在顷襄王二十一年，因此《哀郢》的内容与郢都沦陷无关，屈原之死也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殉国”。

至于屈原卒年的具体时间，张叶芦和赵逵夫都认为是顷襄王十五年左右，并且都以“秦楚和好”为导火索。比之于汤炳正先 生的屈原卒于顷襄王二十二年即郢都沦陷后一年的说法，我认为前者比较有说服力。屈原被放九年，近乎绝望而写下了《哀郢》、《涉江》等作品。后当他听到“秦楚和好”的消息时，他知道自己已经完全没有被召回的可能性了，他最后一线的希望也破灭了。从上文对屈原性格的浅析来看，屈原在精神上已经陷入完全绝望的时候不可能继续等待直到郢都真正沦陷才选择自沉。他的死，应当是精神上的。

三、屈原之死的意义浅析

汉代学者对于屈原的评价可分两派，或褒或贬，各执一端。褒扬屈原者以淮南王刘安和《楚辞章句》的作者王逸为代表。刘安的《离骚传・叙》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肯定了屈原的作品，认为“其文约，其辞微”，并且高度赞扬了屈原的品质，认为“其志洁，其行廉”，“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王逸在为《楚辞》作章句的时候更是处处流露出赞赏之情，认为屈原有“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二人都从儒家伦理道德出发，肯定屈原的才情和人品，认为他的死是忠君爱国、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表现。这种阐释固然有其存在的根基和合理之处，但毕竟带有浓厚的礼教色彩，因而受到后人的质疑。

同时期的屈原否定者之一班固则在他的《离骚序》中称屈原“露才扬己”，认为他“忿怼不容，沉江而死”，将其死归结为“泄愤”，认为他不符合儒家明哲保身的要求，实际上也是从儒家的伦理道德出发而进行的阐释。

自近代以降，随着社会观念的转变和学术研究理论、方法的多样化，学者们对屈原之死的意义又从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角度进行了重新解读。但不少学者仍然是围绕忠君爱国的儒家价值观对屈原之死进行社会学的分析，如董运庭先生在《再论屈原之死及其爱国主义精神》一文中认为“屈原之死并不是愚忠的表现，而是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而又无力拯救的悲剧性结果，是他的理想、信念彻底破灭的必然的结果。”

关于屈原之死的意义，我认为主要在于启迪后人去追问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活着，似乎就有改变的可能，然而屈原却最终选择了死亡。莎士比亚在他的代表剧作《哈姆雷特》中向我们提出了生与死的问题，引起巨大的轰动，而屈原则是早在一千多年前就用自己的生命唤起了我们的思考：活着是为了什么？活着能够带来什么？而死亡又到底意味着什么？

屈原作品及评价范文第2篇

关键词：诗言志；诗言情；志；情；自然

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2）0109005

现在理论界流行的说法认为，中国古代文论有两个流派：一种是“诗言志”，其强调政治对文学的控制；一种是“诗缘情”，其表现诗歌的情性本体。言志派一般将“比兴”理解为伦理道德的象征和美刺讽谏的寄托。该派主要承袭了毛诗序的言志教化说与牵强附会“主文而谲谏”即歌颂与讽谏主张，是形成儒家扭曲文化与曲折的意义表述方式的一个根本支点； 至于缘情派，则从另一个角度来倡导曲折的意义表述方式，即从诗歌情感与艺术形象的表达与创造上来理解“比兴”。将主观情感客观化，使情感与想象、理解相结合，主要继承了毛诗序的感物抒情说，注重诗歌的艺术性，强调文艺的情感性与形象性，即说作家要冲破“诗言志”的牢笼，根据自己的情感来表达，带有人文主义的趋势。

言志与缘情似乎充斥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两者是否矛盾？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这两种大致的说法真正矛盾的地方又究竟在何处？本文就此作一分析。

一、文本来源造就的虚假“矛盾”

“志”与“情”是不是中国文论贯穿性对立的概念？应该说这个只是作为一种理论假说，实际是缺乏根据的，好像中国缺乏人道主义，是教条的。我们所有的理论都从传统而来，而我们应该用现代方法、现代思维把遮蔽的传统写出来。

首先，它们从文本来源上就是错的。诗言志从《尚书》而来，而不是《诗经》。《今文尚书・尧典》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被视为中国最早的诗论，这时的志包含着情，不单单是政治的理想。“诗缘情”是出于陆机的《文赋》，揭示诗是广义的诗歌。诗歌文体与赋的区别在于，在写法上诗歌是根据情感采用字彩华美地书写，写赋具有很强的对象性，但对客观事物描写弄的太复杂。当然汉赋对中国语言发展作用很大。《乐记》说“情动于中发于声”，《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行于言”，刘勰说“缀文者情动而辞发”，严羽说“诗者，吟咏情性也”。

“诗缘情”是作为单独文学文体之一的。从汉字构形上看，诗与赋的区别，诗可分为言和寺，古文中寺与持通，“持”是承有、承载、持平、把持之意。诗三百感情健康“思无邪”，用柏拉图的话来说就是理性对情感的把握。闻一多考察“寺”可分为“士” 和“寸” 。“士”指知识分子，“寸”意即在走路、行走，知识分子通过他的活动就写出了诗歌。总的来说，诗要言志，“志”分为“士”和“心”，知识分子的心就是“立志”，立什么志？就是立知识分子之志，就是在古代文化范围内，建构传统文化的文化理想。那么这种文化理想能不能包含感情呢？应该包含，中国总是把这个东西对立起来，“诗言志”、“诗缘情”这两个划分很流行，但是实际上是虚假的。

二、“情”本体观念的重合证实

“非矛盾”缘情与言志是不能匹敌的，显然流行概念是错误的。所有强调诗和情感有关系的理论家并不反对诗言志，朱自清即认为诗言志是开山纲领。所有朝代关于此的每次辩论都会回到诗骚传统。《毛诗序》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宝典”，其深层次原因就是充分发扬了儒家文化的教化中心论与隐约委婉的“比兴”话语方式。《毛诗序》提出以情感教化为旨归的抒情言志话语系统以及以比兴为核心的话语表述系统，这两点形成了“婉言谲谏”、“比兴互陈”的曲折意义生成方式与意义表述方式，形成了中国文学与文论最基本的话语解读、表述与意义建构方式。

以情感教化为旨归的抒情言志说，是儒家文论的核心话语，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的文论话题，如物感说、风教说、温柔敦厚说等，如“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差叹之，差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毛诗序》的最大贡献，就是第一次把“情”与“志”联系在一起来论述，给古老的言志说注入新鲜的活力，从而从理论上确立了我国古代文学艺术抒情言志的传统。首先应该辨析清楚它所说的“情”与“志”的关系。在先秦，志多指具有一定伦理道德规范的思想，偏重于人的理智和理性。情主要指人的感情、情绪。但言志与抒情，都是集于中而发于外，表现诗人内在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言志与抒情是一致的，即都是表现。两者必须同时萌发，形之于言，才是全面的符合创作实际的。正是毛诗序将“情”首次提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上。这种对于文学艺术情感性的重视，说明了人们对文学艺术的特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中国文学自觉的时代，正是以重视情感为主要特征的。当然，毛诗序仍然将情放在了第二位，在情志冲突时，必须以志来约束情感。《毛诗序》曰：“故诗有六义：风赋比兴雅颂。”这就是著名的六义说。（《周礼・春官》早有记载）毛诗序第一次对六义中的风雅颂作了具体说明。风：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里明确指出，风是各诸侯国的地方民歌，雅是周王朝都城所在地的歌曲，颂是宗庙祭祀所用乐曲。然而对赋比兴，却没有明确的说法。赋，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以彼物比此物也；兴，先言他物引起所咏之词也。

可以说，抒情言志的表现文学传统，必然导致与之相应的抒情表现手法――赋比兴。中国文学以抒情胜。然而，并非情感的任何抒发表现都能成为艺术。主观情感必须客观化，必须与特定的想象、理解相结合统一，才能构成具有一定普遍必然的艺术作品，产生相应的感染效果，而比兴正是这种将情感与想象、理解相结合而得到的客观化的具体途径。无论言志派还是缘情派都一致倡导它。《楚辞》在文学思想和美学思想方面都是在《诗经》基础上的发展。屈原的思想是以儒家为主的，他的政治思想实际上就是儒家的“仁政”。他对现实采取的是积极入世的态度，对黑暗现实愤恨，不愿同流合污，但又时刻不忘现实，始终关切自己国家与人民的命运。其作品虽然也写了一些超现实的内容，但其基本内容与倾向还是非常现实的，有很强烈的政治性，《离骚》中的相当一大部分篇幅就是讲的政治问题。全诗伦理道德色彩也很浓厚，十分强调人格与品质的修养。这些都说明它与《诗经》是相当接近的。

《诗经》是重在言志，而《楚辞》则是强调通过“抒情”而达到“言志”的目的。在《离骚》《九章》中，他反复说明这些作品是由于“志”不能得到实现，受到压抑，即所谓“屈心而抑志”，“有志极而无旁”等，为此就要“陈志”，表明自己永远“不变此志”。然而，他赋中的所明之“志”，又不是以直截了当的抽象叙述来表现的，而是从“发愤以抒情”中来体现的。情，在《楚辞》中是非常突出的，“结微情以陈词”，“抚情效志”。由单纯的“言志”到强调“抒情”以“言志”，这是《楚辞》不同于《诗经》的重要特点。虽然这种“志”“情”都没有超出政治抱负的范围，但对文学、特别是诗歌的感情因素之重视来看，说明屈原对文学的本质与特征的认识，已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这就为汉代《毛诗大序》中情志合一说奠定了基础。

作为先秦文学家第一人，迥异于儒家中原文化的楚文化区域内的屈原，多次在文学中表露了有关文学的看法，“发愤以抒情”，“结微情以陈词”。这明确表现了“情”与文学之词的因果关系，使文学的抒情本质得到了确认；同时肯定了中国抒情文学，打破了儒家诗学一体化的格局。由此，可以将屈原之说视为魏晋时期“诗缘情”观念的先声，并奠定了中国抒情诗的理论基础。在屈原以前的诗歌创作中只有自发的言志、抒情，《诗》的作者们尚无情、志的明确观念，只是以“心”统而言之。而在屈原作品中，“情”“志”二字常常直接出现，作品以强烈的抒情氛围表达他的政治思想和愿为之献身的坚定意志。现在通用的“抒情”一词，就是屈原首创。他以新创的诗歌文体来抒情是非常自觉的。骚，就是一种情感状态。他的作品抒情气氛十分浓郁，而这种哀怨悲怆之情，是因为“志”不能伸发。故他在抒情的同时直接言志。“发愤以抒情”，“结微情以陈词”。其所言之志，是他的治国主张和政治理想，是具有强烈的个性特征的情志。后来刘安和司马迁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诗》中也有忧国伤时之作，但是更多的是客观的叙述，诗人隐去了自我形象。而屈原的离骚则自叙平生种种坎坷遭遇，突出抒情主体的自我意识与自我形象，反复表白自我美的个性和品质，与丑的他人他物对照、比较，形成强烈的反差。这种个性的表现是他人无法代替的，屈原没有儒家那种“谨言慎行”的情性修养，在他的作品中打上了异样鲜明的个性烙印。他“露才扬己”，为“言志”的抒情文学开创了新局面。《离骚》中有“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屈原这两句诗本是就自己内在品质和外部修饰而言，王国维引伸为作品美的内容与美的形式；屈原的作品是他本人“本质力量”的实现，因此同样是“内美”与“修能”并重。屈原接受了孔子关于“质”与“后素”观念，同样注重以内在的质之美为先。屈原将“文”与“情”并称，说“文质”也说“情质”，认为有美好的品质必然有美好的情感，情感外化既是美之“文”，说的情之美既是文之美。屈原已经视“情”为“文”，这是诗歌乃至整个文学观念领域的一个重大发现。所有的美都是情之美的感性体现。以情为文，启示了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篇特别标举“情文”“声文”“形文”的并列。刘勰对于屈原文质并茂的作品评价是“金相玉式，艳溢缁豪”。

礼教文化压迫人，但言志的意义丰富，它不仅是礼教压迫人还讲赋比兴，和缘情不矛盾。钟嵘《诗品》序言开头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物感说与言志也不矛盾，讲它的来源，首先有天地人的框架，有事实的变化，包括推动季节的变化，人自身的物质性也发生变化，推动情感物质性变化。情是对物的感受，但并没有割裂情感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如果仅仅把情感作为文学的客体，显然这是错误的。

自古以来，诗学没有独立地位。孔孟论诗，偏重政治实用；汉儒说诗，仅仅稽古解经；王逸注骚，则是依经立义。这些都是偏重文学以外的东西，多有断章取义，穿凿附会，诗学成为儒家经学的附庸。陆机只讲缘情不讲言志，就客观突出抒情诗诗歌创作中最为重要的本质特点，也就是力图打破“止乎礼仪”的束缚。从表面上看，缘情和绮靡，是针对诗歌的语言形式而言。实际上，是儒家经学传统控制文艺创作的一种反叛。一般来说，儒家提倡诗歌应质朴无华。然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处于中国文化的转型期，人的主体意识得以上扬，传统观念束缚人的观念受到质疑，原先处于异端邪说的观念抬头，并试图进入主流。政教中心有意识的易位，同时重视文学创作的情感表露与语言艺术的刻意追求，这成为这一时期的特点，给中国诗歌创作带来了一种新的审美需求。陆机的缘情与绮靡，亦造成了后世情志并重的美学关怀和诗学精神。

刘勰的《文心雕龙》承继了这一观点，“诗者，持也，持人之性情”（《明诗》）。他进一步认为，作家应“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从这些例句中可以看出，陆机的缘情说对于形成中国诗学的文质双美的特点是有极大的影响的。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突出了诗赋的抒情体物这一独特功能，从而使文学有可能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得以独立发展。

三、儒道观念差异验证“矛盾”根源

孔子提出“思无邪”，即认为诗经各篇的内容都符合他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和审美标准。从审美方面看，无邪就是正，符合中和，提倡一种中和之美。从文学作品来说，要求从思想内容到文学语言都不能过于激烈，应当尽力做到委婉曲折，不要过于直露。那么，既然“赋比兴”都是言志与抒情的重要手段，我们来看，兴，就文学作品的审美作用而言，可以激发人的精神之兴奋和感情的波动，从中获得一种美的享受，可以使读者产生丰富的艺术联想。那么，志当中必然包含丰富的情感，言志与抒情真正的矛盾点在于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博弈。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强调入世、诗教，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之间的联系。孔子认为，诗礼乐是人们进行以仁为中心的道德修养的几个必经的阶段。诗经在孔子看来，提供了许多典范，使人们的言谈立身行事有了可靠的合乎礼仪的依据。“不学诗，无以言。”，修身必须从学诗开始。对文艺在政治外交中的作用，他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人们的政治、外交活动中，为了表达自己的意图和体现一定的礼节，都需要借助赋诗来实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不语怪力乱神，因而没有将中国文化导向天国和神学宗教狂迷，而是将中国文化导向了现实人生、社会次序、伦理道德，企图用仁义礼乐来建立一个和谐安定的现实社会。经典文本解读模式，是儒家文化的生长点和意义建构的基本方式，对中国数千年文化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甚至说，这种解读模式对中国文化而言是真正奠基性的、决定性的。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文化认为，最高最美的艺术是完全不依赖于人力的天然的艺术，而造作的艺术，不仅不能成为最高最美的艺术，而且还会妨害人们去认识和体会天然艺术之美，对人们任其自然的审美意识起一种破坏作用。但是庄子并不简单否定人为的艺术，而是着重论述了人如何在精神上通过“心斋”与“坐忘”而进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1]71的与道合一的境界。人的主观精神能达到这样的状态，完全与自然同趣，那么他所创造的艺术，也就是天然的艺术，与天工无异。这才是庄子艺术创造的真正精义所在。庄子非乐的真正目的不在于反文艺，而在于反异化，主张复归本性，化入自然，而自然二字，正是艺术精神的重要内核之一。他对当时的社会是持否定态度的。他提倡建构无为而治的社会，恢复人的本然真性，回到纯朴自然的“至德之世”。这种美，就是反本归真的素朴之美。中华文学艺术崇尚平淡、素朴的审美理想，中国文论中那许许多多的强调“外枯中膏”“似淡实美”的平淡，素朴之论，与道家建构的素朴之美有密切关系。老子主张归真反朴，主张见素抱朴，提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2]106。“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善者不辨，辨者不善”[2]361。这种似乎极端的看法，对中国文学艺术及文学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说老子的“见素抱朴”“美言不信”与庄子的“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1]337的思想，铸就了中华文艺质朴平淡、自然纯真的美学品格。我们所说的“自然”不是西文的“nature”，基本含义是自然而然，中文表示宇宙时用“原初”、“太初”“太极”，即混沌的宇宙自然。《文心雕龙・明诗》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3]65“七情”乃人天生所秉，文人也是统治阶级，自然诗、山水诗是反主流意识形态的。帝王对文学的重视对文学发展很有关系。中国文论是事实描述，并不上升成为形而上学的普遍规律。

历史事实，刘勰作为边缘文人，他想进入主流的政治体制，但与正统意识形态有距离，因而不要当做客观规律来推举。他把《离骚》纳入《明诗》篇，虽然只讲一句“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3]66。可以说，刘勰还不只是社会学的中性立场。在《文心雕龙》中，刘勰对陶渊明的诗没有评价，是忽视的，这里面就包含了刘勰出仕的人生观，尽管进入主流社会和意识形态框架，对隐居的诗人是批评的。《情采》篇中，刘勰反对“为文而造情”，而要“为情而造文”，讲虚言，讲形而上的精神追求。对此，刘勰完全是从儒家文化的基点来批评文学的。刘勰是为了树德建言以求不朽，“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群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3]725这种观念显然来自于儒家。刘勰因为梦见了孔子，认为孔子托梦要自己发扬光大儒家思想，并且认为文之用心与前代注经者一样都是为了“敷赞圣旨”，宏扬孔门学说。他认为，一切文章都是儒家经典的“枝条”，“祥其本源，莫非经典”。其论文之枢纽是以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为主要内容，圣人是儒家圣人，经既是儒家之经典，也是以儒家经典和义理为旨归的。正因为他是从儒家的经典与义理出发，所以在对具体的作家作品的评价上，表现出了浓厚的宗经观念和儒家色彩，如对于《离骚》，即认为有“同于风雅”之处，又有“异乎经典”之事，于是说屈原“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辨骚》）。儒家经典是一切文章的源泉。儒家五经都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3]21，文心雕龙的主要思想是属于儒家而不是道家的。

刘勰的理论观点都是从儒家经典挑选出来的。任何一个时代，研究文学都要从传统资源出发。任何一个时代都有文化机构，儒家思想的定盘是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文化机构在文化思想中选择的是儒家，这样一个思想成为封建社会主导的文化思想。中国古代文化从整体来看，几乎所有人关于人写作的基本观念都来自儒家，就是现在阿尔都塞提到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任何文化的创造都要有传统资源的支撑，确立某一种文化形态的形式规范，这样的形式规范具有物质性，即“意识形态的物质性”，这种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决定了意识形态的走向。儒家有四言诗、五言诗，还有三言诗和六言诗，但恰是四和五前后的东西没有形成诗体，没有形成物质性的形式规范。中国诗歌历来句式整齐，以语言字数作为诗歌分类标准，这和汉语自身的规律有关，但从生产出来时已是意识形态的生产过程的产品。

也就是说，真正反抗主流意识形态的是老庄，诗言志与诗缘情不是绝对对立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对个人有限制，司马迁从自己个人的认识来书写史书，与屈原的《离骚》一样。可以说《史记》表达的是老庄思想。在《史记》中，屈原对《离骚》的怨的特点描写更加突出。他认为，是屈原心中充满了怨忿不平之气，发而为《离骚》之作。同时，他进一步认为，这种“盖自怨生”的特点也反映在一切进步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中。其强调的离骚“盖自怨生”和发愤著书，以符合道家对黑暗现实极其激愤的特点，表现了老庄寻“道”的倾向。他不受儒家那种过分的中和思想的局限，表现出极大的批判精神。刘勰的《文心雕龙》应该说概念性的东西是儒家的，但写的好的部分，表现文学自身规律的是老庄思想的。所以说，不是言志与缘情的矛盾，而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儒家思想与老庄思想的矛盾。

参考文献：

[1]陈鼓应.庄子今译今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1.

屈原作品及评价范文第3篇

[关键词]《吕氏春秋》；君臣和谐；文学意义

[作者简介]管宗昌，大连民族学院文法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辽宁大连116600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8-0057-05

君臣关系是政治世界的基本关系，先秦诸子多有论述和展现，《吕氏春秋》也不例外。吕书更倾向于展现君臣和谐的理念。这虽然在直接论述中不多见。但在其辩证性议论的语言中却有着独具匠心的展现。

一、《吕氏春秋》的辩证性议论及其体现的君臣和谐理念

《吕氏春秋》善于收录历史故事和传说，在对历史故事和传说叙述完毕后加以议论是其行文常态，叙述之后的议论也经常为扣合主题而来。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仍有不少议论并非单为扣合主题，而是体现出明显的辩证性。具体说来，其辩证性特点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议论和评说兼及历史故事的双方当事人，避免单面评说。《吕氏春秋》所收录的历史故事和传说基本都包含至少两方角色。在对历史故事叙述完毕之后，有时会单就一方进行议论评说、回扣主题，这种情况不少。但从作者的议论视野看，这种议论缺乏辩证性。除此之外，《吕氏春秋》有时还会从故事所涉及的最主要的双方角色人手进行评说，使议论兼及两个方面，从而使作者的视角和评述富于辩证性。如《贵生》篇有“鲁君礼颜阖”的故事，作者是这样叙述与议论的：

鲁君闻颜阖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币先焉。颜阖守闾，鹿布之衣，而自饭牛。鲁君之使者至，颜阖自对之。使者曰：“此颜阖之家邪？”颜阖对曰：“此阖之家也。”使者致币，颜阖对曰：“恐听缪而遗使者罪，不若审之。”使者还反审之，复来求之，则不得已。故若颜阖者，非恶富贵也，由重生恶之也。世之人主多以富贵骄得道之人，其不相知，岂不悲哉？

在故事叙述完毕后，作者立足双方展开论述。一方面评述颜阖是因为重生而辞却富贵。充满赞扬；另一方面又从人主的角度论述：“世之人主多以富贵骄得道之人，其不相知，岂不悲哉？”认为人主不应以富贵骄纵、傲视贤人，而应知人下贤。这一则故事同时见于《庄子·让王》篇。《庄子》中故事的叙述与《贵生》篇大致相同，而议论则差异较大，《让王》这样评述：“故若颜阖者，真恶富贵也。”很明显，《让王》篇单从颜阖一方进行评述，而没有涉及另一方；相比之下可以显见《吕氏春秋》在议论方面的辩证性。

又如《离俗览》，在讲述完“石户之农、北人无择、卞随、务光四人让位”的故事后，作者并没有单从四人角度进行论述。而是在赞扬四人的高尚品节后，又从让位者尧舜的角度展开论述：“若夫舜、汤，则苞裹覆容，缘不得已而动，因时而为，以爱利为本，以万民为义。譬之若钓者，鱼有小大，饵有宜适，羽有动静。”认为虽然四士的行为高洁不污，但是尧舜的行为也并非如石户之农所认为的那样“以舜之德为未至也”。尧舜也是以万民为义。对尧舜的评价不应完全与四士的评价标准相同。这一故事也见于《庄子·让王》篇，但是立足尧舜的辨析和议论在《让王》中并没有出现，足见《离俗览》对这一历史故事的辩证观点。经过对双方人物的分别评述，一方面展示出四士的高尚品节，另一方面又给尧舜以恰当的定位与评价。避免了对尧舜的误读。

同样的情况仍有很多，如《乐成》篇中“魏襄王与群臣饮”一事。作者的议论一方面赞扬史起不仅有预见而且忠于主上，另一方面赞扬主上能知人善任，议论富于辩证性。另外如《审应览》中的“魏惠王使人谓韩昭侯”等，其故事之后的议论也属此类。

其次，《吕氏春秋》辩证性议论还表现为对同一对象转换评判标准。同一对象面对不同的评判标准将出现不同的评判结果。而能以不同的评判标准对同一事物进行评价，是议论辩证性的重要体现，《吕氏春秋》中有不少篇目在议论中就体现出这一特点。如《离俗览》中“宾卑聚梦辱”一事：

齐庄公之时，……每朝与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却而自殁。谓此当务则未也，虽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

故事中宾卑聚自杀以显示其不能受辱之节，作者对此加以评述：“谓此当务则未也，虽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显然，这是以两种标准对此事进行评价：其一，从生命可贵的角度讲，为义自杀显然过于鲁莽；其二，从心之不可辱的角度讲，这种行为又值得推嘉。作者的这一评议具有辩证性。

再如《不广》篇中“鲍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一段。故事叙述完毕后，作者一方面认为“公子纠外物则固难必”。公子纠是否可以立为君主并不确定，这是从万事万物不可确定的自然规律讲；另一方面又认为管仲的思虑更合乎情理，这是从人的主观智虑不可忽视的角度讲。作者对同一则故事进行的是辩证性的议论和开掘，《举难》篇中“魏文侯弟日季成”等多个篇章段落也体现出这种特点。

最后，《吕氏春秋》的辩证性还表现在以正反对比的方式展示故事主旨。虽然从正反两方面论述是对同一主题的阐述和揭示。然而这是以辩证的方式阐释主题。通过这种辩证阐释，一方面可以避免正面阐释的冗赘和重复，另一方面则可以使议论更加清晰充分。如《期贤》篇中“魏文侯过段干木之闾而轼之”一段故事。其故事梗概为魏文侯敬重贤人段干木，秦人欲进军攻打魏国，但由于耳闻魏文侯敬重贤人而按兵不动。故事叙述完毕后。作者议论道：“魏文侯可谓善用兵矣。尝闻君子之用兵，奠见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谓也。野人之用兵也，鼓声则似雷，号呼则动地，尘气充天，流矢如雨，扶伤舆死，履肠涉血，无罪之民其死者量于泽矣，而国之存亡、主之死生犹不可知也，其离仁义亦远矣！”作者首先对魏文侯的重贤、善用兵表示赞扬，尔后又从反面进行对比论述，认为野人用兵的种种行为和表现正与此相反。通过正反对比，作者提出的何为重贤、何为善用兵的问题无疑更加清晰了。同样的情况还见于《慎行论》和《疑似》篇等篇目。

据统计，在以上三类辩证性议论中，以第一类即从故事的双方进行议论与评述为最多。但需注意的是，此类情况中作者在议论和评述中所兼及的双方一般都是君臣关系，也即在故事涉及君臣双方时，作者经常从双方关系展开论述。如上例中鲁君与颜阖、尧舜与四士、魏襄王与史起、魏惠王与公子食我等均是如此。其原因除《吕氏春秋》收录的历史故事多涉及君臣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吕氏春秋》的作者普遍对君臣关系持较为辩证的态度，对理想和谐的君臣关系普遍显示得十分向往和期待。

二、君臣和谐的展现形式

在《吕氏春秋》中辩证的君臣关系一般涉及两个领域：一是臣属对于主上勇敢合理的进谏，二是臣属的死义尽忠、节义行为，而臣属的这两种行为均需君主的善于听谏和知人善任与之相对应。从而形成辩证和谐的君臣关系。

如《贵直》篇“能意见齐宣王”一事中，能意见齐宣王后敢于以极其直接的言辞进谏齐宣王，作者在故事叙述完毕后这样议论：

能意者，使谨乎论于主之侧，亦必不阿主。不阿主之所得岂少哉？此贤主之所 求，而不肖主之所恶也。

显然，作者对能意“不阿主”的直谏行为表示钦佩，这也切合本篇的主旨。但作者又从主上的角度评说：“此贤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恶也。”很明显是提示君主应当成为贤主。应当求此直谏之士。在这里，作者将臣属敢于进谏、主上任贤纳谏作为和谐君臣关系的对应和理想状态，体现出《吕氏春秋》在君臣关系上的辩证性思维特点。

臣属敢于进谏、主上善于听谏是和谐君臣关系的重要体现，而臣属的进谏除勇于直言外，有时还表现为善于进谏，即以合理、明智的方式达到进谏的目的。如《重言》篇“楚庄王立三年不听而好髑”一事中，庄王立三年不听进言，成公贾却以庄王喜好的方式——讔进谏，最终成公劝服庄王。故事叙述完毕后，作者这样议论：

故《诗》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处也，必有与也。”其庄王之谓邪？成公贾之讔也，贤于太宰嚭之说也。太宰嚭之说，听乎夫差，而吴国为墟；成公贾之讔，喻乎荆王，而荆国以霸。

其中“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处也，必有与也”出自《诗经·邶风·旄丘》，其表达的是姑娘对心中所爱无尽思念的情感。原文为：“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大意为姑娘怀疑男士移情别恋。许志刚先生翻译为：“因何多日不出门呀？一定有了新伙伴呀！因何许久不相见呀？定有别情不肯说呀”是基本准确的。《旄丘》中的原文之意并不合乎此处上下文语境，显然属于断章取义，意为“为什么这么久没有行动呢，一定有其原因。为什么安然处之呢，一定有其原委”。作者用这几旬诗的字面意思表达对于庄王三年慎于昕言的赞赏。《重言》篇的主旨为：“人主之言，不可不慎”，故事之后引用《诗经》评述庄王，正是赞赏庄王的慎于言行，这可以说已经切合主旨。但是，作者在对庄王评述完毕后，又从臣属的角度对成公贾的进谏表示高度赞扬，认为他的进言成就了楚国的霸主地位，意义非凡。可以看出，作者对于臣属的进谏给予极高的期望，希望臣属都如成公贾一样善于进谏、明智巧妙地进谏，从而使主上听谏如流，最终成就国家兴旺的大业。

又如《重言》篇“成王桐叶封弟”故事中，成王年幼时以桐叶封弟，后来成王有反悔之意，周公谆谆善诱、循理进言，最终引导成王作出正确决定。《重言》篇的主旨是“人主之言，不可不慎”，而这则故事中。成王和周公的言行可以分别从反面和正面切合“重言”主题，成王不重言、周公重言。但作者的议论没有重复这一显见的主题，而是从善说的角度对周公加以评价：“周公旦可谓善说矣，一称而令成重言，明爱弟之义，有辅王室之固。”这里的“善说”显然是指周公善于进谏。廖名春等人就将此句解释为“周公旦可说是善于劝说了”，是合理的。作者对周公善于进谏表示赞扬，周公善于进言的结果是成王接受建议、更加重言，而且彰显出成王的爱弟道义，使周王室更加巩固。

所以，《吕氏春秋》的编撰者认为臣属进谏进言、主上听言是构建和谐君臣关系的重要形式，而臣属的进言既表现为不畏艰险、勇于直言，而且还表现为高超的进言技巧。臣属的勇于进言、合理巧妙进言与主上的善于听言在议论上形成辩证关系，也是编撰者的心目中所追求的和谐的君臣关系。

臣属的节义行为和主上的知遇，也是经常出现于《吕氏春秋》议论中的辩证话题。如《不苟》篇中“秦穆公见由余”一事中，秦穆公意欲留住由余而苦于无法，希望蹇叔能够给出建议，但是蹇叔认为这是不义之事，自己不愿为之，于是推举内史廖进言，结果秦穆公按照内史廖的建议成功争取到由余。作者在故事之后的议论中这样讲道：

蹇叔非不能为内史廖之所为也，其义不行也。缪公能令人臣时立其正义，故雪殽之耻，而西至河雍也。

作者对蹇叔的行为表示赞扬。同时也对穆公的行为表示赞赏，他认为穆公的可贵之处在于“令人臣时立其正义”，也即容许和接纳人臣对于节义的追求与坚持。可见，臣属的节义与主上的接纳知遇形成良性互动关系，也形成良好和谐的君臣关系。

臣士的节义是和谐君臣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主上的接纳和知遇也是形成和谐君臣关系的关键，《吕氏春秋》十分看重君臣之间的这种良性互动关系。如《知士》篇集中讲述靖郭君与剂貌辩之间的君臣知遇，靖郭君能够力排众议、坚持任用剂貌辩，剂貌辩能够为靖郭君临危赴难。作者对两人的关系进行了辩证性评述：

当是时也，静郭君可谓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非之弗为阻。此剂貌辩之所以外生乐、趋患难故也。

显然，作者对剂貌辩的行为表示赞赏，但同时也认为靖郭君力排众议、知人善任是剂貌辩能够死人臣之义的重要前提。

所以，和谐的君臣关系是《吕氏春秋》思考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的社会理想。和谐的君臣关系需要君臣双方的共同构建。《恃君》篇有“故忠臣廉士，内之则谏其君之过也，外之则死人臣之义也”，正是对臣属行为的明确概括，臣属当勇敢而合理巧妙地进谏其君。当坚持死人臣之义。除此之外，编撰者还从主上的角度，强调君主善听、善任的重要性，这种辩证性体现在对诸多故事的议论之中。

这种和谐君臣关系的理念在《吕氏春秋》中时时闪现，对君臣双方的辩证议论是其基本形式；当然，对其中一方的省略议论也是重要形式。除此之外，作者还会通过议论与叙述的搭配，体现其对于君臣关系的辩证思考。如《骄恣》篇中“魏武侯谋事而当”一事：

魏武侯谋事而当。攘臂疾言于庭曰：“大夫之虑莫如寡人矣！”立有间，再三言。李悝趋进日：“昔者楚庄王谋事而当，有大功，退朝而有忧色。左右曰：‘王有大功。退朝而有忧色。敢问其说？’王曰：‘仲虺有言，不榖说之，曰：“诸侯之德，能自为取师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择而莫如己者亡。”今以不毂之不肖也，群臣之谋又莫吾及也，我其亡乎？’曰：此霸王之所忧也，而君独伐之，其可乎？”武侯曰：“善。”人主之患也。不在于自少，而在于自多。自多则辞受，辞受则原竭。李悝可谓能谏其君矣，壹称而令武侯益知君人之道。

魏武侯小有所得便大有喜色，表现得十分骄傲，此时李悝大胆进谏，以楚庄王的故事启发诱导魏武侯，最终魏武侯大悟。这则故事还见于《荀子·尧问》和《新序·杂事一》，故事情节大致相同，只是其中进谏者为吴起而非孥隍。但这两处文献中，故事叙述完毕后均无作者的评述与议论。《骄恣》篇故事之后的议论有两层含义：一是对魏武侯的行为进行评述，即“人主之患也，不在于自少，而在于自多。自多则辞受，辞受则原竭”。显然，这一层议论是用以扣合本篇的主旨——“骄恣”，对人主的自多和骄恣进行集中批判。二是对臣属的进谏表示赞扬。即“李悝可谓能谏其君矣，壹称而令武侯益知君人之道”。从篇章主题和题名看，故事后的第一层议论正切合本篇主旨。作者在第一层议论后又加以第二层议论，对李悝的进谏行为大加赞赏，仍然是作者君臣和谐理念的闪现。臣属勇敢而合理的进谏与主上的善于听谏是和谐君臣关系的基本形式。这则故事中臣属勇敢而合理的进谏行为，作者是通过议论进行评述和强调的；而主上的善于听谏则隐藏在故事的叙述中，李悝用楚庄王故事启发诱导魏武侯，最终“武侯曰：‘善’”，正是对主上善于听谏的叙述。所以，这则故事也体现出作者的君臣和谐理念，其通过叙述与议论配合的方式亦体现出辩证性。

三、《吕氏春秋》君臣和谐理念的文学意义

君臣和谐和悲士不遇是关于君臣关系相辅相成的一对文学主题。这对主题在先秦时期逐渐成形，时至汉代最终定型。先秦时期，这两个主题呈现的是错位发展，并非同时成形。

最早在文学中自觉地对君臣关系主题加以表现的当属楚辞。屈原将君臣遇合作为理想，也自命为贤臣，可是他未遇明君。所以，屈原作品虽有君臣和谐的描绘，但表达更多的是怀才不遇的牢怨和悲愤。如《惜往日》中就同时具有这两类情感：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诗。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埃。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心纯厖而不泄兮，遭谗人而嫉之。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澈其然否。……卒没身而绝名兮，惜壅君之不昭。君无度而弗察兮，使芳草为薮幽。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独鄣壅而蔽隐兮，使贞臣为无由。闻百里之为虏兮，伊尹烹于庖厨。吕望屠于朝歌兮，宁戚歌而饭牛。不逢汤武与桓缪兮，世孰云而知之。

屈原也曾追忆于君臣和谐的往日，然而更多的是当下见馋遭弃、终受放逐的发泄。他也描述百里、伊尹的重用，勾画出君臣和谐的图景。然而，“不逢汤武与桓缪兮”却是对遭遇明主的渴望，更是对当下不遇的怨愤。这里呈现的是君臣和谐和悲士不遇两大主题的交织。但无疑是以悲士不遇为主。

当然，《离骚》《惜诵》直至宋玉《九辩》等作品，关于士不遇的悲愤表达得就更为简单而直接。基本看不到君臣和谐主题：

竭忠诚以事君兮，反离群而赘胱。忘儇媚以背众兮，待明君其知之。（《惜诵》）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裔怒。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离骚》）

专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柰何！蓄怨兮积思，心烦谵兮忘食事。（《九辩》）自身贤德忠淑却不遇明君不得伸展，成为以上作品的主色，“发愤以抒情”（《惜诵》）是基调。所以，楚辞作品有时呈现出君臣和谐与悲士不遇的交织，但真正标志的却是悲士不遇主题的成形，至于君臣和谐主题并非这些作品的主调。

君臣和谐主题出现很早，但其明确化、理念化却要推至战国后期。“以圣主贤臣遇合为主题的诗歌，最初见于《诗经·大雅》，是对明君贤臣默契理政的客观反映。但还没有作为明确的理念直接加以表达”，这准确道出了这一主题的早期特征。比楚辞晚近的《吕氏春秋》，其君臣和谐理念已较为明显，不仅在议论中有意加以论述，还有对其内涵的具体展示。其中寄寓着策士文人对于君臣关系的美好理想。充分说明策士文人已经不再是客观描述君臣和谐的事实，也非视之为单纯的政治话题或哲学命题，君臣和谐已成为与个人命运、理想关联的自觉诉求。

汉代文学中两大主题双线并进最终定型。贾谊《吊屈原赋》、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报任安书》、东方朔《答客难》、庄忌《哀时命》、王逸《九思》等等，都有共同的情绪：生不逢时的哀怨，属于悲士不遇主题。其直接的源头就是屈原为代表的先秦楚辞，这些作品大都以屈原的遭遇为背景感慨不遇。将不遇的原因或归结为不遇明君、不被理解，或为生不逢时，或为命运不济，或为遭谗受嫉。这类主题显然已具备相当丰富的内涵。

在汉代文学中，遇和不遇是并存的交响曲，两大主题都在此际定型。君臣和谐主题在史传文学中展现得颇为鲜明，如《史记》之《枚乘传》《主父偃传》等均记载君臣相得、相见恨晚，是作者君臣和谐理念的展现。除此，汉初梁园也多见此类作品。诸如枚乘《柳赋》、邹阳《酒赋》、公孙诡《文鹿赋》等。这些作品多以物喻人。直接反映出汉初文人的幸遇心态。

君臣和谐的直接表现是臣得遇合、受君幸遇，然而这显然不是所谓君臣和谐的唯一。受君幸遇有个重要的道德前提：臣须仁德贤淑，而非以幸佞见宠。《史记》《汉书》分别有《佞幸列传》《佞幸传》，正是对这种佞人的指刺，这种因佞受宠显然不是中国文学所阐释的君臣和谐。

王褒有《圣主得贤臣颂》，可以看作汉代文学君臣和谐主题的典型，对此都有成熟见解：

夫贤者，国家之器用也。所任贤，则趋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则用力少而就效众。……由此观之，君人者勤于求贤而逸于得人。

……故世必有圣知之君。而后有贤明之臣。……故世平主圣，俊艾将自至。

故圣主必待贤臣而弘功业。俊士亦俟明主以显其德。上下俱欲，欢然交欣，千栽一合，论说无疑，翼乎如鸿毛过顺风。沛乎如巨鱼纵大壑。

作品中尽言贤人之于君国之重要，圣君之于人臣之必需，君臣相得之功效。王褒认为，圣主必得贤臣方成事业，而贤臣必得明君方能显德奏功。君臣遇合是种理想状态。但必须辩证辅成：君要知人善任、臣要贤德有能，双方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屈原作品及评价范文第4篇

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生来说，中国古代文学这门课大约要用4个学期200个学时的教学时间才能完成。以这样长的时间进行古代文学教学，就不能不使人去思考它在现代社会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的有效性问题。反观多年的传统教学，却存在着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教学目标的界定缺乏现代含量，多满足于文学史知识的介绍和文学现象生成的一种可知性追求，而与现代人的生存缺少必要的和有效的关联。二是教学资源的处理方面，重视“史”的梳理，轻视“作品”的个性化解读；重视文学知识的静态传授，忽视古与今的动态对接、知识与能力的意义建构、继承与创新的有效衔接、文学与文化及人的生存的密切相关。三是教学方法单一、陈旧，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作用凸显不出来，师生之间缺少有效交流。四是教学评价循规蹈矩、类型单一，缺少对学生多元化的综合考量。以上诸多问题归结到一起，实质上还是一个学习过程和教学过程的有效性问题，亦即有效教学问题。有效教学可以说是20世纪极具代表性的一种教学理论。它既是一种现代教学理念，也是一种教学实践活动。作为一种教学实践活动，有效教学是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合乎教学活动目的性，以学生发展为宗旨的教与学统一的活动。对于以上问题，笔者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思考和实践过程。在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快节奏、高消费、重功利的文化语境下，我们应该如何确定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目标？如何对古代文学资源进行现代改造？如何把古代文学化虚为实？如何使古代文学教学与现代人的生存相关联？如何培养以及从哪方面培养学生的能力？如何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方面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密切师生的关系，从而达到既教书又育人的目的？在此，笔者不揣浅陋，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做法，以求教于方家。

二、对古代文学教学有效性的思考

首先，以“厚基础，重表达，成教化”作为古代文学的教学目标，以积累厚素养，以鉴赏促表达，以观照成教化作为实施路径。文学向来被认为是人类文化的重要成果之一。中国古代文学史可以说就是人类的文化史、生存史、发展史。它不仅积淀了人类数千年的文化结晶，更包含了可资借鉴的丰富的人生经验，可以说具有丰厚的现代人格教育价值。早在2500年前，孔子在谈到《诗经》的重要性时，就曾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1]137在现代社会，面对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学宝藏，教师如能择其精华，导以正途，完全可以实现这一教学目标。

其次，围绕教学目标的有效性，对教学资源进行现代改造。一方面，教学重心由文学史向文学作品倾斜；另一方面，根据不同文体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可以以诗歌和小说作为教学的两翼和重中之重。

第三，将目标意识、问题意识、致用意识作为课堂教学的具体追求。这三个方面的意识，既是对教师提出的要求，也是对学生提出的要求。一般来说，在给每届学生上古代文学课的第一次课时，就要让学生明白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如何落实。目标意识。对于教师来说，不仅在宏观上要对这门课具有目标意识，对每一个学期具有目标意识，而且在微观上要对每一次课、每一个具体教学内容的处理都要有目标意识。对学生来说，不仅要有人生的整体目标意识，还要对这门课的每个学期、每次课都有一个具体的目标追求。问题意识。可以说，学生学习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具备了一定的问题意识。这个问题意识首先老师要具备，才有可能在教学过程中灌输给学生。其次是学生对于古代文学现象以及研究的任何结论，都要有一种发现、质疑和探究的精神。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有意培养学生的这种意识，而且要善于利用各种机会加以训练。之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强调这一点，应该说跟学生的毕业论文不无关系。如果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没有刻意培养学生这种问题意识和研究能力的话，那将直接影响学生毕业论文的顺利撰写。这也是笔者提出并贯穿致用意识的一个出发点。致用意识。对于任何知识的学习都不是以积累为目的，而是以运用为终极目的。有了这个意识，就得想着怎么把古代文学教学化虚为实，使之具备一定的可操作性。

第四，重视过程性评价。用口试、笔试、仿写、论文四级测评法代替传统的一张试卷定成绩的格局，以实现对学生学习能力的综合考量。

第五，在教学手段方面进行开发与创造，充分利用网络为教学服务。教师不仅要研究以多媒体技术为核心的多种教学手段，整合文、史、哲、音、画等多种文化资源，还要利用网络空间关注学生动态，密切师生关系，使网络空间成为学习的阵地。第六，以文学文化观、文学生态观、文学古今观的通识教育为指导思想，通过对古代文学资源的现代改造，在分文体教学基础上，尝试建立强迫式积累、个性化解读、文学化表达、观照式体验四级教学建构。从而既为学生提供一个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又使学生在“死去活来”中体验到学习古代文学的魅力。下面笔者以诗歌文体为范例说明在这四个方面所做的一些尝试。

三、以古代诗歌为范例的四级教学实践

之所以选取诗歌，是因为古代文学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诗歌的历史。在古代文学整个教学时间里，诗歌教学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而传统的高校古代诗歌教学，除在文学史知识及诗歌数量上有所扩充外，基本上延续了中学的教学模式。为此，笔者首先把古代诗歌的教学目标界定为：丰厚学生的人文素养；具备个性化解读古代诗歌的能力；仿写古代诗歌的文学化表达能力；以古鉴今的能力。因此，古代诗歌教学的第一级教学建构就是强迫式积累。

（一）强迫式积累

宋人严羽在谈到诗歌学习时说道：“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先须熟读楚词，朝夕风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2]506这说明了诗歌学习过程中积累的重要性。其目的不外乎积累语汇，培养想像力、感受力和修辞能力。纵观古代诗歌由民间到宫廷、由通俗而雅化的过程，可以说就是汉语言由俚俗到典雅、由口语而骈俪、由自然之音到声律之美的过程。骈俪化是汉语诗歌构成其形式的自然趋势。因此，范文澜认为，丽辞的出现是为了引起联想，便于记诵。对于诗人来说，“如何表达往往要比实际观察和体验重要得多”，其“写诗更多的与熟读诗书和涵咏前人的佳篇名句联系在一起。诗人的创新不是发明全新的主题，而是在相同的题目下探索新的意境”[3]129。这里所说的强迫式积累实际上是一个相对概念，是硬性要求和自主学习的结合。从硬性要求来说，老师要求学生必须具备不少于500篇的诗歌积累。但从选篇来说，老师不搞硬性规定，学生可以根据个人兴趣做出自己的选本。在每个学期之初，学生要做的首要工作就是选取背诵篇目，然后将所选目录以电子版发送给任课老师。这就成为老师考量学生掌握情况的一个依据。这是选篇标准个性化。其次是实施步骤具体化。对选取的篇目，学生再进行朗诵吟咏、默写抄录、情景创设，极力营造一种个性化、情感化的学习氛围。最后是考核内容及要求明确化。口试成为衡量学生掌握情况的主要方式。

（二）个性化解读

这是对强迫式积累的一个深化过程。由于古今在社会背景、政治背景、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的种种时空差异，使得今人在理解古代诗歌时，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心理的、语境的、语言的、表达方式的等各种阻碍。因此，对古代诗歌的解读首先就要破除这些阻碍，最大限度地接近作品产生的彼情彼境。这样做的可能性在于，古今尽管存在时空隔膜与差异，但人类的情感，如婚恋、功业、离愁别绪、人生的失意和无常等，却有其相通的一面。正是这种相通性衔接起过去、现在与未来，因此成为人类认识和破解不同时期生存状态的一种密码。从操作层面上讲，教师要引领学生关注两个方面的要素。一个方面是内容要素，包括诗题信息、产生背景、诗歌内部的叙事性因素、写景性因素、抒情性因素、说理性因素，甚至典故的本意与再生意；另一个方面是形式要素，包括诗体特征、结构技巧、表达技巧等。综合这两个方面，教师可以运用拆分法、情景模拟法、归类比较法等解读方法，引领学生以“我”（解读者）之性格、情趣、经验去探求、领略、打通古人之种种。既要探求建立在作品已有信息基础上的客观“存在”，又要探求“我”与“存在”之间的主客观统一。由于每个人的性格、情趣、经验不同，领略到的诗歌境界自然有别。因而对一首诗的解读可能会出现意义上的各种分歧，但这恰是学生的创造性所在，也是诗歌的不朽及想像力所在。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欣赏一首诗就是再造一首诗。每次再造时，都要凭当时当境的整个的情趣和经验做基础，所以每时每境所再造的都必定是新鲜的诗。……创造永不会是复演，欣赏也永不会是复演”[4]63。而记忆中储存的作品越多，越容易触发相关信息的联想和分类。理论的指导固不可少，但毕竟是抽象的意识存在。只有让学生亲身去感知诗歌创作的底蕴，才会在鉴赏时做到联类而及和有的放矢。个性化的解读没有一定之规，学生可以自选篇目，但对解读的数量和质量，教师会作为日常考核指标纳入考核范围。由于要求学生将作业放在网络空间，这不仅方便了师生之间的交流，也促进了学生之间的交流。其效果是常规性做法所不能比的。

（三）文学化表达

文学化表达是对前两个层级的更高要求，也是目的性落实。因为记得再多，分析得再好，如果不能转化为运用，至多只能算是书呆子。因此，在积累、解读的基础上，教师会进一步要求学生联系自己的生活仿写古代诗歌。其目的，一是将静态的知识储存转化为动态应用，从而培养其文学化表达能力；二是发挥文学创作抒忧娱悲的宣泄功能，使诗歌创作起到释放压力和调节、平衡或转移不良情绪的作用。白居易说：“历览古今歌诗……多因谗冤、谴逐、征戍、行旅、冻馁、病老、存殁、别离，情发于中，文行于外，故愤忧怨伤，通计今古，十八九焉。”[5]1474韩愈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6]414“诗言志”就是“不平则鸣”、“舒愤遣忧”的结果。这也正是中国古代诗歌得以流传和感人的重要原因。纵观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几乎每个时期的文学都存在着创作范式①。例如，屈原的骚赋建立了一种审美范式，后代“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辞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规范”[7]137；《史记》为史学建立了一种叙事纪实的范式，足以师范万古。今人吕叔湘先生也说，语文的使用是一种技能、一种习惯，只有通过正确的模仿和反复的实践才能养成。诗歌创作亦然。模仿古诗的程式、修辞、意象，体会其情趣与想像，是走向艺术创造的第一步。而观察生活与体验生活，是表达生活的内在动因。在教师示范下，学生须先熟悉各体诗歌规范，然后尝试用古人之规矩，抒自己之性灵。在诗体选择上，可以先易后难；在表达方法上，教师可引导学生先将意思表达出来，然后再以诗歌的韵律格式规范之，以语言的典雅锤炼之。当学生能够自如地驾驭诗歌规范，并能于人生世相有取舍，有剪裁，且胸中有数百篇诗歌供其左抽右旋，又有感受、想像、修辞这些创作因素发挥作用，个性化的诗歌创作就会成为一种逸趣横生的艺术游戏。而教师的示范以及师生之间的唱和，不仅增加了学习的兴味，也大大密切了师生的关系。比如下面这些学生习作：八月八日漫步归来张全发①二十年来如客家，白衣胜雪簪风华。佯狂步入胡梦里，寂寞行近是天涯。七分潦倒非落魄，三分无谓亦真假。雨里歌来非放浪，亦有工部思广厦。游园李晓超日暖青山远，人游茂林间。柔枝为素冠，柳笛奏野弦。幽幽紫气凝，郁郁槐花繁。久做羁旅客，难得逐笑颜。对于学生在网络空间的习作，或者是以短信发到教师手机上的习作，教师不仅要及时回复，而且最好以诗歌的形式与之形成唱和，这样就会对学生的学习起到一种促进和激励作用。比如，笔者读完张全发的二十首组诗和李晓超的《闲云行》组诗后，以诗歌的形式在其后分别留言：读张全发组诗东山二十首，佳作一何多。行来如采秀，掩卷思放歌。游目皆为景，纵心任诉说。有徒也若此，弥慰老怀何！读《闲云行》组诗我读闲云行，时思时复停。如蜂逐花嗅，沉醉忘归程。秉性喜洒脱，自然爱佳声。得识此徒者，长怀此间情。最初驾驭和迁就诗歌规范或许有若干困难，但艺术的乐趣就在于由限制中争得自由，由规范中溢出生气，犹如织丝缕为锦绣，凿顽石为雕刻。如果说鉴赏的过程是将紧缩的诗歌节律和内涵加以释放，那么，创作的过程就是将松散的情趣和意象加以契合。由于每个人的性格、情趣和经验不同，其所创造的世界也不尽相同。这种文学化的表达活动，不仅使学生积极消化了学过的知识，而且在将古人的生活与自己的生活对接中为心灵寻到了一个释放压力的出口。为了鼓励学生的创作活动，2006年和2010年，石家庄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借助《凌云木》这一平台，为学生刊行了《缤纷集》和《斑斓集》两部诗集。

屈原作品及评价范文第5篇

关键词：傅恩；《花间集》；英译；传播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3-0127-05

早在词成为宋代的繁盛文学体裁之前，晚唐五代时期即出现了第一部文人词集――《花间集》。该集收录18位词人的500首词作，是早期经典古词的集中刊刻。“《花间集》规范了词体的文学特质与审美基础，在中国文学史（词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素有‘倚声填词之祖’的美誉。”①

在西方世界，首先对《花间集》（Among the Flowers： the Hua-chien Chi）进行全本英译尝试的是美国汉学家傅恩。这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花间集》全译本。纵观海外众多中国古词的翻译，“傅恩的《花间集》翻译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地方”②。富有开创性且独具特色的傅恩《花间集》英译本，它的体例如何，翻译究竟有哪些特点，出版30余年来在全世界的传播与接受情况是一种怎样的状态？笔者拟做一次系统性的梳理与归纳。

一、译者傅恩与《花间集》译本

译者傅恩，英文名Lois Fusek（罗伊斯・福瑟柯），系美国当代著名女汉学家，毕生以中国古代语言文学研究为志业。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探究，她遵循当代海外汉学家的一贯做法，取汉语名字“傅恩”，晓谕汉学界。傅恩早年求学于耶鲁大学，1975年在著名汉学家傅汉思（Hans H. Frankel）的指导下，以论文《曹丕诗歌研究》[The Poetry of Ts′ao P′i （187-226）]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傅恩入职芝加哥大学，任中国语言文学教授。傅氏的代表性著述有《〈高唐赋〉论》（The "Kao-t′ang fu"， 1972-1973），《评〈钟与鼓：口语传统中的经典诗学〈诗经〉〉》（Review on The Bell and the Drum： Shih Ching as Formulaic Poetry in an Oral Tradition by C. H. Wang ，1974），《评〈辛弃疾〉》（Review on Hsin Ch′i-chi by Irving Yu-cheng Lo， 1974），《三遂平妖鳎郝薰嶂械耐ㄋ仔∷怠罚The Three Sui Quash the Demon′s Revolt： A Comic Novel Attributed to Luo Guanzhong，2010）等。

1982年，傅恩翻译的《花间集》在纽约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系该社“东方经典译丛”（Translations from the Oriental Classics）丛书之一，其底本是1960年中国台北出版的《宋本〈花间集〉》。为了进行准确的译介，傅恩综合参考了各种《花间

收稿日期：2017-01-09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重点项目（gxyqZD2016409）。

作者简介：葛文峰，男，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博士生（淮北235000）。

集》笺注，涉及中国的多种刊本：华连圃的《花间集注》（上海，1935）、李冰若的《花间集评注》（香港，1960）、萧继宗校注的《花间集》（台湾，1977）。其中，“华、萧二人的评注与诠释影响了傅恩对《花间集》的解读，对其翻译助益颇大”③。

傅恩《花间集》译本除却500首花间词的译文（共160页）之外，其中的副文本极为丰富。“引言”（共32页）是译者解读、翻译、研究《花间集》的总结性论述，分为“翻译方法”与“《花间集》简介”两部分。在第一部分中，译者着重介绍了自己翻译花间词的方法，意在将花间词的体词特征传递给英语读者；第二部分简述了《花间集》的成书背景、主题特色，重点论述了温庭筠、韦庄的花间词文体，并从跨文化、比较文学的角度，将温、韦与法国19世纪最著名的现代派、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Baudelaire）进行对比分析。傅恩认为，《花间集》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第一种矛盾是花间词崭露头角于唐代璀璨文学的黯淡之时，却又得益于唐诗的滋养，逐步形成了新的语言与审美；第二种矛盾是《花间集》反映的诗性是男性、女性杂合的两性对立统一；第三种矛盾是花间词逐渐脱离了音乐传统的束缚，其创作脱胎于严格规约的曲调和旋律④。《花间集》的“序”由欧阳迥撰写，尽管译者对其中的观点不完全赞同，但是仍旧忠实地译出“序言”全文（共4页）。“花间词人小注”（共6页）含有译者所撰18位词人的简介，含生卒年、出生地、人生概说与词作略论。“词注”（共4页）主要是译者对花间词中的地名、典故、文化专有名词进行的阐释性解说。“词牌索引”（共8页）将《花间集》中所有词牌列举出来，词牌是意译的，辅以威妥玛拼音，并将其关涉的花间词人与页码分别列出，便于读者检索、查找。“总体索引”（共4页）以专有名词字首字母为序，关联译集中所在的页码，极大方便了读者阅读。译者在译本体例上作出的种种努力，是为了向英语读者引介“词这一文类的特色和其中所体现出的独特文化内涵及《花间集》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的重要影响与意义”⑤。

二、傅恩《花间集》英译的策略与特点

身为汉学家兼翻译家，傅恩《花间集》译本翻译方法上的最大特点是传译“词”的文体特征，尤其是古词作为区别于古诗的“长短句”形式特征。词体外在形式结构的灵活多样，与词作的内容密切相关，其自身具备一种意蕴表达，更直接影响着词作的叙述与审美生成。因此，傅恩首创了一种针对词体形式特点的翻译方法――“结构对译法”。她论述道：

我在翻译《花间集》的过程中，竭力赋予不同词作结构以独有的意义表征。花间词的翻译不仅在于文字意义的传达，更在于其特定的诗学形式书写。诚然，英汉语言的差异，决定了结构层面的转译极为困难。但是，对于《花间集》而言，各类不同词体结构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进行全集翻译的时候。……如果采用（最为流行的）自由诗体翻译《花间集》，那么，词体形式的重要意义则无法显现⑥。

由此可见，傅恩英译《花间集》的主要目的之一即从本质上向异域读者传达词与诗的美学内涵差异，不同词牌下的词作，字数、行数、平仄、韵律等“长短句”结构形式的语言外在之美，是一种全新的文学阅读体验。为了达到在翻译中体现词体结构的目的，傅恩以译文的长短映射原词中汉字字数的多寡。在同一首词作中，原词每行的字数越多，与之对应的译文长度越长；原词每行的字数越少，与之对应的译文长度越短。如果原词出现字数相等的两个或数个词行，译者则尽量使得它们的译文长度保持一致。傅恩坦言：“明知以英语体现词体的形式特点极其困难，但我还是尽力而为，将其展现在译文中。”譬如她翻译的韦庄词《荷叶杯》。

荷叶杯"Lotus Leaf Cup"（Ho-yeh pei）

绝代佳人难得，It is difficult to meet with so exquisite a beauty，（6）

倾国，A ruin of states.（2）

花下见无期。We may not rendezvous among the flowers.（5）

一双愁黛远山眉，Her darkened brows are like the far distant mountains.（7）

不忍更思惟。No longer can I bear the thought of her.（5）

闲掩翠屏金凤，Idly I close an azure screen golden with phoenixes，（6）

残梦，My dream ending.（2）

罗幕画堂空。I am very alone within the painted hall.（5）

碧天无路信难通，The sky has no road by which I cold send on a letter.（7）

惆怅旧房拢。My heart grows heavy in these old rooms.（5）

原词共有上下两阕，计8行，译文相应地分为两个诗节（stanzas）。在每行译文的右端，译者用阿拉伯数字标明原词每行的汉字字数。尽管译文的未适与原词的字数无法做到一一对应，但是，就译文的整体性而言，已然彰显了原词结构“长短句”形式的参差之美。即使对于不谙中国古典文学的外国读者而言，通过阅读这种形式新颖的译文，也能对《荷叶杯》词牌的形式有较多认知，直观地领会到古词为何又称之为“长短句”，感受古词独有的结构之美，将中国古词与古诗区别开来。毋庸置疑，这对西方读者了解和探求古词的文体特质有极大的意义。傅恩的这种“结构对译法”重点将形式结构对于古词的重要性译介给西方读者。不仅如此，花间词紧凑的结构形式所具备的决定性张力，契合了词作主题的表达。无论是原词还是译文，其中流露出的典雅、矜重而不过分悲悯的情感，正得益于花间词这种结构形式的平衡与支配。

在诗歌翻译中，形式与意义的传达始终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形式的保真传译，必然影响意义的忠实翻译，是为“因形害义”；意义的贴切翻译，又必然影响到形式的完整再现，是为“因义害形”。傅恩的“结构对译法”为了达到原词与译文在形式上的对称与呼应，她必须调整译文的内容，增添、删除某些字词，进行灵活的改译。比如另一首韦庄词《浣溪沙》的翻译。

浣溪沙"Sand of Silk-washing Stream" （Huan-ch′i sha）

清晓妆成寒食天，A clear dawn graces the morning of the Cold Food Festival，

柳球斜袅间花钿，A cluster of willow blossoms sets off her golden hairpins，

卷帘直出画堂前。She rolls up the curtain and goes out of the painted hall.

指点牡丹初绽朵，The tiny peony buds are just starting to burst into bloom，

日高犹自凭朱栏，The sun is high， and yet she stands by the red railing，

含颦不语恨春残。She quietly frowns， hating the spring that will fade away.

《浣溪沙》共6行，每行7个汉字，行行字数相同。在译文中，为了保持结构的对等，译者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译。第一行的译文里，虽然舍弃了女主人公“她”的“妆成”，但是添加了动词“grace”，衔接了“清晓”与“寒食天”两个意象，拟人化地传译客观景物；同样，第二行省略了柳球“斜插在鬓发、袅娜多姿”的动态；第三行删减了“直出”中“径直地、直接地”（directly， straightly）的含义，没有描述原词中女子率性的性格；在第四行中，原词的逻辑主语是“她”，如果直译为“She points at the newly-bloomed peony”，其长度明显短于傅恩的译文，破坏了译文的整体结构。故而，译者以“牡丹”作为句子的叙事主语，辅以“burst into bloom”短语，做到了与其他每行译文的“等长”。末尾两行，译者分别以并列句与状语从句的句法形式，实现了译文在长度方面的整齐划一。傅恩发挥了译者的主体作用创造性地进行改译，但是并未改变原词的抒情基调，原词与译文最大限度地“兼顾了形式与内容，做到了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⑦。

傅恩对花间词形式结构的执着并不意味着她无意传递原作的文学意境与文化内涵。为避免过多脚注影响读者的流畅阅读，译者将大部分注释移作尾注，仅保留少量至关重要的核心词解释，作为页下注。如译者对《花间集》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姹女”“王昭君”“长门宫”“屈原”“西施”“唐玄宗”“玉兔”“鸳鸯”等名词进行了释义。如前文韦庄词《荷叶杯》中的“倾国”一词，译者解释道：“此为描写中国古代美人的惯用语，出自汉代李延年的《佳人歌》，他的妹妹李夫人为汉武帝刘彻宠妃。《佳人歌》云‘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⑧这种历史文化背景的交代，更有利于读者对上一行“绝代佳人难得”译文的理解。

三、傅恩《花间集》译本的传播与影响

傅恩《花间集》译本1982年初次出版发行，1985年再版。35年来，该译本在全世界得到广泛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傅恩《花间集》译本传播地域广泛，遍及四大洲。目前，美国“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Inc）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馆藏检索系统，可以查阅全球25000余家公立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的图书收藏情况。笔者借助该系统检索发现（2016年7月3日），在遍布北美洲、欧洲、亚洲、大洋洲的17个国家和地区中，共有312家图书馆藏有《花间集》译本。美国有261家，英国有11家，澳大利亚有9家，德国有5家，荷兰有4家，加拿大有3家，中国大陆与香港各有3家，意大利、瑞士、丹麦、瑞典各有2家，新加坡、墨西哥、新西兰、法国、土耳其各有1家。其中，美国馆藏的傅恩《花间集》译本占全球馆藏量的83.7%，遍及美国48个州，几乎实现美国全国性的覆盖。其次，傅恩《花间集》译本引起了学界的密切关注。一部文学翻译作品能否引起目的语国家的学界关注，是否出现相当数量的译评，是衡量该译著影响力大小的核心标准之一。而且，“有影响的国际译评主导着欧美文化语境中跟阅读翻译作品相关的舆论，影响并形塑着读者的阅读选择、阐释策略及价值判断”⑨。关于中国文学译著正面评论有利于扩大它的影响，引导着海外读者的阅读选择。

傅恩《花间集》译本出版之后，旋即引起海外汉学界的高度关注，著名汉学家迅速撰文，对其进行积极的评析。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华裔中国文学教授张振翱（Dominic Cheung）在《当代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杂志上的专题评论，不吝赞誉之词：“傅恩的花间词翻译的极好，意象也以最近似的英文译出。她的翻译捕捉到了花间词既通俗又文雅的妙处。”⑩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华裔汉学家魏世德（John Timothy Wixted）在《亚洲研究》（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杂志上的译评认为，“傅恩英译的《花间集》是一部罕见的、成绩卓然的译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B11。哈佛大学知名汉学家伊维德（Wilt Idema）在具有120余年历史的汉学名刊《通报》（T′oung Pao）上撰文指出：“傅恩英译的《花间集》为西方读者提供了一部重要的、充满吸引力的古词选集，对美国汉学界的中国词学研究颇有帮助。”B12美国卡莱罗纳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杰姆斯・哈格特（James Hargett）在国际权威刊物《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上高度评价道：“傅恩以一人之力译完500首花间词，实属不易。《花间集》华丽、优美的辞藻极难译为顺畅、可读的英文，但傅恩做到了！这对于（英语世界）中国词学研究极为有利。”B13再次，傅恩《花间集》译本被引率高，并入选经典中国文学外译丛书。在国际汉学界，傅恩的《花间集》译本被作为代表性的中国文学译著而受到广泛的阅读，进而被其他汉学著作、汉诗译集所援引，被汉学界视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必备书目，并在诸多代表性著作、译作中加以参阅，列为参考文献，如表1所示。

表1以傅恩《花间集》译本作为重要参考文献的外文图书信息统计表

编著者外文图书名称时间（年）

Burton WatsonThe Columbia Book of Chinese Poetry1984

Greg WhincupThe Heart of Chinese Poetry1987

Patricia EbreyThe Inner Quarters： 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1993

Julie LandauBeyond Spring： Tz′u Poems of the Sung Dynasty1994

Huaichuan Mou Rediscovering Wen Tingyun： A Historical Key to a Poetic Labyrinth2003

Wilt IdemaChinese letterkunde： Een inleiding2006

Ronald C. EganThe Literary Works of Ou-yang Hsiu （1007-72）2009

Xiaorong LiWomen′s Poetry of Late Imperial China： Transforming the Inner Chambers2012

显而易见，傅恩《花间集》译本得到了学界持久的关注。表1中的八部诗选、著作均出自国际汉学巨擘之手，在学界影响巨大。例如华兹生（Burton Watson），他以研究、翻译中国文学闻名于世，曾荣获哥伦比亚大学翻译中心的金牌奖章（1979），两度获得“美国笔会翻译奖”（America PEN Translation Prize，1981、1995），并于2015年获得“拉夫・曼海姆翻译终身成就奖”（The Ralph Manheim Medal for Translation）。又如汉学家朱丽叶・兰道（Julie Landau），是华兹生的高足，专注于中国古词研究。她在Ω刀鳌痘间集》译本细致研读的基础上，翻译出英语世界第一部宋词选集《春之外》（Beyond Spring），该集列入美国“亚洲经典译丛”（Translations From the Asian Classics），影响颇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伊维德（Wilt Idema）在其荷兰语著作《中国文学导论》（Chinese letterkunde： Een inleiding）中仍旧对《花间集》译本多加赞誉、参考，在荷兰汉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些都足以说明傅恩《花间集》译本在专业学者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普遍接受的程度。另外，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汉学家梅维恒（Victor H. Mair）编著的《哥伦比亚中国传统文学简编》（The Shorter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2001），直接从傅恩《花间集》译本中选取韦庄的《菩萨蛮》与李煜的《乌夜啼》译文。美国伊利诺依大学华裔汉学家蔡宗齐（Zong-qi Cai）编选的《汉诗阅读：指南选集》（How to Read Chinese Poetry： A Guided Anthology，2007），也从傅恩《花间集》译本中选取了温庭筠的《谒金门》《菩萨蛮》《更漏子》以及晏殊的《浣溪沙》等词作的译文。傅恩翻译的花间词以其可读性与经典性得以入选美国高校的中国文学读本，进入大学生的阅读视野，扩大了《花间集》译本的读者群体，影响力持续提升。

2012年，傅恩《花间集》译本入选中国的“大中华文库”系列丛书。1995年立项的“大中华文库”项目，是我国首次系统地、全面地向海外译介中国文化的国家工程，也是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大中华文库”“从选目、版本到翻译，都非常严谨。（编译工作）由最适合的专家来做，保证了版本选择权威、英译准确传神、体例妥当完善”B14。作为丛书之一的《花间集》译本，没有重新选择翻译家进行复译，而是直接采用了30年前的傅恩译本，既充分认可了她“英译准确传神”的高水平翻译，又证明了该译本在刊行后产生的世界性影响。对于一位美国译者的中国古词译本而言，傅恩《花间集》译本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之后，又能返回母国，纳入文化外译的国家级战略计划，确立了该译本作为世界性译著的经典地位，实属难能可贵。

综上所述，傅恩的汉学家文化身份决定了《花间集》译本的学术性基调。35年的历史证明，傅恩的《花间集》译本不仅实现了世界性的流传，引起国际中国文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融入了世界文学，而且也确立了翻译文学的经典地位。这对于中国文学如何成功走出国门，如何走进他国读者的阅读视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与借鉴价值。

注释

①李冬红：《〈花间集〉接受史论稿》，2004年，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1页。

②⑤黄立：《英语世界唐宋词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7、60页。

③涂慧：《如何译介，怎样研究：中国古典词在英语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66页。

④⑥⑧Lois Fusek. Among the Flowers： The Hua-chien Ch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1-32， p. 63， p. 59.

⑦杨萍：《翻译的形义平衡与失衡》，《中国外语》2005年第2期。

⑨刘亚猛、朱纯深：《国际译评与中国文学在域外的“活跃存在”》，《中国翻译》2015年第1期。

⑩Dominic Cheung. Review on Among the Flowers： The Hua-chien chi by Lois Fusek. World Literature Today， 1983（2）： pp. 346-347.

B11John Timothy Wixted. Review on Among the Flowers： The Hua-chien chi by Lois Fusek.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4（1）： pp. 163-165.

B12W. L. Idema. Review on Among the Flowers： The Hua-chien chi by Lois Fusek. T′oung Pao， 1985 （1/3）： pp. 134-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