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子入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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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子入画范文第1篇
夫妻两人带着四岁的小男孩住在一个院子里，生活平静而幸福。这天父亲在屋里读书，母亲在厨房做饭，小男孩则在大院里快乐地蹬着小三轮车。
小三轮车持续不断地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对夫妻俩产生了不同的效应:母亲觉得是音乐，心里感到特别甜蜜，特别踏实;而父亲却皱起眉头，显然噪音影响了他，他意识到儿子的车应该修理了，于是起身取工具去修车。
车修好后，男孩在蹬车时便悄然无声了。父亲满意而安心地回到书桌边，而厨房中的母亲却感到不适应，甚至有点紧张。
有人说，这故事讲的是母爱更温暖更感性，母爱的责任心深藏在她自己都未曾意识到的角落――也许声音让她明白孩子是否骑得太远了，是否摔倒了、磕碰了。
有人说，父爱更严格更理性，更多地表现在行动上的责任心，就像故事里的父亲。
我想，他们讲的都对。如果孩子能在父母亲双重爱的滋润下长大，身心将会得到全面的发展。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子女的教育似乎都成了妈妈的事:学校里，常听老师叹道，学校举办“家长学校讲座”，前来参加的家长中，十有八九是母亲。再看看周围，家庭与学校的联系大多通过母亲。从幼儿教育到中小学教育，女教师几乎一统天下。
报纸上，常可见“母亲的教学方式与儿童的性格”、“母亲――孩子一生的领路人”等诸如此类的文章。
“母系化”的教育结果如何呢？当教育责任全由母亲一人承担时，尤其是丈夫长期在外奔忙，不能给妻子以情感支持，母亲容易将感情的寄托全放在孩子的培养上。于是极易产生紧张、焦虑情绪，常表现为对孩子学习上的要求过分严格和生活上过分溺爱，从而引发孩子行为或情绪上的问题。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神经紧张型母亲的过分溺爱，是导致孩子长大后患上厌食症的原因之一。可见，一个只得到母亲关心的孩子，是很难健康发展的。
德、日两国儿童心理卫生专家通过调查发现，这两国都有儿童不同程度地患“缺乏父爱综合征”。这是一种多见于男孩的心理问题，表现为过分怕羞、情绪低落、自卑孤僻、缺乏上进心、不喜欢集体活动、厌恶朋友、不能承担挫折等。如果这些问题长期存在，对孩子生理和心理的正常发育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美国一位心理学家认为，父爱对女儿的影响更大。父亲在女儿的自尊感、身份感以及温柔个性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另一位专家指出，父亲能传授给女儿生活上许多重要的教训与经验，使其性格更加丰富多彩。
一项有关性格形成的研究表明，除了先天因素外，父亲后天言传身教的影响力胜过母亲。一般地说，母亲常以感情细腻、做事仔细、性情温柔等母性特征来影响孩子，而父亲则显示给孩子以勇敢、坚毅、强悍、有魅力等男性特征。
戏子入画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儒家 文化自觉 文化精神 因革损益 兼知兼行
儒家文化自觉，是指儒家知识分子进行文化反省，文化创造和文化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文化主体意识和文化心态。在特定的文化转型和文化自我批判时代，由于文化与人生的困顿，一些先知先觉的儒家知识分子往往能对自身文化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从而对旧文化的没落和新文化的诞生有清醒而充分的认识，能深切地体认到自身的历史文化使命，并努力付诸实践。在这些先知先觉者身上呈现出一种文化使命的历史担当精神，文化承传与文化损益精神，文化创新和文化实践精神，便是儒家文化自觉精神。儒家文化自觉精神形成于孔孟荀，后世儒者基本承袭了这一原点精神并略有创发，它们构成了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文化使命的历史担当精神是儒家文化自觉的逻辑起点。文化自觉源于对社会与人生的自觉，作为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和传统精神的守护者，孔子对历史文化使命的自觉担当直接源于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和人生困境的反省与自觉。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社会处于新旧交替之中，周室衰微，诸侯争霸，周天子失去了原有的权威；礼制遭到破坏，僭越现象不断发生。对于这种状况， 孔子深感不安和忧虑，认为礼制破坏的根本原因在于“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道”的失落意味着文化价值理想的失落和价值标准的失范，是知识分子的文化良知促使孔子走到了历史的前沿，立志改变“道之不行”的现状，重新恢复“天下有道”的局面。孔子苦心孤旨找回的“道”，是指儒家孜孜追求的古者先王之道，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它代表着儒家文化的价值理想和最高典范。孔子以周文化的继承者自居，他声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自觉地担当起延续历史文化的使命与职责。对于孔子的文化自觉，朱熹注解说:“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也，不曰道而曰文，亦谦辞也”[1](《论语集注?子罕》)，后来又干脆称:“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2]（《朱子语类》卷一三九）。可见，孔子对文化的自觉也即是对儒家之“道”的自觉。
孔子对历史文化使命的自觉担当所彰显的是一种主体自觉精神。孔子深切地体认到“道之不行”的社会责任在于人们自身，是人们的心灵给麻痹了，浸于其中而不知其味。这位儒学的创始人感叹道：“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中庸》第四章)。“道”就在百姓伦常日用之中，没有哪一刻离开过，就如人们天天饮食，却很少知道其中的“真味”。因此，应积极倡导一种主体自觉精神，自觉卫道，重新发现失落的传统并努力使之发扬光大，“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其中的深意也在此。在道与人的互动中，人是主动的而非被动的存在，人是道的制定者追求者和光大者，只有通过主体自觉努力，才能把“道”的文化理想(或价值理想)转变为现实。正是在此种意义上，孔子强调:“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这里表达的，是一种深沉的使命感，它从宽广的文化历史背景上，凸现了主体的历史责任。应当指出，“任重而道远”的历史文化的使命感，即是以“人能弘道”的历史文化自觉为前提的。
被后世尊的“亚圣”的孟子以私淑孔子门人自勉(《孟子?离娄下》)。孟子看到了世衰道微，圣人不作，诸侯放肆，处士横议，杨朱、墨翟的言论充盈天下，决心以“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辞，以承三圣(禹、周公、孔子)”(《孟子?滕文公下》)作为自身的文化使命，这是一种由强烈的历史意识和深厚的文化认知所融合而成的使命感，它同样源于主体对文化的自觉。孟子以“先知先觉者”自许：“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孟子?万章上》)孟子试图以先王之道的文化理想和价值准则来引导那些尚未觉悟的民众，把他们从“行之而不著也，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孟子?尽心上》)的混沌中拯救出来。作为一个孤独的圣者，孟子看到了自身的历史责任和文化使命，他把个体自觉积极转化为一种社会自觉，以拯救那些后觉的众生，他豪迈地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
荀子的文化自觉集中体现在他对道的自觉捍卫和解蔽上，在《荀子》《解蔽》篇中，他历数各家各派代表人物仅仅“观于道之一隅”而未能认识到道的整体。他指出，墨子为实用所蒙蔽就不知有礼乐，宋子为人之寡淡所蒙蔽就不知道的满足，慎子为法所蒙蔽就不知道法要贤能来贯彻执行，申子为权势所蒙蔽就不知道人和的作用，惠子为虚辞所蒙蔽就不知道要尊重客观事实，庄子为天道所蒙蔽就不知人为的重要意义。这些都只是道的一方面，至于整体的道，既体现常理，又极尽变化，不可能从一个方面去概括它，只有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学乱术足以为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举而用之，不蔽于成积也。故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此不蔽之福也。”(《荀子?解蔽》)荀子对孔子推崇，实质是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的推崇，这是一种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识和自觉卫道的担当精神。荀子明确提出他的文化使命就是:“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著矣。”(《荀子?非十二子》)。值得一提的是，荀子之后，儒家文化使命的自觉担当精神逐渐演变为一种自觉卫道的道统精神，对道统精神的继承和发扬遂成为儒家标志性的旗帜。
文化承传与文化损益精神是儒家文化自觉精神的核心。如果说文化使命的历史担当只是文化主体意识的自觉。那么，文化承传与文化损益则是文化价值内涵的选择与创新，它是儒家主体自觉的进一步深化。在儒家的话语系统中，文化传承指“述”而言，文化损益指“作” 而言。“作者谓之圣，述者谓之明”[3](《礼记?乐记》)。由于创业垂统的“作”乃是圣王之事，所以孔子自称“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实际上他有“述”有“作”。通过对历史文化的深刻洞察，孔子深深体认到:在文化失范文化转型时期，“述”与“作”是从旧文化向新文化转化的最佳范式。他说:“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这里的“因”便是文化的承传， 这里的“损益”便是文化的创新。孔子承继了周礼和先王之道，他的文化创新在于他能适应时代潮流，肩负着文化使命的自觉，在古代中国思想符号世界中第一次提出了 “仁道”的价值理想和价值原则。正是认识到人们食而不知其味的麻木不仁和“任重而道远”的历史文化使命，孔子的“仁”首先旨在唤醒人们的主体自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每一个主体都蕴含着自主的力量，是自觉的，主动的，而非被动的，只要自己想达到仁，仁道便可以达到。“仁”是一种自主自觉意识，在文化上体现为“一种深刻的文化自学意识和和忧患意识，一种深厚的文化使命感和文化自学践履精神。”[4]其次，“仁”是一种普遍的价值原则，孔子把“仁”界定为“爱人”(《论语?颜渊》) 体现的乃是一种朴素的人文观念，它意味着人在天地万物中的至上地位。而且，表现为爱人、尊重人的仁道原则必须以亲情为基础：“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仁”又体现出人类血缘关系的族类本质。有人认为孔子主张“爱有差等”，它构成了对仁道原则的限制。杨国荣指出，这一观点并非毫无根据，然而由此否定孔子仁道的普遍性原则，则似乎缺乏根据，孔子强调孝悌为仁之本，“其真正的旨趣并不是以狭隘的血缘关系来限制仁道原则，而在于将原始的(最初的)自然关系加以人化，就其本质而言，人文化总是意味着普遍化，它体现的是人的普遍的族类本质”[5]复次，“仁”还表现为最高文化理想和超越境界。最高理想是可近而不可及的，孔子本人也从来不敢以“仁”自许:“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即使是他最得意的弟子颜渊，也只能做到:“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孔子的“仁”含义丰富，从最高理想和超越境界层次上来说，“仁”是“道”的代名词，孔子之道即是“仁道”。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孟子?离娄上》)，“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中庸》第二十章）蔡仁厚先生也指出:“孔子之学，是仁学。仁，可以是德，可以是道，亦可以是性，是理”[6]可见，“仁”在孔子的符号象征世界中，具有一种最高范式的意义。
孟子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仁道思想。陆九渊在概述孔孟仁道精神的逻辑连续性时说:“夫子以仁发明斯道，其言浑无罅缝。孟子十字打开，更无隐遁，盖时不同也”[7](《陆九渊集》卷三十四)。在社会政治方面，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的精神，它的现实敞开即为“仁政”：“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提倡制民恒产，推动王道政治，以德化民，实行“仁政”。这样，“从孔子仁道到孟子的仁政，儒家人文主义原则便表现为一个深化的过程:它开始由一般的伦理要求，进一步提升为社会政治生活的准则。” [8]这是对孔子仁道的横向展开。在纵向系列，孟子把孔子推己及人由内而外的行仁路径上下贯通为“尽心知性知天”。孟子的逻辑是，人人皆有恻隐之心，善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它们是仁义礼智四种美德的萌芽，对内在心灵的发掘，可以深入到人类内在的善的本性;相反，如果把人的仁爱之心向外扩充，推已及人，便可扩充他人的仁爱之心，最终可以上贯为“知天”，“事天”。孟子自信地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达到“诚”的境界，天地万物与我为一，也就实现了儒家“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那才是儒家最大的快乐。
同孟子相比，荀子打开了社会现实的“治道”，却切断了儒家超越的理想追求及其内在的心性根源，切断了儒家对天道和人性的美好向往。荀子尊崇孔子和先王之道，并把先王之道规定为以礼义为核心的人道：“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荀子·儒效》但他又对古者圣王之道加以时代改造，他认为，道是自古至今最公正的标准，“道者，古今之正权也”（《荀子·正名》），“何谓衡？曰：道”（《荀子?解蔽》）。对于后者，王先谦注解说：“道，谓礼义”[9]（《荀子集解》卷十五）。可见，荀子的目光仅仅集中在“人道”上，集中在“礼”上，这二者是等同的：“礼者，人道之极也”（《荀子·礼论》）。“礼”概括了人道的一切规范，个人的生存，事业的成就，国家的安宁，都不能脱离礼的规范。因此，《荀子》《修身》篇宣称：“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还吸取了法家的思想，主张礼法并施，王霸并用，“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荀子·大略》）又云：“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荀子?成相》）在荀子思想中，“天人相分”和“人性恶”是他的独创，天与性皆是自然义，是负面的，被动的，这是他同孔孟思想迥异之处。也正是由于荀子断绝了道与天与人性的内在联系，荀子之“道”便只有从现实中诞生，道的神圣性和终极性彻底失落了，就连孔子孜孜以求的“圣人之道”，到了荀子这里也经他的现实改造而成为“君子之道”，其内容也是“礼义之文”。荀子对礼的文化模式的推崇，是对先王圣人之道的下坠，圣人之道也走向了平民化和世俗化。由于荀子过于现实过于冷峻，他省略了儒家内在超越的一面，导致了其思想的平面化的倾向。人的心灵总渴望理想，所以后世儒者虽然践履着荀子的“治道”，却心仪着孔孟的终极理想，儒家最终还是重复着孔孟理想主义的道路。
兼知兼行的文化实践精神是儒家文化自觉精神的现实归宿。儒家文化自觉精神并不局限于意识与精神领域，它具有自己的实践性。每一个儒家思想家既是思想的大师，也是实践的大师，在他们的文化生命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实践的自觉。从文化使命自我担当，从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到兼知兼行的文化实践，也是儒家文化自觉逻辑发展的必然进程。兼知兼行也是中国儒学的原点精神之一。从字源上看，甲骨文中的“行”字作 ，象一个四通八达的十字路口，它的本义是道路。《说文》：“行，人之步趋也，从行。”引申为缓步或急步行走，又引申为行动和实践。因而，“知行”一词的原初意义即知道，知道怎样去行道和实践，尤其是日常生活实践也进入了“道”的关怀领域。然而如何知道行道还必须通过学习来解答，在此种意义上，“学”包含了知道和行道。作为儒学的开创者，孔子虽然承认“生知”，但他更重视“学知”，认为只有圣人“生而知之”，他自己也是“学而知之”，学道知道对生命的意义至为重要，夫子感慨：“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只要能了悟大道，哪怕早上得道，傍晚便死去也在所不惜，孔子还反复强调：“士志于道”（同上），要求士君子要志于学道、知道和行道，这三者是统一的。他告诫人们：“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合乎正道，这也就是好学。就此，方克立先生指出，孔丘所谓“学”，实兼有“知”“行”二义。[10]孔子“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论语·公冶长》），他的一生是好学的一生，更是行动的一生，为了实现自己的文化理想，恢复周道，孔子一生遑遑栖栖，颠簸奔走于列国之间，“累累如丧远家之犬”也在所不辞。尽管其文化理想早已落后于时代，从一开始就注定无法实现，但其“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不仅执著于“任重道远”的历史文化使命，而且对圣王之道加以时代的改造，使之薪火相传，不绝如缕，表现出对儒家文化的高度自觉与自信。
孟子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生知”说，他认为人被先天赋予了“良知”、“良能”，“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孟子·尽心上》）。这是一种先验的道德认识论，仁义作为人先天具有的“良知”“良能”其外在转化便是“亲亲”、“敬长”的道德行为，可见，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孟子还进一步说明：“仁”、“义”这类先天道德观念产生的根源在于人的内心，他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因此，求知的途径就不是向外界探索，通过实践去认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而是通过向自己内心的探求去认识自己的先天本性，把那迷失了的天性找回来：“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同上）实践被根本排除在认识论之外，知即是行，行即是知，它们都是心的派生物。“心兼知行”是孟子知观的最大特色，学习也不过“求其放心”而已。其实，孟子也注重“学知”，重视学习的作用，学习只不过是安顿好本心，使心灵不被物欲所蒙蔽。对那些不觉悟的民众，通过学习予以教化尤为重要，孟子主张“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滕文公上》）。通过教化，使人人能以仁存心，以义存心，深造自得于大道，回到至纯无碍的天性。孟子一生，以弘扬孔子周公之道为职志，为恢复圣王之道，实行“仁政”，孟子辗转于诸侯之间，四处宣扬自己的学说和理想。由于孟子所述的唐虞三代之德，“迂远而阔于事情”，终不为齐宣王、梁惠王所用，只得“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11]，孟子一生也是自觉投身于文化实践的一生。
荀子依然坚持了孔孟由内圣而外王的路线，积极倡导“君子务修其内而让之于外，务积德于身而处之以遵道”（《荀子·儒效》）。道是君子修身处世的行为准则，君子的行为实践即是道的实践。荀子非常重视实践的作用，他认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不闻不见，则虽当，非仁也，其道百举而百陷也”（同上）。道的实践是学习和认知的必然归宿，不闻不见之道，不是真正的仁道，它的实行终将以失败而告终。我们应努力去践履正道，因为道就在我们身边，不去努力实践，仍然达不到目的，再小的事情，不去做永远也不会成功（《荀子·修身》）。一言以蔽之，儒家的知行观发展到荀子这里已呈现出“行兼学知”的思想倾向，荀子所强调的“行之，明也”和“符验”说，已有在实践中检验真知发展真知的思想萌芽，已接近科学的知行观。荀子也十分强调“知”的重要性，荀子的“知”关心的是人间日常智慧，“唯圣人不求知天”，竭力反对那些不着边际无关痛痒的言论，主张对“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则日切蹉不舍也。”（《荀子·天论》）与孟子不同的是，荀子认为后天的学习是获得知识和道德价值的重要手段，应博学多识，真积力久，“学至于行之而止”远远不够，还应活到老学到老，“学至乎没而后止”（《荀子·劝学》）。在现实生活世界里，荀子的思想和行为也是一致的。为了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文化理想，荀子曾周游齐、楚、赵、秦等国，试图说服诸国王侯接受他以王道统一天下的抱负，终不能用，但荀子的“遗言余教，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所存者神，所过者化。......天下不治，孙卿不遇时也”（《荀子·尧问》）。尽管荀子生不逢时，这并不防碍他非十二子、为道解蔽、自觉行道卫道，毕生执著于文化实践，对先圣先贤的文化理想一往情深，言其“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其中饱含着弟子们的无限敬慕和深远的文化意蕴。
文化使命的历史担当精神，文化承传与文化损益精神，兼知兼行的文化实践精神共同构成了儒家文化自觉精神的价值内涵，这一文化精神的形成有其现实的、形上的和内在的价值根源。在先秦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是儒家文化自觉的现实根源。一般说来，文化的自我批判总发生在旧文化衰落时期，每当社会政治经济总危机处于爆发的前夜或已经爆发，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旧的价值体系已经崩坏，于是一个文化批判时代，一个文化反省和文化自觉的时代开始了。“礼乐文化”是我国春秋时代的文化标志，“礼崩乐坏”带来了“文化断裂”和文化危机，也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反思并由此而达于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文化进步的内在动力，是旧文化的终结和新文化崛起的契机。儒家文化自觉精神的形成还有其形上的价值渊源。脱胎于原始宗教的早期儒家并没有完全摆脱天命神学的羁绊，听命于天，祈天安命是其文化自觉的形上根源，也为其思想和行为抹上了神圣的光辉。孔子认为，文化的创造和存亡最终依存于天的力量，他把自己的文化使命视为天的赐予，认为周文王死了以后，所有的文化遗产都承接在自己身上，天若要消灭这种文化，那我也不会掌握这种文化了，既然上天不想消灭这一文化，那么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论语?子罕》），文化的创造与延续可通过人而实现，但人的创造与延续文化的终极动力，归根到底又根源于天。孟子同样强调天命的至上性，在《孟子》《梁惠王》篇中，孟子把自己一生政治文化理想的失败解释为天意使然，其文化自觉更是上承天命所当然；“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孟子·公孙丑下》）荀子否定了天的神秘性，把天还原为物质性的天，主张“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但他并不否定命的作用。荀子云：“死生者命也”（《荀子·宥坐》），“节遇之谓命”（《荀子·正名》），把生死、时机和遭遇称之为命。荀子并不刻意要求人们知天，但应知晓命运非人力所能左右，因此，人生应达观而又自信，“知命者不怨天”（《荀子·荣辱》），人们应乐天、知命、安命。笃信天命只是早期儒家思想的一个侧面，他们更多地看到了理性的作用，把目光投向了人自身，投向了人类自我的深层———人性，人性构成了儒家文化自觉的内在价值根源。儒学的开创者孔子只是淡淡的说了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并未对人性作善恶价值判断，但这足以成为他能承接周公继承周文化的最充分的内在依据。孔子之后，孟子看到了人性的正面价值，宣扬了人性本善圣凡同类并为之寻找心理的依据，于是人的价值自觉文化自觉只须“反求诸己”（《孟子·公孙丑上》），向内心去寻求。荀子则看到了人性的负面价值－－性恶，看到了“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 性恶》）即人人皆有改善人性走向圣人的潜能，因之，人的文化自觉就在于“化性起伪”（同上），克服自身的负价值而走向理性自觉。
应当指出，儒家文化自觉精神更多的是源于内在人性的理性自觉，源于认识主体对自己行为的自主选择，它既是自觉的，又是自愿的。“道”是儒家知识分子进行理性认识和自主选择的最高理想和价值标准。实行“仁道”是孔子毕生的追求，孟子也要求“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孟子 ? 离娄下》），肯定主体自觉地把握道，遵道而行。荀子指出，人的行为自择必须以道为准则：“道者，古今之正权也。离道而内自择，则不知福祸之所托也”（《荀子 ? 解蔽》）。儒家的文化自觉就是对“道”的自觉。有了“道”的自觉，一方面，面对现实的文化危机，早期儒者挺身而出，承担起自觉救世的文化使命，并不断地向生命的深层进行探索，寻找文化的内在依据；另一方面，即便是面对那神秘莫测的“天命”，也应努力去破译它的文化密码，孔子“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的自信，孟子“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孟子·尽心上》）的警示，荀子“知命者不怨天”（《荀子·荣辱》）的达观，都显示出早期儒者对天命的乐观豁达和对理性自觉的信念。但是早期儒家知识分子都不同程度地肯定“天命”的作用，认为命运非人力所能左右，要求人们自觉地屈从天命，表现出浓厚的宿命论色彩，这是对主体自主性的否定，儒家文化自觉精神也呈现出自相矛盾的二重性质。
儒家文化自觉精神中还有许多耐人寻味的话题，例如，儒家文化自觉被后人称道的多是文化使命的历史担当精神、文化承传和文化实践精神，而文化批判和文化创新精神却常常被忽略，为什么？儒家文化自觉为什么多以自觉卫“道”，回归传统，回归先贤圣王之“道”的文化理想而告终？??????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课题，囿于篇幅，笔者将另文论及。尽管儒家文化自觉精神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是，儒家文化自觉代表一种成熟的儒家知识分子群体的兴起，他们既是文化的承传者，也是文化的创造者，文化自觉是他们的使命和责任，也是他们存在的现实理由。在社会转轨、文化转型时期，文化失范和文化重构的时代诉求，更迫切呼唤一种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自觉精神，这正是今天我们重提这个话题的时由。总之，儒家文化自觉精神以其独特的使命自觉、理性自觉和实践自觉，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投身于文化，自觉承担起历史文化使命，自觉地进行文化批判和文化创新，把文化落实为一种生活，一种实践，它们是中国文化不断进步的内在动力，推动着中华文化的薪火相传，在漫长的历史文化进程中，不断地进行自我更新，实现自我超越。
[1] 《论语集注?子罕》
[2]《朱子语类》卷一三九
[3]《礼论?乐记》
[4] 参见拙文《孔子文化哲学思想初探》，《南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第6-10页。
[5] 杨国荣：《善的历程——儒家价值体系的历史衍化及其现代转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页。
[6] 蔡仁厚：《孔孟荀心论之比较》，参见中国孔子基金会主编《孔孟荀之比较——中日韩越学者率儒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21页。
[7] 《陆九渊集》卷三十四
[8] 杨国荣《善的历程——儒家价值体系的历史衍化及其现代转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9页。
[9] 《荀子集解》卷十五
[10] 方克立：《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
[11] 《史记》卷七十四
[Abstract] The conscious spirit in Confucian culture is a cultural subject-consciousness and cultural spirit which was revealed in the cultural introspection， cultural creation and cultural practice by the Confucianintellectuals. It was compressed in culture inherrting and culturecreating spirit， the whole spirit of culture cognition and practice， and the spirit of accepting ancient culture calling actively.These spirit constituted the inner power which push forward to aenduring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 culture even the whole Chineseculture. In essence， Confucian cultural consciousness is asubjectiveconscious， that is culture-subject's conscious to “Dao”，butearlyConfucian intellectuals accepted “Dispensation”(“Tian-Ming”) indiffrent degrees， it negated the subject conscious of Confucian， so theconscious spirit in Confucian culture has shown its' self-contradictoryand dual characteristics.
戏子入画范文第3篇
最近，连绵的阴雨，让我的心也仿佛蒙了雾一般。湿气粘结着心事，想上升却偏偏下坠，陡然间生出一种无力感。
起床推开窗，连天也板着一张面孔，暗沉沉，雾蒙蒙的。我站在阳台上看那大团的乌云，感觉着黑暗的气息向我逼近，还夹杂着波涛汹涌的声音。
这时候，我想起了家乡的雨，真正应了这句诗：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
那雨是缠绵的，它落在发丝或者衣服上都没有负重感。落在脸上，仿佛情人的双手拂过你的脸庞，温柔中带着悸动的情愫。
那雨是轻盈的，漫天雨丝如同七仙女手中的丝线，丝线在空中飞舞，忙着去点缀这秀丽山川。
那雨是忧愁的，但这样的愁并不浓重，仿佛细小的针孔。少了哀怨的气息，多了一分灵动的美感。
家乡的雨很善解人意，能带人入梦。特别是在二三月间，那含羞带怯的样子，让人看到了从心底里喜欢。
记忆中的我喜欢淋雨，从来不打伞。在花草呢喃的梦中，我带着少女的烂漫走过家乡的小道，山间，田野……
还有梦中那半明半昧的色彩，带着茉莉花的清香，晕开了一池幻想。
深圳的雨天带着厚重的感觉，闷热中湿气又扑面而来，粘乎乎的，仿佛一层细密的汗。这几天下班回去看到路上的积水增多了，行人少了。而人行道上的树叶显得更绿了，空气中少了很多污浊的气息，这是我所喜欢的。
依然不变的是天空中的乌云，从早到晚，凝聚不散。
每当窗外的骤雨想起，我就会想起家里边那温柔的细雨。这之间仿佛隔了很长的时光，明明我才没离开家多久。
家乡的雨，也是我梦里的温柔乡，缠缠绵绵又缱缱绻绻，似奶奶的眼神，母亲的双手，呵护我每一个受伤的深夜。
细雨携着飞花入梦，愁与恩情并共。我仿佛看到了“东边日出西边雨”的景象，体会着“道是无情却有情”的无奈。
戏子入画范文第4篇
我国的信息化建设难题不仅仅表现在资金投入、人才匮乏等方面，还表现在战略规划、常规管理等方面。
在战略规划方面存在问题如下：
1.规划时间较长。日、韩和新加坡三国的信息化规划一般为1~3年的短期战略。我国的规划一般都是5年、10年，不符合信息技术发展迅速的实际情况。
2.规划目标过于趋同。我国东西部信息化建设差距很大，如果目标一致，即使标准折中，由于西部基础太差，也很难实现。
3.战略规划中缺乏创新目标的量化细节。根据统计，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为万分之三。信息化规划应把目标量化细节纳入战略议程，不量化就很难产生科技创新的成果。
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利用方面存在问题如下：
1.基础设施重复建设现象严重,营运绩效落后。
2.设备淘汰周期过短，缺乏二次利用机制。从实际应用来看，显示器的报废期应更长一些。国家可以主导计算机制造商把品牌机的主机和显示器等分离出售，以减少资源浪费。我国在信息化建设上存在着严重的数字鸿沟，国家可以出台计算机的二次利用规划，把淘汰的电脑再分配给经济欠发达地区，以推广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
3.重硬轻软，投资结构亟须调整。目前，通信基站建设日趋完善，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计算机基本普及，并基本接入互联网。但利用计算机实现无纸化办公、把办公业务网络化的部门却微乎其微。
制定切实可行的短期信息化发展战略
应制定发展重点领域的短期战略，战略规划要凸显目标。国家出台的《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是一个15年的规划，时间跨越比较长，因此在战略中并没有提及过多量化的数据指标。国家出台的战略规划，其目的是要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比如农业信息化、数字鸿沟等，这些都不是一下子能得以解决的。况且组织目标往往变化很快，很难保证信息化与业务战略目标始终保持一致。所以在信息化规划过程中，应进一步把国家这个宏观的15年规划细分成5个阶段性的短期规划，制订明确的时间表，并尽量凸显目标和考核细则。
战略规划对创新目标方面要进行量化。规划中如果只谈“创新”二字或者喊创新口号，所起到的作用可能微乎其微。比如，某一重点领域的嵌入式软件开发或者集成芯片的研发，如果把目标就定位在两年内突破对某一芯片的研究，创新的结果可能会更好。当然，创新环境、创新机制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和研究。
创建国家资源管理体系 提高设备利用率
重点领域信息化投资项目建议国有化。目前，各领域都热衷于闷头搞行业或领域信息化建设，包括开发适用于自己的MIS系统，争相上项目，造成有目共睹的重复建设、系统资源浪费、系统规划目标混乱等问题。
因此，建议重点领域的重大信息化项目应纳入国有管理和国家投资范围内。特别是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投资，如移动通信的基站建设、国家重点干线的光缆铺设等都属于战略资源，应纳入国家的重点规划和管理范畴之内，由国家投资建设。新加坡等国家的做法是将这些项目建设国有化，投资的主体是国家，各运营商租赁这些资源，这样可最大限度地避免资源的重复建设。从国家的角度管理重要信息资源，既有人才、资金的优势，又能得到各领域的足够重视。
信息平台、共享领域的项目建议纳入行业审批范畴。一个信息平台的建设不仅仅涉及软件的开发，还关系到硬件、人才等具体问题。当前，不少地区内外网交叉，信息平台繁杂，重复建设严重，信息共享艰难。如果不从宏观的角度去控制立项或投资，那么各个领域就会出现很多有共性的、功能相近的系统平台。国家在信息平台、共享领域的项目建设上，并没有出台具体的管理办法。如果把重大项目的立项纳入到行业的审批范围，从国家信息化发展总体规划出发，结合本地区的发展实际，严格把关信息平台和共享领域的项目审批，就会从根本上减少资源浪费，有利于组织内的资源共享，实现各领域的互联互通。
应建立行业信息设备登记、淘汰和二次利用制度。在信息化建设中，没有任何组织和个人能忽视信息设备的基础作用，没有信息设备就没有信息化支撑的平台。我国由于国情的原因，东西部经济差距较大，信息化建设进程也相差较大。信息设备拥有量的差距是造成信息化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发达地区或者政府机关信息设备的淘汰速度较快，浪费也比较严重。如果只是在本单位做固定资产登记，并不能解决设备的二次利用问题。资源再分配对经济发展具有调节作用，对信息化建设也起到推动作用。主管部门可以对信息设备进行登记备案，对预淘汰信息设备进行合理调配或再分配，充分发挥废旧信息设备作用，解决我国数字鸿沟严重的难题。同时，二次利用也可减少电子垃圾污染，提高产品的使用价值。
着重发展信息产业 鼓励民间资本投入
日本促进信息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大多以法律形式出现，近年来日本的信息化政策更是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日本信息产业是在工业化之后逐步发展起来的，大量技术从国外引进，经过改进创新的技术又进入国际市场。
在短期内，我国可以借鉴日本采用的技术发展模式，走引进、消化、吸收、赶超的路子，重点发展市场需求大的适用技术和产品，通过技术改造、资本积累和市场开拓，实现信息产业水平的滚动发展。
戏子入画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小企业；资金结构；优化
中图分类号：F27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2-0057-03
中小企业的发展，与其能否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密切相关。然而融资的困境与资本结构的缺陷严重制约着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中小企业融资结构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中小企业发展主要依靠自身积累、依赖内源性融资，外源性融资比重很小。单一的融资结构极大地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和做强做大，并且在外源性融资中，中小企业一般只能向银行申请短期贷款。对中小企业来说，资本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必须畅通各种债务资本、股权资本渠道和方式。因此，本文提出从政府、行业和企业角度研究中小企业融资结构，促进中小企业结构的优化。
一、当前中国中小企业资金结构现状
（一）权益资金与负债资金比例结构不合理
权益资金是投资人投入企业的资本金及经营中形成的积累，它反映企业所有者的权益，负债资金是企业向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其他企业等吸收的资金。权益资金对企业的经营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它不仅是企业初始运营的资金基础，同时也是企业承担债务的基础，中国多数中小企业在开办之初主要依靠权益资本，但随着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权益资本比例越来越小，负债资本比例越来越高，一个企业如果权益资金过少，负债资金过多，资本结构不合理，在影响企业正常的经营和发展的同时，也使企业财务风险加大，对企业的生存带来威胁。据调查显示：中国中小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高达70%，资产负债率超过100%的在30%以上。较高的资产负债率直接影响了企业再融资的能力，使企业面临强大的筹资风险与财务危机。
（二）负债资本本身结构失调
造成负债资本本身结构失调的原因：
1.融资渠道过于单一。根据调查显示中小企业通过商业银行贷款作为资金来源的占74%，然而中小企业一般规模较小，资产流动性差，负债能力有限；企业的经营容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企业存续的变数大，容易破产倒闭，贷款风险大；中小企业信息透明度极低，内部监管制度不健全，银行难以对中小企业进行准确的评估等原因造成了中小企业向银行贷款门槛高的局面。
2.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高。中小企业类型多，资金需求一次性量少，频率高，加大了融资的复杂性，使得融资的单位成本大大提高。
3.缺乏完善的信用担保体系。中小企业本身经济实力弱，缺乏有效的担保抵押物品，许多中小企业很难找到需要的担保单位，况且目前，也未有专门服务于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机构，致使中小企业融资难。当然，一些中小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屡有逃债、悬空银行债务现象发生，损害了自身的信用度，也是其融资困难的重要因素之一。
4.无专门服务中小企业的金融机构。尽管中国经济中涌现出了一批区域性的中小金融机构，本应以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为己任。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些金融机构在业务发展上与国有商业银行有趋同趋势，出于风险防范考虑，未能真正面向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服务。
5.中小企业直接融资难以实现。目前，企业上市具有严格的程序、条件和要求，中小企业因缺乏上市基本条件，进入证券市场融资非常困难。据了解，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仅限于银行信贷、民间借款和职工集资。
二、优化中小企业资本结构的途径
（一）企业自身采取的措施
中小企业要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优点和缺点以规范经营，按照国家产业政策扶持的方向发展，尽可能利用自身的资源，增强自身的实力和信誉，使更多的金融资源流向中小企业。
1.中小企业应致力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由于中国大多数中小企业采用家族式管理模式，产权不明晰，责任不明确，需要帮助中小企业按现代化企业运作的模式完善治理结构，使中小企业的经营活动处于有效监督状态，不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从而增强企业抵抗风险的能力。
2.中小企业要转变观念，立足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改变“经营短期化”的行为，不断提取公积金、公益金，扩大自有资本规模，提高自有资本充足率大企业规模，从而提高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授信额度。
3.中小企业应树立诚信观念，不断提高自身信用水平，增强资金提供者的信心。中小企业对金融系统市场化程度的嗅觉不灵敏，对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生疏，不懂得树立和宣传自身形象，束缚了开拓融资渠道的可能性。中小企业通过加强自身职业道德建设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工作，在法定期限内及时履行偿债义务，增加中小企业信息透明度，使其在制度的约束下得到金融机构的认可和信赖。
4.中小企业应在健全权力制度、提高财务管理能力方面下苦工夫。要强化经营者、决策者的素质，提高企业管理效率、内部凝聚力和经营管理水平，以增强企业的综合素质水平。
（二）政府为中小企业营造宽松的融资环境
1.制定和完善信贷管理制度。改革现行的信贷管理制度，尽快制定和完善与中小企业发展相适应的信贷管理制度。建立灵活的贷款责任制，改进信贷业务流程，公开信贷政策，简化业务手续，提高办事效率。同时，要通过改革目前的信用等级评定办法，适当扩大贷款抵押率、进行金融产品创新等途径，最大限度地为中小企业提供全方位综合性的金融服务。
2.推进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按照“一体两翼”的模式，即以政府出资的担保机构为主体，以商业性担保机构和企业间互相担保机构为两翼，大力推进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2008年，省政府出资10亿元成立了江苏省信用再担保公司，组织实施“百亿元中小企业担保贷款项目”，按1∶1比例为各县（市、区）担保公司提供再担保，在全省形成20亿元总担保能力，由商业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新增100亿元贷款支持。
3.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尽快成立中小企业发展银行，进一步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当前中国中小企业的发展迫切要求有越来越多的中小金融机构能够满足其日益需求的资金需求，以弥补大型金融机构对其融资支持的不足。因此，积极组建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国家政策性银行乃当务之急，它必须将对中小企业今后的发展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此外，国家还应出台政策，进一步鼓励和扶持其他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4.扩大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空间。积极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扩大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空间。直接融资应该成为中小企业扩大资本规模、优化资本结构的重要途径。完善中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主要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进一步规范和壮大“二板市场”。目前中国的“二板市场”存在着进入门槛高、管理不够规范和规模偏小等特点，发展十分缓慢，远远不能满足大多数中小企业的需求。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应加快“二板市场”的发展，扩大其市场规模。二是加大发行中小企业债券的力度。要改革现有的债券发行和监管模式，积极推进中小企业债券发行核准制，通过放宽限制、简化程序、严格评估、规范管理等方式来实现中小企业的债券融资。
（三）大力加强政府扶持力度，不断完善中小企业融资结构
1.推进中小企业资产重组。企业的资产重组尤其是内部的资产重组有利于盘活企业存量资产，充实企业的资本金，调整企业的资本结构，因此，国家要积极支持中小企业进行内部资产重组，同时，对企业外部的资产重组也要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促使资本流向经济利益的行业和企业。
2.建立中小企业投资公司。建立中小企业投资公司也是完善资本市场，充实中小企业资本金的的有效途径之一。所以国家应该引导和鼓励民间资本投资设立中小企业投资公司。国家或地方政府为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成立投资基金，就投资基金的功能而言，既可以直接向中小企业提供政策性贷款，又可以向中小企业提供商业性贷款担保。投资基金项目的组织形式可以是基金投资供公司或开发公司，投资资金的原始资金来源于政府财政拨款及社会资金等，目前中国日益膨胀的民间资本为设立投资公司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投资基金由政府掌握，政府为中小企业制定各种技术创新与开发计划，对符合计划的中小企业给予专项补贴，基金也可以用于支持地方产业的升级换代以及重大高新技术成果孵化期和产业化启动的投入等。如提供于高风险投资相配套的长期优惠贷款，部分资金可用于风险损失补贴、贷款贴息和奖励。资金实行有偿使用，滚动发展，从而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更多渠道，改善债务资本结构。当然，在公司开办之初，政府可给予一部分的资金支持，以减少民间资本的投资风险，待公司运营规范成熟后，政府资金将逐步退出。而设立该公司也进一步拓宽了民间资本的投资领域，两者可谓相得益彰。
3.完善融资服务体系。基于降低中小企业信息披露成本的考虑，政府部门为中小企业构筑开放的信息系统服务平台。建立和完善中下企业开放的信息服务平台，为金融机构等众多资金供应者尽可能地提供关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有关信息，减少在融资活动中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增强资金供应者的信心。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方面，由地方财政拨款组建政策性信用担保机构，按企业化运作，实行保本经营、略有盈利，担保资金的运作以安全性、公平性、社会性会原则。组建商业化的信用担保机构，按国际惯例运作解决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问题。中央政府要组建国家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机构，为省级机构提供再担保服务。通过信用担保体系的建立，为中小企业贷款提供良好的担保保证。这样，可以有效低分担保险机构的风险，提升担保机构的信用，吸引更多的民间资金进入中小企业。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给予中小企业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鼓励发展风险投资基金等途径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促使其融资结构的根本改善。
（四）发挥行业集体优势互助融资
中小企业资本结构调整困难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很难提供合乎融资部门要求的担保品，他们在各自独立利益的驱使下各自为战，很难组成利益共同体，彼此间缺乏互助。因此，产业集群或行业协会中的中小企业可以在自愿结合、风险共同承担、法律允许的基础上成立互助担保体系，就可以寻求集中授信，达到以集团优势和规模效应抵御信贷风险的目的。
1.设立中小企业互助基金。互助基金由会员企业出资建立，会员只需交纳一定会费，就可以申请到数倍于会费的贷款额度，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贷款，也可以把互助基金作为信用担保基金，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信用担保。
2.采取联合发债模式融资。设计出适应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债券品种，并允许流通转让。联合发债是通过政府部门组织，集合一部分优质中小企业共同向社会发行债券，以取得长期发展基金，是一种现有政策背景条件下的融资创新。在政策允许、监管机构认可的范围内，采取召集多家中下企业捆绑式打包发债的方式，可以有效突破企业规模的限制，实现中小企业债券融资。成立行业内中小企业互的社团法人担保机构，通过行业自律、互相监督等手段，解决部分中小企业信用缺失所带来的融资难问题。
三、结语
中小企业由于融资能力有限等因素的影响约束了扩大负债的动机和可能，从而增加了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中小企业资本结构的形成涉及各方面的因素，是根据中小企业面临的现实金融市场，结合具体情况妥善处理各因素之间的关系之后作出的判断，也是中小企业根据信息结束条件、财务结构以及资金需求等作出的选择。本文认为，中小企业融资途径的选择和优化需要从政府层面、行业层面和企业层面综合权衡。政府为中小企业营造的宽松的融资环境，通过行业互助提升融资实力，加强中小企业内涵建设有助于增强融资能力。中小企业资本结构问题是多因素、多层次、多变量集合而成的一个复核性问题。不同性质的中小企业应该根据股权资本与债务资本的不同特点，建立稳定的财务结构，提供减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合理安排债务资本和股权资本的期限结构和属性结构，实现资本结构的优化。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