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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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家范文第1篇

将“学术思想”以编年的形式展现于世人，并非该著独创。上个世纪30年代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已开启先河，近年陈祖武、朱彤窗《乾嘉学术编年》也业已出版，但是以整个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为研究和展现对象的编年体学术思想史尚属首次出现。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大量实物资料或传世文献的出土发现、新方法的采用、新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等，过去的类似著作已不足以全面反映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重新审视整个学术思想史，撰写新的编年成了时代的共识和重任。

近十多年来，各类以“学术史”命名的著作纷沓面世，虽然这类著作各有偏重，或侧重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或广涉文献、文物、典章制度等方面的研究，但实际上“使著作的主题过于泛化，显示不出个性和特色来”，“专门研究观念文化的著作，只用‘学术史’作为书名，好像缺少什么，并不理想”(张岂之序言)；上个世纪初，虽然梁启超已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提出“学术思想”的概念，但学界仍主要停留于对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的讨论之中。近30年来，钱穆、余英时、曹聚仁、邝士元、郭沂等人亦有以“学术思想”为命名的著作，这类著作虽不可避免地受近代以来对西学范畴、方法的影响，但亦存有某些保存中国传统学术范畴之意。引进西方学术范畴将中国学问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确然取得一定成绩，但同时也导致学术综合思想的弱化，这种弊病已经在学界引起广泛重视，综合性思想史的研究成为学界一种新的趋向。基于此，丛书著者凸显卓识，清晰地指明“专门研究思想史的学术著作，直接冠以‘学术思想史’，似乎更加贴切”，此处的“学术’是以中国思想史为主干的学说史”，此丛书以“学术思想编年”命名，它“关注的是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主流观念文化，强调其综合性、整体性和学术性”(张岂之序言)，此观念无不体现出丛书在指导思想上的创新。

具体而言，在撰写方法上，《编年》十分注重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的结合。已往的学术编年类著作，往往采用我国传统的编年史叙述方法，按历史时间顺序，将学术思想史上的人物、事件、著作、流派、传承与演进等平面地展现于读者面前，如刘汝霖《编年》采用的一些著述表、学术传承表典型地体现了这种叙述方法。新《编年》并不抛却过去的编年叙述方法，而是在其基础上，既重视内容上的继承吸收，更注重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的结合，运用“具体的历史分析方法，去揭示历史文化的实在内容”(张岂之序言)，注重历史与思想的结合、历史论述与思想分析的结合，从而将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立体化地呈现出来。

依循上述指导思想、撰写方法，以编年为经，以思想史的呈现为纬成为此丛书的重要特色之一。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编年》注重将学术思想的时代背景与重点人物的立目相结合。诸如，《魏晋南北朝卷》立“宋忠与荆州学派”条目。荆州之学不拘守汉学旧注，删除繁重浮辞，深刻影响时代学风，开启魏晋新学。宋忠是荆州学派的领军学者，人物与学派结合意义重大。其次，注重重要文化事件的立目，尤其是对过去编年、学术史、思想史忽略的重要事件的立目。诸如，《隋唐五代卷》中立有武后敕编《三教珠英》(此条少有学术史、思想史提及)、《孟子》多次升格、唐代的荀子学等。再次，注重宗教思想史的立目。除了大量的佛教、道教条目以外，《编年》对唐代中期以后基督教、伊斯兰教及其他外来宗教的传入情况亦有所反映。如《隋唐五代卷》立目有“大秦国僧人阿罗本至长安，此为基督教人华之始”、“景教徒宁恕等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宋元卷》立目有“泉州建成摩尼寺”、“开封初建犹太寺”、“基督教士戈维奴来华传教”等。最后，《编年》突出思想家的生平考察。《宋元卷》中立目有孙复、胡瑗、石介、二程、张载、朱熹等众多理学家的生卒。《魏晋南北朝卷》中立目有“郭象生”、“钟会被杀”、“向秀卒”等事件(这些刘著中均缺漏)。以上特点均需著者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高屋建瓴的驾驭能力，熟稔每个时代的重要思想事件、文化政策，及大量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目录学家的生平及背景。

编年以文献为基础。古典文献，渺若烟海，“存驳不掩，真伪杂陈”(刘汝霖语)。处理汇编文献，是编年的核心内容，也是其特色之处。综观本丛书，我们认为至少突出以下方面的特色。

首先，注重对文献的博取与精选、识断。《中国学术思想编年》无疑是目前资料最为丰富、最全面系统的编年类著作之一。丛书立目3800余条，上溯殷周之际，下涉有清一代，涵括近3000年重要学术思想事件、人物、重要著作，涉及古代政治思想史、哲学史、史学史、宗教史、法律史、文学史、训诂学史、目录学史、考据学史等众多具体学术领域。体现在具体条目上，注重其资料的翔实性和系统性。在以往的编年类著作(如刘汝霖的《汉晋学术编年》)中，往往对条目缺少具体翔实完整的把握介绍，且人物、事件、著作等条目之间的联系较薄弱，尤其是对学术著作的强调更不足。历史文献和典籍是学术思想的重要载体之一，也是思想家学术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要求“学术史研究并评论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以阐明其学术意义(在学术史上有什么地位与作用)和历史意义(对当代社会以及后来社会有什么影响)”(张岂之语)是十分必要的，《编年》突出了对学术著作的留存与评价情况的研究与介绍。

《编年》虽以广博著称，但更要求著者具有梳理思想学脉以及精选、识断的能力。精选、识断是编年的两翼。在占有丰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精选出某些重要学人、重要思想事件、重要文化政策加以研究和介绍，既能横向反映此一时期学术思想的发展状况，也能纵向比较学术思想的演变情况。《编年》介绍了许多具有开创或标志性的事件，诸如，《秦汉卷》载人董仲舒对策、司马迁撰《史记》等事件。识断常能体现作者对某一时期学术思想发展脉络、重要思想家的把握与心得。诸如在三教论衡文献的疏理上，《隋唐五代卷》卷广泛选取有重要影响的事件、人物加以立目，如文帝召三教学者辩论《老子化胡经》真伪、高宗数次命三教学者同堂论对、傅奕七次上疏除佛法等，使唐代三教关系得以具体而真实地展现。

中国思想家范文第2篇

一、儒家思想的产生背景

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后，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

东周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当时所处的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冲破旧尊卑等级束缚的新时代的曙光。

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模式，就成了举世关注的大问题，并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场百家争鸣式的大辩论。当时代表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诸子百家，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争论焦点就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而进行的思想交锋，儒、法两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他们旗鼓相当，针锋相对，英者云集，皆为显学。另外还有墨家、道家、阴阳家、兵家等等学派，可谓学派林立，在中国历史上学术与言论为开明时代。

二、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一）儒家思想的形成

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自由民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术）的社会化教育。从施教的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儒家学派全盘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日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有教无类”，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这样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但是儒家学派固守“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荀子・王制》）。儒家思想的内涵丰富复杂，封建皇权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和讲华夷之辨。

（二）简说儒家思想的历史变迁

在汉武帝之前，秦朝、汉朝都是以法家思想为政权的统治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加之汉字尚处于雏形，不具备准确表达的功能，正统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行成了新儒家思想。

在汉代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的到解决。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纲五常”，等政策。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

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

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

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治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1、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

2、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

3、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中国思想家范文第3篇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渗透着根深蒂固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这种观念认为人与万物之间是一种和谐共存的关系，那么尊重自然也就是尊重人自己；爱惜其他事物的生命也即是爱惜人自身的生命。相反，人不尊重和爱惜其他事物的生命，最终也会伤害到自己及子孙后代。因此，人类要想生活的幸福，就要爱惜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就要爱惜自己周围的一切事物。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衍生出了中国传统的爱物道德思想。“爱物”也成为中国重要的传统道德规范之一。爱物，指的是要爱惜除了人以外的山川草木、鸟兽虫鱼等一切与人类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这是一种深刻而且富于远见的道德智慧，需要我们认真地体会和反思。在今天，我们有必要学习这种道德智慧，把我国固有的爱物道德发扬光大。

中国传统的爱物道德思想，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 尊重自然。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天地和自然万物都有自己运行和变化的规律，这个规律称之为“道”。人如果遵循这个“道”，让万物按照其固有的规律生长发育而不去妨碍它们，人类的取用资源才会充足，否则就会产生一系列的弊病。比如，农作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一个基本规律。人类的农业生产活动遵循这个规律，才会丰收，有充裕的粮食可用。动物的孕育、成长，也都有固定的时节，人对它们的养育生杀在恰当的时节，就会有不绝的享用。植物也有其生长的季节规律性，人对草木的养长斩伐不失其时，也就会有良好的环境和取用不尽的材料。

中国传统文化在主张尊重自然的同时，还强调要帮助自然，也就是为自然万物的生长创造有利的条件，以促进它们积极的成长发育。在这里值得强调的是，多年以来，我们只讲战胜自然，实际这种做法就是主宰自然而不是帮助自然。战胜自然灾害是对的，但是违背自然规律事事都要求战胜自己就是错误的了。在这种错误的观念的指导下，人们虽然有时候可以取得对自然暂时的胜利，但迟早会受到自然的报复。

二、 取物以时。

在中国古代，要求人们在取用外物时要有恰当的、固定的时限。在这个方面有很多伦理道德规范，而且是写在法律条文里面的。比如，古代规定，在草木正在滋长的时候不能砍伐；鱼鳖正在生育的时候不能捕捞；禽兽在孕育和生长的季节不能捕杀；昆虫没有蛰伏的时候不能以火烧田，等等。到了秋天，草木落叶，不再生长了，才能入林取材；到了农历十月中，鱼鳖肥美，才可以入河泽捕捞；农历九月末，兽类生长的旺盛期已过，才可以打猎；农历八月以后，鸟类也不再生育，才可以捕鸟。古代之所以有这些规定，是以为这样做不使禽兽鱼鳖夭死，不使草木绝长。否则就是暴殄天物，对人类没有好处。

在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在古代，人口比较稀少，河流、湖森林较多，禽兽鱼鳖成群，所以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可以在允许的时间内田猎。该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办的《环球市场信息导报》杂志http：//总第528期2013年第47期-----转载须注名来源今天，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口众多而禽兽稀少，即使是在上述所说的季节内也不能随便捕猎了。

三、 取用有节。

古代要求人们在取用外物时要有一定的限度，有所取，有所不取。也就是要有所保留，不可以尽物而取。《吕氏春秋》中就说过，掏干胡泽而打渔，可以得鱼，但明年无鱼可打；放火烧掉猎场的林木杂草而打猎，可以得兽，但明年无兽可猎。为了保证年年有收获，今年收获时就要有所节制。

在这方面，传统的爱物道德规定了许多具体内容，至今还有很多参考价值。比如，对待飞鸟，不覆鸟巢，不取鸟卵，不抓黄口。对待走兽鱼鳖，不杀雌性动物，尤其不杀怀孕的动物，不猎幼兽，不把一群动物一网打尽，不满一年的猪不杀，不满一尺的鱼不取。对待草木，不该砍伐的时候不能砍伐，而且能不砍伐的就不砍伐，草木皆有生命，不能无故砍伐。物尽其用。古代要求人们珍惜自然给人类提供的生活之源，在消费时候不能浪费。古代伦理思想家认为，地力生长百物是有限度的，故人用以养生之物有盈有缩，有丰有歉。因此要节俭度日。

在古代，生产力低下，物质财富相对匮乏，人们为了很好的生存下去，就不得不实行节俭，所以也就比较容易做到物尽其用。而今天，科技和生产力高度发展，人们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大大提高，这就造成一种假象，似乎财富是取用不尽的。因此很多人开始轻视节俭，大肆铺张浪费，甚至达到穷奢极欲的程度。这种行为丧失了中国人俭朴的传统美德，也败坏了人们的好生之德。长此以往，势必消磨人们的工作热情，蒙蔽人们的良心，也会加剧人类对于自然事物的侵害掠夺。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人类与大自然和其他生物和睦地生活在一起。在我们面前展现的是一副和谐的大自然图景。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能力不断得到彰显，人做地球主宰的意识越来越强烈了，人高扬“以人为本”的大旗的同时忽视其它环境资源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性。随之人类的天敌一个接一个地被消灭，甚至整个地球都受到人类的蹂躏。也正当人沉醉在征服大自然的胜利的时候，却突然吃惊的发现：气候变坏、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河流污染、一些动植物濒临灭绝等等，生态环境严重遭到破坏，这些都是人类的人性和对自然的征服行为带来的一系列恶果，是人的自然的行为最终转化成为人类自己掘墓的行为。试想我们在满足自身欲望的时候，如果想到应该“爱物”，并且时刻警醒人自身，何至于今天呢？

中国思想家范文第4篇

【关键词】国家形象；中国；问题反思

在当今这个紧密联系的世界中，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日近密切，这种联系不再仅仅体现在政府之间的交流，民间的力量正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国际社会中树立一个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将在很大程度上利于国家的发展。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成为每个国家重要的外交目标。

一、国家形象

何为国家形象？徐晓鸽可以说是国家形象研究的带头人，他曾经给国家形象下的定义是“一个国家在国际新闻流动中所形成的形象”，从中可以看出其强调了新闻媒体在国家形象塑造中的重要角色。此外，刘继南教授进一步指出“国家形象是指一国在其他国家人们心目中的综合评价和印象，主要体现在别国的大众传播媒介上。”在这里强调了国家形象是在他国国民心目的形象，其目标受众的范围更为明确，同时把新闻媒体这个大范围固定为别国大众媒体。也有学者认为“国家形象包括国际社会公众和国内社会公众对国家机器，国家行为以及国家各项活动等总体评价。”

可见对于国家形象的概念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理解，但本文中的国家形象侧重于一国在其他国家民众心目中的总体形象和评价，且这种国家形象是外在表现形式和内在主体意识的统一。

良好的国家形象即在别国民众心目中友善的、积极正面的形象。某种程度上说，国家形象与国家的面积以及国家政府的强大与否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因为评判国家形象的受众主体数量是庞大，而一国政府的控制力量相对来说却是有限的。国家形象不仅体现在国家的硬实力上，也体现在国家的文化，制度等的软实力上。

二、我国在构建国家形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经历了屈辱的近代史以及建国后的探索发展，中国逐渐与世界接轨。正处在崛起期的中国尤其需要在各国民众面前构建一个良好的国家形象，我们深刻的认识到这对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此我国越来越重视对国家形象的构建工作，但由于经验不足也存在着诸如核心内涵模糊、国家形象宣传定位单一、政治色彩浓厚等问题。其中影响最为广泛的莫过于“中国”的产生。

（一）“中国”的反思

以美国为首的“中国”是对我国国家形象的歪曲，严重地影响到了我国的形象，是完全不成立的。为了纠正这种错误的论断，我国许多学者都探究了“中国”产生的根源，他们得出的结论归纳为以下五点：（1）中美之间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方面的差异。（2）以西方资本主义崛起的经验和的国际关系理论来解读中国的和平崛起，这是不合规律的。（3）冷战思维的继续，美国一些顽固分子将攻击的矛头由昔日的苏联转移到今日的中国。（4）美国等西方国家媒体的别有用心的片面性的歪曲报道。（5）是历史上黄祸论和中国的现代翻版。

通过以上结论我们不难发现，虽言之有理，但可以看出都是站在自身角度来分析思考的，其根源都归咎于“别人”的问题，而忽略了我国自身原因的探讨。关于中国的一些学术和非学术的文章大部分都存在这一问题，他们都是在用大致相似思维套路分析问题。

关于上述的这种根源的分析，笔者认为这无法从根本上驳斥“中国”。外国学者威廉・A・卡拉汉在《中国民族主义的界限――“中国”：建构认同的一种手段》一文中探讨了我国学者在研究“中国”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他认为我们和美国是在使用同一个术语（“中国”）讨论不同问题。认为中国有关“中国”的文章从“驳斥外国谬论”转而形成民族认同。换句话说这些试图驳斥“中国”的文章反而成为在“引导中国读者构建民族认同”，“中国”成为了一种认同逻辑。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并没有达到驳斥谬论的最初目的。一旦开始一味地寻找别人的问题就很容易使我们的整个群体达成共识从而忽视对自身问题的反省，其结果必然是我们自说自话，谬论继续扩大夸大。

因此，根据唯物辩证法中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哲学道理，我们很有必要用理性的思维来反省一下自身所存在的问题，而不是在出现问题时一头扎进寻找别人问题的泥潭中。或许我们能意识到问题产生的根源不在于外部的打击，而在于内部机制的缺陷。

（二）原因探索

关于上文中提到的构建国家形象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本文认为最应该改变的是政治色彩浓重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产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国家形象既是国际社会对一国的认知和判断，也是国家主观努力塑造的结果，是一种社会建构。”他们二者之间必然存在联系，而不是相互孤立的，所以当国家形象不符合原来的主观意愿的话，也许就该反思是否我们的主观努力出了差错。“中国”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与我国这种政治色彩浓厚的形象构建存在联系。

国家形象的构建实际上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跨文化传播和沟通的过程。然而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与世界的主流存在较大差异，过多的使用存在意识形态色彩的“官话”容易引起理解的偏差，导致沟通的障碍。最终导致我们传对了情，而对方却会错了意。这种误会一旦被别有用心的国家政府利用，则很容易就会产生诸如“中国”等错误论调。

例如，关于“和平崛起”这一概念的理解一直以来就存在很多争议，有人认为重点和目的在于“崛起”，有人则认为根本在于“和平”，有的认为其含义可以表述为“和平地崛起”和“和平的崛起”。这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理解起来都比较难，更不论是没有背景知识的外国民众。我们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是理所当然的，是为世界和平做出巨大贡献的，这种“理所当然”的理解使我们把考虑的重点放在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内外困难以及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然而这种“内向”的思维逻辑可能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理解。这使得我们选择性地忽略掉一些外在的简单道理，中国的崛起必然会给国际秩序带来巨大的影响，在某些国家看来可能是令人担忧的。

根据权利转移原理，中国作为一个新生的力量，不管意识形态如何，都会不可避免地打破原有的国际力量和国家关系的平衡，所以不管我们主观上想不想，对于原有的权力平衡来说中国的崛起都将成为对国际秩序的一个巨大的挑战，这或许才是导致“中国”的主要原因。正是我们这种对于“官话”的固有的内向理解，才导致我们忽视了别国的理解。换句话说当别国正在担忧中国崛起带来的国际秩序大变动的时候，我们却在国际社会公众面前自顾自的阐释着我们和平崛起的贡献，然而某些国家政府关心的并不是中国是否会对世界做出贡献，他们关注更多的是如何孤立中国，限制中国的发展。这种理解和关注点的不同导致了在“中国崛起”这一问题上中国与世界民众之间沟通的困难和障碍，甚至酝酿了潜在的敌对意识。

这种由不同理解造成的潜在的敌对意识被别有用心的国家政府所利用，加之社会民众对这种“官话”本身就难以理解，所以他们很自然的会选择更好理解的由本国政府“转达”的话，然而这种“转达”与我们的原话本意必定会存在差异，这就导致我们的主观努力塑造的国家形象最终无法与世界民众的评价和认识相一致。

政治色彩浓厚的“官话”往往难以理解，因此别国政府的“传话转达”取得了主动地位，我们的话语无法直接传达给各国民众，而是要通过各个政府“传话筒”，国家形象构建的主动权就这样交到了别国政府手中，试问这样构建出来的国家形象还如何能够与我国的主观努力相一致。正如汤因比所说的那样“外部敌人的最大作用只能在一个社会自杀还没有断气的时候，给它最后一击”，其实内部的原因才是最根本的。

三、结语

因此在面对“中国”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学者们依然站在我国自己的角度“内向”惯性的分析问题，那么驳斥“中国”的目的是不可能实现的。反而会陷入自说自话而别人全然不听的窘境。一味的站在自己的角度找别人的问题也很难达到重塑中国形象的目的，应该反思的是我们自身的宣传方法是否出了问题，怎样做我们才能抛开别国政府的传声筒而直接传达给广大的民众，或者如何充分的利用这些传声筒。

参考文献

[1] 周明伟.国家形象传播研究论丛[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8.

[2] 宋念申.大国心路-中国走向世界的思考[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3] 石芳.韩向辉.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的提升[J].东南传播，2007（8）.

[4] 王生才.中国的大国外交战略与大国形象塑造[J].高校社科动态，2007（1）.

中国思想家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文学；儒家；政治；忧患意识；仁

早在几千年前，孔子论诗便指出诗有“兴、观、群、怨”之作用，可见儒家思想积极入世，重视实践的思想已深入人心，与其相符的文学作品更是数不胜数。但我们应知道的是，在“文学”诞生之初，它的种种社会功用是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的，只是人们口耳相传的，记录光怪陆离神奇之事，多是神的故事及英雄传说，但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王朝的建立，儒家思想的产生，原先的神话故事在儒家学子的改造下逐渐被“理性化”，原先的神变成了“人”，原先的“英雄”变成“帝王将相”，文学被人们重新认识、加工、包装，从此有了新的社会功用，就像统治者手里的权杖，指挥着社会的伦理道德，纲常教化。那么儒家思想究竟对中国文学有怎样深刻的影响呢？那就不得不说以下三个方面

1 文以载道，为政治教化服务

《论语·子张》：“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孔子十分重视学习与从政的关系，认为“学而时习之”后应关心国家政事。可见儒家思想注重学以致用，是一种积极“入世”的思想，“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是孔子所提出的文学标准，仔细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是十分提倡文学的社会实践功用的，而不仅仅是人们寓情于诗，借诗抒情的产物，这种社会公用与唐代提倡的“文以载道”、“文以明道”“作文害道”等思想结合，不难看出儒家所提倡的文学是要经世致用，为政治教化服务。这种社会政治教化的文学是统治者维护其地位，治国安邦的重要法宝，这也是中国文学最显著，最本质的特征之一。

《诗序》中提出的“六义”“美刺”等说，都是与政治教化息息相关的。《诗大序》有云：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一段不仅对诗、歌、情、志的关系有了深刻的阐释，而且充分肯定了诗对于国家政治、社会教化的重要推动作用。关于诗的“美刺”作用，我们可以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这句话中受到启发。

无论是“美与刺”还是一系列爱国诗歌的产生发展，都受到儒家思想积极入世的影响，体现着“文学为政治教化服务”的主张。关心政治，崇尚现实，注重作品的讽刺性，教化性和教育意义，促使我国古代作家写了不少针砭时弊的优秀文学作品，但在当今社会，“文学为政治服务”受到了不少人的反对与质疑，而文学作品如何在这种反对质疑声中发展，繁荣，开辟一条新路才是人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2 中庸之道

《论语 先进》中记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孔子是很崇尚中庸之道的，他认为“中庸之为德也”，“中庸”的“中”不是中间的意思，不是在两个极端中间找到中间的哪一个，而是找到最适合的哪一个，中庸之意其实就是在处理问题时不要走极端，而是要找到处理问题最适合的方法。中庸之道可以说已经渗透到绝大数中国人的血液之中，中国人讲究“中庸”，而“中庸”更是促使自古以来的很多文学作品呈现含蓄、内敛的倾向，作家们似乎能够很好的控制住自己强烈的情感不致一泻千里地抒发。像《论语 八佾》中孔子就赞扬《关雎》是“乐而不，哀而不伤”就是说《关雎》这首诗在表达情感方面比较平衡，没有过度的快乐或者悲伤。男子对自己心爱的窈窕淑女求之不得时，只是“寤寐思服”“辗转反侧”，并没有过于强烈的哀伤，这应该就是“哀而不伤”，但当男子得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女子是也仅仅是“锺鼓乐之”“琴瑟友之”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般欣喜若狂的表现，这应该便是“乐而不”。此外。孔子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也是强调凡是诗都要具有中庸之道，要使人的思想中正无邪。在这种儒家思想的影响下，许多文学作品都具有朴实、含蓄、委婉的特征，多是“怨而不怒，婉而多讽”的效果。就拿李清照的《武陵春》为例，原文如下：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几多愁。

这是李清照五十三岁时避难金华所作，当时的她面对着家破人亡，丈夫死去，孤苦无依。可以想象她的心情是何等的悲伤。词的首句写狂风花尽，一片凄凉，但作者却没有从正面描写风之残暴，花落狼藉，而是极为含蓄地用“风住尘香”四字来点出春光一去不复返的哀愁。词的下片“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一句更是极其委婉地表现作者的愁绪，让哀愁有了重量，这种含蓄反而将作者的哀伤之感扩大化了，算得上“哀而不伤”的中庸之道好的典范。

3 “天人合一”的天道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