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十三钗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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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十三钗评价范文第1篇
和音乐艺术的总体概述 中国第五代著名导演张艺谋指导拍摄的电影《金陵十三钗》在华语地区甚至是世界范围之内取得了非凡的成绩，电影是根据严歌苓这位享誉世界文坛的大家作品改编而来。电影《金陵十三钗》的拍摄投资和筹备时间可以说是相当巨大的，电影演员的阵容更是空前强大，邀请了美国的著名演员克里斯蒂安?贝尔和中国的实力新生代演员倪妮等一块担任主演。这部电影主要讲述了中国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在南京这座满目疮痍的城市之中，来自不同的阶层的人们在一座大教堂中相遇，这些人都将自己人性中最善良和可爱的一面进行展现，也就是在这里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电影《金陵十三钗》自从拍摄以来就引起了电影观众的广泛关注，电影上映以后更是收到了极大的赞誉，成为当年上半年票房收入最好的一部大片。
日本从1937年的7月7日开始正式大规模侵略中国，并且于同年攻占了南京，整个城市都处于日本的统治和侵略中，只剩下一座教堂没有被发现，冒充教堂神父的美国人约翰、一群青楼女子和几个女大学生就一块躲在了这个相对安全的狭小空间之中，然而教堂外面的世界却正在经历着一场浩大的战争灾难。教堂之中宁静的生活因为一群日本兵的侵入而变得惶恐不安，那些有着人性和善良之心的同胞为了营救女学生而用自己宝贵的生命作为替换。电影《金陵十三钗》的故事情节发展也是曲折轮回，女学生被日本兵强迫去参加节目演出，然而有着坚定爱国信念的女学生坚决不从，试图采用自杀的行为来表明自己的爱国之志和坚定的决心；此时那些经常被世俗瞧不起和唾骂的风尘女子为了保全几个女学生的性命，决定用她们自己来替换那些大学生去参加日本人的节目演出，因为在她们心中明白此次前往的最终结果，所以她们偷偷地都在衣服袖子中藏了一把剪刀，那种视死如归和坚决同敌人抗争到底的觉醒顿时映入观众的眼帘，深深打动每一位电影观众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那一部分，这就是电影最为成功的一个亮点。
电影《金陵十三钗》的音乐作曲家陈其钢先生作为享誉世界的一流大师，亲自担任音乐的配乐指导，在电影的音乐创作过程中成功对电影中主要人物的性格特点进行了刻画和塑造，将电影的场景进行了有效地烘托，让电影音乐同电影的故事情节发展做到了完美的结合，为电影的成功增色不少。
二、对电影《金陵十三钗》中音乐艺术的赏析
（一）电影《金陵十三钗》中非原创音乐的表现力
作曲家会根据电影故事情节发展的需要对音乐进行适当的改编，并不是对音乐中的那种传统元素进行照抄照搬，正是这样的细微和用心才让电影画面和音乐之间相得益彰，音乐元素在电影场景中到位的运用起到了一种渲染的作用，将电影的发展推向了一个又一个。在电影《金陵十三钗》中，当豆蔻用一根弦的琵琶演奏《秦淮景》的时候不幸惨死，当教父约翰找到豆蔻的时候还依然看到了那一把滴着血的琵琶，这时电影的音乐背景再次响起来琵琶的演奏曲，营造了一种伤心和沉重的氛围，这一电影场景和音乐深深触动了观众的内心深处，同时日本人生性残忍的一面在这里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印证。歌曲《秦淮景》再次在电影《金陵十三钗》中出现是伴随着爱情的发生而出现的，同时搭配上那婉约风格的二胡乐，通过音乐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对这一段难能可贵的情感进行了讴歌和赞扬，虽然这段情感的前途十分迷茫，可是优美的音乐却让这份情感变得更加美丽动人。小提琴这种乐器虽然在电影《金陵十三钗》中出现的次数并不多，可是每一次出现都带给观众一种气势澎湃的感觉，秦淮女子那种一反传统的新形象和彼此之间的深情厚谊在这一刻都展现给电影观众，在这一刻就显得更为特殊和重要。音乐《秦淮景》在电影最后结束的时候再次响起，同时在管弦音乐的基础之上还配上了民族音乐元素，将电影中秦淮女子的形象进一步深化和突出表达，可以说音乐在电影中自始至终都得到了恰到好处的运用。在电影《金陵十三钗》中，Angels We Have Heard On High这首音乐也时不时会通过女学生们吟唱在教堂中响起，她们内心深处都怀着一颗虔诚的心，祈祷着这场惨绝人寰的战争赶紧结束，与此同时她们内心的恐惧感觉在这首圣歌的安抚之下逐渐变得平静下来，音乐和电影画面的结合并不仅仅存在这一点之上，当日本人强迫女学生进行表演的时候更加突出。电影中女学生集体合唱的Angels We Have Heard On High这首歌深深打动了李教官，电影导演通过音画的一种蒙太奇表现手法将电影的战争主题思想进行了表达，战争中被侵略的国家人们是无缘无故的受害者，而发起战争的国家则永远要背负着一种罪恶。电影《金陵十三钗》中出现的众多符号和元素都在音乐之中得到了深化和表达，尤其是电影中对于非原创音乐的创造性运用，作曲家精心进行改编，都让电影音乐有利于故事情节的发展。
（二）电影《金陵十三钗》中非原创音乐的作用
非原创音乐在电影中对电影的内容有着极大的拓展空间，有助于给观众提供广阔的想象和思维空间。在电影《金陵十三钗》中出现次数最多的音乐就要数《秦淮景》和天主圣歌，对于推动电影故事情节发展和人物形象的塑造有着重要的作用。电影中豆蔻在演奏《秦淮景》的时候所用的乐器是只有一根弦的琵琶，当蒲胜将要死亡的时候是沉浸在《秦淮景》美妙音乐之中的。琵琶的声调刚听上去会显得有点单调，初听会有一种回味的感觉，将秦淮女子内心深处的那种重情重义的品质进行了淋漓尽致的传递。秦淮女子在将要前去演出的前一天将女性特有的一面展现给了观众，只看见电影画面中站着14位衣着艳丽的妙龄女子从远处慢慢走来，原先的琵琶背景音乐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西方音乐的风味，这种交互式的音乐表达手法将电影画面进行了刻意的突出，同时也完成了不同时空之间的完美转换，金陵十三钗那种英勇献身和舍己救人的光辉形象展现在观众的眼前。教堂中女学生在没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吟唱圣歌来祈祷大家平安无事，也正是这首音乐将电影的故事情节发展推向了另外一个。电影《金陵十三钗》中对于非原创音乐的创造性运用将电影的主题思想进行了最大化的凸显和传递，将所要表达的人物和主题都放置在舞台之中，音乐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辅助作用。电影《金陵十三钗》中女大学生在教堂中吟唱的Angels We Have Heard On High这首歌是通过混声合唱的方式展现给电影观众的，配合着李教官潸然泪下的场景，这一幕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位观众的心灵，作曲家同时为了突出教堂的那种庄重肃穆的感觉，使教堂建筑不能传递的感觉在音乐之中得到了弥补，电影殊的音乐使用其实是电影给观众的一种心理暗示，这种提示对于电影的发展和观众对于电影的理解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歌曲《秦淮景》经过改编后在电影中的运用就成为秦淮女子的一种象征，电影音乐和人物形象之间有着默契的配合。
（三）电影《金陵十三钗》中非原创音乐的选材
电影《金陵十三钗》的音乐配乐大师是陈其钢先生，作为一位一丝不苟的艺术大师，为这部电影的配乐进行了三年时间的准备，并且亲自前往故事的发生地南京寻找灵感。1937年的南京正遭受着人类历史上骇人听闻的灾难，不管是什么样的文化都在这个教堂之中相遇发生碰撞，身上的世俗之感，女学生心中的爱国之情，教父约翰的人道主义，日本人的残忍本性和爱国将士的奋勇杀敌都在这一座教堂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这就让电影的配乐变得更加困难，电影的配乐创作过程中需要考虑和兼顾到很多的元素，最终才能实现电影故事和音乐之间的完美结合。陈其钢大师最后选择了音乐《秦淮景》和Angels We Have Heard On High作为电影的主要配乐，将秦淮女子和女大学生的形象都进行了鲜明的刻画和衬托，最终凸显了电影的主题思想，收到了不错的艺术表现效果。
金陵十三钗评价范文第2篇
[关键词]《金陵十三钗》；创伤；电影；普世主义
课题项目：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后九七’香港电影的文化认同研究”（项目编号：13Q138）。
一直以来，关于“”的历史记忆都是现代中国人一段无法化解的悲情。“南京”所裹挟的历史记忆不仅关乎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更是与普通民众的屈辱和愤怒紧密相连。刻骨的创伤和梦魇般的回忆，始终侵扰“活人的头脑”，它已成为铭刻在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无法擦抹的精神创伤，也毫无疑问地成为现代中国百年悲情的缩影。正缘于此，如何恰如其分地叙述“南京”，如何呈现这惨绝人寰的人类浩劫，便成为电影史上一个不折不扣的艺术难题，亦是意识形态交锋中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一、“大屠杀”叙事与“抗日”的视角
相信大多数人还对那部引起诸多争议的《南京！南京！》记忆犹新，陆川电影的普世主义观念所引起的情感不适至今仍然令人耿耿于怀。其实不仅仅是陆川，对有关“”的电影稍作回顾便可发现，此类叙事无一例外地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作为中国第一部“”题材的电影，1987年的《屠城血证》（罗冠群执导）便包含着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启蒙主义印记。电影中所有的“抵抗”都是为了保全杀人照片，以此作为“屠城血证”，期待着将它公布于世界，为浩劫中的死难者昭雪伸冤。现在看来，这种主体的错位极其明显。同样，1995年的《南京1937》（吴子牛执导）虽尝试以人性的观念消解简单的阶级论观念，以个人主义视角展示历史而有着许多新颖之处，但以日本女性切入历史的方式其实并不为当时的人们所认同，放映不久便湮没无闻。直到2009年，陆川的《南京！南京！》开始试图寻求艺术突破，在吴子牛的基础上改进，以忏悔的日本士兵的角度来呈现这场惨烈的浩劫。然而，“角川视角”所体现的一厢情愿的“忏悔”却引起了巨大的争议。①因此，如何讲述“南京”，如何平衡商业电影的吸引力和政治电影的接受性之间的关系，如何讲述自我的主体性和必不可少的普世主义情怀，是以影像的方式呈现“南京浩劫”的重要问题。考虑到电影题材所包含的叙事难度和巨大风险，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能够获得主流评论界的积极评价，也算是一次不小的成功了。
电影《金陵十三钗》由著名作家严歌苓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在小说版本中，作者通过叙述人书娟的个人回忆展开，穿过幽暗的历史，讲述一群的人性故事。小说中，严歌苓以女性主义的笔法叙述了最卑贱的女性——秦淮河的与最高贵的女性——唱诗班的女学生之间的情感的冲突，并以卑贱者的颠倒演绎了一曲人性的悲歌。经过著名作家刘恒的操刀改编，电影版的《金陵十三钗》依然保留了小说的主体情节，即网友们所戏称的“抗日”的故事。这个耸动的元素所势必带来的欲望化的想象，连同“”所携带的震撼影响，迅速使《金陵十三钗》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事实也证明，以秦淮河的故事切入“”的残酷历史，这种独特的叙事角度打开了电影丰富的艺术空间和人性维度。
二、“拯救”主题与人性光辉的展示
尽管早在电影上映之前，著名批评家朱大可先生便以“爱国主义”为题，指责电影借助艳丽的旗袍和们扭动的腰肢为噱头，在“身体叙事的狂欢”中寻求商业片“发国难财”的方式。②但坦率来说，在这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对市侩哲学的一味批判，并期待任何电影都以拒斥商业化的态度而自说自话，显然并非切合实际的批评态度。相反，抛开影片商业化的基底，撇清故事所包含的意味，从中发现电影的可取之处，或许才是面对电影的真正理性的姿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更多的批评家倾向于用“中规中矩”来概括这部电影。恰如人们所说，影片最大的冲突点，在于“十三钗”挺身而出，以牺牲自己为代价，保护女学生安全撤离。在此，生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种“替死”的做法，表现出“十三钗”对世俗偏见的抵抗。
以战争做背景，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在切实实践每一个个体的“救赎”。面对战争，面对大屠杀的绝境，每一个人都得到灵魂的拯救，每一个卑微而又偏执的个体，都在这场战争中得到了洗礼，人性的光辉得到绽放。电影之中，不仅仅是那群“风尘女子”，甚至每一个个体，都在危难的情势之中展现出了人性的光辉。由好莱坞影星克里斯蒂安·贝尔饰演的约翰·米勒，这位在《太阳帝国》（1987年，斯皮尔伯格导演）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小男孩，似乎从多年前的上海来到了1937年的南京。这位贪财好色、嗜酒如命的入殓师，居然奇迹般地扮演了神父的角色，而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当这位流浪汉穿上神父的衣服后，居然像一位真正的神父那样，开始维护生命的正义和灵魂的纯洁。于是，一个是粗鄙的美国二流子，一个是风尘的秦淮女子，他们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成全了彼此的“救赎”。
而佟大为扮演的国军军官，无疑是电影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只差几步就能出城”的情况下，他做出了生死攸关的抉择。在此之中，一个抵抗的中国男人给人带来的血脉喷张的力量，虽说不能消弭随后的“屠杀”给观众带来的耻辱和挫败感，但这种“抵抗”所带来的希望，至少冲淡了影片弥漫的血腥给人造成的不安。佟大为和他为数不多的残部，列队迎着子弹扫射炸飞日军坦克的一幕，不管是否出于虚构，都在抒发观众情怀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甚至是那群受到众人保护的女学生们，当她们一直所鄙视的们最后成为她们的“替换者”时，这群睥睨一切的女学生们也在那一刻感受到了刻骨的“成长”和教益。除此之外，曹可凡饰演的孟先生，就像《南京！南京！》中的范伟饰演的唐先生一样，都以起初猥琐，最后悲壮的轨迹，演绎了“汉奸”终成英雄的救赎之路。而那位尚未成年的乔治，也在关键的时刻勇敢地挺身而出。这些普通人的情感变化，无一不是战争所激发出来的崇高情怀，这些都是人性光辉的展示。
三、国际视野与普世语法的“症候”
作为一位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导演，张艺谋在电影商业化的追求之外，其实有着极为明显的艺术野心。他迫切地希望得到世界主流文化的承认，这种倾向早在《英雄》中便已产生，而在《金陵十三钗》中，跻身西方主流的欲望更加强烈。从整个叙事元素来看，《金陵十三钗》可被看作一部典型的好莱坞影片，一部“非常奥斯卡”的电影。相对于小说，电影的叙事清晰地显示出目标定位。原著中的老神父被贝尔饰演的年轻的玩世不恭的“流浪汉”所代替，“这种改变带来的不仅仅是好莱坞一线男星出演的标签，不仅仅是他的到来对于这个商业奇观的标志性意义，他更为直接的作用在于为电影文本提供了一个主动的主人公，一个充满行动的人物；并且，他从玩世不恭的男人到悉心的保护者、温柔的爱人与沉默的英雄的巨大转变，承担着将情感推向的重任。”另外，其他人物出场与最后情节的改变，即每一个都得到“救赎”的结局，便是典型的好莱坞叙事电影的人物发展模式。而电影本身也以“保护女学生”为宗旨，巧妙地消解了国族的、宗教的与传统的宏大叙事，从而在一种商业背景中突出了单纯的人性主题。
这确实是一部最与国际接轨的叙事题材，这里不仅仅指的是“穿着旗袍”的“异国情调”，而是更为内在的“自我西方化”的过程。从那部无数人致敬的《辛德勒的名单》，到波兰斯基的《钢琴师》，再到施林克深受欢迎的小说《朗读者》，中国作家和导演一直希望将“”的故事也写进这个关于战争和人性，杀戮与情感的世界主题序列。以个人在战争中的拯救与牺牲，来反思这场战争，以人道主义的光辉和宏观悲悯的视角拉开历史的围幕。《金陵十三钗》无疑符合这种国际化的创伤叙事模式。甚至张艺谋的作品打磨得更细腻，镜像语言服从感很强。尽管这部从生产、宣传，到销售发行，都瞄准了国际市场的电影产品，有着极为精美和感人的艺术形式，但其做作的痕迹还是极为明显的。电影剧本的改编凝结着严歌苓、刘恒、周晓枫等一流团队的劳动成果，但剧本的打磨却仍欠火候。诸如人物情感的变迁稍显突兀，情感的自然流露受到限制等问题，被挑剔的网友们毫不留情地指出。如评论所诟病的主角约翰，一个贪婪的酒鬼、一个轻浮的色鬼、一个玩世不恭的无神论者，其人格的升华似乎在一刹那之间便惊人完成；而豆蔻们寻找琵琶弦一段近乎儿戏的“出逃”；学生们面对们换衣服的场景时出现的如释重负的欢笑，都有着极为牵强的痕迹。另外如电影的结尾，相较于小说的结尾，少了剧情的交代，似乎不符合中国传统叙事的表达。这些叙事的瑕疵也让人怀疑张艺谋在急功近利的好莱坞路线之中，其内心对艺术和历史的忠贞程度。
影片最后结束于约翰驾驶着满载女学生的大卡车离开暮色中的南京城，这种逃离的叙事以一位白人男性的成功拯救而告终。当然，这一方面是出于电影讲述故事的需要，需要一个贯穿式的英雄人物，另一方面的确会迎合西方观众的接受习惯，由西方明星扮演的白人形象，成为最终的拯救者，这是符合西方观众的接受习惯的。然而，这样的结尾其实是对小说原意的巨大“冒犯”。在严歌苓的小说之中，玉墨作为战后的幸存者，她以毁了容的面貌出现在1945年南京审判的现场，并由她指证当年日军的南京暴行。在此，小说也以巨大的“叙事空白”已然说出了当年12位姐妹们赴宴之后凄惨的结局。这种小说与电影之间“中外有别”的修改，似乎已经说明我们如今所深陷的南京叙事的主体性窘境。就张艺谋而言，他为了成就救赎者的人性光芒，而不敢面对小说中所揭示的更为悲惨的结局，恰是为了建构其普世主义语法的完美外观，但这正是“”叙事的问题所在。因此，尽管在大多数人看来，《金陵十三钗》是张艺谋在《活着》以后最好的影片，但作为一部叙述“”的电影，它所承担的民族寓言和化解创伤的命定功能，依然让人疑窦丛生。正像评论者所说，我们看到各种电影叙事的视角集中在拉贝、安全区的美国人、日本士兵、假神父与真身上，未来我们还可能看到魏特林的故事、福斯特的故事，却极难完全在本土视角下寻找到拯救者的形象，“书写纯正的民族神话，至少在南京不行”③，蕴涵在此的问题确实值得人们深思。
关于“”的叙述，纯正的民族主义神话早已破产，而绝对的普世主义视角却也不能说毫无问题。在“”的电影书写越来越进入主流视野的今天，如何在民族性中凸显普遍性，而非使民族性消融于普遍性，这恐怕是此后的“南京”叙事亟待克服的历史窘境。对此，在《金陵十三钗》所开创的彻底的好莱坞路线之外，是否有一种更为有力的叙事形式，恐怕是以后的电影工作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注释：
① 徐刚：《一场未遂的历史对话——关于电影〈南京！南京！〉引发的争议》，《粤海风》，2009年第5期。
② 朱大可：《十三钗的“爱国主义”》，原载于《南方都市报》，2011年12月13日，参见“朱大可新浪博客”。
金陵十三钗评价范文第3篇
“李宗盛是真爱做饭，没事就做饭让我去试试，结果体重一下子就回来了。”
“北方人一定要吃饺子，我们吃汤圆和馄饨。”
1987年，一场大学生主持人比赛，将专业本为医学的曹可凡带上了主持人的道路。如今，二十几年的时光，转眼而过。岁月带来的有荣耀：1997年“金话筒奖”；2004年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主持人奖；2009华语主持成就人物奖……昔日青涩新人，如今已是主持界的资深前辈。
不过，不止主持哦，你还会在《金陵十三钗》等多部电影中发现曹可凡的身影；同时也会在《可凡倾听》、《悲欢自酬》等著作的作者栏中寻到他的名字；还会在美食节目《顶级厨师》中听到他犀利而不失温和的评断；而前一阵，在金球奖上与诸多明星的合影，更是让他荣获“影帝”称号。
曹可凡很“忙”，但不“乱”。他言语间透着的，总是不急不躁，舒缓自如。
这个年龄的曹可凡，有几分“厚积薄发”的感觉。就像他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时说：“不断地积累，不断地沉淀，再有就是坚持，你对一件事的专注度有多大，成功的就几率就有多大。”
春节：“北方人一定要吃饺子，我们吃汤圆和馄饨”
新春佳节即将来临，说起上海的春节美食，曹可凡可是娓娓道来。
记者：上海过春节与北方有什么不同？能否介绍一下您心目中的春节经典美食？
曹可凡：习俗是初一早上第一顿饭要吃汤圆，意味新年圆圆满满，而且要有沥水，寓意有财有势。我们家每年过年都是一家人聚到一起，主要还是以上海菜为主，比如笋干烧肉、四喜烤麸、八宝饭、蛋饺，这些都是必吃的，上海的春节和北方应该也没多大差异，可能就是吃的东西上会有不同，北方人一定要吃饺子，我们吃汤圆和馄饨。
“我现在太胖了，要少吃点，清粥小菜对我来说一样也是美食”
在生活中，曹可凡有一个绰号“美食家”。在她心目中，美食的含义很广，可以是花样百出，做工复杂，也可以是简单至极，例如一道清粥小菜。
记者：最能打动您味蕾美食是什么？您心目中如何定义美食？
曹可凡：这有很多，《顶级厨师》每一期我都能品尝到打动味蕾的美食，比如刘睿压力测试做的一道火焰牛柳，还有像赵丹做的榴莲甜品、猪手都非常好吃。美食当然就是好吃的食物，不过对于我来说还要健康卫生，但是我现在太胖了，要少吃点，清粥小菜对我来说一样也是美食。
“我们经常会去一些名气好的路边摊吃”
正因为喜爱美食，所以每到一个地方，曹可凡也会去有名的小吃摊品尝美食。
记者：到一个地方会专门品尝当地的小吃吗？
曹可凡：这个肯定会，我们经常会去一些名气好的路边摊吃，用洋气的说法就是黑暗料理，我们觉得那种味道才是本地最地道的味道，也是我们最放松的时刻。我自己吃饭是一个很不挑剔的人，只要吃不死都能吃，真的没什么讲究，但是你要让我较真呢我就会跟你很较真，所以上饭店吃饭我就会觉得什么东西都不好吃，包括好多我朋友的饭店，他说：啊，你来吃饭。我说：做得实在不好吃。
拍《金陵十三钗》瘦了30斤
如今，不仅能在电视荧屏上看到曹可凡的身影，在电影大屏上也会看到他的表演。而为了《金陵十三钗》中的“孟先生”，曹可凡瘦了30斤。
记者：有向影视领域发展的意愿吗？
曹可凡：有好的、感兴趣的剧本我也会考虑。也要看剧本，当时拍《金陵十三钗》时虽然戏份不多，但是瘦了30斤。但是又做了《顶级厨师》，第一季时就胖回来了10斤，李宗盛是真爱做饭，没事就做饭让我去试试，结果体重一下子就回来了。
“金球影帝”：“其实那天是为张伟平的新片跟一些人去谈合作的”
2012年“金球奖”颁奖典礼，曹可凡在微博上传了多张他与明星的合影，比如说李安、阿黛尔……曹可凡也因此被网友戏称为“影帝”。
记者：您在金球奖颁奖典礼与很多明星合影，在合影过程中，有趣事发生吗？
曹可凡：这事之前传得还挺热闹，我看微博上大家都叫我“影帝”。其实那天我们是为张伟平的新片跟一些人去谈合作的。我们都会静静观察哪个女演员比较合适，导演方面也在联系李安。但是好莱坞谈合作是这样的，我先跟你谈一下然后你去研究，我只能跟你一个人谈，你觉得不行了，那我就不找你了，绝对不能几个人一起谈。颁奖期间大约每隔十分钟，会有一个暖场广告的间歇，间歇时大家基本就聊天，喝酒，然后上厕所，抽烟。整们过程大家都在合影，自拍啊，互拍啊。
“我给Yes的原因就只有一个，他的乳鸽很好吃”
在综艺节目《顶级厨师》第二季中，曹可凡身兼主持与评委。东方卫视引进的这档综艺节目尽管以“美食成就梦想”做嚎头，但曹可凡说他们评价的标准只有—个：“你菜做得好吃，有创意，我们就给Yes；故事再感人，菜做得一塌糊涂，我们也会很遗憾地给出No”。
金陵十三钗评价范文第4篇
[关键词]奥斯卡最佳外语片；《金陵十三钗》；翻译导向；翻译策略
近年来，国际大片的进口和传播形势一片大好，众多外国影片在中国叫好又叫座，在各大国际电影节中也满载而归。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内地电影冲击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16年败北，毋庸置疑中国电影在技术、营销和阵容中都已向国际先进水平靠拢，越来越多的业内人士将视角转移到国语电影翻译创作上，认识到片名和字幕翻译的水平是中国电影走向国际市场的关键制约因素。
对白、画面、音乐是电影核心思想和艺术魅力的重要承载，其中电影对白作为一种文化信息蕴涵着出品国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风俗习惯，如何将汉语对白，包括其中的成语、典故、俗语等准确、生动地翻译出来，既承载汉语文化价值，又实现影片的国际化“再创作”，显得至关重要。
一、电影片名英译是中国电影“申奥”的“冲锋号”
电影片名最先展示在观众和评审面前，是电影内容的眼睛，具有宣传和艺术双重价值。电影片名翻译包含语言转换、文化顺应及市场预测三个重要过程，对打开国际市场、争取市场份额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根据翻译理论家奈达（Nida）提出的社会符号学翻译法，语言作为一种独特的符号系统应同时具有信息功能、达情功能、呼唤功能和美感功能。电影片名作为影片主题和内容的高度概括，要承载一定的信息，同时能引起观众的愉悦感和共鸣，具有吸引力，这是片名翻译的核心标准。具体而言，电影片名翻译包括以下三方面标准。
第一，语言转换标准，包括语音和语义的优美表达。音韵美主要依靠音调、节奏来体现，张弛有度、朗朗上口的片名往往能获得观众的肯定和喜爱。汉语具有声调语的性质，在英译时要注意更多关注英语语言的语调性，短语翻译时尽量做到行云流水、连绵不绝，例如把《芳草碧连天》翻译为带有头韵特征的短语“The Green Grass of Home”，把《花样年华》译为“In the Mood For Love”。语义表达应以达意传神为标准，兼顾语言习惯和文化传统。片名翻译中，“Gone with the Wind”（汉译为《乱世佳人》）与《霸王别姬》（英译为“Farewell to My Concubine”），前者形象地展示出女主人公坎坷的经历，而后者顺应了西方人的审美心理和文化偏好，是成功的片名翻译实例。
第二，文化顺应标准，指电影译名应以适应目标语文化为视角。众所周知，语言只有在文化大背景下才能真正地体现出它的意义，具有实用文体翻译性的电影片名翻译更凸显了这一文化背景需求。此处“文化”取其广泛含义，包括法律法规、审美习惯和习语习俗，特别要注意西方文化中的一些禁忌。例如，生活《龙年警官》在国外展映时译为“Police Officer in，1988”，并没有采用“龙”这一动物符号，主要是考虑到西方并不把龙视为尊贵的象征，反而看成一种邪恶的图腾。
第三，市场效果标准，主要指片名翻译所遵循的有关市场营销规律。一部成功的影片不仅在于其蕴涵的文化主旨或标新立异，更在于它获得的商业价值，对观众的号召力和感染力。从这一角度出发，电影片名的市场营销要体现原创性、可持续性和赢利性，给电影带来更大的商业利益和社会效益。
上述三个评价标准是相辅相成、互相影响的。它们轻重各异、井然有序地存在并发挥作用，共同构成电影片名翻译标准的有机评价体系，指导着具体的翻译方法和策略。
二、文化价值承载是“申奥”影片翻译的根本导向
（一）中国电影翻译中的文化缺失现状
随着我国多媒体影视技术的日新月异和中国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世界电影格式势必发生变化，影视翻译中汉译英的比重将不断增大。影视作品的交流一直被视为文化交流方式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中国电影梦，既是世界梦，也是民族梦，中国电影走向世界，不仅在于它的身影，更在于它的灵魂。
早期的本土影视作品翻译一般采取回译的方法，更多地关注语言的归化，这是由我国的开放程度和文化交流水平决定的。电影一般都是用中文创作，在国内播放成功后，再将原作通过字幕翻译成其他语种，翻译过程比较单一，但大多反映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背景和习惯的差异考虑较少。如今，人们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对外国文化的接受程度也更为开放，加之历代导演对国际电影大奖的迫切渴望，电影翻译逐渐呈现过分关注目标语言、本土文化缺失的极端现象。
通过统计2004年到2011年入围国际电影节的中国影片片名翻译方法，我们发现“忠实”策略已经失去了它的优势，国语电影无论是字幕还是片名大都丧失中国文化韵味，甚至出现极端独立的直译现象。例如，电影《霍元甲》作为一部描写中国武术大师的传记影片，却翻译成“Fearless”，显然为了向《第一滴血》等美国动作片靠拢，却丧失了本土文化内涵，缺乏文化自信，埋没了一位战败各国武师、名扬上海的一代宗师。与此相似的还有《梅兰芳》（译为“Forever Enthralled”）、《阮玲玉》（译为“Center Stage”），似乎外国人的名字可直接音译，而中国人的名字外国观众则无法接受。其实梅兰芳和阮玲玉都是世界知名的艺术家，译为Mei Lanfang或Ruan Lingyu外国观众也会欣然走进电影院观赏讲述大师生平的电影传奇。
让无数国人骄傲的奥斯卡获奖影片《卧虎藏龙》被视为中国电影“申奥”的成功典范，该影片从片名到字幕的英译都坚持了本土文化特色，中国武术精神贯穿始终。就片名而言，《卧虎藏龙》在国外展映时大胆直译这一深奥的中国成语，取其出处“暗石疑藏虎，盘根似卧龙”，翻译为“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对白中的中国功夫流派、高手的心境和处世之道等大多在翻译时忠于汉语原文原意，充满东方神秘感，获得了评委会和外国观众的认可。
（二）中国电影英译的文化保留策略
《金陵十三钗》以作家严歌苓的中篇小说取材，电影以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后的血腥屠城为叙事背景，将冲突和矛盾集中于一所天主教堂中，刻画了战战兢兢的女学生、风尘放浪的以及顽抗到底的伤兵。从误解到理解、从懦弱到勇敢、从鄙夷到钦佩，讲述了一段青楼女子在风雨飘摇中保护女学生，慷慨赴死的悲壮故事。
电影《金陵十三钗》试图以一个独特的视角，再现一段屈辱、虐杀的历史真实，以唤起观影者的历史记忆和思考，翻译时应考虑这一文化历史背景，对白中关于中国传统理念对的重视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精神状态刻画应以直译为主，保留中国文化价值取向。从这一角度看“The Flowers of War”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影片以女性为主体，而对于这一历史背景无法准确体现，或许将“war”换成“Jinling”更为合适。
在具体的汉译英翻译时，可采取以下策略，保留电影的文化价值：（1）片名或对白中的人名、地名多采用直译，坚持文化自信，同时通过电影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2）影片中事件、事物名要反映原中文名特有的文化内涵；（3）中文成语、熟语或诗词往往有深刻的寓意，尽量以意译与直译相结合的方法还原表达，必要时可双关或比喻。
总之，在电影翻译时要注意避免过度归化或显化，同时尽量保留文化信息，掌握双语语言和文化的精髓。
三、坚持“观众感受论”为基调的翻译方法和策略
在审美习惯方面，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往往不尽相同。中国观众更注重想象和领悟，习惯于艺术语言的暗示和发散，而西方观众则更为直截了当，强调逻辑感和准确性，表述语言时更为言简意赅。出于中国影片进军国际的目的，就要充分考虑以英语为母语的外国观众心理需求和审美标准。
范仲英先生根据翻译的功能、定义和特点，提出译文以使读者能够得到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或近似的感受为目的的翻译观点，“感受论”的核心标准是“达”字。具体来说，应遵循以下翻译策略：
第一，片名翻译。片名最直观体现出东西方不同的审美情趣，要做到“达”需要兼备艺术性和概括性，反映原片的主题。同时尽可能采取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即适合观众的欣赏习惯。例如国外影片引进时，“Speed”译为《生死时速》，“The Rock”意译为《石破天惊》，让中国观众一听电影名称就有那惊险刺激之感。
第二，台词翻译。影视台词具有瞬时性，它不像小说或其他文本资料可以反复研读，电影中的人物语言要求观众一遍就能听懂，避免晦涩难懂、前后不一的翻译；电影语言的通俗性，不能过于要求观众的文化程度，要以一般人认知为基准；人们经常用“千人千面，千人千腔”来形容戏剧艺术，要求译者根据演员的不同身份、性格、心态译出对白。在《金陵十三钗》这一影片中，翻译之间调笑的对白时，就可用一些英文中口语化甚至社会底层的词汇，反映她们风尘、放浪的特征；而在翻译学生对白时，则较为严肃、正式。
第三，动作限制。电影是声音与画面的高度结合，受演员的口型和动作限制，翻译要尽量增加影片的真实性，避免给观众过高的虚假感受。例如，有时演员的语速太快，为了与其口型吻合，可将原本是一个完整的句子用一个短语或词组来代替；而有时由于演员夸张性的表演或感觉需要，将一个很短的句子读得很长，我们就要根据口型张合，添加一些词语。
四、结语
从张艺谋、冯小刚到陈凯歌，中国第五代导演试图突破本土市场的范围，频频征战奥斯卡，奥斯卡奖成了每一个电影朝圣者心目中的麦加。《金陵十三钗》先后落败金球奖和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除了其英文对白过多不符合标准外，也缺乏国际化的翻译导向和策略。
笔者期望，本文所探讨的电影片名及对白的翻译评价标准能成为一个系统化的指向，同时给盲目应和西方口味的电影翻译现象敲响警钟，凸显文化价值在影视翻译中的灵魂地位，结合直译、意译等具体翻译策略，从观众感受出发，准确、生动地进行中国影片的语言“再创作”，有力地保障电影译介与推广的效益，打开中国优秀电影在国际电影大奖和市场营销中的成功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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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十三钗评价范文第5篇
与中国大片相继进军海外市场以谋求国际认可，追逐大制作、大明星、大投资的创作倾向相异，以《失恋33天》为代表的一批国产中小成本电影异军突起，该片曾在2011年的国内电影市场中赢得了不俗的票房和口碑。这一大一小的鲜明反差，恰恰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现实境遇和文化选择。而就当下中国电影而言，如何学会运用电影的语言讲故事、表达人文立场，如何更好地用文学的审美丰富影像，并为中国电影注入文化血液，将是每个中国电影人值得深思的问题。
中国电影要补“文化”课
无论从叙事视角、叙事模式，还是从价值立场、思想理念上看，《金陵十三钗》都为我们思考中国电影的创作形态及文化追求提供了一个时新且鲜活的样本。
纵观近几年的古装武侠大片，从《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到《赵氏孤儿》，无不给观众的感官造成了巨大的空洞，即此类武侠大片提供给观众的，仅仅是一种宣泄创作人自我价值的“空中楼阁”。当中国电影以“巨无霸”的方式迅速膨胀之时，用来填充这个“巨无霸”的内容或软件却如空气般虚无缥缈。此外，当编剧热衷于谈论剧本内容时，他们也恰恰忽视了剧本的真正内涵――文化。纵然《金陵十三钗》在画面呈现、技术手段方面均做到了国际领先，但是影像背后给予我们的文化思考和灵魂震撼却在追赶世界领先的过程中被搁浅了。
由此笔者认为，中国电影首先要补“文化课”，这里的“文化课”不仅是指电影表现的内容、传达的文化诉求，也是指整个电影文化生态的建设工作。面对当下的中国电影界创作过度娱乐化、题材趋于同质化的现状，我们更应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电影业主体价值观的缺失，不仅是中国电影人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文化生态的问题。
练好“内功”是为了更好地“走出去”
在中国电影产业化的进程中，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些电影人坚守艺术理想和现实精神，执著于电影艺术的美学探索，并推出了一批极具良好口碑和审美价值的影片，（如《碧落雪山》、《钢的琴》等）；另一方面，一些电影因盲目追求利润最大化，以空洞的内容、明星的扎堆甚至娱乐至死的信条堆砌出一部部远离现实生活、脱离文化本土的电影作品，更有一些创作者以好莱坞的趣味为艺术标准，以奥斯卡为最终目标，不遗余力地寻求海外的影响力和国际电影人的认可。诚然，加快中国电影的海外影响力和传播力，支持中国电影“走出去”，传播中国文化，不失为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中国电影业也应正视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片面地以“冲奥”为标准的创作倾向就值得商榷。笔者认为，过多外在因素的渗入必定影响中国电影整体文化品格的提升，比如新媒体手段的推波助澜，这使得中国电影呈现出“亚洲的面貌，好莱坞的口味”的发展畸形。简言之，以奥斯卡为标准的创作，不仅无助于推动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而且也不利于化解中国电影创作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相反，中国电影练好“内功”，以最快的速度回归本真，最大限度地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和审美精神才是当务之急。除此之外，中国电影还普遍缺少一种能与国外观众对话的价值观。毕竟文化自信与文化尊严密切相关，这也决定了中国电影必须在提高原创力和吸收民族文化营养上多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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