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经济发展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经济发展范文第1篇

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经济实力雄厚，连续多年经济总量位居全国首位。但是，省内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除了珠江三角洲和部分沿海城市经济发展较快，较发达外，位于粤东，粤北的大部分山区经济发展仍相当缓慢，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广东要在201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山区经济的发展，不容忽视，我们应把这项工作作为重点来抓，而山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农村经济的发展，就成为加快山区经济发展的根本，是重中之重，那么我们应如何加快山区经济的发展呢？我认为应做到如下几点：

首先，应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我省的山区县中，从事农业，种植业的人占了大多数，他们有着丰富的农业生产知识和生产经验，农产品不仅是他们生产和生活的的主源，也是城镇居民生活和农产品加工生产的基本物质来源。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发展农业生产，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推进农村城镇化的进程。因此，我们要加强农业在山区经济经济发展的根本作用，巩固其地位。

其次，要认清山区农村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马克思辩证主义认为影响事物发展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是影响事物发展的主因，外因是影响事物发展的重要条件。影响我省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因素也如此。总的来说，影响这些地区发展的内因有：当地人们思想观念守旧，缺乏创新意识，农业生产技术落后等阻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外因有：地处山区，交通不便，基础设施不健全，工业基础薄弱，农业生产技术落后等也影响了当地的发展环境，尤其是投资环境。只有认清这些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才能使山区经济工作有针对性，有目的性的进行，只有排除掉这些因素，山区农村经济才有良好的发展环境。因此，认清影响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因素，对山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今年三月，我在省十六个贫困县之一的揭西县作社会调查后认为，该县有很多经验值得其它山区县借鉴。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县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该县为了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定期召开农村经济会议，探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解决；领导还亲临农村指导农业生产，并实行领导扶贫挂钩责任制。这些措施，取得了成效，它使农民的生产劳动不但有了指南，也加深了他们依靠农业脱贫致富的信心。二是因地制宜，合理生产。该县针对各个镇的不同实际，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如有些镇主要产茶叶，有些镇主要产水果，有些镇主要产养殖业，有些是产农产品加工业等，这些发展路子使该县农村经济的发展有了合理分工，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三是创办农业生产示范基地。该县先后建了十几个农业生产示范基地，有水果基地，有茶叶基地，有蔬菜基地等，为了提高科技含量，增强市场竞争力，他们还聘用了华农，中大等高校专家作为指导，这些基地的创办，给该县经济发展有着很大的辐射作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四是加强对农村干部队伍的培养。该县针对农村干部队伍素质整体不高的问题，加强了对干部队伍的培养，如举行党员培训班，对党员理论知识的学习，举办经济知识培训班，增强党员的经济意识和经济发展观念。这些措施，使党员的整体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五是大力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交通建设。自省两大会战以来，该县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的指示，通知精神，较为圆满的完成任务，目前，该县各镇都有公路，大部地区可通汽车。六是，该县为了提高农民的科技生产知识，举办了培训班，还发送大量科技书籍到农村，这些都增强了农民的生产知识。七是该县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事实证明，农产品加工，使该县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最后是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政治工作。由于地处山区，农民思想守旧，封建在所难免，该县为了做好此项工作，经常利用广播电视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仅如此，还经常派宣传队到农村进行宣传，给农民解答问题，这些举措，使农民的思想观念有了一定的解放。该县的以上成功经验，我觉得值得其它山区县学习。

广东山区经济的发展，必将有力的促进全省经济的发展和广东基本实现现代化。我们应一如既往的支持山区经济，尤其是山区农村经济的发展。我十分愿意能与各位共同探讨这一问题。

经济发展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经济发展模式，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

人类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发展模式是可以多样化的，这是一种“历史的多样性”。有中国特点的发展模式是人类文明多样性中的一种。这里仅就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几个特点和内在主要支撑，谈一些看法。

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五个特点

一个国家发展模式之优劣、成败，关键看是否适合于这个国家的国情，是否给这个国家的公民带来福祉。中国发展模式，是指从中国同时兼有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三重属性出发，立足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为目标，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有特点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以下五个特点：

第一点，以增进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公民福祉为核心。因为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而公民福祉又是发展的核心。目前中国人口存量已超过13亿，达到13.1448亿。近几年，年出生率12.1‰左右，年死亡率6.8‰左右，年自然增长率5.3‰左右。按此计算，年人口净增量近700万，十年净增人口近7000万。中国的发展以13亿人的价值和13亿人的潜力的发挥为中心，旨在满足13亿人的基本需要，并促进每位成员的全面发展。这实在是举世无双的事情，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首先应强调这一点。

第二点，充分挖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巨大制度潜力。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它有若干质的规定性，这个制度是有潜力的。在所有制问题上，在调节机制问题上，有自己的特色。其中最显著的就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结合。中国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这种新的体制模式，在全世界190多个国家和经济体中，大致只有三个，中国、越南和老挝。应该说，在探索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结合上，中国是最早的国家。这种“内在结合”的巨大制度潜力，正在释放过程中，并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又一特点。

第三点，努力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市场广阔和作为后发国家三大优势。一是劳动力资源丰富。目前，中国16岁以上，60岁以下且已就业的劳动者约有7.6亿多人，劳动力队伍庞大且成本较低，这是很大的优势。二是拥有广阔的市场。从商品市场来看，近几年中国每年的社会商品零售额七八万亿元人民币，2006年进口货物8000亿美元。从资本市场来看，29年来，中国引进外资7000亿美元，相当多的国外企业到中国大陆投资，就是因为看中了中国大陆的市场。三是后发优势。随着信息革命和生物技术革命的到来，无论是老的工业化国家，还是新的工业化国家，都处于同一个起点上，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我们正在发挥并利用这种后发优势。

第四点，着力实行有中国特色的“四轮推动”，即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四大支撑。这一点后面专门分析。

第五点，在更大范围内推进有中国特色的“五位一体”建设，即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经济建设重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建设重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建设重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建设重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建设重在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推进“五位一体”的建设，基本宗旨是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中国自己的贡献。研究发展模式，应该有此广阔的学术视野。

紧扣一个核心，整合两种制度，发挥三大优势，实行“四轮推动”，推进“五位一体”建设，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

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的“四轮推动”

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四大支撑力量。

（一）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

工业化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最重要的支点。它不仅表现为工业在国民收入和就业结构中比重的上升过程，而且更重要的，是现代文明渗透到经济社会领域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主要依靠的动力是工业化。尤其是最近几年，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持续高于GDP增长速度。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02年的44.4%提高到2006年的53.8%。目前，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43.1%；制造业的总产值占全社会物质总产值的比重是67.4%。按照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中期工业产值应超过40%、制造业产值应超过60%的经验，中国现在处于工业化中期，并且加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生产国。

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已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拒绝复制前工业化国家“危机转嫁”等传统模式，使中国的工业化必须探索新路。这里所说的“新路”有两层含义：一是要有别于“传统的”工业化模式，真正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二是要有别于当今世界别国的工业化，真正走出一条“中国特色”道路。这种“新型工业化”与“有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的交叉结合，即是“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可概括为下列“五个结合”：

第一，提高科技含量与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紧密结合。中国推进新型工业化，着力把工业化建立在科技创新的基础上，重在提高技术进步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是区别于以要素（主要是资本）大规模投入为特征的旧式工业化的标志之一。同时，鉴于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较低的特点，努力寻求提高科技含量与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优势的结合点，以此形成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相结合的多层次工业发展格局，进而提高工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二，发展城市工业与发展乡镇工业紧密结合。中国有600多个大中小城市，这是中国工业的重要增长地。同时，鉴于全国密集着3.5万多个乡镇，也是中国工业增长的“沃土”之一。20世纪80年代期间，乡镇工业的数量、就业人数和总产值分别以年均26.6%、11.2%和29.6%的速度增长。到90年代，中国乡镇工业的产出占到工业总产出1/3左右，形成“三分天下有其一”之势。近年来，中国乡镇工业的技术、装备水平迅速升级，从广东、山东、江苏、浙江等新兴工业化地区的发展来看，新式武装的乡镇工业已成为中国工业化的一支重要生力军。第三，推进工业化进程（特别是重化工业发展）与资源节约利用和环境保护紧密结合。传统工业化在增长方面的所谓“辉煌”，是以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生态的破坏为代价的。不少发达国家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相对薄弱的国家。传统的以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生态破坏为代价的工业化道路不符合中国国情，特别是在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之后，只有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之路。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单位GDP能耗五年降低20%和主要污染物排放五年降低10%的目标，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节能减排已成为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的明显特征之一。

第四，工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型紧密结合。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推进过程中，是以基本稳定的体制结构为基础的，虽然也有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但全面的体制转型以及社会转型并不突出。中国是一个不发达且处于转型中的国家，工业结构转型与体制转型这“两个转型”扭在一起，无论是微观领域的工业企业的体制模式，还是宏观领域的政府管理工业模式，都对工业化产生巨大的影响。

第五，工业化过程中利用外资与独立自主紧密结合。中国的工业化是在对外开放中不断推进的。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给中国的工业发展带来了利用国外资金和技术的巨大历史机会。中国正是利用全球化和“后发优势”，有效吸收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在较短的时间内造就了发达国家用很长时间才造就的工业化格局。同时，鉴于中国是一个走独特道路的大国，颇为注重在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地位。尤其是存在投资、技术、贸易、环境等壁垒的情况下，中国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大格局中，寻求利用外资与独立自主的最佳结合点。

此外，在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特别是信息革命迅猛发展的条件下，推进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面临一个与信息化的关系问题，这是当今世界各个推进工业化国家（以及像英国这样的工业化发达国家）共同面临的新挑战。中国紧紧抓住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化的历史机遇，将工业化和信息化结合起来：一方面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特别是注重发挥信息化在工业发展中产生的“倍增效应”和“催化效应”；另一方面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为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信息技术的研究开发提业支撑，着力将信息化与工业化融为一体，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

（二）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将中国的城镇化和美国的科技革命相提并论，认为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值得重视的两股潮流。城市化在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值得关注：

第一，中国城市化走的是一条“城镇化”道路。国际上一般称“城市化”，而中国的城市化是将镇（指镇本级）纳入其中的，故称为“城镇化”。长期以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比较缓慢。改革开放后，城镇化率迅速提高，由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06年的43.9%，28年间提高了25.9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加0.93个百分点，特别是1996年－2006年间，城镇人口比重从30.48%提高到43.9%，年均提高1.34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到2015年前后，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可能达到55%左右。

第二，中国城镇化走的是“立体网络型”的协调发展之路。所谓“立体网络型”，即以大城市为中心、中等城市为骨干、小城市及小城镇为基础，以大带小，协调并举，构筑一个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立体网络。这是一条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

第三，中国城镇化采取的是区域布局“差别化”推进方略。所谓区域布局“差别化”，表现在，中国的东部重点是丰富城镇内涵、提高城镇化质量，形成有生命力的城镇带、都市圈、大城市连绵区；中部重点是大力发展中等城市和大城市，扶持区域性中心城市；西部则控制小城镇无序发展，优先发展大城市，有重点发展中等城市，将超出环境承载容量的人口向区内大中城市和东部沿海迁移。

第四，中国城镇化与体制转型紧密结合。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入城市或城镇，这种巨大的社会变迁，相应地要求进行体制转型。中国为实现城镇化目标，应着力打破城乡分割的格局。一则，打破城乡人口管理的二元体制，改革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有序转移；二则，改革城乡管理体制，为简政放权、改进政府管理方式创造条件。可见，中国上述的城镇化战略，与西方国家的城市化明显不同。

（三）中国经济的市场化

中国曾经是一个计划经济体制根深蒂固的国家，需紧紧抓住体制转型这一链条，由到核心，逐步“攻坚”。现在，市场调节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已达到95.6%，生产资料达91.9%，农副产品收购达97.7%。从国际上看，中国市场已成为世界竞争激烈的特大市场。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

目前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也遇到了如何继续深化的难题：国内方面，要素市场市场化程度还较低，企业、政府以及其他相关方面等适应市场化的程度还有距离，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各种体制性机制依然存在，行业垄断、地区封锁、行政壁垒等仍在妨碍公平竞争和商品要素的自由流动。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是实现要素市场的市场化，包括资本、土地、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和职业经理人市场等。国际方面，应破除进入全球市场过程中“国际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实现国内市场与全球市场的对接。

（四）以全球思维推进国际化，并以独立自主的大国姿态参与全球化

经济发展范文第3篇

所谓“低碳经济”是以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低碳经济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低碳经济”的提法，最早见诸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其后这个提法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2006年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特恩支持作的《斯特恩报告》指出，全球以每年1%GDP的投入，可以避免将来每年5%-20%GDP的损失，呼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2007年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低碳经济法案》，表明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有望成为美国未来的重要战略选择。2007年12月3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印尼巴厘岛举行，大会制定了世人关注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巴厘岛路线图”，该路线图要求发达国家在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减排25%}40%o“巴厘岛路线图”为全球进一步迈向低碳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定2008年“世界环境日”(6月5日)的主题为“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

这一切说明发展低碳经济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是一个在世界上影响巨大的发展中大国，发展低碳经济，既是责任也是中国可持续发展，转变发展模式的难得机遇。

在全球碳排放激增，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低碳经济成为全球热点，欧美发达国家大力推进以高能效，低排放为核心的“低碳革命’，着力发展低碳技术，并对产业、能源、技术、贸易等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以抢占先机和产业制高点。低碳经济的争夺战已悄然打响，这对我国是压力也是挑战。

中国正处在加快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步伐，在能源需求快速增长阶段，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不可能停止，长期贫穷落后的中国，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追求，致力于改善和提高13亿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带来了能源消费的持续增长，“高碳”特征突出的“发展排放’，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大制约，如何既确保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又不重复西方发达国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谋发展的老路，是中国必须面对的难题。

中国的能源以煤为主，缺油少气，这是国情，中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低碳能源的选择有限。在电力中水电占20%左右，火电占77%，据计算，每燃烧一吨煤炭会产生4.12吨二氧化碳气体，比石油和天然气每吨多30%和70%、而据估算，未来20年中国能源部门电力投资将达1.8万亿美元，火电的大规模发展甘环境的威胁不容忽视。

中国经济的主体是第二产业，这决定了能耗的主体是工业，而工业生产技术水平落后又加重了中国经济的高碳特征。

作为发展中国家，整体科技水平落后，技术研发能力有限是中国经济从高碳向低碳转变的最大制约。尽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但实际情况难于令人满意，中国不得不主要依靠商业渠道引进技术。以2006年GDP计算，中国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年需资金250亿美元，这对发展中的中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首先，中国是一个极具影响的发展中大国。而发展低碳经济是抵御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重挑战的积极措施。中国有责任在发展低碳经济中作出贡献。

再者，中国能源相对贫乏，煤炭在能源中比例过高的国情也使我们必须选择发展低碳经济，否则我们的经济发展是难以为继的和不可持续的。

第三，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想赶超发达国家，按常规发展是不可能的，发展低碳经济是一个新生事物，是一个赶超的机遇，这也是我们必须抓住低碳经济发展的原因。

发展低碳经济的思考:

发展低碳经济，我们要端正认识，提出正确的引导意见。例如在全球第一个提出低破经济的是英国政府，它正是看到英国能源正从自给自足走向主要依靠进口的时代。按2003年的消费模式预计，2020年英国80%的能源都必须进口，与此同时，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已迫在眉睫，提出创建低碳经济的思路应运而生，而我们的能源问题和高碳排放带给环境的问题一点也不比英国轻松，我国政府基于这点坚定了发展低碳经济的决策，发展低碳经济需要政府主导，包括制定指导长远战略，出台鼓励科技创新，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使用的政策和减免税收，财政补贴，政府采购，绿色信货等措施来引领低碳经济发展，这也需要企业认清方向，自觉跟进，采取促进低破经济发展的集体行动，只有这样，中国向低碳经济转换才有现实的基础。

低碳经济的理想形态是充分发展“阳光经济”、“风能经济”、“氢能经济”、“生物能经济”。但现阶段太阳能发电成本是煤电、水电的5-10倍，多数地区风能发电成本高于煤电、水电，作为二次能源的氢能，目前离利用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提取的商业化目标还很远，以大量消耗粮食和油料作物为代价的生物燃料开发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粮食、肉类、食用油价格上涨。从世界范围看，到2030年太阳能发电也只能达到世界电力需求的10%，而全球已探明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储量将分别在今后40年，60年100年左右耗尽。在“碳素燃料文明”向“太阳能文明”时代(风能生物质能都是太阳能的转化能形态)过渡的未来几十年里“低破经济”、“低破生活”的重要含义之一就是节约化石能源的消耗，为新能源的普及利用提供时间保障，特别从中国能源结构看，低碳意味节能，低碳经济就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

低碳经济不仅意味着制造业要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生产能力，推进节能减排的科技创新，而且意味着它在引导公众反思哪些习以为常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是浪费能源和增排污染的不良嗜好，从而充分发掘服务业和消费生活领域节能减排的巨大潜力。

转向低碳经济，低碳生活方式的重要途径之一，是戒除以高耗能源为代价的便利消费嗜好。便利是现代商业营梢和消费生活中流行的价值观。不少便利消费方式在人们不经意中浪费着巨大的能源。如我们经常使用的一次性用品，经常饮用的纯净水，无节制地使用塑料袋，不仅制造了过多的垃圾，产生了白色污染而且过多消耗了宝贵的石油能源。据计算，全国减少10%的购物袋可节省能耗1.2万吨标准煤，减排31万吨二氧化碳。

经济发展范文第4篇

关键词：经济现状 贫富差距过大 通货膨胀 低碳经济 扩大就业

从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持续发展的经济使中国的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中国经济从解决温饱到基本实现小康，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在经济总量大幅增加的前提下，仍然继续保持了年均近10%的增长。

但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还处在一个特殊的发展时期。这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即处在一个黄金发展时期，同时也处在一个矛盾凸显时期，我们既面临着很多战略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们要谋划好我们的发展思路，谋划好我们的蓝图，谋划好我们的路线图，我们才能趁势而上，才能实现我们的既定目标。

一、中国经济发展现状

1、经济高速发展

1978年，我国GDP总量只有2165亿美元，到2006年，已达到2.63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四，按现行汇率，人均GDP约2000美元。1978年全国财政收入为1132亿元，2006年，剧增到3.93万亿元，一年新增的财政收入已达到10年前全年的财政收入水平。到3月底，国家外汇储备达到1202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而在1978年，我国外汇储备只有区区1.67亿美元，即便是到亚洲金融危机暴发的1997年,外汇储备也只有1398亿美元。

2、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

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富人们开着宝马、奔驰或保时捷，住着几千万元的豪华别墅，而有些穷人甚至会为了温饱发愁。在金融危机发生前，中国就有约8000万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以下。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是以收入不平等拉大为代价的，尤其是城乡之间的不平等。2007年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

3、快速增长的人口面临着沉重的就业压力

我国有着近13亿人口，其中农村人口占很大比重。每年新增人口即使在计划生育的严格控制下仍以千万计算。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还有以亿万计的劳动力需要逐步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从农村转向城镇。在深化改革过程中，为了提高国有企业的整体素质，实现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还有以千万计的职工从现有企业中分流下岗，要求再就业。每年又有几百万的毕业生从学校走向社会。如此庞大的数字使我国面临着沉重的就业压力，到2010中国失业人口高达2亿。

4、通货膨胀的压力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0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涨幅4.4%，年内首次突破4%，创25个月新高。其中，与百姓密切相关的菜价更是上涨了31%。11月上旬，全国36个大中城市18种主要蔬菜平均批发价格为每公斤3.9元，比年初上涨11.3%，比去年同期上涨62.4%。对公众而言，基本的逻辑是通胀就是“钱毛”了，钱不顶用就是物价上涨，物价上涨首先体现在日常生活用品上，现在没有一样是不涨价的。

三、应对措施

1、加快发展，缩小贫富差距

（1）加大税收的调节力度以缩小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一方面对高收入者加大税收比率，另一方面对贫困者要通过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提高他们的收入。

（2）加强对垄断行业工资收入的监控，放慢其工作增幅，并使其工资水平接近全国的平均水平。

（3）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取消户籍限制，鼓励城乡流动，鼓励农民进城经商，使小城镇建设不仅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渠道，而且成为农民增收缩小城乡差距的途径。

2、下大力气扩大就业和再就业

各级政府要打破所有制界限，积极创造条件支持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的发展，在资本、土地、技术、信息、人才等生产要素的配置上给予更多的帮助和支持。因为中小企业大多数为劳动密集型企业，能为社会创造80%以上的就业岗位，还要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也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吸收劳动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就需要国家的产业政策做引导、扶持第三产业的发展。有研究表明，国民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可提供80万个工作岗位，而我国第三产业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可提供130万个工作岗位。同时还要鼓励自谋职业和自己创业，尤其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创业，国家要给予必要的扶持和帮助。政府还应该免费提供在就业培训和岗前培训，提高下岗失业人员的职业技能，为再就业打下好的基础。

3、国家应出台有效政策，抑制物价过快增长

在房价疯涨的同时，其他商品价格也在上涨，比如农副产品的价格就在不断攀升，然而我们要作的是，首先扩大南菜北运蔬菜种植面积，积极发展北方温室大棚蔬菜，努力增加产量和花色品种，丰富市场供应。其次加强农产品产销衔接，及时供求信息，科学引导农产品生产、流通和消费。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产销对接活动。降低农副产品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效率。

对于节节攀升、居高不下的房价，我国政府已经出台了政策来抑制房价的过快增长，比如以家庭为单位限制购房的套数，加大了房贷首付比例，上调了还款的基准利率等。

当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是不容否定的，中国经济总量长期以来一直在不断提升，且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排名也越来越靠前。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唯有清楚地认识国情，才能对中国在全球责任中的担当有更好的把握，也才能对中国的未来发展道路，有更清醒的认识，才能求得更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

《大国经济之路》  王志浩  2010、01

经济发展范文第5篇

一、并不存在单一的“东亚模式”

理论界对“东亚模式”的讨论已有一段时间。最初的分歧来自对日本以及后来的亚洲“四小龙”快速增长原因的分析。它们持续的高经济增长速度是史无前例的。大多数持正统观点的经济学家强调市场力量的基础作用，也有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它们的政府（主要是日、韩等国政府）起到了主导的作用。1993年世界银行推出名为《东亚奇迹》的报告，将这两种观点进行调和，认为日本、“四小龙”及印尼、马来西亚、泰国8个国家和地区在1965年～1990年间的快速增长，是政府政策和市场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肯定了日、韩和台湾地区实行的有选择干预措施起到了促进增长的作用。这一研究引起了对所谓“东亚模式”的更多讨论。比如，保罗·克鲁格曼1994年撰文指出“东亚奇迹是被夸大的神话”，他认为除日本外，大部分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增加生产要素投入而不是提高要素生产率，与当年苏联的高速增长性质相同；伴随投入增加速度的下降，它们的高经济增长速度最终会降下来。1997年以来，青木昌彦等人则提出系统的“市场增强论”，从克服“协调失败”的角度对东亚政府的经济作用进行了新的阐释。1997年世界银行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也可认为是这一讨论的继续。该报告指出：“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并且认为政府的核心使命，是完成这样五项基本任务：建立法律基础；保持非扭曲性的经济环境，包括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投资于基本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保持承受力差的社会阶层；保护环境。这一报告认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并不是“最小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

其实，东亚国家的发展模式是不尽一致的，不仅这些国家的自然条件有差异，政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比如，香港和新加坡均为城市，与当初“二元经济”特征十分明显的韩国、中国台湾及印、马、泰这三个东南亚国家的初始条件差别很大；日本更是早在1885年～1919年间已实现过较快的经济增长。就政府的经济作用而言，初始条件有相同之处的香港和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和韩国，都有显著的区别；韩、泰、印尼同为危机比较严重并向IMF申请援助贷款的国家，它们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阶段也不尽相同。就对外经济关系而言，外贸和外资在日本经济快速增长中的作用远不如东亚其他国家显著，日本、韩国对待外商直接投资的态度与东南亚国家和香港也有很大差别。简言之，从实际情况看，并不存在单一的“东亚发展模式”，因而也就没有所谓“东亚模式”的危机。

二、东亚金融危机与金融体系的缺陷密切相关

这此金融危机在开始时就表现出这样的特点：银行体系越稳固的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香港，其经济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而银行等金融机构问题越多的国家，经济受到的冲击也越大，在股市暴跌的同时，发生金融危机的东亚国家的共同特征，也是引发危机的主要原因（日本80年代后期泡沫经济的形成、泡沫破灭后的持续不景气，以及目前的经济衰退，也同样主要源于其金融体系的缺陷）。那么它们的金融体系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许多计量分析表明，东亚的高速增长与较高的物质资本积累密切相关；而物质资本积累是储蓄转化为投资的结果，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中介组织主要又是金融体系。因此，可以说东亚高速增长的实现离不开其金融体系对储蓄的动员和分配。高速增长时期，以日本为代表的许多东亚国家的金融体系具有一些显著不同于英美国家的特点，比如：（1）企业更依赖于金融机构贷款而不是证券市场融资；（2）企业的负债—资本比率更高；（3）政府对信贷的分配进行指导和控制，而不是主要进行金融机构监管，并且有时保护和补贴银行等金融机构；（4）银行与借款企业之间的关系更密切（如日本的“主银行”体制）；（5）公司之间交叉持股的情况比较普遍（韩国财阀内部企业之间还相互对借款提供担保）。

在可用储蓄较多（因为居民储蓄倾向较高或积极利用国外储蓄）、政府以快速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情况下，上述体制的主要优点在于有助于“刺激投资”。

同时，东亚金融体系在促进投资方面的优越性并不能掩盖它在其他方面的缺陷。主要表现是：政府制定脱离实际的产业政策，直接促使所控制的银行为服从于产业政策的企业提供贷款，带来大量的银行不良资产；银行与企业有密切关系，一些效益差、负债高、亏损严重的企业能不断得到银行的贷款，这些企业倒闭时拖累与之关系密切的银行陷入困境；一些政府官员因为可以对银行贷款施加影响而获得了为个人寻租的机会，等等。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政府对金融机构，主要是银行的负债提供实际上的担保（如日本长期坚持“金融机构不破产”的政策，印尼银行的所有者与政府官员有密切关系，泰国的金融公司负债实际上受政府担保，韩国在银行遇到困难时把银行债务视为国家债务），虽然降低了金融机构债权人的风险，却提高了作为债务人的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储蓄，然后大量从事高风险的投资或收益不高的投资。结果是金融机构大量负债、大量投资，并且其短期负债（包括外债）与长期资产之间不“匹配”，导致投资过剩，以及高风险的房地产、金融资产市场有泡沫。股市暴跌、金融机构和企业大量倒闭，作为对上述一系列现象的矫正，是有其必然性的。总地来看，一些东亚国家的金融体系，既成就了它们过去快速的经济增长，也直接与它们目前的金融危机密切相关。

一些东亚国家的经历实际上表明，一个良好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一方面应该能最大限度的动员国内外储蓄的数量，并把这些储蓄转化为投资，另一方面也能保证投资的质量，从而在促进投资增加和保证投资质量之间取得平衡。如果投资质量高而投资数量不够大，会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如果投资数量增加很多而许多投资质量不高，经济增长将难以持续。

三、不能全盘否定东亚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

大多数东亚国家另一个共同特征是，在其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比较多，并且在危机比较严重的国家如泰国、韩国、印尼，政府汇率、外债管理方面的失误也比较明显。但并不是发生金融危机后，就可以完全否定东亚政府干预对于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许多研究表明，东亚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收入分配等方面有许多成功经验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比如：

政府重视教育的普及和教育机会的均等，一方面有助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避免劳动力素质低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收入的均等。

政府主持的农村及重视对农村交通、水利、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投资，有助于农业的增长和农村非农产业的成长，从而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作出了重要贡献。

政府的一系列措施鼓励了储蓄的增加，为扩大投资奠定了基础，比如通过财政收支盈余增加政府储蓄，设立便利储蓄的邮政储蓄机构，通过限制住房、耐用消费品方面的消费信贷刺激居民储蓄，通过保持物价稳定和正的存款利率增加储蓄的收益等。

在对外经济方面，比较注重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加速技术进步，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同时用多种政策鼓励企业出口。有的国家政府在通过鼓励外国直接投资促进产业升级和出口增加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东亚金融体系的缺陷也不全是政府干预过多的问题，而是“干预不当”的问题。比如，对金融机构贷款活动的直接干预太多，既增加了政府官员寻租的机会，也限制了金融机构的自；对金融机构借用短期外债从事高风险的房地产、股票投资缺乏严格的监管，使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上升。

四、结论