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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竞争力;指标体系;因子分析;浙中
一、引言
如何在瞬息万变的世界潮流中准确地把握全球城市化的走向,进而提升城市自身的竞争力,以使其在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是每一个城市的管理者所面临的迫切问题。
浙中城市群作为浙江省三大城市群之一,它的发展可以有效促进全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而浙中城市群发展非常不平衡,差距将有可能进一步拉大。协调好浙中城市群经济内部各要素,整合各城市优势, 实现跨越式发展, 不仅是浙中城市群经济快速发展、综合竞争力提高的要求, 也是实现全省经济协调发展、缩小差距, 实现共同繁荣的目标,同时对于做大做强浙中城市群,加快浙中城市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所构建的影响浙中城市区域竞争力指标体系进行分析,得出综合排名和各要素竞争力排名,以利于个浙中城市之间的优劣比较,完善改进,提高各自以及浙中城市整体的竞争力。对浙中区域经济竞争力的现状做全面剖析,有利于“摸清家底”,做到“心中有数”,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提供一个新视角和较充实的基础,有助于提高战略决策的科学性。
二、指标体系的确定
由于城市竞争力评价的根本目的是城市对照指标找差距,寻找在一定时期内突破城市发展“瓶颈”的主要工作思路及方式方法。因此,区域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及其体系的科学性则是一切问题的关键。城市竞争力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本文在综合考虑浙中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从经济实力、增加就业、产业结构、人民生活水平等几个方面,选取了20个指标来构建浙中城市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见附表)。具体包括:生产总值(亿元)X1、土地面积(平方公里)X2、年末总人口(万人) X3、人民平均生产总值(元)X4、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亿元)分别为X5、X6、X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X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X9、财政总收入(亿元)X10、地方财政收入(亿元)X11、地方财政支出(亿元)X12、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末余额(亿元)X1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X14、工业企业单位数(个) X15、进口总额(万美元)X16、出口总额(万美元)X17、外国和港澳台地区在华直接投资新签项目(合同)数(个)X1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万美元)X19、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万人)X20。这些指标的数值来自浙江省统计局《浙江统计年鉴—2011》。
[关键词]精神分裂症;复发;因素
[中图分类号]R749.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4721(2010)01(b)-129-01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常见的原因未明的精神病,具有特征性的思维、知觉、情感和行为等多方面的障碍,一般无意识及智能障碍,是重型精神病的一种。其终生患病率为1%,遗传度为60%~80%。有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首次治疗后1年的复发率高达22%~55%,提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复发值得临床重视。本研究通过对本院收治的100例复发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相关的复发因素进行分析,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本院2006年1月~2009年1月收治的100例精神分裂症复发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40例,女性60例,年龄23~67岁,平均(35.6±9.0)岁,病程3个月~12年,平均(4.1±1.5)年,首次复发65例,二次复发25例,多次复发10例。所有患者的临床诊断均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排除初次发病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及癫痫、脑炎、其他脑器质性疾病。所有患者的调查均在患者家属知情同意的情况下进行。
1.2 方法
分别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复发相关因素进行回顾性分析比较,①一般资料的分析:包括患者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经济情况、阳性家族史、个性特征;②患者病情资料的分析:起病形式、病程长短、临床分型;③应激性生活事件:家庭问题(如家庭矛盾、恋爱失败、亲人病故等),工作问题(如同事矛盾、下岗);④服药依从性:停药方式、服药时间。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 12.0建立数据库,通过X2检验分析,P
2 结果
2.1 100例精神分裂症患者一般资料与复发的分析
精神分裂症患者年龄20~35岁、高中以下学历、离异或丧偶、家庭经济情况较差、阳性家族史、内向等一般资料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复发的高危因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2.2 100例精神分裂症患者病情资料与复发的分析
精神分裂症患者急性发作、病程
2.3 100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应激性生活事件与复发的分析
精神分裂症患者应激性生活事件中家庭问题(家庭矛盾、恋爱失败、亲人病故)引起复发的比率明显高于工作问题(同事矛盾、下岗),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2.4 100例精神分裂症患者服药依从性与复发的分析
精神分裂症患者自行停药导致复发率明显高于遵医嘱停药患者的复发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摘要】 目的 探讨不同发病年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特征。 方法 将276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分为早发组(年龄<25a)172例和晚发组(年龄≥25a)104例;采用自编项目调查表对入组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调查分析。结果 早发组家族史、城乡及第1胎次均与晚发组有显著性差异(P<0.05)。早发组思维贫乏、情感淡漠及行为紊乱较晚发组多见;晚发组幻听及其他妄想较早发组多见。 结论 不同发病年龄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遗传与临床特征方面的差异。
【关键词】 发病年龄;精神分裂症;临床特征
Analyses on clinical features of schizophrenics with different onset ages.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features of schizophrenics with different onset ages. Methods 276 schizophrenics were divided into early(aged <25 years, n=172) and late(aged ≥25 years, n=104) onset groups; clinical data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with selfmade questionnaire.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familial history, city or village and the 1st birth order between the early and late onset group (P<0.05).The poverty of thought ,apathy and behavior disorder were obviously commoner in the early than in the late group (P<0.01).Auditory hallucination and other delusion were obviously commoner in the late than in the early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heredity and clinical features of schizophrenics with different onset ages.
【Keywords】 Onset age ;schizophrenia; clinical feature
近年国内外对精神分裂症的病因、发病机制、症状及预后方面研究较多。国外有学者认为精神分裂症在不同发病年龄之间存在着遗传和临床特征的差异[1]。为研究不同发病年龄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特征,本文对不同发病年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了回顾性比较研究,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调查对象系2002年1~12月在我院住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均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第3版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按入院顺序每月抽取前30名,排除独生子女及资料不全者,共抽取276例。其中男160例,女116例;年龄17~50a,平均年龄28.38±8.00a;病程:1mo~21a,平均病程4.37±4.11a;家族史:阳性52例,阴性224例;生活地区:农村168例,城镇108例;胎次:第1胎96例,≥2胎180例;文化程度:中专及以上61例,高中55例,初中及以下160例。
1.2 方法 按Corrigall等提出的先天性和成年发作性精神分裂症的年龄标准[1],将患者分为早发组(年龄<25a=172例和晚发组(年龄≥25a)104例。早发组发病年龄10~24a,平均年龄19.51±2.88a;晚发组发病年龄25~44a,平均年龄31.23±4.97a。采用自编项目调查表(包括性别、年龄、发病年龄、首次精神科就诊年龄、职业、城乡、病程、家族史、胎次、文化程度及精神症状,等)对入组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调查分析。所有数据采用t检验和χ2检验。
2 结果
2.1 两组性别比较 早发组:男97例,女75例,男:女为1.3:1.0;晚发组:男63例,女41例,男:女为1.5:1.0。两组经χ2检验差异无显著性(χ2=0.47,P>0.05)。
2.2 两组城乡比较 早发组:城镇53例,农村119例;晚发组:城镇55例,农村49例。两组经χ2检验差异有极显著性(χ2=13.25,P<0.01)。
2.3 两组病程比较 早发组:病程1mo~11a,平均4.11±3.25a;晚发组:病程1mo~21a,平均5.03±5.24a,两组经t检验差异无显著性(t=1.79,P>0.05)。
2.4 两组家族史比较 早发组:阳性43例,阴性129例,阳性率25%;晚发组:阳性9例,阴性95例,阳性率8.7%。两组家族史阳性率经χ2检验有极显著性差异(χ2=11.33,P<0.01)。
2.5 两组出生胎次比较 早发组:第1胎次72例(42%),≥第2胎次100例(58%);晚发组:第1胎次24例(23%),≥第2胎次80例(77%)。两组经χ2检验差异有极显著性差异(χ2=10.08,P<0.01)。
2.6 两组文化程度比较 早发组:高中及以上75例,初中及以下97例;晚发组:高中及以上41例,初中及以下63例。两组经χ2检验差异无显著性(χ2=0.47,P>0.05)。
2.7 两组精神症状比较,见表1。
表1 两组精神症状比较(略)
由表1可知:早发组思维贫乏、情感淡漠、行为紊乱出现频率显著高于晚发组(P<0.05或0.01);晚发组幻听及其他妄想出现频率显著高于早发组(P<0.05),但被害妄想及关系妄想等,两组差异无显著性(P>0.05)。
3 讨论
越来越多的学者报导[2]精神分裂症在遗传方面存在异质性。在对精神症状的首次出现或首次住院年龄进行研究中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性别和家族史方面存在差异性[1]。本研究结果显示:早发组与晚发组患者性别比例差异无显著性,与上述结论不一致,但与彭超英等[3]报告一致。而早发组精神疾病家族史阳性率为25%,晚发组家族史阳性率为8.7%,两组差异有显著性(P<0.01),这与有关文献[3,4]基本一致。提示不同发病年龄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之间存在着遗传差异。
本研究结果显示:早发组第1胎次为42%,≥第2胎次为58%;晚发组第1胎次为23%,≥第2胎次为77%,两组间差异有极显著性(P<0.01)。说明早发组第1胎次多见,换言之,即第1胎次者发病年龄较小,这与王刚平等[5]报告第1胎次者发病年龄较小基本一致。提示两组间存在遗传异质性。
精神分裂症具有多基因遗传素质,疾病的发生是遗传的易感性与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研究结果发现,两组城乡间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1)。早发组以农村多见,可能与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经济状况相对落后,使患者过早地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过早地步入社会有关。与沈渔[6]认为精神分裂症与其经济文化呈负相关相一致。两组间文化程度无显著性差异(P>0.05),这与我们预期结果不符,可能与晚发组患者受他们当时所处社会教育体系及经济水平等条件的制约有关。两组间病程差异无显著性(P>0.05),但精神症状有一定的差异性。早发组以思维贫乏、精感淡漠及行为紊乱多见;晚发组以幻听及其他妄想多见,这与陶国泰等[7]报导基本一致。
综上所述,早发组无论从家族史、城乡、胎次及精神症状方面均与晚发组有显著差异,这对今后我国精神卫生防治工作似有一定的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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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彭超英,贾秀珍.不同年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父母育龄及胎次效应的比较[J].中华精神科杂志,1999,32(1):170
[4] 刘燕花,邓沛荣,迟秀芝,等.儿童期与成人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特征差异分析[J].四川精神卫生,2003,16(2):82
[5] 王刚平,颉瑞,王华永.不同胎次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临床特征分析[J].上海精神医学,2004,16(3):177
【关键词】 精神分裂症;自杀行为;特征
精神分裂症,在重性精神障碍中患病率最高,终生患病率为1 %,对病人、家庭及社会危害大,有20 %以上的病人最终自杀死亡。为进一步研究精神疾病病人的自杀原因并制定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现将我们分析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2008年1月至2009年6月在我院住院的精神疾病患者520 例,应用统一的调查表进行回顾性调查,凡病史中或住院期间发生自杀行为者,视为阳性病例,病人的其他特征查阅病案获得。
2 结果
2.1 自杀行为的发生率及特征
520例精神疾病患者中,发生自杀行为者42例,发生率为8.08 %。
性别分布:520例患者中,男392例,发生自杀行为者27例,发生率为6.89 %;女128 例,发生自杀行为者15例,发生率为11.72 %。女性高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46,P< 0.05)。
年龄分布:不同年龄的精神疾病患者自杀行为的发生情况见表1,各年龄组间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 7.22, P<0.05),提示年龄越大发生自杀行为的危险性越大。表1 不同年龄组患者自杀行为发生情况(略)
职业分布:不同职业的精神疾病患者自杀行为的发生情况见表2,发生率由高到底依次为:农民、教师、干部、工人、学生,但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 1.66,P>0.05)。表2 不同职业患者自杀行为的发生情况(略)
婚姻状况:自杀行为以离婚发生率最高,未婚者次之,已婚者少,但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64, P >0.05)(见表3)。表3 不同婚姻状况患者自杀行为的发生情况(略)
病史分布:520例患者中有阳性家族史者124例,发生自杀行为者13例,发生率10.48 % ,家族史阴性者396例,发生自杀行为者29例,发生率7.32 %,两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37,P>0.05)。520例患者中伴发躯体疾病42例,发生自杀行为者3例,发生率7.14 % ;不伴躯体疾病者478例,发生自杀行为者39例,发生率8.16 %,两者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2, P>0.05)。
病种分布:各病种自杀行为的发生情况见表4,发生率由高到低依次为:情感性障碍、嗜酒所致精神障碍、癫痫性精神障碍、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反应性精神障碍、神经症,各组间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0. 51,P< 0. 01) 。表4 各病种自杀行为的发生情况(略)
2.2 自杀者特征
42例自杀时年龄21~58岁,平均32.75岁。自杀距起病时间2天~20年,其中发生在起病1月以内者9例、占21.42 % , 1月~1年者14例、占33.33 % , 1年~5年者8例、占19. 05 % , 5年以上者11例、占26. 19 % ,多发生在起病1年之内。
自杀季节:发生于春季者15例(占35. 71 %),夏季13 例(占30. 95 %), 秋季者6例(占14. 29 %), 冬季者8 例(占19.05 %),春夏季发生率显著高于秋冬季(χ2=15.32,P<0.01)。
自杀原因:受精神症状支配31例(占73.81 %),其中幻觉妄想等症状支配者19例、焦虑抑郁者12例;因生活事件、心理负担所致7例(占16.67 %),疾病恢复期、对治疗缺乏信心、药物不良反应所致各4例(占9.52 %)。
自杀方式:自缢15例(35.71 %), 服毒6例(14.29 %),投河投井6例(14.29 %),触电4例(9.52 %),割腕3例(7.14 %),跳楼3例(7.14 %),跳崖1例(2.38 %),撞墙2例(4.76 %),撞车1例(2.38 %),绝食1例(2. 38) 。
自杀结果:自杀未遂者28例(66.67 %),轻伤者5例(11.90 %),受伤致残者3例(7.14 %),自杀身亡者6例(14.26 % )。
3 讨论
[关键词]经济发展 信贷 单位根检验 协整检验 建议
一、理论背景及现状
信贷渠道是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途径之一,资本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可以从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 (K,L)=AKαL(1-α)中得出。用α来表示,当资本增加1个百分点,实际产量会增加α个百分点。因此,信贷对经济的贡献主要应从银行信贷是否影响到了经济和经济中有多大份额依靠银行信贷取得这两方面入手。
在利率机制失衡的情况下,金融变量对宏观经济的贡献主要通过信贷配给机制对投资的影响来实现。凯恩斯主义认为,外部货币政策与信贷配给的互相作用会使小的外生冲击产生较大的宏观经济影响。施蒂格利茨将信贷配给的这种作用称为信贷配给的乘数效应,这是造成宏观经济不稳定的主要因素。国内外有多名学者进行了信贷扩张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Bernanke和blinder认为在信息对称情况下,银行通过信贷来调节企业和个人的需求和支出水平,从而影响总需求的变动。Edwards S.和 C.Vegh(1997)通过模型模拟的方式认为,信贷规模的波动会直接影响经济产出。Levine和Zervos(1998)的进一步研究表明,银行发展水平和股票市场流动性与经济增长有很强的正相关性,他们认为金融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浙江省的经济与别的省份有所不同,浙江以小企业发达扬名,中小企业在浙江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融资难是中小企业中普遍遇到的一个瓶颈,因此浙江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为企业融资提供便利政策,增加信贷的灵活性与规模性。那么,浙江省突飞猛进的经济发展是否与其信贷规模的扩大有着某种联系呢?本文以浙江省为考察对象,通过实证研究,用计量方法对浙江省省1978年~2009年间信贷和经济增长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严格的检验,以考察信贷增长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方面所起到的效果,并针对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广西省信贷和经济发展关系的因果关系分析
1.数据说明
在进行计量分析之前,现对所采用的数据和指标进行简单的说明。本文分析使用的样本区间为1978至2008年,数据均来自1978至2008年同期《浙江统计年鉴》。以浙江省各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代表经济增长,同期金融机构贷款总额代表信贷总量。本研究各指标的统计口径均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政策性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其他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租赁公司、邮政储蓄机构。所用的实证分析皆借助Eviews6.0完成。
2.计量模型
本文主要试图验证以下两个问题:(1)浙江省信贷发展与经济增长是否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2)在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前提下,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怎样的因果关系。
3.实证分析
(1)单位根检验(unit root test)
在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之前,要先分析数据的平稳性。本文采用ADF(Augment Dickey―Fuller)单位根检验法来检验GDP和信贷增长的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如果ADF统计值小于各个显著水平的临界值,就拒绝时间序列有单位根的原假设。对GDP和信贷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它们的时间序列有单位根,也就是非平稳时间序列,对它们的一阶差分后的序列检验,同样是非平稳序列。对它们二阶差分后的序列检验,表明二阶差分后的序列是平稳序列。对于这样的经济变量关系应采用协整检验进行分析。
(2)协整检验:
上述变量虽然存在不平稳性,但是它们的某种线性组合可能是平稳的,即存在协整关系。我们利用EG两步法对其协整关系进行检验。
第一步,Ly与Lx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即 Ly与 Lx是平稳的,用OLS法对协整回归方程
进行估计,得到残差序列
第二步,检验的稳定性,结果如下:
为平稳序列,说明Ly与Lx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在5%显著水平上,Ly与Lx之间的协整方程为
以上方程中的t统计值大于临界值,说明方程的各系数是是显著的。
由协整方程我们可以得出,信贷和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关系,且两者是正相关,由于对时间序列进行了对数处理,所以信贷每增长1%,经济总量会朝着相同的方向增长80.6% 。
三、结论和建议
本文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1978至20O8年间浙江省信贷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一种长期的均衡关系,信贷发展极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充裕的信贷资金有效助推了浙江省内经济发展,有力地推动了省外经济快速发展,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化进程,也导致了资金过剩的浙江资产要素泡沫大量出现和经济虚拟化。如果脱钩程度过大过深,泡沫成分太多,引发资金链断裂,不仅将严重损害实体经济并失去大量财富,也将失去此次金融危机带来的发展机遇,需要采取相应措施加以避免。
处理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根本,虚拟经济应是以推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基本目的。当前,在国外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复苏进程较为缓慢,国内外宏观金融风险依然存在,浙江旧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并未得到有效转换和新的大规模生产力并未有效形成等前提下,对于本身具有高度流动性、高风险性和投机性等特征的虚拟经济,都将使经济运行有很强的波动性,破坏实体经济发展。因此必须高度警惕和加强金融监管、抑制资产过度泡沫出现,保持信贷投放节奏、透明性和可持续性,防止浙江陷入可能出现的“中等收入陷阱”。应千方百计优化制造业投资环境,重新培育形成类似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各类人才争先恐后“下海”进入实体经济领域的繁荣局面。
处理好省内经济与省外经济关系。省外经济已经成为浙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实施有利于浙江省外(境外)经济发展的导向型战略。未来一段时间内,对外投资贸易、资本输出或发展省外经济有可能弥补省内出口部分动能的损失,成为今后推动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助推器。同时,加大区域间技术经济合作交流和吸引外资进入本地第三产业,或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发展跨省经济、跨国经济。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疏通资本流动渠道、缓解本地过高的资产要素价格上升压力,化解区域金融风险隐患。
处理好短期增长与长期经济发展的关系。实施有利于培养经济内生能力的长期发展战略。在短期保增长的基础上注重调结构,实施制造业技术集约化、工业结构高级化的一系列提升工程;更加注重加快社会发展、提升居民收入消费能力的民生工程,促进创业就业。浙江的民营经济发展较快、制度创新领先一步是浙江率先崛起的制胜经验。因此,应加快推进有利于科学发展、有利于民生、有利于民营经济的改革试点,加快形成浙江经济新的增长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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