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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上音,悠悠古琴曲
和素素是旧相识,她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古琴爱好者,在一次朋友聚会上,有幸听她弹奏《平沙落雁》,琴声中散发着淡泊悠然的味道。闭上眼,脑海中浮现出天高云淡、水漾平沙、雁群安然栖息的情景。余音袅袅,内心渐渐平和宁静。我后来常和朋友去素素家做客,她喜欢给我们弹奏《渔樵问答》《醉渔唱晚》《潇湘水云》这些自然韵味的曲子。她说,有股子潇洒在里面。
少年时,素素读《红楼梦》,有一章讲到林妹妹弹琴,宝玉问林妹妹看的是天书吗?林妹妹解释这是琴谱。那一刻,一粒种子根植在素素的内心深处。那个年代,古琴老师少之又少。阴错阳差,素素开始学起古筝。2002年,随着学习的深入,她发现古筝虽然悦耳动听,却不是她想要的声音。
2005年,在深圳一次书会上,素素幸运淘到了一套古琴CD“老八张”,于是买回家赏听,她不由得被古琴内敛沉静的气韵所打动,这不就是她多年来找寻的大雅之音嘛。由于在深圳找不到古琴老师,2008年素素来到北京,专注于各种古琴讲座。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国家图书馆的一次讲座中,她有幸结识了人生中的第一位古琴老师。老师年纪大了,定居在外地,不打算再收学生。素素经常和老师电话沟通,请教琴艺。有一次聊天,得知老师周末在家,她一大早起来买了车票,专程赶去,老师被她的诚意打动,就应了下来。
古人学琴都是口传心授,老师怎样弹,学生也便怎样弹。老师弹什么节奏,学生也弹什么节奏。耳朵好、记性好的学生,听老师弹两遍,旋律就记住了。素素算不上技法极有天赋的,但每首曲子都能弹出自己的韵味。很多人学琴看的是减字谱与简谱或五线谱对照,这样对照,只能代表琴家自己弹琴时的节奏。素素和老师学琴看的是减字谱和古谱,更能感受琴谱本身的节奏。
古琴与其他乐器不同,要有厚重的古文学底蕴作依托,要静得下心,耐得住寂寞。和老师学琴后,素素每个周末都要辗转去外地,学上一天,再赶回来。除此之外,她每天还要保证两个小时的练琴时间。晚饭后,练习书法先静心,再弹奏古琴。要是赶上去外地出差,她都会背着古琴。“古琴每天都得弹,两天不弹,手指就不灵活了。老师经常说,一首曲子得读一千遍才不会忘。”素素如是说。不只是生疏,对她来说,一日不弹琴,手指头就要痒痒呢!
素素对古琴极为痴迷,她的手机里满满的都是古琴曲,无论是散步、慢跑还是上班的路上,这悠然的琴声都会伴着她。她有一架极为珍贵的古琴,是她和老师亲手制作的,取材百年老杉木,按古人传统的制琴法来斫的琴。款式是师旷,也叫月琴,较大气古朴,有唐琴风范。素素经常带着这张琴参加雅集,琴友们相互切磋,彼此受益。有时候,三五好友也会相约着去野外弹奏,择静谧一隅,以天作幕,以地为席,琴音悠远绵长,与自然融为一体。既有象物拟声,又有抒情写意,将操缦与聆听之人引入一种化境,并非知音,也易感动。
罗志英与他的漫漫“筝”程
古筝之于古琴有许多不同。古琴古朴,古筝悦耳。罗志英和素素因古筝相识。在彼岸书店优雅的茶室里,我仔细打量了坐在面前这个有点瘦弱的南方男子。举手投足间,有着那么一股子优雅,怕是琴家独有的气质吧!
作为一名理科生,罗志英的工作和音乐没有一点联系,对民乐的认识也是一知半解。有一次心血来潮,他从书店淘了一套民乐CD,竟一下子被吸引了。尤其是古筝,那音色如山、似水,使之深深着迷。
2004年初,他下决心从琴行买了一台古筝,当时附赠了八节课,从此,便开始了漫漫“筝”程。虽说两个月就能学会一首曲子,但学筝之路并没想象的容易。古筝课上到了一半,班上只孤零零剩他一个人。由于工作太忙无法抽空练习,他甚至想过放弃。后来,他偶然发现民乐网里有个古筝论坛,在那儿找到了很多知音,他们经常在网上讨论古筝,在视频里切磋筝艺,不定期组织筝友聚会。罗志英感到学筝之路不再孤单,很快有了提升,也有了更高的目标。
2010年,罗志英和几个志同道合的筝友打算举办一场演奏会,于是利用业余时间排练。因为都是上班族,时间不能保证,住的地方又都离得远,排练坚持了两三个月,很多人都想放弃。没想到,事情在一年后有了转机,他们意外接到广东筝友2012年星海音乐厅一场古筝音乐会的演出邀请。顿时,大家热情高涨,经过半年的准备,筝友们克服了诸多困难,赴广州圆满地完成了演出。
2013年,他们筹备在北京举办一场演奏会,从发起网络音乐会,征集节目和演员组织排练,到服装、场地等事无巨细,罗志英和伙伴们忙得不亦乐乎。国庆节,音乐会进入冲刺阶段,除去节目的排练,后台的准备工作更为冗杂,好在有很多筝友主动请缨。器材、化妆、场务、检票、摄影摄像等岗位逐一落实。整个过程,大家都是义务服务,没有任何怨言。
由于场地费用问题,彩排安排在西土城公园的一个亭子里,吸引了大量路人围观,有的当即表示要到晚会现场感受美妙的乐声,让大家备受鼓舞。与一般音乐会不同的是,“华夏筝音――北京筝友音乐会”不仅有古筝表演,还有古筝与古琴的合奏,每一位演奏者都身着汉服,伴着悠然悦耳的乐曲,观众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闪烁着中华文明的久远年代,与历史悄然邂逅。
华夏复兴 衣冠先行
“华夏筝音”汉服古筝音乐会不仅是一场悠然的听觉盛宴,更是听觉与视觉的完美结合。舞台上,身着汉服的演奏者惟妙惟肖的表演,让观众叹为观止。作为在华夏大地消失了三百多年的民族服饰,很多人已经认不出它了,很多民乐舞台上尽是唐装旗袍。而此次古筝古琴表演者身着汉服,是一次新的尝试,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弘扬。殊不知,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也曾经有过本民族鲜明特色的服饰,也曾有过悠久的历史文明。
身着一袭汉服的彬彬告诉我:“近代汉服第一次被穿上街头是2003年,当时汉服的形式还不科学,因为一位郑州工人的勇气,开创了弘扬汉服的风气。”所谓华夏复兴,衣冠先行。很多人开始寻找传统文化真精神,先是一袭尘封已久的衣冠,拭去血迹和尘埃以后,衣冠上显出的字迹叫作“华夏”。
彬彬喜欢着汉服,是因为汉服多采用棉麻的材质,根据人体的体温自然调节,冬暖夏凉,穿起来极为舒服。华夏民族起源于农耕文明,所以很少猎捕动物,汉服也不采用皮毛材质,极为环保。彬彬一年四季都穿着汉服上下班,起初周围的人都很好奇,渐渐地,更多的人接受和喜欢上汉服。“弘扬汉服,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就要身体力行。”彬彬的眼神既平和又坚定。
和彬彬一样,彼岸书店的大管家焦海强也对汉服情有独钟。他一边斟茶,一边饶有兴致地说:“抵制日货那段时间,我就穿着这身衣服,有人说我是日本鬼子,要揍我。”他指着自己的中衣和褙子,“这不只是一件衣服,而是一个文化符号的代表。身边的人越抵制,就越激发我们去推广和普及。”
2008年,成都烧汉服事件引发了国人对汉服的关注,焦海强就是那个时候开始了解汉服,从而渐渐了解汉文化。2012年,他和很多汉服爱好者一样,开始在各种场合身着汉服,传播汉文化。来北京后,焦海强遇到了很多汉服爱好者,和他一起为推广汉服尽微薄之力。作为传播传统文化的民间组织,“汉服北京”会经常举办活动,致力于汉文化的传播与推广。
自黄帝“垂衣裳而治天下”以后,汉服传统已经延续了3700年的历史。它不仅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内核,更代表着一个民族最基本的认同感。时间跨越到2014年,我们对汉服已然陌生。“大多数人以为汉服就是汉族的服装。广义的汉服是中华民族的服装,又称为汉装或华服,主要是指从夏商周时期到明朝末年,华夏民族所穿着的、具有浓郁华夏民族风格的服饰。”焦海强解释道。
[关键词]回族;汉文化认同;伊斯兰文化
回族是一个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且分布广泛的少数民族,它以信仰伊斯兰教为其宗教文化特色,并根据外在环境和自身需要将伊斯兰特色与当地的文化风俗极好的融为一体。因此,回族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都存在着一种文化认同,他们将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恰如其分的融合和发展,既保持了伊斯兰文化的某些原旨,又蕴含着为遵循中国传统文化的要义而做出的改变。
一、汉文化认同的形成过程
所谓文化认同,是指特定的个体或是群体认为某一文化系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礼仪风俗等)自觉地存在于自身的心理和人格结构之中,且自发的遵循并以之为评价事物的标准尺度。文化认同的意义在于构筑了人类精神与心理安全的稳定基础。正因为如此,人类的文化认同一定是自发的与生存紧密相关。回族是中国民族,但是又与国内的大部分少数民族不同,回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有着特殊性。回族流动分散的特点及社会诸方面的影响因素,使得回族与汉文化的接触密切频繁,因此汉文化认同也就成为回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内容。
唐宋时期是回族的先民时代,大批穆斯林商人以经商为目的东来,这时期的穆斯林商人基本上仅聚集于东南沿海且人数较少,被称之为“蕃客”、“胡商”。他们牢固的保持着自己的和风俗习惯,交流往来也仅局限于商业上。
元朝是回回民族初步形成的时期,同时也是对汉文化认同初步形成的时期。这时候东来的穆斯林不是单纯出于商业目的,而过多包含着军事和政治因素。在元代,“回回”的含义已远区别于唐宋的“蕃客”,他逐渐脱去了侨居色彩,成为元代社会四等人种之一的色目人。元统治者由于文化经济的落后而自感于汉族的威胁,而较多任用回回儿参与国家的政治和财政活动中。他们开始关心世俗政治和国家大事,甚至于关心自己的宗教文化与当地文化的交融变化,为适应新的生存环境而自愿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当时,回回人中享有特权的世宦子弟被允许入国子监学习。许多回回儿通过科举走上仕途、做学官或是成为颇有名望的诗人、画家。可见,元朝之时回回儿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非常之深,他们虽仍在中国文化的氛围中固守其教,却都不再以“外人”自居,对于汉文化和国家有着强烈的归属依存心理。
到明朝,回族已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而独立存在,其文化认同意识已经形成,汉文化认同也更为根深蒂固。明朝政权不同于元朝的蒙古族政权,汉族政权的统治和文化的强化势必使回汉文化地碰撞更为激烈。明朝政府的各项限制性法令,进一步加强了汉文化对回族文化的影响力。随着与中国社会的融合,回族逐渐摆脱了阿拉伯和波斯的影子,汉文的大量应用令他们对伊斯兰教某些经文之意已经不甚了解。为了确保回族和伊斯兰文化的传承和特色,兴起了“经堂教育”和“汉文译著”运动,并提出了“二元忠诚”的理论,迈出了伊斯兰教儒学化的最大一步。
二、影响回族汉文化认同的因素
回族文化对汉文化的认同是缓慢的、渐进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过程中,影响回族对汉文化认同的因素涉及到诸多方面。就外部因素而言,历朝中央政府的对回政策和杂居的状况对其影响颇深。就内部因素来说,回族为维系本民族发展的需求及中华传统文化的强大感染力也极为重要。
1、元明政府的对回政策
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政策,“因其俗而治其民”,依照伊斯兰教的教法掌管回回人的宗教事务、刑名诉讼等,让其自治其民。蒙古统治者多用回回儿为官,使得回回儿开始学习中国传统的礼仪制度、文化典籍、治国方略以及语言文字。元朝东来的穆斯林多是士兵、工匠身份的男性,他们大多是蒙古军攻陷中亚城池的战俘,本身携带家属极少,回汉的通婚使得汉文化对其影响更为深远。
明朝政府实行“转相化导”的对回政策,以民族同化的方式对回回进行治理。明朝政府用褒扬伊斯兰教的办法,将其抬高到与封建理学同样“仁覆天下,道贯古今”的地位,从而引导穆斯林接受中国传统文化,融入汉族社会之中。“转相化导”政策包括以下几方面:首先,阻止回回之间相嫁娶,用行政手段促成同化。其次,在内地禁止“穿胡服、说胡语、用胡姓”,在文化上模糊回回人的民族意识,加强汉文化对其的影响力。第三,加强对清真寺的控制和管理,在回回穆斯林中只设教长而不设教法官,教长仅保留了传教布道的职责,无权过问回回人的诉讼纷争。在“转相化导”政策的作用下,回族文化进入到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流结合的新阶段,汉文化认同感加强。
2、回族分布特点与居住环境
回族形成之初便分布及其广泛,与汉族的交往颇为密切。元朝之时其居住格局已初步形成,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此种特点的出现与两个方面有关:一是元初的三次西征,将数万计的穆斯林技术工匠和炮手编入到探马赤军中迁入中国。随着元代对中原统治的加强,色目人被广泛分派到全国各地驻防屯守,很多穆斯林士兵世代戍守,就地安家。另外,回回人继承了其祖先优秀的经商才能,一旦抓住商机,便迁至此处,又带动了相关回回人的迁入和聚集。这种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基本格局和与汉族杂居的居住环境,为他们接受汗文化和加强汉文化认同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3、回族自身适应与发展的需要
回族作为一个散居于传统文化深厚的国家内且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很好的适应能力是必备的。他们为了自身的发展,既要坚持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又要做到与其它民族共荣共生。回族是一个热爱学习的民族,他们向汉人学习耕种,实现亦农亦商;学习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促进自身发展。明朝后期,回回的伊斯兰教信仰和教义受到了挑战,涌现出一批重新诠释和发展教义的知识分子,开创了“以儒诠经”的道路,同时形成了“回回理学”的理论。
三、汉文化认同的具体表现
自元至清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已经被逐渐内化回族文化的价值观念中。回族同样认同忠君爱国、孝悌之义的儒家传统,同时生发出对居住国强烈的认同感。回族文化在在宗教教义、语言艺术许多方面都表现出浓郁的汉文化特色。
1、伊斯兰教教义与儒家文化的融合
自元朝之始,回族所秉承的伊斯兰教就开始了中国本土化的进程,尤其明朝中后期政府的种种政策,使伊斯兰教在中国呈现出逐渐衰微的局面,不但政治经济地位下降,也出现了“经文匮乏,学人廖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的危机。面对此困境,胡登洲首创经堂教育于关中,后继而普及西北、华北、西南、东南。是时,以王岱舆、刘智、马注等为代表的汉文译著活动也蓬勃发展起来。他们用儒家思想解释伊斯兰文化,将伊斯兰教义同儒家的道德伦理更加紧密地揉合在一起,使“伊儒相通”的观念渐入人心。他们提出“二元忠诚”的观点,提倡既要忠于,又要顺从于皇权。“忠主忠君”的提出,为伊斯兰教与儒家学说更好地相结合打开了方便之门,使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更加深入。
2、汉语的普及
语言是文化交流的主要工具,也是文化认同的主要标识,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中,回族是唯一一个自形成起便使用汉语的民族。虽然回族的先民使用过阿拉伯语、波斯语及突厥语族诸语言,但当回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时候,使用汉语就是回族的一个重要特征。采用汉语为本民族交际语言进一步强化了回族对中华文化认同感,使得汉文化成为回族文化中的重要因素,也是回族认同的文化符号。
3、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认同
关键词:中国 年俗文化 汉文化圈 影响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7)07-0031-01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流动,经济的交流,文化的传播,春节已经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盛大节日。“朝鲜、韩国、蒙古、越南、不丹五个亚洲国家也过春节,这些国家把正月初一定为夏历(阴阳)新年,在华人较多的国家如新加坡、印尼、老挝、马来西亚、文莱五个亚洲国家,也把夏历新年定为法定节假日。”虽然经过不断地发展、融合,这些国家都已经形成了具有当地特色的春节习俗,但在这些习俗中还是可以看到中国年俗文化的影子。
1 信仰与神灵崇拜
中国人在春节民俗中的信仰内容十分丰富。我国的民谣中有“二十三,糖瓜粘”的说法,指的即是每年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的祭灶。通过送灶,接灶仪式,人们希望灶王爷在玉帝面前多说好话,保一家人幸福平安。祭过灶神之后,春节也就一天天的接近了。
越南与我国山水相邻,在腊月二十三也有祭灶的习俗。越南人民希望灶神能“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不仅祭灶的时间、形式与我国相近,还流传着与我国相似的有关祭灶的神话传说。
2 儒家思想与传统习俗
在中国,团圆幸福是人民过春节的一个重要理念,也正是因为如此,才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流大迁徙――春运。就算是一票难求,远方的游子也要想尽办法回家团聚。在除夕之夜,全家人围坐一起,吃一顿热气腾腾的团圆饭。大年初一,盛装出行,给亲戚朋友依次拜年,儿孙用自己的祝福表达着对老人的尊敬。两千多年来,儒家的思想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仁”、“孝”、“家”、“礼”已经深深地镌刻在人们的心中。
受中国这种团圆幸福的观念影响,不仅越南有吃团圆饭的习俗,在私家车普及率较高的韩国也有类似于中国春运的“民族大移动”――在节日期间,全家人穿上绚丽的韩服,自驾奔向久违的故乡,构成一幅多彩的节日风俗图。
由于韩国与中国一衣带水,文化一脉相承,也推崇儒家思想,并长期受其影响。韩国春节最重要的是正月初一祭祀祖先,缅怀祖宗之德,承继先人之志。其祭祖程序严格,仅供桌的摆法就有“鱼东肉西”、“头东尾西”、“红东白西”、“枣栗梨柿”等规则。人们以祭祀祖先的方式,希望祖先可以在阴间生活的更好一些。韩国恪守孝悌思想,至今仍有很强的等级尊卑观念。在年初一那天,全家都身着传统的民族服装,按照家谱排位摆放宗祖的牌位或画像,并依次向祖先磕头行礼。
3 祈求吉祥的心理
中国人过年,无论是祭灶、拜祖、迎财神,还是贴春联、年画、福字或守岁、发压岁钱,吃年糕或饺子,无一不透漏出中国人希望新的一年吉祥如意,幸福安康的心理。在中国人眼中,春节就是一个喜庆欢快的节日,人们或是巧借谐音,如“鱼”与“余”求得年年有余的幸福,或者倒贴“福”字展示美好的寓意,或是遵守着各种习俗禁忌避免不吉利,这些习俗也对邻国产生了影响。
在菲律宾,ABS-CBA新闻网中,曾报道了春节期间十大必吃“吉祥食物”。每一种食物都有着不同的寓意,比如,吃鱼盼“年年有余”,吃年糕望“年年升高”,吃橘子求吉利。这些基本与中国相似。在华人比重较高的新加坡,有大量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移民及其后裔,因此,新加坡在春节期间也有祭灶、吃年糕的习俗。他们同样认为柑橘象征着吉利,因此在拜年的时候会带两个橘子送给主人,当然,主人也会回赠他们两个。在日本,人们会朝惠方――神福所在的方向,吃一种叫做“惠方卷”的粗大寿司卷,以此期盼避祸招福,实现心愿。
相比之下,越南与中国的春节习俗有着更多的共同点。“自秦始皇平定岭南以后直至宋朝初年,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制度在越南的北部和中部设立郡县达一千多年。”因此,越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遵循着中国的封建礼制,学习汉文化,使用汉字。在新年的时候,他们同中国一样贴春联,贴年画,放爆竹,舞龙,舞狮,求喜庆吉祥。在祭神拜祖后,他们会在回去的路上折一根有繁茂叶子的树枝回来,将它插在正厅的年画上,要到来年才能换下,这个被称为采绿的习俗实质是利用越南中“绿”与“禄”谐音来求幸福。
在韩国,也禁忌大年初一扫地,担心会将福气扫除。在中韩两国人民的眼中,春节代表着新一年的开始,因而,行动格外小心,忌讳说“死”、“鬼”这些不吉利的字眼。
4 结语
中国春节习俗在道教信仰与神灵崇拜、儒家思想与传统习俗、祈求吉祥的心理三个方面影响了周边国家,实质也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伴随人口流动而产生的结果,尤其是长期受到汉文化影响的一些亚洲国家,已经形成了自己传统而独特的春节习俗。因此,中国春节习俗在汉文化圈的影响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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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关于礼貌语言文化特征的研究,西方已有了一整套完整而系统的理论,比如莱可夫(lakoff,1973)的礼貌观、利奇(leech,1983)的“礼貌原则”(the politeness principle,简称pp)、布朗与列文森(brown&levinson)的“面子保全论”(face-saving theory)或称“面子威胁行为”(face-threatening acts,简称ftas)以及作为这些理论基础的格赖斯(grice)“合作原则”(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简称cp)和他的“会话含义”(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上述原则具有世界普遍性,并将其作为评判和解释所有文化礼貌行为的通用理论依据,由此在中西方跨文化交际中产生了不少文化误解甚至文化冲突问题。这一点已为众多学者所关注,并纷纷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对中西礼貌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指出了中西方文化在礼貌原则中各准则间相互冲突的种种表现,分析了中西方文化在礼貌观、面子观、礼貌侧重点以及礼貌准则等方面的各种差异,并追根溯源,探讨了冲突及差异背后的原因,较为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顾曰国教授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上发表的《礼貌、语用与文化》(1992)一文和北京语言大学毕继万教授在《世界汉语教学》上发表的《“礼貌”的文化特性研究》(1996)一文以及毕教授2009年12月出版的专著《跨文化交际与第二语言教学》。从这些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礼貌具有文化特性,中西方文化不同,其“礼貌”的含义和内容是有差别的。我们不能用一种文化的交际理论和指导原则指导所有文化的交际行为,更不能以一种文化的交际规则取代所有文化的交际规则。既然西方的理论难以指导汉文化的礼貌行为,我们不能把利奇的“礼貌原则”、布朗与列文森的“面子威胁行为”等简单地套用到汉文化礼俗规范的头上,那么汉文化的“礼貌”究竟是怎样的呢?到目前为止,我国学者对汉文化礼貌原则的认识也尚未统一,毕继万和顾曰国两位学者的观点代表着目前我国对汉文化礼貌研究的主要理论成果。问题在于,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是否就是尽善尽美的呢?随着时代的发展是否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在汉文化的“礼貌”研究中又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呢?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地思考与研究。
二、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
(一)汉文化的礼貌特征
毕继万教授针对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误解,提出了汉文化的礼貌特征主要包括自谦尊人、相互关切、互相体谅和以诚待人这四个方面。其中,“自谦尊人”也可说成是“互相尊敬,互相谦让”,这是汉文化礼貌的最为突出的特点。“相互关切”讲的是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视朋友如亲人,以热情关心为礼貌。“互相体谅”也就是重视“移情”的作用,做到宽厚待人,不计个人得失,多为他人着想。“以诚待人”讲的就是“表里一致”和“诚于中而形于外”。
(二)汉文化的礼貌原则
顾曰国教授根据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中国人日常交际的特点,提出了汉语言文化交流中四个方面的礼貌特征,即尊重(respectfulness)、谦逊(modesty)、态度热情(attitudinal warmth)和文雅(refinement)。同时,顾教授还借鉴leech的礼貌六原则,总结出符合汉文化的礼貌原则,共包括五个方面:1、贬己尊人准则:指称自己或与自己相关的事物时要“贬”,要“谦”;指称听者或与听者相关的事物时要“抬”,要“尊”。2、称呼准则:指人们出于礼貌,在相互称呼时应按“上下、贵贱、长幼有别”的传统来体现人际交往中的社会关系。3、文雅准则:出言高雅、文质彬彬往往被视为懂礼貌、有教养。其基本内容是“选用雅言,禁用秽语;多用委婉,少用直言”。4、求同准则:这与“脸”或“面子”有关。所谓“求同”,就是注意对方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保持相称,尊重对方的“面子”,说话双方力求和谐一致。5、德、言、行准则:即在行为动机上尽量减少他人付出的代价,尽量增大他人的益处;在言辞上尽量夸大别人给自己的好处,尽量少说自己付出的代价。
三、汉文化礼貌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几个问题:
(一)首先,是“知己”的问题
目前,关于中国文化礼貌的特征与原则,我国相关研究还不多,既然由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所引起的文化误解甚至文化冲突难以用西方有关礼貌的几种理论做出充分解释,那么,中国也需要结合中国文化自身的交际实际,创立和完善属于中国文化自己的礼貌理论,以此来解决跨文化交际中属于中国文化方面的问题,用中西方不同的礼貌理论共同指导跨文化交际中的各种实践。因此,“知己”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方面,要求我们要在前辈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加强汉文化礼貌特征及原则的研究,并上升到理论诠释的高度,建立和完善中国文化关于礼貌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要注意观察研究时展中的一些新变化,适时地将其纳入已有的研究中。这就要求我们研究礼貌的文化个性时需要正确认识和恰当处理现代与历史之间的关系:研究一种文化的现代礼貌原则,必须追溯其历史渊源,找到礼貌行为的文化根基,不能割断历史;然而,如果忽视历史的变化,不加分析地用传统文化准则解释现代礼貌行为,用历史代替现在,又会犯静止观察问题的错误。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中西方跨文化交流的加强,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更多地出现了“尊人不贬己”的倾向,而一味地认为中国人对待赞扬都是完全拒绝或给予否认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社会竞争日益激烈,中国人在与人交往中也开始认识到尊人的同时不一定要贬己,也不能贬己。过分地贬低自己是缺乏自尊和自信的表现,已不再被人们视为应该推崇的行为规范和交际法则,相反,却很容易让自己在竞争中遭致失败与淘汰。同样,贬己也不等于谦虚,适度却不过分地谦虚,诚实守信不自夸,真实地展现自我,才是一种自信礼貌的表现。因此,在中国现代社会尤其是年轻人中,我们常常看到中国人在面对别人的赞美、夸奖或者对自己的肯定、认同时直接表示谢谢,在应聘竞选中毛遂自荐,适度地宣传、推销自己。可以说这是社会发展和不同文化间相互影响的结果,是中西文化在碰撞中出现的新变化、新特点,在新时期研究中国文化礼貌的特征与原则时不能忽视。
还有就是顾教授提出的“称呼准则”和“求同准则”,前者主要针对的是人们相互称呼时所遵循的礼貌规范,认为:人们出于礼貌,在相互称呼时应按“上下、贵贱、长幼有别”的传统来体现人际交往中的社会关系。而后者,顾教授对其的解释是:与“脸”或“面子”有关。所谓“求同”,就是注意对方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保持相称,尊重对方的“面子”,说话双方力求和谐一致。我们认为,这两条准则的释义有内容重合之处,也没有很好地体现出中国文化在“求同”方面的礼貌特质。因此,这两条准则在命名上需要做必要的修改与调整,以更好地突出中国文化在礼貌上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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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将“称呼准则”改为“对象准则”。其实在今天的中国,官本位的思想仍然存在,人们在人际交往中,不仅在称呼上,说话、待人、处事都很注意自己和对方在交际关系中的身份和地位,遵从着自古以来就有的长幼有序、地位有别、亲疏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一点顾教授将其分作了两点来阐释。我们认为,与其将前一点归纳为“称呼准则”,不如合二为一称其为“对象准则”,即指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依据不同的交际对象选用恰当的礼貌方式:注意听话人的身份、亲疏关系,无论在相互称呼上还是待人处事上,都注意对方的身份与社会地位保持相称,尊重对方的“面子”。换句话说,中国人在与人交往中的身份角色感很强,知道处于什么角色就做什么角色应做之事,人与人之间各就其位,各司其职,不符合自身和对方身份的言行就会被认为是不礼貌的。需要说明的是,这不是什么可褒可贬、孰优孰劣甚至不得不采取回避的问题,而是客观上需要我们面对的实情。比如在中国,我们必须尊重地位比自己高和年纪比自己大的人,这跟西方社会人际交往中遵从利益均衡所体现出的平等互尊是不同的。如何引导西方人正确地看待中国文化中的这一现象才是问题的关键。比如中国自古有尊老爱幼、尊敬师长的传统;中国重视群体文化,强调个人融入群体与群体相互依存、彼此关联;中国人重视彼此间的情义等等。当然,这种现象与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和等级制度分不开,但它也绝不是中国文化的特产,在西方中世纪也存在着封建等级制度,只不过在现代的表现程度不同而已。在中国文化礼貌特征及原则的研究过程中,只有采取客观分析与实事求是的态度把这些问题都讲清楚,才不至于引起文化冲突,才能正确而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b.将“求同准则”改为“以和为贵准则”。之所以这样改,是为了与西方礼貌文化中以“避免不和”为目的的“求同”相区别。从西方关于礼貌的理论可以看出,cp、pp和ftas等强调的都是消极礼貌,即礼貌的目的主要是回避不和与避免冲突。“会话含义”对策略应对的强调,pp的得体准则和面子威胁行为中的隐晦表达策略的确定都是为了突出回避不和与避免冲突的交际目的。而中国文化则更强调积极礼貌,目的在于主动寻求和谐相处,主张以和为贵。“以和为贵”不仅是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一脉相承的传统美德,也与当今中国社会所倡导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相吻合,因此,用“以和为贵准则”代替“求同准则”来表达中国文化的礼貌特征是不为过的。
(二)其次,是“知彼”的问题
既然礼貌具有文化共性,也具有文化个性,因此我们在了解我们自身文化礼貌特性的同时,也要注意了解西方相关礼貌的文化背景知识,了解彼此的异同,努力学习和理解交际双方不同文化中的礼貌规则,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在跨文化交际中,一方面,用什么语言进行跨文化交际,就必须遵从该语言所属文化的交际规则。如果用英语与英语国家的人交谈却照搬中国文化的交际规则,就是不恰当的了。另一方面,为了不用花不必要的精力去解释自己文化的礼貌交际习惯,也需要我们尽可能多地了解对方文化的交际规则,采用语用移情的方法,积极向对方靠拢、为对方着想,表现出对对方文化应有的尊重和坦诚合作的良好意愿,这样我们在跨文化交际中,就能够成功地做到化冲突为祥和,使跨文化交际得以顺利进行。
从1896到2008;从雅典到北京;从风情万种的爱琴海到波涛澎湃的渤海;从然不动的奥林匹亚山到蜿蜒连绵的长城脚下。奥运的脚步近了,几乎能遥望到奥运圣火在神州大地处处燃起,全中国13.06亿儿女都仰目为奥运祝福……
2008年8月8日晚8时,鸟巢主会场上空燃起数百只烟花,似一条巨龙俯视着96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我明白,傲立于世界东方的汉文化终于可以也西方的同志们作一次“亲密接触”了……
我知道,老外们对中国的看法不外乎就是“神秘”二字吧!大地他们也是这么看印度的——这个在佛脚下年了五千年经文的古老国度。但他们更为中华文明而诧异,这个东海托起的古老国度.文化明珠,她的礼乐制度,她的文学艺术,她与众不同的社会制度。
世上仇华的人不在少数,到我坚信仅一开幕式,消弭“仇恨”足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