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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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政策范文第1篇
作为环保部门要严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关，切实加强项目环保设施“三同时”管理。同时，还要与银行业密切配合建立信息沟通机制，按照职责权限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规定，向银行业提供环境信息。人民银行及各分支行要引导和督促商业银行认真落实国家产业政策和环境保护政策，将环保信息纳入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防范可能出现的信贷风险。环保部门、人民银行、银监管理部门、金融机构都要加强合作与联动，以强化环境监管促进信贷安全，以严格信贷管理支持环境保护，加强对企业环境违反行为的经济制约和监督，以改变“企业环境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状况。
笔者长期从事银行金融工作，在多年的信贷管理工作中，深深感到：建立绿色信贷长效管理体系是绿色信贷政策具体化、规范化的表现。依据国家绿色信贷政策，搞好银行绿色信贷管理能充分发挥金融监管部门和环保主管部门及银行业实施国家绿色信贷政策的指导作用。这样做，可以把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责任提升到银行的战略层面，还能增进地方党政领导对银行信贷政策导向及各金融机构执行相关信贷政策情况的了解和认知度。怎样依据国家绿色信贷政策，搞好银行绿色信贷管理工作呢？这是摆在每一位从事信贷管理工作同行面前一道值得钻研的深奥课题。笔者认真学习了发达国家金融机构执行绿色信贷政策的经验，探讨了搞好绿色信贷管理工作先进的理念和方法。并愿与业内同行共同研讨这一课题，力求通过认真研讨，闯出一条创新与发展绿色信贷管理工作的新路子。
一、建立绿色信贷评估管理体系
信贷评估是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核心技术环节。建立绿色信贷评估管理体系，能有效地落实党和国家绿色信贷政策，优化配置银行的信贷资源，对绿色经济的发展可以起到引导、支持、保障和控制作用。笔者了解到，最近河北省环保厅与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河北银监局联合出台的《河北省绿色信贷政策效果评价办法》开创了绿色信贷政策评价的先例，这个“效果评价办法”对形成绿色信贷管理机制为各商业银行的绿色信贷管理工作进行有效监督提供了一条可行之路。笔者认为，银行业可借鉴河北省环保厅、石家庄中心支行、河北省银监局的做法，采取以下措施，建立绿色信贷评估管理体系。（1）建立绿色信贷工作标准。银行业可根据各企业的建设项目、潜在影响和风险程度，将项目分成A类、B类。对A类和B类项目分别进行社会和环保评估并写出评估报告。针对分类时发现的问题，责成贷款企业制定出以减轻和监控环境社会风险为内容的环境管理方案和企业解决存在问题的行动计划。（2）建立绿色信贷评估标准。银行业可成立以经济研究专家和环境保护专家为成员的审查小组，对A类项目和B类项目递交的环境评估报告进行严格审查，并请专家小组成员根据审查情况拟定评估制度。制度一旦制定，就要严格执行，决不能。银行业每年还要向上级领导递交绿色信贷评估过程报告和经验报告。（3）建立绿色信贷审核制度。银行业应责成借款企业在融资文件中承诺事项：遵守社会和环境方面的法律、法规和在项目建设运作周期内遵守行动计划要求，以及定期向贷款银行提交项目报告等。同时，还要责成贷款企业建立公开征询意见和信息披露制度。银行业应建立投诉机制，征求当地受影响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只有这样，才能利用金融杠杆，促进建设项目在环境保护以及周围社会和谐发展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二、积极创新绿色信贷管理模式，支持低碳发展
众所周知，我国“十二五”时期，绿色环保已成为全球发展的核心内容之一，金融资本也成为绿色环保的助推力。银行业应顺应这一趋势，大力倡导和积极推进以低碳、环保、节能为核心的绿色信贷，这不仅是贯彻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履行社会职责，也是改进银行业业务发展和调整结构的内在需求。目前，我国将新能源、节能环保等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其中就蕴涵着巨大商机。这就需要银行业以国家宏观政策和监管机构的要求为导向，按照国际“巴塞尔协议”和“赤道原则”的理念，坚持政策制定着眼绿色环保，资源配置优先绿色环保，产业支持倾斜绿色环保，制度保障考虑绿色环保，客户服务促进绿色环保，积极创新绿色信贷管理模式，支持低碳发展。笔者认为，首先，银行业应在“绿色信贷”领域中加强渗透创新。要充分利用和发挥银行在支持水电、风电等清洁能源领域的传统优势，总结推广经验，继续保持信贷资源配置向绿色环保倾斜的优势。同时，对生物质等新兴领域进行跟踪研究，积极拓展战略新兴产业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设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谋求更多的发展空间。其次，满足个性化要求，进行产品创新。笔者建议，银行信贷部门应根据客户的特点与资金运作模式，进行跟踪调查研究，加大供应链融资、中间业务产品、并购贷款、上市融资等产品的创新，使之成为一批绿色信贷品牌。然后，银行业要进一步提高专业化水平，加强服务创新。银行领导应与信贷部门员工根据客户、产品、区域的特点，组成金融专门团队，做好贷前、贷中、贷后的风险控制工作，加强对低碳环保运作模式和清洁能源发展趋势的研究，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为客户全面提供财务顾问服务。最后，充分调动全体员工工作积极性，加强机制创新。银行作为金融企业，必须履行对社会全面负责的义务，决不能见利忘义、袖手旁观。要着眼于低碳环保大局，对低碳环保企业在信贷政策上继续大力支持，在资金上重点做好保障，建立一条项目申报、评估、审批、放款、管理一条龙服务的“绿色通道”积极支持低碳环保事业的发展。
三、加强利率引导作用，创新金融产品多样化
笔者在从事银行绿色信贷工作中深深感到：作为金融机构，银行业应积极发挥地方银行优势，积极拓展新能源和环保、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市场，全力支持企业实体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尤其要突出对新能源和环保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重点发展产业的支持。对以上产业要想尽一切方法确保信贷资金的优先满足。同时，银行领导与信贷人员还要做好企业的投资顾问，合理引导他们的贷款投向，加强利率引导作用，以提高他们的资金使用率，使企业降低融资成本，充分体现“择优扶优，区别对待”的绿色信贷政策。银行信贷部门要通过实施战略合作伙伴、重点客户、名单式管理、专项利率优惠等政策，帮助企业进一步降低融资财务成本。通过设置市场调研系数适度调节担保风险系数，贡献度系数及政策调节系数，有效发挥差别利率政策的投放作用。同时，银行领导要将工作重点放到创新金融产品，满足多样化融资的方面上来。笔者在与同行共同探讨“绿色信贷管理”工作情况时发现，目前市场融资情况是这样的：一些中小企业、科技型企业由于担保原因而导致融资困难，影响了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针对这种情况，银行领导就要与信贷人员积极采取措施，支持他们的产业发展。银行可采取担保方式多样化，以不动产的抵押、动产抵押、动产质押、企业保证、联保等手段，不断创新和完善贸易融资类、置业按揭类、联贷联保类、权利质押类等产品，并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体系。银行之间还应联手合作，积极解决有进出口贸易背景的中小企业资金需求问题，适度利用商票、敞口、进出口银行贷款、直接融资手段来满足优质企业多方位的融资需求。在积极促进环保企业发展的同时，银行业一定要严格执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对钢铁、水泥、房地产开发贷款实行余额控制，对违规建设项目采取限贷、停贷和收贷措施，对不符合国家政策的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项目严禁发放任何形式的新增授信及用信，促使“绿色信贷管理”工作不断提高、不断完善。
四、支持绿色工业，促进经济发展
众所周知，从我国的国情来看，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匮乏，发展相对落后，环境承载力较弱。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时期，建设任务十分繁重，特别是我国城市化波及13亿人口，比世界现有56个高速度发展国家的人口总和还要多出3亿多，这种形势对资源环境形成巨大压力和挑战。这就需要我们国家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资源节约型、环保友好型的绿色发展道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绿色工业是贯彻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把握战略机遇，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笔者认为，支持绿色工业，促进经济发展，可从以下三方面进行。（1）银行业要支持绿色工业发展，形成市场化、社会化、多元化投融资体系。因为绿色工业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多数处于产业初创期，风险较大，所以在融资方面面临很多困难。银行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和资源配置枢纽，支持绿色工业发展是义不容辞的责任。银行业要运用开发性金融的理念和方法发挥中长期投融资优势，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为发展绿色工业起到积极作用。（2）发挥优势，联合作战。银行业应与工信部、科技部、环保部及地方政府等在绿色工业、生态环境领域的企业联合作战，坚持政府入口，开发性金融孵化，市场出口的方法，引导社会向绿色工业投资。（3）严把贷款关。银行业一定要严格执行国家“绿色信贷”政策，在审批企业建设项目开发时，对因环保问题不合格的项目一律不给贷款，并积极为绿色工业领域发展提供顾问和融资服务。
信贷政策范文第2篇
关键词：农业信贷；巴西；政策演变
中图分类号：F812.8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5.16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5-39-03
巴西位于南美洲大陆的热带和亚热带，土地资源丰富，气候适宜，适于发展农牧业，除小麦等少数作物外，主要农产品均实现自给，是世界上少数适宜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的国家之一，被誉为“21世纪世界粮仓”。巴西是世界农业生产和出口大国，2011年巴农牧业出口占巴出口总额的42.3%，达945.91亿美元，同比增长36.94%。巴西蔗糖、咖啡、橙汁的生产和出口均列世界第一；大豆产量和出口量居世界第二；酒精和烟叶和产量居第二，出口量列世界三；玉米产量和出口均列世界第三。猪肉、水产品、棉花、生物燃油、玉米、稻米、水果、干果等也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巴西政府为推优┮档目沙中发展，有规划地制定了农业信贷、农产品最低保护价格、农业保险、鼓励合作社和加工业发展、加强公路建设以及出口鼓励等政策措施。其中，巴西农业信贷政策为农牧业提供了更优惠的贷款利率和宽松的支付条件，是巴农业政策的基础之一，下面简述巴近年来农业信贷政策及效果影响。
一、巴西农业信贷政策简述
1965年第4829号法令确立了“巴西国家农业信贷体系”，旨在鼓励农业生产者或农业合作社加大在农业领域投资，为农牧业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提供支持、实现生产工业化，支持中、小农业生产者的农业生产，鼓励资本形成以及鼓励引入合理的生产方法以提高生产效率、改善农业人口生活质量和合理保护土壤。巴西国家货币委员会负责制定农业信贷有关法规，巴西央行负责政策的控制和执行。该体系由以下机构组成：巴西中央银行、巴西银行、亚马逊信用银行、巴西东北部银行和国家合作信用银行、巴西农业改革研究所、巴西农业发展研究所、巴西经济发展银行；此外，各州政府占大多数股份的银行、巴西联邦经济银行、私有银行、信贷、金融和投资机构以及获准经营农业信贷的合作社也作为辅助机构。
农业信贷分为3种，一是种植信贷，主要用于购买生产资料；二是投资信贷，主要用于添置固定资产，对购买土地不予贷款；三是销售信贷，主要帮助生产者解决销售资金周转。农业信贷发放范围包括农业生产者、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及从事获批准的种子以及用于人工授精及胚胎的研究或生产、农牧业机械服务、人工授精服务、商业用途的捕鱼和水产养殖业开发、植株测量和与森林有关的活印
农业信贷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一是低成本资金，来自政府货币发行、为农牧业贷款提供资金来源的银行存款和国家国库局预算资金；二是正常金融成本的资金，如来自巴西银行的“农业信贷票据”、来自劳工保障基金以及来自“农村创造就业项目”的资金；三是外国资金以及银行系统获得的资金。
二、巴西农业信贷政策演变
由于受传统资金来源枯竭、资金使用成本提高、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连续出台和调整、农业耕作自然条件的不确定性以及农业生产者的高额债务等因素影响，巴官方渠道提供的农业融资经历了较大波樱各阶段政策也各具特点。根据巴西央行统计数据，经折算，20世纪70、80、90年代巴西提供农业信贷资金分别为8298.62亿雷亚尔、8408.13亿雷亚尔和3031.79亿雷亚尔，2000-2009年为5023.30亿雷亚尔。
（一）上世纪70年代的农业信贷政策
20世纪70年代，农业信贷就是巴西政府通过大规模为农业生产者提供农业信贷和农产品最低价格政策对农牧业活咏行大力干预。这期间农业信贷政策的实施主要是通过“国家农业信贷体系”实现的，在为生产成本提供融资，鼓励资本形成、加速新技术的采纳、加强中、小农业生产者在经济中的作用，为采纳农业新技术、购买现代化农业设备和促进农业贸易和仓储的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因国际形势变化，70年代中期巴西对外账户不平衡、通膨压力大导致政府无法提供足够资金和低利率信贷以继续执行之前的政策。农业信贷体系在70年代末遭遇了瓶颈，外债高企和通货膨胀导致了巴政府对农业政策的调整，巴国库对农业提供的融资被削减。同时，该模式也因执行中公平、效率以及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等因素遭到了一些质疑。主要体现在对通货膨胀的控制产生了负面影响、表现为资源分配不平等和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均。在政策执行中，大型农业生产者更容易获得资金，且全国仅20%的农业生产者使用了信贷资金。又因信贷增长并未伴随着产量提高，信贷不再成为推酉钅坑行Х⒄沟恿Α6对货币政策产生无法预期的影响，信贷体系的运作转为依赖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强制执行。
（二）上世纪80年代的农业信贷政策
上世纪80年代，由于巴通膨加剧和政府财政危机等困难阻碍了政府继续成为农业信贷的主要提供者。巴宏观经济政策改革对巴西农业信贷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融资、政府农业信贷的逐步减少进一步增加了私营业者在融资领域的活跃性。农业信贷额从70年代末占农业GDP的85%减至90年代初占农业GDP的29%。此后的经济不稳定进一步导致了农业信贷的减少，1989年信贷金额比1980年减少了58.2%。
80年代农业信贷政策主要包括：减少金融机构资金来源占比，更多使用农业生产者自己的资源，改革公共账户以及统一预算，建立巴西国库局，控制巴西国库进行的各项活印4送猓还对信贷的获取增加了一些限制，如提高贷款利率和对种植信贷的获得增加限制。
（三）上世纪90年代的农业信贷政策
上世纪90年代巴西农业信贷政策特点主要体现在，巴联邦政府逐步转变为政策制定者和推诱撸鼓励私营机构加大在该领域投资力度，政府官方资金逐步减少，同时制定政策更有重点和有针对性地关注家庭农业发展；农业生产者无法履行融资承诺，政府出台措施进行债务重组；政策制定中开始考虑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因素。
90年代巴西经济发展特点主要体现在更多地参与国际竞争，货币汇率的变雍突醣业奈榷ㄐ远技为敏感地影响到了农业信贷政策。外债危机对巴经济依然有重大影响，政府依照80年代取得的经验，希通过对银行利率的调整减少对农业融资的补贴并优化信贷的构成。受控制公共开支等因素制约，巴政府逐步减少了在农业领域融资的投入力度，并通过生产和信用合作社向农业生产者提供资金等其他融资手段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政府信贷补贴。巴联邦政府逐步转变为政策制定者和推诱撸积极寻找其他资金来源并鼓励私营机构增加农业融资投入、为农业信贷提供资金。为此，1994年出现了“农业信贷票据”，这是农业生产者和合作社发行的一种票据，旨在获得流幼式穑特别是购买农用物资的流幼式稹8闷本菘捎糜谂┎品的后期交货，可现场提前销售部分产品。这一措施的实行使私营机构加入了农业信贷领域，这是第一个农牧业私有融资机制。
此外，高利率和“雷亚尔计划”执行初期的货币升值导致了农产品售价低和成本高，对农业生产者造成了损害。该行业合同不履约情况在90年代也大幅增加，根据巴西学者分析，巴西合同不履约率由1994年7月的22.9%升至1995年12月的38.8%，1997年9月达54.7%。巴西外债危机凸显了巴农业信贷政策的一些缺点，政府对信贷提供和信贷体系管理的过度干预导致了贷款的高集中度，1999年2.11%的借款人欠下了57.3%的贷款债务。农业生产者无法履行融资承诺也引发了对债务再次磋商的激烈讨论，巴政府决定提供一个广泛的债务再磋商项目。具体解决方案是通过“资产重组特别计划”、“担保项目”以及“农牧业生产合作社复兴项目”进行债务重组，对农业债务进行保障，使欠债的农业生产者立即可获得免去金融税费的农业信贷，鼓励私营金融投资者加大投资以减少农业信贷对官方农业信贷体系的依赖。
90年代后5年，受“雷亚尔计划”推行带来的货币稳定、贸易开放深化以及把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纳入政府议事日程等因素影响，巴西政府对农业政策机制进行了大幅修改。具体包括制定了植物产品分类和仓储的新法律，调整了农牧业保护系统架构，对最低价格政策、农业信贷政策和农业保险等传统农业支持手段进行了重新规定。为解决农业领域社会、经济以及农村人口生活中存在的问题，1995年成立了“农村收入工作创造项目”。对环境保护的日益担忧使得巴政府也将此纳入了信贷政策，为此巴建立或修改了现代农业项目和现代基础设施项目。此外，政府还通过巴社会经济发展银行投资解决融资问题，更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关注家庭农业发展。1997年政府实施了“家庭农业支持计划”，旨在确保小农户的基本收入、增加农村就业机会、把小农固定在土地上避免农民大量进入城市、抑制农业人口向大城市的过快流佣造成的城市社会问题。
（四）2000年以后的农业信贷政策
2000年以来，巴农业信贷增长极为显著，2009年比2000年农业信贷额增长了152.8%。在农业信贷政策上延续了90年代后五年的政策并且加大了执行力度。2000年以来巴西农业信贷的大幅增长主要归因于巴西国库局对银行利率的平衡和调整、新投资信贷渠道的建立、为减少银行系统波有圆扇〉恼务重新谈判措施以及“农业信贷票据”的使用。巴西社会经济发展银行的一系列项目是巴农业生产投资项目的新特征，此外巴政府还通过立法引入了新的农业融资机制。
作为投资项目结构调整的延续，2000年以来又新成立和重组了一些项目，被称为“巴西社会经济发展银行项目家族”。为增加官方渠道的农业信贷额，1991年巴西社会经济发展银行在农牧业领域的资金投入也大幅增加，而此前该银行传统上是为工业行业提供投资的银行。近年来，该银行下设的一系列项目经过不断整合和完善，形成了水果种植、现代农业、农业种植发展、基础设施现代化等几个大类的项目。经过巴西国库局对有关税费的平衡，这些项目均固定利率且还款时间长。
2004年第11076号法律和2005年巴西证券委员会颁布了第422号规定标志着农牧业融资的重要进展，丰富了农牧业融资的选择。2004年颁布的第11076号法律，建立了新的农牧业融资机制，包括由仓储商出具的农牧业存款，认股权证证书，生产者合作社或贸易、工业企业以现金形式支付的农牧业应收账款证书，公共和私营金融机构以及信用合作社以现金支付的农业贸易信用证以及农业贸易应收账款证书。此后，2005年巴西证券委员会颁布的第422号规定建立了“农牧业商业票据”。这些金融手段对巴西农牧业的金融衍生品构成了有益补充。2006年巴西社会经济发展银行建立了“种植畜牧业一体化项目”，为农业生产者提供技术支持、培训技术人员，监控环境、经济和社会影响。
巴西的经济开放进程推恿舜邮屡┎品贸易的跨国公司扩展在巴贸易，这些企业对巴西农业、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很多农业生产者可以争取到相关公司提供的大量低成本融资。这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公共行业农业信贷的减少。值得注意的是，巴西现代农业已开始倾向于逐渐回归到私营行业，即除家庭农业以外，政府包括信贷、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干预的影响逐渐减少。
三、巴西农业信贷政策效果影响
信贷政策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央银行；信贷政策；评估
JEL分类号：G32；E51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2)06-0038-04
一、我国建立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制度的背景
信贷政策是金融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央银行在尊重商业银行“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原则下，以货币政策为依据，以产业政策为导向，配合国家社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引导和规范银行信贷资金投向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和管理制度的总和。与货币政策着眼于调控货币总量相比，信贷政策着眼于调控银行信贷资金投向的比例、结构和期限，具有结构性的特点。可以说，信贷政策和货币政策共同组成了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的“左右手”。
从各国情况看，尽管不一定名为“信贷政策”，但多数国家都有从结构上调控资金流向，从而事实上履行信贷政策的职责的机构。比如，为鼓励金融机构将在社区内吸收的存款更多用于当地社区发展，美国制定了《社区再投资法》；又如，为支持中小企业，日本成立了中小企业金融公库。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制定和实施宏观信贷指导政策是中国人民银行的主要职责之一，我国信贷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与产业政策配合的信贷政策，如金融支持服务业、文化产业，限制向“两高一剩”行业贷款等；二是与区域发展政策配合的信贷政策，如金融支持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三是支持社会经济薄弱环节的信贷政策，如金融支持“三农”、中小企业等；四是涉及民生的信贷政策，如金融支持就业的小额担保贷款政策，扶贫信贷政策、助学贷款政策等；五是消费信贷政策，包括房地产和汽车金融等；六是应急性信贷政策，如金融支持抗震救灾、应对禽流感等。
从我国信贷政策操作实践来看，信贷政策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直接调控阶段(1998年以前)，中央银行通过严格的贷款规模控制和利率管制直接干预商业银行的业务，信贷政策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实施效果“立竿见影”。二是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型阶段(1998年——2004年)，中央银行取消贷款规模限制，信贷政策行政干预的色彩在淡化，“窗口指导”的成份逐步提高，信贷政策实施效果总体上比较好。三是以间接调控为主的阶段(2004年至今)。2004年银监会从人民银行分设，人民银行专注于宏观调控，银监会专注于银行监管，这种体制安排在强化调控和监管专业分工优势的同时，也造成了人民银行对信贷政策的实施主体制约力减弱，金融机构执行信贷政策不到位，自觉性不强，信贷政策实施效果与政策制定者的预期目标有偏差。特别是当一些信贷政策支持鼓励的业务利润空间有限、风险也相对较大，与金融机构在市场化原则下利润最大化的目标相冲突的时候，金融机构执行信贷政策动力不足，人民银行没有更好的手段去推动金融机构予以落实，信贷政策实施效果不佳。在此背景下，人民银行需要创新信贷政策手段和方法，探索在间接调控的方式下，如何加强外部监督和约束，更好地引导金融机构兼顾市场化目标和国家宏观政策导向。
完整的政策体系一般包括政策制定、实施和效果评估三个环节。之前对前两个环节讨论较多，对效果评估重视不够。只有客观真实地评估总结政策的实际效果，才能借鉴好的经验，并对暴露出的工作不足，加以改进完善。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制度就是从政策效果评估角度对信贷政策制度的创新，力图通过建立一套指标和方法动态跟踪监测和评估金融机构实施信贷政策的态度、措施、效果等情况，达到以下目的：一是督促和引导各金融机构更加有效地落实信贷政；策，提高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二是及时发现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利于促使信贷政策决策部门改进和完善信贷政策，提高信贷政策制订的科学性；三是加大政策的宣传沟通，增加社会各界对信贷政策的认识和理解。
二、我国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制度的探索实践
(一)区域试点
信贷政策范文第4篇
关键词:经济金融;经济刺激;货币信贷;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0)07-0014-06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0.07.03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央推出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一揽子计划,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通过扩大内需来刺激经济保增长。经济刺激政策很快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止跌企稳,在2009年1季度6.1%触低后反弹至4季度的10.7%,经济发展信心很快得到恢复。
一、把握适度经济刺激政策
经济系统是与社会系统交融的,宏观方面表现为复杂的比例问题,微观方面表现为对个体的激励问题。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系统的稳定,其依赖于供给与需求的平衡,即社会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等于社会消费、投资和净贸易的有效需求,而国内生产总值(GDP)就等于总有效供给或者总有效需求,公式表示为:GDP=消费+投资+净贸易(总有效需求)=有效产品+有效服务(总有效供给)。在生产力落后的短缺经济下,GDP由供给决定,随着生产发展的供给过剩,GDP转由需求决定。在生产力较落后下,经济发展等同于扩大供给,投资增长是决定因素,因而要节制消费增加储蓄积累,并由储蓄转化为投资;在生产力较发达下,产品和服务已出现了相对过剩,投资可能是增加过剩的无效行为,经济发展转变为由消费决定。在全球金融危机下,由于外需急剧下降,扩大内需成为政策的着力点。需求论者因此提出刺激消费,甚至低通货膨胀有益的观点;供给论者强调扩大投资,以投资拉动消费和消化过剩产能。金融危机挫伤了消费和投资的信心,恢复和提振信心催生了扩大内需的政策,但运用政策推动经济增长不可简单化,扩大内需尤其要把握适度的问题。
(一)扩大内需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
我国经济特点表现为内需不足,尤其是消费需求明显偏低,扩大内需尤其是提高消费需求,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目前对这些基本经济理论认识没有异议,但对理论的应用却大相径庭,可能导致消费和投资政策的混乱。首先是扩大消费方面。由于消费由收入支撑,即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消费=收入-储蓄。消费最大值也就是全部收入,这时储蓄为零不能进行投资扩大再生产。对于个体还可以通过借贷超前消费,然而从全社会角度看消费应当控制在收入范围,而且从长期看个体消费也不能超过其总收入。如果说从静态看消费受到制约,是否可以通过刺激消费实现动态良性循环呢?比如有学者建议以温和通货膨胀刺激消费。从短期看通胀能够抑制储蓄刺激消费增长,但这种因通胀刺激的消费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因人们靠劳动获得收入,对消费要求是物有所值,消费要符合劳动的付出,这样的消费基础才是对劳动的鼓励。如果推行货币贬值的政策,人们为避免损失而被迫消费,刺激消费目标短期是达到了,但这又意味着劳动付出不能获得合理的物质回报,当辛勤的劳动既不能致富又没有安全感,人们只好抛弃劳动而寻求更快捷的收入渠道,这时整个社会就会充斥着不劳而获和横财暴富的意识。因此,通胀刺激消费经济增长的过程,不仅不可持续且会带来灾难后果。
其次是扩大投资方面。投资能够拉动经济增长不容置疑,理论上投资是将储蓄转变为生产资料,不仅本身表现为对社会总产值的贡献,而且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但投资即是对资源的投入,需要由储蓄转化而来,也是收入的函数,对于透支收入的投资要在未来变本加厉的偿还,而没有效益的投资是浪费资源,投资前提是存在有效消费需求,而且资源具有稀缺性的特点,这都制约着投资的增长。由此可见,对于扩大内需与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发展是因,内需是果,经济发展是扩大内需的前提,内需不足对经济发展也有制约。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蔓延,经济衰退导致投资和消费信心下降,使我国内需不足而矛盾更加尖锐。实施经济刺激政策扩大内需,对恢复投资和消费者信心十分必要,但扩大内需的经济刺激双刃剑应当保持合适的度。我国2009年经济增长达到8.7%,成功实现“保八”目标,①投资和消费信心明显恢复,经济刺激政策要适可而止,及时转换到结构调整上。
(二)经济结构比例与资源优化配置
简单扩大内需能拉动经济增长在理论上是因果关系倒置,但由于经济结构问题的内需不足可以制约经济增长,当全球金融危机恶化内需环境,就要及时推进刺激政策弥补内需不足。由于经济发展动力受制于结构比例关系与资源优化配置,包括投资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产业结构之间的比例关系,产业结构与资源配置的关系。按照木桶理论来解释,实现最大效用是由短板决定,弥补经济结构中的短板缺陷是经济增长突破的关键因素。从我国消费与投资比例关系看,消费是制约经济增长的短板,但消费不仅受经济发展的制约,而且也需要资源的支撑,如果消费局部增长过快,形成木桶理论中的长板,不仅将造成资源浪费,而且透支未来的发展潜力。扩大内需是调整结构的一个步骤,只有当消费属短板才扩消费,产业是瓶颈才扩大投资,通过内需调整来促进结构优化,而且要依托资源环境承受能力适可而止,不可把无限扩内需作为经济增长的永动机。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在80年代该比重高于50%,而1996年以来该比重就逐年下降,从47.46%至2008年的35.96%。无论从纵向比还是与国外横向比,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明显偏低,消费水平有较大的上升空间。而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呈下降的趋势,1990年前该比重大约为55%,由于90年代前期高通胀,居民收入跟不上物价上涨,该比重急剧下降至1993年的46.2%,2002年以来该比重从48.08逐年下降至2008年的43.15%。对于我国居民消费不足有从储蓄挖潜的空间,但消费比重过低主要还是受收入的制约,尤其是收入向高收入群体倾斜抑制了消费增长。扩大消费可以考虑降低储蓄率的方法,但这样的措施效果非常有限,而主要应考虑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二是提高中低收入群体占总收入的比重。对于我国经济刺激政策是否适度则要看是否达到优化结构和资源配置的效果,特征指标要看是否存在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通胀和泡沫指标是经济体系运行的晴雨表。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无论何程度都是不良的,要摒弃关于通胀和泡沫只要适度就有益的认识,但经济运行中温和的通胀和轻微的泡沫难以避免,在经济决策中对此可以有一定的容忍度。
(三)经济增长受到资源有限性的硬约束
经济增长本质是产品和服务的增长,表现为劳动价值创造及资源价值转移,产品的生产需要占用劳动、科技、资本、土地、原材料、能源等生产要素资源,服务的实现也需要消耗劳动并且以产品为载体,因而都受到生产要素资源有限性的制约,可见生产过剩只能是相对过剩,而不是产品和服务的无限供给。在全球金融危机环境下,中央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恢复了投资和消费的信心,遏制了生产过剩的恶性循环。但是货币增长并不能创造价值,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货币高增长并没有带来持续经济高增长,而往往是经过短暂经济高增长后,经济增长就呈持续多年下滑(见图2)。经济高增长不能由货币高增长来支撑,这是由资源有限性的规律所决定的。由于危机的本质是资产泡沫积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美国金融危机的泡沫风险可以凭借美元货币垄断地位,通过货币贬值或资本流动将风险转嫁至全球,因而美国金融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由全球来为美国资产泡沫埋单,发达国家以相对优势也可能将风险转嫁到发展中国家。而我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如果发生严重的资产泡沫,泡沫风险不仅无法转嫁,且可能遭受严重的风险损失。因而我国一旦发生危机将对社会经济产生很大的破坏力,我国经济发展只能依托自身资源约束条件,货币供给也要与经济增长潜力相适应,高度重视防止资产泡沫和金融风险。
二、货币信贷政策过度宽松的风险
2009年,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27.7%,人民币贷款新增9.6万亿元,增长31.6%,与中央经济工作会提出的年初货币政策目标的M2增长大约17%。①全年新增贷款5万亿元相比较,货币信贷增长速度明显超过预计,有从适度宽松迈向过度宽松的趋势。对于银行大量发放贷款,短期内肯定会导致需求迅速上升,但更需要真正转化成为长期的有效消费需求,如果最终消费领域吸纳不了,最后将推高资产价格和加剧产能过剩,经济复苏将会有反复,必将加大银行信贷风险。
(一)地方政府投资冲动
长期以来,地方政府普遍存在强烈的投资冲动,在扩张性政策指导下,更会刺激地方政府扩大信贷规模和财政赤字。中央提出扩大内需政策,推出总额4万亿元的两年(2009―2010年)投资计划,各级地方政府迅速响应,制定了庞大的投资计划,陆续宣布了近20万亿元的投资计划②。但从全局的高度看,很多项目不仅存在重复投资、重复建设的问题,有的地方政府和企业降低了产业准入门槛,给不符合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发展方向的项目重生的机会,让陷于困境的高消耗、高污染企业又有机会复活,可能使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更加严重,重新回到粗放式发展的老路,固化现有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尤其是政府投融资平台债务增长很快,据银监会非正式统计,至2009年末,全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规模达6万亿元,绝大部分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银行信贷,仅当年新增银行贷款3.8万亿元,而2008年全国财政总收入才有6.13万亿元”③。融资平台运作机制本身也蕴藏了巨大的系统风险:一方面,在具体的项目选择和决策上,地方政府替代企业成为主要的决策者,不可避免地造成或加剧部分产业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银行在与地方政府的互动中处于相对弱势,银行针对这些投融资平台投放信贷的风险管理难以真正落实,贷款资金实际上完全脱离借款人监控,而目前主要依靠的往往是没有真正法律效力的财政担保等,如果出现偿还问题,银行实际上很难顺利追溯,其带来的后果很可能是无力偿还后将债务风险转嫁于银行,成为银行新的不良贷款。因此,要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完善银行信贷风险预警机制,促进信贷资金投入到有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领域,防止出现新一轮的投资过热,避免形成更大的产能过剩。
(二)商业银行业自律不足
随着金融市场化与国际化的推进,外资银行综合经营机制介入,银行业层出不穷的创新活动,利率管制将逐渐被利率市场化取代,这对我国银行业自律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在扩内需保增长的宽松货币政策下,银行在内部管理方面要加快提高自身治理水平,在经营活动中要防止过度竞争以减少社会的交易成本,对信贷资金要防止流向虚拟经济以降低风险。银行业提高自律能力迫切需要解决以下问题。一是风险意识不强。银行面对国有企业和国家支持的投资项目时,往往又会淡化风险意识,减弱约束控制;银行也可能出于局部或短期利益,抓住国家扩张性政策的“利好”机会,放松风险控制;有的银行职员在“业绩压力”下,风险意识也会淡化,这必然会加大银行的经营风险。二是抢占市场份额的攀比冲动。国有银行本身存在市场份额攀比的土壤,曾经有不惜成本抢存款争份额的情况存在,现在是发放贷款和中间业务的市场份额也都在攀比。地方政府也通过行政和经济手段施压银行放贷竞赛,在2009年上半年贷款数据披露后,市场份额下降的银行领导在地方政府压力放宽条件下加大激励来促进扩大贷款规模。三是容易导致道德风险。在宽松货币政策目标的环境下,银行可能放松风险控制而“宽贷”,被迫向大量过剩的基建项目和难以生存的中小企业贷款,这就容易留下贷款过程中道德风险的隐患,国有银行在1999年和改制上市的两次巨额不良资产剥离已有先例。
(三)资产泡沫风险隐患
信用扩张会起到鼓励投资者增加对风险资产的投资,Allen和Gale提出一个基于信贷扩张的资产价格泡沫模型说明信用扩张对资产泡沫形成的作用,在用信贷资金投资于风险资产市场时,会诱发资产价格泡沫[1]。使用信贷资金存在着风险与收益不对称的情形,或者说存在风险转嫁,投资者将风险转嫁至银行,这是因为投资者借款投资于风险资产,风险资产收益高于贷款利率的部分完全归投资者所有。如果风险资产的收益低于贷款利率,则由银行承担风险。此次全球金融风暴源于美国,但经济一体化已经使危机传导至全球,我国经济在全球金融风险前夕,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也对投资自己所处的产业失去信心,转而将资金投入楼市和股市等虚拟经济,带来2007年“流动性过剩”的股市和楼市。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低利率政策使得流动性充足日益加剧。但制造业投资环境恶化及产能过剩的问题没有解决,资金持有人在货币供应量高增长下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只有将资金投入虚拟经济规避贬值风险。自2009年以来,在全球救市措施到位、货币条件较为宽松的大背景下,国际初级商品价格总体大幅上涨,而国内房市和股市等资产价格大幅反弹,又可能逐步回到严重资产泡沫。
(四)危机复杂性的决策风险
低物价与高资产价格可能长期并存,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的前几年,“在通货紧缩和经济稳定的同时,全球资产价格却出现大幅波动,股票价格指数变化远远大于物价指数变动,各国住房价格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2]。当经济衰退源于资产泡沫时,资产价格的暴跌使得企业和个人资产缩水,而企业和个人的债务却没有任何减少,日本学者辜朝明对此提出“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概念,他认为,此时企业的首要任务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偿还债务使负债最小化,修复资产负债表[3]。全球金融危机源于资产泡沫,由于企业和个人资产突然缩水贬值,的确没有资源来支撑更高的负债经营,而应当消化资产泡沫造成的风险损失,这样才能再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这时企业扩大投资和个人扩大消费的意愿很低。而目前国内不少优质企业也大大减少了银行资金的续贷,尽管银行主动给予了大额授信,这些企业也很少提款用于生产经营。公共投资短期内创造了大量的信贷需求,但信贷资金是受政策影响最敏感的,只要政策稍微一调整,就会有大量资金集中进场或退市,这容易造成资本市场的大起大落。对于资金充裕的企业来说,在资产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的预期下,无论是财富保值的需要还是增值的诱惑,最可能的决策是将资金进入股市房市一博,这无疑将对资产价格泡沫推波助澜,既为资产市场搏击者带来丰厚的收益,也为经济发展留下巨大的风险隐患。可以肯定一点的是如果政府投资不能有效拉动民间资本的投资,就难以阻止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持续衰退;而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持续衰退,一定是降低企业的偿债能力的,这将大大增加银行体系的坏账,尤其是经济繁荣期投放的贷款更可能产生大量的坏账风险。因而,对于扩大内需的决策主要应依靠财政政策,在财政可掌控资源范围内实施政策目标,注意给予民间资本更多参与公共领域投资的机会,让更多中小企业在4万亿投资计划中直接受益。只有这样,才能最有效地提升社会信心,进而改善银行的信贷结构,有效避免信贷投放的大起大落,确保整个金融体系健康稳定地运行。
三、对把握适度货币信贷政策的建议
我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首先要认识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其次要诊断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再次要判断危机的影响程度。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市场规则和运行体系不够完善,经济高增长依赖高投资和出口导向,危机影响主要在于出口需求下降的产能过剩矛盾。我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要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和运用市场规则,借鉴常规时期由市场自由调节和危机时期由政府干预的方法,积极扩大国内投资拉动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在结构调整优化下的可持续增长。
(一)货币信贷政策要着重调整结构的任务
经济增长受到资源投入的制约,由于资源供给的有限性和有成本,经济健康发展是资源合理配置利用而不是超过资源承受能力的高增长。经济危机是结构性矛盾的爆发,处置危机措施只能是对结构的调整,要加快发展方式转变,通过调整结构达到优化资源配置。按照西方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增长模型,对于国民收入的分配划分为储蓄倾向和消费倾向,当储蓄倾向增加而消费倾向减少,经济增长速度就趋于加快。经济增长是以节制消费即增加投资为代价,高增长的秘密实质上是高投资率。既然经济增长驱动力是投资增长高于消费增长,那么也意味着高增长就是产能的快速增长,并相应要求消费或出口的增长以消化产能,近年来我国高增长就是出口高增长的结果。全球金融危机导致贸易需求大幅下降,我国经济增长下滑主要是受出口大幅下滑的影响,要恢复高增长要么等待外贸易需求大幅回升,要么国内消费需求增长能够填补产能过剩,但对于一个大国发展长期依靠出口总是受人制约,以调整结构来促进消费增长成为唯一的选择。银行业要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在扩大信贷规模中要注意优化行业结构,落实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对重点工程、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对支农项目、小企业发展、消费信贷等领域,要按照统筹兼顾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要求积极予以支持。对高污染、高耗能及产能过剩的行业则要严格控制信贷投入,并稳妥适时退出。
(二)货币信贷政策要抓住扩大就业的目标
西方经济学奉行的分配原则是“土地得地租、资本得利润、管理得绩效、劳动得工资”,即按生产要素的贡献标准来进行分配,这种分配原则在表面上看是合理的。当强调经济增长就要求资产升值和利润增长,生产要素分配顺序就必然为土地、资本、管理,最后才是劳动。由于土地和资本的稀缺性具有相对垄断地位,而劳动者高度竞争处于明显的弱势,在资产所有者和控制者(地主或资本家和经理人)合谋下,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在分配中比重就可能不断下降,这种分配原则的结果必然是两极分化,即地主或资本家和经理人越来越富有,广大劳动者越来越贫困。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数百年历史里,由于压低工人工资,不断增加投资,使消费能力不断下降,生产能力不断上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每隔8～10年就发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在战后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经济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间隔有所延长,但爆发经济危机的本质没有改变。这是因为收入分配存在向资本倾斜的严重不均衡,广大劳动者人数众多但收入有限,对消费品购买力受到严重削弱,消费需求依赖为数众多的广大劳动者而不是几个资本家的奢侈消费,当广大劳动者的收入增长缓慢,有效消费需求无法跟上快速增长的产出,这种供需差会随着生产过程的循环而不断累积,生产的相对过剩就不可避免,这即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而用西方经济学凯恩斯的话说是“有效需求不足”。
无论是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理论,都承认经济增长受资源投入的制约,资源具有可否再生、是否稀缺、能否流失和有否成本等性质,而人力资源具有稀缺但廉价、支付过成本但过期作废,实施就业目标经济政策有利于人力资源高效利用。一是积极推进扩大就业的政策。就业是民生之本,有就业居民才有收入,逐步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是刺激消费需求的前提。银行要及时明确信贷导向,资金要投向吸纳劳动力强的产业和企业以拓宽渠道增加就业。二是增加劳动要素的分配权重。中等收入阶层是支撑消费增长的主导力量,因而中等收入阶层扩展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按劳动要素分配是培育中等收入阶层的关键。2008年我国20%高收入群体占总收入的44.3%①,收入向少数人倾斜还在逐年呈扩大的趋势,远没有形成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银行信贷在培育中等收入阶层的责任,主要是落实好扩大就业的金融政策,加大对服务行业、劳动密集企业及高科技产品的支持,通过扩大就业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消费结构的升级。三是要促进城市化进程。推进城市化是扩大就业有效途径,银行业要加大对城市化进程的支持,加大对城市建设及民生工程、安居工程及住房按揭的倾斜。
(三)货币信贷政策要以防止高通胀为底线
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内需,通过在经济低迷状态下增加流动性,为经济结构调整拓宽空间。但如果货币供给过度宽松,货币大量增发超过经济增长的部分,就必须通过物价上涨来消化,但货币超额发行流入实体经济,不是均匀推高各项物品价格的上涨,而是受黏性支配改变相对价格,然后推高物价总水平。哈耶克将这个特征称为货币的“黏性”,更强调通货膨胀具有“流体均衡”(a fluid equilibrium)的性质,表现为资产价格、资源价格和消费品价格的轮番上涨[4]。资产保值增值的预期最强,首先是推动资产价格上涨的资产泡沫;资源具有稀缺性的特点,继而推动资源价格上涨的成本型通胀预期;而消费品由于受产能过剩的压制,最后才出现消费品价格上涨的通货膨胀。
泡沫和通胀不仅防碍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收入分配的公正,而且对广大群众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生活造成影响,这必将导致内需增长不可持续。在早期自由资本主义下,经济停滞一般伴随着物价下降,经济低迷的时候不会发生通货膨胀,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符合菲利蒲斯曲线描述的反向关系。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由于政府对经济干预和刺激的增加,在危机期间物价不但不跌落,反而持续上涨,存在经济停滞与物价上升并存的“滞胀”现象。以美国为例,从战后到80年代初其爆发了7次经济危机,仅前两次危机期间物价有轻微下降,其余的危机期间物价一律上涨。1980―1982年的危机中,1980年上涨了13.5%,1981年上涨了10.2%①。对经济进行政策干预一定要把握好度的问题,更不能用所谓适度通胀来刺激消费,因为在金融全球化和高度化下,通货膨胀往往滞后于资产价格泡沫,在还没有看到通货膨胀而仅在通胀预期下,资产泡沫已经将资源配置严重扭曲,使结构性矛盾进一步恶化。
因而,一是及时遏制资产价格和资源价格的快速上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在推进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时,不仅要关注消费品价格防止通货膨胀,尤其要关注前端的资产和资源的价格,遏制资产泡沫和管理通胀预期,只有这样才可能遏制过高的通货膨胀,避免经济“滞胀”。二是适时调整利率以符合资金价格水平。全球央行不断降息刺激需求增长有限,反而是刺激通货膨胀预期上升,推动资产和资源的价格迅速反弹积累泡沫。刺激经济不可违背价值规律,资金低成本政策造成流动性泛滥,将加大资产泡沫和经济结构性矛盾。我国央行应当敢于利率政策手段的超前性,先于世界经济复苏周期及时调整利率,以控制通货膨胀预期和资产价格泡沫。三是“以改革开放创造更多的市场机会[5]。我国不是真正缺乏内需,而是有效的内需,既受到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的制约,又受到僵化的经济体制的压制。要及时把扩内需的着力点,由推进经济增长转向改善民生,由政府投资转向民间需求。通过改革为老百姓提供住房、医疗和养老保障,把老百姓的潜在需求释放出来;通过向民间资本开放交通能源、基础设施及金融服务,把民间投资需求释放出来就能够创造大量的内需。
(四)积极主动防范银行信贷风险
“要及时对经济走势拐点做出预判,‘反周期’操作―于经济上行之前增加放贷,或于经济下行之前收缩放贷,将有利于实现风险既定条件下的收益最大化,或者收益既定条件下的风险最小化”[6]。目前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向过度宽松转化,银行信贷增长幅度明显过高,对于贷款越是增长快就越要注意防范风险。
一是推动民间投资才能真正刺激内需增长。目前投资增长主要依赖政府投资及其拉动的贷款,大型企业和上市公司的资金比较充裕,但对实体经济投资还处于观望等待状态,中小企业融资还存在障碍,民间投资尚未充分启动。经济刺激计划的摊子已经铺得很大,如果后续投资跟不上就会形成大量的烂尾工程,银行坏账上升就可能导致中国式的金融危机。要注意解决对实体经济投资增长内在动力不足的问题,加快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和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及时向民间资本开放垄断行业和产品,积极推出结构调整和减税让利的政策,以刺激民间资本投资增长。
二是推动贷款流向资金短缺的实体经济。新增信贷主要投向了基础设施及民生工程,构成了扩大内需和宏观经济向好的强力支撑,但货币过于宽松推高房市股市的泡沫隐患,而对制造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贷款投放较少。银行对新增贷款要严格准入条件,向装备制造、节能环保、技术创新和服务业倾斜,支持住房建设和自住消费而严禁房地产投资性贷款,以促进贷款流入资金短缺的实体经济。
三是防止投资过快增长加剧产能过剩。我国经济主要问题在于内需不足的结构性矛盾,即无效供给太多与有效供给不足。扩大投资对消费拉动非常有限,因为消费制约因素是分配结构不合理和保障体制不健全,在出口还没有明显复苏时,扩大投资最可能加剧产能过剩。银行信贷要按照风险效益的原则,及时进行结构调整以促进有效需求,严格控制高污染高耗能及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
四是各级政府要积极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对于庞大的地方项目投资,银行是否积极介入取决于当地的金融生态环境。地方政府只有努力打造和建设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才能有助于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降低金融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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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肖崎.金融资产膨胀下货币政策的困境与对策研究[D]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07:83.
[3]辜朝明.大衰退-如何在金融危机中幸存和发展[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4]周其仁.货币似蜜、最后还是水[J].北京青年工作研究,2009(7):52.
[5]许小年.中国不需要凯恩斯主义[J].浙商,2009(4)(下).
[6]朱民.危机挑战政府[J].国际金融研究,2009(2):30-31.
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2009.
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2009.
②数据来源:法制晚报.全国各省总投资近20万亿元四川3万亿投资居首[N/OL].news.省略/system/2008/11/27/100962938_05.shtml.2008-11-27.
③资料来源:陈士铭.中国政府如何应对地方融资平台问题[N].联合早报,2010-03-24.
信贷政策范文第5篇
金融产品创新的发展现状及特征
（一）个人信贷产品创新主要呈现出的特征。一是业务品种繁多。个人消费贷款品种有住房抵押贷款、旅游贷款、助学贷款、汽车贷款、耐用消费品贷款、装修贷款、定期存单质押贷款、个人保单权利质押贷款等多种。二是业务模式多样化。如住房贷款有个人二手房贷款、个人住房加按揭贷款、个人住房转按揭贷款、个人商品房组合贷款、个人按揭贷款等新产品。三是贷款方式多样化。有担保、抵押、信用与大商家合作等，为消费者提供了完善、周到、便利的融资服务。据统计2011年，敦煌市银行机构新增个人消费信贷占全部贷款余额的7.4％，占新增贷款的32.1%。从公司业务类信贷产品创新看，全市各银行机构票据贴现、项目融资、保理业务等产品创新发展较快，其中票据业务信贷产品的创新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二）理财产品成为负债业务产品创新的亮点。一是品种越来越丰富。据统计，各商业银行推出的理财产品已有50余种，并由最初的单币种产品扩展到多币种结构性产品，投资也有单一债券资产发展到与股票、债券、期货、期权、利率、汇率、黄金等挂钩。二是逐渐体现了个性化、组合化和综合化。根据不同客户或客户群个性化的金融需求，将客户关系管理、资金管理、投资组合管理等融合在一起，通过多种金融工具与交易方式的组合与创新，实现银行服务方式与经营模式的综合化。三是客户范围逐步扩大。个人认购起点为5万元或10万元，但后期少数银行进一步降低准入门槛，以吸引更多的理财客户。
（三）中间业务创新产品多，银行卡业务竞争日益激烈。近年来，中间业务创新已成为各家银行竞争的重要领域，归纳起来主要有支付结算、证券基金保险，收付款，电子商务、银证通、咨询、信托、租赁、保管箱、企业银行、个人理财、代开存贷款证明等。从调查情况来看，中间业务交易金额很大，但基本上仍主要集中于代收代付、结售汇、结算等劳务型业务上，技术含量较低，银行虽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利润率很低，效益不明显。
存在的问题
（一）金融产品创新使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下降。一是扩大了货币供应主体，使央行控制货币功能弱化。现行商业银行部分金融产品创新如理财产品、证券化产品，使非银行类金融机构也成为货币供应的主体，影响了央行对这一货币供应主体创造派生存款的控制。二是弱化利率传导的杠杆弹性，使中央银行对利率的可控性减弱。三是金融产品创新所带来的投资实际收益的提高，使中央银行所能控制的名义利率对储蓄和投资的影响力下降。
（二）金融产品创新减弱了央行对货币供应总量的可测性。从货币需求来看，金融产品的创新使公众对单纯意义上货币的需求趋于减弱，使单纯意义上的货币在广义货币和金融资产中的比重下降。从货币供应来看，金融产品创新使货币乘数的不可测性增强，因而使货币供应量指标的可测性受到影响。金融创新产品所具有的产品替代特征，使通货、定期存款的变动不再按照原有轨迹发生变化，规避管制的产品创新又使法定存款准备金和银行超额储备的作用机理发生变动，影响货币乘数等关键性指标。
（三）金融产品创新减弱了货币政策工具的效力。一是为规避管制，各种混业型产品如理财产品的推出，使大量的作为存款的资金流向了非存款性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绕开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作用对象。二是部分金融创新产品所产生的存款不符合存款准备金的计提基数，使存款货币银行存款准备金的提缴基数降低，中央银行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倍数收缩或扩张银行货币创造能力减弱。流动性较强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金融产品创新阻滞了再贴现政策的作用机理，扩大了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空间。票据、债券等多种金融市场创新产品的出现使金融机构通过金融市场来满足流动性需求变得更加便利，弱化了再贴现政策效果。
相关建议
（一）完善货币政策调控支持体系。一是逐步将金融创新产品纳入货币供应量范畴。从短期看，应对我国的货币层次划分加以改进和调整，将部分金融创新产品纳入货币供应量范畴，提高货币供应量中介指标的可控性；从长期看，社会融资总量应作为央行金融宏观调控的主要参照依据。二是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加强调控。中央银行应针对市场变化情况和金融创新的实际，综合运用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等数量型工具和利率、汇率等价格型工具，适时适度调节货币供应量目标，对货币供需和信贷运行进行调控，保证货币供应量增长与经济增长相适应，引导金融创新的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