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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万宁有没有回南天
万宁有回南天。
回南天出现后持续时间不会太长,一般也就3、5天。当新的冷空气到来或天气持续回暖就会结束。另外中午有阳光也别开南窗。要提前关闭门窗,先防后治,防止室外暖湿气流进入。有些人以为中午阳光明媚,可以开窗通风,这种做法并不能缓解潮湿现象。中午是室外气温最高的时候,室内外温差也最大,这个时候通风,有时会引致室内地面、墙面水汽凝结更加严重。
万宁回南天是几月份
万宁回南天多在三月份。
万宁回南天是几月份是当下很多人都有的疑问,毕竟由于回南天室内外的温度都很大,所以很多人都会提前购买祛湿物品。回南天也被简称为回南,是对我国南方地区-种天气现象的称呼,回南天通常指每年春天时,气温开始回暖而湿度开始回升的现象,回南天一般出现在春季的二三月份,浓雾是回南天最具特色的表象,回南天空气湿度大,为防潮湿,在早晚注意关窗,家中挂干燥剂等。
万宁回南天会持续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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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勒比是一座水上乐园,里面有各种好玩的游乐设施,人们在里面游玩。我们买好门票,走进了加勒比,我左看右看,却不见爸爸,妈妈,弟弟的身影。我小心翼翼地把脚伸进水里,却不小心摔了一跤,疼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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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食品处理和加工;卫生服务研究;结果评价(卫生保健);学生保健服务
【中图分类号】 R 179 G 47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07)11-1003-03
为贯彻落实卫生部《推行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的通知》精神,进一步加强学校幼儿园食品卫生安全管理,预防和控制学生集体食物中毒及食源性疾病的发生,南宁市卫生监督所于2004年7月起对全市学校、幼儿园食堂进行了食品卫生信誉度量化分级管理工作。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南宁市辖区内187家大中专院校、中小学校及幼儿园的食堂作为评审对象。
1.2 方法 (1)成立市量化分级评定领导小组、专家组和评审小组。(2)宣传和培训:组织学校及幼儿园有关负责人、卫生管理人员集中举办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培训班,指导相关单位建立和规范卫生档案,开展自评及整改。(3)现场检查评定:评审小组到各学校、幼儿园进行卫生许可审查量化评价及经常性卫生监督量化评定,确定食品卫生信誉度等级,对初步评定为B级的单位,报专家组进行评定;对初步评定为A级的单位,报自治区卫生厅进行评定。(4)评分标准:按照卫生部制定的《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指南》及《餐饮业卫生许可审查量化评分表》、《餐饮业经常性卫生监督量化评分表》分别进行卫生许可审查、经常性卫生监督检查评分,综合考评确定等级。得分在总分的85% 以上者为良好,60%~85%者为一般,60%以下者为差。按卫生许可审查、经常性卫生监督审查均为良好者为A级;一个良好,另一个一般的评为B级;二者均为一般的评为C级;一个良好或一般或差,另一个为差者为D级。评出食品卫生信誉度A,B,C,D 4个等级。
2 结果与分析
2.1 综合评审分级情况 122家高等院校及中专学校食堂评出A级5家,B级1家,C级116家;49家中小学校食堂评出A级9家,B级3家,C级37家;16所幼儿园食堂评出A级4家,B级9家,C级3家。187家食堂按信誉度和风险分级为C级(高度风险)的集体食堂最多,为156家,占83.4%;其次为A级(低风险)18家,占9.6%;B级(中度风险)13家,占7.0%。187家食堂按学校类别分别对食品卫生管理、建筑与布局、卫生设施、食品贮存、专用间要求、生产经营过程等方面进行检查,结果显示,幼儿园食堂软硬件设施以及卫生管理明显优于其他各类学校,差别有统计学意义(χ2=84.65,P中小学校>高校及中专。
2.2 B级以上学校食堂许可审查评审中主要的扣分项目 31家B级以上学校幼儿园中有近半数食堂食品储存不符合卫生要求,主要表现为原料库不分主、副食仓库设置18家(58.1%),冷藏库(冰箱)无温度显示装置12家(38.7%),未安装机械通风设施9家(29.0%);加工场所建筑材料天花板未使用防霉涂料覆涂被扣分的单位达14家(45.2%);未使用专用食品销售窗的单位也达8家(25.8%)。其次员工更衣室未设置洗手设施(22.6%)、不按有关规定管理废弃食用油脂(19.4%)、厨房及各操作间地面和墙壁装修不符合卫生要求(16.1%)、烹调间排烟排气不畅(12.9%)等问题也较普遍。
2.3 B级以上学校食堂经常性卫生监督评审中主要的扣分项目 经常性卫生监督评分方面:加工场所环境卫生等项目扣分最多,主要为洗手消毒设备运转不正常14家(45.2%),防蝇、防鼠、防尘设施无效12家(38.7%);从业人员有不良卫生习惯9家(29.0%);食品采购与储存扣分的单位分别达8家(25.8%)。其次在相应制度的检查落实(19.4%)、餐具保洁(3.2%)、加工操作过程卫生规范(9.7%)、废弃油脂处理(9.7%)等方面也存在问题。
2.4 B级以上学校幼儿园食堂综合评审情况 在评为A级的食堂中,综合分最高的为中小学食堂,得分为92.97分,综合分高低依次为中小学校>幼儿园>高校及中专。而在评为B级的食堂中,综合分最高为幼儿园食堂,得分高低顺次为幼儿园>中小学校>高校及中专。见表1。
3 讨论
南宁市的各类学校食堂以幼儿园食堂的管理较为规范,A,B级食堂的比例占幼儿园总数的81.25%,优于高校及中专、中小学校,与珠海市托幼机构量化分级评分低于大学和中学[1]不同。究其原因,是因为B级以上的幼儿园在建设时,严格按照卫生部门的技术指导意见进行食堂的布局和规划,卫生设施齐全,注重食品卫生安全管理,在食品卫生信誉度评分中问题较少。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实施的目的之一是调动企业的主观能动性,促进企业加大硬件投入和加强自身管理建设[2]。硬件设施的改善涉及到对场所的改造和资金投入,加工场所偏小、布局不合理、设备设施老化等是多数老的餐饮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从整个评审过程看,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场所硬件设施不符合卫生要求,以上通过A,B级审核的单位就全市来说应是原基础条件较好的单位,但在初评时也还存在许多硬件的问题,今后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对新申请办证的餐饮企业应加强完善预防性卫生监督工作,避免日后进行整改。要保证食品卫生,仅有好的生产经营设施、条件是不够的,日常的自身管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3]。此次参加评审的餐饮企业虽然均制定有相应的管理制度,但管理制度实施和落实还存在不少问题。通过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的实施,应明确企业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全面提高企业的自律能力和食品卫生管理水平。
学校要充分认识到食堂不是学校的一种附属设施,必须加强自身管理,进一步加大食堂硬件设施的投入,强化软件设施的管理,做好食品生产经营关键控制点的卫生质量控制工作,从源头上减少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卫生监督部门必须加强预防性卫生监督工作,对新建、改建、扩建(包括整改)的学校食堂图纸设计,结合卫生许可审查量化的要求和各校食堂的具体实际进行现场技术指导。
4 参考文献
[1] 杨卫国,黄宏瑜,黄彪,等.珠海市学校及托幼机构集体食堂推行食品卫生量化分级管理结果分析.中国食品卫生杂志,2004,16(3):242-245.
[2] 汪建荣.积极推行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中国卫生法制,2003,11(3):10.
[3] 卫生部.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指南.中国食品卫生杂志,2002,14(5):48-50.
[关键词]废弃食用油;生物燃料;回收模式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4)02-0051-05
一、引 言
废弃食用油生物燃料化已成为现实中极为关注而理论上亟待解决的问题。当前学术界着力从目标规划、法规管制等视角研究这一问题,主要涉及回收体系重构以及餐厨废弃物管理,而较少关注废弃食用油回收模式的选择,实质上,不同的回收模式意味着生物燃料企业、回收商与餐馆的资源承诺及风险水平是迥异的,进一步影响了各利益相关者的收益及运营决策,因而研究废弃食用油生物燃料化的回收模式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为推进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同意北京市朝阳区等33个城市(区)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试点实施方案并确定为试点城市(区)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批复了北京市朝阳区等33个城市(区)的实施方案并确定为试点城市(区);随后中央政府印发了《关于印发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支持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试点城市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发改办环资〔2011〕1111号),给予6.3亿元循环经济专项资金支持,并提出支持餐厨试点工作的具体支持内容、支持方式和实施程序等。在33个废弃食用油资源化试点城市中,大体形成苏州、宁波、兰州三种,另有其它类型的回收模式,尤以南京市为代表,本文将其称之为南京模式。通过比较典型的回收模式将有助于政府调整餐厨废弃物管理的政策,推进废弃食用油生物燃料化。
二、文献述评
涉及废弃物回收模式的研究多以家电或电子产品为分析对象,侧重于:
第一,逆向物流回收模式选择及评价。相关研究一般将回收模式分为第三方负责回收、零售商负责回收、生产商负责回收三种,建立模型比较不同模式下回收主体利润、回收率等指标。例如姚卫新(2004) 通过博弈模型及仿真研究,指出较之于其他两种模式,第三方回收模式中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利润均为最小;Savaskan等(2004,2006)研究了制造商和零售商在再制造闭环供应链中如何决策以及制造商如何选择回收渠道的问题,通过比较各个回收模式的批发价、零售价、回收率和整个渠道的利润评价每个渠道的优劣。刘晓峰(2007)将网络分析法应用于物流回收模式选择评价,从经济、社会及技术三个主要方面提出了基于网络分析法( ANP) 的评价选择模型。同样是分析三种模式,徐兵,吴明(2012)构建了一主两从博弈结构的两层规划模型,并通过模型分析最优直销价、零售价和回收再制造率决策,研究表明,生产商负责回收时的回收再制造率最高。
区别于以上学者的研究,吴容,江玮璠(2010)将回收模式分为私人简单回收模式、生产商负责回收模式、生产商联合体负责回收模式、第三方负责回收模式四类,建立了一套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四种回收模式进行选择,数值仿真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与可行性。针对报废汽车的回收,贺政纲(2013)将模式分为消费者自行送至回收拆解中心、制造商回收、销售商回收、第三方回收等几种,结论同姚卫新、徐兵等人的研究相反,即应当采用基于第三方回收企业为主体,其他回收主体相结合的回收模式。
另有少数学者如王莉,刘应宗(2009)分析了我国餐厨垃圾回收模式存在的问题,研究认为建立完善的餐厨垃圾回收体系是实现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的前提。
第二,特定条件约束下的回收模式选择研究。在生产商延伸责任( EPR) 的约束下,产品的回收模式较传统的回收模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为此魏洁与李军(2005)研究了生产商延伸责任约束下生产商负责回收( MT),生产商联合体负责回收( PT) 和第三方负责回收( TPT )三种回收模式,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和实例验证对不同回收模式下的最优零售价和生产商利润进行比较研究;由于生产商利润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需求函数或者需求是否具有确定性,因而考虑需求的影响可能有助于推进回收模式的选择研究。基于此,刘羽欣与陈伟达(2008)对需求函数为非线性的不同回收模式下的产品最优价格和生产商最大利润进行了比较分析;而郭军华等(2012)以新产品及再制造产品的需求均为不确定为前提,分别建立了制造商回收、零售商回收及第三方回收三种不同回收模式下的再制造闭环供应链模型,并给出求解的优化条件,结果表明:制造商主导的再制造闭环供应链中,第三方回收模式下制造商利润最高;制造商回收模式下新产品及再制造产品的零售价均最低。部分学者分析了市场结构或市场力量约束下逆向供应链回收模式选择问题,如Choi(1996)与Seong(2003)考虑了制造商领导的Stackelberg 博弈、零售商领导的Stackelberg博弈、制造商和零售商N ash 均衡博弈三种市场结构;而易余胤(2009)则考虑制造商领导、零售商领导以及市场无领导者三种力量结构下具竞争零售商的再制造闭环供应链博弈模型,结果表明,从环保的角度看,制造商领导的市场结构更优,但消费者和整个行业偏好零售商领导的市场结构。
政府的监控及补贴对于不同回收模式下各博弈方收益的影响也引起学者的极大关注。例如,周永圣,汪寿阳(2010)考虑了政府监控下的三种回收模式,研究表明:当零售商负责回收处理退役产品时,生产商将会设定退役产品的单位回收激励价格等于政府给他的单位惩罚价格;当生产商委托第三方物流回收处理退役产品时,生产商为使其利润达到最大,将设定退役产品的单位回收激励价格等于单位惩罚价格与单位回收成本之和的一半。王文宾,达庆利(2008,2010)以电子类产品的回收作为研究对象,将政府的奖惩机制作为约束条件,博弈模型及数值仿真结果表明,奖惩机制下逆向供应链的回收率提高;奖惩机制下回收商的利润大于无奖惩机制情形的利润,回收商的积极性提高;适中的目标回收率水平和较大的奖惩力度搭配能够增加制造商的利润,提高制造商的积极性;奖惩机制下废旧产品的回购价提高,新产品的销售价降低。
综上可见,相关文献针对废弃物再制造或资源化回收模式问题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但仍存在以下缺憾:①从研究对象来看,大量的研究集中于废旧家电的再制造问题,对于餐厨废弃物的回收模式选择研究极为匮乏;②现有的餐厨废弃物的回收尚未能考虑回收模式在不同试点城市的差异性。实质上,不同的模式如苏州模式、宁波模式、兰州模式以及多数城市采取的回收模式,制造商与回收商的资源承诺、市场力量、决策先后顺序可能存在差异,进一步影响各利益相关者的收益,因而研究主要试点城市的废弃食用油回收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上研究的缺憾。
三、废弃食用油生物燃料化的回收模式比较
废弃食用油生物燃料化过程中,原料回收主要包括苏州模式、宁波模式、兰州模式及南京模式,其中苏州模式运营良好,但仍有待改进之处;南京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内多数城市的废弃食用油回收,从企业运营的实践来看,相当一部分生物燃料企业因高成本或者原料供应中断而亏损。具体回收模式分析如下:
(一)苏州模式
苏州模式的特点在于收储运一体化,即并不存在独立的回收商,而由生物燃料企业(或资源化处理企业)将市场上的回收小贩纳为企业员工,上门回收(见图1):
总体来看,苏州模式具有以下特征:①以行政管制减小非法生产厂商获得原料供应的可能性。在原料供应阶段,苏州政府采取没收黑车与截获废弃食用油并举的方式打击非法生产厂商,减少餐饮业的废弃食用油流向源头,在一定程度上致使餐馆主动与生物燃料企业或资源化企业联系。②以技术管制稳定原料供应与提高企业生产水平。目前生物燃料企业一般给予收购废弃食用油的小槽罐车或卡车配置GPS定位系统,如车辆偏离设定路线,公司将展开调查;而如果员工私自出售泔脚、地沟油,将被开除。公司的生产过程由视频摄像头监控,直接连通苏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处监控中心。技术管制还体现为回收车车载称重系统的装置,能够有效地记录进入回收车废弃食用油的数据,当餐馆的废油异常减少时,相关部门将着手调查。此外,生物燃料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标准设定也是技术管制的一种体现,比如对于废水、废渣的要求。③以成本最小化来激励生物燃料企业。苏州模式下,生物燃料企业将收运队伍内部化,即采用招聘等方式吸纳收运人员为企业内部员工,这可以减少企业与餐馆的交易成本;同时考虑到收运成本高昂,苏州政府给予生物燃料企业补贴,补贴价位每吨118.8元。④以奖励与零收费制度规范餐馆。按照中央政府的相关政策,餐饮业将餐厨垃圾交给政府,应上缴垃圾处理费。倘若私下卖给非法生产厂商,则餐馆可以获取赢利。苏州则制定政策强制餐馆免费将废弃食用油交予资源化企业,为弥补餐馆的收益,则给予其相应的奖励。
尽管苏州模式有效地推进了废弃食用油生物燃料化,但是仍然存在如下不足:①缺乏严厉惩罚机制导致仍有部分废弃食用油去向不明,生物燃料企业的原料供应仍然不足。严厉的惩罚机制包括数额巨大的罚款,酒店评级与废弃食用油回收挂钩等。②缺少更为实效的餐馆反哺机制。当前针对餐馆的激励限于数额不多的奖励,苏州政府正酝酿更为实效的天然气反哺机制,及按照废弃食用油的供应量返还餐馆相应比例的天然气。③缺少产业链末端的生物燃料销售激励机制。由于销售终端激励机制缺乏,导致生物燃料产成品销售不畅。这些激励机制具体包括强制销售、给予消费者以税收优惠等。
(二)南京模式
南京模式为回收商与生物燃料企业分离的模式。该模式下回收商多受生物燃料企业的委托,建立回收网络,配置回收人员;而生物燃料企业并不直接参与废弃食用油的回收。南京的模式优点在于第三方回收商可以利用自身的技术与网络优势,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并能够降低生物燃料企业的回收搜寻成本。然而,较之于苏州模式,南京模式存在以下缺陷:①生物燃料企业及回收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前者收购成本可能上升。由于生物燃料企业与餐馆并不是直接接触,回收商可能隐匿回收真实原料供应价格信息。②回收商可能隐瞒生物燃料企业将废弃食用油售予非法生产厂商。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且可能存在的监管不力,导致回收商将废弃食用油私下售予非法生产厂商而获利,进一步加剧了生物燃料企业的原料供应短缺。③部分地区回收与资源化处理量均与补贴挂钩导致回收产品的质量下降。政府适度补贴对于降低生物燃料企业的成本,稳定原料供应极为必要。但是具体实施过程中部分地方政府对回收商与资源化处理企业均给予补贴,且前者的补贴程度依据回收的餐厨废弃物量;而后者则依据处理的餐厨废弃物量,其后果是回收商为提高餐厨废弃物重量而增加补贴,严重影响了原料供应的质量(见图2)。
(三)宁波模式
宁波模式与苏州模式有相似之处,即生物燃料企业上门回收,不存在第三方物流回收。其主要特点为“政府引导、法制管理、集中收运、专业处置、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具体体现为:①运用市场化机制遴选有资质生物燃料企业。宁波市通过公开招标遴选三家废弃油脂处理企业,提高了中标企业的技术门槛。②政府提供回收运输工具,即政府出资购买餐厨垃圾回收专用车,租给回收企业使用。③负责管理收运工作的职能部门职责清晰。宁波模式运营过程中,收运工作由各区环卫部门负责组织。④餐馆缴纳适当的运费。为争取餐馆的配合与支持,政府规定免收餐厨垃圾处理费、免费提供专用垃圾桶,以远低于成本的价格收取运费(见图3)。
显然,由于遴选的企业具有一定的技术水平,且不存在第三方回收商,宁波模式减少了回收的成本,专业化处理餐厨垃圾能力较强;而生物燃料企业的寡头垄断地位也决定了其在市场决策中的话语权。但是较之于苏州模式,宁波模式的缺陷也较为明显,即缺乏技术管制及对餐馆的激励机制。苏州模式中,每个餐厨回收车均安装有GPS定位系统、车载称重系统,可以有效监控废弃食用油流向,这一点是宁波模式不具备的。与此同时,苏州模式中,餐馆不需缴纳餐厨垃圾处理费与运费,甚至在未来可能获得天然气作为激励。而宁波模式中,餐馆仍需缴纳一定的运费,进而降低了生物燃料企业获取原料的可能性。
(四)兰州模式
兰州模式区别于其他几种模式之处主要在于政府将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视为特许经营项目,以BOT方式授予甘肃驰奈能源有限公司特许经营权,由该公司负责投资建设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处理项目(见图4)。其特点主要包括:①产业链上游政府实施严格行政管制与技术管制政策。政府严厉打击非法回收商及非法收运餐厨废弃物,并以企业通过年审作为与生物燃料企业签约的必要条件。针对技术管制,兰州模式同样在餐厨垃圾收运车里安装GPS定位系统与通信系统,与工厂调度中心联网。②通过与研究机构合作、中外合作推进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与创新产出。为提升企业生产技术水平,甘肃省科学院、甘肃驰奈生物能源系统有限公司联合组建了兰州市生物质能工程技术中心,建立微生物领域研究平台;重点开展了城市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无害化处理的工艺设计和系统集成及关键设备的研发工作。与此同时,与欧洲生物质能研究机构签订了技术研发合作协议,围绕生物质能关键技术研发、工艺开展联合。目前公司在餐厨废弃物处理设备方面已取得23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证书,为餐厨废弃物处理环保设备制造和应用推广奠定了技术基础。③BOT的市场化运作模式理论上有效激励了生物燃料企业。BOT模式下,生物燃料企业在特许期内负责项目设计、融资、建设和运营,并收回成本、偿还债务、赚取利润,特许期结束后将项目的所有权交予政府。由于政府承诺给予餐厨废弃物处理以补贴,理论上这种模式可以减少生物燃料运营成本,激励生产。
与理论上相对应的是,该模式实际运营举步维艰,政府补贴未能有效落实导致生物燃料企业收购成本增加;政府着力于对非法回收商管制及运输阶段的技术管制,而忽视建立针对产业链源头餐馆的严格惩罚机制。在政府要求餐馆上缴垃圾处理费的情境下,缺乏激励机制的餐馆必然将部分餐厨废弃物私下售予非法生产厂商以获利,进而导致生物燃料原料供应严重匮乏,回收率低下。
进一步地,从回收成本、回收效率、专业化程度、技术支持与管制、对餐馆的反哺机制几个维度比较四种回收模式,显然较有竞争力的为苏州模式与南京模式,但由于南京模式不具备技术支持与管制,对餐馆也缺乏反哺机制,因而是次优模式的选择(见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